第十一节 扁鹊、仓公、华佗与《内经》——《<内经>时代》补注

河间金栋

《<内经>时代》补注

                                                                                 赵洪钧著   金栋补注

第十一节 扁鹊、仓公、华佗与《内经》

河间金栋

金栋按：三国及以前的医家，在正史中有传记者，只有扁鹊、仓公和华佗。《时代》自然要探讨，这三位医家之学术和《内经》关系如何。

扁鹊约生当战国时期。先生认为：“扁鹊传中的医学理论已有阴阳说、早期经络说及刺法、脉诊等，和《内经》体系的基本内容相距还较远。”“最关键的缺陷是，五行学说未引进医学。这样便不可设想战国时期，有大体与《内经》相同的理论体系。”即《内经》不大可能成书于战国。

仓公生当西汉初期。据其传记所述，先生从七个方面与《内经》理论体系相较，认为仓公之学“比《内经》面窄，不很系统”。

最后对看华佗的医疗事迹，先生认为：“华佗的医术，完全是经方家气派”，与《伤寒杂病论》接近。“华佗问世前后，《内经》时代已宣告结束”。

对于《内经》时代的成书下限，先生明确说过：“对看《白虎通》可以肯定，那时中医的脏腑和经脉学说，以及阴阳五行学说，这几个《内经》的理论硬核和超硬核已经完全稳定或成熟。故可断定，《白虎通》是《内经》成书的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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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扁鹊传与《内经》

【原文】我们应该特别向司马迁⑴这位伟大的史学家致以敬意。他十分忠实地记述了关于扁鹊和仓公的资料。特别是仓公传，口头语言特点很明显，肯定是在原始记录基础上稍加整理而成。二千多年来，由于少有汉以前与医学有关的出土文物——特别是古医书，《史记》两医家传记只能是研究《内经》时代的最可靠、最丰富的史料。近年来，虽有重要出土文物，扁鹊、仓公列传⑵的价值仍不可低估。本节将就传记中的资料与《内经》体系略作对比。华佗生当汉末，一并探讨。

正式讨论前应说明，本节大多是纯医学内容。引文近于挑名词术语。论说方式很简略，学过中医的青年同道亦可能需看一下传记原文才能知道推论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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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注】

⑴司马迁：（约前145或前135～？）西汉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司马谈之子。早年遍游南北，考察风俗，采集传说。初任郎中，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继父职，任太史令。太初元年（前104年）与唐都、落下闳等共订太初历，对历法进行改革。后因对李陵军败降匈奴事有所辩解，得罪下狱，受腐刑。出狱后任中书令，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人称其书为《太史公书》，后称《史记》，是中国最早的通史。此书开创了纪传体史书的形式，书中不少传纪语言生动，形象鲜明，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对后世史学与文学都有深远的影响。司马迁怀疑天能赏善罚恶的神学观点，认为社会发展即人们对“利”的追求，谋利是人的天性，提出“人富而仁义附焉”，试图以经济生活说明社会道德。（《辞海》）又见第一节补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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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扁鹊、仓公列传：《史记》第一百〇五卷《扁鹊仓公列传》第四十五，是司马迁为战国时期名医扁鹊（秦越人）和西汉名医淳于意所立的传记，开创了在正史中为名医立传的先例。

《史记索隐》云：“王劭云：‘此医方，宜与《日者》、《龟策》相接，不合列于此，后人误之也。’”

《史记正义》云：“此传是医方，合与《龟策》、《日者》相次。以淳于意孝文帝时医，奉诏问之，又为齐太仓令，故太史公以次述之。扁鹊乃春秋时良医，不可别序，故引为传首，太仓公次之也。”

金栋按：《索隐》、《正义》以陋儒之心度太史公之腹，谬论也。今本《史记》中《日者》、《龟策》乃褚少孙所补，述卜筮者之事迹。其“言辞最鄙俚，非太史公之本意也”。要之，《日者》、《龟策》乃卜筮之事，《扁鹊仓公》乃医方之宗，与卜筮无关。一为术数，一为方技，故司马迁将二者分开。《史记·太史公自序》：“扁鹊言医，为方者宗，守数精明。后世循序，弗能易也，而仓公可谓近之矣。作《扁鹊仓公列传》第四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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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扁鹊⑴传的可靠性有多大？考证者甚多⑵，本节概不论。要之是太史公据传说整理而成，《史记》并不掩饰这一点。

1．扁鹊传第一段提示了这样一个背景：春秋末战国初，中国医学还完全处在禁方流传的阶段。长桑君为神人⑶，扁鹊一饮上池水⑷就有了隔墙见物的特异功能固不可信，却可看出当时的医术需“得其人乃传，非其人勿言”。这种极慎重的传授方式，在《内经》中亦多处见到。如“歃血而盟”“藏之金匮”“不敢慢泄天宝”“非斋戒择吉日不敢受⑸”等等，即是长桑君遗风。那时受术者往往自称得自神人，但没有托名黄帝的。

第二段和第三段除“血脉治⑹”三字外，没有医理，再对看第一段“特以诊脉为名”，可知已有脉诊。但何者为治，何者为不治，无具体说法。

2．治虢太子⑺一段涉及医理最多，可分析为以下几方面。

⑴讲病因只从血气立论⑻。虽有“邪气⑻”二字，不能确指为外因。

⑵论病机的术语中，阴阳两字已使用较多，但通篇不见五行说痕迹。

⑶诊断上已使用望、闻、问、切四种手段⑼。

⑷有了早期经络说。经络开始分阴阳，并与某些脏腑联系⑽。

⑸治病针、灸、药并用，以针为主，针刺有较固定的部位⑾。

3．见齐桓侯⑿一段，提示当时认识疾病传变的规律是由腠理至骨髓，逐渐由外入内⑿。可惜桓侯所患显然不是外感病。这种思想在《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还留有影响⒀。《内经》的说法有明显进步。

4．传中的尸厥、带下两病名见于《内经》⒁。“耳目痹疾”约是耳疾、目疾、痹疾的简称。后者是《内经》重视的专病。

综上分析，扁鹊传中的医学理论已有阴阳说、早期经络说及刺法、脉诊等，和《内经》体系的基本内容相距还较远。最关键的缺陷是五行学说未引进医学，这样便不可设想战国时期，有大体与《内经》相同的理论体系。

以上分析的前提是，扁鹊传中的医学内容完全可信，并且仅据此分析。太史公应很明白，按他的说法，扁鹊行医不下三百年，他距扁鹊之死又有约二百年。无奈他只能给我们留下这些史料。总之，单据扁鹊传断《内经》时代的上限，不可靠因素太多。令人欣慰的是，仓公传中有关资料的可靠性不容置疑。下面谨按《内经》体系的主要方面与之对比，看汉初的“医经”是什么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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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注】

⑴扁鹊：战国时医学家。姓秦，名越人，渤海郡鄚（今河北任丘北）人；一说为今山东济南市长清区一带人。学医于长桑君。有丰富的医疗实践经验，反对巫术治病。遍游各地行医，擅长各科，在邯郸为“带下医”（妇科），至洛阳为“耳目鼻医”（五官科），入咸阳为“小儿医”（儿科），医名甚著。后因诊治秦武王病，被秦国太医令李醯嫉妒杀害。《史记》、《战国策》载有他的传记和病案，并推崇为脉学的倡导者。今考其所治病人的年代，相距甚远。故有人认为扁鹊乃古代良医的称号，所记载的病案非出于一人。《汉书·艺文志》载有《扁鹊内经》、《外经》，已佚。现存《难经》题秦越人撰。（《辞海》）

由于历史的原因，在扁鹊的传记中不乏传奇色彩，有些史料也有抵牾之处，如扁鹊传中三个案例在时间上互不衔接，赵简子案与《史记·赵世家》中记载重复，其史料的真伪问题使史家多有质疑。齐桓侯案与《韩非子·喻老篇》中蔡桓侯的案雷同，《战国策·秦策》中所载扁鹊见秦武王之事而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却未见记载。（《中国医学通史·古代卷·第四章：秦汉时期医学》）

《史记正义》云：“《黄帝八十一难序》云：‘秦越人与轩辕时扁鹊相类，乃号之为扁鹊。又家于卢国，因命之曰卢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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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考证者甚多：关于扁鹊和扁鹊学派的考证，请参看李伯聪著《扁鹊和扁鹊学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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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长桑君为神人：《史记索隐》云：“隐者，盖神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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⑷上池水：《史记索隐》云：“案：旧说云‘上池水’谓水未至地，盖承取露及竹木之水，取之以和药，服之三十日，当见鬼物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