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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毛嘉陵确立东方科学的学术战略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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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1-21 22:22:47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这个贴子最后由南京陈斌在 2006/07/15 07:49pm 第 7 次编辑]

         

编者按:
      
知其要者,一言以终,不知其要,流散无穷。继承和发展中医学是几千年来无数学者为之奋斗的目标,可迄今为止,成效不大,在临床上阵地萎缩,理论上也没有重大的突破性发展,大家纷争蜂起,学者莫衷一是。两种方案:一是从小处着眼,一是从大处眼,两者均需,而我是从大处着手的。从大处着手,第一是要解决中医学是什么的问题,说具体一点,中医学是不是科学?是什么样的科学?如何来继承和发展这门科学?这些问题解决了,我们就会少很多迷茫,多几分清醒。




毛嘉陵 (中国中医药报总编助理兼总编室主任)



为中医药及东方文明进行的一次哲学“辩护” 更新科学观念,实行“一科两制”,确立   “东方科学”的学术战略地位,是关系到中医药存亡首要的认识论基础  


 
百余年来随着西方文明在中华大地的广泛传播,东西方两大文明之间发生了强烈的冲击和竞争,给整个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变革。在现代科技迅猛发展并取得强势地位后,不少国人逐渐对中国传统科技文化失去了兴趣和信心。然而,现代科技在迅猛发展的同时,也逐渐暴露出它的局限和不足,以及由此产生的一些负性效果,这不得不使人们开始反思,期望重新评价东方文明、复兴东方传统。



“科学”被抬上了神坛
  

在知识领域认为只有按西方观念和标准确认的“科学”,才是惟一正确的真理。人们以是否为科学来评判一门学科、一个知识体系的“正确性”、“合法性”,并以此来制定一系列管理政策和社会“游戏规则”。  

那么,什么是科学呢?《辞海》将其定义为:“发现和认识自然、社会、思维发生发展的知识体系。”《中国大百科全书》则进一步认为:“对各种事实和现象进行观察、分类、归纳、演绎、分析、推理、计算和实验,从而发现规律,并对各种定量规律予以验证和公式化的知识体系”。这些权威观点强调的是必须符合以上条件的知识体系才能称为“科学”。  

在西方文明的强势影响下,“科学”被片面地置换为“惟一正确”、“绝对真理”的同义语,甚至上升到意识形态。一说到科学就要求大家要“信仰科学”,所谓“信仰”就是不管它对不对,你都得信服它、崇拜它,这对以反宗教而生的科学是一个极大的嘲笑.。由此,那些即使认识到了事物发生发展的规律,也具有实践性、可验证性,但不按西式术语表述、不按西式逻辑构成的东方知识体系,以及由于现代科技手段的局限,一些暂时无法被现代科技所认识和解释的东西,就会被列为“待验证的”、“伪科学的”、“不科学的”,甚至是“反科学的”。  

1926年3月,新文化运动大师梁启超因血尿,被协和医院动手术割掉了没有病变的右肾,由此引起社会很多议论。尽管梁先生后来知道“这回手术的确可以不必用”,但为了维护“科学”的尊严,仍然在6月2日《晨报》副刊上为协和进行了辩护:“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即如我这点小小的病,虽然诊查的结果,不如医生所预期,也许不过偶然例外。至于诊病应该用这种严密的检察,不能像中国旧医那些‘阴阳五行’的瞎猜。这是毫无比较的余地的。”这虽然显示了梁先生的宽广胸怀,但对这样一个明显的医疗事故也不予承认,即使自己被错割了一个肾,还要如此“辩护”,同时也不忘批判中医药,这是否是我们所需要的科学精神?梁先生所认同的“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这实际上也承认了科学本身仍存在着诸多“缺陷”,并非大家想象的那样完美、神圣。


“科学”本来很简单
  

“科学”的英文“Science”源于拉丁文“Scientia”,最早的意思就是指“知识”、“学问”。17世纪传入中国后,中国学者根据《礼记·大学》中“格物而后致知”(意即通过对事物的研究而获得知识),将Science译为“格致”、“格知”。明治维新时,日本学术界认为Science是指“分科的学问”,故译为“科学”。1893年康有为和梁启超将其引入中国,而后才逐渐流行起来。  

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认为:“科学就是整理事实,以便从中得出普通的规律或结论”。我们一般比较强调科学的客观性(能确切地反映客观规律)、普遍性及可重复性(在一定范围内的广泛适应性)和系统性及逻辑性(知识的理论化体系化)等特性,但对科学知识本身的“相对正确性”认识不足,因为科学始终处于否定之否定的动态变化中,不同时期的科学只能作为那一个时期相对正确的认识,或更接近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是说任何最先进的科学都存在着一定的、或潜在的“错误”。今天正确的科学,在明天完全可能成为谬论。就是在今天的正确中,仍然会存在一定的误差。现代医学发展至今虽然已非常先进,但据有关资料统计显示,仍有高达20%~30%的误诊率。美国科学哲学家夏皮尔曾告诫到:“科学中不存在任何绝对的东西……无论我们对它有多么确定和完善的理由,原则上都存在着这样的可能性,即将来会产生怀疑和抛弃的理由”。  

可见,科学的真实客观只能相对的“逼真”,科学的普遍性及可重复性只能体现在相对的时空“范围”内,科学的系统性及逻辑性只能相对的“完美”。这提示我们在崇尚科学、追求科学的同时,不能对科学过分地“顶礼膜拜”,更不能盲目迷信科学。有一位国外学者最近说:西方人早已没有把“科学”这个词等同于“正确”及“惟一”,而今天的中国人仍把“科学”当作一个判别是非的词语。  

此外,还有一些哲学家对“科学”赋予了太多甚至过分局限的定义,或将“科学”概念及评价标准过度地拔高,不切实际地使其高深化、复杂化、狭隘化。按其标准判定,不仅中医药不是科学,就是西医也不是科学,这些观点能否作为一种社会认识理念推广,值得学术界慎重研究。我认为“科学就是在一定时期内相对正确的知识或学问”,因此,我们应回归到“科学”这个质朴而真切的本义上来,这才是“实事求是”的正道。


中医药的生存呐喊
  

中医药作为一门东方的传统医药知识体系,在进入现代社会后,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西方现代科技文明的影响,使其原来的发展轨迹部分或全部改变。  

20世纪以来,中医药在管理、医疗、教学、科研上遇到的种种困难和问题,归根到底,其深层次的原因,无不与“中医药学是否是科学”有关。否定者认为中医连治病的机理都说不清楚(指用现代科技语言、逻辑来表述),怎么会是科学呢?20世纪早期新文化运动的一位重量级人物的观点就极具代表性:西医能说清楚道理,治不好病也是科学;中医不能说清楚道理,治好了病也不是科学。这种说法本身就缺乏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  

1905年,启蒙思想家严复在其所译的《穆勒名学》按语中将中医药归为风水、星相、算命一类的方术,他认为包括中医在内的九流之学,“虽极思,有不能言其所以然者矣。……其例之立根于臆造,而非实测之所会通故也”。1915年,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中对中医药进行了批判:“医不知科学,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菌毒传染,更无闻焉;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其想象之最神奇者,莫如‘气’之一说……试遍索宇宙间,诚不知此‘气’之为何物也!”  

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同志对中医药予以了高度评价后,虽然大家在口头上都会说“中医药是一门伟大的传统医药科学”,但在实际工作以及一些管理部门制定政策中,却并没有将中医药作为科学、或一门虽然与西方科学不同但同样正确的知识体系来对待。至今仍有不少学者坚持用他们信奉的狭隘的科学观来评判中医药,如有人长期在网上发布“中医能治好病也是伪科学”的所谓科学高见。2003年还有人在南方某报发表“中医是巫术,应该扬弃”的观点。  

由于社会观念的西化,过度崇拜西式现代科技文明,如果一门学问不被认为是科学的,就意味着被沦为“非正确、非真理”。按照现在公认的西式“科学概念”来判别,中医药学科体系很难纳入其中,因为中医药学术形态、研究方法及价值观确实与现代科学不相一致,至少在目前还难以用现代科学术语来阐述中医药的治病机理。但出于求生存的本能反应,谁也不愿承认自己的学问不是科学,于是,在强大的现代科技的高压下,不少业内人士掉进了观念的陷阱中,要么“盲目地将西式科学的标签往自己身上一贴,就一口咬定说自己是科学”,这种没有哲学依据的结论未必得到社会的普遍承认;要么“用西医标准来检验中医学问,以此想提升中医药的科学地位”。由此造成的结果却是欲速而不达,欲生而不活,反而严重地制约和阻碍了中医药按其特有的发展规律而发展。  

中医药的生存发展问题已讨论了几十年,总是陷入老调重弹的怪圈之中,十几、二十年前谈的问题,今天还在继续谈,照此下去,也许再过十几、二十年,仍然还是谈这些永远都“说不清,理还乱”的问题。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还是未能彻底解决好“在现代科技大背景下,到底应该怎样面对中医药这门独特的东方知识体系”、“中医药到底是不是科学”等核心的敏感问题。不摆脱唯西式科学主义的阴影,无论怎样努力都难以从根本上改变中医药事业的形象,也很难真正有效地促进中医药的学术发展。  

因此,要想跳出这个怪圈,实现中医药事业的振兴,我们必须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审视中医药,从科学概念的认识观念上来一场革命,重新认识“科学”,重新定义“科学概念”,创立多形式的评价标准来认可多形式的知识体系。只有观念上的变化,才能从根本上纠正中医药发展中出现的不正确导向,中医药也才能享受到应有的科学地位和“独立人格”。否则,以中国文化为核心的东方知识创造,在永远不会被认可为西式“科学”的情况下,只有死路一条,最好的结局也不过是被人卡住喉咙的“苟延残喘”,或进入“安乐死”状态,这种活法能使中医药振兴吗?  


科学上要“一科两制”
  

我们不否认现代西方文明对当今世界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正是这种贡献才使其在与东方文明的竞争中取得强势地位,但处于弱势地位的东方文明仍不乏闪烁着科学智慧光芒的奇珍异宝。我们并没有认为现代的科学观不对,但却强烈地感受到了它的不完善、不客观、不公平,因为它在有意无意间带上了“偏见”。  

世界是丰富多彩的,科学的标准,科学的模式,也应当是多形式的。东西方文化在认识论、方法论、思维学和价值评判标准上的差异性,决定了东西方知识体系不可能用统一的标准予以评价。对此,也有人认为只有文化才能搞多元化,科学不是文化,只能有一个标准,其实这是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即使在西式的现代科技体系中,也难以用一种方式解决所有问题,就连大名鼎鼎的英国科学家霍金也承认:“不太可能建立一个单一的能协调和完善地描述宇宙的理论”。  

目前仍有不少人想以一种医疗形式来一统天下,不承认非西医药治疗方法的疗效和学术地位。更有人认为即使中医药有疗效,也不能证明中医药就是科学,如此狭隘地理解科学,将科学挟持上了“窄船”,这本身就是科学的悲哀,同时,也暴露出那些科学“卫道士”严重的学术“霸权主义”思想。事实上,中医药对临床上不少疾病有非常好的疗效,而且对一些慢性病、疑难病的治疗,还可以发挥西医难以取代的作用。如果中医药学没有认识到疾病的诊疗规律,就不可能有疗效,有疗效至少就证明了这个知识体系的正确性。  

在讨论中医药的科学性、科学价值问题时,我们不能忘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更不能忘了邓小平同志著名的“猫论”认识观:“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对医药卫生领域来说就是“不管中医西医,治得好病就是好医”。因此,我们希望能够从更广泛更现实的意义上来看待中医药的科学问题,“有疗效就是硬道理”。  

既然“科学等同于正确和真理”这个观念已在社会上、学术界根深蒂固,并成为约定俗成的事实。在此情况下有的专家想另立与“科学”相对立的全新名词概念来表述中医药等东方知识体系,还有的专家认为中医药不一定非要进入科学体系,这些思路作为一种学术观点来研究还是很有必要的,但似乎缺乏推广的现实性。比如,欧洲人不同于亚洲人,我们不能以欧洲人的蓝眼睛标准来评价亚洲人,认为没有蓝眼睛就不是“人”。亚洲人也没有必要为了与欧洲人区分,就放弃“人”的称谓和做人的尊严而另找“冠名”。对此,我们首先必须承认我们都是“人”,在此基础上再按人的不同“品种”进行细分,并相应地分为白种人、黄种人等等,这是谁都懂的再普通不过的道理。  

因而,我们不能从“科学”的阵地上退出,必须围绕“科学”二字来做文章,对这二字赋予新的含义和进行层次上的分解,使其能够涵盖东西方文明不同的知识体系。

下面我将“科学”分为两个层面来阐述:1.第一个层面,即“基本形态”。英国哲学家罗素认为:“一切确切的知识都属于科学”。无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知识体系,只要它认识到了客观世界发生发展的规律,具有可验证性、可重复性、真实有效性,或者说是具有确切的实践性,就应认定它为“科学”,享受同等的学术地位。  

2.第二个层面,即“多种形式”。基于以上第一个层面的认识,我们将世界上不同形态的知识体系,按其起源的地域性分为以下两大体系:

①西方科学体系(简称西方科学)  西方科学起源和盛行于欧美等西方国家,影响世界各国,目前属于国际上的主流知识形态,也即现代主流观念所认可的“知识真理”。以现代逻辑思维方式为主,对客观物事进行分解、还原研究而形成的知识体系。强调可视的物质性、理化性、空间性、结构性,重视普遍规律性,具有微观化、定量化、标准化、统一化、机械化、线性化等特征。常常通过对低层次物质运动的研究来解释高层次的物质运动,但这种方式并不能解释所有高层次物质运动的问题,这也是它的局限所在。当然,新兴的现代系统科学和复杂性科学也在试图弥补这些不足。

②东方科学体系(简称东方科学)  东方科学起源和盛行于中国,流行于亚洲地区的日本、韩国、朝鲜及东南亚等东方国家,目前处于弱势地位。以形象思维方式为主,对客观物事进行整体的形象概括而形成的知识体系。强调物事的整体性、类别属性、时间性、功能状态,重视个体特性,具有宏观化、定性化、非标化、个性化、随机化、非线性等特征。常常通过一些宏观的观念、经验和理论来诠释所有的物事变化,除部分来源于微观基础而外,也存在不少较主观的臆想,这也是它的不足之处。  

简而言之,东西方两种科学体系的根本区别主要在于着眼点的不同,就如马戏团驯兽,既可以用“有形”的动作敲打它,也可以用“无形”的声音呵斥它,都能达到让动物按指令表演的目的。西方科学着重在具体的“物”(结构基础),东方科学着重在无形的“意”(功能状态)。西方科学在“物”的研究上能够突飞猛进,势不可挡,而一旦涉及到了意识、精神、功能态时,往往就束手无策,因为这类东西并非具体的物质存在,也难以量化,比如谁能对疼痛、忧虑、烦躁、情感进行量化,用数字表示出来?东方科学则避开了对“物”的追求,选择了从类型属性和功能态的角度去把握世界,常常能出其不意地解决西方科学解决不了的难题。在认识清楚东西方这两种科学体系有着不同特性后,我们就应有针对性地实行两种不同的管理制度,这种做法可简称为“一科两制”。将其移植到医药上就是“一医两制”,这与现行的“中西医并重”有本质区别,因为在以西为主的“一制”之下,实际上是很难真正实现“并重”的。  

通过对东方科学与西方科学在学科形态上的划分,可望避免中医药等东方传统知识体系,在与西式科学发生冲突后,被草率地划入到科学的对立面之中去。因此,我们要旗帜鲜明地肯定“东方科学”的学术社会地位,在科学上实行“一科两制”,中医药事业才可能重振雄风,更好地完成为人类健康服务的伟大使命。



中医药并不“玄”
  

下面仅就两个最为敏感的中医药学术评价问题作一简析:1.中医药有没有“标准”?既然是科学,不管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科学都要讲“标准”或“认识准则”,中医药治病有没有个“准”呢?虽然中医药属于东方科学,注重从类型属性上去分析解决问题,尤其是辨证施治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但仍然还是有“章”可循的,如果没有标准,没有认识到疾病诊治的规律性,也就不可能有疗效。张仲景《伤寒论》的398条经文,就是一个典型的辨证施治“标准”,也是一个典型的中医诊疗“标准”,只不过它是一种不同于西医的知识形态而已。  

2.中医药有没有“可重复性”?不少人对中医药的可重复性提出质疑,认为中医药的治疗方法很不稳定,治同一种病有若干种方药,让人无所适从,由此认定中医药缺乏可重复性,进而认为中医药没有科学性,其实这正是中医药临床“灵活辨证”的优势所在。这种问题的提出,完全是从西医治“病”的角度在看问题,同时,也说明这些人缺乏中医药的基本常识。虽然大家口口声声都会说“辨证施治”,但却并没有真正领悟这4个字的真谛,也并未真正在临床上实践这4个字。须知,中医以“证”为核心,拥有“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等灵活的、能够“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临床诊疗方法。可见,中医药临床重点抓的是“证”,而不是“病”,更不是西医的“病”。只要辨证准确,就能收到良好的甚至是神奇的临床疗效。因此,从“证”这个角度来讲,中医药肯定具有可重复性,关键是我们能否在临床上熟练地运用中医药理论,准确地“辨证”,合理地“施治”。


姓“中”就要办“中”的事
  

我们应充分地认识到中医药是一门至少在现在还难以从本质上与西方科学彻底融合的“东方科学”。因此,我们应该树立起自己的学术“尊严”,如果不切实际地套用西式观念来管理和研究中医药,看似先进,貌似现代化,搞不好丢掉了自己的特色优势,还会落得个“不伦不类”。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在制定中医药政策时,应考虑到中医药的学科特殊性,充分遵循东方科学的发展规律来发展中医药事业,必须努力突出中医药特色,敢于承认自己姓“中”。如果自己都不敢承认自己姓“中”,还能搞好“中”的事吗?下面就如何发展中医药事业提出几点个人建议:  

1.塑造中医药科学形象  ①中医药有关部门应有针对性地经常对社会宣传党和国家的中医药政策、方针,广泛传播中医药科学观,努力维护中医药的声誉,在涉及中医药重要事件时,应及时召开新闻发布会以表明立场。  ②中医药专业媒体有责任、有义务向社会广泛宣传中医药科学知识。  ③呼吁社会媒体更多地从正面宣传中医药学,让社会充分了解中医药这个优秀传统文化遗产的现状,以寻求强大的社会力量来推动和发展中医药事业。  

2.突出中医药科学特色  ①中医药医疗。如果不突出中医药特色,很显然就失去了办中医院的意义。因此,国家应针对中医院制定一套有利于突出中医药特色的管理和考评政策,以及合理的定价标准,特别要制定“中医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现行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没有中医药内容),否则,在中医药临床出现问题后,我们连法律解释的依据都没有了。我们必须让中医院能够理直气壮地姓“中”,才能坚定不移地开展优质的中医医疗服务。②中医药教育。必须进行中医药教育改革,要按照中医药知识传播的特点组织教学和临床实习,必须重视中医药经典教学,不宜忽视中医临床“师带徒”的教育方式。在中医药大学的《自然辩证法》的教学中,应增加新的“科学”概念和“东方科学”观念的内容,让受过现代西方文明影响的大学生们,充分了解中医药的科学性,进而从思想观念深处认同和接受中医药学,从根本上巩固中医药学生的专业思想,增强从事中医药事业的信心。  我曾多次呼吁“中医药教育,也应从娃娃抓起”,建议有关部门尽快探索创办中医药大学附中的可行性。同时,在中小学教材中的有关部分,应增加和强化中医药内容。  ③中医药科研。国家在鼓励广泛吸收现代科学成果、引进新的研究方法以多形式、多学科开展中医药研究的同时,也应维护和提倡按照中医药学术特点进行的知识创新。  ④中药材及中成药产销。现行的中药新药申报审批制度、中药生产企业的GMP改造和中药饮片管理,在向标准化、规范化、现代化迈进的同时,这种“大跃进”是否有不符合中药产业实际的问题存在,值得有关部门和专家进一步调研。  

3.创立中医药科学评价管理体系  

近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我们已经没有充足的理由,再继续按西式观念来评价管理独具中国特色的传统医药事业了。如果我们自己都不敢“承认”自己的智慧,还要处处按别人的“脸色”来行事,这能管好传统科技文化事业吗?因此,当务之急,我们应当有勇气制定一套相对独立的真正属于中医药的评价管理体系。在此,建议新订和重新修订中医医疗机构管理及考核、中医药科研鉴定、中医药人员职称考评(应以临床疗效为主要依据)、执业中医药师考试、中医临床诊疗规范(包括诊断、治愈标准)、处方权限(中医师的西药处方权限,西医师的中药处方权限)、中医医疗事故处理(此项特别重要)、中药不良反应鉴定、中药新药申报审批办法及中药产品质量认证等一系列管理制度。否则,中医药的医疗、教育、科研都不可能真正突出中医药特色,开展优质的中医药医疗服务也就只会是一句空话。           


补记:为什么要“高谈阔论”
  

这次我受命负责“2004年中医药科学论坛”的具体策划组织工作,在会前会后都有人问我:“召开这个会讨论中医药的科学与哲学问题有什么意义?”、“对中医药发展能有多大的帮助?”、“到底能解决什么问题?”。我可以回答的是,这种“务虚”的“高谈阔论”,不仅不能直接解决任何能够掂量出有几多价值的有形的问题,而且也不敢说讨论了这些问题,就能立即使中医临床疗效提高多少个百分点,那么,它的意义又在哪里呢?此时,我想起了20世纪70年代末针对“两个凡是”的真理标准大讨论,这场也可以说是务虚的讨论所形成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等重要思想,最终成为了我国改革开放的认识论基础,它的价值和意义是不言自明的。  

今天,中医药在现代科技文明和市场经济的“五彩缤纷”诱惑下,又一次站在了足以改变未来命运的十字路口上,中医药将何去何从,牵动着每一个岐黄传人的心。我们期待着这种形式的讨论,能够逐步理清以下问题:中医药到底是不是科学?如果是,它又是一门什么样的科学?其理论依据和哲学基础何在?如果不是,中医药又是什么呢?当然,讨论的所有结果是否正确,都必须由实践来检验,但最后该怎么决策,又该怎么做,那就不是这些“高谈阔论”的专家的事了。  

很显然,仅仅只有这一次论坛,是不可能将所有问题都能讨论清楚的。我赞同李振吉副局长、李大宁司长和陈贵廷社长的意见:将这种形式的论坛继续进行下去,并努力使它的影响逐步扩大,成为中医药乃至整个东方科学文明的一个思想库、智慧库……(毛嘉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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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6-1-21 22:36:55 |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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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独立自主创新发展的正确路线是中医学存在的根本也是中医学发展壮大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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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1-22 18:41:02 |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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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是否科学,这一命题本身似乎就有问题,有非此即彼的、简单机械的味道。如果回答是科学的,似乎就不必要再进一步发扬创新了,而这很显然不符合客观现实;如果回答是不科学的,似乎就可以完全否定中医,或者给别有用心之人以借口,说中医都是不科学的,还要继承研究干什么?很显然这也是不符合客观现实的。
或者是否可以换一种问法,中医是否合理的?或者说中医的合理性在哪里,其不合理性又在哪里?这样的提问也许可以帮助我们去进行正确、有效的思考,而获得有益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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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1-23 07:24:42 |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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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肯定的是,毛嘉陵的论述虽然是粗略的描述,但起码认识到了中医区别于通俗科学的特点。

与之相比,芝麻的思维境界比他这位同学差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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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6-1-23 08:32:33 |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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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的根本都不能确立,还谈什么其它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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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6-1-24 07:06:56 |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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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岩回应网上辩论:东方科学与文明伟大复兴(3)

2005年05月13日 13:40  新浪
   第三部分 什么是东方思维   很多网友问什么是东方思维?其实东方思维是指东方的基本思想和方法,特别是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   东方科学的基本思想体系是什么呢?整体和谐的思想、演化发展的思想、有机论的思想、相反相成的思想是这一思想体系重要组成部分。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最后一章的结论部分中指出:“中国人的世界观依赖于另一条全然不同的思想路线。……对于那时中国所可能发展出来的自然科学,我们所能说的一切就只是:它必然是深刻地有机的而非机械的。” ((英)李约瑟 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8月第一版,页619)   关于整体论思想的定义,朱清时院士最近在接受《环球》杂志采访时曾有过阐述,我都赞同。我认为整体论的思想主要体现在:1、宇宙是一个不可割裂(还原)的整体;2、宇宙是和谐的,即总体上是符合逻辑的,可以被认知的(从数学理论上讲,存在不符合逻辑的体系,也就是人类无法认知的体系,比如宇宙诞生之前的状态);3、不论怎么划分,宇宙的各要素都是普遍联系和相互作用的;4、宇宙间所有的一切包括物质、能量、信息和时间(有序的量度)等都是发展变化的,更确切地说是演化的,在一个时间箭头指向无序化的同时,必然有另一个时间箭头指向有序化;5、与西方还原论科学重点研究物质和能量不同,东方整体论科学更侧重于研究宇宙万物之间的联系,即“象”。   我们比较一下恩格斯的观点:自然界是各种事物相互联系的整体,没有联系就没有事物,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也就存在于事物的联系之中。这一观点与东方整体思维是多么得吻合!与《周易》的精华是多么得吻合!   东方科学的基本方法是什么呢?《中国科学思想史》认为中国古代科学方法的基本模式是:“实际问题—概念方法—一般原理—实际问题”,如此循环往复,指导着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创造出灿烂的成果。(袁运开 周瀚光 主编,《中国科学思想史》,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年7月,页698-723)著名数学家吴文俊先生多次对笔者谈及,中国古代数学的方法是以解决实际问题为主要目的,在其他科学领域也存在类似现象。笔者认为,从实际问题来,到实际问题去是中国古代科学方法的精髓,可以用“实用化”方法来概括中国古代科学方法。   东方科学的基本方法在计算机问世以前大多只能“一事一议”,机械化程度不高,严重影响了科研效率以及科研的深度和广度。随着计算机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我们可以提出以下的东方科学研究方法体系,这个体系由人、研究对象和计算机组成,把人的思维、思维的成果、人的经验、知识、智慧以及关于研究对象的各种资料和信息统统融为一体,利用计算机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从多方面的定性认识上升到定量研究。它可以发挥各自的综合优势、整体优势和智能优势,既利用了整体论的思想和方法,也利用了计算机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强大的数据分析和处理能力,是以整体论为主、吸收还原论优点的科研方法。在这种方法中,计算机和人工智能技术是主要科研工具。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东方科学与中华民族复兴的必然性
姜 岩
  姜  岩   中国科技大学理学博士。现任新华社国际部科技室主任、中国科技新闻学会副秘书长。世界科技记者联盟奠基人之一。曾任新华社伦敦分社科技记者。多次获中国新闻奖、中国国际新闻奖和中国广播电视新闻奖。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质并不仅仅是经济发达、国际地位充分提高,更应该是中国传统文化得到很好的继承与发扬。西方科学与文明的发展目前出现了瓶颈问题。与此同时,科学的发展、社会和经济的进步都呼唤一种新的科学、新的文明,而它们的核心思想和方法与东方科学和文明的核心思想不谋而合。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思想和方法,对于中国乃至世界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甚至能够引发或指导未来的科技革命。因此,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历史必然。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关键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根本思想和方法是否有利于发展先进生产力,更具体地说有利于发展科学技术这一第一生产力。如果我们能够证明,中国传统文化现在和将来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也就是说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其最根本的思想和方法,对于当代以科技为先导的中国乃至世界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甚至能够引发或指导未来的科技革命,那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历史必然。
  还原论的终结
  尽管过去几百年以还原论为基础的西方科学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我们不能陶醉于还原论的胜利,因为简单地理解组成部分并不能理解整体。20世纪基础科学的三大成就相对论、量子论和复杂科学的核心思想和结论分别从宇观、微观和宏观尺度下证实了还原论的局限性,数学上的重大发现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则从逻辑层次宣判了还原论统治地位的终结。
  1.还原论的成功
  还原论是将物质的高级运动形式(如生命运动)归结为低级运动形式(如机械运动),用低级运动形式的规律代替高级运动形式的规律的形而上学方法。还原论认为,各种现象都可被还原成一组基本的要素,各基本要素彼此独立,不因外在因素而改变其本质。通过对这些基本要素的研究,可推知整体现象的性质。还原论是西方科学的灵魂。还原论与分析的方法相辅相成。分析的方法是科研的重要方法,最能体现还原论思想的分析方法是西方的公理化方法。西方科学的源头是古希腊文明。古希腊的还原论思想和公理化方法经过弗兰西斯·培根、笛卡尔和伽利略的继承和发扬,奠定了近代科学的基础。基于还原论的西方科学体系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已经非常庞大和完整,在它的基础上诞生的工程技术,创造了空前繁荣的人类文明。
  2.相对论认为宇宙是一个无法彻底还原的整体
  还原论的宇宙观认为,时间和空间是分离的,宇宙内发生的事件与时空是分离的,宇宙仅仅是事件发生的舞台。但科技的发展证明,宇宙远不是还原论描述的那么简单。尽管有人称爱因斯坦为最后一位经典科学大师,但是他创立的相对论触动了还原论的基础。时间、空间、物质和能量乃至整个宇宙本身就是一个整体,必须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一旦割裂就会产生严重失真,因此对宇宙已经无法再用还原论的方法进行简单的研究。
  3.量子论从根本上动摇了还原论
  迄今,描述微观世界最为成功的理论是量子论。如果说20世纪初,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结论对机械论世界观提出了质疑,那么微观世界的事实和量子论的思想结合在一起,则从根本上动摇了还原论的基础。量子论认为,我们的世界是一个非机械的、相互联系的、不可分割(还原)的世界。物质世界的根本元素就不是被分割的机械的原子、质子、中子,而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
  量子论问世导致了测不准原理的提出。测不准原理认为无法还原位置和速度两个基本量,这从根本上表明,在对待位置和速度这两个基本量上,还原论是失效的。微观层次上的还原论失效,导致了机械的决定论的失效。因此,在微观限度上,我们无法把一个整体非常确定地分为一些组成部分,更无法把这些组成部分非常确定地组成整体。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都要丧失大量信息。因此,还原论从本质上会导致信息的缺损,在很多情况下已经缺损得甚至不能做出近似的描述。
  宇宙是一个不可还原的整体。量子论的一个重要思想是人、物质世界乃至整个宇宙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对爱因斯坦提出的EPR实验的研究结论进一步证实了宇宙的整体性。从EPR实验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如果承认宇宙是从一个非常小的点爆炸而来的,我们可以得出宇宙是一个整体,因为宇宙任何两个部分在大爆炸之初都非常密切地存在联系。
  4.复杂科学粉碎了还原论
  混沌理论推动了复杂科学的诞生。而复杂科学的问世彻底动摇了还原论——能用还原论近似描述的仅仅是我们世界的很小的一部分。美国人布莱克在《混沌:开创新科学》一书中说:“20世纪的科学家只有三件事将被记住:相对论、量子力学和混沌。他们主张,混沌是本世纪物理学中第三次大革命。就像前两次革命一样,混沌割断了牛顿物理学的基本原则。如同一位物理学家所说:‘相对论排除了对绝对空间和时间的牛顿迷梦;混沌则排除了拉普拉斯决定论的可预见性的狂想。';在这三大革命中,混沌革命适用于我们看得见、摸得到的世界,适用于和人自己同一尺度的对象。”
  5.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从逻辑上动摇了还原论
  如果说相对论、量子论和复杂科学从规律上动摇了还原论的话,那么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则从逻辑上动摇了还原论。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是数学家库尔特·哥德尔1931年证明的。它指出,在任何公理化形式系统中,总存留着在定义该系统的公理的基础上既不能证明也不能证伪的问题。不仅仅是数学的全部,甚至任何一个系统,都不可能用类似哥德尔使用的能算术化的数学和逻辑公理系统加以概括。
  还原论者的一个理想是建立一个能描述整个宇宙的统一模型。有没有一个能描述整个宇宙的统一理论?2002年8月17日,霍金在北京国际弦理论会议上发表题为《哥德尔与M理论》的报告中认为,不太可能建立一个单一的能协调和完善地描述宇宙的理论。霍金坦言自己对这个结论也有一个接受的过程。他说以前他坚信能建立一个单一的描述整个宇宙的理论,现在他的想法变了。世界是多元化的。生物具有多样性,人类文化具有多元性,宇宙也应该是多层次和复杂的。因而不可能用单一的还原论描述它。
  东方科学必然成为第二次科学革命的灵魂
  我们讨论的东方概念是特指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相当于英文中oriental(东方,特指中国、日本等地)的概念。第二次科学革命是指目前正在兴起的、与以还原论为指导思想的第一次科学革命有着根本不同的科学革命,它的指导思想是整体论,它的研究对象是从微观、宏观到宇观各种尺度下,包括天地生人等各种层次中的整体性、非线性、复杂性、不可逆性、系统的开放性和功能性。第二次科学革命的思想和方法都源于中国古代的科学思想和方法,具体地讲就是中国古代的整体论思想和实用化方法。
  一些现代科学家发现,中国传统科学思想中关于整体和谐的思想、有机论的思想、演化发展的思想、相反相成的思想与现代科学的新精神、新思想、新方法十分吻合。因此,他们呼吁现代科学要积极从中国传统科学思想中获得营养和启迪。美国物理学家卡普拉把现代物理学与中国传统思想作了对比,认为两者在许多地方极其一致。哈肯提出“协同学和中国古代思想在整体性观念上有深刻的联系”,他创立协同学是受到中医等东方思维的启发。李约瑟在1975年强调“我再一次说,要按照东方见解行事”。在国内,竺可帧、李四光、钱学森等不少科学家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科技价值有所论述。普利高津在《确定性的终结——时间、混沌与新自然法则》一书中文版序中指出:本书所阐述的结果把现代科学拉近中国哲学。
  东方科学的基本思想体系是什么呢?整体和谐的思想、演化发展的思想、有机论的思想、相反相成的思想是这一思想体系重要组成部分。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最后一章的结论中指出:“中国人的世界观依赖于另一条全然不同的思想路线。……对于那时中国所可能发展出来的自然科学,我们所能说的一切就只是:它必然是深刻地有机的而非机械的。”
  东方科学的基本方法是什么呢?《中国科学思想史》认为中国古代科学方法的基本模式是:“实际问题—概念方法—一般原理—实际问题”,如此循环往复,指导着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创造出灿烂的成果。著名数学家吴文俊先生多次对我谈及,中国古代数学的方法是以解决实际问题为主要目的,在其他科学领域也存在类似现象。
  如果说西方科学在思想和方法上得益于源于古希腊的还原论思想、公理化方法的话,那么东方科学则得益于源于古中国的整体论思想和实用化方法。现在,科技发展、社会进步正在呼唤着东方科学的整体论思想和实用化方法。更具体一点讲,中国古代气一元论的科学思想与数学机械化的科学方法结合在一起将大大推动现代科学的发展。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进步最终会改变人类文明。根据我的研究,东方文明的核心实际上也就是东方科学的核心,也就是整体论思想和实用化方法。这与西方文明的还原论思想和公理化方法是不同的。整体论思想和实用化方法,已经体现在中国领导人的一些论述中,比如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的“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以及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以德治国”的思想。
  现在有很大一部分人包括我们中国人自己,仍然认为东方科学与文明缺乏活力,甚至认为古代东方并没有科学,东方文明是一种腐朽的文明,这是极其错误的。目前,科技的发展,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以及全球化浪潮正在给东方文明的复兴提供一个巨大机遇,可以预言在21世纪中叶,中华民族必然会实现伟大复兴,而东方文明的思想和方法将会被全世界所接受,东西方文明必然出现一次大融合,形成全世界的共同文明。04-8-11
摘自《中国中医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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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6-1-24 07:10:31 |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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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性科学研究重在应用
中国科学院院士 戴汝为


  戴汝为控制论与人工智能专家。1932年生,云南昆明人。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现任中国自动化学会理事长、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当代科学分支的划分日益精细,科学的新领域不断突破原有概念的内涵;日渐庞大的系统、越来越复杂的社会和经济问题等,都使国内外科学家开始探索从全局和总体出发解决问题的方法。系统复杂性科学的研究就在这种背景下开始孕育、生长。什么是复杂性科学研究?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越来越多的复杂事物和现象进入人们的视野,例如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工程技术与人文社会相结合等社会经济问题。学者和决策者们采用传统的理论、技术和方法处理这些问题时,遇到许多根本性的困难。其中重要的一点在于,近代科学学科划分过细、条块分割,反而模糊了人们对事物总体性、全局性的认识。德国著名物理学家普朗克认为:“科学是内在的整体,它被分解为单独的整体不是取决于事物本身,而是取决于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实际上存在从物理学到化学、通过生物学和人类学到社会学的连续的链条,这是任何一处都不能被打断的链条。”   面对这一现状,许多研究者开始探索从整体出发的研究方法,试图寻找那条被打断的“沟通链条”。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复杂性科学开始孕育、萌芽,并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如今,复杂性科学研究方兴未艾,被誉为“21世纪的科学”。 中国科学家对复杂性科学研究的贡献   国外对于复杂性科学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工作有:欧洲以普里戈金和哈肯为代表的远离平衡态的自组织理论、以美国圣菲研究所(SFI)作为代表的复杂自适应系统理论以及司马贺的名著《人工科学》。   在我国,钱学森院士与一批科技人员长期以来对复杂性科学研究进行了积极探索并取得了重大成就。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系统学讨论班、思维科学讨论班,到今天的综合集成研讨厅,中国的复杂性科学研究通过深入讨论和提高认识,走过了“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综合集成法”、“定性定量相结合的综合集成法”、“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人机结合、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的发展轨迹。   国内的复杂性研究以“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及其方法论为代表,具有自己的特色:以系统学为突破口,从系统科学出发,把“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研究作为创建系统科学的基础层次——系统学(Systematology)的突破口,进而建立起系统科学从基础理论到工程实践的整个体系结构。   要建立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一般性理论,必须从一个个具体的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入手,积累相关的研究成果。在这一点上,我国科学家不是从复杂性的抽象定义出发,而是从实际出发,把复杂性与系统概念结合起来,从方法论角度区分复杂性和简单性问题。钱学森院士在20世纪80年代就指出:“凡现在不能用还原论方法处理的,或不宜用还原论方法处理的问题,而要用或宜用新的科学方法处理的问题,都是复杂性问题,复杂巨系统就是这类问题”。这样,就从系统学的角度给了复杂性一个清晰和具体的描述。   今年初,中科院自动化所完成了国家基金委重大课题《支持宏观经济决策的人机结合综合集成体系研究》。这是中国科学界对复杂性科学的原始创新性贡献,是世界范围内首先提出的处理“复杂性”的方法论,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验收会上,评审专家给予该项目“特优”的评价,并认为该课题是复杂性研究的原创性重大成果,具有创新性,应该进一步争取资助,深化研究,以便尽快推广应用。我们需要继续努力,不断完善,争取向更多的机构和单位推广这一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成果,为实践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促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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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6-1-24 07:20:34 |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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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远镜和显微镜看到的世界是不同的。系统论和还原论看到的世界也是不同的。那么它们之间能不能嫁接或杂交呢?它们能否产出一个更优良的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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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6-1-24 07:45:33 |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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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方科学之间存在着有、无、同、异、长、短的辩证关系。独有者独立发展,己无者因情取用,两同者相互沟通统一,两异者各扬长避短,长者自专,短者当弃。然要保持自巳的存在和延续,则非独立自主创新发展不可!东西方科学一样,一方还有存在的必要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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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6-1-24 07:49:56 |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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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医学探玄
四川省达县第五人民医院  陈伟 邮政编码 635029
1.中医学学科定位及其意义
1.1.东方科学论。我们把世界上所有的文化与科学统称为世界文化与科学。通常以地缘因素和对世界的影响程度而分为东方文化与科学和西方文化与科学。对科学又常以时间间隔为参照进一步分为古代科学、近代科学、现代科学。但是这种分类方法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它只对我们便于讨论某些课题时而具有相应的意义,是主观对客观能动性的一种体现。
通常意义下的现代科学的准确称谓应是现代西方科学。这是因为直到现代还至少存在着一门不隶属于西方文化与科学的现代东方科学——中医学。中医学形成于古代,不但在近代有里程碑式的发展,而且在现代仍在持续发展壮大和创新,其时代化特征和国际化倾向与时俱进。一些人无视现代东方科学的存在一是因为现代西方科学的突起和在世界范围的主流地位使两者失去了对称和对比悬殊太大以致于忽视或无视,二是因为中医学对西医学及西方科学的影响太小,三是一些人用西方科学中的某些局限性观点来排斥它和取消它。
科学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不受一定的空间和时间等的限制。我们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才说科学没有国界,这是指真理的普遍性。东西方科学之分先是因为从科学产生的文化源头和由此产生的科学及其持续关系,尽管东西方科学在其全球化后而失去地缘文化分类的意义,但是因这种科学的历史延续和保存其中的文化特征或差异(如东方文化的有机整体特征)仍然作为区分科学的分类标准而以在地缘文化分类标准称谓的形式保存下来。真理的永恒性不会因一定时间的变化而消失。科学的断代问题对于科学总结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可以对一定时代的科学特征和科学发展趋势作出概括。但却不会因此截断科学真理的永恒性。古代科学隐含着产生现代科学的可能性,现代科学中包涵着古代近代科学。这就象我们不能说现代西医学不能包涵近代及以前产生的解剖学一样。现代科学虽然主要指20世纪产生并居于世界主流地位的对那些学科。但现代科学还必须指那些现代正在发展和正在产生而尚未居于主流地位的那些学科,因为学科此起彼伏的发展不平衡是科学发展的必然规律。所以中医学只要继续不断发展,它也必然包涵在现代科学之内,那怕它是属于东方科学之列,这些就是科学中真理的永恒性和断代问题矛盾的辩证关系。再是常见有人用统一的观点来讨论文化与科学方面的问题。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就象统一性和对立性的共存是一样,它们是相对而言的,是永恒的历史课题。其实单就西方科学内部就远未实现统一,如产生较早发展也较为完善的数学与物理学就远未统一,何况在东西方科学之间还存在着更大的差距。
笔者断言,只要存在着东方人,就必然产生东方文化,只要存在着东方人和东方文化就必然产生东方科学。在古代是这样,在近代是这样,在现代还是这样,在未来也仍然是这样。这是因为在地球上人类的多样性和文化的多样性,以及我们面临着的客观对象的多样性和人类认识能力的多样性所致。这就必然存在着科学的多样性,西方科技史证明了这一点,世界科学技术史就是一部证明大全。难道东方人中没有天才?东方文化中没有科学?东方科学必将消亡?显然不是,无论是东方科学还是西方科学都存在局限性、阶段性和发展的不平衡性,我们的前贤不能会因为欧州文明史中有低落的一千年而无视其文化与科学的传承性,同样也不能因为东方科学中仅存中医学这一点星星之火而无视其必然的燎原之势。既使因为科技的发达,硕大的地球相对而演化为一个地球村落,东西方文化与科学交汇日益密切,但相对的人类文化与科学的延续传承依然存在,那怕这是由对方的人员来完成的,但是他们继承和发展了这种文化与科学,文化与科学也将遵循着自组织的动力学机制而发展,人类创造了文化与科学,但同时文化与科学又左右着人类,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规律。
东西方文化与科学分合的辩证关系可以借用“DNA双螺旋”模式来表示:                                
                    西方
东方
     时间     1000年                  2000年  
            空间
构成科学的四个“碱基”是:象、 数、理、化。一些学者认为东方偏重于象、数、理;西方偏重于数、理、化。东西方文化与科学将以“DNA双螺旋”模式在地球上延伸、缠绕、卷曲,而不是西方文化与科学一统天下的局面。
我们说世界上的科学只有一个是指关于科学的标准只能有一个,或者说任何科学都只能遵守一个共同的“游戏规则”,而绝不是指只能存在或只有一个科学,进言之或者说只能是由西方文化所产生的科学,因为这种观点违背了最基本的客观事实。东西方文化都在各自相对独立的时候产生了具有自己文化特征的科学,在西方文化低落时是这样,在东方文化低落时也是这样,既或是今天在西方科学昌行全世界时仍然存在着东方科学并不断发展壮大,从这个角度讲科学就不只一个,世界科学史就是证明。因为任何人类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必然产生科学这种高级文化现象,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也不会因西方文化强大与否为转移的。因为东方文化与科学必会因其自身的积淀和东方人类的存在与延续而发展壮大。再就是从科学学科百花纷呈的局面看科学也不只一个,如果从科学分类标准看则更多。
1.2.证据。支持存在现代东方科学的主在证据是中医学和吴文俊教授的数学机械化理论。中医学作为一门东方科学对于振兴东方文化与科学的意义甚至比它作为一门医学的意义更为重要。但对于中医学术界来说,推出东方医学和东方科学的观点对于发展中医学本身来说依然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因为对于发展中医学的首要战略任务是必需坚持独立、自主、创新的发展模式,近几百年来中医学术界的最重大失误莫过于此。若不阐明东方科学的事实和观点,无疑如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这就如无依无靠的空中楼阁而被西方科学拆迁,结果是使东方科学烟消云散而反为西方科学大厦增砖添瓦。发展中医学的次要战略任务才是处理东西方文化与科学的交汇、碰撞和借鉴西方科学为我所用的问题。即以扬已长为主取彼长为辅的发展战略。在取长的战略中尤其应避免盲目地一揽子的应用西方科学,应该知道中医学虽然以发展医学为已任但却不是以发展整个医学为已任,这既不现实也更不科学。
2. 沉重的反思:
2.1.概况。根据我们对发展中医学术的基本战略构想来反观二十世纪的中医学是非常有意义的。在前半叶,西方文化与科学尤其是西医学逐渐进入中国并日益扩展,中医学在中国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相比之下,中医学由强逐渐变弱。而后半叶,在党的领导和振兴中医的潮流主导下,中医学术界日渐清醒,日益图强,不但在中国卓然自立,而且走出国门,影响东方国家,并走进西方,尤以针灸开风气之先,针灸的疗效和针麻的神奇举世皆惊,中医学在西方发达国家也引起不同程度重视,甚至获得法律保护等。
中医学术界力量现状颇似“群雄割据”局面,具体表现为传统中医学派、中西医结合派、系统中医学派等,其共同特点是都没有对文化与科学从全局进行整体审视,必然形成中医学术界战略思想不统一甚至是混乱,各自孤立无序发展。没有正确处理好东西方文化与科学的关系,甚至是没有东方科学的概念,所以要想有相应的战略观念就可想而知了。再是没有处理好古代中医学近代中医学现代中医学的关系,即不以中医学自身反以西医学为参照,贬称中医学为传统医学进而乞求于现代科学,也从而导致学术思想的混乱再到学术力量发展的混乱。这些问题的共同根源是缺乏东西方文化与科学的全局观,缺乏对科学整体的全局审视,孤立的站在中医学角度,或西医学角度,或系统科学角度,近来又多了个复杂科学角度来片面的观照或发展中医学。始终外于疲于奔命而又无济于事。在东西方文化与科学关系上重西轻中甚至是只西不中,其突出表现是只注重用现代科学来发展中医学,无视中医学独立自主发展的客观事实,尤其是在战略重点上只专注实验科学,结果是一叶障目,泰山不见。中医学问题和中医学发展问题也是复杂的系统工程。对这些问题我虽然用了十几年时间来思考,但仍未逮万一,故略陈管见,欲抛砖引玉。
2.2.战略反思。解放后,党和国家对中医事业的重视,中医学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但亦有不恰当的行政干预,尤其是外行(那怕是西医学专家)的主观意向不可避免的产生不合理的学术导向。在中医学术界没有很好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使正确的思想缺少发表的窗口,而错误的平庸的思想反恣意流行。相当多的学术刊物、学术会议、学术著作唱的是“流行歌曲”,出版的是“抄抄本”,学术气氛沉闷,学术发展迟缓,尤其是没有战略性突破。科研成果获奖标准也导致中医学研究目标的飘移。其主要问题归结如下:
2.2.1.一个病根:李约瑟问题。李约瑟认为:“为什么中国的科学技术一直处于原始的经验主义状态?”“意思是指中国的科学一直停留在经验阶段,其理论被局限在阴阳五行说原始类型的理论范围之内,而没有产生出伽利略以后的那种数学类型的先进理论”,“就是说,事实上作为一个整体的近代科学没有发生在中国,它发生于西方——欧美,即欧洲文明的广大范围内?”李约瑟问题引起的世界反响和中国人内心的震惊是巨大的持久的。尤其对于中医学界的人士来说这是导致相当一部分人缺乏自信心的根本原因。
2.2.2.两种底气不足:实验研究与数学应用。这种情形在中医学术领域也比较突出,一是如李约瑟所言,二是中医学术界近年对实验与数学的运用成效不大,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产生出对中医学术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作用。
2.2.3.两条自卑观点:自然哲学与经验医学。由于中医学的理论不是在系统实验和形式逻辑体系的基础上产生的,兼之恩格斯关于自然哲学的部分论述,以及中医学理论的思辨特征,所以相当一部分人把中医学理论称之为“自然哲学”,于是中医学剩下的内容就只有“经验医学”了。
2.2.⒋一个文化价值的争议:体用问题。当东西方科学发生交汇、碰撞、汇合、分道等问题时,必然对两者进行比较研究而产生有、无、同、异、长、短等矛盾。如果又不存在民族虚无主义的话,就必然产生体用之争,其无非又是中体中用,中体西用,西体西用,西体中用等一类问题。但这样一来就会使预想的中医现代化在操作上变得十分困难。
2.2.⒌一种背离母体文化的脱轨大趋势:中医科学化和中医现代化。当以西方文化与科学尤其是西医学的眼光来审视中医学时,它就被看成是不合西方科学(本来如此)甚至是落后的技术时,中医学前进道路的选择是只有指向现代(西方)科学,并借此实现中医现代化的梦想。但中医现代化并不是一个内涵和外延都十分清晰的概念。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供摹仿。因为它源于根本不同的文化母体,也不能借鉴西方科学在自体文化中发展的模式。它处于一种在东西方文化与科学中进退失据而又进退维谷的窘迫地位。它在保存自己的主体、特色、优势和失去自己的主体、特色、优势的痛苦中挣扎。它的具体实施有相当大的盲目性。
2.2.⒍三种嬗变:中西医结合研究,中医学与系统科学的结合研究,中医学多学科研究。在中国的医学界,中西医人员相互间多少有一定了解。因为形似把两者结合起来研究的人也多,研究的目标也很多,总的来看是战略性突破没有,技术性成果不少。懂中医的人不少,懂系统科学的人也多,但两者都懂的人少。因为神似而结合到一起,两者之间共通的不少,但不可通约的也多,终因研究队伍规模小而散和缺乏人气效应,研究成果不多,没有形成一支有影响的力量。多学科研究可以说是除开以上两种研究的一切其它研究都属于这个范畴。但其人员分散,目标分散,难以形成规模,只开发出一些潜在的技术性成果。这种漫无目标的撒大网式研究难以发生重大影响作用。
2.2.⒎一个可能的悲剧:歧途亡羊。中医现代化研究规模不可谓不大,上至国家中科院院士,下至民间中医医士。国家科研投入可谓不少,但研究成果不大,这使我们不得不对这种研究方式进行深刻反思。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不坚持自己久经实践检验属于正确的独立的东方科学的主体、特色、优势,不走自己创新发展的道路,一切以现代(西方)科学为是,结果形成既使东方科学的发展失去自我又使与西方科学的融合变成排异,极有可能使东方科学的最后一块主阵地夭亡,或者有几块消化不了的硬核而成为丢失在历史路边的弃骨。
但两个铁的事实是:我行我素,教材已七版,中医学宝刀未老。独往独来,数学机械化理论初试锋芒。
2.3.对中医学术界的“辨证”。当中医学界刮起一阵不科学、潜科学、自然哲学、经验医学、传统医学之风时,中医学术界反击乏力,论据不足,乃至逐渐形成自卑和压抑氛围,终于导致中医现代化不当方式潮流得势,东方科学论曲高和寡。其局面是反客为主,缺乏八自。
2.3.1.缺乏自信。怀疑中医学的科学性,甚如阿Q头上痒疤,常惶惶然。进而崇洋媚外,月亮也是外国圆,以现代西方科学的模式为评判标准,美其名曰科学化。
2.3.⒉缺乏自立。怀疑中医学的发展前途,以西方科学的模式改造自己,以中医学课题,作西医学答案,弃长就短。以整体论从还原论,重物质轻信息,美其名曰客观化。
2.3.⒊缺乏自主。盲目追赶西方科学前沿,疲于奔命,穷于应付,或昙花一现,或始终处于被动落后,重微观轻宏观,弃系统状态变量,从局部实验标量,美其名曰定量化。
2.3.⒋缺乏自强。不求之于已而反求诸于外,置本学科学术发展动力机制不顾,采取轻率的拿来主义,造成油水两混,中西两非,美其名曰接轨。
2.3.⒌缺乏自洽。不按科学态度办事,东拼西凑,张冠李戴。前后不一,首鼠两端。体用两分,貌合神离。旧瓶装新醋,美其名曰多学科。
2.3.⒍缺乏自我完善。前贤已筑根基,今人另图新就,基础理论谓之自然哲学。盲目效法实验,削足适履。辩证论治缺乏前瞻对照,证从于病,胶柱鼓瑟。美其名曰规范化。
2.3.⒎缺乏自行其是。不敢为天下先,不敢卓然而立。渺渺东方科学待成,岂非痴人说梦,浩浩西方科学已就,宛如轻车熟路。共走西方科学大同之路,坦坦荡荡,美其名曰中医现代化。
2.3.⒏缺乏自我推销。主动出击,并非作嫁衣裳。言路闭塞,铺轨战略受挫。保守秘密,封锁消息,不联合受益,谈何东西长短。美其名曰保护知识产权。
2.4.中医学术发展战略路线。总之中医学应在自己的文化与科学体系的制约下和自己学术体系的制导下走独创发展之路那才是正道。世界上的一切科学都是在独创之道上发生和发展以及完善的。从欧氏几何到黎曼几何,从相对论到量子力学,从系统论到混沌论等莫不是如此。如果主要依靠外在因素帮助的这种做法只不过是应对一些眼前的现实问题而已,不会对自己学科的发展起决定性影响作用。如果我们硬要主观的将中医学按西方科学的模式来炮制,只会事与愿违。君不见“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倏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从庄子的这一理想实验中我们应该看到相互间的移用是不能随便以人的主观意愿为转移的,就象量子力学不能弃自己的薛定谔波动方程不顾而反取广义相对论的黎曼几何为用一样,也象置系统论特征不顾而取还原论中的实验方法为用一样,其结局与浑沌之死没什么两样。我这样说并非是要反对中西医结合,我只是反对中西医结合中的某些错误方式。尤其是这些错误的结合方式给中医学的发展带来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时,我深感痛心。这种情形在中医现代化的进程中相当普遍,甚至是一股不小的潮流。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医学发展还要走上一段艰难曲折的路程,不独立自主而靠攀附和依赖西方科学行吗?一百多年的教训还不够吗?
2.5.中医学的生存环境。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这是没有非议的。但要说世界上在今天或者未来都还存在着西方科学和东方科学的话这恐怕就要遭受非议了。西方科学不但存在而且发展着,从近代西方科学到现代西方科学,由于其全球化后,西方二字被有意无意的取消了。但是它的根在西方,它的连续过程仍将被历史梳理成西方科学,如果那时居然还存在着一种全球化了又与之不同起源的东方科学的话。东方科学不仅存在而且发展着,尽管相比之下非常弱小,但我们不能妄自菲薄。我们今天的处境如同3——15世纪西方文化与科学一样孱弱,不知那时的欧洲人是否也象19世纪前后的中国人一样对自己的文化与科学抱有怀疑甚至是绝望的念头,不知是否也有学科人员不坚持自立自主自我完善,而一味的在外来科学中去寻找发展前途并称之现代化一类的行为了,这是可想而知的。中医学历数千年不衰,且日渐发扬光大,它靠的是独立自主的民族文化精神。即是到了今天,我们仍然没在高度发达的西方文化与科学中找到消化和吸收中医学的方法,中医学依然是我行我素,独往独来,它仍然是一门不隶属于西方文化与科学的东方科学。中医学的奥妙仍然没有被很多人洞察,这是导致发展迟绶的主要原因,再是中医学不见溶于西方科学的形式逻辑和实验方法体系,这使中医学既缺少东方文化与科学的战略依托又不能很好的利用世界的科学大环境,其境况可想而知,这除了靠中医学界走独立创新发展的道路之外,舍此别无它法。所以我对中医学术发展战略探索的感触同王国维的心境一样“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是值得大家深思的。
2.6.战略目的:东方医学。在中医学与东方科学之间还应推出一个东方医学概念。很多西方学者就把中医学称之为东方医学。东方医学是指以中医为核心的中国医学,包括与中医学有学术渊源关系的中国其它民族医学,如藏医学,蒙医学等;也包括与中医学有学术渊源关系的其它国家民族医学;如日本的东洋医学,朝鲜的四象医学等;东方医学还应包括印度医学与阿拉伯医学等;这是由于地缘文化与科学的关系而产生必然的联系;医学也不例外,更重要的是传统医学的早期必然经历一个对疾病状态的定态识别和定型控制这样一个阶段,它提供了大量经过历史检验的素材,可以被整合到一个统一的东方医学体系之内,为扩大临床阵地提供了便捷的途径。而这些都是不易被整合在现代西方医学体系之内或者仅成为替代医学这样一个末流角色,它们仅仅是因为有效才保持下来而被运用。总之东方医学一说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东方医学与西方医学的提法比现代医学与传统医学的提法更客观、更公正、更科学,因为东西方文化与科学的划分,偏重于以地域的空间概念来作区别的标准,而文化与科学是由其间的人群来决定的。但现代医学与传统医学的提法却是不尽合理的,因为这种提法的错误在于是以时间的静止时段概念来区分处于动态变化的科学,至少对中医学不能采取这样的提法,他的潜台词是把西方医学看成是唯一的最高的和绝对统治地位的医学。但是中医学的历史存在,中医学在近代和现代的发展打破了西医学的垄断地位,中医学在某些领域也同样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医学等东方医学能够解决现代西方医学解决不了的问题。这是铁的事实。所以现代医学与传统医学的提法是西方优势文化地位的一种翻版,是对中医学的歧视,是一种主观的片面的静止的错误观点,理应摈弃。
东方医学及东方科学的提法除了因为事实上客观存在着一门不隶属于西方文化与科学的中医学,更重要的是作为一门科学它符合科学标准的基本规定,那怕这是西方科学的标准(这需要专文讨论)。它经受了几千年的实践检验。它蕴含有颠扑不破的科学基本原理。它拥有独特的理论体系,它有行之有效的实践技术操作体系,它可补西方医学不足,它可发西方医学所未发。更重要的是它已进入一个非常重要也非常有利的一个历史发展时期。它与世界科学潮流发展的大趋势一致,这就是系统科学时代,研究复杂问题科学的时代。东西方科学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在相当一些领域它甚至是独领风骚,引领着时代潮流的发展。
东方医学和东方科学的提法可以改变中医学发展的被动局面。它可以提供中医学在继承上不失去根本的理论依据,在发展上有独立自主的目标,在创新上受自己学术体系的动力机制影响。东方医学与东方科学的提法不仅在于他反映了这样一个客观事实。他更为东方医学和东方科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操作平台。在西方科学中寥寥的几条原理就可以产生一门学科,为何不能从浩瀚的东方文化中产生一门东方科学?
东方医学和东方科学的提法改变了我们对西方科学的看法,在对它们进行相互比较时我们更易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着有、无、同、异、长、短等这样几种情形,我们就会坚持自己的主体、特色、优势,走独立自主发展的路线,选择扬长为主取长为辅的发展战略。我们也就会轻易洞察20世纪中医现代化发展战略的失误。我们就不会一切皆以西方科学为主导,我们也就不可能等待用西方科学中没有的东西来发展东方医学中已有的东西,我们也就不可能寄希望于用西方科学来发展其消化不了的东西,也就不会产生用西医学还在奉行的还原论方式来研究和发展整体论特征的东方医学。中医学也拥有西方系统科学不具有的宝藏,中医学与系统科学都处于不完善的阶段,都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中医学与系统科学的结合研究仍应警惕中西医结合研究中出现的问题。科学不管是在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都是处于不断发生和发展中的。中医学等为什么不能自信、自立、自主、自强、自洽、自我完善、自行其是、自动铺轨并与西方科学形成对立统一的世界格局而反它求呢?
中国人曾经很自信,大有当今世,舍我其谁也的气概。无论是从唐太宗到成吉思汗,还是后来的康乾盛世,无不使东方人扬眉吐气。今天中国强大起来了,无论是在政治、经济、军事上都可以算是多极化世界中的一极。但是我们仍然生长在西方科学的影子里,与其为国人拿不到诺贝尔奖而心常怏怏,中国人为何不凝聚精英倾国一搏来发展和创立东方科学呢?
20世纪首屈一指的国际级科学大师爱因斯坦就认为,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以及通过系统试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令人惊奇的是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部都做出来了。所以我们现在探究的正是那些与西方科学发展模式不同的东方科学精粹。
中国科学院院士吴文俊教授作出了探索,他对中国古代数学的研究,发展和创新了数学机械化理论。在西方数学科学几乎一统天下之际,源于东方文化与科学的中国数学在其中占了一席之地,尽管它还弱小稚嫩。
还有一支拥有百万之众的的东方科学共同体,这就是中医学事业,在与西方文化与科学的激烈竞争下,他们在谱写东方医学的新篇,他们在发展和壮大着东方文化与东方科学。这就是21世纪东方科学的先声。在东方文化史和科学史中还有比这更壮举的事业么!
正是:
              内经伤寒千古传,
              至今已觉不新鲜;
              杏林待有杰人出,
              各领风骚数百年。
3. 中医学的科学观
我们确定了中医学在世界文化与科学中的地位,事实上也就同时确定了中医学发展的战略基础,战略方向,战略目的。
我们现在着重讨论中医学的科学本质,科学特征等问题。讨论中医学的科学观,确定中医学是否是科学的大是大非问题,必须采用公认的和权威的观点,尽管科学本身也同时挑战权威和改变习惯。
3.1.我国《辞海》认为科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而中医学是关于人体生命健康状态、疾病状态的认识与控制的知识体系,并明显的有别于一般的文化知识,所以中医学属于科学的范畴。
3.2.《大英百科全书》认为,“科学是我们精神的主要活动之一”,“拉丁文scientia一词不过就是‘知识’的意思”,“科学是对可获得普遍同意的判断的探索”,“科学过程还能够进一步归结为两种主要活动:发现和证明。至于发现,几乎没有一种才能或能力不曾被科学在探索自然界各方面时不时使用的”,这些关于科学的描述也同样适合于中医学。中医学家们也正是在“继承一种古老的思想方法,他的研究不过是以传统为基础的不断增长的知识整体的一部分。只有扩展以前获得的知识,他才能建立新的知识。他不可能摆脱千年的科学传统,正如他不能摆脱他所讲的语言和他在其中得到培养的文化一样”。“科学史就是科学本身”。由此看来,那种仅仅把中医学看成是一成不变的古代科学本身就是一种错误的观点,他们看不到中医学与时俱进的发展和日益增加的国际化倾向。古代中医学,近代中医学,现代中医学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它们都有特定的内涵。在这里把中医学说得一无是处的“右倾”观点和把中医学吹得至高无上的“左倾”观点都是错误的,是主观主义的表现,他违反了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因而不能客观的公正的反映其真实面目。
3.3.原《苏联大百科全书》认为:“科学,是人类活动的一个范畴,它的职能是总结关于客观世界的知识,并使之系统化;科学是一种意识形态”。“科学的直接目的是描述,解释和预言现实世界的过程和现象,这些过程和现象是人们根据科学已发现的规律加以研究的对象。所以广义的说,科学的直接目的是对客观世界作理论表述”。中医学是在人体生命现象的基础上展开研究的一门生命科学。显而易见,中医学也符合这些关于科学的总的和基本的规定,即对人体生命过程状态观控的知识作系统化的理论表达,以描述解释和预言生命的过程与现象。
3.4.《美国百科全书》“把科学定义为系统化的实证知识,或者看作是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所系统化的这样一种知识”,显而易见,中医学也符合这一关于科学的定义,那怕这是实证知识。因为无论何种知识,既是经过严密逻辑证明的知识,或者是经过实验证实的知识,它们都必须还要经受实践证实这一最重要的实证。那些殚精竭虑的老中医,那些披坚执锐的小中医,他们无一不亲冒“矢石”,纵横于古今中外,为中医学鼓与呼。他们不正是处在巨浪滔天的孤岛礁石上的弄潮儿么!这块礁石就是检验真理的实践。
这些全世界的主要科学大国或强国都共同把科学定义为系统化的实证知识,并以此为标准把它从一般的文化知识中剥离开来,并进一步将其与宗教和艺术等作出区分。显而易见中医学也是十分明确的符合这一全世界关于科学的最基本的标准。我们说中医学具有系统的实证知识是一个无可辩驳的客观事实。中医界人士也经常拿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理论武器来捍卫中医学的尊严,但这还是不够的,这只说明中医学符合科学和具有科学性这一特征,而系统化的知识则是科学的另一特征,两者不可偏废。中医学延续至今的一个最重要原因是它的有效性和由此带来的社会利益,而它的有效性却是以中医学整个知识体系的关联为前提条件来保证的,没有这一条件它跟世界上其它的传统医学没有什么两样,也正是由于这一条件保证了东西方科学在本质特征上的一致性,而也同样是由于中医学这一知识体系中的核心概念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概念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以及它们与东方文化的共同神韵,而正是这些东方文化与科学独有的及其无可替代性而与西方文化与科学存在看一种互补关系,所从这既是中国的,也是东方的,更是世界的,这也就是我鼓吹东方医学与东方科学的由来。我们只要建构了这一理论平台就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也只有明了这一意义才能真正摆正中西医学的关系与地位,也才能进一步摆正东西方文化与科学的关系与地位,而这也才是东方人与东方文化、东方科学的真正生存空间。那些鼓吹中医科学化和“中医现代化”的一些人总把希望寄托在西方的上帝身上而不是在中医学自身上挖掘潜力。近百年来中医学术界部份人员偏离了独立自主创新发展的轨迹,而急于与西医学和或西方科学混为一体,这两者不同本是泾渭分明,我们又何必因为自己弱小就自卑而去投靠西方阵营呢?我坚信中医学是科学,也坚信中医学是东方科学,更坚信东方科学会逐渐强大和扩展开来,这就象我始终坚信人类文化与科学在古代、近代、现代都存在着多样性的史实与信念一样坚定不移。
正是:
横看成岭侧成峰,
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
4. 关于批判的批判
4.1.关于中医学是自然哲学的批判。中医学是一门科学。但是很多人由于自己的错误理解却把中医学的知识体系定性为“自然哲学”并在阉割中医学理论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将其贬为“经验医学”。这是一种非常流行而又十分错误的观点。产生这种错误的观点是对中医学和哲学都一知半解而又望文生义的那些人,他们缺少严谨的治学态度,更不用说其具有科学的态度了。批判这种错误的观点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它仍然不时出现在一些现代的报刊上,并俨然以一副正确者模样自居,是造成中医缺乏自信并导致学术混乱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种错误的观点已经误导了几代人并正在危害那些刚走进学校大门的年轻一代,他们不断的扩散和相互影响并形成一种学术氛围,也正是这种学术氛围窒息了中医学理论创新,使理论科学工作者本应具有的思辨特长反而在畏惧“哲学思辩”的幌子下望而却步。上百年来中医学没有多少本来风格的理论医学进展,反而掉头外向扑在还原论产物的西医学中企图取得突破或意外发展,结果是违背了科学发展的基本规律,反倒应了邯郸学步和南辕北辙的古训。
中医学有自然哲学成份,但中医学不是自然哲学,这是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观点,是一种本末倒置性质的错误。但是很多人却行宋玉之辩,攻击一点,不及其余,故一叶障目,泰山不见。其或学识不够,或信心不足,或追赶髦,或哗众取宠,或吹毛求疵,等不一而足,其德才识皆有问题。攻讦中医,数典忘祖,是谓无德;断章取义,所论错误,是谓无才;见解不明,以讹传讹,是谓无识。这个问题就象那些奉行“中医学有不科学的成分就谓中医不科学”的推理一样,是一种主观的片面的观点,这种人为数不少,跟着一起瞎起哄的人更多。不批判这种流行错误,势必影响中医学的正确发展。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自然哲学是一个内涵尚不十分确定的概念,在不同时段和不同国家中所指内涵差异较大,这是源于世界文化与科学尚难完全统一的原故。如《辞海》认为,拉丁文中的白然哲学多指自然科学,有时也专指物理学,牛顿名著就冠以《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这可能是源于那个时代哲学与自然科学尚未完全分化的原故,而该文化体系中相应的概念自然也就未完全分化。又如《辞海》认为,德文中的自然哲学在十七到十九世纪初叶指一种企图包括并代替自然科学的哲学,而恩格斯批判的正是这种哲学思潮,但他同时也建立了相应的自然辩证法学说来取代这种学科地位。在《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认为自然哲学是“旨在将关于自然的实际特征问题作为一个实在来进行考察,并分为物理学哲学和生物学哲学两个部门。所探究的是自然实在最基本、最广阔和最原始的特征,并作出评价。形而上学、世界观、人类学和伦理学的涵义的探究是以人们对他们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环境的理解来决定他们在许多领域内的信念和态度为假定的”。
自然哲学也是一个处于动态发展变化的概念。从牛顿时代到恩格斯时代是如此,在现代也是如此。其内涵不断发生着变化,其中有地缘文化的因素,有自然科学发展的因素,也有政治色彩的因素等。如我国的自然辩证法研究就是直接承继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研究,而国外则从自然哲学中分化出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史等学科。而在二十世纪末叶我国也有向这方面发展的趋势。我国对自然哲学持两种不同的观点也自是必然之举,这种观点扩展到中医学术界并产生负面影响也自是预料之中的事,其无非是褒义的或贬义的两大倾向。
当西方文化成为一个强势文化时,我们就不得不使用西方文化中的一些主要概念。当我们又用这些概念来反观中国文化时,就不得不在其中寻找相应的对应物,于是东方文化中的阴阳五行等就成了西方文化中自然哲学的对应物,尽管阴阳五行等并不纯粹就是这样一个角色,而在中医中离这个角色就更相去甚远了,虽然在名称上完全一样。对于这一类问题是一个类似“金银盾”的问题,看见金的一面就会说是金盾,看见银的一面就会说是银盾。其错误在于没有全面深入的了解,因而也就不可能有客观公正的结论。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要看实际内容,说具体一点就是要看阴阳五行等应用中的具体语境以及在实践中的运用,否则就会本末倒置,主次混淆,这样岂有不错之理。牛顿的著作虽然冠有自然哲学之名,但人们还是普遍的将其看成是自然科学著作。中医学虽然也有阴阳五行等概念,但它实际上是被作为理论模型而运用于实践之中。既在整体上用一分为二和一分为五的观点来把握对象,更重要的是又在其中的具体对象上不断的应用一分为二和一分为五的观点来细化,因而逼近了我们需要认识的目标而达到了解决问题的目的,而不是从总的画面去把握自然而扮演自然哲学的角色。所以《中医新知识辞典》也认为自然哲学是“关于自然界的哲学学说。它研究自然界的本原、普遍本质、基本特征及客观规律,是自然知识的哲学概括”。
我们只要细心一点就会发现中医学中的阴阳五行等内容与哲学上阴阳五行等内容有着本质的不同。因为当中国传统文化创造出阴阳五行等这些“精品”后,中医学事实上并没有停留在这一层次上。中医学除了在“理”上拓展了更为丰富的内容外,还在“象”和“数”方面拓展了阴阳的内容。如“阴阳者,万物之能始也”,“天地阴阳者,不以数推,以象之谓也”,“察色按脉,先别阴阳”,“审其阴阳,以别刚柔”。以及“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万之大不可胜数,然其要一也”,“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这些内容显然不是自然哲学能涵盖得了的。又如中医学中的五行观念与哲学上的五行观念也有本质的不同,如木之性,土之性等就为五脏之性打下了伏笔。又如从五行生克到五行乘侮等也有理论上质的飞跃,不但如此,它与现代西方科学控制论的反馈原理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和殊途同归之势,显然这些也与自然哲学等相去甚远。我们能根据其名同(而实异)就能以自然哲学一概而论就一棍子打死吗?这实质上是教条主义的错误,是本本主义的错误。我们时常会因生活中碰到类似刻舟求剑的故事而笑破肚皮,而我们为何又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阴阳五行观到中医学中的阴阳五行观的变迁反倒视而不见,这不也是犯了一个跟刻舟求剑性质一样的错误吗?
阴阳五行学说的产生不会一蹴而就,从五行休王到五行有常胜和五行无常胜的论争也就可见一斑了。从这些方面也可以看出,与其把阴阳五行学说看成是自然哲学,为何不把它们看成是一簇理论模型呢?在中医学术中本来就是如此操作的,为何只重其名而不重其实呢?!    自然哲学有什么不好?在牛顿时代如此,在21世纪也是如此,无论是在国际还是国内都还存在一个正在发展的自然哲学流派。在中国,于光远就是坛主。    恩格斯关于自然哲学的论述被很多人掐头去尾予以转载,我们只要通读全文就不会给中医学扣上自然哲学的桂冠,不过扣上了也别怕。在整个中医学各个学科体系之中需要有自然哲学或科学哲学的中医学哲学片段。    马克思主义是需要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也必然发展。我们今天有必要对恩格斯的自然哲学观来一个否定之否定式的发展,因为那已是百多年以前的观念了。自然科学已有突飞猛进的发展,人文科学那有掉队之理呢?!
我国那些指责中医学为自然哲学时,多引用恩格斯的一段语录来作为理论依据。   恩格斯这段话出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恩格斯在讨论了三大发现即细胞,能的转化,达尔文的生物进化时说:“由于这三大发现和自然科学的其它进步,我们现在不仅能够指出自然界中各个领域内的过程之间的联系,而且总的说来也能指出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了,这样,我们就能够依靠经验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事实,以近乎系统的方式描绘出一幅自然联系的清晰图画。描绘这样一幅总的图画,在以前是所谓自然哲学的任务。而自然哲学只能这样来描绘:用理想的、幻想的联系来代替尚未知道的现实的联系,用臆想来补充缺少的事实,用纯粹的想象来填补现实的空白。它在这样做的时候提出了一些天才的思想,预测到一些后来的发现,但也说出了十分荒唐的见解,这在当时是不可能不这样的。今天,当人们对自然研究的结果只是辩证地即从它们自身的联系进行考察,就可以制成一个在我们这个时代是令人满意的‘自然体系’的时候,当这种联系的辩证性质,甚至迫使自然哲学家的受过形而上学训练的头脑违背他们的意志而不得不接受的时候,自然哲学就最终被清除了。任何使它复活的企图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一种退步”。
十分明确的是,恩格斯把自然哲学的对象与目的定格为:“依靠经验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事实,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描绘一幅总的图画。”显而易见,中医学描绘的不是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或总的图画。中医学描绘的是一幅关于人体生命健康状态和或疾病状态及其识别与控制的图画。所以关于中医学是自然哲学的观点也就不攻自破了。   
4.2.关于思辨的评价。 我们知道,迄今为止的任何科学都不可能一劳永逸的解决所有问题,科学只要不断向前发展,就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新问题,而自然哲学所担负的使命也必然不能完结,它必须又要构画新的自然界联系的图景,因而自然哲学家的境遇也必然会象画家一样应对着不断变化的境遇而进行新的构思,自然科学家和人文科学家就是这样不断进步的。思辨在这里也自然会有用武之地,自然哲学等发展到今天也正好说明了这一点。所以可以认为对整个自然界的思辨那是自然哲学家的任务,而对任何具体对象的思辨那则是不同科学学科的任务,它们只是因面对的对象不同和目的不同,自然哲学才与自然科学分道而行,而思辨则是所有文化与科学产生的源泉,而不是自然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分水岭。
“用理想的、幻想的联系来代替尚未知道的现实的联系,用臆想来补充缺少的事实,用纯粹的想象来填补现实的空白。”毫无疑问,这些自然哲学的时代特征,恩格斯对此作了肯定的描述。但是,我们切不可忘记了这段论述是恩格斯用来针对德国古典哲学而言的,或者说是针对那个时代以前的自然哲学甚至包括自然科学而言的,思格斯并没有把这些确定为不可更改的或一成不变的教义,这无疑是正确的。错误的反倒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人,把它看成是绝对真理,把它看成是自然哲学的教义,并把它拿来针对中医学,这无疑又是一个刻舟求剑式的错误。这里既有文化的不同,时代的不同,更有实质内容的不同。在自然哲学与自然科学并没有完全分化的时代,它在人们心中是:自然哲学就是自然科学,而自然科学也就是自然哲学。这从牛顿名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这一史实也可以看到这一点,而这也是无法对思辨的自然哲学或自然科学作出分别的佐证。尽管如此,恩格斯还是客观的公正的评价了这种思维形式,肯定了其中的自然科学价值。在恩格斯所处的时代,自然科学还处在一个较低的层次,经验科学与理论科学也处于一种混沌的未分化状态,当自然科学与自然哲学分道扬镳之时,人们自然会从思辩的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关注自然科学的实证特征,而表现出对思辨科学的厌恶。恩格斯能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下敏锐的抓住思辨对于科学的价值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而其后的一些理论科学正是在这样崎岖的道路上发展起来的。所以仅以思辨的特征来概括自然哲学是不完善的,具有明显的时代局限,自然哲学发展到今天,其本身就证明了这一点。那些对中医学不求甚解的人,那些对中医学别有用心的人想通过这一点来诋毁中医学甚至想取消中医学的人是注定要失败的,其中有些人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根据自然哲学的特点和中医学的特点以及上面的初步分析,我们说中医学不是自然哲学,大家还是容易接受这一点的,但对中医学的思辩特征肯定还是会心存疑虑。  对于思辩,哲学家与自然科学家总是不尽一致。爱因斯坦认为:“任何理论都是思辩性的,当一个理论的基本概念(比如力、压力、质量这些概念)比较‘接近于经验’时,它的思辨特征就不可能那么容易识别出来。可是如果有这样一种理论,为了要从前提推出那些能同观察相对照的结论,需要应用繁难复杂的逻辑过程,那些对认识论分析没有经验的人,以及那些在他们所熟悉的领域里觉察不到理论思维的可靠性的人,几乎不可避免地都会感到厌恶”。从狭义相对论到广义相对论,可以肯定的认为爱因斯坦是一位极擅长理论思维的科学家,也正如他本人对理性思辨的赞誉一样。可是他这种科研模式是明显的有别于西方科学研究的经典模式,以至于他的理论在初期不大为科学界所接受,而正是这位爱因斯坦对中国科学家们没有采用西方的形式逻辑体系加系统实验的研究模式也取得同样伟大成就而感到惊奇。直觉告诉我们,爱因斯坦式和中国式的研究会不会有共同的神韵呢?我的答案是肯定的。
我们在初步讨论了自然哲学与思辨和自然科学的大致关系后,有必要进一步讨论幻想、臆想、想像、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幻想不但是构成人文科学而且也是构成自然科学的一种能力。列宁关于幻想写道:“有人以为,只有诗人才需要幻想,这是没有理由的,这是愚蠢的偏见!甚至在数学上也是需要幻想的,甚至没有它就不可能发明微积分”。幻想是最先进入科学领地的探索要素之一,.因为幻想是人类想像能力的一种形式,而这种思维能力不可避免的也要用于科学领域的探索,或者可以说成是科学的先行探索尖兵.我们且不说国外很多关于幻想与科学的美传,就以中国古代嫦娥奔月的故事到我国今天的嫦娥工程也是如此.由此看来,从幻想到想象,从想像到思维,从思维到科学。它们之间不是绝对孤立和互不相干,我们只要有效的使用这把双刃剑,它同样可成为“打造”科学的利器。
臆想是一种主观想像,就这一点来说,它同幻想一样是人类的一种想像力,如臆度、臆断,但它比幻想而言还要贴近实际对象一些,只不过主观方面的因素多一些而客观性的因素少一些罢了。世界上没有那一位科学是在完全客观的基础才去展开思维的吧,总是通过不断的思考与观察来逼近认识目的的,既或那些洞察力很强的科学家也要有多年的积累和相当的一个潜移默化过程才能一蹴而就,而不可能会是空穴来风。
科尔里奇是19世纪对想像理论做出重要贡献的一位杰出人物。他把幻想做了对比,认为幻想“正是从时间和空间的程序中解放出来的记忆力模式”。而把想像具有的生命力说成是发现世界的更深奥真理的道路使者。所以想像是人类主观能动性的体现。赖勒认为,想像的活动是一种摹拟表演,中医学中的很多思维活动就是摹拟表演,或者说是叫思辨。想像、假设、幻想、摹拟、理想、模拟等之间有密切的关系,也是现代中医学最有开发前景的领域,想像所能提供的不过是假设的可能真实的世界的意识,它是开辟了认识的道路和解决问题的途径,它同其它科学中的定律和原理一样,并不只是认识的终结,也是认识的一个基础或一个起点,同我国传统的立象以尽意的本质是一样的,在这个意义上它们的科学品位是一样的,没有什么优劣或先进落后之分,甚至可以这样认为东方科学的不滞于象和西方科学的滞于象各有千秋,它的利或弊只能是相对于具体操作者的能力水平或知识境界及应用时等才是有意义的,离开此去抽象的谈论是一种平庸的和肤浅的见解,除了发泄一点对中医学的困惑和对无知者误导之外再没有别的什么了。 主张想像会提供另一种真实性的人必须通过提出正当的理由或解释,来扩张想像这个词的含义。或者说,不管它反映的是精神对象还是反映物质对象,它必须是作为一种思维语言形式或理论模型的一种实际存在的映象形式,即提供了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或者说是提供了“过河”的“桥”或“船”,如禅宗的公案、易学中的法象、中医学的藏象等也大抵如此。
原《苏联大百科全书》认为:想像在人的意识中主要功能就是在结果真正到达之前就把它理想化。想象的另一个功能与劳动过程中必须计划自己的行动有关。马克思写道:“蜘蛛的工作与织工的工作相类似;在蜂房的建筑上,蜜蜂的本事曾使许多以建筑师为业的人惭愧,但是最劣的建筑师都比最巧妙的蜜蜂更优越的,是建筑师以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己经在他脑筋中把它构成”。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分清想像活动与思维活动。“想像不仅是创造种类丰富的活动产品,也是创造抽象概念产物的一个因素”。想像是现实的改造性的反映过程,理想是创造想像的特殊形式,理想的创造性取决于它的社会目的性和想像构思的广度。理想的特殊性是它不直接体现为某物。但是创造性理想所包含的思想在以后可能成为技术科学及社会改造的基础。由此看来,无极、太极、阴阳、五行、六经、八纲等都是中国特色的理想化方法的产物,其可控的思想实验条件与西方科学中的可控的实验室实验各自独树一帜而又交相辉映,共谱世界文化与科学的乐章。
把中医学具有中国传统文化与科学的核心概念的名词或把中医学核心概念具有浓郁的传统文化神韵,或者说由于高度抽象和思辨特征而产生与自然哲学不恰当的关联,尤其是对中医学、科学理论、自然哲学中思辨的不正确认识,在讨论自然哲学及思辨与中医学的正确关系之后。我们再也不会为中医学的自然哲学和思辨而感到惴惴不安,但还是要为建构新时代中医学理论体系的新秩序而劳作,而对中医学基础理论的科学本质与特征的研究则首当其冲。
4.3.关于经验医学论。在我们分析了上面那些没有科学的对待中医学的观点之后,发现他们都是在一个错误的基础上而走向两个极端:一边是给中医学戴上一顶空洞的大帽子,讥之为“自然哲学”;另一边则是给中医学扣上一顶紧扎的小帽子,诮之为“经验医学”,一个屹立在东方的“科学巨人”竞被这帮不肖子孙涂抹得象个“文化怪物”。这些人缺少精神上的“中国脊梁”,患的是“文化侏儒”病,他们的病根都是否定中医学的“灵魂”--基础理论。也就是说,我们只要给中医基础理论正名,确定中医学核心知识体系理所当然的成为其基础理论,其错误观念也就会象日出云散而灰飞烟没,其关于中医学是“经验医学”的流言谬语也就不攻而破了。
4.3.1.关于科学理论,《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认为它是由人类努力理解自然的规则而建构的有力工具,“由人类的想象力构想出的广阔领域的系统性概念化结构。它包括关于物体和事件内在规律性的经验定律的体系;这些物体和事件既可以是所观察到的,也可以是假定的;由这些定律所提出的结构并设计用科学的合乎理性的方式来解释这些事物”。我们不难发现,中医学中既有大量的可以观察到的客观事实以及关于它们的内在规律性的经验体系,也有大量人工假设体系以及按照中医学理论思维模式就能被理解或解释。如关于证的理论及其建构。它同其它科学的经验层次一样,都是一定背景理论指导下的观察,从通过观察来实现从四诊到四诊合参的思维,经历了一种主客互动的关系,他既要根据眼前的客观现实资料,又要借鉴自己以往经验来校正,他还要参考别人的经验依据,并根据教科书上的一般标准来比对。但这些仍可以说是属于经验层次,在理论上还必须进一步解决证的基础理论,以及处理证与证之间的关系以及所有证的集合体系,如八纲、六经等就是其体现。如果再深入些,还要解决基础理论之间的统一,以及保持中医学核心概念与其传统文化核心概念在深层思想内涵上的一致性。     中医学理论同其它科学理论一样,一个目的:寻找科学规律;两个世界:客观世界,主观世界;三个统一:客观世界的统一,主观世界的统一,主观与客观的统一。
科学理论说到底就是一个用语言客观的合理的反映对象的问题,也就是说科学不仅要应对非常直观的经验层次,如解剖学、诊断学等,还要应对十分抽象的理论思维层次,如理论物理学、系统科学、中医学等。在经验层次上,我们可以用一些具体的客观的实物映象作为科学中用来思维、言说、书面交流的参照物而作为知识的基础,如细胞分子等,并以此作为阶梯而递进。但是在一些更为复杂对象的抽象如信息、道等我们却难以寻觅到这样的原型来予以表述,事实上在理论科学层次上,如果我们没有这些明显带有客观标记的概念或理论模型来作为思维过程中指南的“路标”而用,而那时我们就不得不创造或由科研共同体约定一些“人造物”作为科学理论中的“坐标参考系”而用,否则我们在理论思维的过程中就会没有前进的“基础”和“方向”,并必然导致迷茫而迷失。但这并不是在虚幻中前进,这些理论之物如模型等对应着复杂的客观现实及其复杂的关系,它们是一种在更高层次上和更宽泛语境中的一种映象集。 显然科学理论形式的不同,这既有研究对象的不同,研究方法的不同,认识论的不同,背景理论的不同,研究目的不同等等,但终归是根于主客观两方面具体的因素不同所致,理论的不同形式则是这些综合因素汇聚而形成的产物。 当我们面对着复杂的统一的生命现象(用还原论方式又对它显得无能为力时),而又不得不对它进行理论表述,中医学等就应运而生了。而这也就是整体论模式所必然遇到的课题,但也必将产生适应整体论模式的理论模型。而这样一来必将导致对整体论模式下局部和个体的弱化和对因果关系的漠视,以至形成对还原论模式的自然抵制。相反在还原论那里,局部下的具体物质本体则是认识的基础,其因果关系则是理论的必然延伸,决定论则是其理论的终极目标。但是这种理论模式遇到无法克服的困难,其应用范围也是相当有限的。所以从全局看,从最终看,整体论是最有发展前景的理论模式,而还原论却不过是对整体论的补充而已,因为它无论如何也达不到对整体的极限化认识。局部不能代表整体,一个加和体也不是整体,这也就是现代西方科学对复杂问题中的“突现”不得不进行理论思考,并把非线性问题提到一个历史未有的高度,而这些思考只不过是还原论模式在向整体论模式过渡或转型进行的理性修补而已。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会得到一个必然的结论:科学理论必然是不相同的,除了因具体的研究对象与方法不同外,在科学理论模式上也是一个重要的决定性因素,因而中西医学理论形式不同则是必然现象。如果我们强求采用西医学的研究方式和理论形式是注定不能成功的,因为它违反了科学和科学理论的基本规则。
4.3.2.科学理论的分化与多样化。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在科学理论中也出现非常明显的“两极分化”,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还原论与整体论的分化,即一个以客观标记为主要特征的实证化知识体系;一个以统一自洽范式为主要特征的整体论知识体系,他们分别代表经验科学和理论科学的两个方向。根据这种观点,可以肯定中医学属于理论科学领域,而西医学则属于经验科学领域。所以西医学就明显具有以客观标记为主要特征的色彩,而中医学的理论建构却难以以此与其理论相匹配而与哲学观念的思辩色彩近似。但可以明确的是这是理论思维在更深层次上和更宽泛领域进行抽象的必然体现,而不是哲学与科学的分界。在这里仍需要进一步明确的是,既或同处于理论科学领域的不同学科的科学理论也是十分不同的,比如数学、理论物理学、系统科学、中医学等就存在着在具体理论形式上迥然各异。但是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标志着客观世界的统一,主观世界的统一,更重要的是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在相当程度上的统一。如果把这些观点放到世界范围内来考察则是东方科学由一到亿的演化和由同求异的认识总路线,相反西方科学则是经历了由亿至一的进化和由同求异的认识总路线。
科学理论在其学科中保持着连续性,但在不同学科的理论形式上却呈现一种跳跃性,而且不同学科的理论还具有五光十色的亮点,也正是这些不同学科的不同特征的理论精品而使科学理论丰富多彩。 定理:多出现在数学中,如勾股定理等。其特征是逻辑性强、术语简明性等。
定律:多出现在物理学中,如热力学三定律,牛顿力学运动定律等。其特征是广泛性、概念性、抽象性等。  
原理:多出现在理论物理学中,如狭义相对论的光速不变原理,相对性原理,其特征是从最基本的事实中抽象出一些基本的道理,然后再以些推演和拓展理论。
模型:多出现在一些理论科学中,如理论物理学和系统科学。其又分为数学模型,如量子力学中的薛定谔波动方程等,理论模型如系统、信息、耗散结构等。其特征是抽象性强,运用范围广泛,反映了对象复杂性。  
中医学理论“精品”多体现为理论模型形式,如气、太一、阴阳、五行等等。其特征是相似性、模拟性、复杂性、思辨性、统一性等。
科学理论中的精品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科学概念,尤其是模型,又特别是中医学中的理论模型,由于它们具有相似性复杂性统一性等特征,因而具有系统科学的横向特征而似哲学的泛义性,也正是由于这一特征它破坏了一般科学概念内涵的特殊性指谓性色彩,但是这种理论模型的应用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它要受多种条件的限制,尤其是对象具体性和语境性条件。象禅宗的指月公案一样,既要明指也要明月更要明用才行。也象幡动风到心动一样是一种主客合一的境界,那些指责阴阳等是自然哲学是因为他们并不是真正了解中国文化也更不了解中医学所致。而现代理论中医学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把这些不可言说的言说出来并使其具有时代化和国际化的特征。
我国的一些著名学者对模型理论及中医学也作了相关研究。国防科技大学 董光壁教授在研究了西方与中国的科学技术史之后,认为李约瑟并没能发现中国古代科学不同于现代科学的理论特征。他的结论是中国不仅有科学而是似乎也可以说有理论科学,不过它的特征不是公理论而是模型论的。模型论科学把理论看作一簇与经验同构的模型,用模型化方法表达理论,用“同构”概念来说明理论与客观对象之间的数学关系和物理关系。模型的优势在于,除部分地包括对实际观察到的现象描述外,还可以包含许多非实在因素对应的结构。模型是理论的一种逻辑演算形式,是一种理论化了的理论形式,其中的命题不一定要看成真的,但在它们的集合中必须是可逻辑推论的。运用模型可以从原始观察陈述出发,推论出尚未观察到的一些有关的命题,而这些推论的结果又可以成为新的初始命题,由此不断地去寻找越来越多的可观察性质。北京大学孙小礼教授认为模型的方法也是现代科学的核心方法。北京中医药大学张其成教授认为中医学采用了模型的方法构建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形成了模型论科学。所谓“模型”是指对认识对象所作的一种简化的描述,是对原型进行模拟所形成的特定样态,模型可分为物质模型与思维模型两大类。 物质模型是以某种速度、形式相似、人造或自然的模型实体去再现原型,物质模型是摸拟实验赖以进行的物质手段,思维模型是人们在头脑中创造出来的,并且运用它在思维中进行逻辑推理、数学演算和“思想实验”,可分为形象的(唯象的)模型和符号的(标志性的)模型,前者是以理想的或想象的形态去近似地反映客体,后者是借助于专门的符号、线条,并按一定的形式组合起来去描述客体。 中国传统医学,从《内经》开始采用思维形式的模型法(而不采用物质模型法),其思维模型主要有:阴阳模型、五行模型、干支模型、河洛卦象数理模型,可统称为“象数符号模型”。而以阴阳五行为最基础模型,它是中医及整个中国传统科学建构的基础。 王荣江博士认为:在传统知识论中一般把知识定义为“被证明为合理的真信念”。知识被描述为同时满足三个条件的承述:s知道p当且仅当:(1)p为真;(2)s相信p;(3)s有充分的理由相信p。很显然经验科学理论就符合这一知识模式。但是在梯格尔反例中“s有一个被证明是合理的但却是虚假的信念,借助于根据这个信念的推论,他正当的相信某种碰巧为真的东西,并且因此获得了一个合理的真信念,而这个信念却又不是知识”于是就产生了“知识是什么?”和“可能的知识是什么”的争论和对传统知识概念的置疑。一些学者进一步提出“我们关于知识命题的信念的内容与信念之间要有因果联系”和把知识的三重定义的第三条件变成“虚拟假设p不是(是),s不会(也会)相信p”的观点来修正,其基本点都是把确证看成是属于认识者内在的心灵活动,但是这种辩护必须要有一个确定无疑的前提并强调逻辑论证的必然性作用,但是他仍然无法避免怀疑论的诘难,说到底这是经验事实与逻辑真的关系问题,既对有关经验事实的判断不可能有逻辑的必然性问题。显然这样经历了一个强调外在客观向内在理解的转移,并不再企图去发现永恒的知识标准和终极性的知识基础。我们放弃传统的知识论,并承认知识的必要条件没有实现,我们转向信念,即把信念看成是被证明为合埋的或比其它信念得到了更多的证明并在合理信念的基础上建立知识论。同传统的知识论一样也是在假定我们能理解一个命题并能确定性的论证命题而进行的。于是当代知识论表现为从论证在向理解的发展趋势。由此看来科学理论中的模型不是一种实证性知识或是一种确证性知识,它是一种理解性知识,它在科学理论知识体系中只是一种过河的“桥”或“船”,是一种科学理论的工具,是一种科学知识的载体,同中国文化中立象尽意得意忘象的传统一样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所以所有的科学理论一样它们只是科研活动中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我们为何不执着于科学的目的而执着于此科学的手段呢?
4.3.3.不复存在的经验医学论。对科学和科学理论寄于太多的厚望,或把它们看成是绝对真理化身的代表这本身就是一种不科学的行为,尤其是对复杂问题的研究中,我们就不可能达到对简单间题研究所取得的效果。只有这样科学理论才能被摆在一个合适的位子上,因此科学理论知识体系相对于一般文化知识体系而言,它们只不过主要体现为一种专业化的色彩而己。所以那些认为中医学没有科学理论并把其知识体系归结为自然哲学是毫无道理的,尤其当我们批判了中医学是自然哲学的错误观点并确立了中医学知识体系属于科学理论的范畴后,我们应当进一步讨论中医学是经验医学的观点。经验医学或经验科学至少应表现出这样一种特征:即在其知识体系上不以理论科学的思辨特征占主导地位和以知识体系直观性客观标记性与经验性为主要特征,而中医学的特征正好与此相反,尽管中医学中也有经验知识体系,但它始终不占有在学科中的主导地位。既是这样,经验医学论还复存在么!这也就是我为什么采取从正面批判“自然哲学”论,并顺便确立中医理论科学的地位而取消“经验医学”论的简捷所在。
正是:
登高不知高何在,
渐渐又见一山衰。
始终不渝向前进,
原来高自足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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