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中医发展离不开西医支持－－中国中医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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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贴子最后由南京陈斌在 2006/02/03 00:46pm 第 1 次编辑]

                     
   
在对待中医现代化的问题上，反对的意见一直不绝于耳。特别是对于西医方法的借鉴和应用，以为是在引狼入室。从争论的气氛看，似乎中、西医已近于水火不容、势不两立之境。如有人提出：“现在的政策导向是强调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医，其实就是用西医替代中医，美其名曰中医现代化，实际就是消灭中医。”现实果真如此吗？恰恰相反，西医非但没有消灭中医，反而在支持着中医的发展。
　　

1．先西医诊断后中医辨证已是中医临床之定式
　　

由个体医发展到群体医（中医院），是中医的一大进步。同样，中医诊病由单纯的察色按脉到借助于现代影像和生化检验，也是中医的一大飞跃。现代中医临床的现实是：患者到中医院就诊，也要做相关的所谓“西医检查”，等到对疾病有了明确诊断之后，接下来才是中医的辨证。治疗也是一样，为了确保救治的高效安全，将西医的对症治疗与中医的辨证论治视时而用也是有的。即便是我们的名老中医专家诊病，也不仅仅是察色按脉，反而谨慎有加，一定要参考现代医学的检查诊断。这并不是谁要在改变中医，而是现代社会的需要，是科学进步的表现，是历史使然。且不说中医，作为当代社会的一名医生，谁都会尽一切可能，利用一切先进的条件和技术把病情诊断清楚，因为这是医生的责任。现代中医已与古代中医不同，他们所面对的是一个科技发达的现代社会，面对的对象是经受过先进科学文化薰陶的现代人，以直观的检测指标来指导治疗、解释病情也是合情合理的。先西医断病，后中医辨证已成为现代诊治疾病的逻辑规则。从科学的角度看，就病的诊断而言，西医明显比中医准确，所以，先用西医方法明确诊断，既有利于中医进一步的辨证论治，也避免贻误病情。最近一篇关于中医高等教育的文章提出，由于中医院校学生西医课程安排不足，实习薄弱，临床的基本技能明显弱于西医院校的学生，由此而影响到他们的工作分配。这说明西医的基本技能已成为中医院用人的重要参考指标，是现代中医必须熟练掌握的。
　　

实践证明，西医的诊断，是保证现代临床中医辨证和治疗质量的基础。有了病的明确诊断，我们才能对病位、病情和疾病的发展阶段有一个较为清楚的了解，才能使中医的辨证论治有的放矢。可以说，西医诊断为中医辨证论治的准确性和合理性提供了有效保障。
　　

2．中医优势的发挥需要西医的铺垫　　

医学发展到今天，对一般疾病的治疗逐渐趋于综合性，因为综合疗法更全面。特别是中西医结合方法的运用，越来越广泛。事实上，中医众多优势是在中西医结合运用的过程中得以发挥和体现的。例如对中风病的治疗，中医的优势在西医治疗的配合下体现得极为明显。这给了我们一个提示，中医治疗优势的体现有时候是需要西医诊治方法的支持与铺垫的。目前发展形势较好的中医院，一般而言，其综合医疗的水平也是比较高的,现代诊疗仪器的配备也相当齐全，尤其对急症的处理都具有较高水平。曾经有报道称广东省中医院在整个广东省包括西医院在内是效益最好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该院不仅中医特色项目开展得好，其硬件设施和综合医疗水平也不亚于同级的西医医院。又如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的骨伤科与在省内各大医院骨伤专科相比都是名列前茅的，原因在于他们不仅中医正骨特色搞得好，西医手术治疗的技术也是一流的。所以如果我们为了突出中医特色就对现代众多先进仪器和手段一概拒绝，对西医的先进技术与方法不予借鉴和引进，恐怕就很难满足患者就诊的需求，这样就会把相当数量的患者挡在中医院的大门之外。没有足够的患者，中医又如何发展呢？近年来各级中医院的发展实践表明，没有一定水平的西医技术和现代诊疗仪器作为支撑，中医就很难在市场上形成强有力的竞争优势。可以说，综合发展是突出中医特色优势的基础。即使是中医专科医院，有许多病种也需要先进的诊断设备和检测技术作为支持，只有紧密依靠这些现代的先进手段，中医的专科特色才能进一步深入发展。一味地追求纯中医特色而拒现代医学于千里之外的观念和做法，是不符合现代中医临床发展现实的。
　　

3．中医现代化需要西医的支持
　　

实现中医现代化，离不开现代科学和技术的支撑，而与西医学有关的各种交叉学科都是现代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现代化同样需要现代科学的支持。那么我们应当怎样看待中医现代化呢？笔者曾从市场需求的角度对此进行阐述，笔者个人认为中医的疗效、服用和安全问题是否满足了现代社会的需求可以作为一个切入点。但现实表明，中医的市场需求离现代社会的满足程度相去甚远。疗效慢而不稳定、服用不方便、安全问题有待解决等，远远不能满足现代人的需要，这是中医现代化必须解决的。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非借助现代科学和技术不可。客观地说，在中医已有的现代研究中，借鉴最多的还是现代西医学常用的方法。回顾一下已经完成和正在进行的国家各类科研基金项目中中医课题的研究技术和方法，不难说明这一问题。
  　

中医现代研究何以较多借鉴西医学方法？其实原因很简单，一是因为中医学与西医学研究的对象和目的一致，二则因为西医学中融入的现代科学的内涵确实比中医多。所以，中医借鉴西医的方法是很自然的事情。远的不说，就去年中医对“非典”的治疗，影像和生化检测为中医治疗计划和方案的确定提供了重要参考，特别是对病情发展的动态观察，患者肺部的影像变化，可以说是当时中医治疗的重要参考指标。如果说，中医在去年抗击“非典”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那么西医的检测方法对中医的支持是功不可没的。
　　

所以，谈中医现代化我们需要从现实出发，谈西医对中医的影响更要实事求是。其实，我们对西医的借鉴，绝不是外力的作用，而是中医在发展中的自身需要，应该是一种自觉行为。这正符合了科学发展的一般规律——学科、学派间相互渗透。中医也只有走进科学的大家庭，与各学科自由联姻，才能凭借科学的翅膀腾空飞翔。
　　

以上三个方面所谈，无非是在说明中医的发展不是孤立的，西医的支持是明显的。同时也重申一个观点：不管是哪一学科的技术和研究成果，只要有益于中医的发展，就应当积极吸收。中医现代化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方法探索的过程，西医方法对中医的支持或许是暂时的，或许是长久的，这需要实践的检验。当中医发展到一定阶段而不需要西医支持时，也会和现在需要西医支持一样自然。面对现实，尊重现实，是科学研究的基本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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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贴子最后由专门转帖在 2006/01/23 11:01pm 第 1 次编辑]

中医是迷信吗?——现代图腾崇拜

发表日期：2006年1月16日   出处：http://bbs.blogchina.com/    作者：chlf   已经有72位读者读过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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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古代由于人们认识的局限性，产生了图腾崇拜。图腾崇拜是没有任何道理的自认为某种东西具有它本不具有的巨大力量与作用，并对此利用深信不疑，加以崇拜和信仰。图腾崇拜、宗教信仰、鬼神迷信活动与古代人民的劳动经验积累互相搀杂糅合在一起，难以截然分开。比如一个土著居民可能正确地预测月蚀及潮汐，也能因此及时地做出正确的生产生活调整，但却认为这是神的推动作用产生的结果。我们不能因为他的正确预测就相信了他们的宗教理论，也不会因此就去认为他们向神进行的祈雨活动也会有准确的结果。

　　人们对中医药的盲目崇信与图腾及宗教鬼神崇信一样，虽然其中确有我们中华民族人民数千年的珍贵经验积累，确有部分有治疗作用的药物，但却有另外一部分根本就是类似图腾崇拜地在应用这些所谓的药物和治疗方法去企图救治病人。

　　和人们向观音菩萨求药祈雨一样，这些药物和治疗方法根本没有任何医学道理，也没有什么确切治疗功效，但愚昧和无知让人们对它的神奇作用崇信不已。这些崇信者和盲目的迷信与图腾崇拜一样，他们将那些与图腾相当的“药”喝下去就认为这样就能让自己的病好起来，就象土著将图腾圣物挂在胸前就认为真能驱妖辟邪、身充神力、免除疾病一样。所不同的只是一般土著将图腾挂在胸前，而他们则将这种图腾圣物咽了下去。而崇信者不仅有这种图腾崇拜信念，还会认为这些药物与方法已经被应用了几千年了，有几千年人们应用的经验，若没效人们早就停止了对它的应用。其实迷信鬼神、图腾崇拜、宗教信仰中也被盲目应用几千年的还真不少，那些宗教祭祀仪式不仅长期被人们应用和崇信，而且崇信者还会轻易举出许多这些方法得到验证的例子。
　　中医药中也确有部分药物与治疗方法具有一定的治疗功效，但这仅仅是古人长期经验的积累和总结，古人对为什么会这样就象对月亮的圆缺、太阳的东升西落一样，只是知道它的表象，却不知道它的原因。人们对自然现象的无知从而产生神话中的神鬼推动论、地心学说等谬论。中医药也一样，但我们对待这些有治疗功效的中药不能因为确有其事就承认古人那些在无知和愚昧中想象出来的鬼神理论和地心学说。
　　现在中国的中医不仅在广泛地应用那些根本无任何功效的类似图腾的中药与类似祭神仪式的治疗方法，也在迷信着中医的荒谬理论，还美其名曰是中医科学。所谓的中医科学其实就是现代宗教迷信活动，我们不能因为宗教迷信活动中确有少量正确的经验和方法就把它和科学并称，就抛开现代科学理论把古人的地心学说谬论也当成宝贝了。
　　科学是要不断地发现新事实，及时检验和否定过去不正确的认识和理论，吸收目前最先进的知识理论等，把目前最新的发现及时加入到原理论系统中去，对原系统中那些因为新发现而明显不合理的东西及时去除，建立一个在目前能够立得住脚的最佳的新理论体系。只有宗教才会固步自封，唯古是从，排斥变易，刻板教条，恐惧新说。

　　也许在现代医学理论系统下对中医药中的药物和治疗方法进行逐个的验证，去伪存真，并深入探究它的原理，最终纳入现代医学体系下，就象人类发现草青霉培养液具有抑制细菌生长效应并最终提取出青霉素应用于临床而且同时又揭示出细菌的生命活动机制和青霉素杀菌原理一样，这才是对中医中那些先人们的经验与智慧的最佳尊重方法。在这方面已有一个先例即用于治疗恶性疟疾的青蒿素。其实西药中类似青霉素与青蒿素的例子也有很多，如水杨酸、缨粟中的吗啡等。如果人们对鸦片的止痛功效也停留在一个古人的宗教式的谬论邪说中，不用现代科学对它进行研究和认识，那么现代的神经中枢递质理论中阿片受体系统还不知道到什么时候才能被发现。同样起源于中国的种痘法如果不是经过与现代医学理论相结合，产生现代的人工免疫方法用来对付瘟疫，那人类社会的命运还不知道会怎样呢。但如果因为我们的一个发现得更早一些的方法就让现代的医学生抛开现代免疫学理论和医学技术去学习古代的治疗方法和医学理论并施治于人是不是太荒谬了呢？这哪里还是学习和继承古人的什么经验和技术，这简直就是一个宗教的杀人屠场。哪里还是什么中医科学，这简直就是对古人那还仅有的一点正确的经验的最恶毒的糟蹋和讽刺，生怕它不会绝种，专门用这种貌似恭维的方法来掐害于它，使它眼睁睁看着错过眼前的科学利剑，得不到应有的研究升华和提高。这也是最为让人恐怖的宗教灾难，尤其是这种得到国家权力支持还披着所谓的正确外衣的宗教形式，最让人毛骨悚然。
　　不过当中医药中剔除所有的“菩萨”之后，也许所剩真的不会太多，但我们情愿牺牲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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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主义话语下的中医存废之争

发表日期：2004年11月22日   出处：中华读书报    作者：左玉河   已经有406位读者读过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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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无神论编者按]  科学无神论网曾经发表过一些关于中医的文章，其中以评价中医的科学性为主，在网友中有一定反响。最近《中华读书表》发表左玉河《科学主义话语下的中医存废之争》，对中西医之争的一段历史作了回顾，对我们站到更高的学术视野了解中医问题很有帮助，故郑重转载。
　  [中华读书报按]  近年来，关于中医的生存和发展、中医科学化、中西医结合关注和讨论都很多，而且这种讨论不限于医学界内部，而是与现代与传统、科学与非科学等话题纠缠在一起。本报今年7月4日曾就这个话题做过报道。实际上，一般的读者恐怕不甚了解，中医之争绝不是一个新的话题，早在约75年前，中医就掀起过一
场轰轰烈烈的大风波，这就是1929年的“废除中医案”事件。近日，社科院近代史所的左玉河先生对这一事件的前因后果、历史意义进行了全面的考证，本报特约请左先生撰成此文，以供关心中医问题的读者参考。
　　晚清时期，西方医学大规模输入中国。以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细菌学、临床诊断学为特征的西方医学，显然是以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寸关尺为理论基础的中国医学无法抗衡的。西方医学作为“新学”重要科目纳入新式教育体制后，西医教育、西医理论及西医从业人数均呈迅速发展之势。到20年代初，西医队伍基本形成，西医势力迅速扩大，逐渐成为足以与中医相抗衡的力量。原本统一的医界，遂分为中医与西医两大“疆界”。
　　中西医学毕竟属于两种异质医学体系，并存局面必然导致两者间的对峙与冲突。在五四新旧思潮激烈冲突中，知识界批评中医愚昧落后之声日渐高涨，西医界也公开与中医界决裂，医药界形成了泾渭分明的两大对峙阵营。1916年，余岩（余云岫）撰写《灵学商兑》，率先对中医基础理论进行系统批评；1920年，余氏发表《科学的国产药物研究之第一步》，得到了杜亚泉、恽铁樵的回应，引发了1920年初关于中医理论之争。但无论是1920年的余杜之争，还是1922年之余恽之争，均局限于学理上的探讨，并没有扩散到学界之外。
　　1925年中医界谋求将中医纳入学校体制，却因受西医界抵制而流产。此事导致中西医界关系迅速恶化，两大阵营间水火之势渐成。西医界称中医为旧医，称自己是新医，将中西医之争视为是“新旧之争”，先进与落后之争；而中医界称自己为国医，称西医为西医，将中西医之争视为“中西之争”。中医界对西医的攻击难以冷静与客观，而西医界之激进人士对中医界之批评更近乎苛刻。双方讥讽之言与谩骂之词日趋激烈。故1925年以后，中西医界的争论，逐渐由学理讨论泛化为意识形态争论。在西医界看来，中医不管是其理论还是其实践，均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而是科学的对立面。中医被等同于迷信与巫术，行医者是“依神道而敛财之辈”。中医成了阻碍进步、阻碍改革的罪魁祸首。而中医界对于西医界的反击之声也不绝于耳。双方难以忍受指责，难以再平等、公正、冷静地研讨学理。在中医界看来，中医理论上尽管有缺失，但却有治疗的实效，并非如西医指责的那样落后迷信。而在西医界看来，中医已经固步自封、不可救药，必须加以废止。在科学主义高扬的思想背景下，难以为近代科学所证明的中医，同样难以在科学上找到依据，因而也就不具备合法性。学理上不具有科学性，自然在现实中就缺乏生存合法性。于是乎废止中医，便成为合乎逻辑、合乎时代潮流之事。
　　1929年2月，国民政府卫生部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围绕着“废止中医”问题，余岩、褚民谊等人先后提出了四项相关议案。其所列废止中医之具体办法，将目标锁定在根除中医之生存基础上：尽管不立即禁绝中医，但通过中医登记，听任年老中医其老死，不准办学而使中医界后继无人，以达到中医自然消亡之目的。这种釜底抽薪之策，真可谓老辣而阴狠。
　　考虑到余岩提案过于激进，中央卫生会议最后通过之废止中医案———《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其实施办法则显得和缓许多。该议案规定了废止中医之三条原则：“甲：旧医登记限至民国十九年为止；乙：禁止旧医学校；丙：其余如取缔新闻杂志等非科学医之宣传品及登报介绍旧医等事由，卫生部尽力相机进行。”这便是著名的“废止中医案”。
　　尽管如此，议案一旦实施，中医之废止便仅仅是时间问题了。也正因如此，中央卫生会议所通过的议案及余岩之提案公布后，立即遭到了以陈存仁、张赞臣为代表的上海中医界的强烈反抗，也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
　　中医界之抗议举动，得到了上海各大报馆的同情。从3月初开始，中医界开始在上海《新闻报》、《申报》上发表在上海召开全国医药团体大会之通告、通电。这些报社也陆续发表社评，给予舆论支持。上海其他社会团体也予以支持和声援，尤其是商联会及国货会之通电，对卫生部及中央卫生会议猛烈抨击，促其收回成命。
　　上海中医界之抗议、抗争举动，引起了社会各界之关注。废止中医问题，已经不是简单的“学理讨论”，而成为一种令人关注的“社会问题”；也不仅仅是医界内部之争论，而是社会上议论之话题。天津、杭州、苏州、南京等地中医界纷纷发表通电，支持上海中医界抗争举动，派人参加全国医药团体大会，并致电国民政府卫生部，请求取消决议案。
　　中医界反抗废止中医案，一开始便不与西医就中医优劣问题作学理上的讨论，而是逐条批驳余岩等人废止中医之理由，并将中医存废置于政治意识形态层面进行论辩。3月11日，上海医界春秋社等8团体发表通电，指责余岩利用卫生部和中央会议等行政手段，打压中医界，将其废止中医上升到“摧残国粹学术”的高度。他们一再申明，“中医自有中医诊断之法，勘定病别之类，”并非“巫祝谶纬之道”。针对余岩在提案中指责中医“反动”之语，中医界声称中医完全合乎三民主义，是“极端之极端的民生主义”，是“极端之民族主义”。这种驳难，显然已非学理争论，而是意识形态化之政治攻击，是将中医存废问题提升到是否拥护三民主义的政治层面，争取政治上之优势。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中医界反而指责西医界废止中医乃违背三民主义之举，并喊出了“打倒余汪提案，就是打倒帝国主义”等政治性口号。
　　与废止中医关系密切的还有药界的“饭碗问题”。故中药界与中医界始终统一行动、团结合作。同时，废止中医药，涉及到了全国各地数百万中医药从业人员的生计问题。中药材之销售额，每年数以亿元计，在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医若废，全国中医药从业人员包括中医师、药商、药工、药农便失去生计，政府也失去大笔利税收入。同时，由于国产西药无法满足需要，只能大量依赖进口，增加贸易逆差，给中国经济带来沉重负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医界明确打出了这样的旗帜：“提倡中医，以防文化侵略；提倡中药，以防经济侵略”；公开宣告提倡中医中药之目的是：“促进健康，强种强国，维护民权；职业自由，扫除障碍，张吾民权；发挥天产，推销中药，富裕民生。”
　　中医界对废止中医案所进行之规模宏大的抗争，同样“刺激了上海的西医界的反感”。西医界激烈主张废止中医之代表人物余岩、汪企张、胡定安等，纷纷在各大报刊上发表废止中医之言论，回应中医界的批评。中西医界围绕中医存废问题展开之论争，互相攻讦讥讽，互相指责警训，充满了火药味，并上升到政治意识形态的层面。
　　3月17日，上海中医界发起的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如期举行。大会宣言对西医界操纵中央卫生委员会，藉其参政之势力摧残中医的做法进行了猛烈抨击，强调“中医之真价值，决不在西医之下”，并明确了此次抗争之具体目标：“消极的据理请愿政府，迅撤消原案并惩戒提案人余岩；积极地努力书报刊物，广设医校医院以及一切求学术之改良进步，为民众之健康皆有具体计划，非孜孜为个人之生活计也。由此目标协力进行，不达目的誓不中止。”为了将抗争进行到底，大会推选谢利恒、随翰英、蒋文芳、陈存仁、张梅庵组成赴京请愿团，张赞臣、岑志良为随行秘书，分别向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国民政府、行政院、立法院、卫生部、教育部等单位请愿，要求撤销废止中医提案。当天晚上，请愿团在各地来沪代表的欢送下登车赴京。
　　至此，全国中医界为保存中医而进行的生存抗争，已经成为国民政府需要注意及应对的政治问题了。
　　由于废止中医案是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主持召开的中央卫生会议讨论通过的，故中医界奋起抗争后，除了将矛头直接对准西医界并发生激烈论争外，自然也将抗议矛头指向了卫生部。面对全国中医界发起的强大舆论压力，卫生当局采取了息人宁事之法，以便平息纷争。
　　3月20日，中医请愿团从上海赴南京。21日到达南京后，请愿团向国民党三全大会、中央党部、行政院等处请愿。当时，国民政府内部对中医存废问题意见并不统一。以汪精卫、褚民谊为代表之部分政要主张废止中医，而以谭延闓、于右任、林森、陈果夫、焦易堂等国民党政要，则主张保存中医，并对褚民谊之举非常反感。而卫生部长薛笃弼，则作为冯玉祥的心腹，本身对中医存废并无定见。故中医请愿代表采取了相应策略：争取得到主张保存中医之国民党元老的支持，将工作重心放在国民政府五院院长和中央党部方面，而对卫生部则暂不理会。这一招果然奏效。谭延闓、张静江、李石曾、于右任、林森、戴季陶、陈果夫等国民党要员，均对中医有好感，对属于汪精卫一派的褚民谊倡议废止中医举动颇为反感。
　　中医界掀起的全国性抗争活动，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也影响着社会安定与政府威信。刚刚统一全国之南京国民政府，不愿意因为一些无关紧要的事件而引起社会较大之动荡。故当中医界掀起大规模抗争后，国民党多数政要对西医界利用中央卫生会议废止中医案之举异常不满。处于风头浪尖上的薛笃弼，自知在国民政府中地位的尴尬，急于化解与中医界的冲突，将这场风波尽快平息。故他一再公开表示并无废止中医之意。他向请愿代表当面表态：“我当一天部长，决不容许这个提案获得实行。”不久，请愿团收到国民政府文官处批示：撤消一切禁锢中医法令。
　　这次中医请愿活动之成功，除了中医界团结力争外并造成浩大声势外，显然与国民政府政治派系间的矛盾有一定关联。以谭延闓、于右任、林森、陈果夫等人为代表的国民政府元老派，不仅对汪精卫、褚民谊一派反感，而且对冯玉祥、薛笃弼等地方实力派同样反感。中医界利用其矛盾，依靠政府之元老派力量而攻击主张废止中医之汪派、冯派，从而使冯派控制之卫生部屈服。故中西医间的矛盾与论争，不仅从学理层面扩展到文化层面，进而扩展到社会层面，甚至还扩展到政治层面。不仅中西医争论逐渐意识形态化，而且中西医争论开始卷入了政府各政治派系间的矛盾及政治漩涡中。如果说这次中医存废之争开了医药界“依傍”政治势力互相攻讦之先河的话，那么此后中西医之间的争斗，都具有较为浓厚的政治化色彩，暗含着政治派别互相争斗的内涵。如此一来，中西医间之论争，更难为冷静客观之纯粹学理讨论。
　　中医界之抗争及请愿活动，迫使中央卫生会议通过之“废止中医案”取消，中医药重新获得了生存机会和空间。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中医界取得了重大胜利。但实际上，中医之生存危机并没有消除。不仅西医界及政府轻视、歧视、排斥、打击中医的政策并未根本改变，政府及西医界对中医的打压之势亦未根本减弱，而且中医界谋求10多年的将中医学校纳入学校课程体系的努力并未能实现。当中医请愿代表返回上海仅仅一个月，国民政府教育部便发出布告，通令中医学校一律改称传习所。不久，为西医把持之卫生部亦通令将中医医院改为医室，并禁止中医参用西法西药。故又引发了1929年12月的第二次抗争风潮。中医代表再次赴京请愿。随后，中医药界集会、抗议、请愿、游行、罢市、绝食，为中医药之生存延续而斗争风潮，不绝于耳。
　　余岩为代表的西医废止旧医之最重要理由，乃为中医不合近代科学。在科学主义高扬的时代洪流中，只要中医理论在科学上没有根据，中医理论不能以科学来解释，也就无法得到科学的承认。得不到科学承认的中医，其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便会受到怀疑，中医的生存危机便难以得到根本消除。故此，在围绕中医存废之论争中，中医不合科学之特性已被充分揭示出来，政府及西医界以中医需要改良、中医需要科学化为由，向中医界施加强大压力，迫使中医向科学化迈进。即使是那些不赞同废止中医者，也多主张中医应该改良、整顿、革新，应该科学化。经历了此次生死抗争的中医界不少有识之士，也意识到中医革新、中医科学化的迫切性。
　　这样，在这次生存抗争中幸存下来的中医界，为了谋求自身之生存，不得不开始对中医理论进行革新和改良，不得不接受中医科学化主张，自觉地进行中医科学化尝试。同时，西医界在这次论争中尽管未能达到废止旧医之目的，但却迫使中医自身进行改良，并开始走上科学化道路，未尝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胜利。
　　中医科学化的实质，就是用近代西方科学方法及科学原则整理中医理论，将中医纳入到近代科学体系中。因中西医学分属两个性质不同之知识体系，用西医方法和近代医学标准促使中医科学化，未必是中医的真正出路。故后人对中医科学化之得失褒贬不一。但在科学主义盛行之年代，中医为了寻求生存与发展，还有另外更好的道路可以选择吗？  

东方医学

下面引用由专门转帖在 2006/01/23 11:12pm 发表的内容：
科学主义话语下的中医存废之争
发表日期：2004年11月22日   出处：中华读书报    作者：左玉河   已经有406位读者读过此文
-------------------------------------------------------------------------------- ...中医科学化的实质，就是用近代西方科学方法及科学原则整理中医理论，将中医纳入到近代科学体系中。因中西医学分属两个性质不同之知识体系，用西医方法和近代医学标准促使中医科学化，未必是中医的真正出路。故后人对中医科学化之得失褒贬不一。但在科学主义盛行之年代，中医为了寻求生存与发展，还有另外更好的道路可以选择吗？

勿容置疑，走中医学自己之路。

专门转帖

                        中医：反思不足才是应对之道
      时间：2004-12-31 22:40:36 作者：《中国中医药报》 点击： 86 评论  
　    祖国医学在近代受到西医的冲击和竞争，已是不争之事实，发展至今，已有50%以上的患者是在接受西医西药的治疗。西医、西药诊治疾病，有它自己的特点，我们中医确也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弥补这些不足，才是我们应对他人攻击之道。
　　中医是科学，并不神秘，可某些人利用中医知识的广博性，把它称为神奇医学，把某些中药制品称为“无任何毒副作用”，甚至夸大疗效，包治百病，这与西医、西药方面严格的科学管理确有差距。
　　另外，中医在诊断方面，脉象、舌质占四诊之半，临床只凭个人的感性及经验来定性，至今还没有使用仪器来做为判定的严格依据；中医、中药知识的普及率还不够高；中药汤剂的服用也不够方便等。
　　由于受诸多客观因素的制约，中医在临床诊断正确率方面也比较低，在古代，十之八就是上工，十之七是中工，十之六是下工，这与西医90%以上的诊断正确率比较还是较低的，我们应该重视自己的不足，不断研究提高，以求发展和进步。
　　中医的发展应走什么道路呢？应走自己的路！祖国医学博大精深，集中华民族数千年医学、药学、哲学、天文、文学、物理、化学等文明之大成，千锤百练，自成体系。古语云：“神农氏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这说明了中医中药理论来源于实践，上升为理论，又反过来指导实践，通过实践再认识，再升华，再实践，如此循环往复，直到今日。因此，要凭空改变这一体系，通过少数人、短期内是无论如何无法完成的。我们只能去不断的继承、发扬、充实、完善和提高，吸收西方医学对自己有用的东西，乃至吸收世界各民族的医学精华，洋为中用，而使祖国医学更科学，更丰富，更完美。
　　祖国医学有两大特点，亦称两大法宝，一是整体观念，一是辨证施治，这是其他任何医学都无法比拟的。一些疑难疾病，如果正确运用上述两大特点，真正可以说是牛刀初试，如鼓应桴。笔者曾多次撰文，讨论有关气虚之证，除了可能发生实质性脏器下垂症以外，最可能、最容易发生下降的，莫过于血液了。这种症状在西医是较难诊断和治疗的，而在中医，只要使用一些补气升提之品，即可逐渐纠正。
　　对大脑血管疾病，西医除了降脂溶栓之类药物而无其他治法，而中医则可根据气能统血、气能摄血、气能行血之理论，运用补气行气之法，使血有所统摄，血行不失常道，血行气先行等，既能扶正，又能却病，既能防病，又能治病。如补阳还五汤症，因为气虚，血液由于本身重力作用，产生内部压强，下肢血管扩张，大脑巅顶部位血管缺少血液充盈，被动收缩，严重者出现粘连和堵塞。气虚还可引起血流速度缓慢，血管通透性降低等。这些是脑血管疾病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虽然还没有实验数据来进一步证实，但通过应用补阳还五汤进行治疗，能较快好转或痊愈。这种补气摄血、行血，血病治气之法也是西医和其他任何医学都无法替代的。
　　鲁兆麟教授曾说过：“中医是一门注重综合的状态医学，其描述的对象是病人的整体状态，而不是具体的疾病。”这说的是中医的主要方面，中医治气，无形之气；西医治器，有形之物，中医也注重配合局部的治疗，如中医肛肠、中医外科、中医皮肤科等，都有特别好的效果，这也是中医的一个重要方面，但不是主要方面。
　　比如针灸治病，针法已为全世界所承认和接受；而灸法除了温经通络、对穴位产生慢性持续性刺激之外，艾的热力能增强血管的通透性，还能激活血细胞及其他组织细胞的活性与修复能力等，这些都是西医无法比拟的。还有中医治未病的思想和方法也是独特而具有重大意义的。
　　综上所述，中医有着巨大的优势，有自己显著的特点，中医中药前途光明道路曲折，任何悲观论调都是错误的。我们既不能神化中医，夸大中药疗效，但也不容没有科学依据的诋毁中医，更应该重视自己的不足，加快发展。中医中药今后必将在国际医学领导占有重要的地位，为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的健康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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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反思中振兴中医--近代中医发展缓慢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中国中医药报》
                                                  曲清文

　　从《内经》时代中医理论体系的创立到明清时期温病学说的成熟，中医学经过2000多年的发展，到19世纪末期，发展步伐明显减慢。
　　中医落后论调的滥觞
　　随着西方医学的涌入和日新月异的发展，中医学发展的滞后益发明显。于是，当时的中医界形成了一股潜流，认为中医落后于西医，中医学是封建文化的一部分，医学没有中西之分，只有新旧之别，只有玄学的医学和科学的医学之别。对中国传统文化一概否定，主张全盘西化。　　曾有人宣扬：“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能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这种民族虚无主义论调后来成为民国时期统治阶级消灭中医的思想基础，直接导致了1929年2月国民党政府《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的出炉。　　时至今日，尽管无人重谈“消灭中医”的老调，但对中医的怀疑甚或排斥并未绝迹，不论在普通民众中还是在医药界都是心照不宣的事实，给中医事业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障碍。　　综览历史，认为中医落后，主张消灭中医思想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1840年开始，随着西方列强炮舰的侵入，西方文化大规模涌入中国，给中国传统文化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中国传统文化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危机。“天朝大国”美梦的破灭，迫使一部分中国人开始觉醒，开始在传统文化的一切层面上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反思。在这股反思大潮中，中医学作为“国粹”的地位不受到冲击和震撼是不可能的，而且因为与传统文化的特殊关系，这种冲击与震撼更为强烈。　　中医学与传统文化的特殊关系　　中医学直接脱胎于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文化思想的关系尤为密切，二者唇齿相依，这是中医的一大特色，在世界文化史上独树一帜。　　那么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呢？中国传统文化是指在远古或较久以前在中国区域内产生和发展的，世代流传至今的具有自身特点的精神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儒、道、释三种流派思想长期融合而来的，三位一体，不可分割，其中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儒学中的天人合一，以人为本，以和为贵，中庸等思想；道家的祸福相倚，对立统一，沉静无为等思想；佛教中的众生平等，慈悲为怀等思想，均对中医学的形成与发展影响深远。尤其是强调人与自然界协调统一的“天人合一”观，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也直接缔造了中医学的基本框架，为中医学的起步与发展找到了出发点与归宿。中医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念，五行相贯的藏象学说，阴阳互根的治疗原则无不打上了中国古代哲学的烙印。
　　在科技发展受到很大局限的古代，人们无法把握微观世界，但对宏观世界的把握是准确到位的，并且这种把握甚至超出了肉眼范围囊括了整个宇宙世界。在中国古代的认知论中，微观就是宏观，“一花一菩提，一叶一世界”，宏观与微观等同，认知方式是一致的。宏观世界是人类能够认知的一切可想象事物的总和，所以传统文化强调认知的立足点、出发点，重视观察角度，以自我为中心，“格物致知”，穷究其理；以“心”为轴心，“吾心即是宇宙，宇宙即是吾心”。这些观点直接渗入了中医理论。中医注重整体调节，阴阳调和，辨证施治，力求机体达到阴平阳秘的动态平衡；诊治时对人不对病，审证再求因，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用药讲求君臣佐使，升降有度，出入有序，广用和法，慎用攻法……　　然而，人的认知能力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总是有限的，由于认知手段的局限，当时人们对自然界的认知是很局限的，充满怀疑、矛盾和力不从心的感觉，既无法用精确的语言准确地描述客观世界，更无法验证理论的正确与否，只能从理论到理论，一路穷推。表现在中医学上，就是理论内涵的不确定和外延的无限扩大。理论上的自圆其说，无可证伪和解释的模棱两可、歧路百出，这些都长期为人所之诟病，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医日益倾向于内省而外纳不足，中医的发展与科技的发展脱节，这一切都成为后来传统文化反思大潮中中医频遭非议的致命伤。
　　正因为中医与传统文化的关系过于密切，所以当传统文化发生动荡时，中医的波动就无可避免。
　　传统文化反思大潮的兴起　　19世纪40年代，西方文明开始大规模涌入中国。在对西方文明逐渐被重视的过程中，人们也开始了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从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对封建专制的猛烈抨击，一直到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的兴起，陈独秀等人高举“科学”、“民主”面大旗，对中国传统文化从专制政体到经济体制，从意识形态到生活方式均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批判。由于国难当头及认识的局限，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没能对中国文化分清泌浊，进行冷静的思考，这种对传统文化“一棍子打死”的做法导致了严重的后果--民族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思想的泛滥。与此同时，西方各种思潮如无政府主义、人文主义、实用主义、新康德主义、科学社会文化主义等纷纷与中国传统文化一争高低。在一轮又一轮的激烈交锋中，中国传统文化被简单等同于封建文化、落后文化，糟粕被无限夸大，精髓被遗忘。这股缺乏冷静与深思的反思潮流一时间淹没了中国文化界。
　　中医在反思大潮中的处境　　中医在这股潮流中身不由己，被重新审视，在偏激的眼光中，其理论构建的粗糙，诊疗手段的裹足不前一览无余。尤其是在西医进入中国后，中医从理论到临床疗效都有了对比物。作为强大的竞争对手，西医不断地抢占中国市场。
　　19世纪30年代，西方医生凭一把手术刀打开了中国大门，将西方近代医学引入了中国。西医讲求微观，要求眼见为实，力求实事求是，不尚空谈，注重实效。建立在解剖学和微生物学基础上的西医学理论严谨，疗效可靠，其注重定量定性分析和疗效观察的实验科学方法也让国人耳目一新。由于近代西医建立在科技发展基础之上，所以其发展与科技发展同步，而与其传统文化基本无关联。西医认为中医是单纯靠臆想建立的理论体系，临床疗效缺乏实验依据，缺乏大样本的观察，没有推广价值。在当时的情况下，挂靠在科学大旗下的西医既有列强的保护，又有一部分中国人的盲目吹捧，在与中医对峙的过程中，其优势是不言而喻的。
　　近代中国由于清政府的腐败，军阀迭出，造成了中国社会长期动荡不安。为了自身利益，统治集团都或多或少地投靠西方列强，对列强刺刀保护下的文化侵略即使不是心甘情愿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采取默认态度。
　　当时的中国，社会精英阶层绝大部分有过留学经历，深受西方文化的熏陶。由于他们大多早期受过严格的封建文化教育，所以对中西文化的差异更为敏感。客观地讲，他们欢迎西医进入中国，目的无非是为了中国的富强，并非让国人顺天安命地作亡国奴，但由于他们对传统文化和中医的全盘否定及激烈批判，更加深了人们对传统文化和中医的怀疑与误解，从这一角度看，他们的社会表率作用大大加深了中医的灾难。如李鸿章在为《万国药方》作序时，把中医的辩证论治视为“以意进逻，病机凭虚构象，非实例而得其真也，”认为中医治病全凭“臆意”，凭空想象，任意捏造。鲁迅也对中医用药“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一对，旁注要原配即本在一窠中者”、“平地木十株”、“败鼓皮丸”等进行过辛辣的讽刺，并且直言“轩辕时候是巫医不分的，所以直到现在，他的门徒就还见鬼，而且觉得‘舌乃心之灵窍’，这就是中国人的命，连名医也无从医治的。”鲁迅东赴日本学习西医的初衷与其对中医的怀疑与失望有直接关系。　　科技的落后也直接造成了中医发展的缓慢。中医学初建伊始，科技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但由于中国自古视科技为“奇技淫巧”，将其界定在“器用”层面，所以中国科技到明朝后期余威已逝，中医即使有海纳百川的胸怀也无水可纳。科技的滞后导致了中医发展源泉的枯竭，中医的发展失去了生命力和动力。不幸的是，现代科技恰恰是一切学科最不可缺少的推动力。当西方科技涌入中国时，中医一则措手不及，二则由于长期积淀下来的以妄自尊大为文化特征的抵触心理在国难当头之时的引发，使中医的发展错失良机，未能抓住机遇与时俱进。
　　中医在反思中求发展
　　在内外交困中，中医并没有自甘沦亡，一部分开明的中医人一方面坚持中医立场，一方面再次显示出中医海纳百川的气魄，欢迎西医的引入，在汹涌的反思大潮中，依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开始了对中西医结合的艰难探索。中西医汇通派的兴起，中医科学化的勃兴，是一代又一代中医人努力的见证和结果。他们从中医立场出发，剖析中西医的差异，认为二者各有所长，主张求同存异，互为补充；同时冷静地承认中医的不足，提出了许多中肯的修正意见，要求中医走科学化道路，与时代发展同步，并且对中西医如何结合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尽管由于时代的局限，老一辈中医人不可能从更深层次进行相关理论探讨，但他们在反思浪潮中的冷静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中医的无限热爱与执着，对中西医结合的探讨等直到今天仍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
　　在看待近代中医发展缓慢的问题上，我们应该明确以下几点：
　　（1）近代中医发展只是速度的缓慢而非落后。中西医各有所长，几乎没有可比性。在谈及中西医治病的疗效时，著名老中医干祖望曾说：“40%西医好，40%彼此彼此，10%中医好一些，还有10%的疑难病，西医束手无策，中医应付自如”。
　　（2）近代中医发展缓慢不是传统文化的衰落造成的。从1840年至1949年，传统文化并没有衰落，虽然历经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运动、新文化运动、中国科学化运动等一系列冲击，但依然在艰难中兼收并蓄不断发展。在发展过程中，传统文化不断地吸收、沉淀、扬弃，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这也是中医希望之所在。
　　（3）近代中医发展缓慢是伴随中西文化剧烈碰撞而产生的，与当时传统文化的反思大潮密切相关。由于中医与传统文化的密切关系，在对传统文化的怀疑、反思过程中，中医的发展必然会受到同样的致疑与反思，在反思中求发展应是中医发展出路之所在。
　　（4）近代中医发展缓慢也受到以下诸因素的影响：政治的黑暗、经济的落后、科技的停滞、西医的进入、中西医的巨大反差、统治者与社会精英阶层的鼓吹与提倡，中医自身某些劣势的长期积淀等。
　　（5）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外交流的日益频繁，中西文化的碰撞再次发生，反思不可避免，也是时代发展的需要，但在反思中一定要把握方向，避免历史重演。传统文化的基石地位一定不能动摇。1919年9月，章士钊在《新时代之青年》的演说中指出：“凡欲前进，必先自立于根基。旧者，根基也。不有旧，决不有新。不善于保旧，决不能迎新；不迎新之弊，止于不进化；不善保旧之弊，则几于自杀。”。
　　中医学从诞生之日起，无时无刻不在发展和自我完善，这一过程受到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有时快，有时慢，但从历史上看，绝没有停滞不前。中医学的发展有其固有的轨迹和规律，那就是它脱胎于中国传统文化，这就决定了二者的发展必然同步。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凝结的纽带、存在的价值、民族灵魂之所寄，决定着民族的种性，“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只要中医学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石，以中医基础理论为发展核心，以现代疾病谱系的变化为发展导向，以现代科技知识为发展手段，将临床疗效作为发展目的，遵循其特有的发展规律，在自我完善中不断创新发展，中医真正走向世界将指日可待。

王亚当

真的以为中医除了在自已的老干上嫁接上西医就无其它发展的突破口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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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医学理论的科学性与现代化 －－《中国中医药报》
                                                          杨玉辉
　　杨玉辉 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西南师范大学宗教研究所所长、政法学院教授。本科毕业于成都中医学院医学系，博士毕业于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所，博士后在西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完成。长期从事医学、哲学、自然辩证法、宗教学、人体科学、心理学、神经科学等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并取得大量研究成果，提出了一系列的原创性理论。编著有《现代自然辩证法原理》、《揭开大脑和意识的奥秘――脑的工作原理与意识的脑机制》、《道教人学》等专著，并在海内外学术期刊发表相关论文20余篇。
　　中医学究竟是不是科学？这是今天我们迫切需要弄清楚的问题。然而究竟怎样才能判断中医学的科学性呢？很显然，从单纯的中医学本身和当代自然科学（西医学）都难免产生片面性和局限性。我们认为，正确的方法应该是站在整个自然科学及其发展的角度，从人体本身和人体科学本身，从医学科学的根本目的，来综合分析，然后做出判断。这也就要求我们在做出判断时既要超越中医学本身，也要超越当代自然科学，来全面系统地认识和把握中医学。
　　中医学理论的科学性
　　中医学对人体的科学认识集中体现在它的三种基本理论上，这就是形气神理论、脏腑理论和经络理论，尤其是关于人体本质的形气神理论和关于人体功能的脏腑理论，其科学性和合理性在今天更是日益明显。以下，笔者就这两种理论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做一个简要的分析。
　　1.形气神理论的科学性
　　中医学对人体认识的科学性，首先就表现在它对人体本质的认识上。它把人体看成是形气神的统一体，并提出了关于人体本质存在的形气神理论。在对人体本质的认识上，中医学认为人体不仅有形体存在，而且还有气和神存在，三者缺一不可。《淮南子·原道训》说：“夫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则三者伤矣。是故圣人使人各处其位守其职，而不得相干也。故夫形者，非其所安也而处之则废；气不当其所充而用之则泄；神非其所宜而行之昧。此三者，不可不慎守也。”《黄帝内经灵枢·天年篇》则更明确地指出：“黄帝曰：何者为神？岐伯曰：血气已和，营卫已通，五藏已成，神气舍心，魂魄毕具，乃成为人。……百岁，五藏皆虚，神气皆去，形骸独居而终矣。”
　　①形：在中医学中，形即形体，也就是有形可见、具有质感的物体。
　　②气：气的概念在中国古代非常复杂，但其基本意义主要是两个：一是指构成万事万物的本原，把气看成是构成万事万物的基本成分，气聚则物生，气散则物亡；二是指气机，即生命体的机能活动，这时气被看成是生命体活动的动力和源泉，同时也是其机制之所在。中医学的气虽然也包含前一层意思，但更倾向后一种含义，所谓“气即命也，有气则有命，无气则无命”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
　　③神：在中国古代，神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指天神，主要反映人之外的那种神秘的力量和存在；二是指人的精神意识。就中医学来说，神主要指人体的精神意识。
　　根据中医学的认识，人体的存在不仅需要形体作为其存在与活动的基础，而且需要气作为其生命活动的动力，同时更需要神作为其活动的主宰，人体在本质上是形气神三者的统一体。对人体来说，形气神三者都是不可或缺的，只有三者的有机统一才能形成活生生的人体存在。如果人体形气神三者的统一关系解体，形气神分离，人体也就死亡。
　　同时，中医学还进一步揭示了人体形气神三者之间的基础与主导关系。根据中医学的认识，在人体中，形是气的基础，气是神的基础；同时，神对气有主导作用，气对形有主导作用。现实的人体正是通过三者的这种基础与主导关系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如果三者出现了异常，导致形气神之间和谐统一关系的破坏，形气神不能维系其统一关系而分离，人体也就随之解体而死亡。
　　如果把中医学对人体形、气、神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与现代观念对人体物质、信息、意识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着惊人的一致性。笔者认为：物质是客观、具体的存在，其存在形式是实物和能量；信息是客观、具体的存在与主观、抽象存在的统一，其存在形式是程序；意识是主观、抽象的存在，其存在形式是概念。很显然，中医学的形、气、神与现代的物质、信息和意识基本一致；中医学对人体形、气、神相互关系的认识与现代的物质、信息、意识相互关系的认识也是基本一致。这种一致性充分显示了中医学在人体认识上的科学性与合理性。事实上，人们已经越来越清楚，人体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物质存在，而是物质、信息与意识的统一。可以看出，中医学的形气神理论不仅科学地揭示了人体的本质特征，而且还科学、合理地说明了人体形气神三个基本层次的相互关系。实际上，强调人体是形气神的统一并注重形气神之间的基础与主导关系也是中医学理论的一个基本特点。
　　2.脏腑理论的科学性
　　中医学科学性的另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它对人体功能系统的科学揭示。在对人体功能结构的认识上，中医学将整个人体的功能系统概括为以五脏为核心的脏腑系统，并提出了独具特色的脏腑理论。中医学认为，人体是由脏腑组成的，脏腑是人体功能的承担者，人体在功能结构上就是由五脏六腑系统，尤其是五脏系统构成的有机整体。具体来说，人体的各种功能活动就是由肝、心、脾、肺、肾五脏来承担的，它们各司其职，共同完成人体的各种功能活动，以保证人体的健康生活。中医的观点始终认为，虽然五脏也有它的结构基础，但在实质上五脏并不是一种以独立的形体结构为单元的存在，而是以功能活动为单元存在，心、肝、脾、肺、肾实质上是人体五个大的功能系统。这种系统已经远远超越了某个单一的形体结构单位，而是多个形体结构单位相互协作的结果。正因为如此，所以五脏的心、肝、脾、肺、肾才不能等同于解剖学上的心脏、肝脏、脾脏、肺脏和肾脏。
　　笔者认为，不管是计算机还是人体，其功能活动的原理都是一种程序原理，它们都是通过程序运作的方式来完成各种功能活动的。任何程序都是由启动、运行和终止三个环节构成。计算机和人体要具有一种功能或能完成一种功能，首先需要建立具有完成这种功能任务的程序系统；而在具体完成这种功能任务时，则又需要先启动这一程序，并通过程序的运行过程将任务完成。所以对计算机和人体来说，其功能并不是由一个个具有独立结构的组织元件或单个的器官、组织、细胞等完成的，而是由一个个的程序系统来完成的。所以其功能单元或单位也不是单个的元件或组织器官，而是一个个的程序系统。事实上，不管是在计算机中，还是在人体中，程序系统基本上都是超越单一的有形结构组织的。中医学所谓的五脏六腑并不是指人体中解剖可见的组织器官，而是指人体完成各种功能活动的基本功能单位或功能系统。从现代的观点来看，实际上就是指具有特定功能意义的各种程序系统。
　　虽然中医学只是从总体上揭示了人体功能系统――脏腑的实质和基本功能。然而，它却在理论上展示了作为一种程序系统的人体功能系统不同于解剖学实物结构的根本特性，这对我们从本质上把握人体功能系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今天，科学的发展已经越来越显示，机体功能活动以一种超越结构单位的系统方式而产生、存在。那种以物质结构单位为基础认识和理解机体功能活动的方法具有无法克服的局限性，而要克服这种局限性，就必须确立以功能程序系统为中心的研究方法。这也显示出中医学脏腑理论是一种认识机体各种功能活动实质和规律的十分有价值的理论。
　　归结起来，中医学理论的科学性从根本上说，是通过它的三种基本理论――形气神理论、脏腑理论和经络理论体现出来的。形气神理论从纵向的本质结构上揭示了人体存在的三个基本层次――形、气、神的基本内容及其相互关系；脏腑理论从横向功能系统――脏腑的角度阐明了人体功能系统的基本构成及其活动的基本规律；经络理论则揭示了人体形气神之间、脏腑之间及形气神与脏腑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途径和机制。通过形气神理论、脏腑理论和经络理论，中医学实现了它对整个人体的完整而系统的正确认识和把握。
　　今天的自然科学由于还只发展到信息科学和生命科学阶段，而许多问题的认识还仍然停留在物质科学的水平，所以以西医学为代表的当代自然科学在对人体的整体认识上，还停留在一种基本的物质结构单元的认识水平上，既看不到人体存在与非生命和生命的本质区别，也看不到人体活动中功能程序系统比之单纯的结构单位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尤其是看不到在医学的层面上更应重视功能单位而不是结构单位。目前许多人之所以不能理解中医学的科学性，其原因就在于他们所理解的科学还停留在物质科学，最多是信息科学和生命科学水平，而中医学实际上是意识科学和人体科学层次的科学，它在理念上远远超越了当代自然科学的水平。事实上，要达到对中医学科学性与合理性的真正理解，只有在真正的意识科学和人体科学水平才有可能，这对大多数人来说在今天显然还做不到，但我们相信这一天一定会到来。
　　中医学的现代化
　　在今天，中医学的现代化问题已经成为中医学能否生存下去的大问题，所以必须加以认真对待。毫无疑问，中医学是需要现代化的，但如何现代化，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和途径现代化则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我们认为中医学的现代化不应该是简单的当代科学化，而应该是对传统中医学和当代自然科学的双重超越。
　　1.中医学现代化应坚持的基本原则
　　①必须以传统中医学的理论和方法为基础。
　　从中医学理论的科学性使我们看到传统中医学的理论和方法在中医学的现代发展中仍具有重要的不可取代的理论价值和方法论价值。而且中医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也是中医学现代发展的基础。很显然，中医学的现代发展首先应该是其理论和方法的在今天的与时俱进。然而，中医学理论和方法的现代发展不能脱离它的历史和传统，必须是其历史和传统逻辑演绎的结果。
　　②必须借鉴和吸收当代自然科学的成果，但又必须超越当代自然科学。
　　毫无疑问，中医学的现代化不能脱离当代自然科学（包括西医学），而必须借鉴和吸收当代自然科学的各种理论和方法。但应注意中医学毕竟是一种与当代自然科学存在根本差异的科学。
　　③必须以中医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为根本方法。
　　要真正实现中医学的现代化而不是中医学的现代科学化，唯一正确的方法是中医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这种方法就是首先在传统的中医学理论和方法中寻找其现代的生长点――即传统中医学理论和方法中与现代的科学观念和科学方法更接近、更能联系起来的因素，并以此为根，让它在现代的条件下发芽结果、茁壮成长，这样以点带面，并最终带动整个中医学的现代发展。
　　2.中医学现代化的途径与内容
　　从具体的方法来看，中医学的现代化有两个基本的途径：一是传统理论和方法的现代转化，包括概念的现代转化、命题的现代转化、理论范式的现代转化以及研究方法和程序的现代转化等；二是现代科学理论和方法的有机吸收，包括现代哲学观念和科学观念的吸收、现代科学方法的吸收等。
　　3.中医学现代化的基本程序
　　①全面而系统地继承传统中医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并以之为中医学现代化的方法论和理论结构基础。
　　中医学现代化首先要做的是对传统中医学的全面系统的继承。尤其是对其基本的方法论原则和基本的理论框架和内容更是必须不折不扣地继承下来，并把它们作为中医学现代化发展的方法论基础和理论结构基础。在这里，像阴阳五行理论、形气神理论、脏腑理论、经络理论、六淫七情致病理论、辨证论治理论、药物性味理论等就是必须加以全面继承的理论和方法。
　　②寻找传统中医学中具有现代意义和价值的理论和方法。
在全面系统地继承传统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中医学现代化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寻找传统中医学中具有现代意义和价值的理论和方法。而且这种寻找也应该根据传统中医学自身的体系结构进行。根据个人的认识，目前在方法论上是最具现代意义的是阴阳理论；而在基本理论上最具现代价值的理论内容则是形气神理论；脏腑理论的现代价值主要体现在它们的方法论上和对脏腑功能内容的总体把握上；经络理论在理论上的现代价值还有待进一步探寻，其现代价值目前更多地体现在临床应用上。
　　在这里也可以看出，通过对传统中医学的创造性转化来使中医学现代化是强调传统中医学理论和方法的逻辑的、自然的发展，而不是它们被新的理论和方法所取代。如对传统形气神理论的创造性转化就并不是用物质、信息和意识理论去取代形气神理论，而是给形气神理论赋予现代内涵，使其成为现代的形气神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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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西结合方法论的思考--《中国中医药报 》
     40多年来，中西医结合取得了许多重大的成果，不仅受到国内广大群众的欢迎，在国外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什么是中西医结合？
    经过40多年来的实践，这似乎不应该再成问题，但由于汉字的特点，“医”可以有多种解释，它既可以是“医生”，也可以是“医治”，还可以是“医学”。所以有人认为中西医结合就是中医生与西医生的团结合作，有人认为是合用中西两法治疗。
    中西医工作人员的团结合作当然重要，它是中西医结合的先决条件，只有中医与西医团结合作，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才可能有中西医学的结合，但单纯中西医工作人员的团结合作不直接等于中西医结合。
    合用中西两法治疗以求得到既高于中医治疗也高于西医治疗的效果是中西医结合的初步做法。应该承认，这种做法最容易被人认可和接受。在国内，中西医结合之所以受到许多病人的欢迎正是由于疗效，在西方国家目前也出现类似情况。美国把西医以外的医学称为替补医学(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 cam)，主要包括草药、针灸、按摩、脊柱按摩、气功、瑜珈等。据2004年夏美国国家卫生院cam中心的报道，对美国50个州成年人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在2002年的12个月中成年人有36.0%用过cam，其中55%的人的理由是cam与常规西医治疗合用能增进健康。不过，中西两法的简单相加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中西医结合，但往往是中西医有机结合的先导。
    对中西医结合的正确理解显然是指“医学”而言，因为中西医结合的提出是与“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的论断有着密切联系的，而且中西医结合的目标是“创造我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
    中西医能否结合？
    中医学和西医学是在不同的时代和文化背景下形成和发展的，在观点、方法和手段上都有很大不同，从理论到实践各成体系，于是便有人怀疑其结合的可能性。在医学发展史上，确有不同体系无法结合的事例。宗教化的盖伦医学与以科学实验为基础的近代西医学便是彼此排斥、无法结合的，前者不允许后者存在，只有淘汰了前者，后者才得以发展。宗教化的盖伦医学遵循的是经院哲学，充斥着迷信和愚昧，其结果是造成烈性传染病的大流行和大批病人的死亡，而中医学则以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为指导，概括和总结了防治疾病的实践经验。中医学与现代西医学是互补的，结合在一起能促进医学的发展。
    有人认为中西医学研究的对象不同，所以不能结合。因为中医研究的是“形上属性(证候)的人”，西医研究的是“形下属性(组织器官、细胞、分子)的人”，这两种研究对象是“不可通约的”。中医依赖系统方法，西医依赖还原方法，这是研究对象对研究方法的必然选择，这两种研究方法也是“不可通约的”。
    这个推论关系到中西医能否结合的根本问题，有必要予以探讨。首先，它混淆了对象与观点、方法、手段的概念。研究对象是指研究中观察和思考的客体，它是独立于研究者而客观存在的。至于观点、方法和手段，则取决于研究者所处的历史条件、哲学思想、科学技术和生产水平。同一方法可以用来研究不同的对象，同一对象也可用不同的方法来研究。无论是中医学还是西医学都是医学，总归离不开研究人类生命过程。所以，从根本上说，中医学和西医学是相通的，不存在因研究对象不同而不能结合的问题。其次是关于系统方法与还原方法“不可通约的”问题。有人一说到西医学便是细胞病理学、局部定位思想、微生物学和特异性病因观念，一说到中医学的研究方法便是系统论，并强调在中医学中早已包含系统论的合理内核，是世界上首先把系统方法成功地运用于医学之中。其实，现代的系统论源于西方，早已在现代医学发展中起到重要的作用。神经–内分泌学说、稳态学说、应激学说、受体学说以及免疫学、环境医学、身心医学、社会医学等学科的建立与发展，以及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无不说明西医学已经越来越注意系统方法的应用。
    系统论是20世纪中叶才形成的，用于现代医学时间不长，但却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果。在中医学研究中运用系统论也至少有二三十年了，但迄今仍基本上停留在阐述中医学中有系统论的“原始思想”、“雏形”或“合理内核”，这除了赞叹我们祖先的聪明才智之外，究竟使中医学取得了多少实质性的进展，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关于中西医结合的方法论
    系统方法是将所要研究的对象作为一个系统整体来对待，着重从系统的整体与组成系统的要素、要素与要素、系统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关系中，综合地考察对象，以达到全面、精确地了解对象，并对问题做最佳处理的方法。是综合研究和处理有关对象整体联系的方法。
    还原方法是从高到低、向下进行研究的，其实质就是分析。近代科学的形成和发展主要通过实验方法，特别是分析方法的运用。其特点是从部分了解整体，从微观了解宏观，从低级运动了解高级运动，把研究对象分解为若干部分，一部分一部分地去认识其细节，使科学研究大为深化，走向精确和严格的道路。
    特别需要明确的是，还原论与系统论、分析和综合，绝非彼此排斥、互不相容。现代科学的方法论由还原分析转向系统综合，仅仅是对还原论的辩证否定，而不是完全抛弃。还原论与系统论都重视整体与部分的内在联系，强调人体和疾病不脱离一般的物理、化学规律，因而必须进行分解和还原。但还原论认识的重点在部分，忽略整体性；系统论认识的重点在整体，强调从整体出发认识诸部分。还原论过分强调部分对整体的基础决定作用，片面强调“向下”的认识途径；系统论则强调“向下”和“向上”两种认识途径，即一方面肯定部分对整体的基础决定作用，另一方面也肯定整体对部分、环境对整体的支配和控制作用。现代科学的系统方法是将还原分析与系统综合相结合。系统综合以还原分析为基础，没有分析，对组成整体的各要素没有正确细致的认识，系统综合就无从谈起。
    还原分析的方法打开了通往微观和细节的道路。正是由于还原分析的运用，才有近代科学的发展，才有近代医学的出现。从20世纪中叶引进了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以及社会科学等方法，将分析与综合相结合、静态与动态相结合、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并通过多学科的渗透和新技术的采用，发展了现代医学。
    中医学虽然具有系统论的思想，但由于没能吸收近代科学及其方法论的营养，没有发展必要的分析还原研究，没有真正打开通向微观和从微观了解宏观的道路，没有发展必要的实验研究等，其系统论思想只是系统论的“雏形”或朴素的系统论。所以中医必须克服上述历史性缺陷，才能上升到现代科学的系统论。
    40多年来，中西医结合取得了许多重大成果，促进了我国医学的发展。这些成果，如果用方法论来概括，就是在中医理法方药的研究中引入了现代医学的研究方法。由于这些方法不同于中医学的整体论和朴素系统论的思想，有时会引起异议，认为中西医结合偏离了中医药体系，担心“中医西医化”。这种顾虑其实是不必要的，有时甚至是自相矛盾的。例如，用免疫学来阐明中医所说的“正气”，用稳态学说来解释“阴平阳秘”，却只字不提西医学，似乎免疫学、稳态学说等与西医学无关。在这类研究中，对免疫学的现代成就和细节、对稳态调控的具体机制(如信使系统、受体系统等)都尽量避开，似乎一旦深入到具体细节，便有西医化之虞。这种片面强调整体综合的做法，实际上是继续“述而不作”，通过“条辨”的形式以求自我完善。中西医结合要尽量采用现代医学的最新知识和技术，以不断获得新成果和进展。
    更多的非议是来自中西医结合中还原分析方法的运用。如认为研究中药必须是复方，必须是辨证用药，如果是研究单味药，尤其是分析有效成分，便不是中药研究。但是青蒿素的发现却让这些人为难，既不愿承认它是中药现代化的成果，又无法否认它对世界医疗卫生事业的贡献。像这类问题，从中西医结合的角度来看，十分容易解决。中西医结合的目的是创造新医学新药学，从中药中发现新的有效抗疟药，是中医药学对人类的新贡献。当然，中西医结合研究中药不只限于单味药的分析。将分析与综合相结合进行复方研究和辨证用药的研究也都有成果问世。
    总之，中西医结合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关键在于它有效地把现代医学的研究方法，即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方法引入中医理、法、方、药的研究。

专门转帖

中医药现代化发展战略研究  《中国中医药报》

     一、中医药现代化的含义
    几千年来，中医中药一直作为我国传统的医疗保健体系，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做出了巨大贡献。即使在现代医学高度发展的今天，中医中药仍然如同璀灿的明珠大放异彩。在全球抗击SARS期间，中医中药的神奇疗效让世人再次把目光投向这块中华瑰宝。一直以来，中医中药的作用机理因无法用现代医学理论来诠释而阻碍其走向世界，为此我国的中医药行业人士一直在积极探索各种方法，规范中医药的管理以及建立行业标准，不断地促进中药事业的健康发展。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明确提出“实现中医药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为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但是，什么是中医药现代化，怎样实现中医药现代化？不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就不能自觉地贯彻《决定》，推动中医药的现代化进程。
    在许多人看来，中医药如今面临的困境意味着中医药的整个理念体系已经被证明是失败的，中医药的现代化就必须是中药西药化。许多技术专家更是从技术的角度认为中医药的现代化基本上就是将中药的有效成分分离出来，成为化学单体，然后才叫中药现代化。
    但事实上，中医药对人体是一个系统的理解，我们有责任将这种将人体作为一个系统来治疗疾病的理念传播给全世界，也只有这样，中医药才有更广阔的发展前景。事实上，西方科学界正在逐步意识到他们那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哲学正在走向死胡同。此外，我们对中医药现代化的理解过于狭窄。中医药现代化实质上还意味着必须用现代的管理和营销意识去占领市场。现代的管理和营销意味着必须发挥优势，弥补劣势，而不是将中药西药化，因为那将意味着抛弃我们的优势，而去和跨国医药公司拼资金和技术的实力，其结果可想而知。
    因此，中医药的现代化绝不应该是中药西药化，中医药现代化也不应该只关注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医药市场。在现阶段，申请FDA和进入美国欧洲市场不应该是中国中医药业的主要目标。这首先是因为在发达国家推广一个新药决不是一个FDA批准就能做到的，而是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没有一个市场营销体系和足够的资金支持，FDA许可证就等于是一张废纸，只是“徒有虚名”。
    二、中医药现代化从何入手
    实现中医药现代化，首先要从继承入手，要进行现代的继承，而现代的继承即指通过理解、描述与诠释，把历史认识变成我们现代人所能理解接受的认识，这是现代化的第一步，是真正科学意义上的继承。    中医药学继承的现代阐述应该包括三个组成部分，一是实验验证和临床验证。任何科学理论在没有完成严密的实验论证的情况下，它都是假设，所以中医理论也应该接受现代科学严密的科学论证。二是中医药必须要完成文化认同。歌德说过，最具有民族性的东西也最具有世界性，但是我们任何一个民族文化要在一个国家存在下去，它必须首先完成世界化，而要完成世界化的前提就必须被世界人民所接受，必须进行一次新的文化的认同，如果我们中药不能完成这个新的文化认同，那么西方社会、西方的民众就很难接受中医的理念，就很难接受中药的治疗。所以，我们在继承的过程中，必须要对中医的理论内涵进行新的、科学的理解与解释，必须要完成新的文化的认同，就是要运用全球都能接受的普遍运用价值，去说明中医药理论的公式和原理的现代价值，完成历史论资到现代论资的演变。只有这样，我们的中药才能够堂堂正正地走向世界。三是在继承过程中要解决中医药的科学语言问题。科学语言是科学认识主体用于描述、记录科学认识活动所获取的理论成果的信息载体，科学语言产生于科学认识的实践，又应用于科学认识实践，它既是科学认识主体的认识成果，又是科学认识主体的认识工具。但是我们要看到，科学语言是历史的产物，它记载着科学时代的精神，又被科学时代精神所制约，科学与语言的意义体现出科学时代的特征。比如，对生命的本质，在古代，认为生命就是有机体的新陈代谢、生老病死，到了近代就认为生命是蛋白体存在的方式，而到了现代认为生命主要是核酸核蛋白组成的多分子系统的存在方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是用不相同的科学语言去描写人们对生命和本质的认识。所以任何科学都要进行常规的科学解题活动，在不改变原有理论基本观点的前提下，要对原有理论语言进行修改、补充和完善。中医药理论是科学的，但是它的科学语言有待于完善，而我们现在很多传统中医的科学语言基本上就是把古代人们的认识翻译成白话文，认为已经完成了科学语言的改造，其实不是。中药继承的首要任务、主要基础，就是要用能体现时代特征的科学语言，对中医药理论科学内涵进行能被广泛认同的描述与记录，然后以新的科学语言为基础加以验证与发展，并以新的科学语言进行传播，这样才能完成中医现代化的进程。
    中医药现代化现在如何入手，非常重要的是要重视中药研究开发的知识创新，建立在知识创新基础上的新药开发，将会具有较大的市场能量与较长的市场份额占有时间。所以如果说创新药物的知识创新点是不断拓宽发现新的药物作用靶点的话，那么中药的知识创新应该对证的实质进行系统的研究。比如辨证施治是中医的核心理论，是中医科学研究纲领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在中医现代化过程中，辨证施治理论决不能放弃，中医药现代化的过程非常重要的文化认同，就是要让全球能够接受辨证施治的普遍价值，要证实辨证施治的传统价值，然后让这种辨证施治的传统价值变成现代价值，为全球所接受。所以中药现代化的研究首先要对证的实质进行深入的研究。我们知道，中医所说的阳虚，这种病理过程存在于很多疾病过程当中，如果我们研究出阳虚的实质，建立起阳虚的模型，开发出针对阳虚的药物的话，那么阳虚药物就不是针对一个病，而是能够针对很多很多病从中医理念出发的共同的病理过程，那么这样开发出来的药，就具有非常广阔的市场前景，具有中医特色，才是中药。针对某一个病可以开发中药，但是我们认为在开发中药的同时，应该对这个病的不同的病证分型，开发系列中药。在中药新药开发现代化过程中，我们必须十分重视中药新药开发当中的知识创新，而不是单纯着眼于中药开发的技术创新，只有从知识创新源头所开发出来的新药，包括中药，才有巨大的市场前景。
    当然我们也要非常重视中药新药开发的技术创新，首先要抢占中药科学的制高点，要开展中药材和中医药标准规范研究。要增强中药行业的竞争能力，一是要主导制定行业规范，二是要开展中药有效成分的研究，三是要开展中药质量控制方法论的研究，四是要开展抢救、保护中药材制药研究，五是要开展中药新器械研究，六是要开展现代中药新制剂研究，七是要出一批高水平的科研成果，要抢占一批专利。其次，要加大中药的基础研究力度，要重点攻克中药理论、药效物质基础、质量控制方法等制约中药国际化的瓶颈，使中药产品有效成分明确，质量控制科学，临床运用定位明确等，这方面重点要做好三项工作：第一，以医学院校为基础，对常用中药尤其是具有优势特色的中药复方的药效物质基础进行研究，关键是要确定其有效成分和有效部位，建立适合生产的高效分离方法。第二，要运用现代仪器分析法手段，对常用中药及其中药复方的有效成分、有效部分的分析方法进行研究，要建立有效的质控方法。第三，要运用新技术、新方法，对中药特别是中药复方的有效成分、有效部位的作用机制进行研究，要明确中药防治疾病的作用靶点。要抢占中药的科技制高点，从目前来说要攻克两个关键技术，即要加大力度对现代高新技术与装备在中药产业的推广运用，并对其过程中所出现的关键技术难题进行重点研究与突破。要有效地解决中药产品粗、大、黑的问题，使中药能广泛为世界各国人民所接受，剂型是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而剂型确定以后，它的品质是个很大的问题。要发展中药制剂的新剂型，尤其应加强对中药的粉式剂以及孔式剂、网式剂的研究。要完成所有这些中医药现代化的工作，重要的是我们的科研要融入社会，要构筑一个科学的服务平台，要快速提升中药的研发能力，要采取纵向、横向科研科技并重，以新药研究开发项目来带动中药的基础研究，以重点实验室、中药基础与新药研究实验室为大本营，与科研单位特别是与企业联合组建按现代企业模式运作的现代中药研究开发和质量标准研究中心，只有这样才能够构筑国际化的、能够为企业服务的、与社会需求紧密联系的技术平台。因此在中药的现代化过程中，必须进行强强联合，而这种强强联合主要指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与企业联合。
    三、中医药现代化的战略任务
    1.中药及其产业现代化和国际化
    目前，在国际中草药市场高达150亿美元的份额中，中国仅占其中的百分之五，其余份额基本被日本、韩国、印度和泰国瓜分。近日从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获悉，我国中药出口最高值曾达到年创汇7亿美元，但从1996年开始，总体上逐年下降趋势相当明显。我国中药出口在经历了近10年的徘徊后，2004年实现重大突破，中药出口达到7.25亿美元，比2003年的6.16亿美元增长了17.6%。提取物出口增长最快，全年出口2.23亿美元，增长了28.87%，而中药进口为2.26亿美元，比2003年2.08亿美元增长8.6%；进出口总计9.5亿美元，同比增长了15.33%。中药出口、进口和进出口总和都创下了历史最高值。2005年以来，我国中药出口形势看好，中药出口量急剧增长，特别是植物提取物增长尤为明显。     中医药产业是我国经济增长点。在中药及其产业现代化和国际化的同时，使中药产业成为我国经济的增长点；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中药及其产业的现代化和国际化，是完成中药产业战略任务的根本途径，而中药内含的优秀的中医药文化将成为中药国际化持久的推动力。
    2.中医药标准化
    俗话说，“丸、散、膏、丹，神仙难辨”，中医药要现代化，技术要有新突破。名优中成药的生产技术现代化是中药国际化的重要前提，要根据不同品种的生产需要，采用高效提取、分离、纯化等技术提高中药质量水平，如超临界萃取、大孔树脂吸附分离、超微粉碎及细胞培养等等。在生产实践中，根据不同需求，将多种技术组装配套、系统集成，并通过自动控制和在线监测技术，实现稳定与可控，优化生产，提高质量水平。在这方面，我们要解放思想，不能因为中药材成分复杂，中成药多为复方制剂，交互作用就更复杂，而且有史以来还没有办法对如此复杂的问题做出明确的理论说明，因此就认为古方不能改、不能动，这是一个自我约束的很大的误区。我们可以探索通过生物等效性实验和临床实践以及先进的分析、检验手段进行研究和创新。例如，利用先进的科技手段，对复杂的中药大复方制剂主要的有效物质及其相关性进行研究，如果主要有效物质是一种或少数几种，则可以按其有效成分制定大复方制剂定性定量的质量标准，这才是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科学地阐明大复方制剂的内涵，这是从技术上推动中医药现代化的途径，也将为中药大复方制剂化大为小、化繁为简、变说不清为说得清创造条件。
    药之害在医不在药。我们从不认为中药无毒，但五千年的临床已总结出系统理论，合理配伍、辨证使用即可增效减毒。但西方人理解不了。而我们动辄要求中药按西药标准申报，岂非为难中药？中药要有自己的国家标准，让世界中药与我国接轨。一味强调同西药接轨，是缺乏民族自信心的表现，其结果只能使中医如同世界另外三大传统医学一样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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