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李际均：《战略学的任务及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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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际均：《战略学的任务及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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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行伍(巴.山.彩.叶) [13810:24643], 00:01:41 04/13/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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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际均《论战略》第十七章
［ 作者：李际均 源于：作者供稿 点击数：191 责任编辑：长戈 ］
　　战略学的任务及研究方法

　　战略学是研究全局性战争指导规律的一门科学，是军事学术的最高层次，它
直接指导战役学和战术学以及军事学术的其他各门学科。战略学主要研究战争规
律和战争指导规律，包括：各种因素对战略的影响，战争指导的历史经验，战略
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对未来战争的判断及战略指导要求，武装力量建设，战争的
准备与实施等。由于战争在整体上是不能事先专门进行试验的(再逼真的演习，也
只能是近似实战，而不是真正的战争)，因此，对未来战争的研究，不仅缺乏直观
的对象，而且由于敌人隐蔽真实情况和制造假象，大大增加了我们认识上的困难
程度。对未来战争的客观规律的完整认识，必须经过战争实践才有可能。但是运
用正确的哲学观点和现代科学技术的方法，根据以往的战争经验和现代战争的特
点及其发展，对未来战争进行某种程度的科学预测，以便有针对性地进行准备，
创造未来反侵战争胜利所必需的条件，则是可能的。

　　(一)战略学以及战役学、战术学，之所以带个“学”字，是侧重研究规律性
的东西的。它揭示规律而不是做出规定。为什么要分成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
呢?战争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也不依人们的认识程度为依据，不论你
认识到或没认识到，战争规律是客观存在的，我们的任务是去发现战争规律而不
能制造规律。战争指导规律，则是依据战争规律，结合敌我双方的情况，对战争
进行谋划、筹划和指导的法则。所以战略学不同于军事条令、条例。它对条令起
指导作用，但它不是条令本身。进一步说，战略学是研究构成战争诸因素的相互
联系、相互依存、相互转化，从而形成战争运动、战局发展的规律，以及如何驾
驭战争、赢得战争胜利的指导规律，为制定军事战略提供咨询和理论依据，而不
是制定战略方针。这样区分，不仅可以避免逾越领导机关和职能部门的工作范围
，而且有利于扩大战略学的研究领域。战略学不局限在研究敌情判断、部署、进
攻、防御、防空、后勤保障、政治工作等固定的框架范围，它还应研究大战略范
围的内容，从而使战略学研究上一个更高的层次。

　　(二)战略学要研究构成战争运动诸因素的关联性。这些因素除了军事因素外
，主要是政治因素、经济因素、地缘因素以及民族、文化、宗教等因素。因为战
争是一种社会运动，几乎构成社会运动的主要因素都和战争、战略的关系十分密
切。比如说经济因素，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风险与衰亡》一书中说：“军事
和经济竞争是相互依存的，首先是工业经济增长或衰退，然后发生军事行动。”
克劳塞维茨在提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时，并没有把政治的概念深化到像我们今天
这样的认识。他所说的政治只局限于外交上的政治交往。外交上的政治交往达不
到目的，就要诉诸武力。当然，克劳塞维茨的这个结论是正确的，但并不是最根
本的。就战争的根本动因来说，是经济利益，也就是生存利益，包括领土主权和
海洋权益和资源占有等，这是战争的本源。现在回过头来讲战争诸因素的联系。
大家知道，德国历史上有个“施利芬计划”，是1892年提出来的，1905年又改了
一次，1914年付诸实施。它是基于对德国面临两线作战而威胁较大的是西线的法
国这一战略判断作出的，从而确定东守西攻的战略方针。但这个计划在第一次世
界大战中没有成功。一是因为小毛奇把施利芬的重点方向“右纵队占85％的兵力
”，改变为占58％，大体上变成平分兵力了，这是军事部署上的原因。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施利芬没有充分考虑到政治因素，没有考虑德军
穿越比利时去进击法国，就会破坏比利时的中立；破坏比利时的中立，就会引起
英国的干预。这样就变成了英法联手对付德国。又比如，从地中海到波斯湾所毗
连的狭长地区，从古代起一直就是战争的热点地区。因为战争总是由两种矛盾着
的社会力量相互冲突激起的火花而燃起的战火。在古代，北方的游牧民族南下和
当地的农耕部族发生了交接，产生矛盾而发生战争。其后，这个地区就成为两种
宗教、两种文化的交汇地区。所以后来的拜占庭与穆斯林的战争、法兰克军队与
阿拉伯军队之间的战争，以及十字军东侵，也都在那一带地区发生冲突。第二次
世界大战中，这里也是其中的一个战场。战后又是列强必争之地，一直到现在仍
然是世界的热点之一。它是世界的南方和北方、东半球与西半球，以及两种宗教
、文化的交汇地区，是历史文化“板块”的接合部，容易发生震荡。社会和经济
的差异可以改变，而历史文化的差异是很难改变的。更要看到的是，隐藏在这种
历史文化冲突背后的，仍然是经济利益的矛盾斗争。1991年海湾战争的实质，是
西方大国为了自己在这个地区的石油利益而进行的。还有，在军事战略领域，目
标与力量是一对矛盾，力量达不到，就要调整目标，如果坚持目标，就要增加力
量。把二者之间合理地统一起来，运作起来，就体现了战略智慧。

　　(三)战略学是个开放的、发展的理论体系。它不以某一种历史的战争形态和
某一种战争的因果观念为满足。它不断地吸收新的战争经验和新的战争模式、新
的技术装备对战争的影响来研究战争和指导战争。比如说海湾战争，从战争形态
发展的历史来说，标志着一个新阶段的开始。从过去的冷兵器、热兵器、核武器
主导战场发展到高技术兵器主导战场。也就是说，前几年在局部战争或武装冲突
中所出现的新质，现在已经逐步在战场上变成起主导作用的东西了。它可以引起
战争形态的变革。这就是规律。比如说后膛枪出现后引起了战斗队形的变化，变
成了疏开队形。机关枪、铁丝网出现以后产生了堑壕战。步兵无法突破就向两翼
扩展，形成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出现的那种“延翼竞走”，于是形成了绵亘战线。
坦克出现以后，机关枪、铁丝网就都不起作用了，于是又发展为机动作战。第一
次世界大战，坦克是战场使用的兵器中出现的新质，但并没有成为战场上起主导
作用的东西。第二次世界大战，飞机、坦克成为西部战场上的主导武器，于是出
现了大纵深、高速度的作战样式。海湾战争中美国使用了80多种高技术兵器，这
些新兵器开始在战场上起主导作用，这种高技术战争形态刚刚出现，它的规律还
没有完全暴露。但是应该意识到这种高技术兵器主导战场，必然会引起战争形态
、作战形式、作战指挥，甚至于战略控制等方面的一系列变革，并且将体现在下
一场战争中。

　　从战场范围看，高技术局部战争的战场，包括陆地、海上、空中、外层空间
，还有电磁领域。可以说，人类发展历史的每一次浪潮都增加一个新的战场领域
。如第一次浪潮，增加了海战领域；第二次浪潮即工业革命浪潮，增加了空战和
水下(潜艇)作战领域；第三次浪潮即信息浪潮，增加了外层空间和电磁领域这两
个新的战场。就是说每一次产业和技术革命浪潮的出现，都增加了它相应的战场
领域。

　　所以说海湾战争带来很多新的变化。

　　从时间来说，高技术局部战争准备时间长，战争过程短。因为它的消耗太大
，海湾战争打了那么短的时间就消耗了611亿美元。整个战争分三个阶段：第一阶
段叫做“沙漠盾牌”，是167天，占整个战争进程的80％。这段时间主要是集结运
兵。第二阶段是“沙漠风暴”，是空中突袭阶段，38天，占整个战争进程的18％
。第三阶段才是“沙漠军刀”阶段，即地面进攻，才4天时间，占整个进程的2％
。这反映了一个规律：高技术战争的准备时间长，突袭时间短，战争节奏快，作
战消耗大，部队伤亡小。

　　从联盟情况看，在朝鲜战争中，美国虽然也是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但主要
是美国和南朝鲜的军队，其次是英国派出的两个旅、土耳其派出的一个旅参战，
其他13个国家是象征性地出兵。这次海湾战争，美国一方的多数联盟国家都真正
地出了兵，没有出兵的德国、日本则出了钱。高技术战争的作战领域扩大了，虽
然是局部的战争，但往往涉及多国利益，带有联盟性与国际性。钱需要盟国出，
兵需要盟国派。

　　从突击方式看，与过去也有所不同。比如空中突击，过去首先突击前沿，然
后突击纵深。海湾战争不一样，首先突击对方首脑机关，其次是关键的能源和生
产设施，再次是交通，最后才突出对方的武装部队。与以往作战相比，在突击顺
序上，它是倒过来的。了解这个规律对防御战略部署是非常重要的。

　　从组织指挥要求看，海湾战争是体系对体系的战争，C41系统成为整个战争的
神经中枢。战略和战役战斗往往融为一体，战役的分量加重，并带有战略决战性
质。高技术战争的初战也可能就是终战。这就对军人的素质，特别是指挥员和指
挥机关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当然，也要看到，高技术局部战争也有局限性。海湾战争本身就不具备典型
性。美军方面暴露了很多弱点，诸如：作战消耗大，难以持久；对盟国依赖性大
；高技术装备集约性强，关键环节脆弱，．一旦遭破坏，作战能力即大为降低等
等。如果美国的对手不是伊拉克，如果作战地区不是在平坦的沙漠，如果伊军在
美军集结阶段首先发起突击，造成美军重大伤亡，或者伊军在美军进攻之前突然
回撤，选择有利地形，以逸待劳，侧击突出冒进之敌。那末战争的结局就很难说
了。施利芬说过：“完全的坎尼之战在历史上是难得一见，必须一方面有一个汉
尼拔；另一方面又有一个法罗。”高技术战争并没有改变人的决定作用。战争史
上，每一次军事技术革命，开始时容易受到漠视，到后来形成“气候”时，又往
往出现夸大其作用的倾向。军事认识虽然也需要多次往复上升为观念，但更强调
逼近真理的速度。

　　总之，战略学是把有关战争问题的历史经验、科学知识、哲学思维、创造智
慧熔于一炉的理论体系。越是接近战略的最高层次，就离军事哲学越近，其本质
是揭示构成战争矛盾运动诸因素的辩证规律。

　　(四)在战略研究中，必须站在战略全局的高度，采取慎重的态度，掌握科学
的方法。

　　首先，战略是涉及国家存亡的大事，兵凶战危，不可不慎。一个国家，一支
军队，战略上的措置往往关系到作战的胜败和国家的兴亡。苏联卫国战争初期的
失败，有很多因素，主要在于战略上的错误，从战略方针、作战理论都可以找到
原因。比如说，没有认真地接受西班牙战争、诺门罕战争以及德国突击法国的经
验教训。认识到战争特点发生变化的是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他指出“战争将完全
是另一个样子”，提出了大纵深理论，建立了机械化军，并领导部队开始进行新
的战法训练。可是后来德国用了反间计，散布假情报说图哈切夫斯基是德国间谍
，于是斯大林就把图哈切夫斯基杀掉了。在1937至1938年的大肃反中，有一大批
高级将领被杀，军、师、旅长几乎全换了。这使苏联军事出现了大倒退。苏联卫
国战争初期，在战略指导上犯了一系列的错误。如，对敌人进攻时间的判断晚了
一年，认为最早在1942年爆发战争。对德军入侵的主突方向也判断错了。在作战
指导上，否定战略防御，把筑垒地域向前推，结果旧筑垒地域的装备拆掉而前面
还没有装上，部署也没有调整好的时候，德国就发动进攻了。当德军打进来的时
候，苏联最高统率部的命令还是向敌人国土发动进攻，那就太脱离实际了。所以
军事理论、战略方针一旦出错，就会给国家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当然，这里面
还有政治因素，过去单纯从军事因素总结得多，政治因素没有很好地加以总结。
例如，一个．重要事实是，苏军被俘达500多万人。试想，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军
队在自己国土上为正义而战，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军人被俘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
是肃反扩大化造成了军队凝聚力的降低。苏联卫国战争初期失败的教训是极其深
刻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只是从军事、政治两种因素
来进行一些分析。

　　第二，明确研究战略学的目的，就是维护国家的最高利益，维护祖国安全和
领土主权的完整。这是研究战略最根本的出发点和归宿。中国历史上从公元前221年
秦统一六国，到辛亥革命以前，有9个朝代都是统一或基本统一的，即秦、汉、晋
、隋、唐、宋、元、明、清，而且是越来越统一、不曾间断。中国历史上的三次
大分裂，是东汉后的三国，东晋后的南北朝(有的史学家把这两次算作一次)，最
后一次是唐代以后的五代十国。自宋代以后大分裂的局面不复发生。按国祚最久
来说，那是汉代，共426年。按疆域最大是元代，其次是清代。元朝向外扩张的部
分不能算。按我国自己的疆域来说，清代是最大的。清代中叶以后，列强入侵，
国祚日衰，惟“中兴之臣”左宗棠收复新疆之战是个例外。康熙、乾隆年代对治
边很重视，采取了很多办法，发扬了中国传统思维中“大师维坦，大邦维屏，大
宗维翰，怀德维宁”的思想，成功地稳定了西藏、蒙古等边陲地区近100年。到19世
纪中叶以后，中国进入边患丛生的时期，先后发生两次鸦片战争，还有中法战争
。东边的国门被打开，这时西部的边疆问题就突出了，背景也是帝国主义侵略。
所以中国的各个战略方向，从来都是一个整体，是互相影响的。清代有海防、塞
防之争。实际上海防紧张，塞防也紧张。左宗棠等主张海防、塞防并重，是正确
的。我们研究战略的基本点就是为了国家利益，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我们今天
的社会主义事业，来之不易，是中国几千年优秀文化传统的维絷和多少仁人志士
、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奋斗得来的。热爱祖国和人民，是研究战略学的思想前
提。

　　第三，掌握正确的认识论、方法论，掌握基本功。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主义的认识论、方法论，是它的精髓，是科学和稳定的理论体系。至于经典著作
中的个别论述，因受历史条件限制，不具备普遍指导意义。毛泽东指导了20多年
的中国革命战争，新中国成立后，他又领导建设与保卫国防的斗争。毛泽东长期
集领袖、政治家、军事家于一身，这使他有条件把军事实践与军事理论在最高层
次上实现从实践到理论的循环往复与升华。从现存中央档案馆的毛泽东指挥作战
的全部文电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战略家的雄才大略。例如抗
美援朝战争，那时候新中国刚刚建立，江南大水，饥民嗷嗷待哺，工厂、桥梁没
有修复，满目疮痍。可以说在那样情况下敢于与世界头号帝国主义打仗，那种战
略决心与魄力，确非常人所能为。我志愿军人朝时，敌我兵力的对比是1：1.2，
这是按地面部队人员算的，敌人的舰载机、航空母舰等还没有算上。如果按实际
兵力兵器的作战能力计算，敌人要超过我们许多倍。可是就在这样情况下，我军
在毛泽东、彭德怀指挥下，取得了伟大胜利，打出了国威、军威。战场是最公平
的考场。同强的对手作战并取得胜利，这是军队荣誉的最高境界。第二次世界大
战结束到海湾战争前，美国打了两次大的局部战争即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都遭
到了失败，而它的对手就是中国。

　　朝鲜战争是直接对手，越南战争是间接对手。连当时国民党军事刊物都发表
文章说，美国打的这两场有限战争“是一种浪费的战争，师出无名的战争，没有
艺术的战争，违反兵法原理的战争。”与毛泽东、彭德怀的战争指导相比，他们
当然是相形见绌了。

　　第四，综合运用因果分析、统计分析、系统分析等手段，揭示战争中的固有
规律。

　　一是要掌握战争史的知识。不仅要了解中国战争史，而且也要了解世界战争
史。基辛格曾是决定美国外交政策方面有主要影响的智囊人物。他就是从对19世
纪欧洲军事外交史追踪中，去寻找可供20世纪的现实借鉴的战略思维。辩证法包
括历史性。历史本身就是进行因果分析的对象。从对历史的研究中，可以获取对
现实问题的透视力。

　　二是运用统计分析的方法，进行定量分析。美国的杜普伊统计了从1600至1973年
历次战争的数据，得出了虽然武器的杀伤力不断增大，但是战斗中每日每百人中
的伤亡数不断下降。这是因为士兵分散系数增大了4000倍。对不对又当别论，我
只是举个统计规律的例子。又如，军队攻防的正面、纵深的数据，也是依据敌对
双方的兵力编成，兵器的战术技术性能，以及作战方法，加以计算而确定的。美
军登陆作战，用舰袍压制射击，需要每分钟向100码见方(约合91平方米)的敌方地
域发射25发127毫米口径的炮弹。苏军规定的一个炮兵营的一次齐射可以压制一个
排的支撑点；步兵火力密度应达到每公尺正面每分钟7—8发子弹等等，都是通过
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实战经验的统计，上升为理论数据的结果。军事运筹学中的指
数法，其各种因子的指数，也主要是通过统计分析和回归得来的。统计分析方法
显然带有相对性。但它是认识规律的一个重要阶梯。

　　三是运用系统分析的方法。就是以全面的、系统的、发展的观点，进行更高
层次的分析。要透过现象看到本质。要研究战争各种因素的内在联系和转化。例
如，技术的发展并运用到战争，使军队装备发生变化，接着便会引起战略、战役
和战术的变革，然后又会引起部队编组形式、指挥原则与手段的一系列变化。这
些变化又会反过来对技术提出新的要求。在这种联系与转化中，军事规律便得到
完整的表达。军事学术研究就是要善于发现这些规律性的东西。

　　最后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是实事求是。战略研究是从实践上升观念，
不是从观念去演绎实践，不是从思辨到思辨。要按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去解释事
物，实践中存在什么规律就是什么规律。最差的真实也比最完美的虚假强。这就
是科学的无畏精神最起码的要求。要善于独立思考，提倡创造性思维。科学研究
不要靠到上级那里去讨观点、摸意图。不要把自己的腿扔掉而依靠拐棍走路。那
样是不可能攀登军事科学高峰的。

　　对战略学的研究，我还有一个体会，就是越是离它更近些，才觉得它更远。
对问题一知半解的时候最敢下笔，当对它深入研究后，往往会感到迟疑不决，觉
得还没有完全把握这方面的内在东西。研究工作要力求穷尽所有资料，尽可能地
接近完全概括，只有掌握的材料多，才能概括得准确，不然，可能把细枝末节选
上来了，而主干却丢掉了。研究问题就要掌握更多的材料，涉猎更多的领域。知
识就好比一张网，你的网越大越密，你捞上的鱼就越多。

　　(五)关于现代战争爆发的若干规律问题

　　第一，科学预见必须以对客观事物因果联系的正确认识为基础。只有揭示战
争因果联系，才能科学地预见战争。如果我们把战争爆发作为结果，那么除了它
的根本动因之外，战争爆发前必然还有许多直接的征兆。例如，敌人要发动大规
模战争，为避免两线作战，必须进行政治和外交活动，寻求盟国和争取某些国家
中立；在军事上为争夺有利的战略进攻出发地位而进行某些军事行动。发起进攻
之前还必然要进行战略侦察；输送和集结兵力；在战区后方屯集作战物资；进行
战争动员等等。掌握这些变化，并从本质上进行因果联系的分析，对于预测战争
是否临近，具有重要意义。由于侵略者掌握有进攻时间和进攻方向的主动权，加
上采取政治、军事、外交上的一系列伪装措施，因而突然袭击往往有成功的可能
。战争爆发的必然性，往往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而且越来越带有突然性的特点
。真正能做到防止敌人突然袭击是不容易的。但是，预先有准备，可以降低敌人
突然袭击的作用，不致遭受重大损失。从和平转为战争，是一个质变。我们在研
究战争的可能性时，要特别注意发现质变的关键时刻，以及与质变有联系的现象
。列宁曾指出，当战争与和平处于千钧一发之际，任何的外交细节甚至是琐碎小
事，都值得注意。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进攻苏联前夕，就有一系列征兆，还有
美国和英国提供的情报，德军投诚人员报告的进攻时间等，但是当时苏联的领导
人却没有认识到这些征兆是将要爆发战争的信号而给予应有的重视，甚至发表声
明说这些情报是有意挑拨，是“无稽之谈”，或怀疑是德国有意试探。结果麻痹
了自己，在敌人的突然袭击下，蒙受了巨大损失。

　　第二，从军事技术革命对军事战略的影响来分析。大规模杀伤破坏性武器出
现以后，造成了两种对立的可能性，即达到最大杀伤破坏效果的可能性和遭受同
样回击的可能性。索科洛夫斯基认为“消灭敌人的技术的发展过程已经造成不可
能使用武器来解决政治问题的局面”“在目前情况下，战争只能看做是具有社会
自杀性质的一种时代错误””这反映了在核战略上的矛盾心理。在战争手段与战
争目的发生矛盾的情况下，战争这个力量的竞赛，不得不寻求新的表现形式。如
军备竞赛，西方称之为“微热战争”。再就是打有限战争、局部战争、代理人战
争和低强度高技术战争和“不接触作战”等。

　　由相互威慑而保持一定时间的相对和平局面，在历史上就有过的。恩格斯在
1887年曾针对当时的形势指出：“谁要是首先动手，谁就会挑起一场世界大战。
……而他们对于一场世界性的战火毕竟有些害怕，因为其后果是无法预料的，…
…我认为，这就是我们惟一的和平保障。”但是恩格斯又指出： “对于普鲁士德
意志来说，现在除了世界战争以外已经不可能有任何别的战争了。”27年后，世
界大战终于爆发。现在外国有人认为“核遏制”理论是“惟一可以接受的解决民
族拯救问题的办法”。这是不符合历史逻辑的。只能说霸权主义在核竞赛中还不
能很好地解决保存自己与消灭敌人的矛盾，特别是还有其他政治、经济和军事因
素的制约，因而爆发核战争的条件还不具备。一旦他们解决了这些矛盾(研制和生
产中子弹就是企图解决战争手段与战争目的矛盾的一种努力)，其他条件也具备，
局部的、有限的核战争不是不可能爆发的。“物质在它的一切变化中永远是同一
的，它的任何一个属性都永远不会丧失”。战争和战争因素的积累是一种社会的
物质运动，只要构成战争的诸因素没有消灭，战争的属性就没有变化，战争的必
然因素就依然存在，在条件具备时，就可能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

　　(六)关于先进的军事学术与现代战争的关系

　　军事学术必须跟上军事手段的发展。但在历史上，军事学术往往落在军事手
段发展的后面。这是由于军事技术革命对战争方式、方法和进程所带来的影响，
在战争实践之前往往很难被人们充分认识。正女吗克思恩格斯指出的：“在长久
的和平时期兵器由于工业的发展改进了多少，作战方法就落后了多少”，“长期
的和平使得军事学术的倒退同工业发展给兵器带来的改进成正比”。

　　科学技术的发展，缩短了武器更新的时间，新兵器的投入使用，必然会引起
军队组织体制、编制装备和作战方式方法的一系列变革，从而要求军事学术必须
建立在最新的物质基础和与此相适应的指导思想的基础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
几十年来，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导弹核武器和现代化常规武器特别是高技术兵器
有很大发展，为军事理论、战略战术提供了新的物质基础。这就要求军事学术必
须以新出现的先进生产力为前提，反映最新的军事科学技术和武装斗争经验，并
走在战争的前面，去指导战争。

　　军事学术，作为人们战争准备和战争实践的一种理论表现，是战斗力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军队战斗能力的发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指挥效能。我们承认
总的历史发展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战争
实践决定军事思想。但同时又承认精神对于物质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
的反作用，军事学术对战争实践的反作用。我们的武器装备不如敌人，就要在军
事学术上高出敌人一筹，才能取胜。如果军事学术和武器装备都落后，那将必败
无疑。即使我们改善了装备，我们也仍然要强调掌握先进的军事学术。有了先进
的武器装备，而没有相应的军事思想和军事学术，就不能使这些武器装备很好地
发挥作用。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就有过这方面的教训。战争开始时，苏联已
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潜艇舰队，共有潜艇167艘，而德国当时只有57艘。可是在
整个战争中，苏联潜艇击沉敌方船只25万吨，自己损失110艘潜艇。而德国却击沉
同盟国船只1，400万吨。两相比较战果十分悬殊。原因就是苏联海军的军事学术
没有跟上技术的发展、指挥笨拙，训练不足，指挥员为繁琐命令所束缚，没有根
据变化的情况机断行事的自由。这充分说明，在战争中，只有物质基础还不够，
还必须有先进的军事学术、合理的编制体制和指挥机制，良好的战术和熟练的技
术。同时也说明，人是能动的物质力量，任何新技术的使用，都没有减低人的作
用。战争的物质基础只是提供了胜利的可能，把这种可能变为现实，就需要人的
主观能动作用。我们承认，不具备一定的物质基础，即使有再好的指挥艺术也不
能胜利，正如拿破仑无论怎样高明，法国士兵如何勇敢，也无法在1814年和1815年
两个战局中取胜一样。但是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人的能动作用对于战争的胜负
是具有决定意义的。现代技术兵器的发展，对军人整体观念要求更高。许多武器
的使用，由个体为主转变为集体操纵，单兵动作只是其中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
。武器越复杂，这个特点越明显。过去一个士兵的操作失误，影响较小；今后战
争中，一个战士或技师的操作失误，则可能破坏一个导弹营的成功发射。总之，
现代战争中，人的活动舞台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了。武器装备越是处于劣势，人的
因素就越重要。装备上的劣势，不等于不具备胜利的物质基础。落后的武器，在
它能充分发挥作用的时间和空间里，就可能变为优势；在人民战争中创造这种优
势的机会是大量存在的。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以及印支抗美战争
、阿富汗抗苏战争，都证明了这一点。

　　由于军事技术的飞速发展，军队的机动力和火力大大加强，武装斗争的规模
扩大，参加的军兵种和作战样式增多，与此相应的作战指挥中必须掌握的情况和
考虑的因素也随之增加，因此，旧的指挥设备和指挥方法已不完全适应现代战争
的要求。为解决组织指挥工作量大，而速度要求加快的矛盾，出现了自动化指挥
系统(即C41系统)。这种指挥系统的出现与运用，是自然科学和军事科学在军事领
域的综合应用所引起的指挥手段的一场革命。但自动化指挥系统本身没有思维能
力，无法完全解决受各种错综复杂的主客观因素制约的战争指挥问题，它只是一
种帮助指挥员思考的工具，不能取代指挥员定下决心。战争中有许多东西诸如士
气、经验、才干、传统等是很难进行定量分析的。根据数学模型算出的结论，还
不是指挥员的决心，而只是决心的一种参考依据。电子计算机应用于军事，就如
同武器装备一样，是人的肢体和器官的延伸，任何机器都无法取代人的本质所赋
予战争指导者的创造思维和洞察能力、主动性和行为动机以及勇敢坚毅等精神因
素。同时，自动化指挥也没有降低军事理论的作用。有效的指挥自动化系统，必
须建立在一般战争规律的基础上，以直接间接运用整个军事知识体系和原理原则
为依据。因此，它不仅没有降低人的能动作用，相反，它的效能的发挥程度取决
于指挥人员的军事素养和科学技术知识水平的高低。

　　军事思想和军事学术，不仅作用于实施战争，也作用于战争准备。战争的历
史证明，不管战争前的设想如何，战争总是按着自己的规律前进。战争计划的最
佳方案，是客观存在的，问题在于能否认识它。正确的战争准备，建立在正确地
、全面地了解敌我双方各方面情况，深刻认识战争规律的基础之上。战争准备除
了受敌情的制约外，还受本国其他方面条件的制约。例如军队的数量，就牵涉许
多方面，并不是越多越好。一方面要看到它是国家安全的标志之一，必须保持一
定数量的常备军，没有一定的军队数量也就没有国防上的质量。另一方面，也要
看到军队数量又是受国家人口、经济能力、潜在敌国的军力等所制约的，超越了
经济能力，反而会降低军队质量。因为单纯追求军队数量，就必然把军费过多地
用在衣食住行上，不能使军费和装备得到最合理的分配和使用。在这种情况下，
数量的增长，反而使质量降低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波兰的军队数量很多，平
时兵力差不多与法军一样多，比德军少不了多少。因此波兰有一种虚假的安全感
。但波兰的经济力量不足以使其人力得以充分利用，也不能对现役兵力提供充足
的装备。军事思想落后和军事质量低是波军很快被战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当前科
学技术处在一个飞速发展的时期，客观上对军队建设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然
，军队现代化对军队质量的要求不仅仅在武器装备方面，还包括军队的素质，如
政治思想、训练、组织指挥水平、作风、纪律、文化程度、体质等。这就要求军
队的正规化，没有正规化，也就掌握不了现代化。

　　(七)几点结论性的话

　　第一，从一超多元向多级制衡发展，形成新的世界战略格局需要多长时间?世
界各国都无一例外地要在这个大背景下考虑自己的长期战略问题。从19世纪中叶
英国由垄断地位的顶峰向下滑落，到19世纪20世纪之交，形成美、德、日、俄、
英、法六个最大的帝国主义强国争霸，这个期间经过了约40年。从本世纪初上述
六强并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变为美苏两霸争夺，其间又经过40多年。从两霸
冷战到苏联解体后变为一超多元，又经历了奶多年。这三个40多年是历史规律，
还是历史巧合，姑且不论。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新世纪的某个时期，绝对霸权必
将绝对衰落。而在这个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长的过渡时期内，世界形势将可能是很
不稳定的，是局部战争和军事冲突的易发期．。我们要在这个国际背景下，制定
我们的国防与军事战略，以保卫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利益，维护我国领土主权与海
洋权益，为祖国建设提供安全环境。

　　第二，从全世界的宏观角度来说，特别是对超级大国而言，战争目的与战争
手段出现了巨大的失衡。超饱和状态的核武器，如果不能彻底销毁，也必须在威
慑作用的限度内止步，而不能再跨越半步成为实际使用的作战手段。否则，不是
战争走到尽头，就是人类走到尽头。现在超级大国推动军事革命与军备竞赛，实
行军事干涉主义，既充当世界宪兵，又充当世界军火商。当它把最新式的武器不
断出售，而加剧地区性冲突时，是否想过：也许会有一天，核武器或其他毁灭性
武器会为恐怖集团所拥有，进行恐怖战争，或者把一个城市甚至一个国家当作人
质，进行讹诈。到那时不应责怪别人，应当责怪最早搞核讹诈的超级大国，它才
是始作俑者。无论如何，现在该是对战争目的与战争手段、军事革命与战略控制
进行哲学思考的时候了。反恐怖主义是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的任务，而且不能有双
重标准。

　　第三，地缘经济将支配地缘政治。“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更直接地表现为
“战争是经济的继续”。就战争的根本动因来说，无疑是经济利益(包括生存条件
、领土主权、资源利用等)的矛盾斗争。至于民族和历史文化结构的冲突，则通常
作为具体战争的“动力”出现的，并且往往为大国的经济利益所左右。

　　第四，高技术局部战争将逐步作为一种主导的、成熟的战争形态出现。人类
科技进步和实践应用每扩展到一个新领域，战场也随之延伸到那个领域。现代战
争已成为以高科技水平为标志的综合国力的较量。作战范围已从传统的陆战场、
海战场、空战场，扩展到电磁、太空等战场领域。各参战军兵种的指挥、控制、
协调，以及军事与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外交等领域的综合运用将更为突出
。这就必然会引起战略、战役法和战术指导理论以及作战方法的变革。

　　第五，新的战略形势及其发展趋势，需要新的战略思维。以往的阵营战略思
维，核大战战略思维，两极制衡战略思维、冷战思维都已成为历史陈迹。新的客
观实践呼唤新的军事理论指导。创造性的战略思维，往往产生在形势大动荡、历
史大转折、格局大变动的时期。建立新的战略思维模式，是战略研究的重大课题
。

东方医学

《天津日报》专副刊-理论创新-第13版-2003.4.7  


  战略学何以可能  

段培君  
    　　
　　如果我们在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研究战略问题，如果我们承认战略现象是一种普遍性的现象，那么我们能否提出和确立研究这种现象的一般战略学?我们能否在各种具体战略研究所依托的各种相关领域的知识以外，提出某种一般的战略学理论作为分析框架?能否确立它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换言之，战略学是否可能?如果可能，它何以可能?
　　1、战略研究的发展及其趋势
　　说明了什么
　　人类对战略现象进行描述和研究已经有了２０００多年的历史。对这一历史过程做一梳理可以发现，战略研究大致经历了一个视野扩展、对象扩展和方法扩展的过程。
　　（一）战略研究的视野扩展
　　１．历史性质的描述
　　从公元前５世纪起，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希罗多德的《历史》、色诺芬的《长征记》、恺撒的《高卢战记》等，都记载了当时所发生的战争，形成了对战略现象的初始研究。在中国，《尚书》中的“甘誓”、“胤征”、“汤征”、“汤誓”、“微子”、“泰誓”、“牧誓”、“费誓”和“秦誓”诸篇，也不同程度地记载了为什么要发动战争和如何组织战争的情况。中国此后的史书中有丰富的战略现象的描写，如《左传》、《战国策》、《史记》、《资治通鉴》等。历史描述由于在感性活动的层面上具体反映了特定的战略现象，因而是包含更大信息量的原生态文献，构成了战略研究的基础。
　　２．军事学的理论研究
　　在一定的历史研究基础上，从军事学角度对战略的理论研究逐渐成为战略研究的主体。我国孙武所著的《孙子兵法》被称为“世界第一兵家名书”。在《孙子兵法》中，孙子提出了“五事”的战略分析框架。孙武的后裔孙膑撰《孙膑兵法》，对《孙子兵法》有所发展。此后，中国的古籍对战略多有分析，超越了描述性的层面。公元３世纪，西晋司马彪所著《战略》一书，被认为是中外军事史上最早提出“战略”一词的军事著作。在西方，公元１世纪时古罗马的弗龙蒂努斯编写的《谋略》一书，用分门别类的方法分析兵法，开始由军事史学向军事理论过渡。公元４世纪，罗马帝国的韦格蒂乌斯写了５卷本的《论军事》，其中第３卷专门论述了战略与战术问题，结束了军事史学与军事理论不分的现象。公元５７９年，以东罗马皇帝莫里斯署名的《战略法》，公元９００年以东罗马皇帝利奥６世署名的《战术学》，成为西方战略理论的原始版本。近代工业革命的出现，使战略的技术基础和社会背景发生了变化，战略研究具备了长足发展的基础。随着克劳塞维茨战略概念的提出，军事战略理论逐步走向成熟。
　　３．政治学的概括
　　使战略研究从军事领域扩展到政治领域的代表人物，可属马基雅维里和克劳塞维茨。马基雅维里从制度和利益上研究军队的力量问题，提出只要有利于实现目标，任何手段都是允许的。他的“独立地研究政治的主张”，使“政治的理论摆脱了道德”，在这一点上为战略确立了政治基础。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被认为是近代军事理论经典。但实际上他的理论在一定意义上应当被称为政治军事学。他认为：“战争只不过是政治交往的一部分，而决不是什么独立的东西”。“战争是政治的工具；战争必不可免地具有政治的特性，它必须用政治的尺度来加以衡量。因此战争就其主要方面来说就是政治本身”。这里，战略的视野和性质是政治的。克劳塞维茨成为战略概念的始作俑者，与这一视野是分不开的。
　　４．经济学的深入探讨
　　经济学在其古典形式中就具有特殊的战略性质。亚当·斯密的研究是要说明如何通过经济人的个体行为和“看不见的手”实现国民财富的积聚。１９世纪７０年代边际效用价值论的提出，不仅进一步突出了现代经济学的战略特性，而且也使经济发展战略奠定在一定的学科基础之上。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发生的“凯恩斯革命”，侧重分析总需求、总收入、就业、物价总水平等总量之间的关系，使得经济学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把握经济运行的总体行为，其宏观战略性质是显而易见的。至于经济学的当代重要理论———博弈论，其战略特性就更为突出了。
　　５．社会哲学的审视
　　哲学一开始就介入了战略研究。亚里士多德直接写过《政略论》，分析军队的构成对战略的影响。戴高乐说过，“在亚里山大胜利的根源里，人们总能找到亚里士多德”。《孙子兵法》中也有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但是，试图揭示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并将它与战略取向有机结合起来的，是马克思哲学。它通过建立历史唯物主义学说来努力为社会发展战略提供客观依据，通过对社会的结构分析寻找实现战略的主体力量，并运用辩证法对战略实施的途径进行分析。可以说，它是一种战略形态的哲学。
　　６．系统科学的当代崛起
　　系统科学的出现提供了一般与具体相结合的研究视野。一方面它可以看做辩证哲学的特定展开；另一方面，系统科学又贯穿于军事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等社会科学之中，具有横断学科的性质。所以，视野的扩展到了系统科学这里，在一定意义上带有某种综合的性质。系统科学的这一特殊性，为研究战略现象提供了特殊支点。系统科学的系统与元素、整体与部分的视角，与战略与战术、目标与措施、全局与局部的视角有着内在的相关性。一般战略学所以能够确立，应当说与系统科学的出现紧密相关。
　　（二）战略研究的对象扩展
　　———军事战略的扩展：从地面战略、海上战略、空中战略到总体战略。如果古代主要研究的是地面战略，那么近代以来逐渐发展为海上战略、空中战略，一直到总体战略。人类随着近代工业的出现和活动范围的增大，随着生存和发展空间的争夺越来越激烈，战略的涉及面也越来越宽。美国海军事务委员会主席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１８４０－１９１４）提出“海权说”，确立海上战略。意大利军事理论家杜黑（１８９６－１９３０）撰写《制空权》，被称为是“空中的马汉”。德国军事战略家鲁登道夫（１８６５－１９３７）在一战后写作《总体战》等著作，提出现代战争是总体战。
　　———军事战略到国家战略的扩展。１９２９年利德尔·哈特提出“大战略”概念，它是指一种协调和指导国家全部力量以达到战争政治目的的战略。这一战略的目标还没有超出战争领域，但它对战略手段的运用已经扩展到军事领域以外，是向国家战略的过渡。二战特别是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后，随着国际战略格局的变化和核武器的发展，大战略不再限于在资源手段上运用国家力量，而且在目标上也不再限于战争本身。艾·厄尔指出，战略必须更多地考虑非军事因素，它不是一个战时概念，而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治国要素。美国官方用语后来把大战略改为国家战略。国家战略要求对军事战略的运用特别是对战争的运用，必须统摄于国家目标之下。战略力量也不再像阿·魏德迈所说的，仅仅指政治、经济、心理和军事力量，它已经扩展到高科技特别是信息技术领域，高科技已经成为国家战略力量发展中的首要方向。
　　———国际战略的提出。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战略的视野又有了新的扩展。国际战略的一个含义是指主权国家的对外战略，在这个意义上，国际战略仍然是国家战略。但这一战略主要在国际领域展开，具有更加广泛的舞台。国际战略的另一含义是指制定和实施战略的主体已不限于国家，而是包含跨国公司、国际经济组织、地区合作组织、国际恐怖组织、共同体等等。经济发展战略如自由贸易区发展战略，地区金融发展战略，政治战略如国际恐怖组织与反恐怖组织的战略，欧盟共同体的经济与外交战略，都程度不同地体现了这一特点。
　　上述战略现象的扩展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第一，战略构成中的任一部分，不论是军事战略的某一部分，或是国家战略的某一部分，都能够看做全球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第二，全球任一部分、任一地区的战略现象都程度不同地具有全球性的战略意义；第三，任一战略主体所制定的战略，都要有全球性的战略视野。
　　（三）战略研究的方法扩展
　　近代科学的分析方法通过对部分的了解来说明整体，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分析方法对于军事学、经济学的发展以及与此相关的战略研究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战略研究在不同领域的分头进展可以部分地说明这一点。但是，分析方法也有其局限。由于事物的一些特性存在于关系和结构之中，所以仅仅通过了解部分不能对系统的性质做出完全的解释。在这种背景下科学从２０世纪６０—７０年代以来开始了从分析方法向系统方法的转变。近几十年来，系统科学发展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协同论、突变论、耗散结构论、超循环论、混沌理论等分支。当前，系统科学工作者正集中研究复杂系统，这一研究被认为是系统科学在当代发展的新阶段。
　　系统科学的方法迅速扩展为战略研究的方法。这既是因为系统科学的方法符合战略现象的复杂本性，也是因为它的出现适应了战略现象的发展趋势。虽然战略研究的系统科学范式还不能说是完善的，但这一过程已经开始。美国国防大学与兰德公司在华盛顿曾举办“复杂性、全球政治和国家安全”国际会议，与会者试图运用混沌等复杂性理论阐述美国的军事战略和全球政治战略。１９９９年３月，“复杂与管理”讨论组、新英格兰复杂系统研究所和《突现》杂志社共同在美国波士顿组织了“管理复杂”国际学术会议，研究复杂性科学在管理和战略研究中的作用。我国也在采取相应的步骤加强对复杂科学的研究，建立了“复杂系统与复杂性科学论坛”，努力将理论研究与重大战略问题的研究结合起来。这些都表明，面对越来越复杂的战略环境，系统科学方法已经成为战略研究不可或缺的基本方法。
　2、什么是战略学的研究对象
　　战略学是研究战略现象的，也就是说，是以战略现象为研究对象的。但是，真正的问题在于，什么是战略现象?
　　战略现象是人类的一种特殊的实践现象。它必须具有完整的三维结构：在实践维度上具有目标与手段的效用性结构；在空间的维度上具有全局与局部的整体性结构；在时间的维度上具有现在与未来的预见性和发展性结构。战略现象的基本特性必须从三个维度的统一上予以把握。
　　首先，凡是战略现象，都包含着目标与手段的效用性结构。这一判断，是以实践范畴为基础的，或者说是以人的活动的特点为出发点的。
　　其次，不是所有的具有效用性结构的实践现象都是战略现象。具有效用性结构只是一个必要条件。战略现象不仅必须在目标与手段的行为维度展开，而且必须在全局与局部的空间维度展开，是一种具有整体性结构的现象。
　　第三，除了上述两个维度的基本要求以外，战略现象还要求是一种预见性和发展性的结构，即它必须在现在与未来的时间维度上展开。战略总是立足于现在而面向未来的。
　　战略现象是在目标与手段、全局与局部、现在与未来三个维度中展开的实践现象。这种现象就是我们所说的战略学的研究对象。这种战略现象不再局限于军事、政治、经济、科技、文化这些个别的领域而带有了一般性。它概括了这些领域所研究的特殊战略现象的一般特征，因而有着普遍的适用性。所谓战略学就是研究这种战略现象的学科，它试图通过研究这种战略现象而获得对战略的一般特性和一般发展规律的认识。
　　3、战略学的研究方法已经具
　　备了吗
　　战略学能否确立的另一个基本要素，是战略学是否具备研究的基本方法。我们从两个方面说明，战略学的研究方法已经基本具备。
　　———军事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具体学科中的研究方法。如军事学中的战略与战术分析法、政治学中的制度与利益分析法、经济学中的效用价值分析法等。这些方法都源自特定领域战略现象的研究，对于分析具体的战略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这些方法也具有扩展意义。
　　———系统分析方法。这是跨越军事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界限的带有横断学科性质的方法。这一方法既带有一般性，又带有具体性，比较适宜于做战略研究。同时它又带有现代科学方法的特点，其运用使战略研究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
　　———历史、文化人类学、哲学等人文学科的方法。这些方法如果运用适当，那么这些视野的观照是更为深远的。同时，这些方法在特定意义上更贴近人类具体生活和价值灵魂的层面，因而它们的运用在战略研究中有其特殊的重要性。历史、文化学、哲学等人文学科的方法已经超越了传统的方法范畴，属于更为宽广的人文叙事，可以视为广义的研究方法。
　　上述三类方法对于战略研究都是必要的、重要的。战略学的研究显然需要这些方法的共同配合才能走向成熟。
　　战略学还是应当论证其专有方法的存在性。所谓专有方法，按照方法的本性来分析，就是通向研究对象的本体、最易获取对象的信息、最能反映研究对象本质的途径。因为有了这样的方法，所以研究对象的本质得以凸显，从而能够得到关于这一对象的规律性的东西。战略现象的三维结构概念可以发展为这样的方法。
　　第一，三维结构概念提供了关于战略现象的分析框架。三维结构的概念由于把战略现象描述为在目标与手段、全局与局部、现在与未来三个维度展开的实践现象，那它自然也就为我们提供了在三个维度上分析战略现象的框架。新加坡在２００１年国庆期间提出所谓的“新战略”，运用三维结构的概念可以对这一新战略进行清晰的把握。首先，在目标与手段的维度上，新加坡提出的战略目标是“抓紧十年时间，打造新的新加坡”。一是在市场方向上，积极推行全球化战略；二是在企业方向上，培养一批可晋身国际的本土公司；三是在思想文化方向上，提高革新能力；四是在经济结构方面进行战略性调整，加强出口和国内行业竞争力；五是在人才方面扩大人力资源，提高素质。其次，在全局与局部的空间维度上，这一战略着眼于解决新加坡在特定经济空间的功能定位问题，把所有距离新加坡不超过７个小时飞行时间的国家和城市都当做自己的经济腹地，使新加坡成为全球和地域经济中的重要枢纽。最后，在现在与未来的时间维度上，这一战略是要解决经济发展的时代更新问题，即用１０年的时间对新加坡的经济结构做根本性的调整，发展信息科技、生命科学和其他知识型的产业。
　　第二，上述分析框架是战略学的特有的一种方法。由于该分析框架内在于战略现象，因而具有专属于战略现象的特征。正因为如此，它能够帮助我们走向任何一种特定的战略现象，使得我们能够分析这种战略现象的基本要素和基本特点，并以此为基础对这种战略现象做相应的趋势判断和效应评价。
　　第三，这一分析框架能够发展为战略学的一般理论框架，成为我们制定战略的一般参照系。
　　１．战略目标定位的合理性理论
　　目标定位的合理性指三个方面：一是合目的性，即制定这一战略目标的基本意图和意义，是制定战略目标的价值依据。二是合规律性，即制定这一战略目标的科学依据。战略目标能否成立和实现，要看它是否符合所在领域的发展规律。三是合实际性。目标定位以现状定位的准确为基础，既有空间的定位，也有时间的定位，两者常常结合进行。
　　２．战略目标与战略手段的协调性理论
　　战略目标与手段的协调性可以理解为，目标是否正确，要看有无适当的战略手段；反之，战略手段是否适当，也要看它能否满足战略目标的需要。它可以分解为以下的子项：
　　———战略内部的逻辑一致性：所有的策略指向战略目标，策略之间具有连贯性、互补性，战略阶段的设计相互衔接，具有连续性。
　　———战略手段与资源的协配性：战略资源供应、过程协调、反馈控制具有一致性。可用资源有缓冲余地，措施有回旋余地，计划有机动性和可操作性。
　　———战略手段对于目标的效用性。战略手段与目标的配置能以最少的资源取得最大的效用。
　　３．战略的整体性理论
　　战略的整体性理论包含三个层次：
　　———它是战略的定位理论，即战略的定位和本性就是强调整体比部分、全局比局部更为重要。整体的视野和全局的观点是战略本身是否成立的关键，也是战略整体性理论的基本部分。
　　———它是战略的科学理论的重要方面。战略学所要求的整体性与系统论原理具有一致性。对整体性的认识构成了系统科学的理论基础，也构成了正确的战略决策的前提。整体性是在全局与局部的关系中体现的，组成整体的各个要素之间、整体与部分之间存在着固有的联系。战略能否成功，要看战略是否反映了这种联系。
　　———它也是战略的艺术理论的重要方面。战略的整体性还要求全局与局部关系的有机统一，这种统一性有相当的运作空间，直接反映战略实施者的战略水平。
　　４．战略预见理论
　　战略预见包括预见意识、预见方法、预见知识与经验直觉等要素。
　　５．战略发展理论
　　可有三个部分：(１)战略应变，包括制定战略预案，从战略预案中遴选适当方案进行快速反应，以及战略引导。它主要是一种消极的战略发展，当预见的某种可能变为现实时，需要以适当的战略预案迅速做出反应，并通过行动积极地影响战略进程。(２)战略博弈。对手的变化是所有战略变化中最重要的变化，需要做出恰当的战略调整适应对手的变化，取得战略发展中的主动权。(３)战略创新，往往是最好的战略发展，使得战略主体处于最有利的战略格局之中。战略创新是当代战略发展理论中的新的生长点，汉默尔就企业管理提出的战略革命论是战略创新论的特殊形式。
　　综上所述，战略研究将随着一般战略学的出现而走向深化，而一般战略学也将随着具体战略研究的发展而走向成熟。随着战略学的发展和成熟，我们不仅对战略现象将有一个系统的认识，而且对它的反思也将达到新的水平。我们将对人类实践的战略性质、特点、发生条件、结果及其历史限制有更加深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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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      战略学
研究战争全局和全局性战争指导规律的学科。是战争实践经验的理论概括和战略理论的系统知识。战略学来源于战争指导和战略理论研究的实践。其产生和发展，始终受一定的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技术、文化、民族、地理等因素的制约，受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的影响，并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社会变革、战争指导和战略理论研究的发展而发展。它服从并服务于政治，对军事力量(国防力量)的建设和使用,准备和实施战争,赢得战争胜利，都有巨大的理论指导作用。战略学是军事学术的最高层次和起主导作用的学科。战略学与战役学和战术学是全局与局部的关系，三者密切联系，相辅相成。战略学指导战役学和战术学。同时，战役学和战术学也对战略学产生一定的影响。战略学与军队指挥学、军事情报学、军制学、军事训练学、战争动员学、军队政治工作学、军事后勤学以及军事地理学等其他军事学科都有密切的关系。战略学为军事学术其他学科提供理论指导。同时，战略学也要利用其他军事学科的研究成果，丰富自己的理论体系。战略学以战争为研究对象。其任务是揭示战争的特点和规律，阐明指导战争的理论和方法，为建设和使用军事力量,准备和实施战争,提供战略理论指导。其主要内容有：战略基础理论；战争的准备与实施理论；战略指挥与保障理论；军事力量建设理论，等等。探索战争全局指导规律和反映这些规律的军事论著，数量庞大，源远流长。中国历史上战争频繁，兵家迭出，兵书见于著录者数以千计。其中，产生于春秋末期的《孙子》是举世闻名的军事理论著作。《孙子》突出论述战略、计谋、战法等原理原则，内容丰富,涉及面广,反映了对战争指导规律的深刻认识，体现了朴素的唯物辩证法思想，奠定了中国古代战略理论的基础。西晋司马彪所著《战略》一书，是世界上最早以战略一词命名研究战略问题的专著，着重分析形势和作战对象，对战争中的政治因素、心理因素、地理因素、气象因素以及确定基本作战方向、规定军事力量的准备和运用等方面进行了论述。明朝的《武备志》是按“非略弗录”、“略非奇弗录”的原则辑录的历代用兵奇略，是研究古代战略的专集。清朝光绪三十四年(1908)出版的教科书《战略学》，阐述了战略的定义、战略与政略的关系，近代战争的特点、战略原则、战略防御、战略退却、战略进攻、战略追击和战略保障等问题，是近代较系统的战略学专著。中国古代的战略理论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其特点是：提倡走富国强兵之路，筹耕教战，屯兵实边；重视以道为首的多因素制胜论；强调庙算,运用谋略,兵不厌诈,以谋取胜；主张速决进攻战略,兵贵神速；强调知己知彼，料敌定谋、有备用兵；发挥谋略和威慑的作用，不战而屈人之兵；主张集中兵力，以众击寡，以强胜弱；树立奇正观，正确处理战争中的矛盾问题；力争战略主动权，致人而不致于人；确立将与法并重的建军用兵思想；采取文武并用、军政兼行的多种斗争形式和手段取胜，等等。在西方，较早的战略著作产生于古罗马。军事理论家弗龙蒂努斯于公元84～96年间撰写的《谋略》一书，通过对战略上成功战例的分析，说明军事学的规律,旨在使将军们对这些规律有充分认识,以提高运筹和指导战争的能力。东罗马帝国的皇帝莫里斯于580年前后所写的主要论述统帅艺术供训练其高级将领用的军事教科书《将略》，也是西方较早的战略专著。普鲁士C.von克劳塞维茨所写的《战争论》,对战争的本质、战争的目的和手段、战争与政治、物质因素与精神因素、消灭敌人与保存自己、进攻与防御作了深入的研究，对战略理论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瑞士A.H.若米尼的代表作《战争艺术概论》是一部全面论述战争和战略理论、作战原则等影响较大的军事专著。德国的A.von施利芬继承H.K.B.von毛奇速决进攻战略理论，主张实行以战略包围合围敌军主力，达成决定性的大歼灭战的速决和歼灭战略。美国的A.T.马汉撰写了《海军战略》一书，以海权论为中心，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海军战略理论。意大利的G.杜黑写了《制空权》一书，论述了空中战争论，又称空军制胜论。他认为空军将在战争中起决定作用，并系统论述了空军建设和作战的理论。英国的J.F.C.富勒所著的《机械化战争》，创立了机械化战争理论，指出了军队建设和作战方法发展的趋势。德国的E.鲁登道夫所著的《总体战》,主张不宣而战,采取闪电式的突然袭击方式发动战争，并力求尽快结束战争。英国B.H.利德尔·哈特的《战略：间接路线》，通过对西方2500年来大量战例的分析，特别是对两次世界大战经验的探索，提出了间接路线战略和大战略理论，受到了西方军界的重视。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了当时和历史上的战争,创立了关于战争根源、暴力革命、武装夺取政权、建立革命军队、人民战争及其战略战术的理论。列宁阐明了帝国主义时代战争、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举行武装起义、建设无产阶级军队、人民战争及其战略战术原则和进行国防建设的理论，发展了马列主义战略理论，奠定了无产阶级战略理论的基础。毛泽东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吸取古今中外有益的战争经验，继承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建立革命军队，实行人民战争，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撰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一系列军事理论著作，从而奠定了中国当代战略理论的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美国和苏联等国家,都出版了军事战略理论专著，论述了战略学研究的内容及其理论体系。战略学研究的基本趋向是：以现实问题为重点，拓宽研究领域，完善战略理论体系。主要内容有：国际战略形势发展的趋势,遏制战争、维护和平的理论,国防现代化建设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理论，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和军事冲突理论，军种战略理论等。研究方法以定性分析为主，逐步采用电子计算机和人工智能技术，运用数学模型、模拟方法和专家系统等新的手段，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使战略理论研究得以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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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战略思维


  编辑：丢oO丢oO 作者：李际均 出处：学生大 2003-11-06   
  
科学的发展，不断拓展认识论的领域。恩格斯说过，“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军事战略思维是思维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是军事艺术的最高殿堂。其本质是从战争指导的角度，研究军事运动的客观过程，发掘其必然性、因果性和规律性的东西。如果不把军事战略思维弄清楚，那末军事艺术就难以被全部理解和应用。
指导战争是人类最艰难的一种活动。军事战略的和发展的本质是战略思维的发展与运用。战略思想是关于战略全局的指导思想，是制定战略方针、建军与作战原则的理论依据。而战略思维则是决定战略的主体头脑中的观念运动。战略思维包括军事认识论与方法论；也包括战争准备与实施的思维活动。它是历史决定论前提下的主体选择与创造活动，是战争指导者在头脑中进行的思维比较、思维判断、思维选择、思维决策、思维实施、思维反馈、思维修正、思维总结与升华的全过程。战略思维的质量反映概括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并对客观世界产生影响所能达到的深度与广度。探索战略思维的本质和规律，进而建构战略思维的理论体系，是战略学研究向深层次发展的新课题。
人类经过了古代直观的和朴素辩证思维方式、中世纪的神学思维方式、现代的辩证唯物主义思维方式以及大系统的思维方式，它们都在战略思维上留下痕迹。对于历史上的许多战略的成功与失败，辉煌与遗憾，人们已经从战争的性质，力量的强弱，统帅的英明与昏庸，指挥的正确与失误等方面进行了总结，而从战略思维的角度探索其中的规律还很不够。为什么有的战争指导者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能够依据并不十分完备的材料(信息)迅速作出准确判断，定下正确的决心；而有的战争指导者在大量材料(信息)甚至是完全真实的情报面前，却迷惑不解，或作出错误决断?他们之间，战略思维的能力、效率和效果竟如此不同。这确实反映了战略思维存在着质量和速度的差别。
战略思维的质量取决于许多因素，主要是：第一，军事实践经验。只有实践才是思维和理论的坚实基础。爱因斯坦说过：“一个希望受到应有的信任的理论，必须建立在有普遍意义的事实之上……从来没有一个真正有用的和深入的理论果真是由纯粹的思辨去发现的。”他进一步指出，“纯粹的逻辑思维不能给我们任何关于经验世界的知识；一切关于实在的知识，都是从经验开始又终结于经验。”当然，这里决不否定思维的能动作用，任何一种经验方法都有其思辨的概念和体系，而任何一种思辨思维也都会显现出它赖以产生的经验材料。经验思维越丰富，理论思维就越深刻。在产生军事上创造思维成果的过程中，无论是信息的诱发，还是任务的压力，形势的迫使，传统观念的影响，情感的激荡，或是变例的顿悟，都离不开战争指导的实践基础。有人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经验实践将被模拟实践所取代，殊不知模拟实践的基础，包括解决问题的程序和许多数据，都必须从经验实践中产生，只靠主观“给定的”和客观随机的因素是无法进行作战模拟的。第二，军事学术素养。军事学术素养，既靠直接战争实践，又靠间接战争实践。直接战争实践总是有限的，大量的是间接战争实践的积累。特别是在高技术战争条件下，构成战斗力的诸因素中的技术含量大大增加，高技术战争的知识体系，特别是指挥、控制与协调的应用，已经成为当代军事指挥员的军事学术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战略指导更需要这方面的知识结构。第三，最关键的是掌握科学的军事认识论与方法论。在高技术战争条件下，不是降低而是提高了军事活动主体的认识论与方法论素养的地位和作用。要尽可能地充分利用已有的一切思维方法的科学成果，使战略思维获得更多、更科学的方法论工具。科学的军事认识论与方法论不能停留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这类总体上的、抽象的原则上，而必须延展到军事科学的每一门类，实现在运用中的具体化。战争指导面对的是复杂的、多变量的双方互动的战争客体，因此战略思维是多元构成的，是多种思维的综合，通过活跃的主观能动作用，成为心智的创造物，作为自主的认识去指导战争实践。例如战争指导者在进行兵力计算和敌我力量对比时，是以逻辑思维和定量分析为主的思维方式；而在谋略运用上，则是以灵感思维和定性分析为主的思维方式。从一定意义上说，符合实际的定性分析，是更高形态的、浓缩了的定量分析。只有运用多种思维方式才更有利于释放思维能量，进发出创造性来。
战略思维具有层次性，比如大战略(国家安全战略)思维、军事战略思维、军种(陆、海、空军等)战略思维以及核战略思维等。军事指导的层次越高，对思维方法的深度、广度与艺术化特别是创造性的要求越高。这里研究的是属于最高层次的战略决策思维的规律。它具有政治性、目标性、传统性、整体性、系统性、超前性、对应性、创造性和确定性等特点。
一、战略思维的政治性。军事是政治的工具。每一场政治革命在军事战略思维上都有其独特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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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与战略思想的辨析

作者：齐亚南    文章来源：不详    点击数：61    更新时间：2005-6-10
    摘要：
    针对战略应用和发展的理论研究对国民经济建设有着举足轻重的关键意义。对战略的理论的深层理解和发掘，可以使宏观战略理论得到更好的发展，使其更好的应用与社会发展和国家建设。     
    本文针对战略及战略思想发表一些新的看法，以期与同仁们相互探讨，不足之处尚请不吝赐教。
    关键词：战略、战略本质、战略概念、战略思想
    战略与战略思想的关系，是把战争的谋略上升到哲理与理论研究的高度，是在思想领域范畴的延伸。用辨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从理论的高度对战略进行高度的认识、概括和总结，深层次的发掘、创新与发展，有利于社会，有利于国，有利于民。战略思想基于实际的可行性、先进性与规律性的有机结合，其针对战争全局的基本观点，对战略的胁从具有了根本上的指导意义，为战争政策、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的制定提供了充分的思想和理论依据。
    一、战略含义和本质特征的辨析
    战略由战略目标、战略原则和战略手段构成。毛泽东指出：研究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略学的任务。研究带局部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役学和战术学的任务。（【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1、战略的含义：最初的 “战略”，是指战争中的军事谋略，既指战争的谋略。
    1）战和谋
    首先，从字义上讲，“战”的本义是作战、是打仗，又指战争、战事。那么，从宏观上讲可以是指战争或战役，从微观上讲是指战斗。“略”是谋略，是计谋。“谋”按字义上讲是策略、是计谋，是计划或计策。前者是勇，是用力的；后者是谋，是用心智的。只斗力不斗智，是呈勇斗狠，是有勇无谋，是盲目的争斗和撕杀；斗智而无勇，则只建立于心智的计较，没有实施的过程，成了空头摆设。
    因此，战和谋是战略组成的两大要素，两者有机的结合，才是制胜的关键。
    2）技术、战术和战略
    ①把技术、战术和战略带入数量、手段和时间的概念，我们可以理解为：
    单元作战的战术是指单元战斗的技术，是相对于组成整体战斗集合面的有机的点；单元战斗体具有常备且不断提升的特点，单元体素质的集合，就是整体战斗力形成的基础。
    有组织的群体作战的谋划，是基于自身与环境的客观条件并服从于战争全局的战略筹措，是贯穿于整个战斗组织群体及以下乃至基本单位群体的关联动作的行动计划纲领，是针对组织群体战斗技术的谋划，受关联战斗或战役地域跨度和相对时间过程以及其它各有关因素的制约，是相对于战争全局战略部署中的分支，是相对与全局的线；
    那么，针对战争全局，其根据全部参战要素并各相关因素、在相当时段内制定的谋略计划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是战略的“目标”；而为在相应的时间段内实现这个目标所进行的整体纲领性谋划就是“战略”。战略受相对时段的制约，是特定时段内受特定时段各要素和相关因素制约的，相对于线和有机的点组成的面的点。
    ②技术、战术和战略是相对关联又相对独立的面、线、点，是为实现某特定目的所进行的由谋到战的相互关联的组合，是大、小谋略与战斗技术的有机结合。
    ③综上所述的实质存在，战略架构组织的链接关系应该是：
    由点～面，形成了深度和广度；
    由上～下，形成了层次；
    由先～后，形成了秩序。
    3）本质特征
    根据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说：“战略”是针对既定的最终目标，在特定时段内根据相应的客观条件制定的、相对于整体（特定域）的、具有特定时段自身基本特征的战争（战役）的策略和谋划。
    所以说战略的本质特征应该是：
    ①具有鲜明的指向性
    是指指导并约束行为的策划纲要所基于的战略思想基础上的战略方针，原则上所具有的鲜明动机指向和目标定位。
    ②具有相对的整体（域）性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指出：世界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一国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一个独立的游击区、一个大的独立的作战方面，也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凡属带有要照顾各方面和各阶段的性质的，都是战争的全局。
    所以，我们对点、线、面的深度和广度、层次和秩序的确定，确立了单位服从整体，整体服从全局的思想观念；点、线、面的有机配合，既有效满足了基于全局的战略方针，又不失相对于全局的单位整体的灵活。
    ③具有相对的时段性
    任何事件或事物，没有绝对的长久和久远，均受所处时段、地域、环境和当时自身条件的制约，超出当时的主、客观因素的判断和预测，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各类因素的演化而逐显蜕化和陈旧，时间越久这种差距越明显。“战争情况的不同，决定着不同的战争指导规律，有时间、地域和性质的差别。”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这样说：“从时间的条件说，战争和战争指导规律都是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有各个历史阶段的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不能呆板地移用于不同的阶段。”
    因此，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不可控因素，就要根据不可控因素的变化对可控因素进行不断的的改革和创新，才能保证达成目标行动的顺利实施；宏观上的整顿和调控，则是基于相对实际阶段根本性的校正。
    所以说：战略具有相对的时段性。
    ④具有相应的前瞻性
    因为战略是阶段性的宏观行动纲领，而在调查和确定这个纲领的时间只能是基于阶段初始时已存在的各相关因素，这就要求纲领的确定必须能够适应初始时间以后阶段的未知因素。毛泽东曾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战略指导者当其处在一个战略阶段时，应该计算到往后多数阶段，至少也应计算到下一个阶段。尽管往后变化难测，愈远看愈渺茫，然而大体的计算是可能的，估计前途的远景是必要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21—222页。)因此，要根据初始时的因素基于经验来判断和预测尚未发生或可能发生的事物，就要有相对于时间段的超前意识，也就是相应与时间段的前瞻性。
    ⑤具有可持续发展性
    战略是立足并基于起点的、对各有关要素进行分析、判断和预测后制定的相对于以后相当延长期限的宏观谋划，则在以后相当的延长期内必然存在着一定的客观差异。“认识情况的过程，不但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前，而且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后。当执行某一计划时，从开始执行起，到战局终结止，这是又一个认识情况的过程，即实行的过程。此时，第一个过程中的东西是否符合于实况，需要重新加以检查。如果计划和情况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就必须依照新的认识，构成新的判断，定下新的决心，把已定计划加以改变，使之适合于新的情况。”（《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为了修正差异，就要在基于不可控因素的基础上对可控因素进行持续不断的改良和创新，以适应不断变化的不可控因素。这种为适应不可控因素而基于可控因素上的持续不断的改良和创新，就是基于上的持续发展，也就是战略的可持续发展性。
    ⑥具有基于实际的可行性
    “全局性的东西，不能脱离局部而独立，全局是由它的一切局部构成的。”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为什么主观上会犯错误呢？就是因为战争或战斗的部署和指挥不适合当时当地的情况，主观的指导和客观的实在情况不相符合，不对头，或者叫做没有解决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
    所以说：脱离了实际的战略规划，也就失去了实施的价值和意义。战略规划的制定必须是基于现实并超出现实，然而又要控制在计划时段内力所能及的范围，这种基于实际的可行性是战略规划必须准确把握的尺度，也是是其必备的量化特征。
    ⑦具有适当的可伸缩性
    “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向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是许多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现象，……。”（《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战略的制定，就是为了有机的利用自身优势克敌制胜，最终使目标达成。然而，战争的局势千变万化，或攻或守，或撤退或迂回。
    所以，战略的制定，要考虑到各方面因素，既有进攻的策略，又有防守以及其他策略，不打无准备之仗，使运筹帷幄，始终处于掌控之中。这就是战略的可伸缩性。
    ⑧具有相关时段多种相关因素的基本特征
    毛泽东指出：“从战争的性质看，革命战争和反革命战争，各有其不同的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不能呆板地互相移用。从地域的条件看，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特别是大国家大民族均有其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同样不能呆板地移用。我们研究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各个不同性质、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战争的指导规律，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所以，每个战略的制定，必然是基于当时的客观背景，或胜或败，均离不开当时的背景因素，因而，必然具备当时背景因素的基本客观特征。
    二、战略与战略思想的形成
    1、我们知道：人——是高级思维的动物，具有高级的思维和进化的本能。世界上只要是具备思维能力的动物，出于动物的本能，做任何事情都会有一番观察和思考，然后介入实施，即便是针对突发事件来不及思考，其动作也是基于以往经验的反应。我们根据常识基本上可以把战略与战略思想的形成概括为：
    个体单元由力量型的争斗——由思维操纵的技巧型争斗——基于个体技巧的群体争战行为与简单谋划——经验积累、综合分析与发展——争战的谋划概念——战略与战略思想。
    2、战略及战略思想的演变
    1）自从有了人类，人类便为了在自然环境中取得生存而不得不考虑对环境的适应。
    人们在与异类、同类间、同类族群间以及生存环境的反复争斗中获得了经验，同时又在基于的经验基础上进行探索并发展。由此在人类逐渐的进化过程中完成了由纯体力的劳动过度为技巧性劳动。其与异类、同类间、同类族群间以及生存环境的争斗也由力量型争斗上升为技巧型争斗。
    正象现代人们对一些人的评价：XX很工心计、心计很深。权且不计褒贬，这应当是指某人很工心计，擅内心计较、内心的算计或内心的计谋等。
    2）当具备智慧的动物群体为某些原因自发的组织集合，比如类群或族群，就自然产生了首领。其中的目的、谋划和行动，自然具有了最初相对于个体单元的整体统一性与个体单元的被动性，其中个体单元必然要作出牺牲以唯心的服从于大多数，由此自然形成了个体与整体观念。
    3）人类本能的好胜心理和贪欲造成了掠夺，并逐步由最初的个人之间的掳掠上升到群体之间的掠夺和反掠夺，形成了争战，这种“为争而战”就是以后逐步升级为战争的初始规模。这时候，人们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并赢得胜利，就不得不对争战的谋划和技术进行总结、概括和重新认识，并在经验的基础上进行改善，由此形成了最初的战略概念。
    4）不同族类间和领土的扩展，促使了国家的形成。争战的规模也随各类因素的扩张而逐步上升到战争。战争的规模时间相对的长久、地域相对的宏大、人员参与数量相对的众多、造成损失相对的惨重；这与世界上其他任何人所能及的事物相比，均是人类史上空前的，令人眩目和无可比拟的。正因为此，人们开始了在对多场战争归纳、总结和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基于实际的理论上的创新和发展，形成了针对战略的构思具有基本指导意义的思想的初期模型。
    5）如今的战略思想，正是建立在基于历史并对历史不断的进行分析、总结、累积和完善的基础上的创新和发展，是批判性的继承。
    三、战略的延伸是战略思想在其他领域的延伸
    1、为什么称为战略
    为什么把战争的谋略称为“战略”而不把其它领域的谋略称为“XX略”呢？
    这是因为对其它谋略的谋划与战略谋划的本质及构成元素和现象上的区别，其思想和组织原则上等共同点却都被战争的规模和宏大的现象所掩盖，已足以迫使人们不得不专门开辟了战争和战略研究体系并对其进行专门的、细致的专题研究。因此我们可以说：
    1）、因为战争的规模和宏大及其影响力远非世界上其他任何人所能及的事物可以相比，所以，人们对战争和战略体系开展的专题研究时间最早最久远，而对其它方面的谋划研究相对要晚，其投入程度也相对少的多。
    2）、战争尤其是战争的结果在人们的思想领域和视觉系统中最为敏感，最为直接；其成功因素的说服力和影响力自然非比寻常，最容易被人们认识和接纳。
    3）、人们通过对各领域多方面的深入探索和研究，从战略和其他谋略的基本点找到了其原则上的共同点，战略思想无论是在其层次、深度、广度拟或是参与因素等实质意义上，均有着深邃、广义和成功积累上的绝对压倒性优势。人们一旦认识了这一点，战略思想在其他领域的引入就形成了必然。
    2、为什么战略的引进必须是战略思想的引入
    战略思想既然和其他谋略有着基本点及原则上的共性，则其开发于人类服务于人类当属必然。
    人们引入的只能是战略的思想而不是战略的本身，这是因为在一般战争的情形和性质之外，有其它的特殊的情形和性质的实质存在。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规律，行动的动机、针对的对象、自身构成与参与元素以及环境要素差别等，由此确定了策略的必然区分。

东方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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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战略地位研究总报告概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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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贾谦]
[发布时间:20050513]
[来源: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加工整理]


    我们课题组经过一年研究，认识到：中医药学符合未来医学的方向，有自己的优势，但50多年来一直处于从属地位；现在必须重新确立中医药的重要战略地位，建立以中医药为主、中西医并重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新型医疗卫生保障体系，造福13亿人民。这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我国医药卫生界的重要体现。
    一、从抗击SARS看中医药的比较优势
　　2003年4月上中旬，课题组到广州调查中医治疗SARS疗效。全球SARS平均病死率11％，中国内地为7％，台湾为27％、香港和新加坡均为17％；中国内地SARS的病死率大大低于其它国家和地区，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有中医药，疗效远优于西医，中西医两条腿走路发挥了特殊作用。
　　中西医两条腿走路或说中西医配合治疗所起的主要作用是：
　　（一）降低了死亡率
　　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一院治疗50余名SARS病人，无一例死亡，医护人员也无一人感染；钟南山院士所在医院到2003年5月共收治117名病人，10人死亡，其中中医介入治疗71人，仅1人死亡；广州中医介入最早，病死率全国最低，不到4％，全国约7%。
　　（二）降低了治疗成本
　　西医治疗一个SARS病人的平均费用是5－10万元，而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一院以中医为主治疗SARS病人，费用最高的一例只有5000元。
　　（三）减少了后遗症
　　由于大量使用激素等药物，西医治疗的病人患肺部纤维化和骨坏死病的人达1/3以上，以中医为主治疗的病人至今尚未发现特别的后遗症。
　　中医治疗SARS的特殊作用与意义已被世界卫生组织（WHO）专家认同。在2003年10月召开的“中西医结合治疗SARS国际研讨会”上，专家一致认为，中医药科研与临床人员运用中医药抢救了大量SARS患者的生命；在预防和恢复期治疗方面，迄今西医尚无针对性治疗方法，中医有其独到之处。专家一致建议，要将中医纳入公共突发事件临床救治体系，建立研究网络，制定应急预案和研究预案。
　　在SARS 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中，中医药之所以能发挥特殊作用，做出巨大贡献，在于中医药的比较优势。与西医对抗疗法不同，中医虽无微生物学理论，但其“戾气”学说自有一套解决病毒性疾病的方法。中医治疗并非与病毒对抗，而是注重调护病人正气，使邪不胜正，给邪以出路。正如家中进了小偷，中医西医处理完全不同。
    二、中医药发展面临严重困境
　　虽然《宪法》第21条写明中西医并重，但长期以来，中央的方针和宪法的精神并未得到认真执行，普遍重西医轻中医，中医地位日益下降，作用日益衰微，目前实际已处于困境。
　　（一）中医人员与机构发展缓慢，中医力量不断萎缩
　　全国中医医生1949年27.6万人，2001年33.4万人，比1949年只增长21%。西医医生1949年8.7万人，2001年175.1万人，增长20倍，增长速度为中医的95倍。
　　1999年，全国综合医院10793家，中医院2449家，二者之比约4:1，而且中医院规模普遍比西医院小得多。
　　2003年，西医院校与中医院校之比为3:1，且中医院校规模很小。
　　1995年全国高等医药院校在校生256,003人，其中中医院校在校生仅44,737人，西医与中医在校生之比为5:1。
　　（二）中医院校按西医模式培养学生，中医教育日益衰退
　　有人说，中国最大的失误是教育失误，而教育失误中最大的则是中医教育失误。失误之处在于中医教育严重西化，传统中医文化与中医技能被轻视、被遗忘、被丢失。
　　实际上我国没有一所真正的中医院校，全是中西医“结合”院校。中西医课时几乎相等，理化知识与西医理论学习要求不低，且是必考课程；中医经典著作不深入研读，中国传统哲学与中医理论基本训练严重不足，甚至中医四大经典已经改为选修课，不必考试了。在技能培养上，西医的各种仪器实验不少，中医的望、闻、问、切等临床硬功夫训练不多；毕业时，许多学生缺乏中医思维、更不会用中医思维来看病，一些学生自己就看不起中医；如此培养的中医大学生既不能当中医用，也不能当西医用，只是两个中专生，毕业后，许多人纷纷转行西医，或名行中医实以西医为主。而众所周知，西医院校几乎不学一点中医，更无中医技能训练。所以然者何？就是要改造中医，把中医提高到西医水平。
　　中医研究院一位教授说，由于考试制度关系，他的21个研究生的外文和计算机水平都很高，但很少在中医上下功夫，甚至连《本草纲目》的《序》都念不懂。这样培养出的很难说是中医高级人才。这些研究生已无多少中医味道了，他们成为教授、博导以后，再教出来的学生还是中医吗？如某一西医硕士考上了中医博士生，做了3年耗子实验，拿到了中医博士学位；工作后又当上了中医学院院长，不断要求中医学生做西医式实验，称之为搞“中医现代化”。这不是在培养中医人才，实际是在西化中医、改造中医、消灭中医。
　　（三）否定师徒传承的传统培养模式，纯正中医后继乏人
　　以师带徒、师徒传承是我国中医人才培养的传统模式，几千年来造就了一大批受群众欢迎和爱戴的名医。但现行医疗制度与政策，基本否定了师徒传承模式，甚至使其无容身立足之地。
　　中国讲究师徒传承。迄今，戏剧、国画、相声、书法、武术等等仍在提倡拜师，为什么中医不能拜师学艺？许多东西“不可言传，只可心授”，故自古师徒如父子，自当尽心传授。西方研究生制度重经济利益轻师生情感，真知绝活难以直接传承。现今的中医教育、职称和执业资格制度，导致真正中医越来越少，今后可能就会像日本那样，不再有真正中医了。解放前留下来的全国著名老中医已所剩无几，且均已70岁以上高龄；50年代以传统方式培养的国内知名中医大夫已为数不多，也已年近古稀；其后主要按西医式教育培养的中医，在传统中医上有真正成就者、知名者甚寡。纯正中医后继乏人已成严重问题。
　　（四）按西医医院方式管理中医医院，中医已无真正的临床基地
　　目前全国大小中医院虽有近2500家，但基本上全是中西医“结合”医院，已经没有真正传统的中医医院。一则，查病主要靠西医仪器来检测与化验；二则，断病主要靠化验单的数据来判定；三则，处方主要按西医思维与理论来开方治病，四则，抓药是中药西药并用，中药西药为主互见；五则，验效主要靠西医仪器来检验治疗效果。因此，现行中医医院已经难以称为真正中医临床基地了，也没有多少中医大夫真正能按中医思维看病了。甘肃天水中医院从德国贷款1000多万欧元购买德国医疗设备，还美其名曰“中医现代化”。难怪有人说如今三级甲等的中医院，充其量是一个二流的西医院。
　　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中医大夫靠卖脑子开处方养活不了自己。所以针灸在国外开花，而在国内衰败。因为针灸大夫赚不到钱，许多医院撤消了针灸科。
　　（五）以西医标准评判中医，贬低甚至否认中医成果
　　中医西医本是两个不同的理论与实践体系，其临床方法与评判标准基本无法兼容。但中医得不到现行医疗理念与制度的基本承认，中医的诊病治病与验效，中药新药的开发、评审与推广，大都采用西医标准来判定。将西医作为唯一标准，不承认中医临床“实践标准”，硬要由西医认可中医疗效才算。
　　如1956年石家庄用中医治疗乙脑，疗效奇佳，且无后遗症，但当时的卫生部不予承认。1957年蒲辅周一人成功治疗乙脑167人，主管部门却以其使用了多达98组中药处方，没有规范的统计学意义，不承认其疗效。近的如刘海若，英国两次宣布其“脑死亡”，回国后，中医辨证论治，采用方药、针灸、按摩等手段综合治疗，效果显著。但对外宣传开始根本不提中医，后迫于压力又说是“中西医结合”的成果。试想，若说中国的西医治好的，外国人相信吗？难道中国的西医比英国的水平还高？
　　最为典型的是这次抗击SARS。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采用中医药治疗SARS，效果非常显著，但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得不到承认，更得不到及时推广。今年4月，广州中医专家应科技部徐部长之邀，向SARS科技攻关组介绍治疗SARS的经验，一些权威人士说：“你们要拿出一个规范性的东西，和西医进行对比，如果证明确实有疗效，我们再组织推广”，“没有与西医对比，说明不了问题”。这犹如三国时诸位将军屡败于华雄而仍瞧不起布衣关羽一样。西医虽然明知抗生素、激素等西药杀不死SARS病毒，且副作用极大，却可名正言顺在病人身上进行超大剂量试验，美其名曰是治疗：被西药治好的人，今天近半数已开始出现股骨头坏死。
　　（六）片面理解中药现代化，中药科研走向废医存药
　　中药现代化的提法是正确的，但如何现代化却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从中药现代化多年的实施过程来看，基本的思路和做法是要与国际接轨，想按西医的科研思路与标准，搞清中药的化学成分，提取有效物质，制成类似西药的治疗某种病的“新型中药”。这完全是研究开发新西药的方法，若借以从中药中开发出新西药是无可非议的，若将其作为中药现代化的主要甚至唯一途径，其结果不是中药现代化，而是中药西化，必然导致废医存药，最后连中药也将不复存在。
　　如，中药现代化研究的“王牌”成果“青蒿素”，通过有效成分提纯后，已不具备中药的四气五味、归经等性能，已不能参与中药处方的配伍了，就是说已不再是中药，与黄连素、麻黄素等植物药提取物一样，早已归于西药范畴。其实，国外炒做的龙胆泻肝丸事件就是中药成分化的结果，是辨病使用中药或将中药当食品长期过量食用的结果。一些人不遵守中医“药之害在医不在药”之理念，盲目修改《约典》中龙胆泻肝丸处方，必然导致恶劣影响。
　　按照现行中药现代化的片面做法，即主要针对西医病名并按西医理论进行实验来开发中药新药，根本就不可能开发出像六味地黄丸这样的名方成药来。因为六味地黄丸并不专治某一种病，而是须在中医理论指导下，针对肾阴虚之证使用，其应用范围很广，疗效也极为显著。据统计，用六味地黄丸治好的病有430多种，但若按西医病名使用，什么病也治不了。所以，中药研究寻找有效成分、走简单模仿西药的道路是走不通的。打个比喻，解放军中谁起的作用最大，毛主席，但仅由毛主席组成解放军是不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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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战略地位研究总报告概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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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贾谦]
[发布时间:20050513]
[来源: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加工整理]


    三、中医药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
　　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5000年得以繁衍昌盛的重要基础，是伟大、优秀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中国现存古籍中，1/3是医籍。现今中医药地位低下甚至陷入困境，既有认识问题，有制度问题，也有中医自身问题。
　　（一）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导致人们普遍轻视中医
　　1840年鸦片战争我们失败了，不少国人看到了西方的船坚炮利，看到了西方科学技术的威力，奋起图强，但也有许多人因此产生了民族虚无主义，总觉得我们处处不如人，外国月亮都比中国的圆。
　　早在清末，许多人就开始贬低和否定中医。国民党时期，受“全盘西化”的影响，曾两次试图取消中医。1914年，教育总长汪大燮提出：“余决意今后废去中医，不用中药”，1929年旧政府卫生部还正式通过了《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但两次均因民众激烈反对而未能真正执行。新中国成立后，仍是常常将“保守”、“不科学”恶名加在中医头上。50年代，中央卫生部副部长王斌提出，中医是封建医，应随封建社会的消灭而消灭。开设了中医进修学校，让中医学习西医，学习解剖学。这些做法受到中央批评，撤了两位副部长的职。但他们的影响始终存在。
　　20世纪以来，中国学界在相当大程度上将“西学”与“东方传统文化”当作相互矛盾、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从梁启超、孙中山到陈独秀、鲁迅都认为中医能治病，并不否定中医之疗效，但都认为中医不科学，“中医尽可愈病，但无人能以愈病之理愈人”是其中心论点。只有到20世纪后半期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出现并略有进展，人们才认识到中医的科学性，才认识到中医本身就是系统论，是未来医学的发展方向。但20世纪民族精英的一些错误认识造成中医学术界对传统文化的荒疏、淡漠，对中医学理论的轻视、曲解。中医和中医学一直处于被审视、被验证、被质疑、被改造的地位。德国慕尼黑大学波克特教授早在80年代就指出：“中医药在中国至今没有受到文化上的虔诚对待，没有确定其科学传统地位而进行认识论的研究和合理的科学探讨，所受到的是教条式的轻视和文化摧残。这样做的不是外人，而是中国的医务人员。他们不承认在中国本土上的宝藏，为了追求时髦，用西方的术语胡乱消灭和模糊中医的信息”。
    （二）医疗卫生的某些法律法规与制度导致在管理上歧视和阻碍中医
　　1982年，“发展传统医药”写进宪法。但是，中西医从未平等过。
　　按《执业医师法》规定，必须有４年以上医学院校学历者，方能参加执业医师资格考试。而中医药界大量的医师不具备这种学历，不少人是学徒出身，因此，许多人即使有水平也拿不到行医资格，若行医即属非法。按此说法，邓铁涛、陆广莘等都无资格行医，因为他们都没有中医学院文凭。执业医师资格考试所考内容近一半是考的西医内容，而西医医师资格考试并不考中医内容：这还是认为中医不科学，要把中医改造、“提高”到西医水平。
　　按现行规定，中医大夫在用中医药急救中若出现死亡，会受法律制裁；而西医按西医方法急救出现死亡，却没有任何责任。这严重限制了中医大夫抢救病人的积极性，也使行之有效的中医急救方法现已消亡殆尽。
　　另外，中医院校教育制度、中医治疗收费制度、中药价格制度、中医科研评审制度等等，许多方面都是在限制而不是在发展中医药。
　　（三）中医药界的自身问题导致中医药科研发展缓慢
　　近百年来，中医药一直是在受指责中生活，疲于应付。中医界为了求生存，提出“中西汇通”论，千方百计用西医方法证明中医的科学性，要“求同存异”，结果弄得中医不像中医，弄得中医丢掉了自己的精髓，弄得中医不敢坚持自己的学说，成天喊叫“结合”，其实是自惭行秽，要西医“拉兄弟一把”。
　　几十年来，不仅外人轻视中医药文化，就是中医药界自身也不重视中医药基础理论的研究与掌握。现在，除极少数知名中医对传统中医文化有较厚实功底外，绝大多数中医师的纯正中医文化基础严重不足。如此下去，再过20年，传统中医文化将只存在于典籍之中，没有人真正理解和掌握中医了。日本应用中医药1400年。但明治维新否定了中医的合法性，今天法律只允许西医大夫辨病开“中药”，所以就出现了小柴胡汤事件。日本已经彻底消灭了中医。
　　再者，被动、简单模仿西医模式进行中医研究，限制了中医药科研。中医缺乏对自身方法论的研究，大多数研究在理念、方法和手段上均简单模仿西医。
　　第三，中医院西化阻碍了中医临床的发展。我国中医院多为中西医“结合”医院，纯正中医或以纯中医为主的中医院并不多见。诊断大都是中西医方法并行，甚至常以西医方法为主；处方大都是中西药并用；验效则多采用西医手段确认。导致真正的中医临床日益缩小，中医药研究的真正基础日趋薄弱。
四、中国需要建立有自己特色的新型医疗卫生保障体系
　　（一）中国根本不可能走西方医疗保障模式
　　2000年，美国医疗卫生支出总额达1.3万亿美元，人均4650美元，占GDP的13%，占全球医疗卫生支出总额的43%。而美国人口才2.8亿，只占世界人口的5%。即使如此，美国尚有15%（即约4000万）人口享受不到基本的医疗卫生保障。在美国，若无政府补贴，多数医疗保险公司根本无法承担迅速上涨的医疗费用，只有关门。美国虽然拥有世界最高级的医师、最先进的医疗设备，却解决不了一般慢性病、老年病及大量疑难杂症，而这些病症大约占人类疾病的70%。
　　我国若采用美国模式，且不论西医学的局限性和西药的毒副作用，即使要达到美国医疗卫生费用总额水平，我国就需要1.3万亿美元投入，而我国2002年的GDP总额才1.35万亿美元。或要达到美国医疗卫生总费用占GDP 13％的水平，2001年我国就需要投入1.25万亿元人民币，而当年实际只投入5150亿元，占GDP的5.3%。因此，我国根本不可能采用西方医疗卫生保障模式，国情国力也不允许采用这种模式。
　　（二）中医药学具有不可替代的比较优势
　　几千年来，中医药发展形成了一套现实与超前兼具、普济与深入兼备、以简便廉验为显著特点的系统的医疗保健体系。
　　中医学主张防重于治，强调养生。防病养生的方法以心理卫生和心的调摄为首要。而这正是西医过去忽视现在刚开始重视的东西。中医强调上工医未病，即预防疾病产生，小病要及时治，以免变成大病。这正是现代预防医学所要求的。
　　中医药简便廉验。中医防病，春夏秋冬四季，从食补食疗，到拔罐刮痧，许多民众都从中医中学习了一套预防疾病和对治小患的办法。中医治病，从使用中草药到针灸、推拿，许多中医医生都有一整套对治一般疾病的方法。
　　中医在防大疫上，也屡建奇功。东汉建安年间伤寒病大流行，张仲景提出伤寒论，有效制止了伤寒传播。明代末多次大疫，吴又可的温病论和叶天士的“卫气营血”辨证，形成和完善了温病学说，中华民族在制服传染病上又进了一大步。曾是历史上可怕传染病的天花，北宋年间中国就发明了通过种人痘预防天花，后传入欧洲改进成为牛痘。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西方那样一死上千万人的传染病，重要原因就是中医发挥了特殊作用。
　　中医对近几十年的一些重大疾病的防治作用也十分显著。50年代以来我国多次流行乙型脑炎和麻疹。中医疗效超过世界水平，且无后遗症。20世纪90年代，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CDC）对1988年上海以中医药为主治疗乙肝重叠甲肝与1983－1988年美国本土西医药治疗同类疾病的死亡率进行了统计对比，结果为“0.05%∶11.7%”，亦即中美的死亡对比是“1∶234”。今年的SARS防治，中医作用已为世界卫生组织承认并高度评价。
　　中国需要建立适合国情的新型医疗卫生保障体系。在70年代，我国曾以世界1％的卫生费用，解决了世界22％人口的医疗保健，公共卫生体系使医疗人口覆盖率高达85%，创造了发展中国家的奇迹，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高度赞扬。一个基本原因是，中医药学和以中医为主、中西医并举的农村合作医疗发挥了重要作用。近20多年来，中国的医疗事业、主要是西医取得了空前发展，但主要的受惠者是城镇、且是城镇中有公费医疗保障条件的部分人，80%左右的农民和城镇低收入居民基本被排除在外。在普遍医疗卫生服务上，现在中国与世界的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为此，中国受到了世界的批评。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对世界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医疗卫生保障公平性进行了评价，中国被排在倒数第4位。
　　中国要彻底改变这种状况，必须重新思索医学事业发展战略，建立新型的医疗卫生保障体系。这个体系必须是普遍服务的，真正以全体中国人民作为服务对象；必须是公平的，真正让大多数人都能享受最基本的医疗服务；必须是价格合理的，真正让大多数人都能够支付得起基本医疗服务费用；必须是方便有效的，真正让大多数人能够享受方便与快捷、效率与效果兼具的基本医疗服务。总之，这个体系必须是为13亿人服务而不只是主要为2—3亿人服务的。这个新型的医疗卫生保障体系必须以中医药为主、中西医并重。要建立这样的新型体系，必须重建中医药重要战略地位，振兴中医药学，充分发挥中医药的重大作用。

东方医学

中医药战略地位研究总报告概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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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贾谦]
[发布时间:20050513]
[来源: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加工整理]


    五、重建中医药重要战略地位，实施中医药五大振兴工程
　　纵观我国各行各业，最有实力、最有优势、最有后劲、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唯有中医药。要解决13亿人民的健康问题，就必须重建中医药的重要战略地位。为此，需要将中医药作为重大专项列入国家目前正在制定的中长期规划之中，彻底改变过去重视西医、不重视中医的做法。
　　此外，建议国家实施“中医药五大振兴工程”。
　　（一）中医药政策法规保障工程
　　长期以来，体制和政策法规对中医药的歧视和排挤，使中医药始终未能与西医药并行发展。
　　众所周知，政策法规往往决定一个产业的存亡和一个学科的存亡，甚至决定一个民族的存亡。日本明治维新从法律上肯定了西医药是唯一合法的医疗保健体系。日本中医药因之断线近百年，时至今日日本也没有中医。解放前，国民党政府千方百计消灭中医药，始终未能得逞。解放后，尽管中央领导对中医药发展一直给予高度重视和支持，但是在体制、机制以及政策法规体系建设上，往往不利于甚至阻碍中医药的发展，或者从思想上要将中医药改造成为西医药。我们必须看到，中医药的医、研、教各方面的问题，主要是政策法规造成的。如何在法律和体制上保护中医药的发展，是一个根本问题。我国发展传统医学是受宪法保障的，但是并没有得到充分运用。如2003年10月1日实施的《中医药管理条例》，严格讲是不符合宪法规定的，因为它没有按照宪法的规定，把中医与西医放到同等地位，甚至没有一个执法主体。我们必须按照宪法第21条规定制订政策，即按照“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并重的大法来修订所有有关政策法规，改变有关体制，使之有利于中医药发展。
　　（二）中医药人才工程
　　我国中医药院校又少又小，培养的中医药人才数量远远满足不了需要，更重要的是培养的人才质量太差，大多数不能用中医思维诊疗疾病，这是由于整个教育从小学就开始西化，传统文化教育很少，古汉语知识缺乏，造成中医古籍能看懂的人已为数不多；中医学院几乎完全按照西医模式教学，要想拿到中医行医证必须考西医课程。这与解放初期中央卫生部要“改造”中医的政策如出一辙。我国现有中医药人员33.4万人，但多数不能按纯中医理论去临床治疗。如果继续按此教育模式培养中医人才，不出20年，中医就会消亡。因此，改革中医教育体制是当务之急，是关系中医药能否生存的大问题。
　　为此，我们提出能否不要让中医药院校学生学习西医和外语课程，因为他们将来是为中国人看病的，而且是用中医看病的，正如京剧演员无须学习外语和数理化一样。将来工作需要西医知识和外语时，再让他们脱产学习也不迟。如此，可以保存一点“中医的基因”，以免将来想找也找不到了。起码应允许一半中医药院校以纯中医药院校方式存在，七八年后可与今天的中西医“结合”式中医药院校的毕业生进行对比，看看谁的疗效好。同时，应允许师徒传承方式的存在，并给师带徒出身的人以一定的学术地位。
　　如果国家一定要培养一批兼具中西医知识的人，也应该由西医院校承担此项工作，而不应该由中医院校承担。
　　（三）中医药科研工程
　　中医药的科研工作应在中医药理论体系的指导下进行。以中药研究为例，中药是中医大夫长期临床经验的总结与升华，而不是像西药那样盲目筛选出来的。目前大部分中药研究所是按西药研究所的模式建立的，从事中药中有效成分的筛选、分离、提取，这种方法是把植物化学当成了中药现代化。许多中医药科研课题偏离中医理论，是按照“基因组学研究”、“蛋白组学研究”去迎合项目评委，否则就有拿不到经费。但这一类型的研究对中医临床和中医理论发展毫无意义。凡此类研究应列入西医范畴，而保证中医药研究经费与西医药相等并用于真正的中医药研究。更应避免由西医专家按照评审西医药的方法和标准来评审中医药课题。
　　（四）乡村中医工程
　　我国曾因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体制使我国医疗卫生覆盖面达85%而闻名于世。由于市场经济的冲击，以赤脚医生为重要方面的农村卫生网几乎不复存在，广大农民缺医少药。建立以中医药为主体、中西医并重的医疗保健体系，为农村提供医疗科技支撑，培养大批乡村医生，才能真正保证13亿人民特别是9亿农民的健康。20年后，我们这种医疗体系将是世界上最人性化的医疗体系，将会成为全世界学习的楷模。
　　（五）中医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工程
　　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卫生部几乎一直是西医的一统天下，他们只有西医知识，也只相信西医，只发展西医；他们不懂中医，不相信中医，总认为中医不科学，千方百计要把中医提高到西医水平。因此，中医药之管理，必须脱离卫生部，单独成立中医部，负责中医药之发展弘扬，使中医药造福13亿人民。
　　人们并不希望将目前的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直接升级为中医部。应该选择有民族自信心、热爱中医药事业、愿意为中医药事业奋斗、全心全意为13亿人民健康造福的人到中医部工作。
　　在中医部设立之初，其下应设立顾问委员会，邀请目前已为数不多的名老中医作顾问。顾问委员会应有相当的决策参政权，以免搞成中西医结合部或中医药现代化部。
    六、结束语：给点宽松环境，救救中医
　　中医历经百年磨难，今天已被改造得没有多少中华民族的特色了。有鉴于此，只能先全面继承，而不是先“科学化”、“现代化”地继续改造了。
　　中医首先是为13亿人特别是9亿农民健康服务的，中医药是民族特产，不必美国FDA认可，无须要面对美国市场。更谈不上要和国际接轨，因国外无中医药，故也无轨可接；因此，不必优先考虑其国际化问题，20年后，等我国更强大一些，西方会主动到中国来取中医药之真经的，因为中医药是未来医学的发展方向。
　　对中医药管得松一些，某种程度上说要比管得紧好。对宗教尚且允许存在，何以独对中医药要如此严厉地改造？
　　从某种意义上看，不少民间中医医术甚高，且保留了中医特色，中医的希望很可能寄托在他们身上，何以不能给他们以行医权，让他们存在下去？
　　为此建议，选择几个省市试办中医药特区，允许他们在中医药科教研及其发展上有自主权。
　　给点宽松环境，救救中医药。(完)

东方医学

铁涛医话（《中医现代化科技发展战略研究》读后）



作者：admin    医学频道来源：生物谷    点击数：556    更新时间：2004-7-25


铁涛医话（《中医现代化科技发展战略研究》读后）
读《中医现代化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内容详尽，未能一一加以评说，本稿稿经五易，是许多同志努力的结晶，成绩与苦辛，应该肯定。因此我想谈谈我对中医现代化的一些想法，供执笔的同志参考，管窥之见，不一定对。
目前，世界主流医学资源浪费，医源性、药源性疾病层出不穷，必须发扬中医药，这是时代的责任。中医药不仅是科学技术问题，更是一个知识经济问题，是一个可以持续发展的的经济问题，是国计民生的问题，因为中国是中药资源大国。解决人类保健与医疗费用过高的问题，这就是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所以期待中医现代化的目的所在G现代化本身不是目的，切忌为现代化而现代化。
中医现代化，必须按中医学自身发展的规律，沿着验、便、廉的方向发展。千万不能走西方复杂化、高消费的道路，这应该是现代化的前提。无论是养生、防病、治病、康复，都应如此。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医疗体系，符合邓小平理论，应成为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
中医学经历了近百年的沧桑而不倒，靠的是中医有一套可以指导实践的系统理论，能治好病人，包括急慢性病及疑难病症。临床医学是中医理论的源泉及继续发展的基础。而中医当前的危机在于中医自身对中医理论的相信度日差，临床水平在下降。如果这两个问题不改进，中医现代化便失去基础。个别中医博土、硕士运用现代手段研究中医，结果一再有反对中医学的论文发表，这种个别现象却代表着一部分青年中医的一种思想，值得我们去分析研究。普遍提高中医的临床水平是中医现代化的基础工程，必须列入发展战略研究之中。解决缺医少药问题仍是当务之急。
必须明确，不能因为有了抗生素，我们就不去研究＜伤寒论＞与温病学的理论和经验。我们可以用中药——改变剂型的中药，去取代日益昂贵的抗生素，这样既发展了中医药又发展了我国的经济。有人说抗生素发明之后，治肺炎用中药便落后了。这是极端的错误思想，抗生素治不了的肺炎多矣。中医药管理局成立后，有两件值得颂扬的大事。①点校古籍；②名中医带徒。点校古籍已基本完成了。它是中医现代化的奠基工程，应好好总结评价。
90年代500位名者中医，代表当代中医药的最高水平，应把继承下来的学术与经验，进行大整理、大总结、大研究、大推广。
中医现代化，必须占有几千年来的文献资源和当代名医的学术与经验。总结过去开拓未来，在这两项国宝中寻找突破口，寻找富矿，应是一条中医现代化的捷径。也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医学来，否则只会发展成西医的一部分，就不是中华民族交给我们的任务了。
中医与西医，同属医学，但由于文，化渊源不同，学术体系不同，理论与经验不同，因而互补性甚大。因此应从中医理论体系中寻找带核心性的理论问题，与多学科、新科技相结合。在发展战略中已有这方面的论述，我十分赞同。
在临床研究方面，我认为常见病多发病，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疾病，都值得研究，其方向是验、便、廉的中医综合疗法。为国家为人民减轻经济负担，也就是现代化所需要的。
中医现代化，离不开人才的培养。近几十年来，中医教育培养了不少人才。但目前中医学生对中医学的信心，似有下降之趋势。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主要原因，学生一到病房，重西轻中，以西医为主、中医为辅的现象，给学生以深刻的教训。再加上现在中医的教育，越来越有所削弱，中医理论基础及基本功不牢，使人担扰!最近报考我校的一位博士考生，试题要求答出10个普通方剂的药物组成，竟然一个也答不全!理论题虽然答得不错，但未能录取。这不能不引起我们深思!
对该文第一部分，提如下几条具体意见。
关于《中医药学的历史地位与作用)中只写至明代而止。建议把清代治疗温病的成就写上。中医对传染性、感染性、流行性疾病的治疗，温病学的学术经验至今仍起作用。
对中医药在社会保障中的作用，应强调中医药在医疗保健作用中的验、便、廉的特点，目前西医院的医疗费用惊人!
“天人合一”一词改为“天人相应”更恰当。
《制约优势发展的因素＞应强调人们对中医药的认识不足，不应以西医学为尺度去衡量中医。研究中医学必须解放思想，中医学研究必须走自己的路。
各种对中医的错误看法，是当前发展中医学的最大障碍，现在不少中医自己对四诊都未掌握好，如何去发挥四诊的作用?最后还埋怨中医的经验不能重复。以上几点意见很不成熟，加上时间紧迫，匆匆写来，言未尽意。敬请指正。

东方医学

[这个贴子最后由东方医学在 2005/06/15 10:26pm 第 5 次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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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医的自医
李 致 重
　　１９世纪后半叶和２０世纪，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科学发生重大变革的一个时期。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科学瑰宝的中医药学（以下简称“中医”），则随之经历了在冲击中陷于困惑，在困惑中力求生存的艰难历程。这一历程，习惯上把它称之为“百年困惑”。 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医的国际声誉不断提高，国家也在医疗、教学、科研上给予了大量的投入，而中医的整体学术水平却日趋“西化” 和“退化”。这种动机与效果相悖的状况，值得人们深思。
一、民族文化心理失去支撑，是中医百年困惑的时代特点
　　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之后，在中国出现了维新改良、励精图治的趋势，也产生了自怨、自卑的情绪。多半个世纪后的“五四”运动，在请进西方的“德先生”、“赛先生”的同时，又出现了“全面反传统”、“砸烂孔家店”的浪潮。今天的世界上，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是以自己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拾级而上。而中国的近代，却没有为自己营造出各种文化多元并存、共同繁荣的和谐环境。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的文化科学上，非此即彼的幼稚病和自挖祖墓的劣根性，至今没有彻底清除。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当其它国家和地区纷纷从工业革命阶段迈向新技术革命阶段的时候，中国却在“史无前例”中，革文化的命。一个民族如果没有文化心理的支撑，无疑是悲哀的民族。把近代的贫穷、落后和挨打原因，一味归咎于经济、历史和祖宗，这其实正是中华民族文化心理失去支撑的一种变态。在这种情况下，中医的生存危机几乎无可避免。
二、传统认识论、方法论的扭曲，是中医陷于困惑的重要原因
　　形成于春秋、秦汉之际的中医，是以当时的文化科学为土壤，以当时的认识论、方法论为基石的。那一时期，中国与东、西方其它几个文明古国共同造就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文化高峰，而中国则代表着东方文化的中心。但是中国近代的一百年里，《易经》、《老子》以及儒家文化中许多不朽的思想和理论，时而说是“客观唯心主义”的，时而说是“主观唯心主义”的--统统被贬入扬弃之列。与此相反，印度人没有忘记佛佗，西方人更没有冷落他们的古希腊三哲；偏偏留在中国人的心底里的诸子百家，只不过一个个丧魂落魄的躯壳。作为中医方法论渊源的阴阳五行学说，也因此而成为被殃之池鱼，长期被扣上了落后、封建、唯心的帽子。好在中医数千年来无可辩驳的临床疗效，才勉强为阴阳五行学说保住了一个“朴素唯物论”和“自发辩证法思想”的说法。其实“朴素”和“自发”，已经是对其哲学价值的贬抑。况且，中医的阴阳五行学说，还包含系统科学、模糊数学等当代科学方法论的丰富内容，并不仅仅限于哲学这一个方面。
　　２０世纪后半叶，奉行唯物辩证法的不少中国人，竟然连“物质”这一范畴也被无知地歪曲了。难怪毛泽东多次抱怨说：中国真正懂马列的不多。按照列宁的解释：“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们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１２８页）这个“客观实在”，与亚里斯多德说的“万有”，与老子 “有无相生”的“有”，尤其与佛陀说的色、受、想、行、识之“五蕴”， 其实都是一回事。所指的都是物质在“客观实在”这一根本属性上的相似的范畴。但是在近代哲学领域里，物质这一范畴被物理学、化学中关于结构、形态学说的含义取代了。佛陀说的受、想、行、识被排斥在物质之外，亚氏和老子的“万有”、“有”，也被大加阉割。由此波及到中医方法论的阴阳五行学说，也同病相怜，被贬入扬弃之列。而且连人的“整体层次上的机体反应状态”，即中医通过望、闻、问、切所获知的作为中医研究对象的证候，也在物理学、化学的至上标准下，被剥夺了“客观实在”这一物质的根本属性。所以一百年来，中医界为之惴惴不安或者孜孜以求的，就是希望能为中医学找到物理、化学意义上的“物质基础”。
　　我们知道，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是每一门学科形成和存在的根本要素。当阴阳五行和证候的科学价值被扭曲之后，中医便彻底地陷入到风雨飘摇之中。
三、中医在“西化”中衰落，是百年困惑的主要表现
　　中医和西医研究的客体固然都是人，然而人是万物之灵。万物之灵，就意味着人的复杂性是万物之最；形上学家把天、地、人并列为“三才”，主张天人合一、天人相应，意味着人的身上必然彰显着万物的诸多属性。因此，从医学研究的对象来说，中医和西医这两种医学，各自只不过研究了“人”这一自在之物的一部分属性而已。在“人”身上，应该探讨的空白领域或误区至今仍然很多很多。只是因为中、西医各自所选定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不同，于是便形成了今天这样两种概念、范畴大不相同的医学科学体系。所以从人类医学发展的观念来看，未来医学的方向，首先要进一步拓宽关于“人”这一自在之物的研究领域，以获取更多、更全面的医学知识体系，而决不应该目光短浅地用今天的西医来解释、改造中医，使现有的医学科学蜕变为一隅、一家之言。
　　在两种医学并存的近代中国，影响人们对中医准确、公正认识的另一个障碍，是人们头脑里先入为主的已知对未知的排斥。这种已知，是作为当代科学皇冠的数、理、化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分析性科学研究方法；这种排斥，是人们以自己熟悉的形下类科学理念，对并不了解的形上类科学所产生的一种偏执性的抗拒心理。事实一再表明，一旦一个人首先学习了形下类的西医生理、解剖之后，固有的已知总是顽固而又不自觉地用西医形态学、组织学的观点，诠释、修改、排斥形上类的中医藏象、经络、病因、病机等理论。思维科学中人类认知能力的这一常识性问题，可惜被当代的人们普遍疏忽了。
　　所以在民族文化心理失去支撑，在传统认识论、方法论处于贫困的情况下，“中医西医化”几乎成为一百年来社会上对待中医的潮流性偏见。这种潮流性偏见与这一时期行政绝对权威交织在一起，活像戴在中医头上的“紧箍咒”，牢牢地将中医置身于被轻视、排斥和被解释、改造的危机之中。刚刚在香港起步的中医事业，也无可幸免地被这种潮流性偏见所困扰。
四、学风空疏、学心浮躁，进一步加剧了百年困惑
　　在一次次的潮流性冲击之下，中医界日渐学风空疏、学心浮躁。一方面是“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人们做学问的耐力不够，著书立说的兴趣却甚浓。与历史上各个时期相比，当代出书的数量诚可谓汗牛充栋，而心得独具的力作却显得太少太少；大多数丛书中随处可见相互传抄的转手材料，而在反复传抄中却常常错谬百出，甚至面目全非。另一方面是“朝立一旨，暮即成宗”。某一个“大人物”的一句话，或者其它学科的一个新学说，都可能招来蜂拥而上的热情，立即被奉为经典。或旋风式地追逐其后，或藉以对中医妄加诠释，并把这种做法统统自命为创新。
　　应该说，“内在于自身传统的历史性演进”，是各门学科逐步走向成熟与完善的发展轨迹。而随着文化科学的外部环境以及语言环境的变化，在语词上对其概念的定义做出必要的、不失其本来内涵的界定，是各门科学在不断自我演进中的理论任务。况且，真正科学意义上的自我理论演进，它永远是、而且也只能是本学科极少数精英之间所进行的严谨、圣洁的思维创造，绝非“有心栽花”或“群众运动”所能造就。然而在近半个世纪里，“中医学”、“中药学”、“证候”、“辨证论治”以及“中西医结合”等等范畴性的核心概念，中医界并没有为其做出学术界达成共识的，有充分科学依据的定义或解释。而以全方位之势开展的“中医现代化”、“中药现代化”、“临床诊断标准”、“中西医结合学”，却已经轰轰烈烈地动员、宣传、推进、贯彻十数年、甚至数十年了。这种本末倒置而又颇具“群众运动”形式的习惯做法，沿袭着与“大跃进”时期相同的基因--“情况不明干劲大，心中无数主意多”。尤其在学科的理论问题上，概念、范畴的定义不清，这个学科自我完善、发展的出发点或者起跑线将无法确定。在这种情况下，包括由此所开展的技朮性研究，也将因此而失去了科学依据。半个世纪的历史已经证明，没有找准起跑线的“中医现代化”、“中药现代化”、“中医临床诊断标准”“中西医结合学”的种种努力，正是造成中医传统“西化”、“退化”的祸水源头。
　　“潮流”这东西，有时候颇像瘟疫。它虽然产生于缺少理性或文化科学底蕴的情况下，一种一轰而起的盲目从众现象，但是往往因为其声势汹涌，每令人不可抵御，甚至有理莫辩。今天讨论中国文化的回归或复兴，这一历史教训，我们应当铭记在心！
　　面对中医的生存与发展，当前有两点是至关重要的:
　　第一，牢固确立文化科学多元、共荣的社会意识，尽快终止“中医西医化”的做法。两千多年前，荀子针对儒学和墨学之间曾经出现过的相互非议，明确地提出“和而不同”的远见卓识，期盼不同学科之间应当保持一种“以仁心说，以学心听，以公心辨”的客观态度，认真发掘相互间的不同，努力实现共同繁荣。对于当代中、西医工作者来说，荀子的期盼仍然具有不朽的意义。现在，国家《宪法》关于“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的规定，“中西医并重”的全国卫生工作总方针，应当切实地成为当代中、西医工作者相互信守的共处准则，并努力在中、西医两种医学之间，营造出费孝通先生所倡导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那样一种多元和谐的氛围。
　　第二，从正本清源入手，全力挽回中医“退化”的趋势。病人切望莫误其病，医学最忌染病在医。为要终止中医学术的“西化”和“退化”，首先必须对中医进行正本清源的自医。这就是使中医学尽快走出西化的误区；把颠倒了的文化信念、科学观念重新颠倒过来；把搞乱了的学术范畴、概念重新加以厘正；使中医早日恢复元气，重振生机。
　　中医当前的状况，本人曾把它总括为一句话：“即将消亡的边沿、新的突破的前夜”。中医兴衰存亡的两难关头，已经无情地摆在了当代中国人的面前。本人以为：中医的自医，是当前我们唯一、明智的选择。因为中医成功的自医，就意味着新的突破，意味着中医的真正复兴。
　　（该文是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１７-２０日在香港举办的“二十一世纪中华文化世界论坛”上的发言，本次会议的主题是“文化自觉与社会发展”，写于香港浸会大学。）

走出中医学术的百年困惑
李致重
　　２０世纪，是西方近代文化、科学技术滚滚传入中国的一百年。在推动中国社会取得划时代进步的同时，也给中国传统文化、科学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本来，与任何文化、科学的发展一样——中医药学（以下简称中医）的自我更新与完善既是时代性的，也是传统性的，时代性与传统性发展才是其历史性的整体。但在绵长的一百年里，主张取缔、废止者有之，认为其有技术而无科学、有经验而无理论者有之，坚持用西医药学（以下简称西医）的观念和方法对其验证和改造，欲使“中医西医化”者亦有之。诚可谓百年困惑，危机时起。
读《三联生活周刊》１９９７年第２０期记者朱彤采访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可冀先生的《中医要引进现代科学》一文，感触良多。正如记者所谈，陈先生的许多观点，代表了“西化中医”者的看法。为此本文谨就其中的两个学术问题，谈一些个人的认识，以就正于同道。
一、 关于“欧美文化中心论”和“西医一元观”
　　从科学技术的角度来说，“东方文化”即人们习惯所指的我国春秋战国、秦汉之际的先哲以及同时期印度一些思想家所奠基的文化与科学；“西方文化” 习惯上指欧洲文艺复兴以来在物理学、化学成果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近代科学与技术。一般认为，东方的思想家、科学家多以综合、演绎的思维方式，从整体、宏观入手，以“物质的运动”为研究对象，由一般到具体、由系统到要素地认识事物；而西方的近代科学家则多以分析、归纳的思维方式，以“运动着的物质”为研究对象，从局部、微观入手，由具体到一般、由结构到整体地认识事物。
　　其实，用“东方”和“西方”来界定文化与科学的特点是不太恰当的。古代西方的哲学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与中国古代哲学家的哲学思想有许多相通之处。古希腊医学之鼻祖希波克拉底的养生观以及人体与自然相通的观点，与《黄帝内经》的观点几乎完全一致。所以美国社会学家阿尔温．托夫勒未拘泥于“东方”和“西方”的界定，他在《第三次浪潮》一书中表述的观点认为，“东方文化”是人类“农业革命阶段”的产物，“西方文化”是人类处于“工业革命阶段”的产物，而当代人类正进入“第三次浪潮文明阶段”，即“新技术革命阶段”。按照他的观点，习惯所讲的东、西方文化与科学不是简单的区域上的差别，而是人类文化与科学发展的不同历史、环境条件下，其自然观、方法论上的不同而产生的结果。一者着重于整体、综合，多运用系统科学方法，一者着重于局部、分析，多运用还原性研究方法。从发展的眼光来看各类文化、科学间的关系，阿尔温．托夫勒认为：“第三次浪潮文明”对于“农业革命阶段”的文化与科学来说，就好象“在昔日的记忆中加上了一条彗星尾巴”，颇有“似曾相识”之感。因为“第三次浪潮文明”出现的以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为代表的系统科学方法论，是在“农业革命阶段”方法论基础上的“螺旋式”上升。基于这样的理论，东、西方文化与科学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他们相互间应该是多元共存的关系，既不是现代与古代的关系，也不是先进、落后，孰优、孰劣的关系。而且“农业革命阶段”的文化与科学，必将在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随着系统科学方法的进步而取得长足的发展。所以，从科学方法论的角度讲，“现代科学”则应当包括两大类，即系统性科学与还原性科学。
　　然而，要使多数中国人都能有此认识，的确还需努力。因为我们毕竟有一段特殊的不堪回首的近代文化与科学技术史。１９世纪，处于“工业革命阶段”的西方在科学技术的推动下，物质生产迅速发展，经济实力日渐雄厚。从此，骄傲的西方人在宣扬“欧美文化中心论”的同时，逐步滋长起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霸权主义。这使处于“农业革命阶段”的中国在各方面都感到相形见绌。１８４０年的鸦片战争，表面上看中国败在西方的坚船利炮，本质上中国看败在了以物理学、化学为基础的近代科学技术与的封建政治上。但在以后的总结与反思中，我们自己人为地把问题扩大化了。比如，“五四”运动中提出的反帝反封建和请进“德先生”、“赛先生”的口号，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不加分析地高喊“全面反传统”、“砸烂孔家店”，不能不说是自挖文化祖坟、错怪前贤的不明智之举。在“西学东渐”的百余年里，一方面是“欧美文化中心论”的强大潮流，一方面是失去支撑的民族文化心态。所以，崇洋媚外和民族虚无主义像两块巨石，压得中国人直不起腰、抬不起头，难以振作。这种历史环境，促长了“西医一元观”在中国的迅速滋长，动不动便用西医的标准指责中医“不科学”。直到今天，“中西医并重”的方针制定多年了，中医在学术上仍未得到真正的并重。
　　在新技术革命的新观念、新思路、新方法的推动下，中医学术在80年代显得非常活跃，颇有生气，但很快又被“西医一元观”指导下的“标准化”、“规范化”的“热潮”压下去了。为此经过学习、研究、思考，本人先后发表了《论中医药学的定义》、《中西医结合定义的研究》、《中医药学走向世界的若干理论问题》、《中医现代化的若干思考》、《中医现代化的再思考》以及《证、证、症、候的沿革和证候定义的研究》等多篇文章，试图从阴阳五行与系统科学方法的内在联系中，论证这一貌似古老，实则最具现代意义的医学科学的内在原理与规律。热切期望中医能走出“西医一元观”的羁绊，站在当代科学的制高点上，在“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因为“百年困惑”，虽众说纷纭、千头万绪，而万惑之源只有一条——只承认中医疗效而始终怀疑或不承认其理论的科学性。所以，走出“百年困惑”的决胜之举也只有一条——明辨中医理论的科学价值与地位。
　　基于本人肤浅的认识，从基础理论的角度讲，中医至少有九个不同于西医的根本特点：在研究对象上是整体性、非特异性、动态性、信息性；在研究方法上是综合性、非还原性；在理论体系上是系统模型原则、以辨证为基础的信息负反馈原则和高层次的真实性。可以说，中医学融我国历代在生物、心理、自然诸方面的医学认识于一体，在当今国际上提出生物、心理、社会综合性医学发展模式的两千多年之前，就已经将上述诸方面内容，以独特的而又是同一的概念体系与指针系统，有机地融合到同一个医学理论之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用中医理论指导辨证论治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实践检验，已经证明它是科学的、有效的。这在人类文化史上是第一家，在世界范围内也是第一家。
　　尽管中医自身还有许多理论与实践问题需要研究、需要解决，但那是科学发展中的自我完善的问题，而不需用西医的理论与方法对中医进行解释、验证和改造。如果６０年代初我们把以西医的方法解释与验证中医视为一种尝试的话，那么今天还要坚持沿着老路走，那就不能允许了。如果今天还有人只承认中药的疗效而无视中医基础理论的科学性，继续坚持“废医存药”的错误，则必将出现中医自毁于萧墙之内的现代悲剧。几千年来，中医就是在不断消化、吸收同类文化与科学的成果中丰富和发展起来的。在人类文化与科学快速发展、传播的现代，中医自然要引进现代科学。但是，根据自身的特色与优势，中医急需引进的是现代系统科学，而不是还原性科学。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二、关于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的研究
　　“症和病的结合”，即６０年代以来风靡的“辨病与辨证相结合”。中医的西化，或者说中医在现代形势下的存亡危机，正是从这里开始的。为此，我们不妨做一些简单的分析。
１．“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的“结合点”问题
　　西医临床上首先接触到的是来自病人主诉或者观察而得知的“症状”，然后把这些“症状”作为认识疾病的“向导”或“重要线索”，再进行大量的、有一定针对性的仪器或实验室检查，以确定局部病灶（器官、组织、细胞）的病理改变或产生病理改变的致病因数。所以，完成对疾病的病理诊断，即抓住了西医意义上的疾病的本质。中医临床上首先通过望、闻、问、切获取“证候”，然后按照中医的藏象经络、病因病机理论，在证候的相互联系中，在证候与自然、社会、心理诸多因素的关系分析中，确定产生证候的病因与病机。这就是辨证求因、求机的过程。因为中医的病因是“因果关系”之“因”，而非西医“致病因数”之“因”。在中医看来，病因是用以解释病机的，病因是组成病机的一个部分，故“因”附于“机”。所以，完成了对疾病的病机诊断，即抓住了中医意义上的疾病的本质。
由此看来，辨病与辨证相结合，不是一个人兼通中医、西医两套学术，也不是临床上中西医相互配合与合作就能解决的。它的重心在于“结合”，即中、西医两种理论上的真正共融。所以，它的“结合点”应该是西医的病理与中医的病机之间的大融合。
　　当然，人是万物之灵，是世界上最复杂的生物。研究两者关于疾病本质认识的结合问题，就像“综合和分析”、“宏观与微观”的结合一样，难度很大很大，涉及的知识领域很宽、很宽。幻想以“至粗至浅之思”，便轻而易举地把中医和西医融合为一，不是太天真，就是在做梦。但是不能因为难，而阉割中医的理论实质，然后再偷梁换柱。
2．偷梁换柱源于对“证候”的错误理解
　　《素问．五运行大论》说：“夫候之所始，道之所生。”候是表现于外的各种现象，道是规律和法则。在我国东汉的《说文解字》里，繁体“证”字的含义是“告也”，“候”字的含义是“伺望也”，故汉以后“证候”一词的一致含义是：“病人告诉的和医师观察到的两方面病理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医即是“研究证候和证候演变规律的防病治病的医学科学。”
　　对“证候”错误的理解，始于本世纪２０年代，混乱于６０年代，而症候群说是其代表。为了正本清源，本人积十余年之研究，给“证候”下了一个现代人容易理解的定义：“证候是中医学的专用术语，即通过望、闻、问、切四诊所获知的疾病过程中表现在整体层次上的机体反应状态及其运动、变化，简称证或者候”。这个定义的文字表述是否恰当，需要中医界同仁进一步讨论，但是从其内涵上看，是经得起推敲的：（１）证候是中医研究的对象，中医之“道”即“始”于对证候的研究。（２）证候是通过中医“四诊”而获知的，是医生对疾病表现的理性认识。（３）证候的整体性包括人身整体与“天人相应”之整体两个方面，并非构成人的器官、组织、细胞的病理表现所能包容。（４）证候是一种病理“状态”，或称“物质的运动”过程中的病理“信息”，与“运动着的物质”反映在局部病灶的病理改变是两回事。（５）证候在疾病过程中是不断运动、变化的，故由它所反映的病机也是不断变化的而非固定不变的。
　　把中医的证候扭曲为一组“症候群”，始于西医传入中国以后，最早是对中医一知半解的西医提出来的。它的核心是说，中医临床治疗就是针对一组症候群的施治。这种观点与西医的“综合征”有相似之处，与日本汉方医学中的“方证相对论”同出一辙。其错误有二。
第一，阉割了中医“证候”的完整性和真实性。归纳起来，主要有六个方面：
　　（１）症候群说基本上丢掉了疾病过程中病人的生理特点、心理情志、生活习性、土地方宜、四时气候、社会条件等因素与证候的关系；忽视了同一病因病机在不同人身上证候表现的差异性。比如肾虚：小孩谈不上什么“性功能”，是否就不会有肾虚？老年人普遍有“腰酸、耳呜、性功能减退”，是否人人有病皆是肾虚呢？
　　（２）证候在理论中的再现问题。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中，“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深刻地感觉它”。所以，对证候变化趋势的把握，离不开中医理论。比如，“见肝之病，知肝传脾”，是说临床见到肝病的证候时，根据脏腑相关理论，即应该知道往后可能出现脾病的证候，故治疗上“当先实脾”，则可取得主动，治病于未然。这就是《素问．至真要大论》“谨守病机”、“有者求之、无者求之”的思想。症侯群说不可能把尚未出现而将要见到的“无”列在其中。
　　（３）证候全面真实地体现于临床的问题。久经临床的医师都知道，活生生的、最能反映疾病变化的全面、真实的证候，只有在临床中才可以见到。比如，四诊中最难把握的望诊和切诊的内容，常使医生“胸中了了，指下难明”。而将这两方面内容完整、准确地表达于书面则更难，故有“可意会而不可言传”之说。这不是因为中医的四诊不精确，而是因为影响色、脉变化的因素太多、太复杂。如果“研究者”脱离活生生的临床而纸上谈兵，只在“症候群”的教条里打转转，则难以掌握望诊与切诊之真谛，而见不到全面、真实的证候。
　　（４）异证同机的问题。比如桂枝汤的使用：出现头痛、发热、汗出、恶风、脉浮缓的太阳中风时，“病人脏无他病”的“自汗出而不愈”的自汗病时，太阴病中风时等等，皆可选用。故对于桂枝汤医界尝有“外病得之可以解肌和荣卫，内病得之可以化气调阴阳”之说。不难看出“外病”、“内病”，其证候当然有别，但病机却皆系表虚、卫阳不振。这在死板的“症候群”中如何体现呢？
　　（５）证候的真假问题。事物的外部形式常常歪曲和不正确地表达事物的真正本质。故人们常提醒说“不要被现象所迷惑”。在中医临床上也常有“内真寒外假热”、“外假寒内真热”。所谓“大实有羸状，至虚有盛候”等等，即是指此。这种情况在忽视其内在病机的“症候群”中是无法得到解释的。
（６）证候的因果联系、异时连续问题。在中医临床辨证中，今天的病机是昨天病机的果，今天的病机则是明天病机的因。而证候又是随着病机的变化而变化的。如果不能完整地了解昨天的病机与证候，就不能准确地理解今天变化了的证候，自然也就难以把握今天新的病机。必须把握了昨天、今天的证候与病机变化，才可能有机地掌握疾病的演变趋势、预后转归以及治疗方法。这就是中医辨证求因（机）、审机论治的原则和治病求本思想的含义。当然，这里讲的“昨天”、“今天”、“明天”，是藉以说明过去、现在、未来三个时限上，病机变化的因果关系和证候异时连续的病程关系。６０年代以来在症候群说基础上形成的辨证分型式的诊断里，该型疾病的证候演变，同样也还有初起和向愈，轻微和危重的时间与空间意义上的差别。可见，在症候群之说里，病程意义却不见了。
　　第二，丢掉了藏象、病机学说为核心的中医基础理论。辨证是中医基础理论指导下的认识疾病本质的理论思维过程。当证候的全面性与真实性被阉割以后，中医辨证论治的理论和临床辨证的思维过程，便随之枯竭了、变得多余了。
　　证候与病机的关系，是疾病的表像与本质的关系。在思维逻辑中，两者不是同一层面的东西，不是一一相对的并列关系。而在“症候群”里，病机与证候却变成了同一层面上的并列关系。比如，“肾虚，就有腰酸、耳鸣、性功能减退等一组症状”。这里讲的“肾虚”是病机的称谓，理应是疾病的本质部份；“一组症状”是疾病的表像部分。如果按照“症候群”的逻辑来诊断肾虚，只要看腰酸、耳鸣、性功能减退这几个症状是否具备就够了。这就意味着见到了证候就等于见到了病机，见到了本质。于是，“辨证论治”即蜕变为“见症就治”或“对症治疗”，根本用不着中医基础理论指导下的临床辩证思维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是直接相符合的话，那么任何科学都是多余的了”。可见，症候群说在肢解证候的同时，也变相地抽掉了病机学说的灵魂，而且连中医学“都是多余的了”。因此必须明确地认识到，这是导致中医学术萎缩的一个根本性问题。
　　症候群说的产生与顽固地延续，是有其历史原因的。本世纪２０年代以来，西医在临床中遇到了许多找不到病灶部位和致病因数的疾病。应该说这是西医理论的局限性所表现出的对疾病征征、帕金森氏综合征、华佛氏综合征等等。当“综合征”在西医的当时尚属一种无可奈何下的新提法时，对中医证候、病机理论不甚了解的人们，便赶时髦式地把中医的证候称之为“症候群”。在症候群里，比如，肝阳上亢、阴虚肝旺、肾虚、脾虚、血瘀、湿热等这些病机意义上的概念，从此便蜕变成表述一组证候（实际上已替换为“症候群”） 时仅含有命名意义的简单的代名词。在西医以后的发展中，当迷路积水、耳源性眩晕、弥漫性血管内凝血这些病理名称出现后，美尼尔氏综合征、华佛氏综合征随即成为历史的过去，在西医文献中消失。所以不难想到：症候群与综合征，是名异实同的“孪生”者。当中医的病机称谓蜕变为症候群的代名词的同时，病机理论也就随之而名存实亡了。
3．难以自拔的怪圈和令人尴尬的结局
　　症候群说使西医辨病与中医辨证相结合的研究陷入难以自拔的怪圈。
　　（１）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的结合点本来是“西医的病理与中医的病机之间的大融合”。当症候群说肢解了证候、丢掉了病机之后，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的研究（实践中称其为“中西医结合”的研究）就进一步扭曲成了为“一组症状”寻找西医病理解释的研究——研究方向便从根本上改变了。
　　（２）症状——因为其产生的原因，往往是生物、社会、心理、自然多种复杂因素，对机体综合作用的结果。所以，在以还原性方法研究的生物医学模式的传统西医里，不可能得到确切的解释。因此，症状在西医的临床诊断中，一直被视为认识疾病的一种“向导”或“线索”，而不是认识病理的特异性指标。既然西医的研究视野和理论框架里找不到“综合征”的病理解释，那么，为一组由症状编织起来的“症候群”寻找西医病理学解释的研究，则照理不会成功。
　　（３）本来，症候群说到此应该休矣。但是在这个原则问题上，半是望文生义、半是偷换概念的“相近”、“相当”、“相似”、“大体就是”，却将中医的藏象、病机理论，先拆为只言词组或孤立的词组，随之再在所谓的“研究”中彻底替换掉。于是，“西医的病理与中医的病机之间的结合”，又一次被扭曲为用西医的病理对中医病机的解释。６０年代以后关于“证的研究”，基本上都是这样一个思路。比如，在“脾虚证”的研究上，有的说“胃主受纳”、“脾主运化”大体就是“消化功能”，于是便围绕西医的消化系统寻找西医的实验指针。有的说“脾主肌肉”、“主四肢”与西医的“肌肉系统”功能相当，于是便围绕西医的“运动耐力”来寻找指标。有的说“脾统血”、“中焦受气取汁”变化而为“血”，于是又围绕西医的“营养”、“造血”来寻找指标……。其结果，中医的脾以及脾虚等概念，一个一个都被肢解了。但是将各方面研究的“新结果”综合起来以后，不仅看不出中医的脾和脾虚的特点来，而且其杂乱与悖谬，连西医自身也无法解释。
　　（４）一面高喊“中西医并重”，承认“中医与西医是截然不同的体系”，一面又把中西医视为本无区别的“中国数学、外国数学”的关系，抱怨西医“为什么不可以套中医”。这种自相矛盾的态度，恰恰是上述偷梁换柱的研究在理论与实践上不能自拔、“气虚神怯”的反映。
在这种怪圈中进行的“研究”，往往产生了两种尴尬的结局。
　　第一是非西非中的混乱。比如在血瘀证的研究上，其“成果”的确铺天盖地的“推广”了。但是仔细读一下《中医沈思录》一书中匡萃璋、袁景珊二位先生关于血瘀证和活血化瘀的思考，就不难看出学术界反思血瘀证研究的强烈呼声和深刻质疑：“因为在这种无病不血瘀、无证不血瘀、无药不活血化瘀的情况下，血瘀证作为一个有特定内涵与外延的科学概念已不复存在，或者说作为研究对象的血瘀证已在概念的附会与滥用中消失。那么，所谓血瘀证与活血化瘀研究就变成无的放矢”。“因为血瘀证在这种结合中不但没有更清晰，而且变得更游移不定，更不可捉摸。其与中医传统概念已愈去愈远，甚至完全脱离了中医辨证论治的认识基础与方法，成为一个非中医的概念”。如果匡先生的结论并非危言耸听，那么对于正在宣扬和推广中的活血化瘀研究将作何解释呢？
　　第二是由“辨证论治”滑向“方病相对论”。用中医的一个方剂对应地治疗西医的一种疾病的思路，称为“方病相对论”。按照中医的特点，对于中医意义上的某一种病，固然要辨证求机、审机论治。同样，对于西医意义上的某一种病，也要先辨证而后论治。因为中医的方剂，是针对中医病机的特异性方剂。而对西医的病理学来说，则是非特异性的。当中医的证候被阉割，以藏象、病机学说为核心的中医基础理论则失去了意义。故症候群说，即是日本的“方证相对论”。更有甚者，在走向“方病相对论”以后，连症候群也没有意义了。比如，说什么治疗肝炎，“你不检查澳抗的阴性、阳性，转氨脢的高低”，你就是甚么也不懂。这不就变成了西医的病名或实验室检查指标，“相对”于中医的方剂了吗？所以，“发展”到这一步，中医药的理论与实践则荡然无存了。因为这时的中药方剂只不过是嫁接在西医理论上的，贴着“回归自然”标签的一种最初级、最简单的经验而已。可见，“方病相对论”是“方证相对论”的再倒退，是由辨证论治的特异性治疗回归到早期的经验性治疗的倒退。这种结局，不仅彻底否定了中医，而且也是对“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研究的诚意和初衷的自我否定。
　　讨论到此我们不能不说，最令人可怕的是，这种偷梁换柱的研究已经４０年了。而且至今仍在延续！它虽然消耗了两代人的心血，不过“研究”者还是“名利双收”了。所以宁可毁掉中医，也不能不要名利——错路还要坚持走下去！在这期间，观念在潜移默化中西化，学术在渐变中萎缩，队伍素质在混乱中下降。我们真不明白，“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的研究”，到底还要在这种尴尬的误区中消磨多久呢？
三、并非多余的话
　　以上只是个人对“西化中医”的两个观点的简单分析。应该说，这方面还有许多学术误区，正待中医界同仁去思索、去辨别。包括上述个人的分析，也期望大家来批判、指正。因此，作为本文结束语的这几段话，其实并非多余。
　　其一，在学术交流中，我赞同中国古代颇有辩证法思想的一句名言——“和而不同”。“和”是人文道德的一种境界或标准，是人与人之间以相互尊重而营造的团结、融洽的共处环境。“不同”是对客观事物“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各种认识。“和而不同”才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是学术提高与发展的动力。若强调“和”而压制不同意见，因“不同”而贬抑对方其人，都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其二，“官本位”的社会背景，在学术研究上往往产生行政干预和“钦定标准”。“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的研究”，在６０年代便是官方褒扬在先的新事物，具有先天的政治优越感。其实，科学发展有自己内在的规律，而不以长官意志为转移。“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在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今天，更值得我们深思。
　　其三，教师评判学生的答卷，天经地义。然而尽管老师多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企盼，而学生果真取得“胜于蓝”的成功时，却是原来的老师难以评判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问世时，真正理解的只有两个半人。所以检验科学的标准，是实践而不是权威。如果把科学研究比作攀登天梯，那么权威只不过是一级走过的台阶，甚至是误区中的一段路，而不代表永久的顶峰。真正的权威，应当坦诚地支持和爱护“新技术革命”浪潮推动下，在中医研究上出现的新思路、新苗头。
　　其四，中医走向世界，是因为西方世界在医学发展中，越来越发现了西医难以自我超越的局限性。因此，在防病治病上，越来越需要中医与其互补。如果幻想把中医改造得让西方人一听便懂，一见就爱，那样的西方人在科学知识上一定只是小学生水平。而且，那样的中医其实已非真正的“瑰宝”。本人虔诚地相信，中医应保持特色、发挥优势、努力完善自我。像《孙子兵法》一样令世人翘首，中医才能真正走向世界。
　　其五，《黄帝内经》是中医理论体系形成的标志。它表明，中医以证候为研究对象，以阴阳五行学说为方法论，形成了人类医学史上成熟的、也是最早的医学。两千多年后的２０世纪下半叶，当人类为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为代表的系统性科学的问世而兴奋不已的时候，没有为“近代科学主义”蒙蔽的中国人蓦然发现：原来，世界上第一个信息系统模型，是中国的阴阳五行学说。而人类医学上，经历了数千年防病治病实践检验的第一个成功的人体信息系统理论模型，是中国的中医学。在文化多元并存、共同繁荣的当代，如果有一天世界上也真正认识到中医特色与优势，同时也了解到中医在自已的故乡“被西化”、“被改造”而萎缩、衰落的“百年困惑”时，一百年里经历、参与其事的中国人将该说什么好呢？我相信，这份答卷早晚要交，而且一定要交的。
　　其六，７０年代后期，本人有幸聆听岳美中老师的教诲，没齿难忘。尤其岳老师客堂中的一幅自勉联，从此成为本人的座右铭。联曰：“治心何日能忘我，操术随处可误人”。医乃济世活人之术。临床中一方有失，可能误人一命；学术上一说有谬，则误世误人又误己。在“西学东渐”中处于“百年困惑”的中医学术，正等待摒弃个人名利，无私、无畏、无我的一代学人为之奋斗。才能够救中医于困惑，济世人以无穷。２０年后重温岳老师的遗训，愿与陈可冀先生并广大同道共勉。(原载于《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文中未标明出处的引文，出自《三联生活周１９９７年２０期，记者朱彤采访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可冀先生的《中医要引进现代科学》一文。)

日本汉方医学衰落轨迹
李致重
　　1994年冬，友人樊正伦以他与潘桂娟博士合着的《日本汉方医学》(以下简称《汉方》)一书相赠。全书用84万余言，介绍了一千多年来日本汉方医学的兴衰史。内容之丰富、史料之翔实，可谓国内关于日本汉方医学变迁的第一本专著。汉方医学，即日本的中医药学。本人从事中医软科学研究多年，留意此类资料久矣。一册在手，如获至宝，研读数遍之后，终于透过字里行间发现了日本汉方医学衰落的轨迹。现依读书笔记，整理成此文，以为覆年之鉴。

一、 重实用轻基础环境中的艰难发展

　　东方文化的辉煌，奠基于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的先哲们，其次还有印度。中医药学即是在那个时期跳出经验医学的窠臼而形成独具特色的医学理论体系的。如果把中医药学比作一棵硕果累累的大树，那么传统的文化与科学是其根，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基础医学为其本，临床医学为其主要枝干，方药和疗效则是其花、叶与果实。几千年来中医药学不断吸收着东方文化与科学的营养，在中国这块沃土上根深叶茂，不断完善，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中国和日本是“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邻邦。自隋代起，日本就有不少学人到中国学习中医药学。753年唐代僧人鉴真第6次东渡日本成功，为中医药学在日本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是从公元6世纪到16世纪末叶的一千一百多年里，日本汉方医学发展缓慢。尽管日本奈良时代(8世纪)的《大宝律令．医疾令》中已经“确定中医药学为其正统医学”(语出《汉方》，以下引文同)，尽管9世纪藤原佐世奉命编撰的《日本国见在书目》中已显示有167种 (1309卷)中医药著作传入日本，然而，束书不观，等于无书。这一时期日本的汉方医学始终处于重实用、重方药，轻基础理论的经验性吸收阶段。也就是说，他们只重视中医药学的枝和叶，却忽视、甚至放弃了其根和本。
　　比如，公元984年丹波康赖编写的在日本颇有影响的《医心方》(30卷)中“没有专论脏腑、经络、脉诊、治则的篇章，而是立足于各类疾病的治疗方法而编纂的”。书中汇集的先秦到隋唐时期的166种中医药文献中，除7部医经类著作外，下余的则是本草、医方、针灸、养生、服食、房中等方面的著作。同期编纂的较有影响的方药类书籍还有和气广世的《药经太素》，安倍真直等人的《大同类聚方》，菅原岑嗣等人的《金兰方》，深根辅仁的《本草和名》等。然而出云广贞的《难经开委》，小野藏根的《太素经集注》这两部基础理论方面的书却未能传世即自行亡佚。
　　再如，宋代的中医药学，尤其是《和剂局方》“对日本医学界的影响最为深刻”。日本镰仓时代(14世纪)的两部代表性著作，即木尾原性全的《顿医抄》和《万安方》。该两书主要取材于《千金要方》、《太平圣惠方》、《济生方》、《三因极一病证方论》、《普济本事方》、《易简方》、《妇人大全良方》等。宝町时代前期(14世纪中叶)僧人有邻编纂的《福田方》比较重视了临床医学方面的内容，对待每一病证的论述都包括“论(原因)，外证(证候)，脉及按检(诊断)，相类病(类证鉴别)，死候(预后)，治方(疗法)”等。但从《福田方》的参考目来看，绝大部分仍属于临床治疗或方药类著作，而汉代以前基础医学方面的著作仅有9部，占全部参考书目的1/13左右。
　　这一时期的代表性著作反映了当时的汉方医学关注的重点或大体水平。这里不禁使人联想到：在西医传入东方时，如果人们不学数学、物理学、化学，不学生理、解剖、药理、病理等，只靠着类似我国２０世纪60年代的《农村医士手册》或者以后的《赤脚医生手册》，能学成真正的西医大夫嘛！一千一百多年应该说是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作为日本“正统医学”的汉方医学发展之慢、水平之低，似乎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种原因：
　　中医药学传入日本，则离开了其赖以生存的文化与科学土壤。日本学者在接受中医药学时，恰恰忽视了最根本的这一点，没有首先学好孕育出中医的中国传统文化。
医学的社会功能是防病治病，学科以外的人和急功近利者，往往舍本逐末、重用轻学。因此，容易产生忽弃基础理论的片面性。
　　日本本土文化起步晚，根基不厚。而其医家又受汉语水平的限制，故难以理解中医药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科学的关系及其真谛。

二、 溯宗与离宗两种倾向的产生

　　由于上述原因，从16世纪后叶起(即安土桃山时代到江户时代)的近300年间，日本汉方医学出现了溯宗与离宗两种倾向。前者即《汉方》所称的后世派，后者即《汉方》所称的古方派。
后世派的代表人物是曲直濑道三(1507—1594年)。他“在学术思想上，以《内经》为基础，以李东垣、朱丹溪等金元医家的学说为主导，博取各家之长”；“在临床诊疗中，注重辨证论治，提出简明切要的临证诊疗原则和方法”。他通过深入研究中医药学的基础理论和辨证论治，“而知医有圣俗”，把只知方药经验者谓之俗医。主张“辨证必宗《素问》神规，配剂必祖《本草》圣矩”。他的巨著“《启迪集》是日本第一部倡导辨证论治的专书”。除《启迪集》外，曲直濑道三还编纂了20几部医论、医话及理论、临床等方面的著作。他在给门人写的《切纸》一书中，写下了“指南医工之规矩，疗养患者之隐括”的“医工宜慎持法”，共57条，对辨证论治的常规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其思想、内容与中医药经典一脉相承。
　　后世派的主要医家还有曲直濑玄朔、长泽道寿、古林见宜、冈本玄治、冈本一抱等，他们终于超越了经验性吸收的阶段。上溯《内经》，谨守医宗，注意理论对临床的指导作用，为中医药学在日本的全面传播，为中医药学的日本化，发挥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古方派的提倡者是永田德本 (1513—1603年)，代表人物是吉益东洞 (1702—1773年)。其实，所谓的古方派，只不过主张重视汉唐时期的古方而己；所谓的“独尊张仲景”，只不过主张临证多使用《伤寒论》和《金匮要略》的方剂罢了。与后世派相比，古方派即离宗派、倒退派。
其一，吉益东洞为倡言“实证亲试”，却“把一切中医理论，不问事非，俱斥为‘空谈虚论’……他还怀疑中医的藏象、经络、药性、诊脉等各方面的理论和学说”；所以他的“实证亲试”，无异于把已成体系的中医药学，再一次退回到《内经》之前的经验医学的窠臼中去。
　　其二，吉益东洞力倡的“方证相对论”，他是以全盘否定张仲景所创立的辨证论治为前提的。在他看来，“只有张仲景之随证投药，不拘病因，最可推崇”，这岂不是对张仲景所确立的辨证论治原则、方法的严重歪曲吗？他认为“医之学也，方焉耳”，“《伤寒论》唯方与证耳”。他讲的“证”实际是“症状”或一组症状集合的“症候群”；他讲的“方证相应”只不过依据症状的相加、相减而调换方药，根本不是张仲景的辨证求因，审因论治。至于由他所提出的腹诊，也只是给他依据的“症候群”增加了一项他自己认可的症状。其实《伤寒论》中本来就有许多腹诊内容，吉益东洞的腹诊不仅没有新意，而且与张仲景的辨证论治不属。
　　其三，吉益东洞在否定中医药学基础理论的同时，却附会《吕氏春秋》等非医学著作中的只言词组，提出“万病一毒论”。人类疾病错综复杂，“万病”岂能皆因于“一毒”嘛？这种标新立异的说法，与中医的藏象、经络、病因、病机、诊法、治则等学说相比，不仅显得幼稚，而且也颇武断。
古方派产生的根源有二。
　　一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与科学在日本的根基薄弱；日本医家对中医基础理论重视不够。
　　二是从江户时代〈17世纪〉，荷兰、德国学者把西医引入日本后，更动摇了日本医家对中医理论的信念。
　　遗憾的是，以吉益东洞为代表的古方派，在西医传入日本后逐步发展为汉医的主流，成为被扭曲了的日本化的“中医药学”。所以至今人们仍习惯将日本的中医药学称为“汉方”医学；而且汉方医学一直重方药、轻医理，至今仍然困守着“方证相应论”。

三、釜底抽薪的扼杀与文不对题的抗争

　　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以前的一百多年间，西方文化与科学〈包括医学〉陆续传入日本。以明治维新为标志，用美国社会学家阿尔温．托夫勒的话来说，日本的文化与科学开始进入“第二次浪潮文明”或称“工业革命阶段”。在这个文化变革时期，与世界其它国家一样，日本出现了轻视、排斥传统文化的强烈倾向。尽管当时日本汉医的人数远远多于西医，占医师总数的79%，但“灭汉兴洋”运动却从此拉开序幕。
　　1873年，曾经在荷兰留学西医的长与专斋，出任内务省卫生局局长以后，随即制定了一系列“灭汉兴洋”的规定。其中对汉方医学危害最深者，莫过于“医师学术考试规则”。该规则要求汉方医师，必须通过为西医颁发的“医师考试规则”、“医术开业考试规则”、“医师执照规则”等。并不断增加了西医考试课课目的物理、化学、解剖、生理、病理、内外科及药剂学等七个科目的考试。成绩合格者，方能授予开业执照。这些法规在以后的执行中，进一步强化了法律效力。它的核心，是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与科学，否定中医药学的基础理论，以西医学术为唯一标准或规范，对汉方医师进行彻底的改造。显而易见，这是对汉方医学〈同样也是对中医药学〉采取的釜底抽薪、断根绝源的致命扼杀。
　　“灭汉兴洋”的本质，是科学对科学的误解，文化对文化的摧残。因此，汉医抗争的重心，也必须针锋相对地维护中医基础理论所确定的，西医无可取代的科学规范。但是日本汉方界以哀兵之势，采取了甚至颇有武士道意味的抗争。若科学角度来看，既显得苍白无力，又显然“文不对题”。
　　其一，针对“医师学术考试规则”的七科考试，汉方界先后提出“汉方六科”和“汉方七科”。如森立之的究理、化学、解剖、生理、病理、药学、治疗七科之说等。这种说法从形式上、理论上都明显牵强附会，甚至授人以柄，自讨无理。难怪长与专斋嘲笑说：“称《易经》为物理，称炼丹为化学，把剖割比干、斩杀翟义作解剖……纯属效仿西洋制度，以致引用古书文字章句，勉强搭配”。
　　其二，扼杀汉方医学的矛头直逼其基础理论，而不是临床治疗经验。而汉方界不少人却“决心在治疗领域里，和西医争一高下”。这固然不失为抗争的一个方面，但是临床经验毕竟不是基础理论本身。即使争出高下，长与专斋也照旧会以一时之经验而弃之不顾。
　　其三，面对“灭汉兴洋”，汉方界在明治维新后的二十多年里发动了数十次请愿、上书。用这种政治方式有可能唤起社会各界，从而延缓扼杀汉方医学的进程，却不能在文化、科学的主战场上缓解汉方医学面临的学术危机。
　　所以抗争的结果，汉方医学仍无可挽回地丧失了长达一千多年的“正统医学“的地位，后世派希望造就的本质意义上的汉方医师，从此则难以在日本生存。
　　产生这一结局的原因有四：
　　古方派不重视，甚至排斥中医基础理论。
　　当时，国际上在科学方法论方面中还没有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等综合性科学。所以不论西方或日本，都不可能从更高层次揭示中医基础理论的科学价值。
　　西医在当时的日本，正处于“第二次浪潮文明”的上升阶段。所以从科学发展趋势和社会文化心态上，都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
　　日本政府以西医的观念歧视、排斥汉医，在决策上存在着严重的失误。而且，他们完全没有条件和可能，把两种医学摆在同等重要的地位。

四、由“方证相对”到“方病相对”的再倒退

　　明治维新以后，随着各种取缔汉医法律条文的实施，只有系统学习过西医的医师才可以使用汉方在民间治病。２０世纪50年代以来，使用汉方的西医师怀着汉医与西医接轨的良好愿望，作了不少验证、解释、改造的努力。至今仍然没有觉察到，他们已经不知不觉地陷入了表面上似西似中，实质上非西非中的误区。其突出表现，即这里讲的由“方证相对”到“方病相对”的再倒退。
　　人们习惯认为，西医的特长在于辨病，中医的特长在于辨证。所谓辨证，即辨别疾病过程中各个阶段的脏腑盛衰、邪正虚实的病理演变特点——病机。在中医看来，疾病是脏腑、阴阳偏离正常状态的病理过程。如果用一句哲学性的语言来表达这一病理过程的话，那么中医眼里的疾病，则是一个“时间上无数的异时连续的因果关系和空间上无数的相互依存关系交织的不断变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中每一阶段的不同表现，则反映了疾病在时间、空间意义上的不断变化的病理机制，中医习惯简称为病机。所以，在医来说是相对不变的病理，但在中医来说则是时时变化着的病机。西医对一种病往往希望找到一种最佳的治疗方法，而中医在一种病的全过程，则需要依靠不断变化着的病机发展趋势而不断调整治疗方法。这就是中医辨证论治的特长，也是西医无法取代的优势。
　　前面已经讲过，“方证相对”的“证”是疾病过程中表现的一组“症状”或“症候群”，而不是阶段性病机；“方证相对”的遣方用药是对证治疗，而不是辨证求机、审机论治。所以是中医发展过程中的大倒退。那么，如果用疾病过程中为某一阶段的病机特点而设定某一张处方，包治这一疾病的全过程而不顾其病机变化；或者按照西医诊断的病名便去处方用药，连临床“症状”也不考虑，这就叫“方病相对”。它是完全违背辨证论治原则的。所以“方病相对”是“方证相对”的再倒退，是把汉方由“非西非中”推向绝境的“最后晚宴”。
　　下面抄录２０世纪70年代的日本厚生省通过的《一般用汉方处方手册》中几则处方：
“葛根黄连黄芩汤(《伤寒论》) ：
【成分与剂量】葛根5—6g，黄连3g，黄芩3g，甘草2g。
【用法】汤剂。
【功效】 主治急性胃肠炎、口腔炎、舌炎、肩背疼痛、失眠等热症者。”
“桂枝加龙骨牡蛎汤(《金匮要略》) ：
【成分与剂量】桂枝3–4g芍药3–4 g 大枣3–4 g生姜3–4 g 甘草2 g 龙骨2 g 牡蛎3g。
【用法】汤剂。
【功效】主治虚弱质、易疲劳或易兴奋神经质，失眠症、小儿夜啼症、小儿夜尿症、眼睛疲劳。”
“四逆散 (《伤寒论》) ：
【成分与剂量】
1. 汤剂：柴胡2–5 g 芍药2–4g枳实2g甘1—2g
2. 散剂：每次2 – 5 g ， 每日3次。
【用法】1. 汤剂； 2. 散剂。
【功效】主治胃炎、胃痛、腹痛并胸腹部苦满不舒者。”
　　以上3方 ，可见“方病相对论”之一斑。我们谓其“非西非中”，是因为“方病相对”既不符合西医的规范，也不符合中医的规范。
　　其一，“功效”栏所列之疾病，未说明由何种致病因数及其原因所致；“成分与剂量”栏之方药，亦未说明该方对病的物理与化学意义上的有效成分。故“非西”。
　　其二，只列成分用量而没有中药药性与配伍分析，只讲西医的病名或症状；不提中医的病机，也没有辨证的内容。故“非中”。
　　然而这种非西非中的汉方，却能在２０世纪70年以后的日本继续存在。究其原因，可能有三：
　　第一，方剂虽为古方,剂量却远远小于古代。与当前我国常用剂量相比，不及1/3。尤其用以制成的“汉方颗粒剂”，其剂量更小。用量小则效小，误用后的反作用也小。故社会上往往忽略了不合理使用下它的“毒副作用”，甚至错误地将“无害”视为“有效”。
　　第二，当今在日本，汉方制剂多与西药多同时混用，难以准确评价其疗效。
汉方制剂多用于慢性病或小伤小病。这种情况在以西医为主流医学的日本社会里，已经成为西药的辅助剂，或者多种西医难治病的安慰剂。故可以因其“无功、无效、似乎无害”，而在民间任人选择或滥用。
　　日本制药设备与工艺无疑是先进的。２０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世界上普遍重视传统医学，汉方颗粒剂以其制作精良、包装讲究、服用方便而蜚声亚太地区。但工艺、制作掩盖不住科学和医疗实践的检验。80年代中期，曾有人声称“日本汉方医学5到10年将超过中国”。时隔未久，1994年7月，日本却在酝酿把汉方制剂从“健康保险用药”中剔除出去。必须知道，医存则药存，医亡则药亡。如果人们不是把病人的“回光返照”，误认为转危为安的征兆，那么非西非中的汉方制剂，恐怕不会带来汉方医学的振兴与繁荣。
　　明治维新时期之后，日本汉方医学是在渐变中一步步走向衰落的。更准确地说，是在“独尊张仲景”，“实证亲试”、“维新”、“科学化”、“剂型改进”等等美妙的旋律中，使当事者迷、当时者迷的。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通过《汉方》一书，在我们回顾和分析了日本汉方医学衰落的轨迹之后，至少有两条教训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必须重视基础理论的认识和研究，必须在当代自然科学的整体框架上找到中医药学的准确位置。摆在我们面前最艰巨、最紧迫的任务是：首先要在认真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学习当代系统科学方法论的前提下，对中医药学进行正本清源的深入的研究。然后在此基础上，从基础理论的每一个概念入手，用现代语言和以系统方法为代表的现代科学方法论对中医基础理论加以整理，使之规范化，系统化。这项工作搞不好，中医基础理论将面临被解体、被改造的危险。
　　第二，必须杜绝“方证相对论”与“方病相对论”在我国的重演，始终不渝地坚持辨证论治的科学性和严肃性。近年来，“方证相对论”与“方病相对论”已经在蔓延，有些甚至以“科研成果”的形式在扩大，我们切切不可等闲视之。
　　祈望日本汉方医学的今天，不应该是中国中医药学的明天。
　　(原载于《中国医药学报》1995年第5期，发表时署名“黎志锺”；其后转载于日本《中医临床》１９９６年第２期，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关注和评论。收入本书时略有修改。)


中医现代化的若干思考
李致重
　　在我国科学技术朝着现代化目标蓬勃发展的当代，自80年代以来，振兴中医的呼声不绝于耳，发展中医的形势日益引人注目。然而，对于“中医现代化”的提法，积极倡导者有之，讳莫如深者有之，甚至一听“中医现代化”就下意识地大加反对者亦有之。在现代化大环境下，这一令人们难以理解的现象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一、“中医现代化”的困惑

　　《黄帝内经》的问世，标志着中医学步入理论思维阶段。之后，在我国传统的科学与文化背景下，中医学虽然发展缓慢，倒也代有才人，渐趋完善，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立下了不朽的功迹。然而随着西学东渐，到本世纪30年代，在中华大地上竟然出现了“废止中医法”的叫嚣。中医界始而愤怒，继而迷惘，一种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从此一直困绕着中医学界。新中国建立以后，虽然国家在方针政策上给中医以很大的支持与保护，但也曾有过不少“好心办坏事”的失误。直到今天，中医学的继承与发扬仍然处于两难境地。因此，在“中医现代化”的认识上依旧存在着种种困惑。
１． 学术主体与交叉领域的错位
　　医学是研究人类生命过程以及同疾病作斗争的科学体系。我们的祖先从医疗实践之初，就力图从各个层面上探索人类生命之谜。所以早在《内经》中，即有“其死可剖而视之”的记载。由于当时的科学技术尚未给医学的研究提供解剖的分析的手段和方法，因此中医对人类生命过程的研究始终被定格在“整体层次上的机体反应状态”，即脉、舌、色、证。如果从研究对象来划分：中医和西医研究的“客体”虽然都是人，但中医研究的对象侧重于整体层次上的机体反应状态及其运动过程，而西医则侧重于整体层次以下的器官、组织的结构及其功能变化。因而，把握整体层次上机体反应状态及其运动过程的规律，并由此形成的防病、治病的知识体系即是中医学。或者说，以辨证论治为核心的理法方药相贯通的生理病理观，以及治疗技术、方法和经验，是区别于西医而独立存在的另一个医学科学体系。这是中医学的主体，是中医学真正的科学价值所在。
　　从研究对象来看，中医与西医存在着一些交叉领域，即整体层次上的器官和组织。如眼、耳、口、鼻、皮肤、骨骼、肌肉等。对于交叉领域的疾病，尽管中、西医各自的生理病理观不尽相同，但治疗技术、方法和经验可以相互取长补短，为我所用。从50年代起，令人欣慰的中西医结合的成果，如金针拨白内障、小夹板固定治疗骨折、枯痔注射液治疗痔漏等，皆属这一交叉领域。然而在中医学术的主体领域，中西医结合的成果甚微，至今仍处于探索阶段。人们常常把中医和西医在交叉领域的相互取长补短的经验，视为中医发展的方向和道路，显然是以偏概全、忽弃主体的一大失误。
２．“以西代中”偏见的积淀
　　新中国成立之初曾一度推行的“中医科学化”，“中医西医化”，实质上是“以西代中”的偏见，是３０年代“废止中医”的翻版。１９５４年，国内旗帜鲜明地批判了“中医西医化”的错误。接着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国家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制定了一系列发展中医的方针政策，有效地促进了中医事业的发展。但是在学术领域里，一方面因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没有全面贯彻；另一方面因为没有引导学术界在方法论和认识论上深入研究中医学术主体与西医学术的本质区别。所以在学术界“以西代中”的偏见仍然在发展中医的良好愿望背后，此起彼伏、时隐时现地存在着。比如，１９５５年光明日报社论中“西医学习中医，是作好中医工作，发扬祖国医学遗产的关键”的提法；１９５８年毛泽东关于培养“中西结合的高级医生，其中可能出几个高明理论家”的愿望；７０年代卫生行政部门关于“中西医结合是发展中医的唯一道路”的指示；长期以来在中医科研上关于“中医不客观”的议论；中医教育在中、西医课程设置上几比几的争议；相当多的中医医院内中医治疗率达不到５０％的现实；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科研课题中，数年来连一项研究中医辨证论治的课题也没有……所有这些，不能不使人感到在中医学术主体领域“以西代中”的沉重积淀。如何引导中医界清除上述积淀，走自身发展的正确道路，是“中医现代化”面临的首要难题。
3.“中西医结合”概念的混乱
　　“中西医结合”这一概念，是以５０年代毛泽东关于“把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创造我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为根据而概括出来的。但是这一概念的确切定义，即其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至今含混不清。按照毛泽东的原意，他是希望中医和西医工作者相互合作，中医学术与西医学术取长补短、相互配合。经过长期努力，逐步实现中、西医在更高层次上的统一，形成超越现代中医与西医水平的新的医学体系。应该说，这是我国中医和西医共同肩负的，涉及整个人类医学科学革命的根本战略目标。然而在以后的实践中，“中西医结合”这一概念却出现了种种歧义。有的把它解释为中医发展的唯一道路；有的把它解释为与中医队伍和西医队伍并存的“一支力量”；有的把它解释为与中医学术和西医学术并存的“另一门学科”；有的把它解释为既懂中医又懂西医的医学工作者；有的把它解释为临床上的中西药并用；有的把它解释为用西医方法对中医学术的解释、验证和改造……于是种种各行其是、随心所欲的机构、组织、团体、学说，都贯以“中西医结合”的旗帜而竟相出现。给中医事业和中医学术的发展造成许多纷绕和混乱。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在今天提出“中医现代化”的时候，不能不提醒我们对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首先进行科学的论证与研究。
４．参照系与目标的困难
　　“现代化”一词的含义是， “使之达到先进的科学技术水准”。它有两个核心：“现代”是一个时间概念，它是针对“落后”而言的”。“化”字是一个空间概念，它是指多方位或全方位而言的。也就是说，站在相对落后的起跑在线，看到了与先进者的诸多差距，以此为目标从多方位(或全方位)赶上先进水平，这就是现代化的真正内容。我国在改革开放中提出的“四个现代化”，是全社会向前发展的巨大系统工程。我国与发达国家在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诸多方面明显的差距，既给我们提供了向前发展的参照系，又是我们摆脱落后的奋斗目标。因为参照系和目标很明确，所以就容易形成统一的意志和协同的行动。
　　中医是中国的特产，是国际传统医学中相对最完善的学术体系。自西学东渐以来，中医面临着种种困惑，在数十年发展中又有过不少失误和挫折。与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大业或西医发展相比，客观上没有为中医学术提供出可以借鉴的参照系，而中医自身又需要对过去和现实进行认真的反思。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中医现代化”的内涵和目标，仍是需要我们冷静思考、反复论证的难题。
二、现代科学方法论的启示

　　任何一个独立的学科都包含着三个基本要素，即研究研对象、究方法和研究内容。就这三者在一个学科内的关系而言:研究对象代表了本学科的根本特性。比如研究思维形式和规律的科学是思维科学；研究心理过程和规律的科学是心理学。研究方法是认识对象和改造对象的手段和方式。它不仅决定了对对象认识的范围，比如以化学方法来研究生物则形成了生物化学，以物理学方法来研究生物则形成了生物物理学。同时，方法的先进程度也决定了对研究对象认识与改造的深度与水平。以研究方法所获得的对对象本质与改造的知识，则构成了本学科的研究内容。在这里，研究方法是每一个学科最活跃、最具决定性的要素，是科学进步的强大“发条”。正如控制论创始人维纳说的那样:“如果一个生理学问题的困难实质上是一个数学的困难，那么十个不懂数学的生理学家和一个不懂数学的生理学家的研究成果完全是一样的，不会更好”。可见，我们在研究一个学科的未来和发展的时候，首先必须深刻研究本学科研究方式和方法的学问——即方法论。
　　当我们探讨“中医现代化”的时候，有必要对科学方法论作一简单的回顾。
　　在人类科学活动的实践中，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论不断丰富。到现在为止，按不同的概括层次来划分，方法论可分为具有隶属关系的三个层次:第一，适应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思维科学的概括层次最高的哲学方法论；第二，适用于各门科学，较哲学方法论更具体的一般科学方法论，如逻辑方法、数学方法，以及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所体现的系统方法论；第三，适用于专门学科的特殊方法，即具体科学方法论，如物理学方法、化学方法等。
　　按照民族、区域、社会、历史等原因形成的研究习惯来划分，方法论大体分为两大体系。其一是以综合为主要倾向的研究方法，即在整体层次上把握对象的方法。它多以哲学方法、系统方法、逻辑学方法以及最新出现的模糊集合、模糊识别方法等为基础。其二是以分析为主要倾向的研究方法，即把整体分为若干部分来研究的还原性研究方法，多以物理学、化学、数学方法为基础。
　　按照科学发展史来划分，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方法论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我国的春秋——秦汉之际，西方的古希腊、罗马时代，在当时自然哲学基础上的自发的整体综合性研究方法为第一阶段。中医即是在此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从欧洲的“文艺复兴”开始，科学进入了第二个发展阶段，即习惯所称的“分析时代”。在物理学、化学、数学成果的基础上，形成了以分析为主要倾向的研究方法。这正是西医产生和发展的方法论基础。20世纪中期以来，科学在高度分化的同时又出现了高度综合的倾向，产生了以综合为主要倾向的现代科学方法论。现代科学方法论的产生，彻底改变了当代的科学图景和科学家的思维方式，成为当代新技术革命的理论支柱。
　　从自发的整体综合到“分析时代”，再到现代科学方法论，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论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即一个重大质变的“螺旋式上升”。正如美国社会学家阿尔温•托夫勒谈到自发的整体综合与现代科学方法论的关系时所说的那样：“今天许多惊人的革新，都像在昔日的记忆中加上一条彗星尾巴”，颇有“似曾相识”之感。
　　自80年代以来，中医界许多有识之士对以阴阳五行学说为核心的中医方法论与现代科学方法论进行了比较研究，大量的例证表明，阴阳五行学说不仅充满了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而且包含着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模糊集合、模糊识别、辩证逻辑等现代科学方法论的“合理内核”。
　　“科学是随着研究方法所获得的成就而前进的”。可以预言，以高度综合为主要倾向的现代科学方法论把中医推上发展的“螺旋”，必将是中医现代化的基本趋势。如果需要为“中医现代化”确定“参照系”，那么这个参照系不是国外先进科学技术基础上所形成的新成果、新水平，而是当代新技术革命带给我们的现代科学方法论。
三、中医现代化的近期任务与目标

　　这里所提的“中医现代化”，实质上是指中医学术主体而言的。至于中、西医研究的交叉领域，过去已经取得了不少令人注目的成果，今后仍将会在西医的长足发展中不断深化，不断前进。另外，中医现代化正在起步，首先有许多基础工作要做，因此这里所说的“近期”，也许可理解为中医现代化的准备阶段或“前现代化期”。在这个阶段我们似可抓好以下四个战略重心。
1、 加强以综合为主要倾向的现代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与普及
　　人类科学技术史表明，当一个社会处于科学技术发展的第二阶段﹝即“分析时代”﹞时，由于人们所受的教育和社会潮流的影响，在科学研究中往往“着重提高我们把问题分解成各个部分的能力，而对各部分重新综合的能力却很少予以鼓励。多数人从受教育起，就善于分析而不善于综合”。这正是我国长期以来习惯于用西医的方法验证、解释、改造中医的社会思想根源。当以综合为主要倾向的现代科学方法论给我们送来了中医发展的曙光的时候，我们仍不自觉地用分析方法去蔑视产生于自发的整体综合方法基础上的中医学，这便是“多数人从受教育起，就善于分析而不善于综合”而形成的社会性偏见。因此，中医界的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必须对当代科学技术有高度的敏感性和研究热情，应当认真学习和研究科学技术史，研究和普及以综合为主要倾向的现代科学方法论。
　　在研究和普及过程中，首先要认真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史和科学技术史，研究《易经》、《道德经》、《墨辨》、《易传》，以及惠施、公孙龙、荀况、韩非等的著作。然后对照《自然辩证法》和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辩证逻辑、模糊集合论等代表著作，就会在思想上架通自发的整体综合方法论与现代科学方法论之间的桥梁。
2、深入开展东、西方文化与中、西医的比较研究
　　８０年代以来，学术界从诸多层面对东、西方文化进行了大量的比较研究，对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合作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７０年代初，我国著名的中医学家赵锡武在谈论中西医结合时曾经提出，“要结合首先必须分清”。他所讲的分清，即是进行比较研究。当我们以方法论为基础对中、西医的生理、病理、诊断、治疗深入比较研究后，对于发展中医的思路与方法自然会了然于胸中。
　　在长期的以“西医西药的方法研究整理中医”的氛围中，中医基础理论中的许多概念在潜移、在解体，许多指标如表里、寒热、虚实、升降、开阖、出入、浮沉、正邪、标本、奇偶、反正、顺逆等，在被曲解、被取代。所以持悲观论者担心“废医存药”的局面难以扭转，认为中医正处于即将消亡的边沿；持乐观论者则认为中医正处在新的突破的前夜，因为中医终于盼来了比自发的整体综合方法大为先进的现代科学方法论。当此之时，只有通过对中、西医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中医基础理论才会得到巩固和完善。这是关系到中医生死存亡的重大战略步骤，不可傍徨，不可坐待。
3、以辨证论治为核心，以提高疗效为目标，开展全方位的临床研究
　　中医注重个体差异，强调辨证论治，这是中医与西医相比最突出的优势。发挥中医的优势，提高中医队伍辨证论治的临床素质，是中医现代化的基本战略。为了提高疗效，方便病人用药，应当广泛吸收其它学科的先进成果，在新药开发、剂型改革等方面开展广泛的研究。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十分活跃，应当鼓励，并在实践检验中不断完善。
4、深入开展中医软科学研究，实现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
　　科学事业的发展有赖于科学的管理与决策，而软科学研究是管理与决策科学化的保证。在中医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医发展的战略问题、中医学与其它学科的软结合问题、未来的诸多可能性和最优决策方案等问题，都是中医软科学研究的对象和内容。
　　当然，在中医现代化的准备阶段，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上述四个方面仅仅是“前现代化”阶段的几个战略重心而已。
　　恩格斯曾经说过：要把科学首先看成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的革命力量。所以，只要我们以现代科学方法论为动力，就可以消除困惑。促使中医在当代新技术革命的潮流中沿着现代化的目标长足发展。（原载于中国《科技导报》１９９３年第１２期）

中医现代化的再思考
李致重
　　1993年12月，本人曾在中国科协主办的《科技导报》上发表了“中医现代化的若干思考”一文。就中医(包括中医、中药，下同)现代化的困惑、现代科学方法论的启示、中医现代化的近期任务与目标谈了自己的一些观点。去年召开的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中央明确提出了“中医现代化”的号召。为此在原有基础上谈一些进一步的看法，与同道讨论。
一、“中医现代化”的含义
　　“现代化”一词是我国当代使用最广泛，最具召唤力的词汇，许多辞书对它的解释是：“使之达到先进的科学技术水准”。从文字表面看，“现代化”有两层含义。其一，“现代”是一个时间性的概念，它是针对“落后”或“发展缓慢”而言的；其二，“化”是一个空间性概念，它是针对多角度或全方位而言的，即有人说的“彻头彻尾之谓也”的意思。因此实现全面的发展或达到最先进水平，就可以称之为现代化。
从现代化的具体内容或目标而言：科学技术的门类数以千计，各自的历史与现状、问题与困难、任务与要求差别很大，因此“先进”或“发展”的内容、目标也就各不相同。
　　关于“现代化”的内容：因为不论在哪一个国家或地区，大体都包括外来的文化、科学技术与本土的文化、科学技术两大类。所以从历史的角度看，对于文化、科学技术的输入国说来，外国先进的、新的东西自己需要，外国传统的、有用的东西也需要。同样，对于文化、科学技术的输出国来说，本国传统的好东西，不论历史多久，也会被国外认为是新鲜、先进的东西而受到青睐。
　　众所周知，当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军事院校都将“孙子兵法”作为学员的必修课，有谁会因为它产生于两千多年前的中国而无视其不朽的科学价值呢？可见人类优秀的文化、科学技术是超越时间与空间的，相互之间是一种多元共存、共同繁荣的和谐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在知识、信息迅速传递的今天，我国流行的“现代化”一词的词意应该改为：当今人类在多元性的文化与科学技术上相互学习，共同发展的新时代、新格局，谓之现代化。
　　基于这样一种观点，关于“现代化”的目标，也相应地分为两个方面：第一，对于外来的文化、科学技术，别人已经有的、或者比我们先进的东西，就是我们制定发展目标的参照系。第二，对于本土文化、科学技术，因为国外没有可供学习和借鉴的参照标准，因此它的发展目标则应该是：保持特色，发挥优势，完善自我，走向世界。
　　这里应当特别指出，在“西方文化中心论”占统治地位的近代，我国作为西方文化、科学技术的输入国，在我们受益的同时，千万不要忘记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原因给我们民族带来的文化自尊心上的伤害。在“全面反传统”的阴影里，我们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科学扬弃、批判的喧闹，常常超过了继承与发扬的热忱。在此期间，中医虽然以卓越的临床疗效为世人所瞩目，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却常常习惯于用西方的科学技术(包括西医)的标准来贬低和改造中医，甚至“不承认”、“怀疑”中医的科学原理，叫嚷要“取缔”、“废止”中医。这是令人痛心的。
　　“一个民族如果没有文化心理的支撑，那无疑是民族的危机”。因此必须理直气壮地承认中医“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瑰宝”，它有自己内在的科学规律。在讨论中医现代化时，国外没有现成的参照系可直接“拿来”为我所用。因此我的观点是:
　　遵循“文化多元”的立场，按照“中西医并重”的方针，在坚持中医基本原理、规范的前提下，保持特色，发挥优势，努力完善自我，逐步走向世界。
　　这就是我们实现中医现代化的指导思想，也可以视为“中医现代化”的定义。
二、中医现代化研究中应当理清的十个关系
　　在中医现代化研究中，充分理解和准确把握以下关系，具有战略性的指导意义。
１．关于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
　　从科学技术的角度来说，东方文化习惯指我国春秋战国—秦汉之际的先哲们以及印度一些思想家所奠基的文化与科学；西方文化则多指欧洲文艺复兴以来在物理学、化学、数学成果基础上新发展起来的科学技术。东方的科学家多以综合、演绎的逻辑思维方式，从整体、宏观入手，由大到小、由外到内、由高级到低级、由一般到具体、由系统到要素地研究事物。而西方的科学家则多以分析、归纳的方式，从局部、微观人手，由小到大、由局部到整体、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由具体到一般地研究事物。按照美国社会学家阿尔温．托夫勒“三次浪潮文明”的观点，东方文化是“农业革命阶段”的产物，西方文化是“工业革命阶段”的产物。在科学技术上，这两者虽有简单的时间与区域上的差别，但本质上的差别则在于各自的自然观、方法论的巨大不同。这二者是并存、互补的关系，不是先进与落后的关系，不是孰优孰劣的关系。
２．关于事业与学术的关系
　　中医事业包括机构、设备、人才以及医疗、教学、科研、管理、生产、经营等诸多方面，而中医学术是“第一生产力”，是事业的根基所在。因此，离开了学术，事业就成了空洞的、没有灵魂的躯壳。中医学术的振兴或萎缩，直接决定着中医事业的兴衰存亡。所以，中医管理的任务除了机构、设备这些外部条件外，最根本的任务是加强中医软科学研究，遵照中医学术的自身规律，推动中医学术的发展与振兴。
３．关于理论与临床的关系
　　中医的社会功能是临床，是防病治。而临床疗效的提高决定于中医从业人员的理论水平。当前，人们普遍认为中医临床领域在缩小，治疗的病种在减少，治疗效果在下降。根本原因就在于西方文化与科学的冲击之下，中医处于百年困惑之中，处于信念危机之中，理论体系在异化中逐步萎缩，临床队伍中熟谙辨证论治者的比例在逐步降低。为扭转这种被动局面，人们一方面呼吁提高临床疗效，而另一方面却只重视一方一药式的临床经验的继承，而不重视理、法、方、药的一致性，那就难以提高辨证论治的水平。我们不能再重复那种“重用轻理”、“以干代学”的简单化、庸俗化的做法，要把中医临床牢牢地建立在坚实的中医理论基础之上。
４．关于科学与技术的关系
　　科学与技术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对于技术而言，科学是理论思维的产物，是事物运动的基本原理，是技术的根基所在。技术是科学的实践应用，任何技术都是在特定的科学原理基础上演化出来的。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是技术发明而非科学发现。由于缺少物理学、化学的科学驱动，故长期在原地踏步，未曾发展。
　　植根于东方文化、科学的中医，既有对生命科学原理的深刻发现，又有在此基础上的技术运用和实践检验，因此是东方科学中当之无愧的成功的典范，尽管世界许多古国的传统医学相继消亡，但是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今天，中医仍然一枝独秀，为世人所瞩目。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汉方医学轻视甚至背离以经典著作为代表的中医基础理论，由“方证相对论”进一步滑向“方病相对论”——使用中医的一个方剂对号入座地治疗西医的一种病。结果，导致疗效不可靠而逐步走向衰落。从70年代起，日本的“汉方颗粒剂”以其先进的生产工艺、精美的包装和貌似科学的剂型蜚声亚太地区。然而，由于先进的技术与中医理论相脱离，近年来连遭日本朝野的非议，处在被剔除于“健康保险用药”之列的危机之中。可见，脱离自身的科学原理，或者借口以“技术先行”来推进中医学术的发展，是本末倒置、主次不分的胡涂观念，这就难免产生事与愿违的结果。
５．关于中医与中药的关系
　　中医与中药，理论体系是一个。“药为医之用”，故中药的研究与临床使用必须遵循中医理论原则。近年来，人们常常把“用西医药物物理学和药物化学的方法，按照西医生理和病理的原则，从中药中提取西医认为的有效成份，然后根据西医临床药理的指标”用于临床的药物，视为中药研究的成果和中药发展的方向，这是一个大误会。从天然药物中提取西医认为的有效成份而制成的药，如麻黄素、黄连素、莨菪碱、元胡索乙素、川芎嗪等等，是西药研制的途径之一。这些药当然是西药而非中药。中药研究倘若脱离四气五味、升降浮沉以及归经、临床功效、使用宜忌的自身理论与标准，按照西化的路子走下去，终将出现有中医而无中药的怪现象。其实那时候，中医中药也就同归于尽了。因此，我们强调中医中药是一家，其中的要害是，有利于保证中药科研、生产、开发不脱离中医理论与临床的轨道。
６．关于研究对象与方法的关系
　　任何一个成熟的学科，都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决定了本学科的根本属性，研究方法则是认识或者揭示对象内在本质的方式和手段。没有研究对象的学科是不存在的；没有研究方法则在对象的认识上永远是零散的、经验性的。也就是说，用一定的研究方法研究特定的对象所形成的概念、范畴体系，才是该学科的基础理论。应该强调的是，对象与方法的关系是选择与被选择的关系。特定的、具体的研究对象必然选择相应特定、具体的研究方法，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公理。
　　中医研究的是人的生命过程中自然流露的、表现在整体层次上的机体反应状态，即证候及其运动、变化；西医研究的是人体内部的器官、组织、细胞、分子的结构与功能。中医在直接运用哲学研究方法的同时，着重运用了一般科学研究方法，即系统性方法；西医则在近代物理学、化学成果的基础上，着重运用了还原性研究方法。人们常常认为，中医发展缓慢是因为中医没有赶上近代科学技术潮流，即没有得到“工业革命”的驱动，因而习惯用还原性研究方法对中医进行解释和改造，这是科学对科学的误解。
　　其实，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人就曾有“其死剖而视之”的热忱，希望以此方法知道人体内部器官、组织的结构与功能。一直等到１７世纪，“工业革命”也没有出现在中国，因此中国的特定历史阻碍和限制了西医在中国的形成与发展。使我国古人的“剖而视之”，停留在希望中达两千年之久。这其实正是西医没有在中国形成与发展起来的根本原因。但是在此期间，中医却以证候为研究对象，以阴阳五行学说为研究方法，得天独厚地在世界的东方造就了一个独特的、西医不可取代的医学体系。
　　人类的科学技术进入现代，即“新技术革命”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医界学人发现，当接触到系统方法和最新的模糊数学时，常常有一种“似曾相识”之感。其原因就在于中医阴阳五行学说中不仅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而且也包含着系统方法、模糊数学的合理内核和原型。
　　一部科学发展史，本质上就是人类科学研究方法论、认识论发展的历史。科学总是随着研究方法所获得的成就而前进的。所以，在哲学方法指导下，运用系统方法、模糊数学的原理和方法推动中医发展，必将是中医现代化的基本趋势。用西医的还原性方法来研究中医的对象，因为违背了对象与方法相互关系的最基本的原则，所以是行不通的。
７．关于中医与西医的关系
　　中医和西医各自研究和总结了人体生命过程中的一部分现象和规律。可以说，两者都是“半整体医学”。这正是我国“中西医并重”方针在科学上的根据。两者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是必要的，但是，以一者的理论原则、方法和标准，解释、验证、改造对方，其结果必然是取代或消灭另一者，这当然不是我们的选择。
　　就整个人类医学而言，至今仍有许许多多的生命奥秘尚待我们去揭开、去探索。按照我们现在的科学视野和能力来看，中医和西医研究对象的总和，也许才是完整的人。所以，中医与西医双方立足于自我，各自运用自身所选择的最新研究方法，并接纳对方的启示，使自己的认识不断深化，才是中、西医各自的根本出路。在复杂的生命奥秘面前，至少在现代，中医与西医谁也不可能包打医学科学的天下。从这个意义上讲，中西医并存的格局仍将长期存在。
　　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最近指出：“东方社会为追求现代化和现代特性，如何避免在充满‘东方学’偏见的西方现代化的理论指导下跌入以欧美为中心的文化霸权主义陷阱？怎样医治这一文化心理危机？在学术表述上应采用什么理论？”我们现代的人应当为“这一系列‘考题’提供应试的答卷”。他认为：“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他还主张：“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按触到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已经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它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施所长，连手发展的共处守则。”这个“共处守则”，就是他于七年前在日本与老朋友在欢叙会上所讲的一句名言，即“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读书》1997年第10期)。费老的这番话，不仅是中、西医关系的守则，而且也是中医现代化的指导原则。
８．关于中医与中西医结合关系
　　“中西医结合”的定义是：“中、西医工作者相互合作，中、西医学术相互配合，以提高临床疗效为目的实践过程”(《中医沈思录》第一卷第151页)。按照这个定义，中西医结合不是“独特的医学体系”，也不是“一支独立的力量”。它是我国中、西医工作者为提高临床疗效，发挥各自的优势，更好、更快、更有效、更经济地解决民众疾病痛苦而肩负的共同使命。因此，只靠中医或西医一方，是不能实现中西医结合的。主观地认为“中西医结合”已经形成了“独特的医学体系”，当然不是事实；或者还要以本来不是事实的东西来代替中医，那更是不可取的。
　　本人认为，对于西方文化中心论冲击下处于“百年困惑”的中医学术，首要的任务是保持特色，完善自我，自强自立。否则，中医日趋萎缩，中西医结合也自然失去了存在、发展的土壤。
９．关于“硬科学”与“软科学”的关系
　　就中医领域而言，“硬科学”即中医药学；“软医学”即研究中医发展，并为决策与管理提供依据的科学。毫无疑问，对中医科学原理准确、完整的认识，是对其历史与现状、问题与困难、任务与战略等进行研究的根本出发点。可以说，中医学是盘石，中医软科学是在盘石上建立高楼的技术与方法。
其实，中医发展的问题一直是近百年来学术界共同关心、争论不休的问题。之所以如此，原因有二。第一，自“西学东渐”以来，中医在西方文化与科学观念的冲击下，长期处于信念危机之中，至今仍未摆脱“百年困惑”。第二，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以西代中”的观念始终困扰着整个中医的医疗、教学、科研、管理，至今仍未彻底走出误区。在这种情况下，中医软科学研究的突破口，则是在东西方文化与科学的比较研究中，理智地、科学地把握中医区别于西医的根本原理，在人类共处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只有站在当代科学的制高点上，真正懂得了中医究竟“是什么”，才能以软科学的睿智，懂得中医的今天与今后究竟应该“做什么”、“怎么做”。
１０．关于战略研究与工作计划的关系
　　战略是“对重大的、带动全局或决定全局的谋划”。中医现代化的号召和“中西医并重”的方针确定之后，如何使之变为现实，这就是中医发展战略研究的任务。在这里，战略指导思想与战略重心，是“带动全局”、“决定全局”的关键。关于中医现代化的指导思想，已经在本文的第一部分做了论述。在第二部分，本人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论述这十个关系，就是要在错综复杂的相互联系的比较中，找出决定全局的战略重心。
　　还需要强调的是，战略不同于策略，规划不同于工作计划。比如国画，它是文化、历史、哲学、技艺高度综合的艺术产物，但它不是工笔花鸟画——不着重于细部，也不独重技艺。如果把战略计划搞成工作计划，就难免源流颠倒，舍本逐末，甚至背离中医理论，造成更大的失误。
三、现代化研究的思维方式
　　“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以后，“中医现代化”是我们面对这一号召必须首先研究的软科学课题。软科学研究要求我们必须以系统科学的原则和方法来思考问题。所以讨论中医现代化时，在认识上述十个关系的前提下，我们应以“三、三”式的思维方式来思考这一软科学课题。也就是说，从一点、一线、一面的角度思考软科学问题都是不行的。这种“三、三”式的思维方式，即建立在系统科学原理上的“动态”、“立体”的思维方式。
　　第一，在设计中医未来目标时，要历史、现状、未来三方面综合考虑，以历史为主。因为历史地、辩证地、科学地回顾和分析过去，才能准确地评估现状，进而才可能科学地、可靠地预见未来。如果对历史和现状认识不透，而又急于描绘未来的蓝图，那就像一场没有起跑线的田径赛一样，任何努力都难有意义。
第二，在面对困难或问题时，要问题、原因、办法三方面综合考虑，以原因分析为主。只有对产生问题的原因进行历史的、全面的剖析，才可能抓住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防止主观片面性和盲目性。这样，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就不言自明了。
　　第三，在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时，要上策、中策、下策三方面综合考虑。取法乎上，得其中；取法乎中，得其下。以上策激励奋进，以下策引为自警，才能进退有余，超然主动，有希望达到最佳的预期目标。
四、现代化的战略重心、及步骤
　　基于上述三部分的讨论，中医现代化进程中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战略的重心，是中医学术现代化。在学术现代化中，中医基础理论的自我完善是其核心。
　　中医基础理论现代化的含义是：以现代语言和以系统方法为代表的综合性研究方法，使中医理论在保持固有的特色与优势的前提下不断完善，实现现代科学意义上新的、全面规范化。
　　在基础理论逐步规范的同时，相应推进医疗、教学、科研、管理以及中药开发、生产、经营的现代化，推进中医走向世界的工程，是中医现代化的全部内容。
　　中医基础理论的现代规范化，大体分两步。第一，以经典医着和出于历代临床家之手的代表医着为依据，从一个个最基本的概念入手，在专家共同参与、深入论证的基础上，逐步实现中医概念、范畴的规范化。80年代以后，在许多最基本的概念尚不规范的情况下，却大规模地开展了许多隶属于基本概念之下的具体的“规范化”、“标准化”研究，并颁布了若干《指导原则》与《标准》之类的“规范”性文本 。譬如，“证候”这一概念至今未形成规范的定义，所以仓促制定的有关“证候诊断标准”，自然无法为临床所接受。因此，第一步是基础，是关键。第二，在现代哲学的指导下，在系统方法和其它现代科学研究方法的不断成熟与完善的同时，使中医的经络藏象、病因病机、诊法治则以及中药、方剂和临床各科理论，在现代科学方法论基础上，形成一个全新的体系。随着中医基础理论的现代化，一个独具特色、优势的，完善、先进的中医学术体系，将屹立于人类科学之林，并堂堂正正地走向世界。
　　时代呼唤英雄。实现中医现代化，需要爱道、明道、守道、乐道、卫道以至殉道的精神，更需要一批富有这种精神的人。(原载于《中国医药学报》１９９８年第１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