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自明朝万历年间西方科学及医学相继传入中国,才有了中、西医之分,中、西医经过了汇通、结合、融合三个阶段,这是一个连续的过程,经过将近400多年的历程,中西医融合已经到了水到渠成的阶段。中西医融合是必然发生、发展、完善的过程,时时刻刻都在自然地、潜移默化地进行着。
(一)中西医汇通
大约在明朝万历(1573—1619)年间,当时有意大利人利玛窦著《西国记法》传入国中,其中一部分是叙述神经学的,可称为西方医学传入我国第一部有关医学的书。天启元年(1621年)日尔曼人邓玉函来到我国澳门,作了第一次解剖术,继又译著成《人身说概》二卷,天启二年(1622年)意大利人罗雅谷来华,经澳门遍历绛州、开封、北京,译著《人身图说》。还有其他许多西方学者的著作,其中的一部分或者大部分涉及到医学。这一时期凡西方医学的解剖生理学、病理学、治疗学、药物学等,都逐渐渗入我国,开始中、西医汇通时代。王宏翰认为西人所谓水、风、火、土四元素说,与中国五行学说相似,便拿来与中医的太极阴阳之说加以汇通,还以胎生学阐发命门学说。王学权则认为《人身说概》、《人身图说》等著作中介绍的解剖学知识,可补中医学之不足,但也有不足之处,要“信其可信,阙其可疑”。在这一时期,张景岳的著作《类经》中所列“藏象专篇”有没有受到西方医学的影响,有待进一步考证,但是同时代稍晚时期的汪昂及金正希认同“脑主记忆说”无疑来源于西方医学,此后藏象学说不断受到西方医学的冲击。解放后,上世纪60年代在中医界曾经讨论过中医理论的核心是什么?老一代中医都知道《伤寒论》是中医的必修课,是中医的核心理论,但是,当时大多数学者的意见认为:藏象学说、经络学说、阴阳学说等是中医理论的核心。在编写全国统一中医学教材时,确立了藏象学说为中医学的内核,藏象学说占据了中医学的统治地位,显然这受到了西医解剖学的影响。
19世纪中叶以后,西医大量传入中国,传教士的到来,西医书籍的翻译、建立西医学校、医院、吸收留学生,迅猛地冲击了中国的传统医学。面临这一严峻局面,中医界中出现了分化,一些人认为中医学已尽善尽美,毋须向别人学习;另一些人认为中医学一无是处,要全盘接受西医学的内容。中西汇通学派则认为中西医各有所长 ,必须吸取西医之长,为中医所用。但中西汇通派在具体认识和方法上也很不一致。
唐容川是中西医汇通派较早的代表,他认为中西医原理是相通的,中西汇通主要是用西医印证中医,从而证明中医并非不科学。即使西医的生理解剖学有自己的特点,但也超不出《内经》范围。因此虽然唐氏也说:“西医亦有所长,中医岂无所短”,但实际上并不能真正中西汇通。朱沛文认为中医“精于穷理,而拙于格物”,西医“专于格物,而短于穷理”。中医的弊病是玄虚,西医的弊病是僵固。在具体方法上他主张中西汇通要通其可通,存其互异。
中西医汇通派,是在近代中医学和中医界因西医传入而面临严重危机的时候产生的一个中医学术流派。他们为了振兴中医事业和维护执业中医的社会地位,主要与“废止中医派”展开了激烈的论争。汇通学派的队伍中,几乎都是谙练国术的中医名家,而缺乏精于西医的新型学者,更没有兼通中西的饱学之士。汇通派医家所接受并真正掌握的西医知识远远不是西医学的全貌,尽管当时的西医还处于较低的发展水平。他们著作中有关西医的记述,大多支离破碎,舛错百出。十分明显,在他们的知识结构中,西医之说不可能和师传庭训的中医妙术占有同样的比重,在他们的心目中,西医远没有取得与中医分庭抗礼的平等地位。
(二)中西医结合
建国初期,中央卫生部受“废止中医派”思想的影响,制定了轻视、歧视、限制中医的错误政策和措施,破坏了中西医的团结合作,给中医学的发展带来了严重危机。毛泽东对卫生部的错误进行了严厉的指责和批评,使之在1954年开始得到纠正。毛泽东的多次指示和批示,作为制定中西医结合方针的思想基础,一直指导着中西医结合事业的发展。西医学习中医的群众运动、中医参加医院工作、改进中医进修教育、创建中医研究院和中医学院、提倡中医带徒弟等措施,使中医学受到社会的广泛重视,中西医团结合作得以真正实现。
中西医结合学派的骨干是西医学习中医的医生,由于他们具有坚实的西医基础,而中医的基本理论工夫相对不足,他们以西医为参考系研究中医,以西医的方法理论研究中医,在中西医团结合作的基础上,除确立了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的诊疗原则、推广了中西医综合疗法外,还在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和药物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重要大成就。如骨折和急腹症的中西医结合治疗、针刺麻醉的应用和原理研究、青蒿素的发现和成功提取等,都为世界所瞩目。
20世纪80年代初,实验研究方法广泛应用于临床、理论、方药等各个方面。不断发展的现代科学理论和技术被及时引进中西医结合研究领域。开展了大规模的“证本质”的研究,最终没有结果。在这一阶段的中西医结合研究中,虽有大量的论文发表或交流,但像骨折、急腹症、针麻、青蒿素等能够引起世界医学界瞩目的科研成果却屈指可数。
中西医结合学派以西医为参考系研究中医,由于理论构架不同,概念体系不同,始终结而不合,表现在:1病证结合,西医的每一个病按照中医的理论进行了辨证研究,例如每一种感染病按照卫气营血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每一个内科疾病都按照脏腑辨证进行了研究,作到了尽善尽美,但是西医仍然不会应用,因为西医不懂中医理论;2中药的实验研究,取得了重大成果,对主要的中药方剂都进行了详尽的实验研究,其药理作用、药物成分甚至于加减变化、配伍原理进行了深入透彻的研究,但是西医仍然不会应用,因为西医不懂中医理论,西医不知道用了之后会出现什么结果;3 证本质研究,截止上世纪末,对证本质研究已经进行了40多年,其基本思路是:“用现代医学理论阐明中医证的本质是实现中西医两种医学理论结合的基础”,或者“用现代科学对中医传统理论做全面改造”。而中医对于“病”与“证”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换句话说,就是用现代医学或/和现代科学跨越两大或数个理论体系去阐释一个中医尚未确定的概念(证),并揭示这一概念的实质,跨越两大理论体系已非易事,而阐释的对象又是一个没有明确含义的概念,其难度可想而知,“40年来,中医证实质研究已将成百上千的实验数据摆在我们的面前,按照原定研究目标,这些不争气的数据给予我们的只是困惑和迷茫”。“40年来证本质研究未能取得根本突破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没有正确理论假说去指导实验”“现在大多数人体会到象西医那样用一两个特异的理化指标去判定中医的‘证’是不可能的。”这是20世纪末学术界的普遍看法。
如此艰巨而坚忍不懈的努力,出版了无数著作,并没有达到结合的目的,这是因为没有充分认识到中西医理论体系具有不可通约性,用西医为参考系研究中医,中医是个无理数。但是他们的努力是科学的,客观的,为中西医理论的融合奠定了科学的基础,没有他们的努力,理论体系的融合是不可能的。
(三)中西医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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