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中医就要像中医

马京雪

                                                       学中医就要像中医
                                                  学习体会2017.09.08    杨思远
       中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集中体现。在认识论上，中国传统哲学的显著特征是格物致知，是通过现象推究事物的原理。中医诊病讲究望闻问切，辨证施治。望闻问切，是全面收集事物现象的过程，在此基础上通过六经辨证、脏腑辨证、八纲辨证，判断病机、病理、病位，根据五行相生相克和阴阳转换提出治证方法。这就是张仲景在《伤寒论》中提出的“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由此可以看出，辨证是中医的关键，证是中医关注的焦点。这个证既是症状、证据，更是求证、质证。但在医闻实践中，有许多所谓的中医，不是把辨证放的首位，而是把病、把西医的各种检查化验结论作为处方下药的依据，丢掉了中医有看家本领。这样的中医，对一般的常见病或许还能免强对付，而一旦涉及新的突发病症、老年性复杂病症，就会束手策，尽显庸医原形。
      坚持中医思维，正确运用中医辨证论治的理论方法，中医才像中医，才能充分发挥出中医的无限潜能。2016年3月、9月《河北中医药文化》刊发的两篇文章《温病大家郭纪生再忆白虎汤》《郭氏大医院传承永恒----悼念郭纪生先生》分别记述了郭纪生先生活学活用白虎汤治疗乙脑SARS建奇功的事迹，不仅充分证明了中医的广阔发展前景，更充分说明了中医坚持中医思维和中医方法的重要性。
      中医和西医是两种根据本不同的医学体系，西医的研究对象就是病。遇到一个新的病例，西医首先关注的是由什么细菌病毒引起的，然后确定病名，寻找杀死相关细菌病毒的药物。从理论上讲，这种方法目标明确，针对性强，如能找到相关药物，见效也很快。但细菌和病毒种类繁多，而且会不断产生变异。对于突发危重病例来说，根本等不到去做细菌分析培养，然后再去研制药物。即使能等到新药研制成功，病人的体内细菌病毒，可能早己发生变异。而且新出的西药就是针对某种细菌病毒的，而根本不去考虑人体各经络脏腑之间的关系，也就无法预计其毒副作用。这也是西药不断更新又不断淘汰的原因。而中医研究的对象是人的整个肌体的健康，其首先关注的是证以及产生这种证的机理，然后以药的性味升降寒热，去调整人体表里虚实寒热，也就是以药之偏纠人体之邪，维持人体机能平衡，驱邪于体外。因此，中医并不注重是什么细菌病毒，甚至也不过于关注其病名。只要辨证清楚，既可处方下药，并能很快取得满意的疗效。
      郭纪生先生在治疗乙脑、SARS的过程中，就是始终坚持中医思维主，抓住了高热这一主证，重用生石膏，以白虎汤建立的奇功。同样，在中医治疗急性传染病中，还有灵活用大青龙汤、大柴胡汤治愈流感、禽流感，以去瘀血汤治愈被西医定为死亡率百分百的狂犬病的医案。
      由此，我认为作为中医要时刻牢记张仲景关于“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这句话，高度重视“证”的重要性。做中医，就要像中医，始终把望闻问切、辨证论治作为安身立命之本，精研细读经典，争做上工。
张仲景的《伤寒论》《金匮要略》始终贯穿着辨证论治的思想。其对于病的概念于现代西医的病的概念是完全不同的。西医之病是独立的个体概念，每种病都需要针对性的药物。而张仲景关于病的概念是证的类别，是指人体出现了不正常现象。如《伤寒论》中太阳病、阳明病、少阳病、少阴病、太阴病、厥阴病，讲的都是六经中的各种证的集合，而《金匮要略》更多以证起论，如吐哕寒疝腹惊悸……脉证等。中医讲的病是由多种证构成的，而中药方剂也是对证不对病。虽然我们说桂枝汤为太阳病首方，但不能说桂枝汤就是治太阳病的药方。相反，桂枝汤针对的是头痛发热、汗出恶风、脉浮这一组证，无论什么经、什么脏腑的病，只要有头痛发热、汗出恶风、脉浮的证，就可以使用桂枝汤。同样，人们都说白虎汤是治阳明热证的主方，但郭纪生先生的实践说明，只要有脉洪数、大热口渴之证，无论是乙脑、SARS，都可用白虎汤。如果象西医那样，拘泥于一药对一病，中医就会走向歧途末路。
      当然，灵活运用经方，首要的前提和基础依然是辨证论治。张仲景在《伤寒论》《金匮要略》中，以两种方法论证了辨证论治和灵活运用经方的方法。一种是以桂枝汤为便于，针对不同证候逐个讲述了桂枝汤的加减化裁方法，如桂枝加附子汤、桂枝去芍药汤、桂枝去芍药加附子汤、桂枝加桂汤、桂枝加胶饴汤（即小建中汤）等。另一种方法是集中论述经方加减化裁方法，如小柴胡汤，在方后直接列出：若胸中烦而不呕者，去半夏、人参，加栝楼实一枚；若渴，去半夏，加人参合前成四两半、栝楼根四两；若腹中痛者，去黄芩，加芍药三两；若胁下痞硬，去大枣，加牡蛎四两；若心下悸、小便不利者，去黄芩，加茯苓四两；若不渴，外有微热者，去人参，加桂枝三两，温覆微汗愈；若咳者，去人参、大枣、生姜，加五味子半升、干姜二两。这些都对我们的医疗实践提供了重要的指南，同时也为我们学好中医指明了方向。
        同时，灵活运用经方，还要对中药有深入全面的了解。如我们都知道桂枝具有解肌的作用，桂枝汤就是用的这一作用，同时桂枝还有降逆的作用，如治奔豚的桂枝加桂汤，还有助阳平肝的作用，在厥阴、少阴篇中都有用到桂枝的方剂。中药讲究性味归经，有时取其性，有时取其气，有时取其味，这不但对组方关系重大，同时也决定着方剂的剂型和制剂方法。如大黄生用冲泡、与它药同煎或后下等，都是取其不同的性味。忽略这一点，同样会影响疗效。

南京陈斌

这就是张仲景在《伤寒论》中提出的“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由此可以看出，辨证是中医的关键，证是中医关注的焦点。这个证既是症状、证据，更是求证、质证。

——这个认识是错误的。

证不是症状，也不是证据，更不是求证，质证。证是中医的诊断单位，是机体内在的病理改变，由病位和病性组成， 通过症状表现出来。

南京陈斌

证与病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证，是独立于病因而存在的病理改变（机体形态结构和/或生理功能的异常）。证与病因（外因,生物物理化学心理社会因素）是因与果之关系；证与症状是现象与本质，实体与属性之关系；证与证是病理改变与病理改变之关系，可相兼相并，或互为标本，相互转化。

证可以由外因引起，也可以继发于其它的证（病理改变）；一证可由多因引发，一因可引发多证；中医治疗证的原则，是"有是证用是药，有是证用是治”，并且非常强调既病防变，其治疗的重心，不在于既往的病因，而在于既定的病理结果。

南京陈斌

西医的研究对象就是病。遇到一个新的病例，西医首先关注的是由什么细菌病毒引起的，然后确定病名，寻找杀死相关细菌病毒的药物

——这里的病，只是感染性疾病，不能代表非感染性疾病，如系统内科学中的多数疾病。

南京陈斌

因此，中医并不注重是什么细菌病毒，甚至也不过于关注其病名。只要辨证清楚，既可处方下药，并能很快取得满意的疗效

——对于感染性疾病，如部分病毒性疾病，及部分轻度的细菌感染性疾病，由于诊治的关键实际上在机体的病理状态或过程而不是在病因上，中医的辨证论治可以取得较好的效果。对于重度的细菌感染性疾病，及部分病毒，还有部分特殊性病原体感染引发的疾病（如结核、疟疾、血吸虫、钩端螺旋体病、梅毒等），诊断治疗的核心在病原体病因而不是病理状态或过程上，此时需要辨病（病原体病因）论治，只用中医辨证论治其疗效有较大的局限性。

南京陈斌

南京陈斌 发表于 2017-9-8 06:32
这就是张仲景在《伤寒论》中提出的“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由此可以看出，辨证是中医的关键，证是 ...

这个认识是错误的。

证不是症状，也不是证据，更不是求证，质证。证是中医的诊断单位，是机体内在的病理改变，由病位和病性组成， 通过症状表现出来。

——师父在这个认识上模糊，回避，学生自然也不会十分明白清楚了。

南京陈斌

生成包容构成，中医吸纳西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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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林童子

拜读了，立论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