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治病必求于本

千秋雪

论治病必求于本

按：妇孺皆知，中西医是不同的。但是根本的不同在哪里呢？这就是治病的理念不同而不只是方法的不同。西医的目标是消除病灶以解除病人的痛苦，而中医的目标是改变病人的体质，从而消除疾病产生的环境。中西医的区别并不是只看表面，一看到使用先进仪器和用拉丁文开方就认为是西医，一看到摸脉和使用草药就是中医，这种识别的方法太简单，太表面了。下文就是讲述中医的根本特点的文章，读之可令人深省。                          -----------------------------------------------------------------------------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治病必求于本”，可谓千古不易之名言。大凡疾病之发生，必有其根本原因；病机之变化，必有其关键所在；疾病证候虽繁杂，必有其主次真假之可辨。“本”就是疾病之根本和关键，主要矛盾或矛盾之主要方面。故凡治病，必当求其本，犹如伐木，枝叶虽繁，去其根本则枝叶皆去，徒恣力去其枝叶，而根本不除，则于事无补。 　　“本”到底为何也?这正是历代医家孜孜不倦所追寻的，对其理解各异，但大体可分为两类。 　　一者，认为其是“疾病之本原，即疾病发生的原因，也就是指病因。倡导此论者，一般先“审病求因”，然后“去除病因”为其治疗疾病的基本手段。其实就是辨病论治。古代有之，近代亦不乏其人，尤其是近年来，在中医药临床工作中提出所谓“方病相对论”，即用中医一个方作为西医治疗一病的专方专药，而且“方病相对论”开展的研究和报道俯拾皆是，各项研究和报道都旨在说明一方剂专论某一疾病的合理性，并且声称其疗效“卓著”、“突出”云云。这难道不正是西医的辨病论治吗?而西医辨病论治特色，是西方的哲学传统同近现代自然科学成果相结合的产物。西方哲学的构造性世界观及其寻求事物本源的传说，在自然科学领域体现为追求“物的所以形成之理”，它从微观实体本质论为前提假定，构筑起溯因分析认识论和可控实验方法的“科学”观，“知识”论和“真理”论。 　　辨病论治是一种消极的疾病观，认为致病因素决定疾病的性质、病理变化，决定疾病的转归［1］。辨病诊断要求是“识病求本”，其认知方向是：向后向下向外地回答“病从何来”，是寻求疾病的本质和原因的诊断，是以病因、病理、病位三要素为基本的疾病分类学诊断。随着观测技术的发展，识病求本的诊断要求，得以不断地向微观层次的细胞分子间的物理化学领域深入。以及在此基础上，寻求能与之直接对抗和补充的替代性物质手段，希望能通过针对性地消除病因，纠正病理，消除病灶的努力，实现征服疾病和消除疾病的医学目的。 　　由此可鉴，上述提及的“方病相对论”就象西医临床上什么菌感染就用什么抗菌素一样，而与中医学所要求“辨证论治”截然不同。当然，“方病相对论”在临床上可能有一定的疗效，但因其与中医的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原则背道而驰，有很大的局限性、狭隘性。如果基础理论已经解体，中医则名存实亡，自毁在萧墙之内了。即使脱离中医辨证论治规范的方剂和中药可以萍踪海外，甚至轰动一时，但终究难以生根永驻。曰本汉方医学衰落的现实，已经给我们深刻的教训［2］。若我们仍不给予其明确否定，那么想要继承和发展我们的国粹，并使其走向世界，那只是一句空话。 　　二者，治病求本，实为求于人生之阴阳，而非“疾病之本源”，人为本，病为标。《内经》云：“生之本，本于阴阳，人以阴阳之气生，四时之法成。”中医并非治病的医学，而是治人的医学。 　　气得其和则为正气，气失其和则为邪气。各种生命运动方式之间相互关系的失和，是导致病态过程发生、发展的根本原因。调整失和，调理阴阳，乃中医治人的根本大法。《素问.至真要大论》关于“谨守病机，各司其属，有者求之，无者求之，盛者求之，虚者求之，先必五胜，疏其血气，令其调达，以致和平”的论述，概括地反映了中医学辨证论治的基本精神。 　　生之本，本于阴阳。论病求本，本必为阴阳。作为中医基础理论核心的阴阳五行学说，指导中医临床历经数千年的实践，说明了其真理性。但近代以来，中医学曾被斥为“唯心主义”、“玄学”、“民族的耻辱”，甚至被等同于骗人的巫术，而予以“废除”，是尽人皆知的。当时的中医备受排斥、羞辱和打击、摧残，而中医学理论，特别是以阴阳五行为代表的中国哲学理论，是这一历史事件最先和最主要的受害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华民族能够健康长久的生存下来，可以说中医是功不可没。而且自80年代以来，中医界许多有识之士对以阴阳五行学说为核心的中医方法论与现代科学方法论进行了比较研究，大量的例证表明，阴阳五行学说不仅充满了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而且包含着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模糊集合、模糊识别、辩证逻辑等现代科学方法论的“合理内核”［3］。这些正是西医所奢望的。故“本”为阴阳，具有科学性、真理性。作为中医经典《伤寒杂病论》更是完善地体现了“治病必求于本”的思想。 　　观仲景治病，重在辨证，求其病机关键所在，如辨其为太阳经证，又须辨其为表实表虚。虚实一字之差，实为病机关键所在。表实者，治以麻黄汤解表发汗，以去在表之风寒；表虚者，治以桂枝汤，调和营卫，以治营卫之失和。又如《金匮》治里实下利用承气汤，即在于治其本质之里实，而不惑于下利之假象。《伤寒论》治少阴病寒化证之阴盛格阳证，而用白通汤、白通加人尿猪胆汁汤，在于治其本质之真寒，而不惑于之假热，等等。凡此皆治病善于求本。验诸临床，治病求本的指导意义，尤为重大。现仅举两例，以示其中奥妙深意。 　　刘老［4］有一朋友，叫贾义新。他治疗一个患“大头瘟”的病人，头面肿胀而痛，时发寒热，脉浮弦而数。辨为温热时邪，上客高位，凝而肿。于是，开了一张“普济消毒饮”的原方，自认为一定是药到病除。但是事与愿违，非但头面之肿未消，而两侧腮颐竟红肿疼痛不已。医者莫名其妙，正在推敲此证如何治疗之时，其师兄史许君登门来访，遂告其惑，师兄听定，诊察病人后，即在原方加夏枯草30g，嘱病人服用。患者药后病除。朋友不明，师兄曰：此证用普济消毒饮，是无误可言。惟脉来带弦，而又颐下肿，此为少阳胆经相火结而不开，时邪被其引，留而不散。用夏枯草专清少阳郁勃之热，俾少阳热解，则邪热无容身之地，故药到病除。至此，朋友疑团顿释。 　　他因前次教训，凡治大头瘟时，往往加夏枯草，以为预防之计，又有一人患此病，服此方竟无效可言，且反添烦躁不安，不得已又请师兄前来会诊。师兄诊毕而言曰：此证不但头面肿，而且舌黄便秘，脉来有力，为表里皆病之象。普济消毒饮治头面之表，消瘟解毒而至高巅为其所长，惟其方不能泻在里之实热，以致服后无效。凡兼挟之证，必用加减之法方能有效也。于方中减去夏枯草、陈皮，加酒炒大黄10g，服1剂即大便通，小便黄如柏汁，而头面之肿，由此而消，其病竟愈。 　　以上2例，可以看出用方之妙，在于机动灵活，方必随证而变，不要死于书下，以犯胶柱鼓瑟之弊，始能提高疗效，也正是“治病求本”的明证，同时亦说明“方病相对论”的不确切性。 　　明.王应震曰：“见痰休治痰，见血休治血，无汗不发汗，有热莫攻热，喘生毋耗气，遗精勿涩泻，明得个中趣，方是医中王”。即谆谆示人治病求本。此对今天读者，仍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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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