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医药文化需要建设
提起我们所做的中医药文化工作，陆广莘教授指出两点需要我们清楚：“第一，中医药文化不是现成的，是需要建设的；第二呢，我们搞这个中医药文化，是文化人教育中医队伍。我们都在学习，什么是中国文化？什么叫国学？国学实际上是章太炎把曰本的中国学搬过来了，是曰本人的眼睛里看你的东西，咱们自己没有东西啦！中国这百年来基本上走的是西学为用，中学不能为体的不归之路，所以中医药文化需要建设。”
二、中医是实践论
对于思维方式的调查我们是这样设想的，先拟定一些诊疗思路的陈述，让中医、西医的人都来答，比如第一道题“如果病人神志不清，还说胡话，应该从他的脑部找原因，和他的大便是否正常关系不大。”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否可以考察出他的思维方式呢？
陆广莘教授认为，中医的理论是实践出来的，反过来指导实践，那么这个题目所说的实践，在《伤寒论》里面是阳明腑证，一通下，病情就改善，这个观念就成立了。所以没有这个实践概念的人是不会理解的。光有解剖学的知识，也不能说明问题。马克思曾经说过，“以往的唯物主义，主要的缺点就是把客观实在的感性世界只是作为一种客体的形式来理解，就是对象性思维，找原因，而不是从实践出发，去理解”。这段话恩格斯把它评价为“新的世界观的天才萌芽”。实际上，中国人就是这样考虑问题的，就是实践主体的文化直觉，我是解决问题，我不想回答什么因果关系，所以为什么我们就考虑他大便通不通，大便如果不通，通大便可能有助于减轻脑子的症状。
如此看来，作为一个西医的学生，或者没有学过中医的人，他没有这个实践，他就不可能有这种思维方法。所以陆老认为，中医作为一个临床家，要见很多老师，要看医案，中医几千年来那么多人，那么多著作，我们的老大夫晚上还得看医书，就是通过这些间接经验得到灵感。所以说，马克思的这段话，是批判了西方的科学理性，从人的实践出发，去理解，理解就是理论解释，这个理论解释是后加的，前人的经验是第一位的。
三、“治病必求于本”的“本”是什么
关于情绪与五脏的关系，有人认为 “大脑是思维的器官，所以人的情绪失常，应该直接伤害大脑而不是五脏。”“心是循环器官，肝是消化器官，脾是免疫器官，肺是呼吸器官，肾是水液代谢器官，它们与情绪的功能没有关系。”陆老认为，这是在认识论上求“病”的本，是西医的思路。认识论是诊断，实践论是治疗，我不光是解释问题，还要解决问题，情绪问题我可以通过补肾、可以疏肝、可以健脾、可以升阳来解决。
中医提出“治病必求于本”，西医可以批评你，说你不认识“病”的本，可是中医是不是研究“病”的本呢？陆老认为，中医研究的是“治”的本，是“治病必求于本”，这是个动词，就是我实践主体直觉。中医讲“治”，是“治”向何去；西医问“病”，是病从何来。病从何来有三个问题：病因、病理、病位。治向何去六个问题：到哪里去，这是什么路，从哪里出发，依靠什么，利用什么，什么方法。因为对于生命来说，你问他怎么来的是没用的，吃不了后悔药的。
现在比较流行基因诊断，基因治疗，WHO发布的数据认为，疾病的产生15%是遗传因素，10%是社会，7%是气候，8%是现代医疗，个人的生活方式、心情等占60%。是不是遗传、社会、气候、生活方式、心情等等都是治病的本呢？陆老认为，中医是养生保健治病必求于本，这个本是“治”的依靠对象，是恢复健康的动力，我不是找病的原因，中医的诊疗思想主要是激发人的自我痊愈能力，改变其他条件的目的也是为了激发人的自我痊愈能力。
四、病因从哪里来？怎样祛？
中医认为“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当七情失调导致内环境紊乱，然后才有外邪的侵入。那么中医的风、寒、暑、湿、燥、火，这些外在因素是不是病因呢？陆老认为，一切对生命体产生影响的东西是刺激因，都是由生命体独立地决定改变和改造的东西，所以生命体是独立地起反应的，因此疾病也好，健康也好，都是有机生命对环境刺激变化因素作出的反应，和适应过程，这个西方已经认识到了，而且后来发展到病理生理学，就是病理反应的生理学基础是什么？这一条，我们现代中医反而搞不清楚。实际上刘河间对这个问题清楚了，《病机十九条》“夫百病生也，即生于风寒暑湿燥火”陆老说：“有一次我给学生讲课，我问这句话对吗？他们说：‘对’。我说，‘错了’，这里涉及了一个问题：经言‘盛则泄之，虚则补之，……方士用之，未能十全’，所以怎么办呢，就是‘谨守病机，各司其属’，然后举例子，‘诸风吊眩皆属于肝，诸湿肿满皆属于脾’，所以风是谁发动的？是肝发动的。湿是谁发动的？是脾。这个就是‘求属之道’。风不是外来的，内生五邪，那外面的邪你能测定吗？你能量化吗？你能客观化吗？不可能的，所以中医把这个问题弄清了，它是机体的一种反应，这个反应是一个适应过程，当适应成功了，没问题。如果适应不够，‘非其位则邪，邪之变甚’，亢进了，亢进了怎么治啊，就是‘甚者从之’。所以79年福建的俞长荣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甚者从之》的文章，这是几十年来中医界能够站在中医的立场上，因为过去都是对抗吗，寒者热之、热者寒之，盛者泄之，虚者补之吗。”
中医对于外界因素的认识是“无不为利，无不为害”。没有绝对有利的东西，也没有绝对有害的东西，因此没有绝对的病因。关键在于自身对外界因素是如何反应的。陆老认为，“扶正祛邪”不是我扶正，不是我祛邪，是扶“正祛邪”，“正祛邪”是个词组，这个现象“风”是抗病反应，湿是个抗病反应，跟痰一样，跟发烧一样，都是抗病反应。所以这个诊疗思想不解决，想解决思维问题是不可能的。
五、中医的思维方式来自于创生性实践的文化直觉
中医是如何认识生命的呢？中医的理论体系来源于哪里？中医的概念、中医的规则、原理并不是按照科学研究的计算或实验方式得出，也因此遭到一些人的抨击。然而在中医的实践应用当中，我们按照中医理论指导去做，得到的效果常常会让我们自己都觉得震撼。陆老举例说，比如中医说肺与大肠相表里，咳嗽、喘、舌苔厚，大便不通，那么一通大便，减轻了，那我们就提出了肺与大肠相表里，早期恶寒，那么我们就解表，所以说肺主皮毛，这样就是一个认识方法，又是千百年来长期的临床实践教育我们可以这么做，中医的汗法，中医的下法，适用证很多，这样的东西，叫实践悟性知识，实践意会知识，可意会不可言传，就是有这么一个事实，我们都用了，有效，然后我传给你，这就是实践智慧。我们现在强调的知识，或者某种表述，大量的是从实践里来的，所有的能够说清楚的理性知识，只是众多实践知识上面的一个小尖尖，但是20世纪的所谓理性知识，就高高在上，自认为了不得了，瞧不起其他的实践悟性知识。
在认知心理学的领域有这样一个流派叫格式塔心理学。格式塔在德文里是整体的意思。这个理论就讲到了基于某些现象产生的悟性思维，又叫做完形，我们现在人类的真正的知识，是这样从实践中来的，当然它有个具体的条件，越经验丰富的，这几个条件认识得越清楚，知识把握得更好。陆老认为，这种思维方法是无法规范的，因为规范化是工业文明的产物，机械可以客观化，可以标准化，而中医的核心问题是人的创生性实践的文化直觉。为什么呢？“天地之大德曰生”因此我们人类活在地球上，我们就要帮助生命去更好地完成它的任务。《方技略》总结了“方技者皆生生之具也”，认为方技是对人的生命活动的生存、健康、发展服务的方法、技术工具。那么，由于中国的历史比较久，同时人口也比较多，所以积累的一些经验，往往是可以意会不可言传的。他悟出来了，他这么做了，你瞧不起他，但是你跟他抄抄方，就慢慢懂了。
六、该研究“气”还是研究“质”？
陆广莘教授是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的创建人，但是他说“我现在很惭愧，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到现在，我们还没说清楚。”陆老坚决反对“用现代理论把中医理论的哲学外衣剥掉，还原它的自然科学的本质、医学的本质”这种所谓的基础理论研究。陆老说，梁启超曾经给中医提出了一个难题，就是“中医诚能愈病”，“诚能愈”就是中医确实能治好病，这是个前提，“终无人能以其愈病之理由喻人”，说没有人能把中医能治好病的道理告诉大家。这个问题到现在还没有解决，我们今天的中医基础该研究什么？陆老说，“毛泽东在1913年曾说，‘中西医道各有所长’，中医讲什么？中医讲气脉，西医讲什么，西医讲实验，然后说‘言气脉者理太为妙，常人难识，’这个批评得对，下面一段话，‘言实验者，专求质，而气则离矣，故常失其本。’本质、本质，你光有质没有本了。中医是很多人都参加过讨论的，陈独秀、鲁迅、胡适、毛泽东、梁启超……听听他们到底怎么考虑问题的，百年前，企图用科学来说明，但是到现在为止，我在西医医院呆了三十年的，我是系统学了五年西医的，我见了一流的西医老师，但是看来解释不了。”
七、医学研究的关键是实践，还是实验？
中医的很多治疗思路是与生活经验相联系的，比如“人体排尿就像茶壶能倒出水一样，所以治疗小便不通可以从茶壶倒水的原理中得到启发。”所以有些人就批评中医，说“用自然现象来比喻人体的脏腑功能，那只是想象，不能得出人体的真实结论。”陆老认为，隐喻是一种实践的智慧，不要贬低。实验就是把它进行条件限制了，变成比较简单的因果关系，这个因果关系不适用于复杂环境下的现象，这个实验在物理学研究上是可以的，人文社会是不可能的，这样做就是简单化了，而忘了有机生命对外界刺激独立性的反应。
中医不是环境决定论，中医比较强调主体环境决定论。清朝有一个伤寒学家，叫钱天来，他总结了几句话，叫“受本难知”就是刺激是好的还是坏的不能马上去判断，“发处可辨”就是根据发出来的反应来判断刺激因是什么东西，这句话在600多年前王履的医学思想里面就表示了的，有了病理反应才能知道它的病理。陆老反对通过动物做药理实验，他说这是对正常生理活动的干扰，不能外推为药理理论。然而这种有效成分的作用靶点论，现在中医迷上了，陆老认为，药物有效成分的作用靶点是不成立的，人的生命过程是以物质的依赖性为基础的自我独立性，没有环境是不行的。比如说，讨论五运六气，宏观的哪一年哪个病多发了，你是受环境的影响，但是呢，对于我们每一个服务的对象来说，人的自我独立性是根本的。“用同一套科学的标准来衡量生命现象”，就是否认了人体的个体性。
实验研究的主张者认为：“人体就像一个精密的仪器，只要找到出现问题的位置，处理好这个局部，人体就会照常运转。”实验医学是聚焦在具体病位上研究病理变化，认为应该将事物与其所在环境尽可能分离，这样才能真正了解它。陆老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人不是机器。生命里面有五个自，自组织的、自演化的、实现自稳态的、自适应的、自调节的。将某个部位与生命整体剥离，复杂的东西没有了，这实际上是特殊环境下的一个产物。比如，我们现在知道，荨麻疹肯定是有某种物质过敏，但是我解决问题的时候，怎么清除这种物质？它作为血管反应，一种是血热受风，一种是血虚受风，“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这个血行风自灭是通过实践证明的，血通了，风就没有了。风是什么？风是小血管的痉挛，这个病理生理学就回答我们的问题了，血行不了，就渗透出来了，渗透出来就皮肤肿，毛细血管前动脉和毛细血管后动脉短路了，就缺氧，缺氧以后就b细胞兴奋，就渗出了，渗出就痒痒了，这就解释了。你说是过敏，那我们就把过敏源去掉，我们一查，结果是灰尘过敏，西红柿过敏，大米过敏，你能去掉吗？不可能的。这还是一个诊疗实践的问题。所以中医的实践是用“治风先治血”的思路解决了荨麻疹问题，而不是通过实验找到过敏源并回避过敏源来解决问题。
八、医学求的是“道”的问题
我们研究医学的问题，首先要清楚医学研究的宗旨是什么，有人认为医学研究的宗旨是弄清楚生命运作的理，我们认为医学的宗旨是顺应生命之道，践行生命之道。“天地之大德曰生”这是医学立论的一个起点，天地之大德，宇宙的所有规律，它的最大的一个目的就是“生”，是“生生”。医学是“生生之具”，医生的使命就是“赞天地之化育”，所以什么叫“有道德”？我们要认识这个道，我们要顺道而行，我们要帮助生命体完成它的历史使命。这样，医者认识到生命之道了，外得于人，内得于己，这就是有道德。
所以陆老认为，养生不是说让我自己活得多长，养生是要珍惜整个的生命世界，你得活，让细菌病毒也得活。你杀死了它，想维持生命，大概是妄想。西医是问“病从何来”，认识论的知识论，中医是“治向何去”，是实践论的智慧学。“病从何来”是我想弄清楚它的真相，是讲“理”，中医是讲“道”。
九、生命的关键在于神气
神和气，就像人驾驭着马一样，人是神，我的马就是气，我作为神我想去哪里，就可以驾驭我的马载着我到哪里，我的马跑到哪里，我的神也就跟着到哪里，所以气和神是这样一种关系，如果说没有神去指挥我的气，我的气就会乱，我的马就会不知道方向乱跑。
《吕氏春秋》说，“神者，生之制也，制则生化”，陆老解释说，控制、抑制才能够生生化化，就是机体都有它的积极性，你要不管它就会乱七八糟，所以调理呢就是去抑制，比如说大脑细胞，10%是神经细胞，90%被认为是没有用的，实际上这90%是抑制的，就是使它不过多地兴奋，如果这90%的功能不行了，会癫痫、抽风，所以说制约者、管理者实际上是这么一个作用，是让气血更好地运行的。当你这个地方需要的时候，它把这个地方管起来了，肠系膜循环的血液挤出来到肌肉、心脏、大脑，去跟外界要打架，但是要静下来，血液又到肠系膜循环，成为营，一个营，一个卫，它是互相调节的，你老是去保卫了，那营就受损害了。晚上就要合成，白天你得干活，没有合成你怎么去干活，这个可以在完整的人的层次上，把神和气两个说清楚。
所以我们说抓到神气就抓到养生、治病的要害了。当面对患者，面对疾病，只求形上的变化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这还是停留在物质层次上在研究生命体，要上升到人的层次，生命的层次，神气才是关键。
十、医学是科学吗？
关于克隆人的问题，支持者认为，这个技术可以让我们弄清楚生命的真相而驾驭生命。陆老认为，这是现代科学的思维，不是医学的思维。医学的科学化从1761年莫干尼《疾病的位置和原因》这本著作开始，人们沿着这个思路往下走，位置、原因，确实这200多年来人们发现了好些问题，实际上带来了全球性的医疗危机，带来了全球性医改难题。陆老在07年发表的文章说“医学不能拜倒在科学的脚下”，科学应该为医学服务，你不要居高临下，来束缚医学。有人提出，“医学能成为科学吗？”我们要明白，医学有必要成为科学吗？医学就要干医学的事，变成科学你就不是医学了。
科学是以物为本，体现的是工具理性；医学是以人为本，体现的是价值理性。科学是物质界的认识论，而医学是生命层次的实践论，这个差别多大。宇宙150亿年，地球50亿年，那么就是前100亿年没有生命，地球的前15亿年也没有生命，35亿年以前出现单细胞生物，由单细胞生物到多细胞生物经过了25亿年漫长的进化，多细胞生物有信息海洋，然后细胞与细胞通过信息海洋转化建立了信息网络，出现生态的共演，然后到1亿年以前出现脊索，出现大脑，这样出现了生物大爆炸，地球上的生物多的不得了，然后千万年以前，出现了灵长类了，300万年前人类站起来了，才有动物，才有人类，因此呢，人类是生命的最高点，但是它是信息的演化，信息网络的演化，它不是物质的进化，也不是能量的进化。它具有几个特点：一，它的反应，自组织的决定论，第二它反应里边有适应性功能的，第三它的目的是为了稳态，就是内环境的稳态，内环境的稳态是西方生理学发现的，中医强调内环境的稳定胜于直接治疗疾病，所以叫“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十一、结构、功能，谁是医学的抓手？
陆老认为，“我们清楚了身体的功能，不用考虑身体的结构，也可以把握治疗疾病的方法。”这种观点原则上是完全可以的，可是按照另一种思维，78年就有人提出来，“中医的现代化就是要把中医理论的物质基础搞清楚”，陆老认为，把物质基础搞清楚是没用的，那是死人一个，应该“让活人回到医学中来。”
现在很多人认为是结构决定功能，比如说我得了癌症，炎症，是因为我这里面的结构发生了变化，所以我会有相应的反应，所以我才会有这样的癌变或者是肿瘤。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的是，实际上是我们首先让我们的功能混乱了，才会带来这样一个结构的变化。也就是说“功能的异常也可以改变器质结构。”照此推理，我们说正常细胞可以癌变，那么癌症细胞也应该可以转为正常细胞。陆老同意我这种观点，认为从进化论角度讲，是这样的。所谓癌细胞是该死的不死，正常细胞是生长壮老已，这个现象我们叫做细胞凋亡，实践证明，我们治疗白血病，用雄黄、砒霜，结果使癌细胞走向凋亡，就叫诱导细胞凋亡，所以说坏的可以变好的。
药物的成分、结构，与药物的功能也不是一对一的关系。陆老说，62年，北医的王叔咸教授提出“中药是个前体药”。协和的谢少文教授提出“中医研究的是非特异性抵抗”。抗原抗体反应都是特异性抵抗，更重要的是特异性抵抗是建筑在完整的非特异性抵抗的基础之上的。所以陆老说，光是追求特异性抵抗效果是不行的，尤其是自身免疫病方面。
另外，经络的功能是存在的，可是经络的器质结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定论，因而有些人认为经络本身是不存在的，是臆想出来的。针对这种观点，陆老认为，经络的感传现象是存在的，刺激局部，影响远端部位，刺激皮肤影响内脏是存在的，但是它的通路就很难说了。比如打手机，从北京到上海是通过什么呢？是无线波，我们没有必要知道这个波是怎么走的。陆老认为，在局部刺激，改变微环境，它的传导跟血液传导、神经传导是不一样的，我们没有必要费那么大的劲，研究这些结构问题，通过对人体功能的把握来解决问题，这才是对医学实践有意义的研究。
十二、疾病与健康的变易智慧
我们应该意识到，健康和疾病不是对立的，比如说发烧、呕吐、咳嗽，都是在为健康帮忙。陆老也认为，疾病的许多表现，都是带有恢复健康的积极因素。但是有时候还没达到目标，所以是机体里面正反馈的放大，会带来痛苦，带来连锁反应，应该看到疾病也是为实现健康的一种努力。
陆老说，1962年有个曰本人写了一本书，叫做《疾病的春天》，指出化肥和农药的弊端，十年以后，1974年这个人有田政写了又一本书《公害引起的疾病》，他下了一个定义，什么叫疾病？疾病是有机生命对环境变化的刺激所作出的反应和适应过程。陆老说不光疾病是如此，健康也是如此，健康也是有机生命对环境变化作出刺激的反应和适应过程，健康这个适应过程是完美的，疾病是这个适应还没有找到目标，没达到完美，所以说，“非其谓之邪，邪之变甚”，邪亢进了，亢进不是要压制的对象，应该是你帮助它实现的对象，压制的治疗某种意义上可以取得暂时效果，中医从这里得到教训，“大毒治病，十去六七，无使过之，伤其正也”，这是个教训，也是个非常重要的原理。
所以我们认为，不管是外在的物质，还是人体的生理结构、以及人的心理、性格等，他们在健康与疾病的转换中都起着重要作用。陆老认为，生命的生长过程中不断得了一些小病，却换得了中年以后的健康，这是小孩的免疫成熟过程，我们叫做辨证，孙思邈的《千金方》里面就说，小孩儿，断奶了，就发烧，两三个月发一次烧，这实际上就是免疫器官的发育，就跟打预防针一样要发烧的，你说是病吗？也是病，他是在斗争中成长。那么现在的孩子干干净净，结果呢，是虚弱儿。
这就是说疾病不一定是错误，正确和错误并不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人的前半生不断从错误中学习，医学之所以正确，是不断从错误中学习来发展的，就像兵法，《孙子兵法》是死了很多人才总结的这个规律，现在是西点军校都在当教材。中医的研究正像张仲景说的，我们是在“勤求古训”的基础上，才能“博采众方”，这个训，里面有教训，有失败的教训，告诫我们别再犯这个错误，这个错误就是为人类造福了。
实际上，很多中药对西药有增效的作用，但是西医治疗中因为要控制数据而不让患者使用中药，我想，健康与疾病是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变易中寻求生命的平衡，中医和西医也应该抛开对立的思维，如果用中药可以增强西药的疗效，甚至单用中药也可以达到西医想要的治疗效果，为什么不敞开胸怀，欢迎中医呢？中医和西医也该在变易的智慧中寻求生命的解决之道啊。
十三、现代中医教育存在问题
现在我们中医院校的学生是在西方知识体系的教育体制下培养出来的，有一些学生原有的思维方式和知识体系和我们中医教给他的接不上轨，而且我们现在中医院校的教育是上中医课程，同时还上西医课程，这样他的思维就有些混乱。
陆老认为，这个问题不能怪学生，是老师教的。20世纪中医面临的是一片乱战。第一，是对中医的诊疗思想，否了。从1912年开始北京大学要开始办医学院，只许办西医。到了1929年，国民党要取消中医，因此当时的中西汇通派，都开始用西医的东西来解释中医了。然后50年代初，北中医的一些老师，开始进修传染病，美国发生细菌战，传染病怎么样？致病因素决定疾病的性质；病理变化决定疾病的转归。这个思维很简单，很容易学。等到这些老师编教材了，就提出：辨证求本，本是疾病的本质，疾病的本质是什么，就是病因、病机、病位。这就糟糕了。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从这里出来的。所以中医学院毕业生成才周期比较长，他必须经过临床去体会，才能慢慢明白，62届的毕业生，像王永炎啊、付世垣啊，基本上是在这个基础上造就的。中医的底子比较深的，临床上基本上不丢，当西医没办法的时候，他就用中医。有些人早点觉悟，有些人晚一点觉悟。但是绝大多数的中医药大学的毕业生，满脑子都是西医。
十四、中医现在缺乏的是向古人学习
我觉得我们用中医的理论应该能够解释，不管是活血化瘀，还是汗吐下和，这些方法怎样去用，它是有它的理的。我们现在只会按照西医的思路解释中医理论，是因为我们缺乏向古人学习。历代医家的成就，譬如对刘河间的理论，李东垣、朱丹溪、王履的思想，我们都缺乏深入了解。刘河间发挥病机十九条，成为两万多字，这里边有许多珍贵的思路。
陆老给我讲了他的体会，58年他给西医讲课，经常和西医打交道，有一次，一个80多岁的老人，口腔癌，一放疗，肺炎，肺炎以后心梗，心梗以后肝肾功能衰竭。西医呢，心梗就用活血化瘀，溶栓，肺炎就抗菌抗炎，是合理的吧？但是不行啊，没效果啊，陆老就给西医专家解释，“你们是用活血化瘀了，中医认为“气为血帅”，我得补气。肺炎你用抗菌了抗炎了，我说这个肺炎是放射后的肺炎，又是80多岁的老人，所以是肺气虚了，肺气我得健脾，补土生金吗，所以这张方子我是健脾补气的，你们请我会诊是肺炎、心梗，我用的方子是健脾补气的，我说清楚了，噢，他懂了，为什么这样做。”
十五、沟通中西思维的大工程，谁能胜任？
中医的理陆老讲得很清楚，这就是中医的思维方法，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把这种思维的方法提炼出来，讲给我们的学生，讲给西医大夫，讲给科学界。有相当一部分人甚至我们的学生不理解中医并不奇怪，因为我们从小学到大学受的教育就是这样的，陆老也是这么过来的，他是学工的，学机械的。我更是开始就学的是西医，思维方式与中医大相径庭。
陆老肯定地说：“这个工程很有价值，但是，谁能胜任，如果没有临床体会怎么去胜任，没有临床体会的人，没有接受你们这些训练的人，怎么表达？这都是问题。”
我觉得，中医界要有一批像国医大师陆广莘一样的专家加入到中医药文化研究与传播的队伍中来，文化研究人员也要走出书斋，投身于临床实践，不能纸上谈兵，因为中医药文化工作者要承担起沟通中西的使命，站在更高、更深的层面去思考中医，把中医的世界观、生命观、思维方式、医学理论，用现代科学可以接受的方式进行论证和表达，我们要站在生命的立场上理解中医、西医的不同视角，更清晰地展现解决生命问题的多元路径，马克思说过，“几千年来，医药是和全人类最崇高美好的指标相结合的。”当有一天，人们公平地评价中医为人类最根本的健康长寿服务所做的贡献，有更多的人热爱中医、学习中医、弘扬中医，那时，中医药文化或许就已经升华为世界公认的生命文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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