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西医为什么不可通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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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的思想、理论、方法与西医模式格格不入,气、阴阳、藏象、经络等中医理论难以被理解和接受。寻找中医与西方“直通车”的努力遇到巨大的困难,无现成的“轨”可接,需要从文化、思想、学术上另行铺设中医之轨。这从世界范围更深刻地显露出中医与西医的不可通约性。

中医是中华民族杰出的发明和创造,其发明度和贡献度远远超过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具有博大精深的性质,可称为中国古代第五大发明。1953年毛泽东主席曾说,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第一是中医。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院士也多次强调,中医的现代发展将改造整个科学技术,引起科学技术革命,导致东方式文艺复兴。

中西医之不可通约

人类文明有5个主要发源地,都孕育产生了自己的医学。这5种文明各有特色,所孕育的医学也有不同风格。在5000年文明发展史上,这5种文明及其医学分别历经了不同的命运。古埃及在公元前525年被波斯帝国吞并,后又被希腊占领,其医学过早地衰落了。古巴比伦也于公元前6世纪被波斯帝国吞并,其医学也过早中断。古印度于公元前曾先后被波斯帝国和马其顿一度占领,其后虽然文明继续发展,但其医学于12世纪后也相对落伍。起源于古希腊的医学在公元5世纪之前达到了西方的顶峰,但在中世纪(公元476-1640年)那“黑暗的一千年”成为宗教的婢女,学术走向凋敝,16世纪开始随着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和科学技术革命,医学也发生革命,400多年时间汇集了西方各国的医学新成就,形成今天所看到的西方医学体系。中国的文明及其医学的命运则非常不同,虽然有不少战乱和外族入侵,但中国社会的主流是统一和稳定,使中医学几千年没有中断地连续发展至今,形成独特的学术体系。

科学的起源多元,但其目标一致,即认识和驾驭客观规律。科学在发展中逐步地分化为多个学科,一个学科研究一个领域的现象和规律。科学理论具有客观真理性,同一学科的研究往往起源不同,但对于同一规律的认识达到真理水平时,就会统一为一元化的真理性认识。起源于中国的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其真理性认识已经与世界各国的真理性认识先后统一,形成一元化的科学理论,分不出中西。迄今只有一个例外——中医学。

英国著名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博士对中国科学技术史进行了50多年专门研究,考察了中国科学各个学科的成就与西方科学相融合的过程,找到了实现融合的具体时间: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在1640年；化学、植物学在1880年；医学则远不能融合。他1967年说:“最困难的是研究人体和动物的健康与疾病的科学,在这一领域,融合过程至今尚未完成。”　

中医与西医既然同为医学,难道真的不能融合吗?早在19世纪末叶,当西方医学系统地传入中国时,就出现了中西汇通派,主张汇通中西两医,但经几十年努力,汇而不通。1956年毛泽东主席亲自倡导开展中西医结合研究,提出把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在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中西医结合研究。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得到两个基本结果:一是在临床防治上,创造了“优势互补”的中西医综合治疗模式,在许多情况下比单纯中医或西医的疗效更好。二是在基本理论上,中医与西医两种理论的结合研究遇到始料未及的困难,至今没有一项理论能够融合和统一,发现“中西医不可通约”。

以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为契机,中医开始走向现代世界,在世界上出现了针灸热、中医热。至2012年中医药已经遍及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医诊所、中医医院、中医学院等机构在世界各国迅速发展。中医国际化的过程出现两种基本情况:一是西方各国的患者十分欢迎中医,在法律上逐步认可中医。二是中医的思想、理论、方法与西方文化特别是西医模式格格不入,气、阴阳、藏象、经络等中医理论难以被理解和接受。寻找中医与西方“直通车”的努力遇到巨大的困难,无现成的“轨”可接,需要从文化、思想、学术上另行铺设中医之轨。这从世界范围更深刻地显露出中医与西医的不可通约性。

中医与西医不可通约的理论,能否用现代科学的知识和方法来研究和解释?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中医现代化研究,就这方面进行了大量探索。对于气的本质、阴阳本质、经络本质、五藏本质、证候本质、针灸机制、中药药理、方剂原理等进行了实验的和临床的现代研究,但都没能揭示其本质,也没能作出新的科学解释。这些研究获得的海量事实证明:第一,中医这些理论如实地反映着特定的客观规律,其生理、病理、药理、疗效真实确凿,故指导临床几千年有效。第二,中医这些理论所反映的是深层复杂机制和规律,落在西医的视野之外,故按西医的观点和方法迄今无法研究和理解,这是中西医不可通约的主要隔阂点。第三,中医这些理论所反映的机制和规律的深刻性和复杂性,也超出了现代科学已有理论的视野,因而从这些理论也还难以作出解释,只有新兴的复杂性科学为解开这些难题带来希望。

两种医学有两种不同的视野

中医学之所以与西医学不可通约,在于两种医学有两种不同的视野,“仁者见仁不见智,智者见智不见仁”,这种视野差异由两种不同文明孕育而成,中医学是中国智慧的骄子。

中医学是中国思想文化的产物。中医学是中华文明孕育的产儿,周易、道家、儒家的思想都贯彻到中医学,其学术思想的理论核心是元气论。元气论认为宇宙万物的本原是元气,气分阴阳,阴阳交而生物；宇宙万物是由元气运化生成的,其发生机制是分化,不是组合,即“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是功能过程形成和维持形态结构,即由气化的“始、散、布、终”过程产生和维持着形态的“生、结、育、变”。元气论的这些思想与西方原子论几乎完全对立,现代科学证明它更深刻地符合客观实际,特别符合人的实际。中医学正是吸收和遵循这样的思想,通过临床实践,按人的健康与疾病的本来面貌,不作任何取舍和扭曲地进行研究。

质朴而深刻的系统论思维。中医学的思维方式是系统论的,与现代系统科学的基本原理十分一致,且有极其丰富的应用实践。其基础有二:一是中国传统思想的主干是系统论思维,中医学吸收和运用这种思想,成为中国传统系统论思维的杰出代表。二是基于对人的复杂性的认识,系统论思维是关于复杂性的思维,人是世界上最复杂的系统,具有典型的系统特性。而中国历来人口众多,有世界上最大的临床样本,中国社会长期统一而稳定,使中医能够在世界上最大的临床样本进行连续几千年的研究,对于人的健康与疾病的系统特性和系统规律有了独一无二的认识,必然地形成系统论思维。这种思维方式注意的焦点是系统、关系、功能、有序、自组织。

以人为本的“人医学”模式。中国的医学模式历来以人为本,是“人医学”,注意焦点是“人病”、“病人”,强调“人者,本也；证者,标也”。这种医学模式基于对人的生命的深刻理解,生命是宇宙物质演化到高级阶段出现的运动方式,其基本特征是自我更新、自我复制、自我调节,人的生命的这三个“自我”正常就是健康,不正常就是疾病,治疗是对人的生命过程异常态的良性调理。这种医学模式所关注的是心理与意识相统一的“心神”,从未忽视心理过程,更不忽视意识的作用；十分注重“天”与“人”的母子关系,强调天人相应,提出五运六气和外淫六邪等理论,全面地考察和调理自然社会环境因素对人的生理、病理的影响。

中医的发现与发明

中医学的医学原理、基础理论、临床防治等,到处都是独创的发现和发明,可以列数几十项,最具代表性的有以下几项。

发现人的非解剖结构。中医学对人的解剖结构有一定研究,但更重要的是认识了非解剖结构,最杰出的代表是对经络和五藏的认识。经络的客观存在已为世界公认,各种现代研究验证的经络循行路线与中医的论述基本一致,但寻找经络的解剖结构的各种努力均告失败,证明经络有结构但没有解剖形态。中医既认识了解剖形态的心脏、肝脏、脾脏、肺脏、肾脏,又认识了非解剖形态的心藏、肝藏、脾藏、肺藏、肾藏,许多人力图将“五藏”归并为“五脏”,但所有的现代研究都证明,两者不是一回事,五藏是人体的功能子系统,没有独立的解剖形态。例如肾藏的生理、病理与“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甲状腺、性腺)”内分泌轴的功能相关,与肾脏相去甚远。从中医的这些发现可以揭开人的非解剖结构的面纱,开辟人体结构研究的非解剖时代。

认识人体功能态及其病变。人的生命是一个功能过程流,在整体上形成一种“功能态”,具有亚稳性,可变、可调,随着生命活动的变化,可在正常范围(健康)内呈现为不同的功能态,如醒觉态、睡眠态、警觉态、应激态、催眠态、气功态、特异功能态等。波动超出正常范围,就成为异常态或疾病态。中医辨证论治所辨的各种“证”,正是各具特征的疾病功能态。　

开创发生病理学研究。与西医学侧重于认识已病的病理解剖和病理生理不同,中医学把认识的重点推进到病理解剖和病理生理改变之前,从发生学角度来认识疾病的缘起、形成、发展。其杰出成就是气化学说,从气、气化、气机来阐明疾病的发生机制和过程。

驾驭病变的非特异性机制。中医学研究和注重非特异性病变机制,其主要成就是病机学说。早在《内经》就论述了“病机十九条”,临床的辨证论治是针对病机进行调理,最常见的是阴阳失调、气机失常、正不胜邪这三大病机。

掌握机体自主调理的规律。中医发现和掌握了机体的自组织机制进行自主调理的机制,总结了“阴阳自和”、“五藏自稳”、“施治于外,神应于中”等规律,形成了中医特有的治疗原理——依靠、调动、发挥机体的自组织能力进行自主调理。

开发自然药物的中医功效。中医发现和使用了8000多种中药,都是些自然药物,有多种药用价值,西医也可从中开发西药。

发明中国式用药方式——方剂。方剂是把中药组合起来形成和发挥整体功效的用药方式,有记载的约10万多首。方剂不是中药堆,是按中医理论和治疗法则来组方用方,对中药的使用灵活、多样、完善,能够遵守常规又通达变化地适应复杂性病变和个性化治疗,开辟了以复杂多变的方药功效防治复杂性疾病的广阔道路。　

誉满全球的非药物疗法——针灸。中医发明的针灸是更加典型的中式疗法,它以经络为基础,选取穴位组方行针,调动机体的经络之气进行自主性调理,可防治多种疾病,是一种非药物治疗的高级艺术。其临床疗效已得到世界公认和广泛接受,世界卫生组织已把针灸列为世界医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年毛泽东主席曾预言:“针灸是科学的,将来全世界各国劳动人民都会要用它。”现已成为事实。

中医学的发现和发明不只上述所列,天人相应、藏象相应、人的整体性、人身阴阳等理论和实践,以及黑箱式唯象诊断方式、脉诊、舌诊、生态调理治法、推拿、按摩、导引等,都是独创的发现和发明。

（祝世讷 大众日报  2013-05-18  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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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西医的不可通约性

    中医药学(以下简称中医)和西医药学(即现代医学，以下简称西医)，是两种不同的医学科学体系。在这两种体系里，各自都包括了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和临床诊疗技术三方面内容。因为各自的基础医学所揭示的关于生命与疾病的观念、原理，是两种医学的核心，所以本文讲的中、西医，主要指两者的基础医学而言。

    “通约”一词的原形，出自数学中分数加减运算时的“通分”与“约分”。即用求“最小公倍数”的方法先使分母不同的两个分数实现“通分”，然后加以计算；接着用求“最大公约数”的方法对繁分数进行“约分”，使其化简。近年来，学术界常引申其意，在表述属性或本质相同的两种事物关系时，便说“两者可以通约”。当然，如果拿分数与平方根在一起相加，这两种属性不同的数学命题因为相互不可通约，这样的命题便不能成立。

    本文旨在说明中、西医的“不可通约性”，因此我们将着重于两者基础医学范畴之内, 来进行讨论。

    一、从科学多元的基本理念谈起

    1.关于“科学”的含义及科学态度

    “科学”一词的本意即“知识”。由于客观世界的复杂性，科学必然是多元化的，所以，人们“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均称之为“科学”。

    世界上只有人类具有科学研究的能力。科学是人类理性思维的结果，从事科学研究必须有实事求是的态度。

    2.关于形上科学与形下科学

    世界上万事万物的存在，都决定于两个基本前提。首先是支配万事万物形成、发展、变化的共同规律，其次是在共同规律支配下各个事物自身的具体规律。对此，《易经·系辞上第十二》的说法是：“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所以形上与形下，就成为两类走向不同的研究路线和知识体系。于是，人们所获取的科学知识，便逐步地划分成形上科学和形下科学两大类。前者关注于万事万物相互间的变化、和谐、联系及其支配万事万物的共同规律，并以此来认识具体事物；后者关注于具体事物以及内部的结构与功能。

    西方先哲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也称“后物理学”)，即超乎物性形体之上的学问。它与中国古代的《易经》以及老子、庄子、孔子、孟子、荀子等先哲们所研究的“道”、“德”、“气”，都属于“形而上”的学问--超乎物性形体之上，是万事万物存在与运动规律的高度总结。

    现今所说的社会科学、思维科学，以及自然科学中的系统性科学(或综合性科学)，多系形上类；而自然科学中的还原性科学(或分析性科学)，多系形下类。

    3.关于系统性科学与还原性科学

    由于事物的复杂性、多样性，也由于人的天性的局限和卑微，人们所能看到的客观事物，常常不是事物的全部--或物质的“运动”，或运动着的“物质”。因此人们的研究工作往往着手于某一类事物的某一个侧面。

    物质的“运动”呈现给人们的，首先是事物在时间意义上的异时连续的运动方式，即信息、状态、现象及其它们的变化。社会、历史、人文如此，自然科学中的天文、气象、物候、生态、生物进化、心理等也皆如此。都是以运动着的信息、状态、现象为研究对象，而逐步获取该领域所特有的科学知识。

    运动着的“物质”呈现给人们的，首先是具体事物在空间意义上的物质形态。人们通过研究组成这一特殊形态的结构及其功能，即逐步达到了认识和把握它的目标。

    在近代，人们常把前者视为系统性科学(综合性科学)研究的对象，把后者视为还原性科学(分析性科学)研究的对象，并以此成为近代人们对科学在总体上的分类。

    4.关于“人”的定义

    中国古代有浓厚的“人本”观念，认为“人是天地万物之灵”。 其实，人是万物之灵,人就是万物，人的身上处处都彰显着万物的投影。在西方，由亚里斯多德提出、后经圣托玛斯·阿奎那认定的关于“人”的定义为：人是“理性的动物”。这个定义有三个内涵：“理性”、“动”、“物”。除“理性”为人所独有外，其中的“动”，也是任何“物”无与伦比的。因为人是处于不断的新陈代谢过程中的“自立体”--他与周围事物广泛联系，处于不断的运动变化之中，从和谐出发，在与周围世界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中趋于和谐，以保持自身的动态平衡和稳定。

    中医学理论的奠基巨著《黄帝内经》上说：“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以“神明”为其“君主”，而“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这个观念与西方先哲的看法一致，更与西方哲学家叔本华不谋而合-;“人是天生的形上动物”。

    用当代系统科学的表达方式讲，这个有“理性”的“形上”的“动”着的“物”，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的，有保持和恢复自稳态能力的巨系统。

    5.关于“近代科学主义”

    18世纪以来，还原性科学在人类物质文明发展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与此同时，人们对“科学”也产生了一种“潮流性误解”。 这种误解是还原性科学固有的错误所造成的，同时也与人的天性的局限和卑微相关。在当代许多人的头脑中, 往往只有还原性科学的价值标准，并且, “科学”二字甚至被视为还原性科学专用名词。因此在当代，人们常常越俎代庖，做出过许多用还原性科学来代替、解释、改造、非议形上科学、综合科学成果与价值的蠢事。这便是当代从事科学学研究的学者，一再警示人们的“近代科学主义”。尽管如此，“近代科学主义”仍然占据着潮流，并引导着当今的“技术疯狂时代”。面对人类“回归自然”的觉醒，在我们讨论中、西两种医学关系时，这的的确确是值得我们冷静反思、真诚面对的又一个大问题。

    6.关于“学科”的要素

    任何一门科学，都必须具备三个根本要素，即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概念(范畴)体系。研究对象是该学科的根本出发点，也代表了该学科的本质属性。研究方法是人们认识对象的方式与方法的学问，它是科学发展最活跃的因素。因为科学总是随着研究方法的发展而发展的。人们用特定的研究方法来研究特定的研究对象，便逐步形成了上升为理性的认识，并借助语词以概念、范畴的形式加以表述。当用来进行理论思维的概念、范畴积累起来，形成认识或解释对象的理论体系之后，便标志着这一门科学走向了成熟。为此，下面将围绕这三个要素，对中、西医的不可通约性做一些简要的讨论。

    二、具体研究对象的不可通约性

    广义的生命科学是天地万物的生生化化之学，而狭义的生命科学则是习惯上仅限于生物范畴的生存、变化之学。而医学是生命科学中一个有限的组成部分，其根本的目的在于人的健康、长寿，其主要任务在于防病、治病。

    长期以来，人们常常把医学服务的对象和研究对象相混淆。因此，摆在中、西医面前的首要问题，是要回答医学家面对的“人”究竟是什么。

    按照“人是天生的形上动物”的理念，从研究对象而言，医学家面对的人，至少有以下七种属性：自然属性的人，社会属性的人，精神、情志(心理)属性的人，活的整体状态的人，组织、器官属性的人，细胞属性的人和生物分子属性的人。

    中医研究的具体对象，是以活的整体状态的人为中心而扩展的。

    所谓活的整体状态，包括生理的和病理的两个方面。医生通过望、闻、问、切四诊所获取的，自然流露于外的机体反应状态，即中医学中的“证候”。而生理性的状态，也是医者为探求疾病而对正常的人进行观察所见的表现，《黄帝内经》所称的处于生理情况下的象、态、候等，其实也是证候。故《素问·五常政大论》说：“候之所使，道之所生”。意思是说，中医学是以证候为研究对象而形成的。

    证候的显现，与以下四个方面直接关联。其一，社会的安定与战乱，文明与落后；人在其中的贫贱富贵、饥饱劳逸、荣辱炎凉等等，都会塑成肉体和精神的个体特性而表现在证候上。其二，自然的环境气候，土地方宜，春夏秋冬，阴阳晦明以及风、寒、暑、湿、燥、火等等，都会以每个人的体质特点为转归，在证候上显现出来。其三，一个人的文化素养、思想观念、道德情操以及性格、爱好等，既造就了每个人的精神面貌，也左右着每个人喜、怒、忧、思、悲、恐、惊七情的个体特点其及太过、不及情况下的证候表现。其四，一个人肉体的先天禀赋，后天长养，素体的盛衰强弱、既往疾病以及男女老幼等，既决定了本人对某一方面疾病的易感性，也决定了他在自然、社会、精神情志影响下, 发病以后的病机转归和证候表现的个体特征。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证候至少有以下四个特点。其一，中医学从防病治病的目的出发，把人的自然、社会、精神情志和机体的反应这四方面，以证候为联结点，使之融合为一体。其二，“证候”是“运动”的一种特殊方式，它具有鲜明的形上学特点。质言之，自然、社会、精神情志、活的整体状态的人，就是形上的人。把它们联结在一起的证候的形上的特点，也就无所质疑了。其三，中医通过证候，实现了人的形上属性的具体化和个体化。就是说，中医的证候，把每一个人生存过程中的形上性个体特点，都以各种不同的脉、舌、色、证表达了出来。其四，证候来源于病人的主动提供和医者望闻问切的全面诊察。在科学领域中，任何一个学科都没有象中医诊断那样，即由被研究者(病人)主动参与于研究之中的先例。况且，中医的诊断是研究者与被研究者身为“万物之灵”的两方面“理性”活动的高度配合。这就增进了证候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上述四个特点，奠定了中医的本质属性，也是中、西医相互间的基本区别。

    我们知道，就西医的生物医学而言，它一开始见到的人，也首先是人的整个机体。但西医的视线随之即往下走--从组织、器官水平到细胞水平，又从细胞水平到分子水平，力求在最微细的水平上研究机体的结构与功能。不难看出，西医生物医学最关注的具体研究对象，显然是形下属性的人。即人的组织器官、细胞、分子属性。这与证候的人自然是不可通约的。

    需要说明的是，西医也讲症状与体征。但是，西医只把症状视为“诊断疾病的向导”，并没有作为抓住不放的研究对象来对待。至于体征，西医也只把它视为内在的组织、器官病变在体外的特异性反应，并没有在人的形上联系上找原因，因此也不具有中医证候的特点。

    需要强调的是，当代西医也讲“生物、心理、社会”综合性医学模式。但是，心理和社会领域有显而易见的形上特性，而西医的生物医学研究的对象具有鲜明的形下特点。所以西医的生物、心理、社会三种医学，必然是不相融合的三个医学分支的关系。毋庸置疑，只要哲学与化学不能合二而一，那么，西医学之中的心理、社会医学，将必然与其生物医学之间, 保持着今天这种多元并存的关系，而不可能相互通约，结合为一。

    三、研究方法的不可通约性

    研究对象对于研究方法，是选择和被选择的关系，甚至可以说是决定和被决定的关系。譬如冶炼而成钢、掏沙以取金。是铁矿石与含金的沙，各自天然地选择了“冶炼”和“淘沙”的方法，不可取代或互换。所以，人们不可能因为还原性方法或技术的发达，把它任意“拿来”解决逻辑学和哲学的难题；更不会用化学方法化合出信息，用解剖学方法打开七情。

    第一，由于中医研究对象的形上学特点，因此从方法论的角度讲，中医的学习与研究者，首先要知道形上学。

    形上学其实并不神秘。一般来说，形上学是“论有之学”。按照亚里斯多德的定义，形上学是“论万有之有及其特性之学”。所谓万有，就是人们感知到的(包括暂时还没有感知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我国古代讲的天、地、万物，佛陀讲的色、受、想、行、识，现代哲学定义中所指的自然、社会、思维，其实指的都是至大至多，甚至令人难以想象、难以全部把握的万有。问题的关键在于，人们首先必须承认万有的“有”(即存在)。不要因人为的私欲偏情、卑微无知、狭隘武断、自立门户，只承认其中一部分“有”，而否定自己不愿意承认或尚未知到的“有”。当普遍确立了万有的观念之后，人们共同来研究万有的特性，就容易趋于一致, 而减少门户之见或左道旁门之谬了。

    正是因为形上学是关于万有之有及其特性的学问，因此形上学是一切哲学方法论、认识论的基础。中国古代的道、德、气、理是形上学；毫无割裂地把自然、社会、思维看作万有而总结出来的哲学，当然也是真正的形上学。尽管在形上学上，至今仍有许多不同的学派，这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只要承认“万有”，承认有共同规律支配着万有，并不断朝着真理的方向努力探求，学会用形上学的思维方法来解决实践问题，这就可以称得上掌握形上学的真谛了。

    “人是万物之灵，人就是万物，人的身上处处彰显着万物的投影。”所以，中医在学习和研究中，必须熟悉形上学的基本原理。这并非要求每一位中医工作者都必须是形上学家，但起码要把握其基本概念、原理和思想。如此，我们在中医的研究上便获得了主动。

    第二，中医研究的证候(状态)，与当代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中所讲的信息，涵义相同。所以系统性方法将为中医的当代研究提供新的思路与方法。

    系统性方法是当代科学研究的最新方法，已为世人所熟知。在系统方法里，信息被看作研究或被调控的对象；控制则作为对信息进行存储、处理、调控的方式；系统论是对整个系统性方法原理的揭示。

    在中医里，证候是活着的人表现出来的不断运动、变化的信息；各种治疗则是依据证候，察明病机，对疾病施行控制的手段。中医的理论中包含着丰富的现代系统论的思想、方法的合理内核。如果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中医面对的人则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的, 有保持和恢复自稳态能力的巨系统。因此，认真掌握系统论的原理及其研究方法，对于学习、研究和推动中医的发展，无疑是必不可少的。

    当然，还原论与系统论，综合与分析，本来是不可通约的；不同学科所面对的不同的研究对象，其研究方法也是不能随意置换的。比如，以水来说。用物理学方法看到的水，是无色、无味、无臭、透明的，在摄氏零度时凝固为冰、一百度时变为气态，四度时比重最大、体积最小。而用化学方法看到的水，则是由两个氢原子、一个氧原子构成的。假设置换研究方法，用物理学的眼光，如何能发现或理解日常所见的水，必然是由两个氢原子和一个氧原子结构而成的呢？

    数十年来，我们往往从近代科学主义的偏见出发，怀疑或不承认中医基础理论的科学地位；无视形上学和系统性方法。我们常常主观地把中医、中药当做被研究的对象，用西医生物医学研究中习用的还原性方法，进行“研究”。虽代价沉重，但“成果”寥寥。根本原因就在于忽略了两种医学研究方法的不可通约性。

    四、两种医学基础理论的不可通约性

    中医与西医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不同，所以两者所形成的理性认识，用语词形式所概括的概念、范畴体系自然也就不同。

    比如中医的脏象学说。中医在研究整体层次上的机体反应状态(即证候)的过程中，首先把人视为证候的人、信息的人，视为一个由不断运动、变化着的状态构成的整体系统。然后在形上学观念和方法的指导下，运用包含系统方法内核的阴阳五行学说，以综合--演绎的逻辑原则，把整体系统划分为若干功能不同、相互联系的子系统。这些子系统以心、肝、脾、肺、肾，大肠、小肠、胃、胆、膀胱、三焦，精、血、津液、气等名称命名。对于各子系统的职能，中医多以不同的“官”或“主”来界定。表面上，各子系统有粗浅解剖的影子，但事实上，它是信息系统模型，是某一方面“职能主管者”的代名词。故中医称之为“藏象”，而非西医所指的“脏器”。恽铁樵在他的《群经见智录》中，称中医的五臓是“四时之五脏，而非血肉之五脏。”联系到现代系统理论，这“四时之五脏”，即人身整体系统内所包含的五个子系统，它是“天人相应之五脏”，或曰“天、地、人合一之五脏”

    再如中医的病因病机。在中医看来，疾病的发生，一方面归结于外在的自然和社会因素，另一方面归结于内在的精神情志和整个机体的素因。在上述因素共同作用下，使正常的机体反应状态发生紊乱，于是形成疾病。在疾病过程中，中医把导致“善行而数变”(即变化多端)之类状态的原因，归咎为“风”；把导致“润下”、“沉滞”、“留连难除”之类状态的原因，归咎为“湿”。如此等等。这些病因是基于病理状态，借助“风”或“湿”的属性，演绎而来的信息性病因模型。它不同于西医的“致病因子”，也不同于自然界直观的风或湿。

    人体在内、外因共同作用下，使脏腑、经络，精、气、血、津液出现疾病状态，分析产生这种状态而认识的内在本质，即称病机。它同样是一种信息性病机模型。不是来源于按照逻辑实证论而设计的实验室指针，也不是分析性研究下的病理解剖。这种信息性病机模型，表面上看不见、摸不着。因为它是人们认知活动的结果, 所以离开了医者和病者的共融现场，就变得无所谓有，无所谓无了。“营卫失和”、“枢机不利”、“心肾阳虚”、“肝阳上亢”、“脾虚湿停”、“寒滞经脉”……均是如此。它来源于人们对客观实在的理性概括--具体的病理状态在理性思维的作用下，经过抽象而形成的更高一级的理性具体。应该说，它也是经过数千年实践检验的形上病理学。

    又如治则与方药。中医的“论治”，即根据辨证所得的病因病机，对疾病进行审因审机而采取的负反馈调节过程。“调和营卫”、“通利枢机”、“温补心肾”、“平肝潜阳”、“健脾燥湿”、“温经散寒”……皆是针对病机，从相反方向制定的治则。用控制论的语言来表述，即负反馈调节的决策。

    用于治疗的方法或药物，是落实治疗决策而采取的具体措施。不难看出，中医的针灸、推拿、按摩，在医生与病人之间，没有物质、能量的交换，完全是负反馈性的信息调节。至于口服的中药，它的确是包含多种化学成份的物质实体。然而，信息也是构成物质世界的三大成分之一。自《黄帝内经》到今天，中药的性质是以寒、热、温、凉四气和酸、苦、甘、辛、咸五味来判定的；中药的功效是以宣、通，补、泻，轻、重，滑、涩，燥、湿等标准来判定的。这些判定的依据，显然是关于信息的定性标准。所以中医临床的治则，如“治寒以热”、“治热以寒”、“虚则补之”、“实则泻之”……所信守的不是药物中的所谓有效化学成份, 而仍然是负反馈性的信息调节标准。

    讲到这里，对中医基础理论的特点，我们不妨作一种比喻。

    被中医命名为人身“十二官”的脏腑，相当于一个国家的中央各职能部门，因为它担负着全国家某一个方面的管理职能。证候则相当于某一个，或某一些职能部门工作出现失职或紊乱时的病理表现。病机则相当于导致这些部门出现病理表现的本质原因。治疗(包括治疗原则和各种具体的治疗方法)则是从整体出发，对有关职能部门进行相应调控的战略性原则和措施。那么，中医大夫呢? 他便是总理, 即每一位病人的总理。所谓“医者意也”，“不为良相，即为良医”，说的便是一个中医大夫要善于理性思维，要具有良相之才。果能如此，则他眼中有全局，紧紧地盯着境内、境外；心中有整体，明了他所管辖的各个职能管理部门的状态；胸中有明镜，善于透过现象正确判断各部门的寒、热、虚、实；手中有良策，汗、吐、下、和、温、清、消、补，全是他用于“宏观调控”的有效决策。各个职能管理部门的机制理顺了，功能健全了，用不着总理去参与工业、农业、国防、科技的原料供给、成品生产、废料处理等生产力方面的具体问题，也用不着担心钢铁够不够用, 粮食够不够吃, 照样可以实现财源不断, 国泰民安的总目标!这就是中医--形而上医学的防病治病的基本理路。对于处在世界主流医学地位的西医来说，两者在基础医学上的不可通约性，不已昭然若揭了吗!

    五、结束语

    人类的科学发展正处于一个特殊的时期。这个时期，在物质财富迅速膨胀的热潮中，近代科学主义盛行，逻辑实证论、机械唯物论充斥人们的头脑，“技术疯狂”正成为一种时代的特点，引导着当代潮流。在这样的潮流中，人们甚至忘记了自己天性的局限和卑微，随之滋生和蔓延的是人的狂妄与骄傲。因此，形上学遇到空前的冷落，科学多元性遇到挑战。在医学界内，连人自己是什么几乎也成了大问题：“人是各种物质元素构成的一架机器”, 至今仍然是许多医家奉守的信条。这个时期，同样是一个因“热潮”而多梦幻，因“现代”而废传统的时期。人们正以自己执着的努力，实践看“黑瞎子掰棒子”的滑稽--似乎一类科学的发展，必然要在“现代化”的喧闹中，以丢掉与己相异的另一类科学为代价。当此之时，植根于传统文化的中医，其发展的道路能不艰难吗!

    无论如何，人类也正在开拓着一个文化、科学多元化的新时期。多元共存，才有五彩缤纷的文化、科学殿堂。恰好在此时，西方传来了“回归自然”、重视传统的可喜曙光。世界需要中医，中医要走向世界，这或许正是中华民族的科学瑰宝，需要重新振兴的原因和机遇所在!

    本文讨论中、西医的不可通约性，只是希望在“近代科学主义”冲击下，处于“百年困惑”之中的中医，尽快抓住机遇, 找准自己的科学位置。如果把形上和形下两种医学，比作太极的两仪，那么，与其执于一而偏安，不如合而二以满全。“孤阳不生，独阴不长”，人类医学，需要中、西医共存。

    欢迎知我者罪我，谨此拋砖而引玉。

    （李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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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通约的内在依据
□ 皋永利 山东中医药大学

　　“中西医结合”已经走过50多个春秋，但是在对中西医能否结合的问题上，学术界仍然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认识：一种认为从西学东渐始，中医与西医便结伴而行，临床中不断显示出二者结合运用的优势，实践表明中西医结合符合科学规律，前途广阔。一种认为中医与西医本来就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思维和理论，无论技术上如何结合，理论上不可能通约，难以走到一起。虽然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中西医结合现有的临床成果还是缺乏足够说服力的。要达到认识上的统一，唯有打破“中西医不可通约论”才有可能实现。所以，探寻中西医通约的内在依据是十分必要的。

　　同一研究对象　是通约基本前提

　　中医与西医分属于医学的两个流派，分别有着自己的思维方式和理论体系。但是，它们也有着共同的一面，就是研究对象的同一，即关注人的健康与疾病。尽管中西医认识疾病的角度各异，研究路径有别，但由于研究对象的一致，便具有了走向统一的可能。

　　中医以宏观思维为主，西医以微观分析见长，在当代科学研究，宏观与微观紧密结合的大势影响下，中西医研究必然会在某些方面、某些环节发生碰撞、发生交叉，进而出现局部的融合。这种融合必然带来中西医认识上的统一。

　　中医以整体为主，但也关注局部，只是在认识局部时是从整体着眼，侧重于关系，即所谓“以大见小”。西医注重局部，但也关注整体（如某些疾病在整体条件不具备时，局部的治疗就要做出必要的调整）；只是西医关注整体时主要从结构上认识和把握。一个注重整体，一个注重局部；一个侧重关系，一个侧重结构，这是中西医的本质区别。但是，关系是建立在结构（包括实体的与非实体的）之上的，没有结构的“关系”是不存在的。所以深化关系认识，首先要深化对结构的认识。关系与结构的不可分离，是中西医走向统一的重要内在条件。

　　“研究中医”倡导的就是用现代科学方法对中医的理论进行阐释和深化，既有系统方法的研究也有还原方法的研究，更有二者结合的研究。中医原理一旦得到现代科学理论的阐明，中医与西医就具有了交流对话的基本条件，中医与西医的理论结合也就为期不远了。

　　中医脏腑　与西医脏腑并非根本不同

　　我们一直在说，中医的脏腑与西医的脏腑是根本不同的两个概念，二者不能混为一谈。笔者认为是不准确的。西医的脏腑是从解剖而言的，而中医的脏腑既有解剖的成分，又有功能的成分。既然中医也有解剖的成分，就不能说二者是根本不同的。解剖学上的吻合，是中西医脏腑理论统一的基础。

　　举一个常见的例子，中医治疗喘证，经常要宣肺平喘，虽然宣的是中医的肺，但最终要看解剖肺的功能是否得到改善。又如中医治疗肝着（如肝硬化），经常要活血软肝，无论中西医对肝脏的认识有多么不同，最终判断疗效时也要看解剖的肝（硬化）是否得到改善。这就表现出中医与西医在脏腑本质上是有重合的。这种重合，是中西医认识脏腑走向统一的根本条件。

　　长期以来，关于中医“肾开窍于耳”、“肺与大肠相表里”等关系的研究，其实证实的也大多是解剖水平上的脏腑关系。这种关系研究同时也是在印证中西医关于脏腑理论的统一性。

　　无论中医学还是西医学，脏腑理论是其核心，中西医理论的统一首先取决于脏腑理论的统一，没有脏腑理论的统一，中医与西医的统一将是困难的。

　　理论阐述存在重要交叉

　　中医的瘀血理论为什么对于指导西医心脑血管疾病、周围血管疾病的治疗具有突出的效果？原因很简单，因为中医关于瘀血的理论与西医的血液流变学之间具有重要的交叉。也就是说，中医对某些瘀血现象的论述，实际与现代医学说的血液成分改变和流速减缓是一致的。又如中医的津液学说与西医的水液代谢理论同样具有某些重要的交叉。

　　理论上的交叉，说明中医与西医在对人体生理病理认识上存在某些一致性，这为中西医理论的融合与统一奠定了基础。

　　病证结合越来越紧密

　　虽然病证结合长期受到传统中医的诟病，但临床实践表明，病与证不仅没有因此而疏远，反而结合得越来越紧密。所以如此，原因大致有三个方面：

　　其一，现代科学条件下，只有证的认识，没有病的认识，对于疾病而言认识是不全面的。这不仅是现代社会的需求，也是科学进步的要求。现代中医临床模式由纯辨证论治向先辨病后辨证转换，也说明中医在主动寻求现代医学的支持。

　　其二，“病证结合”不只是因为能够降低疾病诊治的盲目性，更是因为中西医结合在疾病诊治中显示出的突出优势。

　　其三，最根本的是“病证结合”表明了中西医在疾病认识上有共通之处。中医的痰证、瘀证、津液病变，已经与西医的病有着深入的结合，辨证论治的效果可以通过现代病理和微观指标进行观察和说明。病证结合，不能简单地说仅是技术层面的结合，更有理论上的分析与思考，特别是在病的基础上进行的辨证论治，是以病的表现为根据进行的证的辨识，这些不是仅在技术层面所能完成的。病证结合，首先思考的是病与证如何结合，之后才是治疗方法的选择和应用，才是技术问题。

　　客观地说，中西医结合是有其内在依据的，只是这种依据还未得到深入挖掘，还未得到充分显露。可以相信，随着“研究中医”的投入和力度的加大，中西医深层的结合会逐渐展开，成果会不断增多，发展前景会更加广阔。

千秋雪

谢谢gl0101先生辛勤的劳动，使我们得以分享这些文章。
俗话说：“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中西医的关系问题到底应该怎样认识，怎样解决，才能更好地使中西医扬长避短，相得益彰呢？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关注。

gl0101

千秋雪 发表于 2014-8-23 19:00
谢谢gl0101先生辛勤的劳动，使我们得以分享这些文章。
俗话说：“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中西医的关 ...

嗯，所谓眼观六路兼听则明嘛，各方面的文章多看看。

gl0101

谢谢了，千总辛苦了。

gl0101

我觉得吧，中西医通约不通约是中医现代化、中医科学化、中西医结合过程中遇到的现实问题，与什么复古啊回归啊的没有关系。

gl0101

gl0101

中医西医为什么不可通约，这个问题值得高度关注，加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