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伊尹汤液经》与《桐君采药录》成书之代考

方国强

                               《伊尹汤液经》与《桐君采药录》成书之代考
    为能确定已佚失之《伊尹汤液经》与《桐君采药录》二书，是我国最早把阴阳五行理论应用于中医临床之中医药元典，有关五行生克学说产生于何时之问题，以及五行学说何时被应用于中医领域，显得至关重要，因为笔者想借此来界定该二典籍成书之代。为此，笔者查阅相关资料，然而，“在迄今发现的古代中国文化的最早文字遗存，甲骨卜辞和西周金文中，都没有阴阳五行观念。我们似乎只能从现存的其它古代文献中寻得些微线索，但这些线索，却是非常脆弱”（谢松龄著《天人象：阴阳五行学说史导论》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4月版）。由于“在一般人的心中，五行总是与神秘和迷信相联系”，因此研究者少之又少，更有甚者是“中华医药学中的阴阳五行，前此五六十年间，最为论者所诟病，他们多认为阴阳五行是迷信的、不科学的，遂使此维护中华民族健康达三四千年之久的医药，有一蹶不振之势”（林品石、郑曼青著《中华医药学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版）。即便是著名学者廖育群在《中国传统医药•基础理论•阴阳五行学说》中亦云：“五行学说的重要，远不及阴阳学说”。故“五行门前可以罗雀……五行成了一个受人冷落的灰姑娘”（刘筱红著《神秘的五行——五行说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7年10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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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笔者还是从有关的书籍与当代专家学者的研究中找到了一些资料，录之于下，以资为证。
    “五行观念的发生，当早于战国中、末期以前。因为产生于战国中、末期的五德终始说，以及《洪范》、《吕氏春秋•十二纪》中的五行学说，已是相当成熟、相当完整的思想体系了。而原始观念的发生，必远早于成熟思想的出现”（谢松龄著《天人象：阴阳五行学说史导论》）。
    “殷人的五行五方观念经过周朝人的整合充实，整个体系已宣告完成，这个五行五方模式在秦汉时的著作《淮南子》中得到完整的表达”；“五行生克学说产生于春秋年间，成熟于战国中后期，它肯定物质世界的运动变化属性，但又把这种运动变化看作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在五行生克说的基础上，五行哲学又演绎出一系列较为驳杂的原理，如五行的制化抑扶、五行的生成数、五行与天干、四时、五方、五色的配合、五行寄生十二宫等”（刘筱红著《神秘的五行——五行说研究》）。
    “五行说起源于殷商时代……五行概念大约出现在周代。春秋时代出现了五行相胜学说。战国时代则出现了五行相生学说、五行与阴阳配合学说，此时五行已成为一种宇宙模型被广泛运用。到了汉代，阴阳五行已共同成为神圣不可更改的世界观、方法论，并一直延续到清末”（张其成著《易学与中医》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7月版）。
    经过众多学者的研究总结，关于五行生克学说产生于何时之问题已基本解决，早在东周（春秋战国）时代，五行生克学说已经形成并被广泛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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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胜说’认为五行之间存在着如《左传》所说的‘火胜金’、‘水胜火’等五行相胜规律，也就是目前教科书中所载的‘五行相克规律’。‘无常胜说’由墨翟提出，如《墨子•经下》说：‘五行毋常胜’……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于战国至秦汉时期，这一时期形成及盛行的五行学说，必然为中医学所借鉴。中医学在阐释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人体自身的整体性和系统性、人体各系统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在临床诊断、病理分析、治疗用药和药理分析时，无一不用五行学说进行阐述”（王新华主编《中医基础理论•五行学说•五行学说的形成》人民卫生出版社2003年7月版）。
     “五行思想很早就被应用到中医领域……巫彭为西周医官，按《古今医统》的说法，早在巫彭时，中医便已贯穿了以五行为系统的医疗思想。这个说法虽然尚待考据，但至少在春秋时代，五行就应用到人体病理分析中，则是十分肯定的”（刘筱红著《神秘的五行——五行说研究•五行与中国医学》）。
    “在我们中医理论，则凭借阴阳五行错综为用，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发生阴阳五行概念，至汉代而系统化”（林品石、郑曼青著《中华医药学史•中华医药中之阴阳五行》）。
    从以上之说中可知，五行学说也早在东周（春秋、战国）、迟至西汉时已被应用于中医领域，“中国医药，自从完成一种独立的一脉相承的理论体系及技术以后，却以五行为基础”（林品石、郑曼青著《中华医药学史•中华医药中之阴阳五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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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伊尹汤液经》与《桐君采药录》二书，学者廖育群在《中国传统医药》中云：“今本《黄帝内经》，篇幅巨大、内容丰富，可以肯定包含有《汤液经法》、《黄帝神农食禁》等多部已佚著作的内容”；“到《隋史•经籍志》中，已著录……‘神农本草经八卷’项下的注释中，便记有被列入这一体系的本草著作十八种；‘桐君药录三卷’项下同样记有从属这一体系的各种药录、药法、药律、药对、药目、药忌类著作”。敦煌残卷梁•陶弘景《神农本草经集注第一•叙录》曰：“旧说皆称《神农本草经》，余以为信焉……但轩辕以前，文字未传，如六爻指垂，画象稼穑，即事成迹。至于药性所主，当以识识相因，不尔，何由得闻。至乎桐、雷，乃著在篇简。此书应与《素问》同类。但后人多更修饰之耳……今之所存，有此四卷，是其本经。出生郡县，乃后汉时制，疑仲景、元化等所记。又有《桐君采药录》说其花叶形色。《药对》四卷，论其佐使相须”。（丛春雨主编《敦煌中医药全书》中医古籍出版社1994年12月版）
    传世古籍中，对《汤液经法》之记载少之又少，《辞海》曰：“《汉书•文艺志》有《汤液经法》三十二卷。相传商代已采取药物作汤液治病”（《辞海》缩印本 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1月版）。就其书中之内容，迄今为止，仅见于《辅行诀》。而对《桐君采药录》之记载亦不多，其书中的内容，在《御览》、《吴普（氏）本草》、《证类》、《医心方》等古籍中，有少量被转引。然而，就各书所引用的内容而言，以笔者之陋见，均为引用者以己之所需，仅摘取其中有关药味之论述，与《神农本草经》中之药味作对比，而《桐君药录》中最具特色的关于药物五行属性之论著，因其与《神农本草经》无可比性，即《神农本草经》中无药物五行属性之论述，所以弃而不引矣。十三世纪末，日本医家惟宗时俊撰写的《医家千字文》中，引用了吾国隋唐之际的《本草抄义》一书中有关桐君事迹之说：“桐君每乘绛云之车，唤诸药精，悉遣其功能，因则附口录之，呼为《桐君药录》”（据日本惟宗时俊《医家千家文》原注所引《本草抄义》转引）。《本草抄义》此说，定有所本。笔者思而后曰，《本草抄义》中所说之“诸药精”，今可知之矣，乃陶隐居在《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中所云“此二十五味，为诸药之精”者也，“其功能”，乃“五行生克制化律”是也，从此中可以管窥《桐君采药录》之内容矣。《辅行诀》卷中把中药药物，按金木水火土五行属性进行五行五味分类之“味辛皆属木，桂为之主，椒为火，姜为土，细辛为金，附子为水；味咸皆属火，旋覆[花]为之主，大黄为木，泽泻为土，厚朴为金，硝石为水；味甘皆属土，人参为之主，甘草为木，大枣为火，麦冬为金，茯苓为水；味酸皆属金，五味[子]为之主，枳实为木，豉为火，芍药为土，薯蓣为水；味苦皆属水，地黄为之主，黄芩为木，黄连为火，白术为土，竹叶为金”，等二十五味药精之论述，似可视之为《桐君采药录》书中之内容也（因为，《辅行诀》卷中只提到《神农本草经》与《桐君采药录》二书，而《本草经》以及现在传世的本草类书籍中，包括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再无此说，所以笔者有此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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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伊尹与桐君二医药元圣为何时代人，《词源》曰：“伊尹，商汤臣。名摯，是汤妻陪嫁的奴隶。后佐汤伐夏桀，被尊为阿衡（宰相）”，伊尹为汤臣，世所共识。《词源》又曰：“桐君，相传为黄帝时医师。曾结庐于浙江桐卢县东山桐树下。识草木金石性味，定为三品，旧题《桐君采药录》、《药性》，为后人托伪”（《辞源》修订本 商务印书馆2006年5月版）。桐君为轩辕时医师，似可定论，然而据中国中医研究院马继兴教授研究，“由于桐君其人的时代早在周代以前，当时尚无有关桐君传记的文字可考，因而对于桐君所处的时代问题出现了四种异说（神农时代说、黄帝时代说、唐尧时代说、上古时代说）”。桐君为何时代人，至今尚无定论。笔者据陶弘景《药总诀•序》中之言：“上古神农作为《本草》。……其后雷公、桐君更增演《本草》，二家药对，广其主治，繁其类族。”（《金陵丛书•乙集》）），由于书中对年代“上古……其后……”的叙述比较简洁，上古至其后的“雷公、桐君”之代，中间到底间隔了多少年，任凭观者猜测。因此，笔者把这段话补入相关的内容而成：“上古神农作为《本草》。……其后（至黄帝时，帝‘命巫彭、桐君处方、盄饵、湔汗、刺治而人得以尽年’（罗泌《路史•黄帝纪上》卷四，《四库全书》本）。而）雷公、桐君更增演《本草》，二家药对，广其主治，繁其类族”；或补注为：“上古神农作为《本草》。……其后雷公、桐君（‘桐君，唐尧时臣，与巫咸同处方饵。’《世本》）更增演《本草》，二家药对，广其主治，繁其类族”。笔者以为，由于“有关记载桐君的文献最早见于约在春秋时代写成的古史——《世本》一书中（见：商务印书馆1957年合辑本《世本八种》）。”因此可以认定，“桐君是中国古代早期的药学家”，最早为黄帝时代人，最迟为唐尧时代人（本段文字所转引各书的内容，均来自马继兴《〈桐君采药录〉的著者“桐君”》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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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在中国历史传说中，三皇者，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五帝者，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唐尧。其后为虞舜、夏禹、商汤时代。因为四部典籍都有托伪之名与实，故“根据古代中国思想界的学说越晚出，所托之传说人物越古远的规律”（谢松龄在《天人象：阴阳五行学说史导论•观念系统的融合》五洲传播出版社2006年8月版）推测，神农著《神农本草经》，黄帝著《黄帝内经》，桐君著《桐君采药录》，伊尹著《伊尹汤液经》，四经的成书先后时间排序为：《伊尹汤液经》、《桐君采药录》、《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
    综上所述，据专家学者之考证，关于“《神农本草经》……其中多见东汉地名，以及药物学形成独立的时间坐标，可以推断其成书当在东汉”（廖育群著《中国传统医药•垂世经典》）。而今本《黄帝内经》“多数学者认为以成书于战国最为可信”（李经纬著《中医史》海南出版社2007年9月版），但据廖育群考证，当在汉代（上限为公元前168年，下限为公元23年）。“《桐君采药录》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制药学专书。这部著作的撰写时代至少是在公元1世纪以前”（马继兴《〈桐君采药录〉的著者“桐君”》），因此，《桐君采药录》之成书当在东周至西汉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8年）。《伊尹汤液经》成书在《黄帝内经》之前，所以，亦不会晚于西汉之代。如此看来，《桐君采药录》与《伊尹汤液经》二书之成书要早于《神农本草经》与《黄帝内经》。因此，以中药药物五味体系替代中药药物五行属性体系，而占居中医药学诊治领域乃历史之使然也，中药药物五行属性体系无传于世亦在情理之中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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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中华医药学而言，“医”与“药”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医典与药典是形成学派体系的先决条件，如今的“医学之有（神）农（伊）尹、岐（伯）黄（帝）二派”之分，笔者以为，有待商榷。按神农有《本草经》，伊尹有《汤液经》，合二为一或可形成“农尹”之派（笔者据《辅行决》内容考证，其实没有形成此种医药学派，而且汤液经失传已久，也无条件形成此医药派别）；黄帝有《内经》，而早在后汉以前是有《岐伯（本草）》，然而现在所谓的“岐黄”之派，其实是由《黄帝内经》与《神农本草经》结合而成，在原理上应名为“农黄”之派。因此，论之“岐黄”，以医学流派名之或可理解，然欲以医药学派究之，则似勉强。据笔者研究，欲论吾国医药学之派别（恕笔者“狂妄”），则可按“桐尹”、“农黄”二家以区分，敦煌遗书中的《五脏脉侯阴阳相乘法》、《残本草》、《配伍组方法要》等书卷，从残存的内容来看，笔者推测，极有可能是“桐尹”学派之书籍（丛春雨主编《敦煌中医药全书》P283页、P440页、P652页）。由于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之问世，“桐尹”派典籍随之佚传，“桐尹”、“农黄”二家实际上已合流，后世之医药流派，均在此基础上而形成支流，粗分如“经方派”、“时方派”、“中西汇通派”；细分如“错简重订派”、“维护旧论派”、“辨证论治派”、“经典考证派”、“临床经典派”、“温病派”、“伤寒温病汇通派”、“滋阴派”、“温补派”等等，乃仲景之后继也。
    倘若《辅行诀》卷中诸医方之组方用药法则能够真正破解，倘若《汤液经》法能够复原，倘若《桐君药录》之内容能够知晓，“桐尹”之医药学派必将重新形成并流传于世也。

                                                             方国强
                                                  2008年4月27日 18时18分毕
                                                  2008年4月28日 23时40分订

却波渔翁

好文章！

方国强

    谢却翁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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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作！
期待考古和文献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