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引用由张功耀在 2006/06/03 02:57am 发表的内容: 关于“中医是系统医学” 这个优势是那些接触过系统科学而实际并不真懂系统科学要义的伪学者们制造出来的现代神话,没有丝毫的科学内涵。 哲学史告诉我们,远在古代希腊,哲学家们为了摆脱神秘主义的思想束缚,创造了把“多”的世界化为“一”的世界来认识的方法。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简单性方法。这个简单性方法的思想起源于巴门尼德的本体实在主义。正是这种本体实在主义的哲学,把万事万物变化的内在因素归结为少数“不变的实体”。德谟克里特解释物质构成所找到的“不变的实体”是“原子”;亚里士多德解释生命现象所找到的“不变的实体”是“基质”和“隐德来希”;如此等等。发动医学革命的巴拉塞尔苏斯,最早把药物真正起治疗作用的“不变的实体”归结为药物的“精素”,也是在这种哲学的启发下做出来的成就。 “不变的实体”这个概念是非常有效的。从古希腊以来全部科学思想的发展,都是寻找这个“不变的实体”。伽利略的运动学和牛顿的力学,把运动的奥秘归结为“力”,波伊尔、道尔顿、拉瓦锡为代表的近代化学,把决定化学变化的“不变的实体”归结为“元素”。此外,电磁学的“电子”和“磁子”,生物学的“细胞”和“原生质”,光学的“光子”或“光波”,都是这样的“不变的实体”。2000多年来科学的发展一直在证明,任何“多”的实在都可以通过“一”来认识的。 受本体实在主义哲学的影响,西方医学也试图走出一条简单性方法的成功道路。于是,细菌和病毒之对于感染性疾病,尼古丁之对于肺癌,二氧化硅尘埃之对于矽肺病,激素之对于生长发育,如此等等,使得疾病的病因都得到了简单性的解释。这些简单性的解释为进行简单性的治疗和预防奠定了可靠的基础。以预防为例,对于感染性疾病,西医主张消灭细菌和病毒或将通过免疫减少细菌和病毒对健康人体的为害;对于肺癌,西医劝告大家不要吸烟;对于矽肺病,西医劝告大家尽可能避免将二氧化硅之类的尘埃吸入肺部。有了这样一些可靠的简单性认识,“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良医者,常治无病之病”才有了可靠的依据。 可是,正当简单性思维高唱凯歌的时候,人们陆续发现了一些简单性思维框架下不能得到解释的自然现象。就医学生理学而言,最为典型的现象就是体温的变化。众所周知,一些外部物理因素或化学因素的引入(如烤火和呼吸氧气),并不能改变生命物体的体温。感冒或一些局部炎症反倒能够使体温发生骤然变化。体温明显是关于生命物体的宏观测量值。但是,这种宏观状态的物理测量值,究竟是由哪些因素决定的?为什么一个局部的炎症会骤然影响到整体?诸如此类的问题,已经不能单纯用“不变的实体”来解释了。这就暴露出了简单性思维的局限性。系统性思维就是从寻求对这一类问题的可靠性理解而提出来的。最初提出这个问题的是作为“实验生理学之父”的贝纳德(Claude Bernard)。他提出这个问题的目的是向还原论的生物学哲学挑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把人们的思想角度引向了生物有机体的“内部环境”(internal milieu)[5]。可是,这个内部环境的要素究竟是如何影响到整体的,却至今没有明确的答案。不过,有迹象表明,简单性思维虽然不能回答体温变化的机理问题,但似乎对解决体温问题有效。众所周知,尽管我们不知道体温是如何升高的,但当我们使用一些退热措施和消炎措施之后,是的确可以降低体温的。 值得我们进行理性思考的是,西医没有完成的任务,中医是否能够完成,或早已完成了?换句话说,中医是否真的达到了“系统医学”的水平? 把“风”理解为“百病之始”是系统性思维或复杂性思维的结果吗?不是!它的思想特征实在过于简单,甚至比西医用细菌和病毒来解释感染,用吸食尼古丁来解释肺癌,用吸食二氧化硅尘埃来解释矽肺病,用激素来解释生长发育,还要简单。值得顺便指出的是,这里所讲的简单远不能与巴门尼德的本体实在主义哲学所倡导的简单性相比(以下谈到的中医简单性都只能做这样的理解)。从确定性上看,中医对所有病因的解释都是一笔“糊涂帐”。有作者认为中医对病因的认识是一种“客观认识”[6],实在没有依据。没有认识上的确定性又何以可言认识上的客观性?系统理论从来就是追求事物演化的确定性的。只不过它所追求的是系统演化的确定性,尤其是系统演化中产生概然事件(通常的术语叫做“凸现”)的确定性,而不是以往那种一一对应事件演化的确定性。蔑视确定性的理论不是科学理论!蔑视确定性的理论也与系统科学毫不相干! 至于施治方法,中医的简单性思维特征就更加明显了。众所周知,中医看病的基本原则是“辨证施治”。于是,中医没有医院、没有医学检验、没有病理分析,甚至连基本的临床统计也没有,更不用说双盲对比实验检验了。一个中药医生根据“辨症施治”就可以包医百病,其系统性从何说起?19世纪以来的西医则不同,它的基本格局是许多医生看一种病。就其对疾病的诊断而言,它需要多个程序的系统检查和多人的会诊(病理分析)。稍微有点系统论常识的人都不会相信,允许一个人“包医百病”的中医体制属于系统医学观,而许多人看一种病的西医体制反倒不属于系统医学观。 再看治疗方法。中医的辨证施治只针对不同的“证”(通“症”)使用不同的药。在这个过程中,仿佛所有的“证”都是各自独立的,而不是相互联系的。至于决定这些“证”的“因”,则不外“风”、“寒”、“暑”、“湿”、“燥”、“火”六淫。前已述及,从古到今,没有任何一个成熟的中药医生可以确定性地解释这些“病因”的真实含义。于是,不仅“病因”是模糊的,病因的医学意义也是模糊的。这也是造成许多中药医生可以抛开那些意义不明的病因理论,直接对病人施治的原因所在。由于“施治”是基于“辨证”的,于是,泻下用大黄芒硝,发汗用麻黄姜桂,风湿用防风独活,利尿用猪苓泽泻,如此等等。这些施治方法,实在没有任何系统医学观的趣味。与之相比,西医的施治方法似乎更有资格被称为系统医学。因为西医是一个集治疗、防疫、免疫和公共卫生于一体的医学体系,因而,西医对待任何一种疾病都倡导使用系统化的措施。比如,西医为了征服肺结核,用接种卡介苗提高人体对结核杆菌的免疫力;在使用利福平杀灭结核杆菌的同时采取保护肝脏的措施;在日常生活方面,西药医生还劝告结核病人注意补充蛋白质、戒除烟酒、注意保暖,等等。西医这种基于可靠性认识而采取的系统性方法,中医至今也不能望其项背。究竟谁更接近于系统医学,名眼人一看就能得出结论。 在求实的科学面前,任何自我标榜只会贻误发展的时机,不会有任何益处。但愿读者能够重新认识到这一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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