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费耶阿本德与中医文化

净面尊者

费耶阿本德与中医文化

作者：王书明

　　摘　要：Ｐ．Ｋ．费耶阿本德由于身体有病接触了中医疗法：按摩、针灸等使他的身体大为好转，从此他不但从实践上肯定中医的疗效及其文化意义，还从理论上论证了中医文化对克服西方科学文化的霸权以及建设世界文化多样性的贡献。
　　关键词：费耶阿本德 中医文化

　　在西方社会，中医属于科学还是属于技术一直处于争论中，这种争论当然不仅仅是一种中性的学术争论，而是带有明显的现实价值取向的，说中医不是科学，意味着中医的技术没有在学理上的依据，因而不能像 “西医”一样进入正规的医学教育体系，也不能进入正规的医院。当前国内也有人批评中医缺乏科学性。美国哲学家Ｐ．Ｋ．费耶阿本德并没有直接参与这样的争论，但他却在无意中接触到了中医文化，并另辟蹊径从理论上肯定了中医不同于西医的文化价值。费耶阿本德接触中医文化一方面是由于身体受伤经常去医院接受西医治疗却得不到有效治疗，情急之下乱投医，碰到了中医疗法——按摩、针灸等疗法使他的身体大为好转，他从此开始肯定中医文化的意义；不仅如此，他还从理论上用中医文化批判西方科学文化的弊端。

（一）

　　Ｐ．Ｋ．费耶阿本德（Paul Karl Feyerabend，1924—1994）是西方科学哲学史上重要的哲学家，与波普、拉卡托斯、库恩一起被欧美哲学界称为“科学哲学四大巨头”[1]。费耶阿本德1924年诞生在维也纳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个公务员，母亲是位裁缝。1942年他被征召到军队，并被派到德国受训。1945年从俄军战场向西撤退，由于粗心大意受伤，子弹射中脊梁骨，致使他腰部以下暂时瘫痪。他先是在轮椅上打发时光，后来要靠拄拐杖才可以走路。战争结束时他的外伤虽然治好了，但脊梁骨中的子弹给他后半生留下的却是虚弱的身体以及经常困扰他的各种病痛。1947年，费耶阿本德进入维也纳大学，学习物理学、数学与天文学，随后又改学历史学和社会学，他以为历史学关心真实的生活，但他对历史学越学越不满意，又回到理论物理学，最后转向哲学做他的博士论文，并逐渐成为20世纪最著名的科学哲学家之一，他是一个富于想象并具有独立精神的人，这使他成为科学哲学自身的批判者，尤其是对企图制定或发现科学方法的各种规则的‘理性主义’的批判者。[2]1993年费耶阿本德得了不宜手术的脑瘤病，住进医院。1994年2月11日，费耶阿本德在苏黎世的家中去世。费耶阿本德年纪轻轻就脊柱受伤，并留下了终身残疾，他的后半生经常遭受剧烈的疼痛得折磨，晚年又得了无法手术的脑瘤，在身有严重残疾的情况下在哲学领域做出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奋斗精神令人敬佩。

（二）

　　费耶阿本德接触中医文化、肯定中医文化，首先是由于身体受伤后经常去医院接受西医治疗却得不到有效治疗，情急之下乱投医，碰到了中医疗法——按摩、针灸使他的身体大为好转，他从此便开始注意中医的神奇疗效，研究中医文化，肯定中医的文化意义。费耶阿本德由于身体有病，因此有很多机会把各种医学疗法的实效和西方“科学”医学的实效进行比较。经过亲身实践的比较后，他一直像躲避瘟疫一样地躲避科学医学 。费耶阿本德用自己的亲身体验说明了非西方科学传统的合理性。他回忆说：“我患了双重视觉、胃痉挛，我晕倒在伦敦的大街上，感到很痛苦。自然，我去看了医生。一般的医生（这是在英国）没有使我好多少”[3]。费耶阿本德去请教“科学医学”专家，他接受了三个星期的各种检查，X－射线、催吐剂、灌肠剂，每次检查都使他感到更糟。结果却是否定的：这是相当自相矛盾的，你病了，去看医生，他使你感到更糟，但他说你很好。从西方科学的观点来看他非常健康。由于他不受至死效忠于科学的限制，他便开始寻找其他各种医治者：草药医生、信仰疗法医生、针灸医生、按摩师等等，按照业已确立的科学医学见解，这些人都是江湖骗子。引起费耶阿本德注意的是他们的诊断方法：身体没有疼痛的感觉。尤其是中医根据脉搏、眼睛和舌头的颜色、步态等等提出了有效的诊断方法。后来，当他读了为针灸提供哲学基础的《内经》时，他发现在中国这是有意识的：必须用尊重的态度对待人体，这意味着必须发现一些不损害人的尊严的诊断方法。他请教的第二个人告诉他，他患重病已经很久了。费耶阿本德说：“的确如此，二十年来，我的健康时好时坏，有时甚至举步维艰，却没有任何可以从科学上查出的生病迹象，他准备对我进行两次治疗，以便看一下我是否有反应，如果有反应，他可以继续治疗。第一次治疗以后，我感觉很久以来没有这么好的感觉了，还有身体上的改善，慢性痢疾停止了，小便清晰了。我的科学的医生们从来没有做到这一点。他是怎么做的？就是简单的推拿，我后来发现，这种推拿剌激肝和胃的针灸穴位”[4]。这些非西方的疗法使费耶阿本德的身体健康慢慢地得到了恢复。
　　费耶阿本德不仅是一位患者，还是一位哲学家，他由此推断，存在着大量有价值的医学知识，它们遭到了西方科学医学界的不满和蔑视。他还从人类学研究中得知，“原始”部落不仅在医学领域，而且在植物学、动物学和一般生物学中也拥有相似的知识。考古学家发现了石器时代高度发达的天文学的残迹及其在天文台、专家、探险航行中的应用，这已经在整个欧洲大陆被不同的文化传统所接受。我们可以而且必须向我们的祖先、向我们的“原始”同胞学习很多东西。根据这些情况，费耶阿本德质问到：难道我们不能说西方的教育政策是拙劣地构造出来的，至少是有偏见的吗？它们是极权主义的，因为它们使一小撮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成为一切事情的尺度。它们是眼光短浅的，因为这种意识形态是十分有限的，它是和谐与进步的障碍。假如我们变得更谦虚一些，假如我们承认西方理性主义不过是许多神话中的一种，而且未必是最好的，假如我们使我们的教育和我们的整个社会适应这种谦虚，也许我们将能够恢复乐园，这个乐园曾经是我们自己的乐园、但现在看来它已经消失在喧闹、烟雾、贪婪和理性主义的骄傲自满之中了[5]。

（三）

　　费耶阿本德的哲学思想对西方科学在世界文化中的霸权地位持批判的态度。科学是起源于西方的属于西方文化体系的现象，却在近代以来被普遍主义哲学泛化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超区域超文化的真理，成为排斥其他文化的唯一真理，在西方乃至全世界成为文化的霸主。费耶阿本德斥之为科学沙文主义。这种科学沙文主义认为，由于西方科学所产生的独特结果，它应该具有一种特别的地位。这种论点恨不得说任何其他的文化从来都没有结果。然而，费耶阿本德指出：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某些行之有效的医疗法和诊断法，甚至很可能比西方医学的相应方式更有效，而它们是基于一种与西方科学截然不同的思想体系的。这些被西方科学活动所排斥的文化有利于一种完全不同的新颖的研究。
　　费耶阿本德承认科学对我们理解世界作出了惊人的贡献，这种理解产生了更惊人的实践成就，他反对的是由此推出科学的发展不需要非科学知识与文化。费耶阿本德列举了一系列历史的例证说明科学思想来源于非科学思想、受益于非科学思想：西方医学受益于草药学、心理学、形而上学、女巫的生理学、接生婆、诡计多端的人和江湖药商。巴拉赛尔苏斯通过实践证明草药医生、乡村医生、女巫的医学知识优于当时科学医学的知识。“通过实践”，针灸医生和草药医生证明他们可以诊断和治疗那些科学医学意识到其结果，但却既不能理解又不能治疗的疾病。众所周知，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的西方医学科学虽然理论上很充分，但在疾病面前却毫无用处。像巴拉赛尔苏斯这样的革新者转而求助于早先的思想并改进了医学。总之，“科学到处被非科学的方法和非科学的成果所丰富，而经常被视为科学本质部分的程序却被暗暗地放弃或取代了”[6]。科学到处都在利用非科学的方法和非科学的成果来丰富自己，而那些常常被看作科学之必要部分的程序却被打入冷宫。这过程并不限于现代科学的早期史，甚至今天科学也可能并已经从非科学要素的混合中获得好处。费耶阿本德提到的例子是传统医学在中国大陆的复活。当***人在20世纪50年代强迫医院和医学院校教授《黄帝内经》中的思想和方法，用它们来治疗病人时，许多西方专家目瞪口呆，预言中国医学将每况愈下。事情恰恰相反，针灸、切脉诊断已导致新的洞见、新的治疗方法，还对西方和中国的医生都提出了新的问题。五十年代的中国***人强迫大学重新讲授传统医学，因而开创了世界上最有趣的研究路线，费耶阿本德指出，科学和非科学的分离不仅是人为的，而且也不利于知识的进步。如果我们想理解自然，如果我们想主宰我们的自然环境，那么，我们必须利用一切思想、一切方法而不是对它们作狭隘的挑选。断言“科学以外无知识”只不过是又一个最便易过的童话。原始部族对动植物的分类比同时代科学的动物学和植物学还要详细，他们知道一些药品，其疗效令西方的科学医生吃惊，医药工业已从这里找到了新的收入来源。总之，在一切时代，我们都能从其它的思想中学到东西。
　　给各种传统以平等权利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最有益的，这是费耶阿本德哲学的基本主张。费耶阿本德主张让各种传统自由生存，这样，我们可以从非西方传统学到很多东西。其实，不同于科学的传统并不是故意无视“实在”的口袋，而是应付实在的不同方式，或者是对科学无法达到的实在部分进行的说明。科学探讨实在的方式只尊重效率和理论的恰当性，而不管这会给人的精神造成什么损害，较古老的中国传统则试图维护人和自然的完整性。在实效和人道方面，我们可以从非西方传统那里学到很多东西。让这些传统在西方社会自由地生存、而不是用理性主义的“解释”来肢解它们，西方人就会获得许多东西。
　　在西方国家许多人信任医生就像信任早先的牧师一样。费耶阿本德的建议是西方的科学医学不应该排斥其它的医学，患者不应该盲目相信一种医学，患者应该自己选择多种治疗方案。因为握有科学医学知识的医生可能做出错误的诊断、开出有害的药方、施行有害的手术，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无能，也由于他们的不细心至今可以不背谋杀的罪名，另一方面是因为科学革命之后所形成的医学职业的基本意识形态只能对付人体的某些有限方面，但它却企图用同样的方法来解决一切方面。实际上，误诊的丑闻如此之多，以致医生本人现在建议自己的病人不要满足于一次诊断，而要多方求医并监督他们的治疗。当然，第二种意见不应只限于医学职业，因为问题也许不是一个医生的无能或一群医生的无能，问题也许是整个科学的医学的无能。因此，每一个病人都必须监督自己的治疗，正如必须允许每一组人或每一个传统去判定政府想在他们中间实行的计划一样，如果认这些计划不恰当，就必须能予以拒斥。
从费耶阿本德的经历和思想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在当代中国建设先进医学文化，眼睛不能仅仅向西看，还应注意吸收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医学文化，尤其是注重对中国自身传统医学文化的发掘与阐释，中医不仅仅是一种医治疾病的技术，更是可以对中国与世界做出重要贡献的文化。
    [作者简介：王书明（1963-）男，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教授、博士，海洋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科学哲学与环境社会学研究。]
　　参考文献：
[1] 王书明.科学、批判与自由—费耶阿本德有限理性论研究[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1
[2] John Preston. Feyerabend，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Internet edition）
[3][4] [5][6]P.K.费耶阿本德.自由社会中的科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0.222-223，151-152，152，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