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牛的科学启蒙

三七生

　 “科学”崇拜与中医“落后”(转载)
　　
　　　　 张祥龙（北京大学）
　　　　
　　 科学只能有一种形态，还是允许有不同形态或版本的科学？在比较传统的西方学术和思想中，科学被认为是去把握在某个领域里的唯一真理的学问，所以也就认为在某一个领域中，科学只能有一种。从古希腊人开始，“科学的”就意谓着“绝对确定的”和“具有演绎性的”，因为希腊人和后来的西方人认为数学（演绎科学）是科学的典范。用这种方法获得的知识不会出错。到了近代，产生了所谓的“实证科学”。“科学”这个概念中又明确加进了实证或经验观察的维度，“科学”就既指演绎科学，又指自然科学。自然科学的特点是一方面尽量不丢掉演绎科学的特点，追求不变的和有前瞻力或构造力的真理；另一方面它要探讨自然现象，在其中找到不变的规律。总之，这种看法认为，科学的本质就是寻求一种唯一的、绝对确定的和客观的真理。因此，这种科学活动要尽量寻找一种脱离了具体生活情境和人文因素的理想状态和纯客观状态来进行，不管是数学的理想状态，还是自然科学在实验室中追求的理想状态。目前在中国最流行的就是这样一种科学观。
　　 按照这种观点，科学找到的既然是不变的真理，那么科学发展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积累真理的过程，越来越逼近真理。于是就造成一种乐观的进步观，认为人类的知识可以逐步逼近真理。这种看法好像是天经地义的，造成了一种对科学的崇拜，相信科学的就是不会错的，唯一的，绝对客观的。从来不去从方法上探讨一下科学真理的有效性是否有根本的限度。
　　 其实，这种科学观是相当老旧和不正确的，自十九世纪后期就开始走下坡路，因为在同一个领域中出现了很不同的科学系统，比如，非欧几何学、相对论物理学的出现。后来的量子力学还说明，在物理世界的深处，科学的事实与人为的活动是分不开的。这并没有否定科学的客观性，但却确实表明，这种客观性是有限度的。这些革命性的发现开始动摇传统的科学观和真理观。
　　 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西方的科学观或科学哲学学说中就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变化。美国的科学哲学家库恩受到这些新进展的鼓舞，深刻思考了科学的本性，最后得出了影响巨大的观点。这种新的科学观认为：探讨同一个领域的不同的科学系统之间的关系不一定是一个谁真谁假或谁更真的问题，而是个谁更强、更顺应当时的知识界潮流的问题。这也就意味着，两个不同的理论可能各有自己的长处与短处，而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和不同的临场发挥中，它们的强弱是可以转化的。所以，科学的真理并不是绝对客观的、唯一的和排他的。它也不是不管一切条件、范围而普适的，而是需要依靠某个时代的某个科学团体才为真的。而这种科学团体的形成，与文化背景、生活背景是息息相关的。如现代德国哲学家胡塞尔所说：科学在根本上以人的生活世界为前提的，生活世界不同，对于科学的理解就可能不同。
　　 由此可见，科学并不是绝对真理的化身，科学真理可以是多元的，在不同的形势中各有长处的。而且，由于每个科学理论都有自己独特的解释功能、结构和方式，它们不可能是完全中性的、普适的。所以，用一个理论去改造另一个理论，使之“更科学”，是绝对行不通的，那实际上是在用一种理论消灭和收编另一个理论。落实到医学上，这意思就是：中医与西医可以是、事实上也正是各擅所长（各有各的真理和科学之处）、“各自为政”的。中西医从理论上是不可能硬性“结合”的。以西医为（科学的）模式，来逼中医“科学化”或“现代化”，其结果只能是中医理论或学术灵魂的“火化”或死亡。
　　 中医的阴阳五行、经络穴位、子午流注、五运六气等理论与中国古代的哲理思想和文化素质是内在相通的，这使得它与建立在解剖与其他实证科学基础上的西方医学大为不同。它有一个由自己的独特理论和文化背景所建构出的一个活生生的意义世界，也就是有自己的独到的与现实世界及观察事实打交道的方式、话语和角度。这使得它是一种充满了文化与哲理深度的，具有艺术气质的，对人的生活情境、特别是“时机”有着特殊敏感的，但同时又是可实证的科学。它是可以被验证的，实际上已被几千年的相当成功的医学实践所验证过的。但是，这些验证都是在中医这个意义世界中进行的。脱开了它，中医就失去了自己的理论灵性和生机来源，不能以一种有创造力的前冲姿态来与经验事实接触，而是“虎落平阳被犬欺”，在不对路子的实证检验面前成了“差生”。实际上，西医要是脱开了它的理论和意义世界也一样要“玩不转”。任何科学系统的科学性都要在坚持自己的理论根基，发挥自己的思想性情，说出自己的精妙话语的情形下才会呈现出来。
　　 体现到中医教育上，就是要坚持从理论上与西医“划清界线”，在建立了自身、维护了自身的独特生命的前提下与异己者对话。所以需要整个思想方式、教育方式的大转变。现在不仅是教材、课程要复中医之原，而且要尽量以现代人可以接受的方式恢复传统的“师徒制”。这是因为中医不是可以完全对象化、普遍化、数据化的学问，而是相当时机化、直观化、体验化、切磋化、领悟化和艺术化的学问，非有师徒之间长期的和情境化的交流不足以将新手带入这个与天相应、与地相合、与人相通的意义世界。当然，中国文化在教育中的全面复兴是中医真正复兴的前提。另一方面，在我看来，在目前这种西方话语霸权的局面下，只有借助西方当代最有活力的一些新思想，才能讲清道理，打破套在我们头上的某些精神枷锁，重获自由的或自然的生存空间。

三七生

     恐怕一番苦心还是难免对牛弹琴，悲夫！

桂枝汤

现代科学证实：对乳牛弹琴，可以催乳。
由三七生先生牵头，办个牛奶场，也是不坏的事。

杏林小小

“德国哲学家胡塞尔所说：科学在根本上以人的生活世界为前提的，生活世界不同，对于科学的理解就可能不同。”——不知科学卫士们是否把胡塞尔看在眼里。
    科学是发现真理的方式、途径，所以它本身不是真理，这是个极其简单的道理。
    所以科学的精神是理性的、怀疑的。理性的反思尤其是从事科学者所必需。
    但我们偏偏有一大批“科学即是真理”的信奉者，他们可以用“不科学”来指责一切异已者。因为他们是“科学的”，所以他们是站在“真理”的阵营中，所以不同于他们的就是“谬误”。所以他们可以对谬误进行批判、抨击。
    所以还有了“科学斗士”这个词。我还不知道是他们自称的，还是别人封的，总之，很传神。“科学”而且还是“斗士”。个人毫不科学地以为：“可笑性很高”。

三七生

                     唯科学·反科学·伪科学
                     田松[1] （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
　  摘要：（唯）科学主义（scientism）、反科学（anti-science）、和伪科学（pseudoscience）是三个彼此相关的词语，常用做他称，多含贬义，用法宽泛，语意含混。本文对此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归纳和梳理。认为：（唯）科学主义是经典科学范式向其它思想文化领域和社会实践层面的泛化；反科学思想是对唯科学主义的反思，对于人类的未来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反科学行动则是以思想为敌人的政治行为；伪科学包括科学向度的伪科学理论，经济、政治和宗教向度的伪科学活动。
    关键词：（唯）科学主义；反科学；伪科学；语境。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识码：A
　　“（唯）科学主义”、“反科学”和“伪科学”是近年来出现频率比较高的三个词语。一般都用做他称，含有贬义。在被指称为反科学思想的阵营中，有生态主义者、绿色主义者、女性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或者法兰克福学派、宗教学者等，但没有人自称反科学主义者；进行反科学行动的机构常有一种意识形态上的正义感，或者以科学的捍卫者自居；有时反科学和伪科学也被混为一谈；而被指称为伪科学者却都自称为科学工作者；只有被指称为唯科学主义者有时会自称科学主义者。所有这三个词的用法都非常宽泛，语意非常含混。

                           （唯）科学主义
　　从发生的角度看，唯科学主义当然是反科学和伪科学存在的前提。英文scientism[2] 一词在1877年就已经出现，最初应该是含有褒义的中性词，可用做自称，此时当对应中文的“科学主义”。后来该词有了嘲讽的乃至否定的意思，用做他称，当对应“唯科学主义”。有“唯”无“唯”只有微妙的语气差别，本文不再特别区分。
　　科学主义思想源自启蒙主义，成于实证主义。17世纪F·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成为后世科学主义者一个常用的口号，其中“知识”被理解为“科学”。牛顿理论使人看到了科学在阐释世界方面的理性力量，宗教对自然的阐释逐渐让位于科学，使得科学获得了宗教的部分神性。19世纪，科学完成了几个大的综合，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学、地学和生物学所谓六大学科都自成体系，并互成体系。形成了以数学为基本语言，以实验为基本手段的庞大的演绎体系。科学被认为反映了自然的本质规律，是绝对正确的客观真理。自然而然，科学成为最高的判断标准。人们希望用科学的标准来衡量人类其它文化成果如文史哲、政治、经济、法律等，并希望这些人文学科具有科学一样的严密性、准确性、可预测性，一句话，成为科学[3] 。实证主义思想向各个领域蔓延，科学主义逐渐为西方社会普遍接受，成为社会思想的背景。甚至20世纪佛洛伊德的心理学都充满着牛顿物理学的味道。
　　与此相应，科学改造世界的力量从工业革命开始显现，传统的经验技术被科学重新解释，被纳入科学技术体系之中；而从科学推导出来的“科学的技术”则显示了更为强大的力量 。人们相信，人类所面对的和将要面对的一切问题都将因科学及其技术的发展而得到解决。于是，科学主义在社会层面表现为技术主义。科学及其技术成了新的救世主。
　　中国的科学主义是20世纪初随着现代科学的大规模进入而进入的。严复第一个把西方社会的先进性归因于“科学”和“民主”，把科学从“术”的地位上升为“道” 。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更是明确地将赛先生与德先生并列为救国救民的两尊大神[4] 。1949年以后，作为中国最高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也被认为是科学。“科学”成为一个大词，在大众语境中意味着正确、有效、崇高等。当人们说“某种方法比较科学”，并不是说这种方法可以从某一种科学原理中推导出来，而是说它正确、高明、有效。而说一个人“不科学”或者“反科学”，则是一种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严厉的批评。在这种语境之下，科学是一个必须膜拜的对象，而不是一个可以亲近、可以批评的对象。于是，中国的唯科学主义走到了科学的反面。科学的实证精神、怀疑精神都被排除于科学之外。同时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的唯科学主义是在民众科学素质普遍低下[5] 的情况下获得意识形态地位的。唯科学语境在西方社会是逐渐生长出来的，而在中国则更多地是由上层建筑自上而下灌输的。对于科学的真伪和是非，民众普遍不具备评判的能力，也没有获得评判的权力，只能听从于获得意识形态地位的某些权威。
　　这种唯科学主义导致了两个后果：一，科学和科学精神遭到了破坏；二，科学泛化，宗教、艺术等非科学文化失去了正常生长的环境，同时为伪科学的泛滥提供了天然的土壤。

                                反科学
　　在唯科学语境下，“反科学”当然是一个贬义词，通常被用做形容词，相当于“反动的”、“荒谬的”。在用做名词时，也多取其“反动”、“荒谬”之意，又常与“伪科学”一词连用，共同指“不是科学”和“反对科学”的林林总总。英文anti-science一词不仅没有明确的定义，甚至很少使用，在Britannica CD 2000 Deluxe Edition[6]上，竟然没有任何一个词条包含这个词。让人怀疑1960年代欧美是否真的有过一个名为“反科学”的思潮。中国曾先后引进了两部同名著作Science and Anti-science，均译为《科学与反科学》 ，两位作者莫里斯·戈兰（Morris Goran）和杰拉耳德·霍耳顿（Gerald James Holton）都没有对反科学做出明确的定义 ，从他们罗列的anti-science看，这个词的所指包括：大大小小的反科学行动；来自人文知识分子的、宗教的、文学家和艺术家的、生态主义者的、女性主义者的、后现代主义者的甚至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的反“科学”思想；也包括伪科学；霍耳顿甚至把“科学主义”也包括进来。由此可见，anti-science一词的所指集极其复杂、混乱，有些元素只有很远的关系，甚至相互矛盾。从国内出版物看，中文“反科学”如不考虑其形容词含义，其用法与anti-science大致相同。
　　首先对“反科学思想”和“反科学行动”做出区分。
　　在启蒙主义以来的唯科学语境中，第一个强大的反科学势力是基督教（天主教）。但20世纪后半叶的科学史研究表明，基督教并非是科学天然的和必然的敌人，相反，却曾是科学的保姆。在中世纪，只有教会有能力在全欧洲的范围内办大学，建医院，组织科学活动[8]。中世纪前后的大科学家几乎都与教会有关。哥白尼本人是教士；伽利略的科学活动是在教会大学中进行的，也曾得到当时教皇的支持；哈维是在教会的大学里发现的血液循环；布鲁诺也是神职人员。神学和科学之间的关系也错综复杂，如袁江洋认为，牛顿的力学、天文学、光学、炼金术和化学与其所信奉唯意志论神学有着根本的一致 。科学在基督教的庇护下羽翼渐丰，直到科学沿着自己的逻辑，得出与教义相背离的结论和理论，才为其论敌所不容。后人所看到的这场科学与宗教的斗争，在当时是宗教内部追求“理性真理”还是“信仰真理”之间的斗争。用句套话来说，是追求真理还是因循权威之间的斗争，而此中的真理和权威不仅是科学意义上的，更是宗教意义上的。宗教裁判所对一切异端都予以惩罚，其中也包括与教义相违背的那一部分科学。
　　从现代的角度看，宗教裁判所的罪恶首先不在于其对科学的反对，而在于对思想者以思想之外的力量进行的镇压，在于其对异端权利的践踏[9]。就我们所讨论的问题而言，其罪恶不在于其反科学思想，而在于其反科学行动。
　　可以把“反科学行动”大致定义为：用科学之外的标准来衡量科学的结论，以科学之外的理由（政治的、宗教的），动用科学之外的力量来限制、干涉、压制及破坏科学的行为。
　　进入20世纪，最具破坏力的反科学行动同样来自国家权力机构。这看起来似乎与科学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相矛盾，但事实恰恰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纳粹德国把科学按人种划分为雅利安人的科学与犹太人的科学，对犹太人的科学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进行围剿，大批科学家流亡，德国从此丧失其科学中心的地位。战后，美国曾经成立非美委员会，对有共产主义思想或倾向的科学家以及人文知识分子和艺术家进行调查，限制其活动。苏联则把科学按阶级划分，相对论和量子力学都曾被视为资产阶级的科学而遭到批判。李森科由于获得了斯大林的支持而控制苏联遗传学界达十年之久，所有持其他遗传学观点的学者都遭到了政治手段的打击，不少人死于非命。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相对论、量子力学、宇宙大爆炸等学说也曾被贴上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标签，予以批判，正常的科学活动几乎全被政治活动取代。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文革期间的反科学行动正是在唯科学主义的意识形态下进行的。
　　从表面上看，反科学行动并不迫害所有的科学，而且会扶植符合其意识形态的科学。但其结果，是所有的科学都遭到了损害。把科学意识形态化首先就已经破坏了科学。因而反科学行动并不是单独针对科学的，而是针对自由的思想本身。科学的灾难往往只是整个社会的更大的灾难的一部分。
　　与反科学行动不同，反科学思想是人类思想的重要部分，反科学思想的对立面并不是科学，而是唯科学。
　　唯科学主义所代表的价值观、自然观从一开始就遭到了许多优秀的人文学者的反对。早在18世纪，卢梭就开始怀疑启蒙思想家的立场，从人性发展的角度质疑“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敦风化俗” 。由于科学是通过技术作用于社会的，技术所直接改造的是物质世界，改造力量越强，人对物质的依赖就越高；对理想社会的追求也从对精神世界的培养转为对物质世界的改造。同时，人的生存方式和心灵被技术化、机械化。所以科学及其技术并不必然为人类带来幸福，相反，却使人失去了人的本性。海德格尔对现代社会的技术本性的批判，法兰克福学派马尔库塞指斥现代科技体制批量制造出来的是没有精神向度的《单面人》，哈贝马斯对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化的批判，都可以视为这一思想传统的延续。
　　这种思想传统在基督教神学中也有呼应。圣·安布罗西（Saint Ambrose，340？—397）说：“讨论大自然和地球的位置无助于我们对未来生活的信心。” 伽利略也曾说“圣经可以告诉我们怎样上天堂，但不能告诉我们天体怎样运行。”这是在“唯基督教”时代指出宗教在阐释世界上的局限，提出了抛开《圣经》进行科学探索的理由。而为伽利略平反的教皇保罗二世则说：“科学可以告诉我们天体怎样运行，却不能告诉我们怎样上天堂。” 则是在唯科学时代指出科学在阐释人生上的局限，提出宗教在科学时代继续存在的理由。
　　文学家和艺术家没有系统的反科学思想，但是对科学及科学家群体持漠视、嘲讽乃至批评态度者一直不乏其人，索尔仁尼琴就曾直接表述过对科学家群体的质疑 。C. P. 斯诺曾对人文学者和科学家群体之间的敌意进行了充分的描述 。在一般的观念中，科幻小说应该是为科学唱赞歌的，但这只是中国科学主义语境下的科幻小说 给人造成的印象。而在欧美的科学幻想小说中，科学却很少是被歌颂的形象，相反，从科幻小说的开山之作玛丽·雪莱（Mary Shelley）的《弗兰肯斯坦》（1818）开始，就表达了对科技无限发展之后果的忧虑，表达了对科学技术进行控制的愿望。而这种忧虑却不幸言中。
　　自本世纪中叶起，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逐渐显现出来。原子弹的爆炸、全球性的环境污染、生态环境的破坏以及能源危机使得人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些问题，科学究竟是在给人类造福还是在成为毁灭人类的祸首？科学是否在本质上就必然是进步的？人类是否有权利对自然进行无限的剥夺？科学是否真的能够中立？
　　这些问题使人重新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以1962年雷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寂静的春天》 为代表，产生一种新的反科学思想——绿色主义者或生态主义。按照叶闯的说法，前述人文学者是对“生存危机”进行反思，绿色主义则是对“生态危机”的反思 。但是，如果阅读《寂静的春天》就会发现，这部以科学的态度、科学的方式指出了化工技术对环境的破坏以及对人类的危害的著作，是一部严谨的科学调查报告。因而，把这本书指斥为反科学，并不是从科学角度做出的评价，而是站在唯科学主义立场的一种意识形态批评。卡逊不仅威胁到了生产DDT的化学公司 的利益，也威胁到了人们习以为常的科学主义自然观。科学主义自然观是建立在决定论、机械论、还原论的牛顿模式的科学之上的，它把自然看成一架遵从单一规律的运转精良的钟表，人可以洞悉其全部规律，也对它拥有无上的权力，可以无限地剖析、索取。吴国盛指出，科学时代有一个隐含的伦理，即凡是技术上能够实现的，就是应该实现的 。在这种伦理下，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只是偶然的、可以避免的、可以克服的。而卡逊则直接指出了这个伦理的荒谬及其严重后果。人必须重新考虑人与自然的关系，古老的自然哲学重新复活，在生态哲学中得到了延续，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新的科学——生态学或者环境科学。于是，反科学思想将新的价值观引入科学，开辟了未来科学的方向。
　　或许，20世纪唯科学主义遭到的最大打击来自科学内部。从世纪初开始的物理学革命不断地动摇着牛顿物理学范式。相对论粉碎了牛顿物理学的绝对时空框架，量子力学把概率引入自然的内在机制，使决定论被概率论所取代。在哥本哈根学派的物理学家看来，物理学并不是反映物质世界本质关系的所谓客观规律，只是物理学家描述世界的一种方式，甚至是否存在脱离于人类主体的客观世界也受到了怀疑。与此同时，作为科学语言的数学，也出现了根本上的危机 ，失去了其超验性的绝对的确定性 ，哥德尔定理就是一个常被引用的例证。1970年代兴旺起来的混沌科学进一步指出，经典物理学所描述的线性的、可预测的、决定性的世界在真实世界中只占极少极少部分，绝大部分事件是非线性的、不可逆的、非决定性的 。因而已有的科学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和把握其实是极其有限的。“物质不再是机械论世界观中所描述的那种被动的实体，而是与自发的活性相联的。” 单一的钟表似的自然让位于多样性的、不可逆的、有活力的自然。在科学哲学方面，卡尔·波普尔提出否证论，认为科学之所以为科学就在于它可能出错，绝对正确的真理是不存在的。费耶阿本德则以其科学史研究为根据指出，科学并不比其他文化更为优越。实证主义全面退却。科学失去了高高在上的神圣地位，自然失去其衡量和规范其它文化成果的资格。
　　经过一个世纪的批评与消解，唯科学主义在西方已经失去其权势话语的意识形态地位，而在大众语境中，科学反而更多地具有负面的形象。反科学也不再是一个纯粹的贬义词。一般地讲，可以把唯科学和反科学看作是对科学的两种态度：唯科学的极端是把科学看作万能的天使，反科学的极端是把科学看作万恶的魔鬼。实际上，绝大部分人都位于广阔的中间地带 。大多数反科学主义者并不反对科学及技术的一切发展，只是反对把科学视为最高的唯一的知识模式；反对把技术作为社会进步的最重要标准；反对向自然的无限扩张；主张对科学技术的发展进行约束和引导。
　　反科学思想也会导致某些反科学的行为。在西方有许多民间社团出于理想、信仰或者伦理的原因反对某些项目的科学研究。比如环境保护团体反对某些化工厂的修建，动物保护团体反对用动物进行实验。再如许多组织反对把克隆技术应用于人类或者灵长类动物。还有一些天主教社团反对避孕和堕胎技术的研究。但是，所有这些活动都不是反科学行动，因为反对者和被反对者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也有同等的发言机会，没有哪一方拥有绝对的权力能对其对手进行迫害。
　　反科学思想在中国的表现大体相似，又有不同。属于西方文化的现代科学一进入中国，就遭到了反对和抵制，19世纪末开始的体用之争，1920年代开始的“科玄论战”，都是这种文化冲突的反应。1980年代以来，前述各种反科学思想开始被介绍或重新介绍到中国，由于唯科学主义的意识形态背景，这种介绍最初是小心翼翼地，或者是带有评判意味的 。甚至对量子力学哲学问题的介绍也要提防被批评为唯心主义。同时，中国自己的文化传统中也找到了反科学思想的资源。有人把对技术的反对追溯到庄子。庄子对一种打水工具桔槔 的论述常常为中外学者所引用。也有人从天人合一的角度提出科技与生态环境的关系问题。在中国这样一个科学与技术都比较落后的国家，是否有必要讨论科技对人的异化和科技的负面效应，曾引起强烈的争论。 一方认为，中国的科学不是多了，而是远远不够，我们不应该追随西方国家去反什么科学，必须加强对科技的投入。另一方认为，应该科技与人文并举，在科技发展的同时，保持心灵的平衡。在社会层面，强调直接走绿色发展道路，不能重复西方国家发展—污染—治理的老路。这两种观点在理论上各有道理，但在实践上都没有得到充分的施展。尤其是“反科学”的一方，只有零散的言论，并没有形成什么思潮。政府行为的环境破坏仍在继续。直到1990年代后期，情况才有所好转，尤其是1998年全国大水之后，“反科学”才有了一定的规模，一些以生态保护为宗旨的民间组织也开始有了更大的声音。
    但时至今日，无论在意识形态层面，在大众话语层面，甚至在知识分子话语层面，中国仍然处于唯科学的语境之中。

三七生

     但愿不是对牛弹琴，但愿牛也能像人一样有一点思辨和理解能力。

牛道士

你在弹什么琴？
想不到你竟然用臭名昭著的“反科学文化人”来说事？
不过象[田松]这样的泼皮正好对如你之流的胃口，我可不屑。

三教小虫

    给你个“反科学”帽子一扣，就不必费这个劲来读了，当然更不必思考了。因为你是“反科学”，所以肯定说什么都是错的，我理所当然可以“不屑”。我是站在“科学”立场上的，我就是真理。
    看看这位“牛科学斗士”短短的三句话中对异已者所用的词汇吧，够“牛”！够“科学”！！
五 先生曰：“……盖人的素质有高低的不同，在他的立场上，他认为就是对的。”

三七生

    果不出所料，艨艟之舰，坚不可入。又白费了苦口婆心一场！

浑元子

下面引用由牛道士在 2003/12/11 08:39pm 发表的内容：
你在弹什么琴？
想不到你竟然用臭名昭著的“反科学文化人”来说事？
不过象这样的泼皮正好对如你之流的胃口，我可不屑。

三七先生：你在弹什么琴？
想不到你竟然对臭名昭著的“科学人”说事？
象这样的泼皮，我可不屑。
中药加减法，真是妙不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