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让祖国医学在我们手中发扬光大

wangmengy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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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祖国医学在我们手中发扬光大
发布: 2009-7-28 09:32 |  作者: 管理员 |   来源: 科技日报 |  查看: 2次
裘沛然，全国著名中医学家、国医大师，现代中医药高等教育的先驱之一，当代经络学大家，是一位通晓文史哲的学者和诗人，人称“鸿儒大医”。1916年生于浙江慈溪，1958年任教上海中医学院，现为上海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辞海》编辑委员会副主任。行医70多年，医人、救人无数；学术上勤求博采，融通岐黄辨证论治之道，继承中多有创新；精研儒学，自成一家。
　　
　　我这一辈子教学、问诊、写书……主持编写42本著作，只为一个心愿：弘扬祖国优秀传统文化。75年行医生涯也只做了一件事：治病救人。最近，国家却表彰我为“国医大师”，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
　　回眸走过将近一个世纪的人生，我的命运与祖国兴衰紧密相连。   
　　十几岁时，课读之余，我从叔父裘汝根学习针灸，开始接触中医学。不久我偶感西医所说的伤寒病，发热10余天，请西医多方治疗，发热未退。后请宁波名中医徐余藻诊治，1帖药后热减半，大便通，2帖热平，3帖病愈。经过亲身体验，始恍然感悟中医学之妙用，让我更加热爱中医，从此与祖国医学结下不解之缘。
　　从1958年起，我一直在上海中医学院工作，深深体会到，弘扬中医药文化，发展祖国医学，办学是关键。院校不仅可以夯实中医药事业的人才之基，更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平台，同时学院的附院是临床实践最好的地方。   
　　现在，全国每个省都有相当规模的中医学院、研究院、中医医院，这在解放前是不可想象的。对中医歧视、摧残最酷莫过于国民党政府。1929年2月，国民政府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通过了西医余云岫等提出的“废止旧医(中医)以扫除医药卫生之障碍案”，另拟“请明令废止旧医学校案”呈教育部。此案一者任中医老死，自然消亡；二者不准办学，使后继无人。   
　　那时，虽然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废止”风潮，但政府的反中医政策丝毫没有改变，废止中医一直变相进行着。不久，教育、卫生两部通令中医禁止参用西药及器械；中医学校降格为中医传习所或中医学社，不准用学校的名称，以限制中医人才的培养；中医医院改为医室等。
　　新中国成立以后，针对当时普遍存在的认为中医不科学而歧视、排斥中医的现象，毛泽东在1954年及时纠正说，中医对我国人民的贡献是很大的，中西医的真正团结还未解决，首先各级卫生行政部门思想上要改变。他还发出“西医学习中医”的号召，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改进措施。比如抽调100名至200名医科大学毕业生交给有名的中医，学习他们的临床经验。
　　国家的重视，为发展传统医学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那个时期中医药教学、科研气氛很浓，我一边教学一边潜心研究针灸、经络学，并提出了“伤寒温病一体论”。我那时的很多学生现在都已经成为国内中医药界的知名专家。   
　　大家正干得热火朝天时，“文革”开始了。我记得我的藏书，被装了两大卡车，全都拉走了，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太多的行医机会。1969年，我下乡劳动，到了上海郊区的龙华东湾大队，以“带罪”之身为贫下中农诊病服务，工作、生活自然极为艰苦。   
　　但这些都没能阻止我对中医药的满腔热情。70年代初，“文革”正烈。我与姜春华、张镜人教授等正在参与《辞海》编纂工作，顶着极左思潮的压力，耐心说服一起工作的工农兵医生，旁征博引、晓之以理，最终获得他们的支持，从而把“儒医”、“儒门事亲”、“张子和”等当时很难把握的词条写得比较正确。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一家人像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住房条件很差，但学校非常关心，现在我已经住上了别墅。伴随着祖国成长，我的工作、生活环境越来越好，使我更加安心努力工作。   
　　1980年，在广州召开的全国医学辩证法会议上，我作了“祖国医学的继承、渗透和发展”的长篇学术报告，提出中医发展有3条途径，首要是提高中医理论和临床水平，二是采用多学科发展中医学；三是中西医要真正结合。报告受到全国许多学者赞扬，并为有关刊物转载发表。我想，我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要让祖国医学在我们手中发扬光大。
　　但是令我气愤和担忧的是，时至今日，总是有一些人在质疑中医的科学性。   
　　我们承认西医发展比较快，但纵观医学发展史，17世纪以前，中国的医学在世界上是遥遥领先的，而中医的整体观、辨证施治、治未病等核心思想如能得以进一步诠释和光大，将有望对新世纪的医学模式的转变带来深远的影响。中医学属于应用科学，应用科学很简单，你生病了，中医能使你恢复健康，这就是科学。
　　2009年4月《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正式出台。新中国成立60年，党中央、国务院如此重视中医药工作，每在关键时刻，推动中医药事业不断向前。这尤让我们深感发扬祖国医学责任之重大。
　　（本报记者杨朝晖采访整理）  

悉尼张有和

      裘沛然老教授说得好：75年只做了一件事〝治病救人〞。
      中医今天面对史上最大危机，原因是自说自话，与现代社会脱节。我们全部中医教授，连中医学是什么一门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技术都搞不清；中医诊断学分会在2007/8/8五夷山的「约定」中，把证候与西医的综合征划等号；邓铁涛等把中医往文化上靠，不仅误导中医界，也误导了全世界。
    一句话，是中医队伍内部学术混乱，让中医在现代科技洪流中迷失了自我。

wangmengyin

反邓铁涛的“棍棍”看仔细了！
   http://ngotcm.com/forum/viewthread.php?tid=92594&extra=page%3D1
万里云天万里路[邓铁涛］

邓铁涛（1916-），广东开平县人。幼承家学，及长又攻读于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曾悬壶于广州、香港及武汉等地。解放后曾任广东省中医进修学校教务主任、广州中医学院教师、教研组主任、教务处副处长等职。现任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常务理事、中华全国中医学会中医理论整理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史学会委员、广东省第四届政协委员、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广州分会副理事长、中华医学会广东分会副秘书长、广州中医学院副院长、教授。从事中医工作四十余年，有较深的理论素养和丰富的临床经验。长于心血管病、消化系统疾病的治疗，对中国医学史与各家学说亦有研究。先后参加主编和编写的主要著作有《中医诊断学》、《中医简明教程》、《中医学新编》、《新编中医学概要》、《简明中医辞典》、《中医辞典》、《学说探讨与临证》。其中某些著述被译为日文在日本出版。　
　　　　　　　　　　　　　　　　　　
    以下是邓铁涛自述    一.我生于中医家庭，先父名梦觉，毕生业医。自幼目睹中医药能为人们解除疾苦，乃有志于医学，及长就读于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学习五年，打下了基础。
    毕业时（1937年）正是中医备受压迫摧残之秋，国民党勒令我校改名为"中医学社"。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医出路何在？当时有人提出"中医科学化"的口号，乃为我们所接受。提出这一口号的是广东谭次仲先生，上海恽铁樵与陆渊雷先生等，并正进行这方面的工作，这些前辈的著作，对我的思想有过一定的影响。 中医科学化，如何化法？限于三十年代的历史条件，这些老前辈在学术研究上没有新的突破，只能说是唐容川等"中西汇通"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并在中医学术界提出了新的问题，以图找寻出路。三十年代这方面的著作，体会到中医不能停滞不前，但要发扬中医，不是少数人所能做得到的。有了目标，还要有方法，要大众一心，同心协力才能成功。在旧社会，纵使想得高、想得远，但糊口问题，却往往占诸首位，要实现理想诚非易事。在这样的环境和条件下，当时的前辈学者实在无法找到真正的出路，就更不用说我们年轻一辈了。　　　　　
    正值思想徬徨之际，又逢日本侵华铁蹄蹂躏，先避大轰炸于乡，继而避难于香港。国家存亡成了思想上的重担。在救亡运动、进步文化的影响下，开始接触马列主义和毛泽东同志著作，啃了一点唯物辩证法。虽然学得既困难又肤浅，但深深觉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我学习、钻研中医学有很大的帮助。同时发现中医学中有不少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内涵，从而增强了为中医学而献身的信心与决心。
    二.先父在学术上，对"伤寒"、"温病"两派无所偏执。他几十岁了，经常背诵《内经》作为一种乐趣。由于广东地处南方，湿热为病最多，所以在临证上，使用温病派的方药较多。他对吴鞠通、王孟英及唐容川的著作相当重视，同代人中比较敬崇张锡纯先生。因此我对这些著作也较为重视。他主张我多跟师临证，因此我在读医专时自找实习门路，前后跟随了几位不同派别、各有专长的老前辈实习。虽然那时所谓的实习，只是站在老师座后的"侍诊"，还比不上今天的见习，但应该说仍然是颇有收获的。见老师用过的方药，自己就敢用，做到心中有数。如亲见家父使用仲景治产后腹痛的枳实芍药散，治愈一例需注射吗啡才能止痛几个小时，药力过后又复剧痛的产妇，才体会到这个既简单而又不属于止痛之剂的药散，却有惊人的效果。有些经验是老师们自己摸索出来的，如陈月樵先生治小儿好用"夜游虫"（即蟑螂），其祛痰熄风之功甚妙。通过学习、跟师、临证，深深体会到中医这个伟大宝库有三大构成部分：一是浩如烟海的中医典籍；二是在中医尤其是老中医脑海里的宝贵学识与丰富经验；三是在广大人民群众之中的秘方验方。
    自己临证实践后，虽然日积月累，有些收获。但对我来说，学术钻研的真正开始，是在解放以后。解放后我较早从事中医教育工作，对交给我的教学任务从不推托、选择，故先后任教的科目有好几科。教学相长。正如前人所比喻的："你给学生一壶水，自己必须有一桶水"。长时间的教学，迫使自己不断学习，不断吸取营养，在理论上日渐有些收获，从而在前人的基础上，能提出一些自己还不成熟的见解。如伤寒派与温病派之争已二、三百年，当我在中医进修学校教"温病之研究"时，翻阅了不少文献，试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这些文献。初步认为：两派的论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温病学派实在是伤寒学派的继续发展，两者的理论与经验都是宝贵的，不应继续互相排斥。这一浅见曾得到一些同志的认可。
    理论是有所收益，对于自己来说只是得到一半，更重要的另一半是实践。指导不了实践的理论、实践证明不了的理论，是空头理论，或只是"设想"而已。
    虽然自己几十年来，从未中断过临证治病，但真正给自己以较大锻炼的是一九六○年，我和几位教师与一九五九届高研班几十位学员到解放军一五七医院协作搞"脾胃学说研究"之时，那是一段值得怀念的日子。在那里有机会参与危重症的抢救工作。该院谢旺政委十分支持中医药的治疗，决定病人开不开刀，往往要征求中医的意见，并尊重中医的意见。这使我们有机会，和该院的医护同志一起，为了坚持中医为主的治疗，度过无数个捏着汗守护在危重病人床边的日日夜夜。当时和"西学中"的同志一起还进行了一些实验研究。时间虽然只有一年多，对我来说是十分宝贵的。因为解放以前医院甚少，床位更少，中医对危重病人是在病人的"家庭病床"边进行抢救的，那时中医仍有机会救治危重病症。解放后，医院增加很快，但病床99%是由西医主管的，中医只有会诊的机会，主管权不在自己手上，我们自己的附属医院病床又少得可怜，中医已失去抢救危重病人的机会。在一五七医院不同，参加救治危重病人的决定权最少也有50%，有时达75%。因为当时的确用中医药解决了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取得医院的信任与支持。
    如一个急腹痛的病人，用了阿托品等药物治疗无效，由于诊断未明未敢用吗啡类止痛药。一位教师却为之一针而愈。又如一肠套迭已三天的患儿，经用中药及针灸也治愈了。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受到考验与锻炼。我深深的体会到，中医学的发展必须在理论研究整理的同时，不断提高中医中药的治疗水平，如果只有理论，而不能用中医药的办法去解除病人的痛苦，中医学便有日渐消亡的危险。但可叹的是中医学院的附属医院病床既少、设备也简陋，从一九七八年以后，才有些改进，但进展仍慢。
    三.学医后感到自己文化基础薄弱，遂饥不择食地看书，文、史、哲及其他自然科学知识等都看，课外读书杂乱而无计划，贪多嚼不烂，花费了一些时间，但自己摸索着走路，付出了光阴作为代价，初步养成自学的信心与习惯，还是值得的。
    读书乱不好，但读书杂有好处，今天我仍然认为，知识面既要有深度，也应有广度。积累知识好比建筑金字塔，底宽顶尖，乃能巍然屹立。我们是社会上的一员，不能脱离社会而独立，除了医学领域之外，还有人生其他思想活动的领域。知识的广度可以使我们视野开阔，能帮助克服保守思想，能推动专业知识的深化与发展，文学、艺术使我们接触时代的脉搏与生活气息，因此在业医之余，也就成了我的爱好。
    《内》、《难》、《伤寒》、《金匮》等古典医籍，经过反复多次地实践与教学，对它们价值的认识不断加深，这些著作的重要性是大家所公认的，就不细说了。《内经》这一古典著作这么重要，说明我国医学源远流长，没有医学史的知识，不足以了解几千年来的成就与发展。因此，我对医学史有兴趣，而医学史又和中国通史息息相关。中学时代的历史知识远远不够，不得不涉猪一些通史。《内经》充满哲理，其理论的产生和古代哲学有血缘关系。金元时代我国医学的争鸣亦与当时哲学上的争论有直接和间接的关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明简要而又深刻："儒之分始于宋，医之分始于金元。"儒与医前后并论是有根据的，而促使自己去读一些中国哲学思想史。当然，对通史、哲学思想史我至今仍属门外汉，但我认为这是要列入自己学习领域之内的必修学科。　　　　　　　　　　　　　　　　　　　　
    针灸与按摩，我学得很肤浅，但对于治疗危重病症，有时却收到出乎意料的效果。目前中医讲究分科，有利于深入发掘与钻研，这是好的方面，但不宜绝对化。我认为一般中医都应懂得针灸与按摩，因为这些治疗手段在临床各科都有其适应证。特别是它十分方便，我曾在路边用按摩方法救治过昏厥的患者，曾用梅花针抢救过大吐血的患者，用艾灸隐白、大敦救治过产后大出血的患者。遗憾的是我对这两科未登堂室！　　　　　　　　　　　　　　　　　　　　　　　　　　　　　　　　
    各家学说这门学科，设立得很好。我担任过该科的教学，对其中一些名家学说作了一些初步的探讨，并在临证时加以验证，这方面的收益是比较大的。有些名家的一家之言，应该拿到临床中去验证，不能草率地批判抛弃。一家之言，有些好象是一块璞玉，经过加工，晶莹乃见。
    例如，李东垣阴火之论，张景岳曾给以严厉的批评。但李氏治阴火之法，是值得重视的，而且其源实出于仲景，只是说理上有些失当之处罢了。至于有人说他的"甘温除热法"是骗人的，这只因批评者自己缺乏经验罢了。一家学说，往往是其毕生学术经验的总结，我们宜把重点放在吸取其所长，才能有更大的收益。批判前人所短正其谬误，不能说不需要，但应持审慎态度，并应注意其所处之时代背景。对前人学说，历史地、辩证地给予正确的评价，也是我们今天应做的工作。历代医家学说是值得我们发掘的大宝藏。回顾自己这方面的工作实在做得很不够。　　　　　　　　　　　　　　　
    中医学术发展的道路中央已指出来了，徬徨几十年的中医可说已走在大路上，就看现代中医、西学中和有志于研究中医的其他科学家们的努力了。　　　　　　　　
    中医学的前途有如万里云天，远大光明，我们的责任，任重而道远，故以"万里云天万里路"为题。 　　　

禅机随缘生

  “在旧社会，纵使想得高、想得远，但糊口问题，却往往占诸首位，要实现理想诚非易事。在这样的环境和条件下，当时的前辈学者实在无法找到真正的出路，就更不用说我们年轻一辈了”。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糊口问题’，仍然‘占诸首位’，学做‘中医侍者’您就得‘学着卖东西’，‘饿不死’您就得改行。
  “万里云天万里路”，学了中医苦作路。

dongzuomin

祖国医学，必然在我们手中发扬光大！
因为就要发生第二次科学革命，第二次科学革命的导火索就是中医。到时候中医将成为世界主流医学。

绿柳

邓铁涛等把中医往文化上靠，我觉得不是误导中医界，相反是站在了更高的层面上看中医，是治病求本，是对中医的整体观念和天人合一观念的发挥。文化更多的中救治人的心灵，让人们形成健康的心理素质，只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真正的和谐相处，生态平衡，才能达到真正和最大的心身健康。那种只谈治疗，只论疗效的说法，与西医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弊病如出一辙。

赵飞

大家好！支持！！！我生于中医家庭，跟随奶奶给人看病！自幼目睹中医药能为人们解除疾苦，乃有志于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