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黄帝内经》与《素问》《灵枢》

无雨叶

浅谈《黄帝内经》与《素问》《灵枢》                                        
        （ 河南·新乡·申景旺）
现在中医界都普遍认为《素问》、《灵枢》即《黄帝内经》，而且有个别人还将部分篇章、甚至成书的年限追溯到了先秦；但是，根据先秦、两汉时与中医有关的史料和考古发现：在秦汉之际，中医仍处于零散的经验积累状态。先秦时，人们认为中药是以毒治病，所以对内服汤药非常谨慎，于是以针石汤火为治疗手段的外治法就比较盛行了。西汉时统一、稳定与宽松的社会环境为中医的交流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西汉二百多年的时间里，中医的经验医学得到了快速发展；根据班固的《汉书·艺文志·方技略》记载：西汉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侍医李柱国在校方技时，将医书分为医经七家、经方十一家；所谓医经七家，其实只有黄帝、扁鹊与白氏三大家，《黄帝内经》只是黄帝学派理论部分的书籍而已。其中“医经者，原人血脉经络、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针石汤火之所施，调百药齐和之所宜，至剂之得，犹磁石取铁，以物相使，拙者失理，以愈为剧，以生为死”；而“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深浅，假药味之滋，用气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剂，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及失其宜者，以热增热，以寒增寒，精气内伤，不见于外，是所独失也。故谚云：有病不治，常得中医”。可见，医经家是原人血脉经络、阴阳表里，用针石汤火等外治法治疗疾病；而经方家则是根据中草药的性味与所主的症状，以积累的经验方通过内服汤药治疗疾病。
但是，经东汉、三国至魏·王叔和著《脉经》、皇甫谧撰次《针灸甲乙经》时，可以参考的却只有《素问》与《针经》，因此皇甫谧就推测《素问》、《针经》即《黄帝内经》；唐·王冰也附和其说，而且始称《针经》为《灵枢》；所以有人就推测：其他各家都焚于汉末丧乱了。但是，无论在医书还是史书上都没有相关的记载！而且《黄帝内经》应该是一家之言，但《素问》、《灵枢》中却至少出现了三家言论，所以后世的医者也普遍认为《素问》、《灵枢》是我国最早的医学论文集；尤其是贯穿于书中的“天人相应”、“人副天数”与“阴阳五行”思想，与《方技略》中刘向、刘歆父子对医经家的定义也明显有异！
因为在“一般情况下是社会思想影响医界，而不是相反”，而且“医学往往落后其他科学一步”；所以结合《白虎通义》、《春秋繁露》、《淮南子》、《吕氏春秋》与《管子》等搞清楚我国古代“天人相应”、“人副天数”与“阴阳五行”思想产生的渊源，就不难确定《素问》、《灵枢》与《黄帝内经》之间的关系。
一、我国古代阴阳五行自然思想产生的渊源
一般都认为：阴阳源于《易经》，五行则出自《尚书·洪范》。阴阳与五行，原本是两个独立的概念；战国末期时，齐·稷下学宫的邹衍首先将阴阳、五行组合到一起，用“五行相胜”的方法推演朝代的更替，即所谓的“五德始终说”；虽然邹衍的这一思想，虽然对后世的影响很大，但五行相胜、相生直到西汉初年时的《淮南子》中，才有了明确的文字记载。西汉武帝时，董仲舒以战国末年逐渐流行起来的“阴阳五行”与“天人感应”、“人附天数”的角度出发，将天时、物候、人体、政制、赏罚等分门别类地列入一个“异事同形”、“异质同构”的图中，构建了一个五行相生、相克的“天人宇宙图式”；其目的是为确立君权制，建立一个以文官为主的行政机构作为朝廷的支柱，并还建议“罢黜百家，表彰六经”。董仲舒的思想虽然得到了汉武帝的赏识与支持，但这一大家的事情行为却推助了西汉后期、乃至东汉“谶纬”风气的兴起；在西汉末年，王莽篡权与“光武中兴”，也都是利用谶纬迷信作为大家的事情工具，尤其是刘秀在建立东汉以后还“宣布图谶于天下”，把谶纬学定位为官方的哲学，于是谶纬迷信在东汉就开始泛滥了！东汉章帝建初四年（79年）时，在白虎观亲自主持今、古文经学家“共证经义”大会，讨论了五经之异同；会后由班固撰次、章帝钦定的《白虎通义》，融今、古文经学和谶纬迷信于一体，开始用阴阳五行解释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并逐渐成为了人们认识世界与解释世界的一种思想律和思维定式，而且一直影响中国人近两千年之久！
另外，在东汉以前，五藏与五行的配属方法至少已有两种，但都与《针经》、《素问》中的配属不同：一是《管子》中的配属：脾木、肝火、心土、肾金、肺水，另一是《尚书》、《吕氏春秋》、《淮南子》与《太玄》中的配属：脾木、肺火、心土、肝金、肾水。当年秦始皇以武力统一六国后，改正朔、色尚黑，以十月为岁首，改黄河为德水。汉高祖刘邦平定天下，仓促之际仍承秦制；但是从汉文帝时起，朝野都一致认为汉承秦之水德，宜改为土德，色尚黄。汉武帝太初元年，诏倪宽等共议，宜用夏正；又诏司马迁等造太初历，以正月为首，色尚黄、数用五。可是到了西汉后期时，围绕汉是土德还是火德，朝野又出现了争执；但直至东汉“光武中兴”，方更始为火德、色尚赤；而五行与五藏的配属方法直到班固撰次《白虎通义》时才改为：肝木、心火、脾土、肺金、肾水，即《针经》与《素问》中的配属方法。因此，《素问》与《针经》已不是西汉时的《黄帝内经》了，而且集结的时限也不会早于《白虎通义》成书前。
二、《素问》、《灵枢》已远非西汉时的《黄帝内经》了
因为现在的《灵枢》是南宋·史崧将家传的旧本校正后刻板印刷流传下来的，而且在历史上也没有人记载过在南宋以前有人曾经校修过，所以现在的《灵枢》与当初的《针经》是否存在差别就不得而知了。但是，现在的《素问》是唐·王冰的《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经宋·林忆辈校修以后才传承至今的；与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和已经遗失了几卷的唐·杨上善的《黄帝内经太素》比较：除了五运六气篇外，其实还多了不少内容如：《灵兰秘典论》以及与五运六气相关的天文、地理、中药等方面的知识；因此，现在的《素问》已非王叔和、皇甫谧所见到的《素问》了！即使排除掉这些内容，也不难看出：《针经》与《素问》至少三家理论的基础上编撰而成的书籍。
书中五藏六腑与奇恒之腑，无疑是古人通过观察和人体解剖过程中发现的！其中五藏，在先秦《管子》的五行分类方法中，其实就已基本上确定了；但在西汉初年的《淮南子》中还可以看出：当时对以脾藏或是以胃为藏，仍有些摇摆不定！根据《素问》可知：在西汉时，医经家对藏腑的认识其实仍处于争论的状态；在《吕氏春秋》中，虽然已经有了五脏六腑的说法，但并无具体的内容；最终是在集结《针经》、《素问》与《难经》时，根据“天六地五”才确定下来了！其中胆既是六腑之一，又是奇恒之腑的一员。致于腧穴、十二经脉与奇经八脉，其中腧穴、十二经脉、任督冲带四脉也是在医疗实践中发现的，腧穴即人体表可以治疗或缓解某些不适症状的敏感点。十二经脉则是根据病人在针灸过程中感觉到的经络传感，由线段逐渐连接成为联线；在《针经》、《素问》的多个篇章中，虽然都冠以十二经，但具体内容却多为十一经，可见十二经明显是在十一经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在《素问·阴阳别论》中还有早期的“四经十二丛说”，其中“四经应四时，十二丛应十二月，十二月应十二脉”；这里的“四经”与先秦时的《晏子春秋》中，齐景公所谓的“心有四支”，应该都是指人体心脏底部的四条大血管。解放以后，在对汉墓考古中又发现了“十经说”与“十一经说”，其中“十经说”中，没有发现具体的内容；而“十一经说”中血气的走向多为向心性的，与《针经》、《素问》中的十二经脉差别很大！而且在《针经》、《素问》中人体的经络，明显是指人体中的动、静脉血管。而任、督、冲、带与阴、阳跷脉与维脉八经，明显是根据“方位”附会而来，其中阴、阳跷脉与维脉至今也没有多少实际意义！
另外，在《针经》、《素问》中还有将整个人体与“天地”进行类别的不同方法；这就说明西汉末的医经七家已经受到了董仲舒“天人相应”、“人副天数”思想的影响了。但是，只有东汉·班固的《白虎通义》用阴阳五行解释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并逐渐成为人们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后，医经家才会以医经七家的针灸知识与对人体方面的认识为基础编撰出三位一体的《针经》、《素问》与《难经》。他们“以天喻人”，根据观察和解剖观察而来的人体脏器的藏、泻关系，类比“地五天六”统一了五藏六府和奇恒之府；然后将人体的五藏与四时、五行类比，以人体解剖时肉眼可见的生理功能，加上四时、五行的物理属性作为五藏的功能，组成了一个五藏相生相克的藏象系统；又将人体的经脉与大地上的河流类比，在西汉初十一经脉的基础上演化为十二经脉，推想出一个人体五藏六腑与十二经脉环道相连的气血循环的人体结构生理模型，即现在所谓的“脏腑经络学说”，为医经家针灸时，避开人的五脏六腑、循经取穴治疗疾病，以及生理与病机方面的解释提供了支持，走上了“天人医学”之路。因为《针经》、《素问》都是用岐黄对话式的策问体，所以北宋以后的儒医们又称之为“岐黄之术”。
但是，根据皇甫谧以《针经》、《素问》与《明堂孔穴针灸治要》撰次为针灸的精简本《针灸甲乙经》后，一直传承有序；而《素问》至唐时严重脱简、《针经》至宋时几近失传，即使唐·杨上善奉敕撰注的《黄帝内经太素》至南宋时也仅存三卷，这就说明了《素问》与《针经》是为针灸等外治法提供理论基础的书籍，而且也反证了与汉唐时用中草药、经验方治疗疾病的经方家不存在什么关系！
三、《针经》、《素问》与北宋以后的思辨医学
在两宋时期，因为朝廷重文抑武、重视医药，所以医生的社会地位就被提高了；尤其是范仲淹“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言论，更是为落地学子和官场失意的士大夫们找到了归宿，因此儒医便诞生了。因为理学的影响，他们“以术为不可恃，而必推求其理”，所以就开始用本为针灸等外治法提供理论基础的《素问》、《针经》包括《难经》中的理论注解《伤寒论》，因为对张仲景三阴三阳六病的错误解读，导致了温燥之剂滥行于世；特别是朝廷设立的和剂局编撰并出版的《和剂局方》，不仅扩大了一些经方的方证范围，而且还将不少汤剂变为煮散，因此改变了这些经方的用量，以致出现了方不治病的怪象！因为从北宋开始在整个朝野都非常迷信五运六气的两宋时，以张元素为代表的一些儒医们、就简单地将这种现象归咎为“运气不齐，古今异轨，古方今病不相能也”。于是他们就开始抛弃了汉唐千余年的经方医学，一本岐黄之术，逐渐走上思辨医学的歧途了！
清·《四库全书》中说：“医之门户分于金元”。其实就是这些儒医们，在“天人相应”、“人附天数”与“阴阳五行”思想的影响下，将东汉医经家“以天喻人”，类比而来的“脏腑经络学说”，当作人体真实的结构生理对待了。在医疗实践中，他们根据病人的症状与体征，用“脏腑经络学说”这个“天人模型”通过司外揣内，广泛思辨推测人体的结构生理、病机病因，描述中药的功能归经、并指导处方用药；例如刘完素的“六气皆从火化论”，张元素的《脏腑标本药式》，李东垣的“阴火说”，朱丹溪的“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论”；张景岳之流的“命门学说”，与叶天士用“卫气营血”、吴鞠通用“三焦辨证”论治温病等，就是这些儒医们对本来就非一家之言的《素问》、《针经》包括《难经》的认识或切入点的不同而产生的学术上的争鸣，其实与人体真正的结构生理、病机病因相去甚远！因此清·王清任才会《医林改错》，但限于当时的科技条件与世界观，也只是对人体结构的认识有所提高，对人体生理的认识不可能有什么突破！尤其是用《素问》从自然界观察而来的物理的对抗性法则治疗人体疾病，很多都不符合人体自然的祛病机能，反而与西医的对抗性治疗方法相似，所以临床疗效根本就不能与经方相提并论！
但令人庆幸的是：北宋以后的儒医们尽管开创了思辨医学，但研究《伤寒论》者仍大有人在，虽然他们也用《素问》、《针经》中的理论进行解读，但在临床诊疗疾病时，仍然是“辨方证”；而且多数专业的医生都是师带徒，学习的是临床诊断、处方、针灸等实用知识与技能；只有个别文化程度较高者或儒生学医，才学习《素问》、《灵枢》或其他各家的理论知识！可令人遗憾的是：解放以后，整个中医界在对中医和中医理论还没有理性的认识的情况下，就以北宋以后儒医们开创的思辨医学为主模仿西医编撰起了统编教材；将《素问》与《灵枢》中的“脏腑经络学说”编写成了中医的人体结构生理学，将“整体观念”与“辨证论治”确立为中医的基本特色，尤其是将各家学说“统战”为一个辨证论治体系，将整个中医界引进了一个大一统的、单纯的思辨医学时代了！经过多版以后，不仅将思辨医学发挥到了极致，而且掺入西医的成分也越来越多了；不但没有解决中、西医之争，而且又引起了学院派与师承派之间的纷争！

武极

且迎香穴为什么就一定要是大肠经的，迎香穴为什么不能是三焦经胃经督脉胆经的。

武极

武极 发表于 2021-5-26 17:58
联线应都是直线，但实际也有很多经脉曲线，且是较复杂的经脉曲线。

如大肠经的迎香穴，从大椎大到迎香穴可以有很多种连接线，为何就是那一种。
且左大肠经却与右迎香穴相接，右大肠经却与左迎香穴相接。

武极

中西医融合观 发表于 2021-5-26 17:49
不要把自己的认识（正确的或者错误的）强加于经典！自己的观点说清楚是自己的认识，不要说经典是错误， ...

邓铁涛没错

武极

联线应都是直线，但实际也有很多经脉曲线，且是较复杂的经脉曲线。

武极

十二经脉则不是根据病人在针灸过程中感觉到的经络传感，由线段逐渐连接成为联线

中西医融合观

   不要把自己的认识（正确的或者错误的）强加于经典！自己的观点说清楚是自己的认识，不要说经典是错误，并且要求修改经典，甚至于强迫别人承认、服从自己的观点。
     更不要把自己的错误理解强加于经典（先栽赃），然后再把栽赃到经典中的自己错误的理解当做经典内容进行批评。
      例如：五行，原本没有机械的相生相克的意思，有人错误的理解五行是机械的相生相克！本来是他自己理解错误，他非要说经典中的五行是机械的相生相克，他喋喋不休、有理有据，天天批评五行机械相生相克！这就是胡搅蛮缠了。这种错误，邓铁涛都不能幸免，其他人也就无可非议吧。

中西医融合观

        不同学术观点，各自保留自己的观点。和而不同。

铁骨铮铮2002

申景旺先生是大学问家，深入研究中医经典，颇多新见解，值得肯定。学习中医一定不能人云亦云，需要独立思考。

喻家言

          一语成谶!                   
          李桐宪老先生经典格言：
          先栽赃，后批判！
          既然是“个别人还将部分篇章、甚至成书的年限追溯到了先秦；”而不是中医界主流的普遍认知结论。
        请问：批判有何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