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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是医道而超越世俗意义的医学 传说中的轩辕黄帝逐鹿中原而鼎定四方，被推崇为华夏民族的人文始祖。从此有四百兆中华儿孙飞腾世界，使五千年传统文化昱卫神州。
什么是传统？
传就是传承性，即道德的传承性，文化的传承性，思想的传承性；统就是大一统，通天彻地的大一统，古往今来的大一统，自然与生命的大一统。大一统是中华民族的思想律。孔安国序《尚书》以“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大道就是自然之道与生命之道。《黄帝内经》与《老子》、《周易》论述的都是大道。大道是至高无上之道。
春秋战国，风气云涌，诸子百家，纵横八极。那东方智慧光耀宇宙的时代，成就了人类文明辉煌灿烂的篇章。《黄帝内经》的鸿篇巨制诞生在这一时期，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思想的体现，是中华民族大智慧创造的蓝图。《黄帝内经》不是中国古代早期的医学著作，而是全面揭示生命大道的三坟雄文。《黄帝内经》不是认识的原始或初始形态，也不是朴素或自发阶段，而是代表东方文化的人类认识的高峰。是《黄帝内经》开辟了道法自然的天地，展示了生命之神的辉光，实现了认识史上的奇迹。
从春秋战国至秦汉间，以黄岐问对形式撰成的医道论诸篇流传于世，虽然兵火凶荒、战乱连年仍能得以保存。刘向奉诏校书而著《别录》，子歆汇总群册而为《七略》。依其义而定其编，举其例而题其名，于是有《黄帝内经》与《黄帝外经》之名。内外非形之深浅，而在于类之主次。合者为内，别者为外。道同而用异。班固《汉书·艺文志》所录即取自《七略》，成为现存最早记载《黄帝内经》的珍贵文献。
千秋文化射斗牛，万世功勋传竹帛。《黄帝内经》历春秋战国秦汉，为多时所集，为多人所撰，凝聚了几十代人的心血。然而，却未能留下有关作者的任何蛛丝马迹。不为名利，不为权势，始终不渝的是那流传后世、慈惠无穷的耿耿心怀，挥之不去的是对医道异化、濒于失传的深深忧虑。“上德不德（得）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得）是以无德”，这是《道德经》中封尘千古的大德观。有治天下之德而不居其位，能治天下之人而不收其利，这是《黄帝内经》众多作者的大匠心。
《黄帝内经》历两汉交替的浩劫之后，在其所存部分的基础上，又得以重新整理和编撰，直至东汉始见《素问》之名。“素问”的含义，其解甚多。有见地者，全元起以“素”为本；林亿引《干凿度》以“素”为质；吴昆、马莳、张介宾、王九达等以其为“平素问答”之意。“素”是一个会意字。金文“素”字是双手截断脐带的象形，表示生命诞生的过程，引申义为本来就如此。《淮南子》中载：“虚无者道之舍，平易者道之素。”虚无是道的所在，平易是道的本来。“素问”就是有关生命本原的问对，“素问”就是有关生命之道的问对。《马王堆汉墓帛书·经法·道法》中载：“故能至素至精，浩弥无形，然后可以为天下正。”唯至素至精，无限无形，可为天下之正，可解生成之道。
两千八百五十多年以来对老子的误会与曲解有多种原因，但很大程度上在于不知读者对象这一起码的常识。《道德经》是讲给周幽王一人听的，而不是针对黎民大众的；孔圣的《论语》是儒子们的行为规范；释家的教义原本是为了普度众生；《黄帝内经》的读者对象是悟道之人。《上古天真论》开宗明义：“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以下诸篇则反复强调“非其人勿教，非其真勿授”。离开对大道的理解，离开对生命的内省，离开灵感悟性的思维方式，离开取象比类的认识方法，必致毁道弃数使反论自彰。
《黄帝内经》之神与老子的心是相通的。《黄帝内经》之道与老子的道是相承的。老子论道：曰大，曰逝，曰远，曰反。大可包罗万象，无边无际；逝如流光飞过，无始无终；远则囊括时空，反则与物相反。无限过去，无限的有；无限未来，无限的无。无限的有无，是一个无限的时空，是一个无限的过程。道是对这个过程的描述，是对其中各种运动方式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的描述。“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道德相成，有无相生，其中有精，其中有信，震撼古今，石破天惊。
“反者，道之动”。历来多以道反为对立范畴，于是至今仍有以朴素矛盾论解者。道与反不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而是如《通评虚实论》之“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一样，反是针对物而言。故其下文则谓“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物之反即是道之动。在物质领域内，物之反是反物质。而整个物质结构领域之反则是过程领域，其中间是枢机领域。道之动是指过程所属的运动变化。《黄帝内经》之道所描述的即是自然过程与生命过程。其所属无限的自然与生命运动方式则是“至大无外，至小无内”的气。
“弱者，道之用”的“弱”也是针对物而言。物之弱即是道之用。道之用为德。天下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德。《四气调神大论》载：“天气清净光明者也，藏德不止。”物弱则进，物进则退。物性愈弱，德性愈强。弱可胜强，柔可胜刚。物性的不断减弱，也就是物的不断否定。物的每一次否定，都是道之用的实现。弱是两个勿字。物在否定之否定中生而又生，在渐变至突变中化而又化。《天元纪大论》载：“曰阴曰阳，曰柔曰刚……生生化化，品物咸章。”就结构领域的认识而言，器官论否定整体论，细胞论否定机械论，原子论否定分子论，……虚子论否定粒子论，随着物质的弱化，德的层次飞跃，正否定就是超越，道之用于是显彰。当至其物极必反之时，则进入道之动的自然过程领域。
《黄帝内经》中“天”的最高层次的含义就是“自然”。“自然”不是现代所称的自然界，而是自然而然，无限自在。自为始，然为终；自为因，然为果。从过去之始到过去之终，从未来之始到未来之终。从过去之因到过去之果，从未来之因到未来之果。有生于无，无生于有，自始自终，无始无终。自然喻含着相互关系，喻含着相互作用，喻含着有无，喻含着无限，喻含着过程。在物质范畴，粒子为有，场为无；物质为有，反物质为无。在空间范畴，实体为有，空间为无；空间为有，虚空间为无。在时间范畴，过去为有，未来为无；时间为有，虚时间为无。一切都在相互作用之中，一切都在无限运动之中，一切都在有无之中，一切都是过程。
《黄帝内经》囊括过程、枢机、结构领域，但以过程的描述、枢机的描述为主。景象显而境界愈小，景愈藏而境界愈大。玄之又玄于天地之间，游行出入于万物之初。神气形相合实现生命的大一统，天地人相合实现自然的大一统。道气数序类描述自然过程、运动方式、作用方式、作用序列与类别异同，机化态势象描述变化枢机、变化发生、变化方式、变化属性与表征显现。自然及生命过程中存在着美与和谐，中和通标志相互关系的最佳状态。道在惚兮恍兮的微妙之中，气在无形无限的动静之间，数是宇宙演化的韵律，象是时空运变的光华……
道、气、数、序、类、机、化、态、势、象等是《黄帝内经》的基本概念范畴；阴阳、五行、脏象、经络、病因、病机等则属于二级概念范畴；摄生、诊道、治道、本草、方剂、针灸等，则属于三级概念范畴。于是，抛弃其基本概念范畴，曲解其二级概念范畴，替换其三级概念范畴，则成为使医道改弦易辙而与西医学接轨的先决条件。因此，首先认识《黄帝内经》就成为登堂入室、直通医道的唯一途径；重新认识《黄帝内经》就成为弃旧图新、感悟医道的反归捷径；共同认识《黄帝内经》就成为正本清源、复兴医道的根本途径。
但是，认识《黄帝内经》，必如《移精变气论》所言：“去故就新，乃得真人。”不断抛弃已有的旧学，才能获得全新的医道。老子说：“为学者日益，为道者易损。”不解决关于自然、生命本原及其时空层次的认识，不解决医道的认识对象、思维方式、研究方法、概念范畴、理论纲纪、实践目标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沿用近几年来形成的现代“中医学”思路、观念、成见、方法和价值标准，必将误人子弟而使其误入歧途。（所以，探索医道的原理及其运用，重新阐发上述诸多基本理论问题，乃是这次注译《黄帝内经素问》的重点所在。）
医道的认识对象主要在生命过程，而非人体结构。生命过程的主导在神气，而形器只是神气之载体。如《周易》所言：“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阴阳应象大论》中的“治病必求于本”、《生气通天论》中的“生之本，本于阴阳”，就是指人的生命过程这个根本，而不是指疾病本身，或作为其载体的人体结构。《移精变气论》之“标本已得，邪气乃服”、“标本不得，亡神失国”，强调了标本相得的重要性。《汤液醪醴论》则谓：“病为本，工为标；标本不得，邪气不服。”病人与医生之间，病人为本，医生为标；病人与疾病之间，病人为本，疾病为标。人和则无病，人失和则病。中医调于人而病自治。
医道的实践目标在于生命的全面自主实现、全面自由发展与全面自我和谐。中医不是治病的医学，而是调人的医道。《黄帝内经》推崇摄生的自稳、自调、自控与自和、自生、自化，而治道亦以促进其自稳、自调、自控与自和、自生、自化为目标。《黄帝内经》称摄生者为人，并将其分为与道同生的真人、通达于道的至人、顺从于道的圣人、符合于道的贤人。而称医治者为工，并将其分为“上守神”的上工、“守门户”的中工、“粗守形”的下工。
摄生的最高境界在于“神调”，《上古天真论》以之区别摄生的层次，《四气调神大论》以之显示时空的效应，《生气通天论》以之阐述天人的通达。诊道的最高境界在于“神诊”，从而有《八正神明论》中关于“形乎形”与“神乎神”的精彩描述。治道的最高境界在于“神治”，《宝命全形论》谓“一曰治神”、“必先治神”，《移精变气论》谓“得神者昌，失神者亡”，《玉版论要》则开门见山：“道在于一。神转不回，回则不转，乃失其机。”潜心内视，自在如一，见微知著，出神入化，圆通活法，神用无方，始得医道之真谛。而审病求机，随机变法只是守门户之治。
《五运行大论》中载：“夫数之可数者，人中之阴阳也。然所舍，数之可得者也。天地阴阳者，不以数推，以象之谓也。”《示从容论》中载：“不引比类，是知不明”、“明引比类从容”、“是谓至道”。取象比类、从容综合是认识自然和生命过程的重要方法，这一认识根源于宇宙的共性、自然的和谐。“循法守度，援物比类，化之冥冥”。如是则可掌握机变于莫测之间，出神入化于冥冥之中。
阴阳五行、三元六气、四象八卦，不是朴素的唯物论和自发的辩证法，而是自然过程中最基本的数序。各类数序中不是指具体的“物质”、“结构”、“功能”、“形态”，而是对相互作用方式的归类，也可作为我们认识自然和生命过程的至简至易。至简才能通用。从而可用以标志标定多维时空方式、多维时空态势、多维时空效应，于是可包括现代理论物理关于闭合空间、绝对空间、动态量子化弯曲空间运变的全过程，亦可完成对现代生命科学关于物质、能量、信息开放系统的统一描述。
被斥为“封建迷信”，或“有一定合理成分”，或“古代朴素气象学”，而在教学中删去的七篇运气大论，乃是人类关于时空运变节律性周期的认识，是中华民族的大贡献，是中华医道的大经纬。地球自转出现日节律昼夜阴阳之象，地球公转形成年节律五运六气之序。星拱天心，神旋魁柄，十二月指遍四方二十八宿，历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乃合周天公度之数。五星会聚，日心自旋，沿周天三百六十公度而有六十年周期、三百六十年周期等。太阳系自旋、公转，银河系自旋、公转，乃有更大的节律性时空运变周期。天道轮回、地质演变、生命进化尽在其中，时空方式、时空态势、时空效应无所不包，岂止气候之应、形器之感、疾病之生区区微域。
被解释成“组织器官”的五脏六腑，其实是关于最基本的生命运动方式的分类。所属经脉网络，则展示了过程及枢机领域中神、气游行出入与转输交会的壮丽图景（当然也包括了能量、信息的控制、反馈、协调、传递等生命活动），而不是今人在试验室里千辛万苦地寻找的结构性“气血运行的通道”。《灵兰秘典论》、《六节脏象论》、《宣明五气篇》等揭示了生命三元神、气、形的脏腑归类。《三部九候论》中指出神脏、形脏之别，是作者已知千载之后废道异学的症结所在，因此在《素问》与《灵枢》中均反复强调神、气、形的区别，并谓“知其要者，一言而终；不知其要，流散无穷”。
“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自然与社会过程合一，自然与生命时空相通。《黄帝内经》中通篇贯穿了人与自然的统一与和谐，以及人的生命过程的统一与和谐。《黄帝内经》营造的这一人与自然相应的诗情画意般的氛围，为实现形气的神化、神明的通达、摄生的途径、疾病的预防、调治的思路、药物的应用、针刺的发机、导引的运窍等，提供了无限延伸的广阔世界。这是一个开放、协同、混沌、有序、多维、多元、非线性、非平衡、自组织、自和谐的大千世界。
西方文化一元论者奉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宗旨，自以为可以战胜一切、夺取一切。物质利益的诱惑无法阻挡，征服自然的雄心不可抑制。有胜气必有复气。人类对生存环境的破坏，必将导致自然力的惩罚。人类对动物灭绝性的残害，必将迎来微生物界的报复。有人说未来与人类争夺地球的是病毒。然而，如果我们把敌人锁定病毒，那将是一场永无休止的自我毁灭的战争。返朴归真，回归自然。人类最终会向往心灵的宁静，追求纯朴的意境。未来文明必将转向古代东方文化。新世纪呼唤《黄帝内经》的思想，呼唤人与自然的和谐。 西医病理定位、定性、定量之反，就是中医病机求因、求属、求势。西医病理是关于人体结构、功能、形态失常的认识，中医病机是关于生命过程、方式、神机失和的认识，其中自然包括微观物质的演变、能量的转化、信息的控发。求因属于相互关系的范畴，包括失中、失和、失通等（而不是拘于物质性致病因素）。求属属于运动方式的范畴，包括脏腑、经络、气血津液等（而不是拘于人体结构及其功能）。《至真要大论》引《大要》谓“谨守病机，各司其属，有者求之，无者求之”，即指求其所因，求其所属。“盛者责之，虚者责之”，则是指求其势。
求势属于变化属性的范畴，主要是指神气的变化，包括局势、趋势与时势。局势是关于关系变化属性的描述，如虚实、寒热、燥湿等，趋势是关于空间变化属性的描述，如表里出入、上下升降、开合聚散等。时势是关于时间变化属性的描述，如伤寒六病、温病三焦、卫气营血等。治局势宜反而调之，治趋势宜引而导之，治时势宜随而和之。平其所因，安其所属，导其势以使其和，则是调治的根本大法，如《至真要大论》所言：“疏其血气，令其调达，而致和平。”
《黄帝内经》中表示病象多用病形、病状、病候、病脉，用“证”字只有一次。《伤寒论》、《金匮要略》、《中藏经》等皆以“某病脉证并治”为题。脉证同属病象。证为从言从登的形声字。问诊所得为证，望诊所得为候，切诊所得为脉。明代周之干《慎斋遗书》始见“辨证施治”，清代章虚谷《医门棒喝》始见“辨证论治”，其“证”仍指病象。如周氏画龙点睛之言：“若见一证，即医一证，必然有失。唯见一证，而能求其证之所以然，则本可识矣。”其本则是病机。
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辨证论治”始崇为代表中医的特色，却把“辨病论治”的桂冠强加于西医（就像把“现代医学”的光圈抢先奉送给西医，而把自己称作原始朴素意义的“传统医学”，再提出“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医，实现中医现代化”的纲领一样），从而使中医理论进一步陷入自我否定、自我混乱的漩涡之中。一时间，有关证的歧义多达数十种之多，诸如“证据”、“证候”、“症候群”、“机体反应”、“疾病状态”、“诊断结论”、“主观感觉”、“阶段本质”、“边界效应”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人类科学史上没有一个概念被搞得如此五花八门、千姿百态。
于是，对“辨证论治”科学性的怀疑日烈，寻找证的客观标准的呼声日高，西医辨病为主、中医辨证为辅而相结合之说日盛。甚至不惜以“证型”代“证候”，以“辨证分型”代“辨证论治”。证的概念被混淆，病的本源性丧失，审病求机、随机变法的核心部分被挖去。证的物质基础研究，证的客观化、标准化、定量化的研究，竟然成为所谓“中医科研”史上的重大项目。恰如《著至教论》的喻言一样：“病伤五脏，筋骨以消，子言不明不别，是世主学尽矣。肾且绝，惋惋日暮，从容不出，人事不殷。”
《黄帝内经》中用“道”字二百六十九次，多以本原、过程、相互作用的意义出现，并反复强调天道、地道、人道及医道、诊道、治道。《著至教论》开篇即问“子知医之道乎？”且谓“医道论篇，可传后世，可以为宝”。唯“道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而“学”字在《素问》与《灵枢》中只用过四次，却以“杂学”或“学尽”等形式出现。道、学、术、技，层次不同，高下有别。中西之学，对象不同，内涵各异。以学掩道，以西代中，为工而不知道，岂止四失五过？徐大椿痛心的感叹至今犹在，“道之所以日丧，而往死者遍天下也。”
《黄帝内经》所揭示的自然原理和生命原理，也是中华医道的原理。因此，中医不仅是与西医不同的科学，而且是与西方科学相反的道德文化。“道德”不是现代理解的道德观念，而是对自然与生命本原的认识。东西方对本原认识的不同，导致了中西医的根本分歧。和能生物，同则不济。相反和谐才能生化，相同是没有意义的。中华医道对人体结构研究科学之超越，不仅是人类认识史上的伟大创举，而且是未来文明追求的长远目标。
量子论引发的“二十世纪风暴”席卷了物质结构性研究的岛屿，现代自然科学的“第三次革命”冲决了分析还原性科学的堤坝。一大批远见卓识的西方科学家惊呼，这一骤然兴起的伟大变革是向中国古代“道”的归复，是向中医理论的归复！时至今日，甚至还有人问：什么是中医？中医是不是科学？中医是中华民族的大智慧，中医是人类文明的大精髓。中医是人与自然、社会大一统思想的展现，中医是描述自然和生命过程合一的大道。中医是医道而超越世俗意义的医学。 两条腿走路的人们，以两种思维方法认识世界。古代的东方迈出了第一条腿，近代的西方迈出了第二条退。当其潜力穷尽的时候，科学的革命性变革就会到来。系统论对机械论的超越，信息论对结构论的超越，量子论对相对论的超越，突变论对进化论的超越……复杂性对局限性的超越，不确定性对确定性的超越，非平衡态理论对平衡态理论的超越，非线性理论对线性理论的超越……最终将是过程论对实体论的超越，中华民族文化对现代科学观念的超越。现代科学革命的每一次反之动，都是向《黄帝内经》之道的回归。
一个世纪以来，就在西方科学家越过实证的悖论，于信息交响的天籁中，聆听生命之道的韵律，尽力追寻《黄帝内经》意境的时候，现代中医学者却在结构研究重复试验中，运用还原定量分析的方法，企图实现那脱胎换骨的忘我的结合。现代“中医学”确实存在着深重的危机。认识对象的接轨，实践目标的该向，思维方式的转化，研究方法的假借，概念范畴的替换，理论纲纪的崩解，自主信念的丧失，道学根本的消亡……当此之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大道，为万世开太平，非追本溯源，正本清源，力挽狂澜，重归岐黄而别无他途！
千秋道统，天下谁御？《黄帝内经》由宏及微，由隐至显，创造了肯定之肯定的辉煌历史；西方医学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走过了否定之否定的艰难旅程。二十一世纪是东西文化交会和共振的时代，二十一世纪是中华智慧超越和包容西方科学的时代。完成文化的复兴与崛起，实现民族的光荣与理想！历史赋予了我们神圣的责任，未来呼唤着我们认识的觉醒！
傅景华 识于壬午年秋晦朔平心堂
（以上内容见于傅景华主编《黄帝内经素问译注·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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