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曾想学自然科学：最好有两三年时间专门读

一江春水

毛泽东在中南海的住处菊香书屋，是名副其实的书房。外出视察，毛泽东总要带上一批他想读或常读的书籍。1959年10月23日外出前，他列出要带走一大批书目，当时为毛泽东管理图书的逄先知，把这批书目记在登记本上。这份书单仿佛是一张“精神地图”，布满毛泽东想要去探寻的地方。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博览群书之状和基本阅读范围，从中可看出大概。

　　多次阅读《资本论》

　　这份书单中，有19种马列经典著作，包括《资本论》《工资、价格和利润》《哥达纲领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等。

　　毛泽东最早接触《资本论》，应当是在1920年经营长沙文化书社的时候，当时他多次向读者推荐李汉俊翻译的《马克思资本论入门》。到延安后，1941年毛泽东写的《改造我们的学习》《关于农村调查》《驳第三次“左”倾路线》等论著，便引用不少《资本论》的一些论断，诸如：“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等等。毛泽东还说：资本主义的理论和历史的一致，“模范地表现在《资本论》里面，我们可以从它懂得一点辩证法论理学和认识论一致的门径”。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阅读《资本论》，当然未必是通读。1958年3月，在成都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他批示印发《资本论》第3卷中论述商品交换的一段话，还起了一个标题，“从生产出发，还是从交换和分配出发？”在毛泽东的藏书中，有三种《资本论》上面留有他的圈画。一种是1938年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的《资本论》，毛泽东在扉页上写有1867（《资本论》第一卷出版时间——笔者注）和1938的一个竖式，用铅笔标注：“在71年后中国才出版”；一种是1939年由延安解放社出版的《〈资本论〉提纲》；一种是人民出版社1968年出版的大字本《资本论》，共29册。

　　李达的《社会学大纲》毛泽东读了十遍

　　在这份书单中，开列有河上肇《政治经济学大纲》、普列汉诺夫《史的一元论》和《艺术论》、米丁《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艾思奇《大众哲学》等中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和理论家的书籍。

　　河上肇是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著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和《经济学大纲》。这两本书，毛泽东在延安时期都读得比较熟，在前书上写下不少批语，把后书列为中央研究组的学习读本。1959年这份书单中写的“河上肇《政治经济学大纲》”，可能是指这两本书中的一本，或其中一本在此后的修订本。河上肇常常修订自己著作的情况，毛泽东是知道的。1960年6月21日他在会见日本文学代表团时曾谈到：“你们日本有个教授叫河上肇，他的政治经济学到现在还是我们的参考书之一。河上说，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每年都修改，修改了多少次。”

　　新中国成立后，高校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是依据苏联教材，并且还请来一些苏联专家教学。长时间没有一本中国人自己编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毛泽东一直存有心结，由此推动胡绳、艾思奇主持编写了一部哲学教材《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1961年夏天，就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准备定稿时，不知出于什么考虑，毛泽东约李达到庐山谈话，嘱他另编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还说：“你的《社会学大纲》就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起了很大作用，我读了10遍，还做了笔记。”李达接受这个建议，修改《社会学大纲》，改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于1965年印出上册，供内部讨论。毛泽东收到书稿，又是一番阅读，还在批语中提出，应该改变过去哲学教科书中把辩证法的三大规律平列的做法，理由是：“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其他范畴如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联系、发展等等，都可以在核心规律中予以说明。”不难推想，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关注和阅读中国人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应有突破苏联哲学体系、在理论上创新的用意。

　　博览西方人文社会科学著述

　　在这份书单中，关于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著述，除一本《西方名著提要（哲学社会科学部分）》外，只列学科未列作者和书名的，有“从古典经济学家到庸俗经济学家的一些主要著作”；只列作者未列书名的，有“黑格尔、费尔巴哈、欧文、傅立叶、圣西门”。

　　毛泽东多次讲，不读唯心主义哲学，就不能真正懂得唯物主义；不读资产阶级唯物主义的书，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读西方人文社会科学著述，了解得比较多的是古希腊哲学、德国古典哲学和现代英美哲学。1964年2月9日，在同外宾的谈话中，他对西方哲学史上的一些代表人物作了整体评论，认为：苏格拉底注重伦理学，注意研究伦理学和宪法；柏拉图是彻底的唯心主义者；亚里士多德是一位大学者，比前面两人的水平高，创立了形式逻辑；康德创立了天文学中的星云学，搞了对立统一的12个范畴，是一个不可知论者；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发展了唯心主义的辩证法。1965年8月5日，毛泽东又同外宾谈到：费尔巴哈是第一个看透神是人的思想意识的反映，他的书必须看。当然，黑格尔的书也必须看。我是相信过康德的。我也看过希腊亚里士多德的书，看过柏拉图的书，看过苏格拉底的书。

　　研读西方哲学书籍，使毛泽东深切感受到，哲学作为认识工具和理论武器，总是反映和支持着各国的现实需要。对此，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曾有过表述：“资产阶级哲学家都是为他们当前的政治服务的，而且每个国家，每个时期，都有新的理论家提出新的理论。英国曾经出现了培根和霍布斯这样的资产阶级唯物论者；法国曾经出现了百科全书派这样的唯物论者；德国和俄国的资产阶级也有他们的唯物论者。”虽然都是唯物论，但“各有特点”。如果没有对西方近代各国哲学的了解，他就不会有这样具体的认识。

　　酷爱中国古代文史哲

　　在这份书单中，开列有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郭沫若《十批判书》《青铜时代》《金文丛考》，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赵纪彬《关于孔子杀少正卯问题》，以及“关于《老子》的书十几种”。

　　读中国现当代学术权威的历史、哲学和思想史著作，是毛泽东的一贯兴趣，且多有自己的看法。下面引两段毛泽东的谈话，看看他对这些学者及其专著是怎样评论的。

　　一段是他在1968年10月31日中共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讲的：

　　广东的那个杨荣国，我也没有见过这个人，看过他的书，在党校教书的那个赵纪彬，这两位都是反对孔夫子的。所以对这两位的书我都注意看。此外还有北大一个教授叫任继愈，他也是反对孔夫子的。拥护孔夫子的，我们在座的有郭老，范老基本上也是有点崇孔罗……任继愈讲老子是唯物论者，我是不那么赞成的。得到天津有个教授叫杨柳桥的书，《老子译话》，他说老子是唯心主义者，客观唯心论者。我就很注意这个人。你们上海的，我有两个同乡，一个叫周谷城，一个叫刘大杰。刘大杰有部文学史，周谷城有部世界通史。

　　一段是1972年12月27日的一次谈话：

　　讲历史分期，刘鹗、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王（国维）、罗（振玉）的书值得读。靠乌龟壳、殷墟的发现，震惊世界，国王死，殉葬几千人。郭沫若的《奴隶制时代》、《青铜时代》值得看。《十批判书》，看了几遍，结论是尊儒反法，人本主义……历史中有哲学史，其中分派。郭沫若、冯友兰把孔子封为革命党。儒法两派都是剥削本位主义，法家也是剥削，进了一步。杨荣国没有讲清，新的势力兴起，还是剥削。陈伯达、任继愈说老子一派是唯物主义，我看是客观唯心主义。

　　这两段随兴之论，表明毛泽东阅读的中国古代文史哲研究著述，除了1959年这份书单列出的几种外，还有杨荣国《中国古代思想史》和《简明中国思想史》、赵纪彬《论语新探》和《关于孔子杀少正卯问题》、任继愈《中国哲学史》、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等。毛泽东读此类书，很关注它们对儒法两派思想的分析评价。

　　“我想学自然科学”

　　在这份书单中，笼统开列有“自然科学方面的基本知识书籍；技术科学方面的基本知识书籍（如讲透平、锅炉等）”。

　　书单中提到“讲透平、锅炉”具体指什么书，不得而知。像《无线电台是怎样工作的》《苏联1616型高速普通车床》这类科技普及读物，毛泽东是读过的。1958年秋天，张治中陪毛泽东到南方视察，发现毛泽东在读一本《冶金学》，很奇怪，问他为什么读这本书？毛泽东回答：要广收博览。1959年1月2日，苏联发射一枚宇宙火箭，6日他就要了几本关于火箭、人造卫星和宇宙飞行的通俗读物来读。

　　据记录这份书单的逄先知回忆，1951年，毛泽东同周世钊等人说：我想学自然科学，最好有两三年的时间来专门读，可惜现在不现实了。虽不能专门去学，但一有时间，他尽可能阅读自然科技方面的书籍。1958年，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他还专门讲：“提出技术革命，就是要大家学技术，学科学”，“要真正懂得业务，懂得科学和技术，不然就不可能领导好”。

　　中国科学家的论著，毛泽东读过李四光《地质力学概论》，竺可桢《历史时期气候的波动》和他同宛敏渭合作的《物候学》，席泽宗的

　　《宇宙论的现状》等。读了华罗庚《统筹方法平话》，毛泽东支持他到各地推广“优选法”。对古代的医学著作如张仲景《伤寒论》、李时珍《本草纲目》，毛泽东也发表过一些评论。

　　毛泽东还读了一些外国自然科技方面的书，诸如哥白尼《天体运行论》、施密特《宇宙体系论》等。他读了苏联威廉斯《土壤学》后，在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要求领导干部们也读一读，说是“从那里面可以弄清楚作物为什么会生长”。1970年12月18日，在会见斯诺时，毛泽东说：“科学上的发明我赞成，比如，达尔文、康德，甚至还有你们美国的科学家，主要是那个研究原始社会的摩根，他的书马克思、恩格斯都非常欢迎。从此才知道有原始社会。”1974年，他在会见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李政道时，又详细谈到：英国的培根信宗教，他的宇宙力学现在被批判了，因为它要用一个外面的推动力，第一次，以后就自己动了。英国的达尔文、莱伊尔、培根都是了不起的学者。英国汤姆生编著的《科学大纲》，由中国很多人翻译出来，我读过那本书。它那里边有一部分讲神学，你们大概不看那一部分。

　　关注和阅读逻辑学专著

　　在这份书单中，开列有“《逻辑学论文选集》（科学院编辑），耶方斯和穆勒的名学（严译丛书本）”。

　　这份书单中列的“耶方斯和穆勒的名学（严译丛书本）”，是他1912年自学时读过的。1959年，他提议把中国近些年关于逻辑的文章和近数十年的逻辑学专著，不管内容如何，都汇编出来。中央编译局姜椿芳等人负责编《逻辑学论文集》，中央政治研究室负责挑选和编辑逻辑学专著。1959年7月，毛泽东审阅了姜椿芳等人编的《逻辑学论文集》论文篇目，觉得是用了功的。这本论文集收录了1953年以来发表的全部逻辑学论文150篇，分为6集。中央政治研究室则从解放前出版的逻辑学专著中，选出11本，出了一套“逻辑丛刊”。其中包括严复翻译的耶方斯《名学浅说》和穆勒《穆勒名学》，还有潘梓年的《逻辑与逻辑学》，金岳霖的《逻辑》，章士钊的《逻辑学指要》等。

　　章士钊的《逻辑学指要》入选“逻辑丛刊”，与毛泽东推荐有关。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问章士钊，听说你出版过一本逻辑学著作，能给我看看吗？章士钊回答，这是在重庆时期写的，立场有问题，给你看岂不是对你的侮辱？毛泽东说：这是学问上的事。章士钊遂将《逻辑学指要》送给毛泽东读。三个月后，毛泽东约谈章士钊，对他说：我通读一遍，多年来我读这类著述甚多，许多是从西方转译过来的，你的书却取材于中国古代文史典籍，这在同类书中为仅见，应该把它印出来，为今日参考。章士钊在用文言文写的重印《逻辑学指要》序言稿中，记述了上面这段毛泽东关注和阅读此书的情况。

　　故事还没有完。章士钊对《逻辑学指要》作了不少修改删补，又送给毛泽东看。毛泽东于1959年6月7日给他写信说：“实事求是，用力甚勤”，“垂老之年，有此心境，敬为公贺。既有颇多删补，宜为几句说明”。毛泽东索性代章士钊拟了一个“说明”：近年以来，关于逻辑学的范围及其与唯物辩证法的关系，争论繁兴，“鄙人对此，未能参战，然亦不是没有兴趣的。旧作重印，不敢说对于方今各派争论有所裨益，作为参考材料之一，或者竟能引起读者对拙作有所批判，保卫正确论点，指出纰缪地方，导致真理之日益明白，则不胜馨香祷祝之至！”这段移情作文、移思代序的文字，表明毛泽东对逻辑学研究领域的熟悉，和对章士钊这类老先生的诚心呵护。章士钊正式写的“重印说明”，基本上吸收了毛泽东代拟的内容。

　　喜读古人笔记小说

　　在这份书单中，开列有“笔记小说（自宋以来主要著作，如《容斋随笔》《梦溪笔谈》等）”。

　　毛泽东喜读古人笔记小说，谢觉哉在1944年7月1日的日记中即有记载：“日前至毛主席处，见其衣袋有线装书，问之为《阅微草堂笔记》，他说其文字可玩味。”这年7月28日，毛泽东致信谢觉哉：“《明季南北略》及其他明代杂史我处均无，范文澜同志处或可找得，你可去问讯看。《容斋随笔》换一函送上。其他笔记性小说我处还有，如需要，可寄送。”信中所说《容斋随笔》，是宋代洪迈写的关于经史百家、文学艺术、宋代掌故、人物逸事的笔记性小说。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阅读此书，不仅在1959年这份书单中有这本书，1976年8月26日，他已进入病危状态，又索要《容斋随笔》，逝世前几天还在读。

　　据不完全统计，毛泽东读过的古代笔记不下60种。比较著名的有：东晋葛洪《西京杂记》、干宝《搜神记》、南朝宋代刘义庆《世说新语》、宋朝李昉《太平广记》、张师正《括异志》、明朝冯梦龙《智囊》、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梁晋竹《两般秋雨庵随笔》等。毛泽东喜读常读《容斋随笔》，不知为何，未见有批注，倒是在冯梦龙《智囊》里，圈画不少，对其中的20余则故事作了批语。

　　阅读中国古代文史典籍是常态

　　在这份书单中，关于中国古代文史典籍，开列有《荀子》《韩非子》《论衡》《昭明文选》《张氏全书》（张载）、《二十四史》《资治通鉴》、赵翼《二十二史札记》等20多种。

　　毛泽东读这类书籍，是常态，不必细说。仅以他读《荀子·天论》为例。

　　毛泽东读《荀子》，很注意前人注疏对荀子观点的解释，认为不对的地方，均作驳疑。《荀子·天论》说到“不与天争职”的问题，注疏者引庄子的话解释，“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毛泽东批注：“不对。六合内外圣凡皆应论议，此天文地质学所以应研究也。”再如，《荀子·天论》说到“大巧在所不为，大智在所不虑”，注疏者解释为“圣人无为而治也”，毛泽东批注：“六合内外皆在为，而所谓不为，黄老之说，大半骗术。”

　　毛泽东很欣赏荀子的两个思想。一个是“制天命而用之”的哲学观，毛泽东概括为“人定胜天”。1965年6月13日，在同胡志明的谈话中，他还说：“荀子是唯物主义，是儒家的左派”。一个是“法后王”的历史观。毛泽东在1964年8月30日的一次谈话中，称拥护秦始皇的李斯，在“思想上属于荀子一派，主张法后王，后王就是齐桓公、晋文公，秦始皇也算”。

　　在1958年写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毛泽东提出领导干部除了马列主义理论外，还要“学点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学点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学点历史和法学”、“学点文学”、“学点文法和逻辑”，等等。1959年的这份书单表明，他履行了自己对他人提出的要求。

　　人们把阅读比作精神的“流浪”。毛泽东博览群书，更像是一个几乎要游遍知识世界各个角落的“游子”。

　　但在每个游子的心底，毕竟都藏着一个“故乡”。“故乡”是出发点，也是行程的归宿。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阅读世界的“故乡”，既有他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有他担负的建设一个新中国的领导使命和追求目标，以及沿路碰到的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和难题。（陈晋 作者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大标题为编者所加，辑自毛泽东词《沁园春·长沙》和《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