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世良言：中医向何处去（转贴）

千秋雪

醒世良言：中医向何处去（转贴）

醒世良言：中医向何处去
(一)        母亲是个中医
母亲是个中医。
从我记事起，母亲总是被一大群病人包围着。来看病的人通常是一声不吭地坐在母亲面前，把手一伸，母亲便诊脉。摸了左手脉，又摸右手脉，之后看看舌苔…… 　　 　　这像一场考试。估计全世界只有中医看病是病人掌握着看病的主动权，虽然是病人来求助医生，却是由病人先对医生进行能力测试。这个病人可以完全不懂医学，但却是权威考官，因为他手里掌握着试题的正确答案。 　　 　　
诊完脉，轮到母亲答题了。她一样样说清病人的病症、感觉、起因、病理……病人像主考官一样绷着脸听着，渐渐地露出笑容，最后伸出大拇指赞道：“好脉条，好脉条啊！就你给治了，下药吧！” 　　 　　
中医被西方一些人视为巫术不是没有道理的。西医看病，利用各种亮锃锃冷冰冰的“高科技”手段，除了向病人问清症状，还要给病人做透视、化验、检测等等。有时还要穿刺、内视，或者要从体内摘下一块组织做病理切片，甚至干脆来个剖腹探查，怎么也得先看清楚了“病”才决定怎么治，这才是科学的嘛。中医看病，如果站在西医的角度不禁要问中医：你看见“病”了吗？这个病指的是病变、病灶、病菌、病毒，也就是实质性的病。是拿得出，看得见，测得到的。 　　中医拿不出这个病来，那就可以说中医是在“猜”病。 　　 　　
母亲“猜”病猜得准。不仅通过诊脉“猜”到患者有什么病，还能预测什么时候会流行什么病。 　　 　　
每到春季，母亲便会根据她对气候的感知开方让我去抓药，然后配制为成药，赶在流行病来到之前早做准备，她说到时现做就来不及了。
有一年春季，母亲也是这般催我早做准备。但给我印像颇深的是，她告诉我，这一年的春天得病的将是孩子。症状是发烧，气喘，而且烧得两个脸蛋其中一个脸蛋通红，另一个脸蛋却是白的。我不信，发烧怎么会单是一个脸蛋红？我从来未注意到这一现像。母亲指着她开的方子中一味名为“葛根”的中药说，这味药就是这个方子的灵魂，将使疗效奇佳。　　
　　我把药买回，粉碎、碾压、过筛，制成散剂，坐等病人上门。
　　还没等病人上门，母亲又开方，让我再准备一副药。她说，流行病一旦暴发，一部分人会找中医用中药，另一部分人会到西医院住院治疗，而从西医院出院的孩子将会小脸青白、虚弱、厌食、夜惊……于是，其中的一部分还会再来找中医治，这副药就是给他们准备的。
我正在配制第二副药时，第一批孩子如约而至了。让我大吃一惊的是：一个个烧得呼嗤带喘的孩子全是一个脸蛋通红，另一个脸蛋是白的！
　　病人来得太多了，我成了药剂师，忙着分发药物，很快，第一批药就分发光了，我又加紧赶制第二批药。这时，那些从医院住院回来的孩子也上来了。一个个小脸青白，啼哭不止。我又开始分发第二批药。
第二批药发放完了，这个春天就过去了。
　　秋天，母亲也是备好药等病人来。当有病人问起自己的病因时，母亲说：“你家是过日子人，过冬的准备做得太早了，‘十一’就封了门窗，早早就生了火……。”病人惊道：“你怎么知道的啊？真是这样的，我家早早就封窗户……”
　　
　　母亲不仅提前预见时令病，还根据人们的生活方式预知什么样人会得什么样病，也是提前备好药等病人上门。
　　母亲有个大木头箱子，里面放着几十个瓶子，里面装着配好的药，瓶底贴着标签，写着“温胃散”，“护心丹”等药名。那时我以为这些药名是全中国都一个叫法，可后来在中成药中我并没有见到这些药，才知道是母亲自己的组方。
　　有时母亲不在家，来了熟人喊胃疼，我要是认为这病是从寒凉上来的，也敢包上两包“温胃散”给人吃。但母亲有时会把两瓶中的药兑配到一起给病人吃，还可以搭配着早晚服用不同的药，这我就不行了。
　　如今的中医也很少像我母亲这样成批给人治病了。时令病、流行病、瘟疫，是母亲做医生时需要先行感知的。母亲治病很像一个作战指挥员，分清层次，主战场、分战场……。她不仅仅针对一个个来到她面前的病人，更是针对人群，看人群疾病的整体走势。可是，即便是这样，从科学角度来看，母亲这样断病又有何科学依据或道理？这不就是“猜”病吗？
　　今天的医生都是来一个病人看一个，面对一个个具体患者看病，通过一系列检测看到“病”才治病，认为这样才是科学的。
(二)        拎着三根手指走天下
母亲给人看病时，不但能说出病人的病症，还能说出此人的生活方式、饮食习惯和性格特点。而且，母亲还要指出，此人如果不肯改变他的生活方式或者调整情绪而企图用药物来维持现有的生活方式的话，便拒绝为其治疗。
像如今有人用吃药来维持暴饮暴食、过量饮酒，日夜颠倒，寻欢作乐的生活方式，都是母亲所反对的，她认为这对身体危害极大。 　　 　　
虽然来找母亲看病的人很多，好多人对母亲甚至推崇到迷信的程度，但我小时对此不以为然。 　　 　　
我尊崇的是西医。这来自父亲的影响，父亲信奉科学，追赶科学潮流，总是能最先得知新的科研成果，并为此兴奋激动不已。我为父亲描绘的科学蓝图所吸引，相信科学能无限地解决人类遇到的所有问题。如果说这里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就仅仅是时间问题。 　　 　　
西医就是科学在医学界的首席代表。 　　 　　
父亲对我说，在青霉素发明前，每到春季，病死的孩子扔在郊外，比草捆子都多。看看如今的人口增长率，就是西医保障的结果。过去，人们对男人最担心的是“车前马后，”对女人最担心的是“产前产后”，如今西医的手术将这个问题解决得令中医望尘莫及。我认同父亲的说法。 　　 　　没事的时候我喜欢逛医院，像逛商店一样。医院真可称是当今时代的科技博览会。其检测手段之高超，真让人吃惊。我在省医院看到什么肌电、射线的大型仪器，已觉得够登峰造极了，可到北京的医院一看，人家医生一挥手就是：“去做个基因检测去”。其检验报告单上没有一个汉字，密密蚂蚂的全是英文字母、数字符号、配以彩色基因图谱。我看不懂，可还是久久地看，这些尖端科技真是太有震摄力了，我怎可能不被它震摄得也同别人一样视中医为“巫”呢？ 　　 　　西医院高大、亮丽，先不说能不能治好病，光挨个设备过一遍，便死而无憾了，因为这里是“治”病，而且各种报告单在你手里攥着，让你死也死得心里明白，你甚至可以通过片子、屏幕等亲眼看到置你于死地的肿瘤、病毒形像。中医能吗？ 　　 　　
中医没什么设备，一些老中医甚至就在三尺蓬屋里给人看病，设备就是三根手指头。母亲就讲“拎着三根手指走天下。”母亲就在家里给人诊病，后来她病了，是躺在病床上给人摸脉。 　　 　　
西医的治疗手段更是了得。我曾在一套现代化手术室的候等间等候一位专家。护士一会告诉我：“正在打洞。”一会说：“造遂道。”一会又说：“搭桥。”我觉得这个医学专家是个工程兵，正在修建新的铁路干线。 　　 　　
相比之下，说中医怎么原始都不过分。中医的诊疗手段不过是针灸针、刮莎板、火罐之类。更多的医生连这些也不用，仅用廉价的草药。一位中医曾告诉我，每一地所生长的草药就足以治疗当地的绝大多数疾病了。如果给我治病，仅拔两棵大门前长的草给我煮水喝，我怎么能认为我得的是大病，又怎能找到被“治”的感觉呢？ 　　 　　我的一个朋友给我讲她在澳大利亚生孩子的经历，听得我目瞪口呆。感到现代医学把生孩子这事抬举得绝不再是一个自然、简单过程，而是一种有如“神六”发射的高科技程序。我想，我要是经过这样一个生孩子过程，被激发出来的一定不是母性，而是对高科技的崇拜之情。 　　 　　
她先叙述产前检查。我说：“完了，非给你剖腹不可。”我知道这种情况也完全可以自然分娩，不是非剖腹不可。她说：“是啊，人家说了，这是必需的。”人家西方医生还很以人为本哪，刀口划在下腹部，还是弧线形，考虑到让你还能穿比基尼。她说，手术室为抑制病菌，温度很低，做完手术又用凉水给她进行了全身清洗。我说：“完了，你非发烧不可。”她说：“人家说了，这也是必经阶段。”我听了替她叫苦不迭，谁说生孩子就非得发烧呀？医院赶在她发烧之前先给她挂上吊瓶，这样她就不至于烧死。一听用药方法和饮食，我说：“天啊，你非没奶不可。”她说，医生说了，这也是正常的。好在西方服务设施完善，什么都想得很周到，哺育孩子不成问题。 　　 　　我告诉她，她的确“享受”了一番西方的一流科技服务，但除了挨一顿大可不必的“收拾”外，没得到任何好处。 　　 　　
我推崇科学，但还没有推崇到为了享受高科技而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生命交给医生去整治的地步。
(三)        有病乱投医 　　 　　
现代人对医学产生了依赖性，对科学的信奉使人们不能“我的身体我做主”。 　　 　　每年单位体检，都能掀起一场治病浪潮，因为没有人是没有“毛病”的。一位同事按照医生的建议把子宫“挖”出去了，阑尾“切”下去了，胆“摘”除了，被除掉的还有扁桃体、蛀牙……医生告诉她，她身上的痣也应该全部挖光，以防癌变。 　　 　　
医生拿着我的检测结果大惊小怪，说我有许多病，还得一步步深入检测下去。我说，你们还有什么样检测仪器？你们能够检测什么病我就有什么病，我害病的数量和轻重程度与你们的检测能力成正比。按医生的意思，非得把我治成各种检测指标的平均数才行。 　　 　　
西医的科技手段是如此地发达，使西医的治病成了一种科技展示。而相对原始、落后的中医看西医又觉得它有相当幼稚可笑的一面。 　　 　　
看一条美国最新科技报道说，发现早产儿放在保温箱中成活率很低，而要是贴着人的皮肤给早产儿保温，成活率却很高。这让我说不出的晕。在中国，七个月早产儿的成活率一直很高。过去的人，穿很宽松肥大的棉裤，母亲教人把早产儿放在贴肚皮的位置，再用棉裤兜住，也都兜活了。美国的最新科技就发现这个？ 　　 　　
母亲终其一生也没有反对过西医，但也从未动摇过中医立场。五十年代，中医也曾受到过冲击，好多中医纷纷改学西医，母亲的一位师兄对她说，这是一场历史淘汰，留存下来的中医才是真正的精华。 　　 　　
好在中国人很有意思，有病了，用尽各种医疗手段。西医不管和，再用中医。最后，有的还要用巫术。我认识的一位“大仙”就熟悉大医院的各个病区和各病房的主治医生。好多病人所采用的方法往往是“综合”治疗，住着西医院，用着中药，身下还压着符，家人可能还到庙里去烧香……这也是中国一大特色吧。 　　 　　
当西医用尽招数病人还不见起色，家属渐渐急燥时，有的西医就会转移其注意力，建议用些中药。还不行时，在有些小地方，会提示你：“信点啥不？”还别说，这种综合性治疗效果还是不错的，往往真还能起死回生，中国人不在一棵树上吊死的灵活劲不服不行。 　　 　　
如今有人抓住在西医治不好时，病人会找中医和巫医这一点嘲笑说这证明中医与巫医等同。 　　 　　
我承认找巫医是一种无知的表现，承认有知比无知好，但这是在理论层面，在生活层面有知是否比无知好，我还有困惑。我一个同事得癌症从北京做手术回来对我说，癌症病人有三分之一真是被吓死的。我惋惜地想，如果这三分之一的人要是对癌症无知该有多好，要是有办法能消除这三分之一人的恐惧该有多好，哪怕是用中医或巫医的手段也行。如果真知的作用是把人吓死，那么在命和知之间，我看还是保命为上，绝大多数的人不是爱真理超过生命。 　　 　　
中学时，学校搞“学以致用”，因为我能针灸什么的，老师就把我分到医班去了。学了一阵子医学常识之后，我们就组成医疗队下乡去了。在乡下，工巧匠一天，村卫生所的赤脚医生派我跟一个农民去他家给他妻子打针。我背上药箱去了。一看，他妻子刚生过孩子，才七天，小娃娃光着身子，蹬着小腿，挺健康的。产妇躺在婴儿身边，微笑地看着我。我给她打针，随口问她得什么病了？她告诉我她得了胃癌。我大吃一惊，看着她的一脸平静，我怎么也不肯相信。于是就摸她胃部，我不仅在她胃部摸到了肿块，连腹部也满是一个挨一个的肿块。我呆呆地看着她，她不知癌症是什么病，还照样生孩子。 　　 　　
母亲常在深更半夜被人接走，潜入医院，给脑炎的病人敷药，给中风的病人扎针，给要死的人诊脉……她自己不想这行为与“大仙”有什么不同。我以前认为这是母亲的认识能力有限，要是我，肯定觉得屈辱，早改行学西医了。 　　 　　
母亲是个很单纯的人，单纯的清澈见底。她的思想全被病人占满了，不觉得半夜潜入医院有什么不好。 　　 　　
母亲是1924年生人，17岁学中医，24岁开始独立行医。解放后，国家集中年轻的中医上西医院校，统一接受系统的西医培训，大批中医在这时改学了西医。母亲也会西医的诊治方法，她也用听诊器。女儿小时发烧，我想知道她是不是得了肺炎就贴着她的胸和背听“干罗音”、“湿罗音”，就是从母亲那学来的。在母亲的书架上，有成套的西医解剖、生理、病理的书籍。那时母亲还年轻，有很多转学西医的机会，但她总是微笑着搞她的中医，不为大势所趋。 　　（待续）
(四) 母亲拒绝教我“绝招”
　　
　　母亲的医术的确让人找不到攻击她的口实，就是在她身边的我和父亲也不得不佩服她常能把被西医宣判死刑的病人救过来。
　　
　　于是，我产生了一个投机取巧的想法。我想，西医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学了就能会，中医有点神乎其神，不好学，如果母亲能把她的“绝活”传给我，我不就可以在医学上走捷径了吗？
　　
　　我把这想法跟母亲说了，我想她会抓住我想学中医这一机会，把她的毕生所学传给我。可母亲说：中医无“绝活”，她宁可把本事带进棺材，也不传给我。
　　
　　母亲拿出一叠书，都是《伤寒论》等中医经典，差不多与我等身高，说让我先将这些书都背下来，然后才教我本事。
　　
　　母亲太不讲究教学方法了，怎么也得循循善诱才是呀。那时我正对现代科学有兴趣，还牵挂着共产主义，如何接受得了阴阳五行呢？我想，现代科学一定能提供比阴阳五行更好的理论。阴阳五行，是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是古人在没有探测手段时所做的无奈的比拟方法，朴素是简单的代名词，现代科学完全可以替代旧理论。
　　
　　我想，任谁也不会在X光片上看到肺的空洞时，还用阴阳五行去推演问题的所在。也不会在已确认了结核菌的情况下，不去用抗生素治疗，而去平衡什么阴阳。当时我坚信，随着科学的飞速发展，中医占据的地盘最终会完全让位给西医，如果我用背下一叠古书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科学的话，将会有更大收获。再说，我绝无在不研究透科学之前去搞阴阳五行之理。
　　
　　那时虽然还没有“发展就是硬道理”之说，但我觉得科学的发展能解决所有问题，应该全力推进科学发展。
　　
　　这叠书我也背了几本，药性、汤头和辩证，我认为这就足够了。可母亲却说我仅仅知道这些比什么都不知道更糟糕。母亲说，学中医必须打下坚实的基础，那就是背经典，而一知半解就会成为庸医，将害人不浅。
　　
　　我之所以没学中医可能与我过于理性有关，因为我看不到从医途径。
文革前，有个年轻人病的要死，是母亲救活了他，他觉得中医很神奇，就跟着我母亲学中医。他是真听话，把那一叠子书全背下来了。他聪明、能干、要强，可终其一生也没有找到从医之路。他后来做到一个大型国营厂的厂长。晚上回家，家中就坐满等他诊病的人。可他不是医生，没有处方权，我曾听他倾诉这一痛苦。我可不想做有医生的本事，却没有医生权利的人，不想与那个厂长同一个下场。这可不像学个修电器什么的，会修就可以开个修理铺。当医生光有本事不行，还要有官方认可的途径，我当时看不到这一途径。
　　
　　我有一个能够成为医生的机会，我抓住了，可母亲迫使我放弃了。
　　我十七岁中学毕业，在我们城东边有一个不为人知的荒凉湿地。有一年冬天，湖心岛上的一个老太太得了急病，方圆百里没有一个医生，只得骑马到几十里外的军马场向兽医求救。年轻的兽医赶去，用给马治病的药和注射器给老太太救了急。事后，这个年轻人到母亲这来讨教，母亲给他拿药治好了老太太的病，又给村里好多人治好了病。
当时这个村就要求我下乡到他们村里去做赤脚医生，我考虑了一番，就答应了。可母亲坚决不同意。那个地方很偏僻，不通车，没有电。可我看中那个世外桃源，仙鹤飞舞，荷花飘香，真是个神仙待的地方。
　　
　　这是一次很好的成为医生的机会，由于母亲拖住了我，失去了。虽然母亲是医生，可她自己的身体极弱，离开我的照顾她也真是难以活下去。
　　
　　在那个年代，作为个人，没有现今的生活之忧，不用考虑谋饭碗的问题，如果那时有生存之忧的话可能我也就学中医了。当时只听毛主席的话，想做个有用的人，像对待其它技能一样，我掌握了一些医学技能，除了针灸之外，西医的测血压，注射，听诊什么的，也学了一些。
　　
　　母亲不善言谈，她不能说服我学中医，又坚决反对我从技能层面上接受中医。当时我不理解她反对的真正含义是什么，正好我又不想学，与其背一叠旧书，不如读一叠子新书。背旧书不一定有学问，读新书却会有知识。
　　
　　面对强大的科学攻势，母亲便是想拉自己的女儿学中医也是不可能，由此可以看出，学习不能是强迫的，人们首先要受社会环境影响，母亲如果十七岁时处于我那个时代，她也不会投到中医门下，而会去学西医，真正的学习是出于自然。
　　
　　母亲自己接受中医的过程就非常自然。母亲体质极弱，属于先天不足后天亏损那类的，十几岁时，连一条横道都跨不过去，走几步就要昏倒，还曾一度失明。家有后娘，无立锥之地。可能是出于求生的本能，她摸到当地一位著名的老中医处，跪倒在地，嗑了三个响头，誓死学医，就此拜师。是中医救了她的命，也赋予她生存的本领。
　　
　　 (五)中医的师传

　　母亲学医时，每天早晨三点钟起床，做师傅全家十一口人的饭，烧火时还背着书，她可真是把师傅指定的书全背下来了。那时她接受不到科学技术，也没有别的哲学思想分她的心。一对一的师承教育为她打下了坚实的中医基础。这条件是后来的我和现在的我女儿所不具备的。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现如今已不具备学中医的条件了。今天的人要想走到中医的领域，中间隔着科学技术、哲学思想等众多的西式山峰，要走的弯路很可能是要付出一代人的代价，如同我这样。 　　 　　中医师传的育人方法使其不能像西医那样广泛培养人才。在医学院校培养中医，浪费和摧毁的人才比培养出的人才多得多。 　　 　　
如今学中医不用背医古文了。 　　 　　
我们现在的语言环境是现代汉语而不是古文，不同的语言环境有着思维方式的差别，这个差别对生活的影响还可以被吸纳，可在中医的学习上这个影响就是差之毫厘谬之千里了。 　　 　　
现代人读古文必须借助注释和翻译，难以直接用古汉语思维。古人不用现代汉语说话这不是古人的错，所以在读古文时感到烦躁而指责古人是没有道理的，否认古汉语思维方式的存在和一笔抹杀古汉语思维的方式也是不科学的。 　　 　　我看了一下现今出的医古文书，好多注解和翻译就抹杀中医思维并向西医思维靠拢。 　　 　　
不用背医古文，借助翻译和注释看医古文，甚至用直接读翻译的“白话文”代替医古文的学习，这一表面看来只是形式的一点点不同，却悄悄地改变了中医的性质。 　　 　　
何况还有大量的西医课程和西式的授课方法冲洗着中医院校学生的头脑，“科学化”和现代化的中医教材已经把中医学生与中医隔开了。 　　
母亲背了医古文书，得了老师的言传身教，形成了坚定的中医信念，此后她的一生就是她老师精神财富的传承者。虽然我不认识她的老师，不善言谈的母亲也不会过多地向我描述她的老师，可从母亲的行医方式上，我不仅看到了她老师的影子，还隐约看到了那条千百年来中医人走过来的历史道路。 　　 　　
母亲受老师的影响是不自觉的，内在的。我曾觉得母亲不太了解她的老师，因为我提出的关于她老师的许多个为什么，她都回答不出。她老师不贪财，凭他的医术，想要发财不是难事，他全家十一口人，生活俭朴，粗茶淡饭。母亲受她老师这一影响很深，她说，医生因给人看病而发了财就是不对的。所以，母亲挣了钱就用于备药，然后再舍药给穷人，这正是她老师的做法。
每当有流行病或瘟疫发生，母亲的老师就当街舍药，分文不取。母亲说，有一年闹霍乱，老师当街支口大锅，里面煮着药，排出几张木床，看到有人打晃着过来，就扶倒在床上刮砂，然后往人身上浇瓢热药汤，再给喝一碗热药，这就救活一个。全家上阵，累得要死要活。 　　
乘人之危，发国难财，对母亲的老师这样一个医生来讲是不可想像的。我想，她老师也是从自己老师处学来的吧，这也应该是中医的一个传统吧？从母亲的叙述中，我没看到当瘟疫暴发时ZF有什么做为。都是那些扎根在民间的中医自发地行动起来履行一个医生救死扶伤的天职。 　　 　　
旧社会医生的行医资格好象不是ZF给予的，国家也没有什么象样的医疗卫生体系。按我女儿的观点，她认为中医在历史上没有获得ZF和国家支持是其没有发展壮大的一个原因。我想，没有获得ZF支持的中医却自觉地担负起维护国民健康的职责，除了强大的精神力量和实用价值何以解释呢？ 　　 　　
我觉得母亲的老师很了不起，在旧社会，能收女孩做徒弟，他死时，把他的医书、药柜等物均分成两份，给他学医的大儿子一份，给我母亲一份。母亲把这些东西一直保存着。我小时就总是用她老师留下来的药碾子压药。 　　 　　
受过师传的母亲，二十四岁就走村串户地行医了。解放后，又进了医学院校进行了西医培训。所以，我母亲的文凭是西医院校的。母亲干起西医来，也挺像那么回事，脖子上挂着听诊器，也会用西药，也会注射，也会看片子……但她骨子里却是老师铸就的中医。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在一般工人月工资只挣三十几元钱，八级工匠才挣六十几元钱时，母亲是大医院里拿九十几元月工资的医生。母亲性格温顺，待人亲切，同事关系和医患关系都好，医术又高，着实说在医院工作应该是得心应手，游刃有余。

千秋雪

(二十) 中西医的结合
　　
　　我前面提到的那个治肾病的年轻中医很有意思，他给人摸脉，把在一旁看的我逗乐了。他对病人说：“你有胆囊炎、肾结石、子宫肌瘤……。”病人不信，他就开一个Ｂ超单，让病人去超一下。我真没想到，中医会这般发展。是呀，如今许多病人来看中医是手捏一大摞西医的检验单子来的，将这些单子与脉象对应，中医的脉像也与西医的检测手段同步发展了。这位中医治肾病，也是紧密依托西医的检测手段，用西医精确的量化指标时时与脉像、药量、药性做衡量对比，使他比以往中医对疾病的认识更清晰、准确，也对自己的诊脉、开药时时做以修正。
　　
　　中医是把人作为整体来调治，可也从不排斥技术手段。所谓整体思维，就是把所有能考虑进去的因素全部加以考虑，当然也包括西医手段。
　　
　　一位香港的中医治疗肝腹水，他知道按中医的理该用泻法，但中医书上又不让对危重病人用泻法，因为泻伤津，病人受不了。这位中医大胆采用泻法，一泻再泻，将一个个病人治好了。他说，我不怕伤津，我给病人挂吊瓶、输液、补血，解决了古代中医解决不了的伤津难题。
　　
　　中医是有能力吸纳各种技术的，以毒攻毒，以一种病治另一种病，针、炙、刮痧、拔罐、按摩、推拿……不正是把古代所有能用上的手段都用上了吗？乳香、没药是来自外国的香料，不也堂而皇之的做了中医的常用药吗？中医对医用手段是不厌其多，我母亲就常把西医当成毒，去攻另一难解之毒。
　　
　　当有的病灶形成痼疾，造成五行失衡、偏枯，非药能解时，西医的干预正如大毒，改变一下五行胶滞的状态，给中医一个再创平衡的机会，这又有何不可呢？
　　
　　我认识一个长于治小儿的中医，他看到西医诊所挣大钱而眼红。于是，他便开了一家西医门诊。他学西医那套特别快，让我觉得可乐的是，同样是西药，他用的效果就比西医效果好，到他这来的患者特别多。先前我还为他转型成了西医而遗憾，后来看到他治病的立体打法，不由地赞叹不止。
西药利大挣钱多，他只要比西医疗效好，患者就会盈门。而用中药，即使患者盈门，也难以发财。 　　 　　
与西医要攻陷中医相反，中医从不排斥其它医疗手段，中医不具有战斗状态，只是容纳，包涵。 　　 　　
中医的预知性给人一种很没有科学性的感觉。老中医的经验、感觉，有时不仅让科学家糊涂，也令老中医自己不能做出科学解释。但中医的感觉是愚昧的吗？当我们熟悉、了解一种事物的运行规律后，往往能预知这一事物的发展，这不是很正常的吗？根据一个人的性格，我们往往可以推断在什么环境下他会说出什么样的话，做出什么样的事，能描画出他的命运大致轨迹。同理，根据一个人的体质和他的生活方式可以预知他会生什么样的病。如果我们不是抱着科学主义不放的话，我们不仅能拥有被科学占领的世界，还能拥有更大的世界。 　　 　　
其实中国古人对事物的把握不是线性的，而是意像的。比如，对一个人困境的形容是：“旧房偏遇连阴雨，漏船又遇顶头风”。于是，不用具体陈述和数字说明，一切就都可想而知了。 　　 　　
中医一摸脉，一个有医学意义的意像就活灵活现地浮现在他的脑海中了，这是不当中医的人难以体会到的。如果这个医生有能力把握这个意像，他就能知道疾病的动向。 　　 　　
问题是人的大脑可能还不习惯于这种东西方思维的切换。有人说中国传统思维是僵化思维应该铲除。我觉得铲除中式思维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是人的大脑已具有的思维方式，只能压制，不可能铲除。如真能铲除，对大脑来说也是损失。我认为中西医之争与其说是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不如说是对人类大脑进化的一次挑战。我想，从猿到人，人的大脑进行了好几次类似这样的进化。在数学上是对数的抽像，在语言上是对情感、概念的界定……如今，要把一个人既看成是生物的人，又看成是阴阳五行的人，很多人都说这是做不到的。中医与西医真是水火不相容吗？意像思维与逻辑思维真就不能统一吗？人的大脑发展到了极限了吗？ 　　 　　我想，用中国思维思考以上问题，考虑如何达到水火相济，达到中西方文化的和谐，推进人类的大脑进化，比铲除一个保留另一个要明智得多。因为中国思维理解的冲克关系不是绝对的斗争和你死我活的关系，而是有如火对金的锻造，金对木的制造。中西方文化的冲突很可能将我们“冲”起，给我们创造一个建立大文化的契机。在新的大文化中，中西医的结合将得以实现。 　　
（二十一) 中医存在的合理性 　　 　　
女儿也认识到，她所面临的形势是严峻的。做为一个现代医生，西医临床是必须拿得起来的。我说，你不能当一个病人需要你抢救时，你说你是中医，无法给予紧急处置。你也不能因为离开医院和医院的设备就无法对病人进行救治。更不能以这是两种思维为借口拒绝对病人进行中西医结合治疗。我说，中西医结合百余年的失败之路并不说明此路不通。中国文化能不能杀出一条生路来我把希望寄托在中医这里了。 　　 　　
纵观历史，人类社会的发展总是轻装上路的。东方文化不管有多好，如果在当代没有实际用途、没有一个技术依托也是不可能存在和发展的。历史是个现实主义者，所以，空谈东方文明不行，不如脚踏实地地搞好中医。中医不死，中国文化就不会咽气。中医是中国文化依托的最后一个堡垒。 　　 　　
中医的存在和发展在当今世界有着极大的合理性。 　　 　　
中医在中国之所以没有灭绝，还在于中国始终没有脱离贫困，我们用不起西医。我一直奇怪毛泽东，他也算是“五四青年”，“五四青年”少有不要打倒中医的。他老人家要是反对中医的话，中医还能存活到今天？破旧立新的行动，把中国真是打扫成一块干干净净的大地了，可偏偏留下了中医这个旧东西。 　　 　　
毛泽东在农村建立了覆盖面广、组织严密的医疗体系，这个体系本身就是中西医结合的。因为想要建一个纯西医的医疗体系，在财力上是不可想象的。那时没有等有钱了再建这么一说，每村都有医务室，有一两个“赤脚医生”，他们走村串户，到田间地头调查了解人们的健康情况。看着“赤脚医生”频繁地在人们的视野中出现，对人的心理是个很大的安慰。 　　 　　
“赤脚医生”的诊所里有听诊器、注射器。可他们采草药，用针刺疗法。几乎每种杂草都是草药，每个地方的“赤脚医生”在当地收集几十种、乃至上百种草药都非难事，加上少量种植，医务室的草药就可以应对一般的常见病了。中草药、消毒水在医务室内实现了药味的中西医结合。中西医结合疗法经济、实用、方便、有效，对此毛主席不可能不加以利用和提倡。 　　 　　
如今，有人赞叹西方文明的宽容，说西医能接纳中国的针灸。我对女儿说，针灸是毛主席打出中国的，针刺麻醉，针灸治聋哑是六十年代毛泽东招待外国来访者的看家把戏。病人躺在手术台上医生给他开肠破肚，不用麻药，只有几根针扎在身上，由医生轻轻地转动。病人微笑地向外国人致意，外国人个个都看傻了眼。 　　 　　
如今，西医院是令一般百姓，尤其是农民望而生畏的地方，高昂的医疗费用远不是中国一般百姓能消费得起的，就是在西方最发达的国家，医疗费用也是国家难以承担的沉重包袱。这也是中医疗法在中国不可能被科学主义大棒打死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西方关注中医的原因。 　　 　　
百姓是很实际的，中西医结合实质上在中国百姓的看病选择中就已经完成了。百姓在看病上既找中医，又找西医的做法不是出于盲目和愚昧，而是出于效率和实用原则。就是杀牛用牛刀，杀鸡用鸡刀，杀鸡不用牛刀。西医如果把自己视为杀牛刀的话，那么从哪个角度讲中医的存在也不威协西医，反而西医总去杀鸡，倒落得个费力不讨好，有损西医的科学尊严。 　　 　　
百姓的选择决定了中医的存在方式和走向，我们要做的不过是顺应民意和自然而已。一般说来，人们找西医，是想看看自己身上的病是什么样，B超、CT能明确告诉你病在哪儿，让你看到它，现在讲知情权嘛，西医在这一点上可给患者一个交待。先到西医院确个诊，再找中医商量治疗方案，已成一部人的看病模式。我也是这样看病，比如肚子疼，先去医院打个B超，如果是阑尾炎穿孔，你便是找中医也不行，那就得开刀了。在西医处没找到器质性病变，西医就没有太好的办法了，这时再去找中医。 　　 　　
西医治了很多病，也造出了许多病，而一利一弊成了现代科学的一大特征。虽然不能说得不偿失、弊大于利，但这弊实在让人即便是在利的巨大诱惑下也难以接受。这就像手术疗法。如果不手术能治好，任谁也不愿享受医院里的高科技。最重要的是，西医的迷信科学和西式的健康观念给现代社会造成巨大负作用。可以用简单方法治的非用复杂方法治；可以不治自愈的，非得治而后愈；可以带病存活的，非得依赖现代医疗而存活；本应自然死亡的，非大治一气而后死；本可以靠良好的生活观念少得病或不得病的，非用强大的医疗体系支持一种不自然的生活方式。
(二十二) 生命的呼唤
　　
　　西医看到了“病”，其直观、确凿、简明、单一，致使人们对“病”必先除之而后快。逐渐形成人类对医术的依赖，医术也逐渐成为保护人类生存的外壳。
　　
　　由于提倡竞争、消费和所谓高质量的生活，许多人把生活安排得自以为是让身体“享受”，让精神“愉悦”，殊不知是在对自己的身体和精神进行摧残，正像享受高级食品对胃来说并不一定有益一样。人们选择了一种不自然的生活方式，对这类由生活方式造成的疾病，西医给予定期的“维护”和“检修”。这种由高科技支撑的错误生活方式不能因其目前还能支撑住，我们就断定它可以一直支撑下去。
　　
　　例行的体检，人们把其理解为机器检修。一旦检出病来，小病也大修，治病成了一项工程。在体检中，没有身体不适感的人也能检查出结石、脂肪肝、肿快什么的。我有点怵这种体检。每当体检时我就祈祷让“病”都出在我身上而不要长在我朋友身上。大家笑问我为什么，我说害怕你们又要启动治病“工程”。我的一些朋友就是整天没病找病，找到病再治病、再致病，就这样循环往复，成了重要的生活内容。
　　
　　我去取化验单，见一个女人捧着化验单哭泣，说是出现癌变。我把我的化验单递给她，上面写的是一样的。我们都知道自己会死的，可我们为此天天哭泣吗？我们似乎不能自然的接受死亡了，好像死亡是生命之外的强盗，是来掠夺、强暴我们的。这使我们上医院去探望临终病人时，好像是与阶级敌人划清界线，我们或者不正视现实，或者肆无忌弹地表现哀痛。这使我想起那个上腭被手术挖去绝食而死的朋友，他给我写道“让我安安静静地死去”。这也使我想起母亲的老师，全家十多口人，各自该做什么做什么，我母亲安安静静地为老师驱赶蝇虫，老师平静地赴死。相对于巴金，母亲的老师是何等幸福？
　　
　　许多活着的人大谈死亡以为这样就了解了死亡，其实健康人所谈的死亡根本就不是死亡。我的一位领导从前喜欢领着班子成员到公墓去开班子会议。一开始效果很好，坐在墓碑中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下子就纯净了，争议没有了，分岐弥合了，问题解决了。可后来，我们领导不去公墓开班子会议了。他说，白扯，一上车往回来，卸下的问题就像你的宠物狗似的，又跟你跳上车回来了。活着的问题不能用死来抵挡。
　　
　　我一个同事得肝癌死了，我认为他是个英雄。他平时是一个谨小慎微的人，一个素不相识的人都可以训他一顿，可他对自己的病所表现出来的平静让我很敬佩。他说，他也畏惧死亡。当夜深人静时，当他独自面对死亡时，恐惧使他发抖，哭泣。但当太阳升起时，他知道这一天他是活的，他要把这一天当活人过，所以他上班，他还是把他的疼痛当平时的胃疼，他还与我们像平时那样开玩笑。他死了，我们全体上火葬厂去送他。
　　
　　我的另一个同事得的是肺癌。他把诊断书挨个给我们看。一个同事说：“嗯，不错”。他生气了说：“不错？你想象一下，这上写的名不是我而是你，你什么感觉？”轮到我接过诊断书时，我就想象这上面的名子是我。感觉如同接到流放通知……送他上火葬厂是在除夕的早晨。回来时快到中午了，大家就都急急忙忙回家了。可我又接到领导打来的电话，说死者的夫人站在丧宴上哭，没人去。我这才想起还有丧宴这回事，又急急忙忙赶去赴宴，把家里的除夕宴准备工作扔在一边，心里不由愤然道：“活着真麻烦。”
　　
　　我们根本不给自己感觉、体验、了解、适应自己生命的机会，我们把自己的生命交给医生，由他们去决定如何处置。医生一直忙着管理我们的身体，只是在最后才把死亡捧给我们，退还管理权。而没有接管准备的我们，在这时只有惊慌失措，哪里还顾得上生命的尊严？对死亡认识的偏差会直接影响人的价值观念，影响人的生命质量，这不是一件小事情。
　　
　　在体验生命上，我们在许多方面已经不到位了，我们拥有的是七零八碎不完整的生命。现代人给自己生命交待的是许多理由，可这些应该使我们幸福的理由，是搪塞不了生命本身的。现代人的忧郁、焦虑、强迫、空虚、失落，不仅仅是不良情绪反映，而是真正的生命欠缺的表达。可悲的是人们到死闭不上眼睛，也不知自己到底欠缺什么。正像生于动物园的鹰、老虎，狼，冥冥中感到一种召唤而到死也不知那召唤到底意味着什么。
　　
　　(二十三) 幸福是否需要理由
　　
　　动物园中的动物可以享受到现代文明成果，不愁食物，可免天敌之灾，可以尽享天年，也就是说它们有许多铁定的幸福理由。可是他们感受到幸福了吗？对人来说，人总是不断创造更多的“幸福”理由，可是，有了这么多幸福理由的人啊，你幸福吗？理由能一时性地欺骗意识的表层，可却不能长久地欺骗生命。
　　
　　于是，现代人就长出许多现代“病”来。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原始的生存是低级的、愚昧的，就像我们认为动物园中的动物生活质量高于野生动物一样。我们解决焦虑、紧张、空虚等心理症状的方法是去找离我们最近的最直接的“病因”，而没有想到这是我们生活方式造成的。动物园中的老虎、狮子不断出现问题，人们找各种各样的原因，缺钙、缺铁、缺锌，怎么治也不行，动物园里的猛兽在整体退化。如果把眼光放高远些，问题的结症是不难看出的。
　　
　　我生孩子时买了厚厚两本书，一本是曰本人写的《育儿百科》，一本是美国人写的《育儿大全》，我称之为“东毒西邪”。我问同我一起生孩子的朋友：“你用哪本？”她拿了美国人写的，她说要科学育儿。于是，她按书上写的，每四个小时给孩子喂一次奶粉，这中间孩子怎么哭也不给喂奶，也不抱，说是为了养成孩子按顿、按量开餐的习惯。让孩子单床睡，是培养独立性，让孩子哭能增加肺呼吸量……而我这本曰本人写的书却让喂母乳，让一直抱着孩子，让孩子随时吃奶，要搂着孩子睡着，任孩子含着奶……就和《动物世界》中的动物一样。孩子能吃饭时，我按书上说的，变着法的给孩子弄吃的，还把邻居发动起来，支持我的吃开发。朋友却像西方人一样，吃的简单，却给孩子按书上添加什么营养素、维生素丸、钙片……
　　
　　两个孩子长大了，我的孩子由里到外是东方的，她的孩子却没有像西方的孩子。如今，她的孩子又得了肾病综合症，我很着急，找了那个能妙手回春的中医。可我这朋友却一味信奉西医，她说如今化验又没了加号，这就是好了。我说你用这么大量的激素维护着，而且又这样反复犯病，这怎么是好了呢？用西医救急，再用中医治本啊。可她不太以为然，觉得大不了是换个肾。我真佩服当今的人，拿摘个肾、换个肾当儿戏，造害起自己的身体没有任何后顾之忧。
　　
　　我很可怜这个孩子，可她母亲认为这孩子很幸福，因为她有充足的幸福理由——科学的西医在保佑着她。但我女儿能理解我的心情，她知道这个孩子的幸福理由与幸福毫不沾边。
　　
　　由于我们只是按逻辑寻找那个离我们最近的直接病因，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消极地跟在病患后面，不解决根本问题，表面看是治病，实质上是致病。
　　
　　前些年，婆婆经常向儿女宣布：她有钱，老了上养老院，不用儿女养，养老院的生活最幸福了。说了几次后，我偷偷告诉她以后不要这样说。我说，这孝性也像党性一样得经常培养教育，你老说不用儿女养，儿女头脑中“孝”的这个弦就松下来了。到时你老了要是不去养老院，儿女还接受不了呢。再说，养老院真有那么好？人老了，谁没个性，特性？凑在一起，萍水相逢的，谁容纳谁啊？闹矛盾，惹气生不是？就算交几个朋友，都是老年人，今天死一个，明天死一个的，这感情受折磨不是？老年人的最好养老处所是在家庭，在有老有小的家庭中，天伦之乐才是人的晚年快乐。婆婆听了，再也不说上养老院了。
　　
　　一个当律师的朋友，是个开通、外向、爽朗的女人，谁想到了更年期却反应很激烈。说哭就哭，哭个稀哩哗啦。有时在庭上，审判长宣布开庭，她说，等一下。出门到走廊上一顿哭，然后擦干脸再进去开庭。同事的妻子，也闹更年期，大白天把窗帘挡得严严的，一天天地坐在黑暗中生闷气。为了解救这些受难的妇女，我们想了很多办法。吃药，各种各样的药。出门旅游、朋友聚会……过了一阵子我问律师朋友，还哭吗？她说，不哭了。我很高兴，说，这下好了。她说，好什么好，我想跳楼。这使我想到邓颖超，她的更年期就很难过。以前说，妇女更年期反应是由于妇女心胸不开阔、阅历少。邓颖超那是经过长征的，在总理身边的，什么没见过？而且她的医疗条件也是最好的。所以，不是那么回事。
　　
　　(二十四) 什么是正确的尺子
　　
　　这两个让我们束手无策的更年期妇女的病很快就不治而愈了。她们当了奶奶，每人抱上一个大胖孙子！乐得合不拢嘴，病症一扫而光。
　　
　　由于一再晚婚，到了五十还见不到孙辈的妇女大有人在，缺乏摆正人生阶段的坐标，有些妇女以服用雌性激素类药物来保持青春延缓衰老。于是，我身边的五十岁妇女，有的找小情人，有一个嫁小丈夫。人们对此不以为然，觉得这是自由、开放、进步，认为人们会得到比以往更多的幸福。事情果真如此吗？
　　
　　社会生活中有些基本理性之所以长久不变因为被生活逻辑反复修正过的。试图冲破的力量总是以新、奇、特的面目出现，但会一再破湮没、被修正。这就是说，一次性的证实不能证实什么，历史要求反复证实。年轻时曾立誓到老了不做保守派，要作推动历史车轮的前行者，如今发现，保守是老年人的天职，是历史车轮不可缺少的刹车装置。在当今老年人也一再追求心理年轻的时代，肯老、愿老、充老是多么难得啊。
　　
　　在原始部落中，所谓的老年人是更年期妇女，是首领。她们更年期的警觉、疑虑、固执是天赋的领导素质，当这一素质没有用武之地时，就表现为当今的更年期病症。如今的更年期妇女普遍接受吃药治疗，因为医生告诉她们这是病。可无论是我奶奶还是我母亲都告诉我这是人生错位造成的。人生如同植物是随同季节展开生长阶段的，人生阶段不可以用思想去走，而是要置身其中。身在其中，可以自明。这就是生命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想不明白问题时，人要行动。做，可以带动思想。拒绝生长不可能得到自然的认可。
　　
　　如果我办养老院，必须同时办个幼儿园。就像我的家乡办个炼钢厂的同时又办个棉纺厂一样。钢厂全是男的，棉纺厂全是女的。养老院和幼儿园办在一起，对老人和孩子都有好处。看国外的养老院，老人坐在轮椅上，一排一排，晒太阳，都是痴呆症。在中国，没有这么多痴呆症，家庭中的老人，在天伦之乐中的老人，在情感之中的老人，不那么容易得痴呆症。所以，最好的活法不是什么科学的活法，而是自然的活法。
　　
　　小时候没因母亲而感到骄傲，因为父亲站在科学角度常年批判母亲。如今批判中医的观点在我听来老掉牙就是因为早被我父亲用过了。我当时完全接受父亲的理论，认为母亲极为愚昧。那么多人动员她转为西医，那么好的工作、那么好的单位、那么好的前途，可她全放弃了，这不是糊涂至极？
　　
　　我曾经为母亲感到过羞愧。在那个时代几乎不被人所见的如“同性恋”、“虐恋”一类事所造成的“伤害”，当事人都不敢上医院，就会向我母亲求助。看着帮助他们的母亲，我认为母亲真是是非不清、爱憎不明、黑白不辩，糊涂到家了。母亲的角色让她在中国得以履行牧师的职责。我曾见过她给怀孕五、六个月的姑娘用绷带缠肚子，为的是不显怀。在那个年代，名声等同于生命，姑娘名声毁了，人也就完了。母亲尽其可能地帮助她们。
　　
　　母亲看上去还没有道德感。有一对不良少年，不仅早恋，还早孕，偷着把孩子生下来。他俩不仅遭到社会的唾弃，也被双方父母赶出家门，不认他们。他俩找了一个破棚子住下来，生活的艰辛是可以想象的。可婴儿总闹病，两人没钱只有哭。我母亲给孩子治病，分文不取，还给孩子弄些吃的用的。母亲帮助他们，鼓励两人把日子过起来。当时我对母亲的作法给与批判，要知道周遭的人是怎样唾骂这对少年的。记得有一年过年，这两人抱着孩子到我家来给母亲拜年，母亲是唯一接待他们的人。这两个人用干活一年积攒下的钱给男人做了一件“的卡”上衣。衣服崭新，锃亮，硬挺挺的，看着很可笑。女的围着男的前后地抻、拉，嘴里急急地说：于姨，你看，我们过好啦；你看，我们过好啦。男的直直地站着，向母亲展示他们的好生活。我肯定是撇嘴了，虽然今天我想起这件事心里是酸的。母亲轻轻地抚着这件衣服说：多好啊，就这么过日子，这不就越过越好了吗？
　　
　　如今我想，母亲当真不知世上的道德尺度是什么吗？她从哪来的信念，又是什么支持她的信念呢？从众，跟随主流是容量做到的事情，而坚持自己的信念才恰恰是困难的，我怎么会认为母亲是个没有思想的糊涂人呢？

千秋雪

(十六) 老化的篮球队
　　
　　对“三伏天”钻空调房间，不肯让自己出汗，在经期贪吃冷饮，不听我劝阻的，我只能预言将来她们的身体将会产生各种问题。
　　
　　母亲对我说过，女人要是血脉没病，什么事都好办，血脉有病，就会引发出一系列的问题。所以，她总是谆谆教导女人，一定照顾好自己的女儿。当有女孩作下血脉病时，母亲总是责备当妈妈的不称职，怎可以经期淋雨？怎可以产期贪凉？……
　　
　　当我竭力照顾女儿时，她并不会自保，还振振有词地说，大家都这样，外国人更是这样。这让我心急如焚，如何能让她知道东方人的体质与西方人的不同，知道西方人的生活方式也给他们造成一系列的人为难题，知道选择有利于身心健康的生活方式学会自保呢？这使我不由地再一次想到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医学——中医。
　　
　　我不想与年轻人争论，不想用理论做武器和他们论争。我可以同意年轻人的所有现代观念，但看看许多年轻人吧，二十几岁，脸色青黄，凹凸不平，现今的美容术也不能改变他们憔悴的容颜。再看看他们的形体，胖的胖，瘦的瘦，有的枯槁如同老妇，不用诊脉就可断定其阴阳失调，而且不好医治，因为不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不改变他们的生活理念，仅靠药物支撑他们的生活方式是不可行的。
　　
　　我们单位有个爱好体育的传统，很注重参加每年的篮球联赛，而且看重名次。可近几年我们越来越觉得这个传统传不下去了。男女篮球队普遍年龄老化，没有年轻人补充。单位年轻人不少，可都不会打球。他们当学生时只顾学习，心无旁骛，玩球是那些学习差，不想上大学的孩子做的事。领导说，不会打球可以培养，挑几个年轻人进球队进行训练。可挑来挑去挑不出来，没有体形正常之人。胖的是自己走路都上喘，肚子大的有如临产孕妇；瘦的弱不禁风，躺在席梦思上盖好被，床上溜平，看不到人。因此，我们男女球队平均年龄为48岁，全是老将。比赛时，我背包里放着牛奶、鸡蛋、正痛片。半场休息时我就赶紧给他们补充给养，并加服“正痛片”。其它单位看到了高呼：“抗议，严禁服用兴奋剂！”老将们不由地感慨，现在年轻人的身体怎么会这么糟？
　　
　　看了太多年青人走着一条违反自然、有悖自然规律的生活道路，我不知道怎样保护我的女儿，别说她不能真正理解我的话，把它当成耳边风，便是听些，在我死之后呢？她会照顾好自己吗？这使我又一次想到中医。
　　
　　许多西医医生也不会养生，因为西医是科学技术，不是一种人生理念，科学技术并不必然地带来“科学”的生活方式。这与人的底蕴、内涵没有必然关系，许多专家、教授信奉邪教就说明了这一点。而中医是“道”，它的理念可治浮燥、亢进、焦虑、自以为是……如果能把女儿交付给中医事业，我死可瞑目。
　　
　　中医首先可给女儿提供一个有利身心健康的人生价值观念，其次可以给予她安身立命、救世济人的本领，更能给她一个依托终生的事业。
　　
　　当我开始考虑女儿的前途时，我越来越认可母亲的生活方式。
　　
　　细细想来，母亲很爱她的中医事业，为了能够真正地像一个中医那样去给人治病，她不惜离开大医院，开自己小作坊式的门诊。她不贪钱，开的是真正的精方，只几味药，经常是一毛二分钱。我给病人包药时，他们总说：“多给点吧？你瞧你给的这点药，小匙跟掏耳勺似的，还不够洒落的哪。”要不就说：“多给两包吧，中药慢，多吃点。”
　　
　　有一天母亲看我研磨钙片，问我干什么？我说我要兑在药里增加药量，省得他们说给的药少。母亲说，中药有效与否不在于药量多少、服用时间长短，关键在于对症，对症了，四两拨千斤，立马见效，一点不慢。
　　
　　即便是病人谁愿意多吃药？有些不好喂药的小孩子，母亲卷个小纸筒装点药，往小孩嘴里轻轻一吹，沾到口腔上，小孩吐都吐不出，就这么一点药，就能见效。
　　
　　母亲的生活是自得而快乐的。有时看母亲给女人摸脉，一副十分陶醉的神情，有几次她拉我让我摸脉：“你摸，多么欢快，多么喜庆，像春天的江水，这是喜脉啊。”我摸，只摸出这人没有心脏病，摸不出母亲感到的春之声圆舞曲。母亲还启发：“还很有阳刚之气，是个男孩……”人家一听乐坏了：“怀孕了，还是男孩？”母亲摸喜脉，不轻易说男女，是为了让我体会才说的，而我是为了不扫母亲兴才摸的

　　(十七) 女儿选择了中医
　　
　　母亲心态平和，没有怪毛病，这是不是源于她的职业呢？小时候以为母亲这心态是所有上了年纪人的自然心态。当我也到了母亲当年的年龄时却看到越来越多的女人越老越疯狂，不是燥狂就是抑郁，难能找到像我母亲那样平和、安祥、宽容的人。这才知道，人老了并不自然地生长出慈祥和智慧，这才发现母亲心态的可贵。我越来越想让女儿像母亲那样有所依托。
　　
　　我在女儿面前念叨我后悔没学中医。女儿看我否定自己，她很高兴：“就是的，瞧你，一事无成，整天忙来忙去的，都没个正经事，你干的那些能算事业吗？一旦退休了，也和别人一样无所事事，你是去打麻将，还是去跳舞？”
　　
　　我叹气道：“这要是学中医，我会比我妈还强。中医哪有退休的？越老越值钱，在我这个年龄才开始冲刺……”
　　
　　女儿说：“我要是干中医，比你俩谁都强，我在印着竖道的宣纸上用行书开药方，书房里摆着线装书……”女儿上我的套了。
　　
　　女儿的思维是典型女人的，她首先想到的是中医能把她的艺术爱好统一起来，琴、棋、书、画，古色古香的书房，配以可以干到老的中国古老医术，她想来想去说：“嘿，我还真想不出还有什么职业这么适合我。”
　　
　　女儿在考大学填写志愿时只填报了中医院校，非中医不学。她把登山者的铭言写在墙上“宁让理想的山峰毁灭，也不毁灭理想的山峰。”
　　
　　女儿走上这条路，我既欣慰，又忧虑。
　　
　　欣慰的是学了中医的女儿沉稳了，与现代女孩的急功近利、追逐世俗明显不同。相比之下她的行为开始显得“老派”，冬穿棉，夏穿单，日出而做、日落而息……
　　
　　虽然她还不是医生，可亲朋好友出现的种种身心问题开始向她这儿集中，向她提出解释和解决的要求，这使她加大了学习的力度和广度。在正常课业之外，她又学了性病、心理学、针灸推倒拿等课程，分别拿到相应的资格证书。她也开始为当今青年人生活方式造成的身心损害而忧虑。
　　
　　我为女儿忧虑的是，中医正面临严峻挑战，任重道远，想要有所突破和建树是难上加难。女儿和她的同龄人不是站在了一起，而是时常站在他们的对立面，她成了“少数”和“另类”，这是我这个做母亲的所不愿看到的。谁不愿意自己的孩子身处社会主流，少非议，得到社会绝大多数人认可？想当年我做为一个小小少年，因母亲脱离社会，不为主流所肯定而对母亲不满。女儿是不是也要承受很大压力？
　　
　　每当有科学家，学者、教授嘲笑中医，主张取缔中医，甚至攻击和漫骂中医时，我都为女儿担心，担心她年轻气盛，与人争论，搞得气急败坏，心气浮燥，就有违学中医的初衷了。
好在女儿致力于学习，不太理会社会上的争论，她还劝我不要太关注中西医之争，更不要参预争论。 　　 　　
女儿的中医立场越来越坚定，她开始在年青人中宣传性病的危害，宣传中医的人生观念，为女孩们频繁怀孕、流产而忧虑；对无节制的抽烟、喝酒、疯狂的夜生活持反对态度。她认为中医能为她提供可学的知识，能推动她为社会做有益工作这就足够了。她笑说，在实际生活和工作中并不存在中西医之争，社会需要的是脚踏实地的工作而不是空谈，中医不是几个人喊几句口号就能取消的。 　　 　　女儿不再像同龄人那样追求时髦、享受、财富……她能抵御纸醉金迷生活对她的诱惑，她很自然地去探寻中国文化的渊源。为此，我万分感激中医，在当今世界我到哪里去找这样能使女儿沉静下来而又极具内涵的东西呢？ 　　 　　
我走了一生的弯路才认识到的中医与西医是两种思维方式不同的医学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而到我女儿这里她一下子就认识到了。她安慰我说，由于我所处时代的特殊性，我所走的认识弯路是中医向时代所付的学费，没有我所走的弯路，就不会有她选择上的果断，我这弯路是替她走的。 　　 　　
(十八) 健康不意味着身体纯净 　　 　　
母亲脱离医院，远离社会主流的做法，使她相对保留了一些不曾被冲击的中医传统的行医方式。这使我今天对比母亲能看到现代中医与传统中医的巨大差异来。严格说来，当今的大多数中医已严重偏离中医轨道不能称其为中医了。好多从中医药大学毕业的人，当他面对病人时，眼睛里反映出来的多是一个生物的人、解剖的人，而不再是阴阳五行的人。所以，他们是使用中药的西医，而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医。 　　 　　
已被西化的中医当然无力去统纳西医，他们不是结合了西医的中医去，而是被西医结合过去了的用中药的西医。于是，他们在用药上深感自卑，因为中药不够新、奇、特，不能像西医那样总能合成新的横空出世、一鸣惊人的药来。因为这些中医不会在境界上用药，所以他们就像低段的围棋手，那些简单的黑白子在他们手中无法出奇制胜，不能产生出爆发力来。 　　 　　
如果真正具备中医的思维，便是看到肿块，也不可能把眼光全部拉到这个肿块上。女儿说，如果是一个一流的外科医生，看到肿块，难道首先想的不是把它割下去吗？正像技艺高超的小偷，他在遇到经济困难时，首先映入眼帘的不是可偷的机会吗？当你有更方便、更快捷的方法时，你怎么会使用通常认为是古老笨拙的方法呢？这就是当今西化了的中医面临的困境。 　　 　　
为什么中医少有外科手术？如果中医的发展必然地呼唤外科产生，凭着中国人的聪明怎会没有？我们中国人学西医不是学得很好吗？哪个医院没有个“赵一刀”、“李一刀”、“张一刀”？关键是中医不把病当成“病”，不是千方百计地找到它、把它摘出来、“消灭”它。这就像中国人看一个人往往不是按一个标准去这人的优点是什么、缺点是什么，而是整体地看这个人，看这个人的整体运行机制是什么。我常常说不出我朋友的优缺点是什么，可我了解我的朋友，我知道他们在什么情况下会说什么话，做什么事。我无法想象从朋友的性格中摘去“缺点”之后他们会是什么样。 　　 　　
西式思维给中医在语言交流上就造成了很大难题，有的病人要求中医像西医那样规范地、模式化地回答他们的疑问，这是中医无法做到的。因为这样做首先就不利于治疗。这就像一个人以为改正自己所有缺点就能变成一个完美的人。殊不知，改正缺点与成为完美的人是两回事。所以，摘去了“病”就能成为一个健康人的想法按逻辑推理也不能形成必然联系。 　　 　　
中医的着眼点的确不在“病”上，但却确实是在健康上，而这个健康概念甚至允许“病”与人共存。于是中国人的身体不是纯净的，身体有“病”、有“毒”、有“菌”。中医治病，严格讲，不是摘“病”、消“毒”，而是引进病、毒或引导病、毒，以病治病，以毒攻毒，生、克、制、化，扶弱抑强，固本强精…… 　　 　　我们毕竟是中国人，我们的体质与西方人不同，给西方人造成灭顶之灾的黑死病是从中国传去的，可这种鼠疫在旧中国不时爆发，并没有给中华民族造成毁灭，这与中国人的养生观、健康观有很大关系。 　　 　　
我对西医的健康观很担忧，看西方人就像看他们的牛，看他们的树一样，高大、健壮，白皙纯净、精力充沛。和他们相比，我们的确是东亚病夫。今天的“东亚病夫”要把自己的“病”摘除干净，也纯净得如西方人。德国人为他们的树担忧，没有一只虫子在身的森林，必须靠定期喷药来维护，因为它已受不了一场小小的虫灾了。纯净的牛也要靠不可少的抗生素来保持纯净，西方的人靠西医把可能的不安全因素剔除干净。一个被这样剔除的人向我夸耀，她摘除了扁桃体、胆囊、阑尾、子宫、蛀牙……她说：“那些东西都没用。”她还要听从医生的劝告，把身上的痣也摘净。过于纯净意味着健康吗？ 　　 　　
中医以阴阳平衡论健康。人体可以与病共生，可以带病存活，由于个体差异，人不可能有整齐划一的健康标准，按五行可把人的体质归类，那么金性体质人的健康移到木性体质人身上就是病了。关键的不是把“病”摘除，而是制约、平衡身体的内环境。 　　 　　
母亲给病人用药是以少取胜。经常是病人服过一副药后欢天喜地来了说：“见好了，好多了，再吃两副就彻底好了。”母亲这时就拒绝再开药。母亲说，我治病就治三分，扳过势头既可，如果你想病好，从现在起不用吃药，只需要你调节情绪、定时起居、生活规律…… 　　
(十九) 被放大了的死亡恐惧
　　
　　母亲说，什么药也抵不了人体自身的调节能力。药是帮一下忙，但不是代替，也不要帮完不走跟着添乱，把正气扶起来了，一切自然就向好的方向发展。
　　
　　有时我到医院去，心情很复杂，不怕死的人到医院去看过都得怕死。死太痛苦了，开肠破肚的、电击心脏的、切开气管的、插呼吸器的、放、化疗的……渣滓洞里的酷刑也没有这般施刑效果。
　　
　　我家一对鸡夫妻病了，是鸡公外遇带回来的病。我拍着鸡公的头说：“你这么强壮，一定要挺住，我下班带药回来救你。”我下班带药回来要给鸡注射，发现鸡公已安安静静死了。我就给鸡婆打药，这一打就是三天，每隔四小时打一针，都是先锋霉素这类好药。这只母鸡遭的罪呀，把我折磨得都要精神崩溃了，最后还是死了。这不能不让我思索，如果我不干预，让母鸡自然死亡，它不会有这么多的痛苦，死亡的恐怖是不是医学干预的结果？
　　
　　我对女儿说，我不行时你不要把我送到医院，不要干预我的死亡，我要自然死亡，我相信自然死亡没有去医院死亡那么痛苦。谁想当西医与死神斗争的武器谁就去好了，我不当。
　　
　　便是西医自己也不是不畏惧这种斗争的。我们这里的一位西医院长，年富力强，极具工作魄力和挑战精神，超强的工作压力使他肝癌变。我都奇怪，他给病人看病都是亲自打B超，作CT，怎么会让自己的病到了无可救治的程度？他的同学和朋友都是全国各大医院的专家、骨干，他们共同研究决定：换肝。
　　
　　这对我们一般人来说不可想像的事，他们做起来却是极有效率。很快就万事具备了，他躺在了手术台上。我相信这是由一群中国素质最高的西医生组成的手术团体，奇迹将在他们手上产生。手术刀刚刚划向腹部，意外发生了，病人死了！死于意想不到的脑主干血管突然破裂。根本就无法抢救！多大的思想压力，乃至压破脑主干血管？他可是相信科学的医院院长啊！
　　
　　人得有多么强悍的神经才能经得住西医的诊治呢？
　　
　　我的一位同事得了白血病，因做了干细胞移植而存活，为了她意志坚强，奖她一个全国劳模称号。和她一起进无菌仓做移植手术的共是九个病人，以五个月没一个的速度先后离开人世七个，最后一个离去的不是死于复发，而是跳楼，因为受不了复发的恐惧，精神崩溃了。
　　
　　我与同事一起去见她的主治医生，他坦言：我给你做完了干细胞移植对你就再也无事可做了，复发不是我能控制的。他十分自然地说，你去找中医吧，看看他们有什么办法。
　　
　　西医确实很伟大，毫无疑问，我们已离不开西医，我们衷心希望西医能加快发展，能解决更多的医学难题。但是，西医的问题又是这样的成问题，又造出这么些问题，自己一时无法加以解决，自己刀削不了自己把，西医所缺少的正是中医的东西。
　　
　　可是西医无法统纳中医，当西医在B超上没有发现肝有病理改变，化验指标也无异常时，他是不会承认肝气郁结、肝气不舒的。当指标异常出现病理改变时，又难以消灭病灶，消灭不了，就换。
　　
　　说到换，谈何容易？高昂的费用不说。我那白血病同事一动就骂我：“我是让你坑了。你说成活率是48%，你看看，有几个活的？你看我这是怎么活的？”当然，她这话不对，不管怎么活，她毕竟是活着，活不起的人不活了，她意志坚强就用来活命。
　　
　　虽然我现在已看惯了全身插满管子，架满器械的治病景象。也习惯了器官移植、截肢，还有死亡后的解剖。但母亲诊所中的温情脉脉与医院的冷酷总是不自觉的在我心中作着对比。
其实，第一次对比是发生在我十八岁时。和我在一个车间干活的一位姑娘自杀了。她做外科医生的姐姐来料理后事，提出尸检要求。厂里觉得有些麻烦，她姐姐提出可由她来做，于是，她带了两个助手给她妹妹作解剖。这事在我们工厂的女朋友妹中引起极大震动，我们象看外星人一样看这位姐姐，觉得她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在做解剖时，她一边切割一边为两位助手做讲解，其冷静、理性，科学，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

千秋雪

（十一）民间的中医情结
　　
　　有一个病人，母亲没有治好他的病，病因很清楚，他是在迁坟开棺时没有及时躲开，受了瘴气，整个人耷了，摄了魂一般。母亲面对他，像面对一道难题，不知如何解开。这给我留下很深印象，说来母亲还是太科学了，这样的事交给巫医去办，肯定能治好。
　　
　　母亲坚决反对迷信做法，她认为自己很科学，对偏方和地方性的治疗方法持很谨慎的态度。我想，相比她的老师，母亲做为中医已经不是很纯粹了。在那个西医排斥中医，中西医结合的年代里，她已经是最大可能地保持中医的本质了，我想这也是源于她的单纯。
　　
　　在母亲卧床不起的日子里，来找她看病的人还是排着队。我就奇怪了，人们为什么要迷信她？
　　
　　一个都治不了自己病的人，却可以治别人的病？
　　
　　我奶奶就从不迷信我妈，我有十一个姨奶，她们都迷信我妈，奶奶骂她们没骨气。奶奶的骨气体现在绝不让母亲碰我们姐弟四个。我们有病，母亲想给我们吃药得像地下工作者似的。我几次病的要死，母亲都因我奶奶不让她给我吃中药而被逼得哭着离去，说这孩子她不要了。二弟发高烧。奶奶也不许母亲给他喂药，母亲就用注射器，瞅着奶奶不在二弟身旁的机会就给打一针，弄得孩子看见妈妈就大哭大叫。奶奶抱着高烧的孙子出门，不是去医院，而是去吃冰糕退烧。母亲痛苦地抱着头，不知是不是想这孩子也不要了。
　　
　　但我奶奶不否定我母亲在外面的功绩。记得在文革最激烈的时候，斗争无限升级。我们大杂院有死的，有逃的，有进大狱的，形势已完全失控。
　　
　　我家当时也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母亲家的成分是地主，也属于革命对象。奶奶站在大院中央，进行了一场气焰嚣张的演说，三十多户人家，奶奶逐家地骂。对一个妇人骂道：“你生孩子难产，三天三夜没生下来，最后还不是来找我家媳妇了？如果不是小宁她妈，你就憋死了！”然后踢一脚一个半大小子：“还能轮到你今天来革奶奶的命？”对另一个又训道：“你出麻疹，出不出来，四十多天下不了地，最后是谁救了你？今天你当革命小将了？你要革谁的命？”“你们有一个算一个，都拍着良心想一想，我们家孩子妈，对你们哪一家没恩？……”
　　
　　我奶奶这么干时，我是替她捏一把汗的。那时的人性何等脆薄凶恶？一旦被激怒，后果不堪设想。可是全院的人都低下了头，听奶奶数落，大家都承认我母亲医术高、医德好，真找不出一个对我母亲有微词的人。奶奶的指责，瓦解了人们的革命激情，把我们家从困境中解救了出来。
　　
　　小时候，在母亲身边的时候不多，时间也不长，加之对中医没什么兴趣，更讨厌整天一屋子人，闹哄哄的，我对母亲做的事并不关注。既便是这样，如果说母亲出门几日，来的人找不到母亲，就有人拉着我不放，他们可是不考我脉条，而是详细述说病情，让我给想想办法。任我怎么解释说不会也不行，都说：“龙王爷的儿子还会三把水呢。”没办法，我就给摸摸脉，只是做个简单判断，辨个表里寒热，别给治反了。然后打开母亲的大药箱，里面的药都是母亲开的方，我去抓的药，又由我加工制成。母亲给人看病时，又多是我当药剂师，给人包药，吩咐服用方法。大致还是能想出点对付的办法，何况我毕竟还背过几部医书，不是一点不懂。于是，遇到特殊情况也给人拿药。母亲回来知道了，并没有责备我。如今想来。可能是我没犯大毛病。
　　
　　我在中学时跟医疗队下乡，真正能给人治病的医术只有针灸。母亲可能觉得我的本事太单薄了吧，就一指药箱说，拿点药吧。我就带了一些药，像母亲老师当年做的那样，去舍药。如果母亲认为我不能做简单诊断的话，就不会让我带药下乡了，但当时我并没这样想。
　　
　　母亲死后，病人还是源源不断地涌来，推不掉的，我就给拿药，吃不了药的婴儿，架不住人家的哀求，我就给扎针。这样，就把母亲的药全发放光了，来的婴儿也都给扎了针。可能是母亲在天之灵阻止我的行医。有一天，我突然想，那仅有几斤重的婴儿，小身体红红白白的，如果迎着阳光举起来，真是半透明的，我那针灸针扎下去，那么深，扎到哪去了？这么从解剖上一想，想到我的针扎到肝，扎到肾，一下子就怕了。再来婴儿，把襁褓一打开，我心先怯了，手也抖了，说什么也不敢扎了，此后，我就逃避行医了。

(十二) 我的中西求医路
　　
　　母亲死后，我病倒了。人说是伤力，我不知该怎么治，胸腔内疼得像用刀捅的似的，无处逃避。这么猛的病我想用温和的药肯定不行，可用猛药我这体质也不行。母亲曾告诉过我是桂枝汤体质终生不适合用川乌，草乌这类药。这时我就想，为什么别人能用的药我却不能用呢？说不定就能出奇制胜治了我的病呢。于是，我给自己开了一个“小柴胡汤”，抓了药，就吃了。
　　
　　结果糟了，我真的吃错药了。胸腔不疼了，变成实心铁板，想喘口气都难，五脏六腑全板成一块，吃不进东西，喘不过气，危在旦夕。这下我只得以毒攻毒了，我又开了一个方子，把母亲告诉我终生不可用之药川乌，草乌都用上了，我觉得非用此类药不能破开。这副药下去，铁板被击碎了，恢复了大刀阔斧式的疼痛，我不敢再轻易用药了。
　　
　　到省城上学，我到了大医院，中西医全看了，全都没办法，用了些药，等于把我犯过的错误再重演一遍，我只得还自己治。我谨慎地每次只开三味药，用茶缸装着，沏上开水，当茶喝。这一喝就是大学四年，病好了一半，另一半就好挺一些了。
　　
　　那时，有点后悔没好好学中医。
　　
　　母亲死后，我以为我与中医就再无关系了。可身体同样先天不足，后天亏损的我，虽经体育煅练，维持一个表面健康，但生的孩子内质还是弱。在孩子还不能吃中药时，我们是医院的常客，一年住六、七次院是常事。让我恼怒的是，孩子的病总是越治越重。
　　
　　有一次，孩子病的要死了，心衰，打强心剂抢救。儿科主任说孩子能否活命很难说，西医的方法用尽了，孩子奄奄一息。
　　
　　我急了，告诉医生给孩子输我的血。医生们嘲笑我说：“你的血也不是药，不能治病，没有用！”我坚决要求输，医生只得按我的意思来。我想，我从小得过那么多病，几次从生死边缘上挣扎过来，我的血中，一定有抵抗这些小儿病的抗体，我急于帮助女儿抵抗疾病，我的血是有生命的，不可能不履行我的意愿……
　　
　　孩子病得血管都找不到了，在脖子上的静脉扎了九针才送进去针头，孩子放在桌上，头垂在桌下，哼都不会哼了。血输进去两个小时后，孩子睁开眼睛找饭吃。
　　
　　这次的后怕，使我不敢再指望西医，我开始寻找和请教中医，制定了一系列的中医预防和治疗措施，同时训练女儿吃中药。我不敢自己给女儿开方，而是多找几个中医，分析、对比他们的方子，选出比较稳妥的，试验着给女儿吃。这使我又一次后悔没有学习中医。
　　
　　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我对西医的推崇，也像对先进、科学、富有等概念的理解一样有所变化，甚至觉得，人固有一死，安安静静地死，比有钱人轰轰烈烈地让西医整治一番再死要好得多。
　　
　　我的一位同事，得了支气管扩张。省医院要给她做手术，把肺子割去一条。领导派我去探望。我就去劝阻，人家不听我的，听医生的。没办法，手术头一天我去给医生送红包，就我担心的问题与他们探讨。医生嘲笑我说：“这有什么可担心的，这样的手术我们做了一车皮了。”我问失败的概率有多大？医生说就和天上掉下块陨石砸到你头上一样。我一听，这就没什么问题了。
　　
　　手术是那种大掀盖的开胸手术。病人在里面开胸，主刀医生在办公室看报纸。等护士来告诉：“打开了！”主刀医生才进手术室。不到二十分钟，他端个装肺子的小盆出来了。
　　
　　我看着医生端出的这片肺子对主刀医生说：“这人肺子我是没见过，可猪肺子、狗肺子没少见。到开胸、动刀割的程度了，这肺子怎么也得变色变质才成吧？我怎么看这片肺子没啥大毛病呢？”医生气得不拿好眼睛看我。
　　
　　又过了两个小时，人被推出来了，从前胸到后背足有五六十公分长的刀口，别说割去一小条肺子，就是什么也不割，只这么把皮肉割开，把肋骨锯断，把胸腔打开，再一层层地缝上，便对一个大小伙子来讲也是一个大伤元气的重创。
　　
　　胸侧开了个洞，插根管子，下面接个瓶子，从胸腔中向外流着血，医生说这是为了把胸腔中的积血流尽。不到一小时，瓶子满了，我找医生问，这血是不是流的有点多？医生说就是要流干净。又不到一小时，瓶子又满了，医生说没事的。又一个小时，第三瓶又满了。我去找医生，我说，人有多少血可以这么流？医生说那是胸腔积液，不全是血。我挺来气，是不是血我还看不出来吗？再说就是胸腔积液也没这么个流法啊？我坚持要医生来看看，医生过来看，这时第四瓶也满了。一量血压是三十，一看眼睛，瞳孔扩散……
(十三) 好死不如赖活
　　
　　医生和护士，手忙脚乱地把病人抬上车，推起来就跑，进手术室！紧急抢救！扔给我一个箱子，说手术室一滴血也没有，让我马上到血站弄血去！我开步往外跑，听到医生又给我一项任务：准备后事！
　　
　　我这个气啊，没把我给气死！这不是陨石砸头顶上了吗？可我连生气的时间都没有，我必需在最短的时间内弄到血！我打车跑了几十里路弄来一箱子血，当我把血送到手术室，我人累得要昏过去了。
　　
　　由于创面渗血，为了止血，只好把整个一侧的肺子全割除了！又由于没作这方面的准备，什么填充也没有，所有目地都是为了不让人死在手术台上，一个人就这样给废了。
　　
　　还遇到一例类似的手术。
　　
　　人家告诉我一个朋友从北京做了口腔手术回来了，他正在闹绝食，让我去劝劝。这个病人让我很痛心，他是少有的好人，总是尽心竭力地帮助别人却不求一分回报。他不抽烟，不喝酒，连茶都不喝，所以想给他送点礼都没东西可送。让这样的人死了的确太可惜，可怎么劝呢？这不是劝的事，怎么也得借助点什么。
　　
　　我在农村一个老太太那弄的用野兽油配制的偏方药，拿到病人床前。我告诉他抹上这药可缓解疼痛，他应该努力吃点东西……他看看我，见我一副誓不罢休的样子，伸手要来纸笔写了三页稿纸，后来他家人把这三页纸珍藏起来，这是他的绝笔，此后他再没写一个字。他写得很明白，他得的是口腔癌，家人签字做了手术，将整个上腭切除了，他说不了话，不能吞咽，疼痛不堪，这样的生命还如何存活？有什么意义？……他绝食九天而死。
　　
　　这之后，对危重病人，如果是我的好朋友，我往往不是救，而是帮助他们速死。我知道我这么做是不给自己留后路了，我没有理由让朋友们速死，而轮到自己那天却贪生怕死。我想，我这样做就是等到我那天，朋友和我的孩子会如法炮制，替我了断。
　　
　　看到巴金的死，我的心情说不出地复杂，巴金是多么敏感，细腻的一个人，他是如何忍受让他活着受现代医学折磨的？他从前经受的所有苦难和凌辱都抵不上后来不允许他死亡带给他的羞辱，我感到天下再也没有比这更残酷、更戏弄人的了，怎么偏偏就让他这最善于体会的人遭遇了呢？十几年前，当再一次把他抢救活了时，他万分无奈地说了他人生最后一句话：“我愿为大家而活着。”之后他就拒绝说话，这是何等的悲愤？我们活着的人能承受得起巴金为了我们而这样活着吗？
　　
　　冰心晚年为自己制了一个印章，上书一个字“贼”。她说，孔子说老而不死是为贼。这不是做秀，孔子之所以这么说也是有他深刻的人生体会的。过去的人对死亡不像我们现在人这样拒不接受，对立情绪极强。小时候看着一些刚刚六十搭边的人就开始纳个鞋底，备快布料，稳稳当当地为自己备寿衣了。做好的寿衣时常晾晒，过年时还要拿出来穿一穿，这是多好的死亡练习啊？我家邻居有个老太太，夜里自己把寿衣穿好，早晨家人起床，看到老太太穿戴整齐，已死多时了。
　　
　　我爷爷是在写完一幅字后，坐在桌旁，手扶着头，闭目休息时死的。我奶第一遍喊我爷吃饭时，我爷还问是什么饭菜，第二遍喊时我爷没应，旁边的我母亲伸手搭脉，对我父亲说，咱爹没脉了！我奶过来对我母亲说，你把孩子抱邻居家去，告诉我父亲出去通知近亲属。等大家来时，我奶已将我爷擦洗干净，寿衣穿戴整齐了。
　　
　　从前八十岁的人死了是喜丧，孝上要带红，可以演奏欢乐的曲子，大家会有幸福感和人生满足感。可如今，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太太发病了，拉着我狂呼：“救救我啊！”这真是给我出难题，都没有阳寿了，让我如何救你？人可以不活在岁数中？
　　
　　我一个朋友给她将死的母亲展示她买来的高档寿衣，她母亲可没有象她奶奶当年那样看到好寿衣就微笑着死去，而是厌恶地扭过了头。
　　
　　另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太太不肯从太平房门前过，说是厌恶。难道死亡永不属于她？
　　
　　八十多岁的老太太不肯死，厌恶死，悲嚎着去死，让我觉得不太对劲。人类面对死亡已几百万年了，好象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恐惧、拒绝。是西医给予人可以不断延长人的寿命的感觉所致，还是科学给予人可以不断战胜病魔的信心使然？如今人类对自己的认识能力已相当自负了，可却认为死亡是不自然的，是强加给人类的，不肯承认死亡是人生的一部分，这难道是人类认识的进步？在人们的死亡观念上西医起到一种什么样的作用？

　　(十四) 中医治病如下棋
　　
　　很长一段时间我不理解母亲为什么不充许我在学医上走捷径。那时我认为，中医首先是经验的积累，后又借用阴阳五行做框架来安放经验材料。阴阳五行与中医药不是骨肉关系，而是中医没有找到更好的理论框架。我想，如果我学会诊脉、把握病症，能相应地用药，就应算是合格的医生，阴阳五行可以不用，也不用费太大的精力去读经。可母亲说我要是如此行医就不是救人而是害人。
　　
　　今天，如我所说的从病症找相应的药的医生多了起来，中医的医术下降了，中医的疗效趋于一般，神奇不再，好多西医都能开中药，美其名曰：中西医结合。这些医生所走的不正是当初我要走而被母亲阻断的路吗？
　　
　　如今，我在日常生活中常做的一件事是，阻止人们乱服中药。亲朋好友，常有因身体不适到药店找中成药吃的，只看所治症状，不分表里寒热，乱服一气，不仅无益，反而有害，这正是西医用药方式对人的影响。如今大量的中药销往国外，外国人在西医思想指导下用中药，实在不是发扬中医药，而是令其浮肿而亡。
　　
　　当我向人们解释为什么所服用的中成药对他有害无益时，我不自觉地、无可选择地，必然地要使用阴阳五行理论。我关注哲学，关注科学，但还没找到一条能替代阴阳五行学说叙述中医对人体认识的理论。
　　
　　并不是时代发展了，人们对事物各方面认识就同步发展了，人类的认识道路不完全是积累式的，也是熊瞎子掰苞米式的。人的狩猎能力肯定是退化殆尽了。手拿一枝枪的现代文弱书生可以嘲笑和否定古代智勇双全的彪悍猎人。有了枪的人类就不再需要对付猛兽的勇敢和力量了。
　　
　　西医对人体局部认识的深入，并没有突破和取代中医对人整体机能的认识，我们还不能说对人体机能的认识我们超越了古人。西医没能吸纳中医，我先前期望西医的发展将汇同所有医学的期望目前还看不出希望，我甚至感到从西医的道路上走不到中医。
　　
　　我一位同事的母亲得了肾病综合症，老太太的儿子和儿媳是另一个城市的医生，把她接去治疗，结果越治越重，下了病危通知，备好了寿衣。
　　
　　这时，我的同事突然对她哥嫂产生信仰危机，给我打电话要求帮助。我请我们当地一位年轻的中医，用我们单位车，行车六七个小时，赶往另一个城市。
　　
　　我想，看到病人昏迷不醒，血压仅有三十了，这个医生非回头就走，拒绝给看病不可。我给同事打电话，让她有个心理准备。
　　
　　这位医生到达后，并没有吃惊，而是诊了脉，开了药。我的同事马上抓了药，煎好了，然后给我打电话说，病人已经几天不睁眼，水米不进了，怎么吃药啊？我让她用小匙顺着嘴角一点点往嘴里润，让药按物理的方式顺进去一点是一点，同事就这样把药喂进去一些。
到了晚上，同事给我打电话，说她母亲睁眼睛了说饿。我想，完了，回光返照。同事问，给吃吗？已经好多天没吃东西了。我说，给吃吧。心想，最后一顿了，吃吧。
　　
　　同事在给她妈妈喂了些流食之后，又给喂了些汤药。第二天早晨，同事打来电话，说她母亲又睁眼说饿了。我一阵惊喜，松口大气说，祝贺你，你妈得救了。我很惊异这个年轻人的医术，什么叫妙手回春呀？这就是。我让同事把那张救命的药方拿回来我看看，我想看看他用了什么灵丹妙药。
　　
　　药方很平常。不仅没有什么出奇制胜的药，甚至没有一味治肾病的药，只是一剂变通的强胃健脾方。就是这么一个普通的健脾方子就能起死回生救人一命？
　　
　　我感到奇怪，找机会向这年轻人讨教。他说他是按五行生化制克来的。水旺，土虚，五行不通，阴阳失衡……要先固土，升阳，抑旺扶弱……由此我悟到母亲为什么不允许我像学西医那样去学中医，为什么说那样就不是中医，就是害人。一个救命的药方是那样普通、寻常，它的神奇体现在理论上、运用上。
　　
　　正像围棋的黑白子，在同样的格子内，在不同的人手里，就有了不同寻常的动、势能。一个棋子所占的位置，与其它棋子形成的特定关系，就使这普通一颗棋子很不普通。中医的精髓正像围棋一样，它不是像西医那样用不断发明新技术、新药来治病，而是不断提升认识境界，正像围棋手的升段。没有一个深髓的文化在后面，只把其当成一种单薄的经验和几百种药，那么中医很快就会降至连西医也能开中药的水平了。
　　
　　(十五) 顺应自然也是医
　　
　　我当然希望有更好的理论能代替阴阳五行,以方便现代人进行医学思维。但目前我也没有找到合适的替代理论，中医只能还用这一古老、朴素的思维方式。
　　
　　一次与同事出差住店，正和同事谈话，同房间的一位住客回来，倒在床上就哭，哭得我和同事无法说话。同事很生气，我说，行了，反正我们也没法说话了，便对那女人说，你说说吧，你怎么了？她说她要死了，得癌了，刚从医院做了肠镜回来。我问，找到肿瘤了？她说没有，但医生说这种症状就是癌了，因为她的胃肠失去了功能，无论她吃什么，就是喝口水，也很快排泄出去，怎么治也治不好，医生说治不了了。
　　
　　我听了奇怪，找不到肿瘤也说得癌了？我给她做了简单的望、闻、切、问，断定她是阳气虚脱所致。但一般说来，对女人应首先表现为崩漏和子宫脱垂一类症状才对，我问她有无这类症状。她说子宫脱垂已经好几年了。我气愤地说，这么明显的症状你怎么不跟医生讲呢？她说，医生也不问啊，再说，也讲了，医生说这是两回事，那是妇科病，得到妇科去治。我说这怎么是两回事？这是一回事啊，医院和医生分科，可你不能在一个人身上分科，这病因是一个！可是转念一想，对西医来说，这的确是两回事。一个是消化系统疾病，一个是生殖系统疾病。对将病症与药直接挂勾的中医来讲这也是两回事。
　　
　　我告诉她去找一个好中医看看。在没找到中医之前，可先吃点中成药，我给她开了中成药名。
　　
　　同事在一旁说，你能解释一下你所说的阳气是什么东西吗？我说，我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但我知道它的作用。阳气不虚，人就不遗屎、不遗尿、不淋漏、不脱肛、脱宫。人死时，阳气一散，没有托扶，往往遗屎、遗尿。阳气大伤时，也会有托不住而遗、而淋、而漏、而脱的现象。这位妇女多次生育、引产、流产、身体亏损，阳气不足，不仅有生殖系统症状，也有消化系统症状，所以治她病的方式应该是升阳。
　　
　　这位妇女的病在中医看就是小病、常见病、好治的病，怎么到西医这就成了束手无策的疑难病了呢？西医的确是一门科学，可他们对高科技的运用效率和效果有时怎么就显得这么幼稚呢？
　　
　　出差住店经常能遇到出门求医的人。高度紧张、巨大的精神压力，往往使他们无心顾及别人。有一天半夜，我爬起来，拉开灯，对同室另一个女人说：“你起来吧，反正你成心不让我睡，我就不睡了，你说，你怎么了？”她说她第二天就入院开刀，十分紧张害怕。我忘了她说她是什么病了，反正她说完她的病，我说你这病也用不着开刀啊。然后我给她出了个什么招，第二天分手各奔东西，也就忘了这事。
　　
　　几个月后她给我来封信，说按我说的办法把病治好了，高兴得不得了，特地告诉我一声，说我是她的贵人，我却忘得怎么也想不起来这是怎么回事了。
　　
　　我对中医的使用是阶段性的，随着女儿渐长，体质渐强，我又不太关注中医了。可随着女儿进入青春期，中医的魂灵又开始萦绕在我心头。
　　
　　当今的女孩不会照顾自己，西方的生活方式和思维理念给中国女孩身体带来十分不良的影响。
　　
　　单位的女孩们总是在她们有头疼脑热时跑来问我，对我的回答又往往觉得匪夷所思，“我是胃疼，你却告诉我穿件大衣，可我没感觉到冷啊。”“我感到身体乏力，你却告诉我别吃西瓜了”……
　　
　　一个患有不孕症的妇女和我聊天，我说：“我敢说，你冬天没穿过棉裤”她说，是呀，我是没穿过，你怎么知道的。我说，所以你不能生孩子。对那些“三九天”穿得薄薄的时髦女郎，我对她们说：“你们就美吧，有你们哭的时候。”
　　
　　一位同样患有不孕症的妇女对我说，不能生孩子更好，我本来就不想要孩子，这样反倒省心、省事了。我说事情要是真这么简单就好了。我把她领到医学专家那里，专家一席话，说得她双泪长流，痛苦不已。
　　
　　专家告诉她，她的病发展下去，就是内分泌失调，体内雌性激素减少，影响脑垂体，改变人的形体、面容猿样改变，最后由于高血压、动脉硬化而早亡。解决的方法只能是设法使其怀孕，从而对人体有个重新调整，但孩子的质量难以保证，母体也只是得到大的缓解，但不可能是很正常的女人了，更年期时还要产生一系列难题。总之，这一生是不好过。她从未想到事情会这么严重，不由得着起急来。

千秋雪

(六) 母亲的中医作坊 　　 　　
医院不适合母亲，或者说，西医院的模式不适合中医。母亲的工作方式是她老师那种作坊式的。像我前面说的，她是根据气候的运行，在流行病暴发前备好药。可医院不可能允许她这么做，她用药又活又广，但医院进药有限。母亲的许多常用药是毒药、禁药，正常配给医院，医院都不敢要。母亲又总是抑制不住自己制药的冲动，这在医院是不可能的实现的。医院的分科更是限制了她，因为她是综合性治疗。总之，因为她有过独立行医的体验，在医院里工作就感到捆住了手脚。于是，母亲毅然放弃了在大医院的工作，辞职回家，又干起了家庭作坊式的诊所。 　　 　　
在母亲的作坊里，我在她的指挥下制药。制汤剂、散剂、丸药、膏药、药酒…… 　　 　　那时，我不喜欢自己一身的药味，时常为自己一身的药味而难过。因为人们普遍不喜欢药味。我没想到，几十年后的今天，到中医院或路过中药店我都要做深呼吸，就像现代人到氧吧吸氧一样。中药味能打开我全身的细胞，可能就是那时候被毒化了，至今留有毒瘾。 　　 　　
母亲看病过于活泛，真是不适合在医院工作。当有中年妇女领着病恹恹的女儿来看病，诊过脉后，母亲就把中年妇女拉到一边说：“你这当妈的糊涂，该给姑娘找婆家了，不要等出了事……” 　　 　　
着实说，母亲的性格不适合做媒婆，但母亲却为此没少给人撮合婚姻。后来我继承了母亲这一传统，也给人做媒，因为我知道，好多好姑娘在青春期把控不好会一失足成千古恨，这与道德品质无关，适当地帮她们一把，有益她们一生。我看《西厢记》，看张艺谋的《我的父亲母亲》，看到的就不是爱情，而是发情。因为与我在母亲诊所里看到的情况是一模一样的。在很小的时候我就从医学角度看待人们所说的爱情了，后来又从哲学角度、心理学角度看…… 　　 　　
有一位叫小珍的姑娘，反应强烈得让母亲和帮助母亲的我没少费心。她妈妈除了暴打她没有别的办法。她反应强烈到已不能好好地处对象了。曾有一个很不错的小伙子与她相处，她不敢让自己妈知道，就把男朋友领到我家。母亲为了促成他们缔结婚姻，留这小伙子吃饭。我陪这个小伙子下棋。小珍不去帮我母亲做饭，老是过来往这小伙子身上贴。当时我才十二三岁，把我恨了个牙根疼。从我家吃完饭出去，两人到城外散步，她往玉米地里拉这小子，把人家吓跑了，再也不见她。越是遭到拒绝她越疯狂，除了母亲极力安抚她，人们全嘲笑她。最后只有一个病歪歪的、做过大手术、无爹无娘、身无分文的小子没跑，被她拉上了床，这个床在她上班的纺织厂女工宿舍。女工们故意等到时候，领着保安，砸开房门，把他们堵在屋里。这个让老天做了生物试验的女人在疯狂半生之后，削发为尼，出家了。 　　 　　
也有一些中年妇女，轻佻，放荡，看到男人眼睛就发绿。有一个妇女来看病，说她夜夜梦与鬼交。母亲这边正给她开方呢，她看到我父亲在里屋躺着看书，就蹭过去要躺在我父亲身边。我大怒，可母亲只是琢磨方子，并不理睬她在干什么。 　　 　　母亲不从道德角度看待女人作风问题的态度影响了我。男人和女人的“发情”永无休止，中医没有心理学这一科，但母亲在她行医生涯中，一直没有把这心理的、精神的疾病从她的医疗范围内剔除出去。她没学过心理学，也不懂哲学，她仅靠她所学的中医理论去医治和处理问题。 　　 　　
母亲对精神类疾病的态度和看法与西医有很大不同。我一直关注西医对精神疾病的研究。母亲去逝近三十年了，这期间心理学发展是极为迅速的，可我发现，其科研成果并没有超越母亲所在的中医认识范畴。 　　 　　
对小珍，母亲知道是怎么回事，对其它的女人，母亲也知道是怎么回事。 　　 　　母亲治不孕症很出名，很多人来找她治。有一次，她给一个女人诊过脉后并不开药，只聊天。我那时对母亲看病不感兴趣，坐在一边看我的《十万个为什么》。那年代还没有心理医生一说，更没见过心理疗法。病人是位中学老师，很高雅的。谈着谈着，突然那老师大惊小怪地一喊吓我一跳，她拍手叫道：“天，我明白了。这么说，那些犯作风问题的女人是因为有生理方面的要求？”那时还没有“性冷淡”这一说法。母亲诊脉摸出来了，正在启发，诱导她，她这是刚开了窍。 　　
我在工厂时的一位女同事患有不孕症，丈夫嫌她不生育，要与她离婚，她不肯，被丈夫打折了三根肋骨，她悲痛欲绝，哭天抢地。我们女工们团结一致同她丈夫斗争。回家时我很气愤地向母亲叙述这件事。母亲平静地说，这么打就好，年底就能生儿子了。我听了，觉得母亲这话真是毫无道理，两口子往死了打架还能打出儿子来？太荒唐了。 　　 　　果然，到年底同事就生了个大胖小子，两口子抱着乐得合不拢嘴。我也惊奇得合不拢嘴。可此时我却无法问母亲是怎么回事了，因为母亲已经去世了。 　　
(七) 精华与糟粕
　　
　　小时候对母亲的这些认识并没在意，以为这些都是人之常识。大半辈子活过来之后，才发现，母亲站在中医角度对精神的人和肉体的人的认识并不是落后的，而是整体超越当今科学，有许多东西仍为当今科学解释不了。
　　
　　受母亲的影响，我在后来做妇女工作和法律工作时，在维护妇女权益和法律尊严时就不太可能严格按照当今的女权意识和立法理念行事，而是融进了以中医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理念。
　　
　　中医给了母亲一个顺应自然的生活态度，一个淡泊的心境，我想这也是受了她老师的影响。
　　
　　母亲说，她的老师在过了六十岁生日后，收拾干净一张床，交给我母亲一个蝇甩子说：“别让苍蝇落我身上”，然后躺下，绝食七天而死。我追问母亲：老师为什么要死？是生病了吗？是厌世了吗？是信仰什么教吗？母亲说不是，老师只说，人活六十就可以了。可我觉得这话站不往脚。对中医来说，六十岁正当年，正是经验丰富，大有作为之时，怎可以死呢？我一直认为母亲太女人，给你蝇甩子让你赶苍蝇，你就赶啊，老师说要死，你就让他死啊？便是大家都认可了，你也不能认可啊？你得给他灌米汤啊？母亲说，那不行，老师要安静。我母亲可真够听话的，就这么让老师安安静静地饿死了。但是后来看到母亲对待死亡的安祥态度，我知道她早已接受老师对死亡的态度了。
　　
　　她的老师一生不求财、不求利、不求名，便是对生命也是适可而止，早早撒手。母亲和她老师的做法一脉相承。
　　
　　一个西医的人生信仰可能不影响他的行医，可一个中医的人生信仰却会直接影响他的医术，如果母亲执着于生命、执着于青春、执着于名利，她怎么做到在医治病人时因势利导、顺其自然、舒理气血、平和阴阳？一个魔鬼可以当西医，可却当不了中医。中医不仅仅是技术，更是人生观、世界观，是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可惜我小时候没有认识也无法认识到这一点。正因为母亲的这一人生态度，所以她才是一个真正的中医人。在医院这一不适于中医生存的环境内，她不是考虑工资、名利、地位，而考虑的是让中医得到施展。
医院这种形式适合西医，却很难容得下中医。不仅仅是医院，便是科学也很难框住母亲的行医。可母亲却认为她是科学的。她研究西药，根据西药使用后病人的反应来分寒热五味。比如，她认为青霉素性寒，表症的用上往往就变成里症，虽然把炎症消了，但阳气受抑制，对这样已接受西医治疗的人，她总是把西医的治疗也纳入总体思考。
母亲毕竟是置身于科学时代，不可能不受科学影响。对中医，她按“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的新中国中医方针，把她老师传给她的东西按她能理解的和不能理解的分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
　　
　　有一次，一个晚期癌症病人被她丈夫背到母亲这来了，母亲当然治不了，可这丈夫不肯接受妻子不治的现实，苦苦哀求母亲，到了不可理喻的程度。无奈，母亲给他开了一个中国古方，说是给病人吃老母猪肉。
　　
　　这个男人从农村买来一头已丧失生育能力的老母猪，杀了给妻子吃肉。这女人十分想活，加之对母亲的迷信，就努力地吃。到了医生宣判的死期，她没死。一头猪吃完了，一个冬天过去了，女人的病竟好了！两口子来谢母亲时，母亲一脸茫然，她反复自言自语：“这糟粕不是糟粕？”
　　
　　一位火车炉前工，由于生活不规律，得了很严重的胃病。由于带病坚持工作，吃药的效果也不好。母亲笑说，有一个“糟粕”方子治这病，说是备七口大缸，将稻草烧灰，填满大缸，用水浸泡，浸出物会有白色物质沉淀缸底，收集这七口大缸，可得一碗。将这一碗白色沉淀物服下，可治此病。
　　
　　听了这个方子，我和鲁迅对中医的看法再一次统一，觉得中医有疗效的方子也是从这些五花八门的方子中歪打正着地碰出来的。
　　
　　有一次，这个炉前工疼得死去活来，遇到一个老太太将小苏打调合了一碗让他吃下，他吃惊于怎么可以服用这么大剂量的小苏打？但疼极了，老太太又一个劲地鼓动他，他就吃了，结果就不疼了。又吃了两次，竟全好了，再没犯过。母亲听了，就念念不忘，老要泡七缸稻草灰看看那白色物质是什么东西。我想，随着母亲临床经验的丰富，她对“糟粕”的否定产生动摇。
　　
　　(八) “死马当活马治”
　　
　　小时候，和母亲在一起，看她做什么都觉得是自然而然的，除了不正骨，不开刀，她什么样的病都治。经常有刚出生几天的婴儿被抱到母亲这来，或抽、或烧、或将死，西医面对这么小的婴儿，下不了刀，动不了钳子，有时束手无策。母亲拿一根细细的针灸针，扎扎手，扎扎脚，扎扎肚子，往嘴里抹点药，头上敷点药，孩子就好了。
　　
　　如今，看人们治疗银屑病，治疗再生障碍性贫血等病非专家不可。可我小时看母亲治这类病都是平常病，也是手到病除的病。如今看专家治银屑病告诉患者绝不可沾酒，我就想到母亲治这病恰是服用药酒，只是治疗再生障碍性贫血时药稍贵。记得母亲有一次开了药方，再三劝一位中年妇女说她十五岁的女儿得的病得抓紧治，一定不要疼惜十二元钱，把药抓了给孩子吃。后来那个孩子死了，母亲很奇怪，一打听，那母亲果然是舍不得十二元钱，没给孩子吃药。
　　
　　也有母亲治不了的病。一个姑娘，高大、漂亮、圆脸，看上去很健康的。母亲号完脉，将姑娘的妈拉到一边说，我治不了这病。现在我知道，这是白血病，那时没有化疗和放疗。更没有干细胞移植。无论中医还是西医都没有把握。
　　
　　母亲对自己没有十二分把握的病轻易不给治，不把病耽误在自己手里。但对于治了一圈治不好，病人家苦苦哀求“死马当活马治”时，她并不是拿不出治法。她有个柜子装一些特殊药，其中毒药居多。她用这些药就是“以毒攻毒”，往往内服外敷，还有许多禁忌。记得药里放红巩时就告诉绝对不能吃小米。
　　
　　中医对器质性病变不像西医认识的那么绝对，比如心脏病。
　　
　　母亲自己就是心脏病，当她犯病时，她并不吃药。其实，当最早的速效救心丸还是外国进口的稀有药时，我母亲就有，是我舅舅从国外弄来的。为此，我怨恨过舅舅：“你姐姐什么性格你不知道？你怎么会把药交给她而没告诉我？你应该把药交给我！”母亲不仅没用过一粒，而且没告诉我她有这药。我想，在生命这个问题上，她一定是受了她老师的影响。
　　
　　当她犯病时，她不吃药，而是做气功，调节心律。她曾经瘫痪过三年，我帮她执行她的治疗方案，她竟能再次站立起来。她已经用自己的生命一再证明医学奇迹了。
　　
　　父亲的一个朋友得了心脏病，器质性病变很严重，母亲说“真心痛必死”不好治。我不甘心，给配了一付药。因为我对父亲这位朋友感情很深。在文革期间，父亲逃跑了，病得奄奄一息的母亲被她救过的一个人接走，奶奶被军管会办了学习班。我曾到“牛棚”去找过父亲的这位朋友。他也正和囚犯一样，剃着阴阳头，在“牛棚”里砍麻绳……他给我弄了半袋米。初生牛犊不怕虎，我配制了一个大药方“梅花点舌丹”，费尽我九牛二虎之力，动用了母亲的一些库存，每一味药都是我亲自加工、研磨，做成丹后拿给他。
　　
　　可对我的“梅花点舌丹”他并不领情，还大发雷霆，说我是异想天开。他说：“你就不想想？我连口粥都吃不下，你却让我用黄酒、葱白做引吃药，这可能吗？”我想告诉他，这药里有麝香，熊胆，牛黄，最便宜的药也是蟾酥，珍珠。可我不敢说，我要是说了，他就得问我：“麝香能治我这病吗？珍珠能治我这病吗？蟾酥这毒药你也给我下？”我怎么跟他解释？我理解这药能扩张血管、增强体能、以毒攻毒，总之，我把感情都投入其中了，总觉得赋予这付药一个灵魂，它会去执行我的指令……
　　
　　他在我父亲那告了我一状，说我愚弄他。父亲也批评我不该愚弄他朋友，我哭着说，我要是不愚弄他应该怎么做？是呀，谁能认可一个少年配的药？他死后我把这付药拿了回来。母亲把它当安宫丸、再造丸一般地使用，真是一副好药。
　　
　　我没有怨我父亲这位朋友，只怨中医没有西医的眩目的科学手段，否则他不会不接受我的“梅花点舌丹”。
　　
　　母亲也死于心脏病，可同样有心脏病的父亲却活了下来。当死于他前面的心脏病亲朋都还没有心脏病症状时，父亲的心脏病已严重到需要大家关照了。父亲今年八十二岁了，他告诉我，人的身体感觉并不是随着人的年龄增长而觉得一年不如一年，他现在的感觉就比十多年前还好。的确，父亲行走如风，看上去比他四十多岁时要强。

(九) 心脏的弹性
　　
　　去年，父亲又与我谈起他的心脏病。我为他的心脏病没有接受现代医学的治疗而庆幸。我告诉他，他这病如果在当今是要安装心脏起博器的，我的两个同事就安了。四十多岁正是年富力强时，可安了这东西，就成了出门得需要我替他们拎包、照顾他们的病人了。我问父亲：“如果在你四十来岁时给你安装上心脏起博器，你还能活到八十多岁吗？多亏了那时没有心脏起博器。”
　　
　　其实，无论是父亲的那位朋友，还是我母亲都不是不可活，只要他们不那么刚强，不要求身体必需达到一种完全健康的程度，而保持一种半休眠状态就可以存活。可母亲不肯，她说，那么活又何必呢？所以，母亲死后，我在收拾她的遗物时，找到了那瓶救心丸。这曾使我怨恨舅舅。可是，肯顺应心脏马力的父亲，当随着年龄的增长，体能的下降，心脏和身体的供需关系达到平衡时，病症消失，反倒健康长寿了。
　　
　　女儿的爷爷也是心脏病，怎么也治不好，他为此忧心忡忡，血压上升。他也劝不了自己别上火，最后就得了脑出血，成了植物人。成了植物人的他不再着急上火，于是血压也不高了，心脏病也没了。早晨太阳出来他就睁开眼，赏着天，按时吃饭睡觉，生活规律，不再生气着急，十年过去了，心脏病一次也没犯过，血压也没高过。
　　
　　当年我也注意到母亲医治的几例心脏病人。一个是十六岁的少女，她是先天性心脏病。却被强迫下乡了。她在乡下一再晕死。经省级医院鉴定，心脏缺损，返城了。分配在废品收购站当会计。我从来不敢应她之约陪她洗澡，她昏死在浴池是常事。大家都不知道有哪一天她昏过去就不再醒来了。她在母亲这吃药。有一天母亲摸她的脉说，本已见好了怎么突然又加重了呢？她对我母亲说有个小伙子要和她好，可是她父母坚决不允许她恋爱，她为此苦恼。母亲听了，就备了四样礼到姑娘家去了。姑娘父母惊慌失措，母亲的面子得给啊，就毫无异议地答应姑娘谈恋爱了。当时我虽小，但也有一定主见，觉得母亲这事做的不妥。才十六呀，那男孩也才十七岁，在那个时代可不是一般的早恋。我还记得，女孩领男孩来见我母亲，母亲告诉他俩：“你们千万要给阿姨长脸，不能出事……”两个孩子一个劲地点头。他们谈了十年恋爱，到了符合晚婚的年龄才结婚。婚后生了一个女孩子，母子平安。现在想起这事我都后怕，母亲怎么能信得着两个孩子的承诺？万一有个婚前孕，做流产，女孩不就没命了？由于女孩快乐，幸福，那么严重的心脏病也没有影响她的正常生活。
　　
　　还有一个二十三岁的姑娘，也是先天性心脏病，她的病更严重，年轻轻的，每年就得有几个月卧床。结婚肯定是不行了，家里要养她一辈子。她也在母亲这吃药。可在家躺着吃药的她偏偏就出了问题。大杂院里有个死了老婆的男人，领个八岁男孩过日子。谁也没想到他俩怎么样就产生了感情，要知道这在当时是大逆不道的事了。姑娘誓死要嫁给他，把个爹妈气个要死，大家也痛恨地暴打这男人一顿。但不让姑娘嫁，姑娘马上就要死了。家里人只好来找母亲相商。母亲主张为他们举行婚礼，让把那男人带来嘱咐几句话。母亲告诉他，绝不可以让姑娘怀孕，姑娘的心脏承受不了怀孕的负担……结婚后这个男人每个星期天就出去打猎，打狐狸。在我们当地是很忌讳打狐狸的，狐狸是“狐仙”，打了是要遭报应的。他打狐狸不是为了要狐狸皮，他要的是狐狸心。中医讲吃什么补什么，母亲也将中药灌到猪心里煮给心脏病人吃。他听说狐狸心效力更大，就每周弄回来一个狐狸心给妻子吃。吃了几十个狐狸心后，奇迹发生了，心脏病的症状基本消失了，她怀了孕，顺产生了一个健康的男孩。母亲惊奇地说，狐狸心的效力这么大啊？
　　
　　便是西医在对心脏病人的医治过程中也屡屡出现奇迹。
　　
　　一个有业务联系的朋友，他有很严重的心脏病。还不到四十岁，有一天就“死”了。抬到医院心已经不跳了，什么生命体症都没有了。医生给他做电击。嚓、嚓、嚓，连做三次，人还是死的。医生说，超过三次就是好心脏也给击出心脏病来了，是不允许的。可医生对这个“死人”说：“谁让咱俩是朋友呢？我得表示一下对朋友的特殊优待。”于是，嚓、嚓、嚓，又来了三下，这个“死人”就活了。
(十) 实践是理论之母
　　
　　等我在街上再见到他时，他把衣服捋起来给我看他的两肋，就跟烤肉似的，从上至下全焦糊了，惨不忍睹。他说，他没有一分钟好受的时候，这心脏自己就乱颤。但他还得感谢医生朋友。
　　
　　又过了一年多，他的状态大为好转，和正常人差不多了。
　　
　　看一个报道。一个急救中心的一帮年轻医生，很有热情，每来一个“死”人，他们都要救上一阵子，一个心脏停止跳动四个小时的死人就让他们给救活了。
　　
　　是一个猝死在车中的司机被送往急救中心，主任诊断是心肌梗塞，得溶栓。但人心脏已不跳了，没有血液循环，药也到不了要溶的地方。于是，人工心脏按摩，几个年轻医生轮流踏在木凳上压心脏。压了一个小时，没用。这主任又说，肺也栓塞了，溶栓，还得压心脏。年轻的医生们都有男女朋友，也多是从医的，来找各自的朋友，也加入了心脏按摩队伍，排着队上阵。又压了一个小时，主任一看，还是不行，就到别的屋去了。他的助手们不甘心，没停手。这时，偶尔就有一下自主心跳，小护士就跑去告诉主任。主任说，白扯，救不活了。可手下这些人说，他能跳一下，咱们就得看看能不能跳第二下，又压了两小时，硬是把人弄活了。第二天一早，这个司机醒来，跟他妻子说喝，要吃西瓜，还很小气地说，只买半个就行。医生们看着他笑，他还不知是怎么回事。
　　
　　后来有专家评点说，这个抢救病例，在现有理论上是不成立的。年轻医生们的做法是大胆、超常的。有人就问这个急救中心主任，做为医生，如此抢救一个停止呼吸、没有心跳的人，是由于缺乏常识还是由于愚蠢？主任的回答很简单。他说，我们第一次用一个小时救活了心脏停跳半小时的人，第二次我们就用两个小时救人，第三次我们就用三个小时，只要有救活的事例出现，我们就没有理由不延长时间。只是我们以前救活的人，心脏停跳的时间没有这么长，不这么引人注目罢了。
　　
　　还有好多这样的病例，这些病例给我的启示是，心脏病本身的弹性是很大的，即使是器质性病变，也不是不可逆转的。所说的心脏病有时就是一种心脏与躯体的不匹配。少年成长性心脏病就能说明这一点。我父亲和我女儿爷爷的心脏病也说明这一点，所以，我对心电图上曲率改变并不过于看重。超负荷运动便是健壮的运动员也会突发心脏病猝死，而有的心脏病老太太，常年有气无力地坐在墙根晒太阳，却长寿。我所看到的死亡的心脏病患者，大多不肯将生活节律调适得与心脏匹配。我母亲就是，她不肯打折扣地活着，那样的话宁可不活。母亲其实不是死于心脏病，她故意使自己得了病毒性痢疾，当我送她去医院抢救时，她还扔被子，试图从推车上滚下来……
　　
　　刚上大学没几天，我就得罪了一位女同学。她高考分很高，因先天性心脏病，落到我们学校。我们不知情，她也不说。学校有农场，我们去秋收，她咬牙坚持，结果就犯病了。
附近没有医院和医生，大家看着她大口喘气，脸色发紫，一点办法也没有。这时我问她，她才说出她的病。我让大家闪开，让她呼吸通畅。我扳住她的肩，按经络循行路线给她做了一阵推拿按摩，她就缓过来了。
　　
　　这之后，她就跟在我身后，一个劲地商量我。她说，她从小就带着这病，犯起病来就得住院，从来没有好得这么快过，我给她按摩时，她感到从未有过的舒畅。她认定，我要是天天给她按摩，一定能治好她的病。她还看到过我在上大学复检时，一个同学量血压过高，我给按摩，迅速就把血压降下来，通过了复检。
　　
　　我说这是两回事，心脏的器质性病变不可能因按摩而改变，我这只是一时应急之法，不是治病之法。她不信，与她家里人说了，家里人给她邮来钱，她说给我钱。我怎么能骗她钱呢？不肯答应，她为此恨了我多年。
　　
　　现在我理解了她求医心切，主观臆定的心理，也后悔自己的拒绝。现在我想，如果真给她按摩一段时间，虽不能根治，说不定对她身体确实会有好处。我当时为什么要那么固执呢？可能是她眼神中的希望之光把我吓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