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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千秋雪 于 2015-9-17 23:52 编辑
人们在讨论中常说到“”现代医学“这个词，那么到底什么是现代医学呢？值得认真思考。现在转载一文章如下，供大家思考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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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真正的现代医学?中医算什么?
楼主：晚饭还是夜宴 时间：2007-10-26 14:02:00 点击：2814 回复：58 脱水模式 给他打赏 只看楼主 阅读设置
现代医学是一步一步摆脱愚昧与迷信而发展起来的
现代医学的发展历程
Brook
一、正名
现在，中医、西医是极为通行的说法。有人说：“中医是整体的、辨证的、治本的；西医是局部的、机械的、治标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李志超说：中医和西医，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又说：是两条平行线，永远不可能相交。
傅景华说：“21世纪也许是东西两军对峙，‘狭路相逢，勇者胜！’”
医学，《辞海》的解释是：研究人类生命过程及防治疾病的科学体系。从人的整体性及其同外界环境的辨证关系出发，用实验研究，现场调查，临床观察等方法，研究人类生命活动和外界环境的互相关系，人类疾病的发生，发展及其防治规律，以及增进健康，延长寿命和提高劳动能力的有效措施。我国医学有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两个体系。
《辞海》的解释，基本合理。〈中国大百科全书〉也把医学分为〈现代医学〉和〈中国传统医学〉两个部分。
子曰：“必也正名乎”！科学讲求精确。似是而非，不是科学。如果连概念也搞不清，随心所欲地解释几个谁也不知真实含义的名词，难免有人偷换概念，鱼目混珠，把本来明白的事，弄得一塌糊涂。
“西医”一词不科学，不准确，应该废止。应该按〈大百全〉、〈辞海〉的说法，称为现代医学，是全人类的科学，其中包括了中国王应睐、张香桐、邹承鲁、吴阶平、陈中伟、汤钊猷、王忠诚等一大批医学家的卓越工作，可惜，国人对此似乎有些无所谓，或习惯了，很难纠正过来。既然讲求科学发展观，就应该讲求准确，称为 “现代医学”。
现代医学，不是什么人头脑里制造出来的科学体系，是在古希腊、古罗马医学的基础上，不断否定错误，吸收一切有用的精华，运用一切最新出现的科学手段，不断增添新内容，兼收并蓄的学问。凡是科学，都不可能完整独特、尽善尽美，也不是新出来的就一定是好的，都要经过实践的检验，好的，留下来，不好的，淘汰。随着科技不断进步，它否定陈旧、错误，更新自我的步伐越来越快。日益精确的诊断技术，新药的不断出现，副作用越来越小，治疗作用越来越大，手术越来越精确，就是进步。这个进步的步伐，随着其他科学的进步，越来越快，已经是明摆着的现实。
一切科学，像新陈代谢一样，需要不断更新自我，否则只能作茧自缚，只能在自我陶醉中萎缩、干枯、无可奈何花落去。
所以，了解一下现代医学是怎样发展来的，经历了哪些艰辛才发展成今天这副模样，对于认识现代医学，应该有所帮助。
二、古希腊、古罗马医学概观
公元前3世纪，古希腊亚历山大城出现了一些著名医家。如：赫洛菲路斯(Herophilus，公元前300年前后)和埃拉西斯特拉塔(Erasistratus，公元前290年前后)，他们分别被后世尊为“解剖学之父”和“生理学之父”。
赫洛菲路斯著有《论解剖学》和《关于眼的解剖》。他确认脑是神经系统的中枢部分，是智慧的器官，他以前的亚里士多德把心脏看作智慧的器官。赫洛菲路斯巳能明确区分大脑、小脑和第四脑室能区分运动神经和感觉神经，但把肌腱、韧带与神经混同起来。他根据血管管壁厚薄的不同区分了动脉和静脉。他认为脉博以节律为主要特征，与音乐有共通之处；研究脉搏首先必须深通乐理；初步意识到脉搏与疾病的联系。未认识到脉搏起源于心脏，认为是动脉自身的活动。
埃拉西斯特拉塔吸收古希腊哲人“原子理论”，与自己的解剖学发现和生理学实验结果结合，提出了解释生命现象的“精气学说”。
他认为，人体有3种“管道”：动脉、静脉、神经(他认为是中空的)，这三种“管道”输送血液和两种“精气”，“生命精气”和“动物精气”。静脉输送血液，动脉则输送心脏产生的“生命精气”，神经输送肺部产生的“动物精气”。血液和两种精气被送到全身，发挥营养和运动功能。
动脉内只含精气不含血液可能是根据材尸体的解剖观察得出的，因为在心脏停止跳动后，动脉的确是空的。
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 约BC460—BC377）是古希腊最伟大的医生。医德高尚，医术高明。曾用过没药、明矾、硝石一类的自然药品。能进行外科手术，用牵引法复位骨折和关节脱臼。这样的方法，因为正确，至今还在使用。中国民间正骨，也用此法，说明：英雄所见略同，是因为正确，不存在两个体系。也说明，中医和古希腊医学，在不谋而合的情况下，就已经相交了，研究同一个对象，怎能出来永不相交的平行线？更不是硬币的两面。
当时通行万物的“四元素学说”。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四体液学说”。
他说：“自然是疾病的康复者”。他根据病人眼睛外观、皮肤色泽、静脉胀满程度、脉搏、发热、寒颤出汗情况等，详细讨论了不同的预后，如肺炎病人想要坐起来，预后不良；发热人手臂在空中摸索，做扑击状，预后也不良，甚至是死征。这个症状，至今在临床观察上，仍有意义。
他强调医生的视、听、触、嗅、味。他说，胸部有病时，将耳朵靠近病人胸廓，能听到“像发酵的沸腾声”，即“罗音”；有时能听到胸部摩檫音。这是现代听诊的先河。
希氏的病案纪录详细、具体、完整，便于学习、借鉴、参考、研究。希氏誓词，至今仍在使用。因为他强调要“尽力救治病人，不能用有毒之药，保护病人的隐私”。这体现了对生命和人的尊重，无论时代、科学怎样进步，这些基本原则，永远是适用的。
盖仑(Claurissimus GaIen．约130—200) 时，人体解剖被严格禁止；他解剖过大量动物。他用实验证明，动脉里含有血液，发现了喉返神经的作用，医术高明，受到时人的赏识。
受到时代的制约，他不可能没有错误。他认为伤口化脓是伤口愈合的标志。
最大的错误是，虚构了“三精气说”。认为人体内有三种“精气”，即“自然精气”、“生命精气”和“动物精气”。食物级过消化，变成“乳糜”，经门静脉输入肝脏，形成血液，并加入在那里产生的“自然精气”，再由静脉将充满“自然精气”和营养物质的血液送到身体各部；心脏产生的“生命精气”加入动脉血中，并由动脉通至全身；有一部分动脉血送向脑，脑产生的“动物精气”由神经传送到全身，他也认为神经是中空的。这些“精气”送至全身被组织利用，剩下的“废气”由呼气排出体外。他认为动脉、静脉并不互相沟通；左右心室间隔上存在着许多纤细的、肉眼看不见的“小孔”，血液可以通道这些“小孔”不断地从右心房“渗”向左心室。
作为个人，有错误是正常的，一点也不可怕。可怕的是，教会的黑暗统治，把盖仑的著作神化了，句句是真理，不得怀疑，只能深刻理解，理解不了，歪曲了也要理解。这使西方医学停滞了进1500年。为了追求科学，有人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三、沉重的代价
很多人都知道，布鲁诺（Giordano Bruno,1548—1600）为维护日心说，反对经院哲学，主张人们有怀疑宗教教义的自由，被宗教裁判所判处火刑，烧死在罗马广场，成为宗教摧残科学的标志，却很少有人知道，在医学的发展史上，塞尔维特也付出了同样沉重的代价。这要从盖仑的错误和对盖仑的神化说起。
前已述及，盖仑的血液循环说是从猜测中得出来的，是错误的。盖仑的解剖描述，主要来自对动物的解剖，只能和人类解剖相似，却不能完全相同。如：他说人的股骨是弯曲的，这是来自对狗股骨的观察，在医学院里讲解这一独特描述时，只能这样辩解：在盖仑时代，人的股骨是弯的，因为穿裤子，现在变直了。盖仑说人的胸骨有7块，西尔维斯教授说：以前是英雄辈出的时代，胸膛能容纳比现在人更多的骨头。言下之意，现在的人不英雄了，胸骨的数量少了。总之，只要为盖仑辩解，就是称职的教授，就有理，就稳若泰山；谁怀疑，谁纠正他的错误，就要付出代价。虽然如此，还是有人对科学、对实际，甘冒风险，求索而不能舍也，夫唯科学之故也。
塞尔维特(MichaeI Servetus)，约1509年生于西班牙纳瓦尔省的土塞拉，1536年到巴黎学习，在巴黎大学学习和研究解剖学期间，得出结论，认为盖仑的假设，所谓心间膈上的小孔实际上并不存在。他比较清楚地论述关于血液在心肺之间流动的见解：血液是从右心室流到左心室去的。但不是通过心间隔实现的；血液从右心室流出后，靠一种奇妙的机制，在肺内走了一段长长的行程。血液在肺内受到“通风”，颜色变成鲜红，从动脉样静脉 (即肺动脉)流入静脉样动脉(即肺静脉)内，与吸入的气体混合，通过呼气，排出其中的废气，在左心室舒张之时被吸进左心室。根本否定了盖仑假定心间隔上的“小孔”或“通道”存在，称小循环。
他还非常接近于认识体循环。在盖仑的著作中，曾提到过动、静脉间的“吻合”；但他并无任何血液循环的概念。塞尔维特大胆提出：“‘生命精’通过吻合而从动脉流向静脉。”说明他已认识到动、静脉是连通的，血液从动脉到静脉单向流动。
1553年他匿名发表《基督教之重建》，1553年8月14日被当地执法官拘捕收审。罪名是亵渎神灵和鼓吹异端邪说，1553年10月27日塞尔维特被判处用火刑烧死，在日内瓦郊外进行。
在此之前，维萨里（Andreas Vesalius, 1514—1564）的《人体构造》，启否定盖仑错误的先河。
1537年，维萨里来到充满自由研究空气的意大利的帕多瓦。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并被聘为外科学和解副学教授。
当时尸体非常稀少，女尸尤为罕见。他解剖过6具女性尸体，描述了女生殖器的解剖。他多次充当“盗尸者”以获取解剖材料。
《人体的结构》共7卷：第1卷：骨和关节；第2卷：肌学；第3卷：血管系统；第4卷：神经系统：第5卷。腹腔脏器；第6卷：心和肺；第7卷：脑。他曾在心脏中膈上仔细寻找小孔，没能找到。他没因此否定盖仑的错误，只是感到惊奇而已。
他对解剖学研究和革新，尤其是对盖仑错误的纠正，激怒了墨守成规的教授们。他的导师也骂他是“疯子”，宗教裁判所把他视为异端嫌疑犯。他宽容了师长，坚决回击了年轻的对手。—怒之下，他辞去了大学教授职位，移居西班牙，当了国王查理五世的御医，总算有口饭吃，终年50岁。
维萨里和塞尔维特都没能完全地否定盖仑的血液循环学说，但此时的时机，已经到了可以否定的时候了，无论是资料的积累，人的观念，还是实验手段，都是时候了。这件事，历史地落在了哈维的头上。
威廉·哈维(Wiliam Harvey，1578–1657)于1598年来到了当时世界上最著名的医学院，意大利的帕多瓦，成了静脉瓣发现者法布里修的学生。法布里修此时还发布了鸡胚和人胚的发育过程，对哈维有优良影响。
到1616年4月，哈维至少解剖了80种动物，基本发现了血液循环的规律。以后又解剖了40余种，共120余种。如此多种动物的血液循环，都是同一个模式，他对自己的观察坚信不疑。12年后，发表了《心血运动论》，正式公布了自己对血液循环的全新看法。
他的观察证实了心脏各部分不是同时收缩，心房收缩在前、心室收缩在后；心房和心室进行有顺序、有节律性的舒缩活动。在近心脏处将腔静脉结扎，结扎部位和心脏之间的那段腔静脉和心脏立即变得空虚；在近心脏处结扎主动脉，结扎部位与心脏之间的那段主动脉和心脏立即变得极度胀满，几至于被胀破。解除对腔静脉或主动脉的结扎后，心脏的大小、色泽和搏动情况都逐渐恢复原状。这些实验有力地证明：血液是由静脉流回到心脏，再由心脏射向主动脉的。根据这些实验结果和对心脏各部活动顺序的观察结果，可以确定血液流动的途径是：由腔静脉流回心脏，由心房流向心室，再由心室收缩将血液射入主动脉。
哈维之所以迟疑了12年之久才出版《心血运动论》，是因为他知道塞尔维持受火刑的教训。书中，他尽管详细描述了体、肺循环，并引用自己的实验结果证实，完全否定了盖仑的理论，表面上还不得不打着是在伟大的盖仑的启示下才有此发现的旗号，以免招来灭顶之灾。尽管如此，哈维仍然受到许多人的反对和攻击。巴黎有—位医生指责哈维的理论是“自相矛盾、毫无用处、违背事实、绝不可能、荒谬可笑和极其有害的。”爱丁堡有一位教授写道：“以前的医生不知道血液循环，照样治病。”有人诅咒说：“宁要盖仑的错误，不要哈维的真理。”有的大学还作出决议，禁止讲授哈维的学说。直到许多年后，哈维的学说才被普遍接受。他们的理念恐怕是，盖仑的理论已经1400多年了，还能有错？好歹他们不知道“欺师灭祖”这些玩意，否则，这样的脏水也会骂出来。可见，在盲目迷信经典、权威的桎梏下，纠正错误是多么不易！那些顽固者，为什么不用实验，事实，而是用攻击、漫骂来对付哈维呢？难道哈维发现实际，纠正错误有罪吗？至少在他们看来，是这样的。这使他们为之陶醉、无限崇拜、在课堂上喋喋不休地阐释的深奥理论受到挑战，使他们本人的面子失色。归根到底，还是面子和利益的问题。是要面子，还是要科学，二者不可兼得，必须做出抉择。
其实，科学和面子是可以兼得的。如果那些保守的权威有这样的认识，任何科学，必受时代的制约。任何人有错误的认识，都不是可耻的，任何坚持错误，知道错了还嘴硬才是可耻的；如果暂时不能理解、接受，可以验证，可以质疑，谁对，就服从谁，有这样的态度和做法，就能面子和科学兼得了。可惜，这些顽固们不懂，以致于科学和面子二者皆失。
四、 奇怪、独特的疗法
1．放血疗法：根据“液体病理学说”，人体内含有多种不同的“体液”，某种体液过多或不足都会引起疾病。放血可以排除“过剩”的体液，治疗相应的疾病。 这种理论和做法，在公元前4世纪就开始了，古老而独特。
作为“保健措施”，每逢春、秋二季，很多有钱人都要定期接受放血，以“增强体质”，适应即将来临的气候变化。放血的独特作用，可以使那些水性扬花的轻薄女性用情专一。17世纪，法国路易十四的皇后梅茵蒂农夫人每两周放血一次，以便在宫廷里听人讲述色情故事或寻欢作乐时，避免因脸红而有失仪态。
放血术原来由医生亲自施行，后来改由理发匠承担。对于有关放血术的“机理”，高深而玄奥。
放血的部位：有2种学说。一种主张在病变部位的同侧放血，另一种则主张在对侧放血。到17世纪，这种争论已经白热化了。
放血时间，要根据占星术来选择。如，认为巨蟹星座是控制人体胸部的，所以，只有在这一星座位于天顶之时才能在胸部放血。对月亮的位置、季节、日期、时辰等因素都要做周密的考虑；不同“气质”的人，放血时间也要有相应的改变。这一切学问，对不识字的理发匠很难理解、掌握，为通俗普及，又特意绘制了供“放血匠”参照使用的“星盘”，上面画有各种不同的星象以及与此对应的30多处的放血部位。
不知什么原因，这一疗法不再使用了。
2．动物磁疗法：1778至1784年间，奥地利人梅思默(Friednch Anton Mesmer，1734一1815)的“动物磁疗法”是根据“动物磁力学说”，理论独特，治好了—大批贵妇的病，轰动了全欧洲。
他在一个高级沙龙里施治，沙龙被布置得光线朦胧，室外演奏的音乐时隐时显地传进来，房中央有个极大的圆桶，其边缘有很多插入桶内的弯曲铁棒，桶内装满被Mesmer“磁化了的水”，接受治疗的全是贵妇，她们围桶而坐，手握铁棒，“磁化水”中的“磁流”通过铁棒流到妇女手中，再流遍全身，产生治疗作用。Mesmer身穿紫色缎袍，手持一根“磁疗棒”绕妇女们款款而行，他的几个助手全是风采少男，在现场助疗。当Mesmer用磁棒轻触其中一位妇女时，被触者会马上剧烈痉挛、扭动，桶边所有妇女也会不由自主地摇摆不停。这被解释为治疗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危象”。接着，Mesmer传给她们的“磁流”继续起作用，这些妇女恢复常态，治疗完成。他治好了一批又一批病人。
他的磁疗方法受到了法国路易十六王后安特瓦内特的支持和资助。
由于后来有几个上层人士在治疗中死去，他被接受调查。调查组由4名法国医学会会员和5名法国科学院院士组成，其中包括富兰克林和拉瓦锡。调查结果认为：在“磁疗水”中找不到任何带有电活性的证据，在蒙住病人眼睛时，她们分不清是否在做“磁疗”，不施“磁疗”仅凭想象，便可使她们抽搐。没有想象，仅凭“磁疗”，则什么结果也没有。所以，这种“磁疗”对治疗没有用处。
“磁流”和治疗结果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心理暗示对治疗结果却有必然联系。这种疗效的取得是有条件的，对心因性疾病、对易于接受暗示者，尤其是妇女，效果好。如果把把戏说穿，其暗示作用削弱。对器质性病变，肯定没有效果。有几人在治疗过程中死去（如：突发心脏病之类），当属这种情况。Mesmer的错误在于，他把暗示的作用泛化了，神化了，虽对治疗对象加以挑选，由于所谓“磁流”和治疗结果之间无必然联系，出现问题也就是必然的了。
这些完整、独特的理论和疗法，被否定了，是否可惜呢？算不算数典忘祖？
五、医学的发展，和其它科学手段、仪器的发展成正相关
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无论什么人，他的眼有多好使，也不能分辨小于20微米的物体。
如果没有显微镜，知道人的血液里有红细胞、白细胞，也是不可能的，也不可能知道，世界上还有细菌存在。没有电子显微镜，不可能知道有病毒。即使有了电镜，找起病毒来也是举步维艰，比方说甲肝病毒，竟寻找了10余年才确定下来。
没有X线的发现，能不解剖人体就能见到骨骼、内脏的影子，也是不可能的。
放射免疫分析、CT、核磁共振等技术的应用，使医学诊断的精度，不知提高了多少倍！
先从显微镜的制作说起。列文虎克(Antony van Leeuwenhoek, 1632—1723)是荷兰海牙南部的德尔夫特市政府的房屋管理员和税收稽查员，没受过任何正规训练，不追逐名利，不联系学术团体（1860年，他还是被选为皇家科学会会员），磨制镜片是他最大的乐趣，对此极其认真，不能有任何一点缺憾。一生制过400多具显微镜，从50倍到200倍。他用显微镜观察了鲸鱼的肌纤维、自己的皮肤屑片、牛眼、羊毛、海狸毛、鹿毛、苍蝇脑、跳蚤的刺和虱子的腿、木材的横断面、植物的种子、矿物、牙垢、精液、唾液、毛细血管等等相当多的东西，他从雨水里观察到4种不同的原虫，并做了描述。
他从自己的牙垢里发现了数量惊人的“小动物”，就是细菌，在别人的牙垢里也有同样的发现。他得出这样的结论：“每个人口腔内都生活着比荷兰全国人口更多的小动物”。
他首次直接看到了细菌，并生动而准确地描述了好几个菌种。
他把小公鸡的鸡冠、白免的耳朵、蝙蝠的膜状翼夹在他的显微镜的金属片下观察，清楚地看到了沟通动、静脉的毛细血管。他又观察了蝌蚪尾部的毛细血管，看到：在其尾部的不同部位有50多处血管之间的沟通，血液从蝌蚪尾鳍中央至周缘流过越来越细的血管，每条血管都有一个回返支，使血液重新流回尾鳍之中轴部位，再重新流回心脏。他认为，动、静脉是同一血管的伸展和延长。实际上，通过显微观察，从解剖上证实哈维的血液循环学说，动脉血如何进入静脉，在此之前，只有意大利解剖组织学家马尔比基(Marcello Malpighi, 1628—1694)在1661年看到了，当然也是借助于显微镜。他说：“通过显微镜显示出来的东西，比单纯从结构与连接的观点看到的东西要奇妙得多。”毛细血管是客观存在的，肉眼看不清。显微镜下能看清，只要有显微镜，任何人都能看清，既不神秘，也不独特。“英雄所见略同”，就是他们看到了并承认同一个事实或见解。
列文虎克发现了红细胞。他描写道：“一百万个红细胞叠加起来也没有一个细小的沙粒大。”他描述了红细胞，并不是研究的完结，恰恰是开始。红细胞的结构、功能、生成、衰老等一系列问题，还等着后人去做。现在的工作够深刻了，但还是没结束。血型、血红蛋白、糖化血红蛋白、它们的决定基因，以及如何用基因修饰的方法来治疗有关的疾病，仍是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科学的发展，现代医学的发展，就是这样一步一步从粗糙到精细，从简单到相对完整，从模糊到明晰，不断积累，发展起来的，这个工作，不可能有哪个圣人，心血来潮，一下子就尽善尽美，创造出一个独特而完整的体系，后人不需要再动脑子，只要绞尽脑汁去领会其深刻奥义就行了的体系。
六、金鸡纳和洋地黄
1．金鸡纳树原产于南美洲西部山区，有40种左右。最早用金鸡纳树皮治疗疟疾，记载于公元1600年。一位在秘鲁的印第安人的传教士，因患疟疾而生命垂危，土著医生用金鸡纳树皮煎剂把他治愈了。传教士想要探究这种神秘的汤剂，采集了金鸡纳树皮做研究，后来又用它治愈了自已数次复发的疟疾，并把这种树皮偷运到秘鲁首都利马。从此，这种抗疟植物逐渐被西方的白人世界接受。
1639年，有人将金鸡纳树皮带到西班牙（此年开始，西班牙有用金鸡纳治疟疾的记载），逐渐推广，并用金鸡纳树皮治疗疟疾，从西班牙又传到欧洲其它各国和全世界。17世纪末，康熙皇帝得了疟疾，太医院那些御医都没好方子给他治好，一个叫洪若翰的耶稣会教士，给他进了一种药，叫金鸡纳霜或奎宁，他吃了这个药把疟疾治好了。他把这个药又介绍给曹寅，即曹雪芹之祖，曹寅吃了这个药，疟疾也好了。
这就是博采众长，科学之所以兴；坐井观天，狭隘的门户之见必然萎缩、凋敝的道理。
2．洋地黄的来历
1775年，植物学行家威瑟林（William Withering,1741-1799）听说，有位农妇能用一种家传的秘方治疗水肿病(即心力衰竭性水肿)；效果奇好，威瑟林认为值得注意，便开始对其进行有系统的研究。
他在伯明翰结识了许多当时英国第一流的学者，如：氧气发现者之一普利斯特列，蒸汽机发明者瓦特，达尔文的祖父伊拉司马思·达尔文等。威瑟林一面当医生，一面与这些学者定期聚会，自由讨论各种学术问题，对他的科研究有很大好处。
威瑟林发现，农妇的秘方虽含20多种药物，真正起作用的只有紫花洋地黄一种。这种药用植物早在中世纪的医学家就使用过，16和17世纪，英国和德国出版的药用植物著作也都提到过此药。他将洋地黄的花、叶、蕊等不同部分，分别制成粉剂、煎剂、酊剂、丸剂，比较其疗效；结果发现，以开花前采得的叶子研成的粉剂效果最好，还确定了用药的最适剂量为1—3格兰(1 grain=64.8 mg)，他用洋地黄共治疗了163名病人，积累了大量经验。1785年，他发表了专著《关于洋池黄》，成为世界名医。
但是，直接使用洋地黄植物的剂量很难准确掌握，治疗量接近于中毒量。1874年，德国最优秀的药物学家之一施密德伯格(Oswaldd Schmiedebrg，1838—1921)从洋地黄植物中提纯了洋地黄毒甙，并证明是有效的强心成份。现代临床上常用的强心药地高辛，就是从毛花洋地黄中提取的有效成分；毒K,是从绿毒毛旋花的种子中提取的各种甙的混合物；西地兰，则是毛花甙丙的脱乙酰基衍生物，作用迅速，对急性心力衰竭的抢救作用极佳，是急救室必备的药品。
动物药、植物药、矿物药，很多民族都使用过，或正在使用。古代，没有化学分析、提纯手段，只好整个使用，顶多把各部位分得细一些。有了化学分析、提纯、合成手段，就可以只取其有效成分，最大限度减少副作用，甚至可以合成出效果好，副作用小的药来。不懂现代科学的人，让他承认这个常识性问题，的确有些难度。
另外，比黄金贵重得多的犀牛角，因为犀牛濒临灭绝，禁止割取犀角，于是就改说它的成分不过像人的指甲，主要成分是角蛋白，应该是实际情况。科学讲求实事求是，如果扬之时吹到九天之上，抑之时贬入九地之下，这能叫科学吗？
七、磺胺和抗生素
1．磺胺。保尔·埃尔利希（Paul Ehrlich, 1854—1915）历经605次失败，终于发明了“606”，征服了锥虫导致的“睡眠病”和梅毒螺旋体所致的“梅毒”，揭开了化学治疗的新篇章。很多科学家纷纷效尤，造出了不少抗原虫病的药，如抗疟疾药就是黄色染料阿的平等。同时，科学家继续寻找能与蛋白质结合的毒物，试图征服细菌。可惜，所得药品不是在活体内对病菌无效，就是毒性太大而无法应用。
格哈德·多马克（Gerhard Domagk,, 1895—1964），德国人。他的实验室的同事们先后合成了1000多种偶氮化合物，屡试屡败。他并不放弃，1932年圣诞节，奇迹出现了！当他把一种在试管试验中没有抗菌作用的一种桔红色化合物灌给已感染的小白鼠之后，这些小白鼠不但没死，反而日渐康复。各种器官也没有受到损伤。接着，他又研究了它的毒性，发现小白鼠和兔子的可耐受量为500mg/kg，更大的剂量只引起呕吐，说明其毒性很小。这种桔红色的化合物由一种偶氮染料和一个磺胺基结合而成。1908年就能人工合成了，是一种染料，使纺织品虽经洗晒而并不褪色，商品名“百浪多息”。
此时，Domagk的女儿手指感染，肿胀，全身高烧。城里最著名的医生用尽了各种良药，都无效果，接下来可能发展为败血症。他别无选择，只能孤注一掷，用此药给垂死的女儿注射。奇迹出现了，女儿停止了痛苦的呻吟，得救了！最终痊愈。
1925年，Domagk总结了8年来的艰辛工作，特别是对“百浪多息”的研究，在《德国医学杂志》上发表了题为《细菌感染的化学治疗》的论文。文章准确的论述，严格的测定方法和统计学处理，以及所附的受感染动物的显微照片，使读者心悦诚服。
他的结果得到了来自不同国家的验证。伦敦一家医院报道，用了“百浪多息”，使本来束手无策的链球菌败血症死亡率降低到15％（降幅达85%）！美国总统的儿子由于病菌感染而奄奄一息，“百浪多息”挽救了他的生命！
关于“百浪多息”的作用机理，巴斯德研究所的特雷夫埃夫妇及其同事的研究结果是：“百浪多息”在体内能分解出对氨苯磺胺，它在化学结构上和细菌生长繁殖所必需的对氨基苯甲酸十分相似，被细菌吸收，却起不到应有的作用，从而抑制细菌繁殖。
1939年，多马克与赫格勒合写了专著《细菌感染的化学治疗》。同年，获诺贝尔奖。
现在，磺胺药已经成了一个系列，如：磺胺嘧啶能通过血脑屏障，从而对治疗细菌性脑炎有效，磺胺甲基异恶唑对尿路感染、菌痢的效果很好，至今是价廉而效好的药，不能淘汰。
2．抗生素。抗生素的发现，都知道是弗莱明（A1exander F1eming，1881-1955）的功劳。他从1928年发现，到1944年规模用于临床，经历了如此漫长的时间，和他是微生物学家，又没有联合化学家提纯有关。
他发现青霉素有杀多种细菌作用，对实验动物的机体细胞无毒副作用。苦于无良法提纯，其他人的实验结果，表示在血清中，它无杀菌作用，Fleming对此很失望，以致放弃了研究。
但是，Fleming在1929年发表的论文没有白费，1933年，德籍英国化学家钱恩（Ernst Boris Chain, 1906—1979）发现了他的论文，并介绍给澳籍英国化学家弗劳依（Howard Walter Florey, 1898—1968），他们发现，青霉素有强大的杀菌力，于是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提纯工作，获得成功。用在病人身上，取得了良好的疗效。
1942年，Fleming用Florey提供的青霉素，给一位患脑膜炎的英国下议院议员治疗，取得良效，从此，Fleming和青霉素成了当时的焦点人物和药物。
当时的青霉素产量如此之少，以至于不得不把病人从尿里排出来的青霉素重新收集、提取，再用于病人。
二战的大量伤员的感染，促使了青霉素的规模生产。美国首先建厂生产。后来，又有意识地从各种菌株里大规模筛选，提取了链霉素等各种抗生素。
现代医学的每一个发现和进展，都凝聚着无数医学家、生物学家、化学家、物理学家的艰辛而卓越的工作。他们或来自研究机构，或来自民间。
可以看出，任何一个现代药物的诞生，都不是一人一时之力，都是费尽千辛万苦。谁能相信，哪个圣人，即使毕其一生的精力，就能知道数百种，上千种药物的作用、副作用？
现代医学临床用药，包括化学合成的、和从自然存在的生物的提取物中的物质，后者包括抗生素，和阿托品、东莨菪碱、吗啡、长春花碱等等，在生物碱的启示下，又可以通过改变某些基团，合成功能更为强大、副作用更小的新药。从生物中提取有效成分治病，是药物发展的一个良好途径。在这方面多做文章，捷足先登，哪怕是使出吃奶的力气，赤臂上阵，做出成绩，也是完全值得的。
现在，各种感染，已不是可怕的，只能等死的不治之症。当然，抗生素的滥用，引发了细菌抗药性不断增加等一系列问题。有些抗生素的副作用过大而不得不禁用，或有条件使用，知道它的副作用，才能最大限度得避免其副作用。如：肺结核不得不用链霉素，也是两害相权而取其轻。氯霉素因可以引起个别人再生障碍贫血，为安全计，禁止使用。这个副作用是在使用了十几年后陆续报道的，如果死不承认，甚至也来个伤害了新事物之类的调调，危害就永远得不到纠正。
医学是为人类健康服务的，不是给什么人装点门面的。
滥用抗生素，不是抗生素本身的问题。是医疗水平和道德问题。抗生素对病毒无效，是十分明确的。现在有些医生不分青红皂白，给感冒病人一律使用抗生素，违背医疗常规。有人以此来攻击现代医学，显然也是没分清青红皂白。
八、麻醉药
在麻醉药使用以前，外科手术是这样进行：或放血，使病人失去知觉；或将病人勒得窒息，快速手术，再将其复苏；或将病人打昏；或用几个彪形大汉，将病人死死压住，主要是截肢术，当时的炫耀是能在多少秒钟以内完成手术。
1772年，英国化学家普里斯特列（Joseph Priestley, 1733—1804）制成了氧化亚氮，即“笑气”。以其能使人欣快、狂笑故也。
1841年，乡村医生威廉逊·朗(Crawford Williamson Long，1815-1878)发现乙醚也有同样效应，凡吸过乙醚的人，跌倒了不痛，据此推测乙醚有麻醉作用。
此时，一病人，颈部长有两个瘤子，。威廉逊·朗于1842年3月20日给他在乙醚麻醉下做手术。手术顺利，病人无痛感。他在7年后发布了自己的结果，可惜没人注意。
1884年12月10日晚，美国牙科医生韦尔斯(Horace Wells，1815-1848)观看了一次笑气麻醉表演。—人吸了“笑气”后变得极度狂躁，跳下台来，在大厅里追打另一个男子，跌在椅子上，受了重伤。韦尔斯前去与他交谈，他说一点也不感到疼痛，第二天上午，韦尔斯自己吸了“笑气”，请另一位牙医给自己拔去了一颗毫无病损的臼齿，果真一点也不痛。
此后，韦尔斯开始把“笑气”用于拔牙。1885年1月，韦尔斯到波士顿去看望自己的合作者摩吞(Wiliam Thomas Green Morton，1819-1868)，韦尔斯在哈佛大学作了一次 “笑气”麻醉的“无痛拔牙”的公开表演，因为剂量过小，拔牙时病人大声叫痛；在场的大学生们骂他是“骗子”。韦尔斯的精神受到极大的打击，以至于放弃了对麻醉术的继续研究。
摩吞参加了这次的表演，从中找到了不少经验，也知道了乙醚具有麻醉作用。
他先用狗、猫、鼠、鱼和昆虫等做实验。1846年9月30日，他用浸透了乙醚的手帕捂住自己口鼻吸入，使自己麻醉了约10分钟。他给一位牙痛病人在乙醚麻醉下，拔除了一颗臼齿。病人无痛，第二天，在《波士顿日报》上登出了这次“无痛拔牙”的消息； 10月1日，他申请了专利，但未获批准。
1846年10月，他作为乙醚麻醉师，和外科教授沃伦合作，为病人切除一个先天性下颌肿瘤大获成功。马萨诺塞州总医院外科医生比奇洛(H.J.Bige1ow)在11月出版的《波士顿内外科杂志》撰文介绍了这次成功的手术。这一消息很快传遍全美国和全世界。同年12月15日，在巴黎；12月18日，在伦敦；12月2日，在英国，都先后成功地应用乙醚麻醉木进行了外科手术。麻醉术从此受到青睐和迅速推广。
麻醉药的发现和使用，和其他药物一样，经历了数年的磨练和试验，经历了从不被承认到表演给你看从而不得不信服，最后得到广泛认可和使用的过程，这里面，没靠行政力量强迫推广，也没让权威人士或被崇拜的洋人表态借以抬高身价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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