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繁露》是董仲舒的代表作,也是研究董仲舒思想的主要资料。 董仲舒是西汉时期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家,也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极大的重要思想家之一,上承孔子,下启朱熹,成为儒家发展中的关键人物,为奠定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董仲舒约生于公元前198年,约卒于公元前106年。早年专心研究《春秋》公羊学,在汉景帝时代任经学博士,并教授很多弟子。他专心研究时,曾经三年不去看自己的园圃。他的学生很多,都是由几个先来的学生从董仲舒那里学习后,再去交其他的学生。有的学生在董仲舒那里学习了几年,还没有见过董仲舒的面。汉武帝时代,他参加对策,连续三次得到汉武帝的赏识,被任命为江都相。这三次对策的策文主要讲了天人感应的问题,后人称为“天人三策”。任江都相期间曾一度任中大夫。后从江都相调任胶西相。不久,由于年老,又不得志,辞职回家,专心从事著述和教学工作。他虽然穷居陋巷,朝廷有些议而不决的事,还派廷尉张汤等去向他咨询。董仲舒的著作由后人汇编成一书,汉代时称《董仲舒书》,后来称《春秋繁露》。班固《汉书·董仲舒传》收入董仲舒的《天人三策》,集中反映了董仲舒的政治哲学思想。这些学术成果是研究董仲舒思想的可靠资料。另外,董仲舒培养了一大批学生,其中著名的有嬴公(汉昭帝时任谏议大夫)、褚大(任梁相)、吕步舒(任丞相长史)、殷忠(《汉书》作殷仲)等。在当时社会上有一定影响的弟子约有几百人。他的子孙也都因为有学问而做了大官。董仲舒的学生及后学著名的还有睦孟、孟卿、严彭祖、颜安乐、刘向、王彦以及东汉何休等。西汉两个著名的公羊学大家:一个是胡母子都,另一个是他的弟子公孙弘。公孙弘当了大官,没有从事教学工作,因此没有弟子。董仲舒以后,研究公羊学的学者大都是董仲舒的弟子或再传弟子和后学。西汉时公羊学很盛行,在政治上影响很大,实际上是董仲舒思想对于政治的影响的结果。因此,汉代思想家认为董仲舒“始推阴阳,为儒者宗”(《汉书·五行志》)。刘向说:“董仲舒有王佐之才,虽伊、吕亡(无)以加,管、晏之属,伯(霸)者之佐,殆不及也。”(《汉书·董仲舒传》)刘向认为董仲舒是王者的助手,与商汤的助手伊尹、周武王的助手吕望差不多,管仲和晏婴只是霸者的助手,比不上董仲舒。刘向的儿子刘歆虽然不认为董仲舒超过管仲和晏婴,但也承认董仲舒在西汉时期“为群儒首”(同上),是当时儒者的首领。东汉王充是一个特立人物,轻易不盲从别人所说,一切思想都要经过自己重新考虑,再作判断。他认为董仲舒是孔子的真正继承者。他说:董仲舒“虽无鼎足之位,知在公卿之上”(《论衡·别通》)。又说:“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论衡·超奇》)他认为董仲舒是周文王、孔子学说的正宗传人,是圣统的继承者。用现代的话说,那就是当代圣人。这当然是极高的评价。董仲舒思想的影响还可以从当时的一些著作中反映出来。例如,东汉章帝召集白虎观会议,天下经学大家聚会,讨论经学中的不同意见,最后由皇帝“称制临决”,由史学家班固写成会议纪要,名曰《白虎通义》。在《白虎通义》中多次引用董仲舒的说法来论证一种观点,如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春秋繁露·基义》)。《白虎通义·三纲》说:“三纲法天、地、人。”董仲舒在《五行对》中首先提出“五行莫贵于土”,《白虎通义·五行》也采用了这种说法。另外,董仲舒的“王者有改道之文,无改道之实”,“未逾年之君,当称子”,还有灾异谴告说、性情阴阳说,也都被《白虎通义》所采纳。在西汉盐铁会议上,也有人引董仲舒的说法作为争论的理论依据。东汉许慎编《说文解字》,也采用了董仲舒的一些说法。如对“王”的解释,就用董仲舒的说法。许慎是被称为“五经无双”的精通经学的人物,在编这种权威性的字典时,也采用了董仲舒的说法,说明董仲舒的思想在当时是有权威性的。 总之,董仲舒的政治哲学、核心思想是“大一统”,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大一统”分两个方面:一是政治上的统一,统一于皇帝;二是思想上的统一,统一于儒家思想。儒家思想以天的形式,凌驾于政权之上。董仲舒讲的天人感应,形式上是神学目的论,而实质上还是儒家的政治学哲学。他讲的“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实质上是等级社会的均衡和谐,均衡就是要相互制约,相互制约才可能和谐。 董仲舒一生的功业,可用一副对联来概括: 上承孔子,下启朱熹,始推阴阳,为群儒首; 前对汉武,后相江都,初倡一统,罢百家书。 (以上内容见于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张世亮、钟肇鹏、周桂钿译注《春秋繁露》,中华书局2012年6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