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 现代医学精怪化 潘德孚2012/7/11

杏园春

遏制西化，正本清源！弘扬医道，功在千秋！拯救人类，造福桑梓！——傅景华。

美國政治家布热津斯基说：“我确定地认为，二十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为罪恶的时代，我这一生中始终致力於我最为关切的问题，就是试图理解这一切是怎么发生，应该怎么做才能保证这些事情不再发生。”

当前的医学社会学家，不是去歌颂医学的伟大，取得哪些进步，而是应该寻找医学给人类造成的危害和痛苦的原因，然后提出纠正的方法。

一、现代医学精怪化之历史渊源和现实表现

甘肃卫生厅的“打通任督”引起了现代医学的大反攻，不是某个个人的活动，也不是某种组织有意鼓动的活动，而是现代医学精怪化的表演。中医已山穷水尽，唯一靠无钱的人来看病，无钱的地区来继续它的事业了。例如贾赚说的艾滋村，那些人无钱买药，中医在那里就免费治疗，把艾滋病人治好。但这件事给西医听到了不行，他们没本事治病，却有本事治人。他们说，你这些医生没有我们的许可证，这叫做非法行医，都要滚出艾滋村，让我们有许可证的西医合法行医，治不好是他们的命中注定！

（一）西方医疗为什么走回头路

人类建立了社会，也就需要解决生病的治疗问题，因而产生了医学。医学研究的目的是帮助人们维护健康和祛除疾病，解除疾病带来的的痛苦或生命的威胁。

医学既然是研究人的生命健康的学问。那么首先要解决的是对“生命健康”这四个字的认识。笔者试作以下解释：生命是一个人从生到死活着的一段时间；健康是人在这段时间中不生病的结果。生命健康就是人在活着的这段时间里没有生病的痛苦。我们祖先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先讲养生。养生就是养护生命不使生病。但人的一生中，免不了要生病，生病就需要治疗，因此，医学研究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治病。

养生，就是养护生命使之健康不生病。不生病就不需要治病了。但是，现代医学专讲治病，社会上就产生了一帮子靠治病发财的利益集团。没有病可治就发不了财，因此，这个利益集团就害怕宣传养生。这是现代医学与中医学的矛盾的关键之所在。很多人并不理解这么样矛盾的不可调和性，这才有中西医结合之产生。其实，在西医的绝对话语权之下，中西医结合的实质，就是中医被消灭。君不见，尽管毛泽东十分支持中医，但他也提倡中西医结合，这才导致中医沦为阶下囚。

科技部中医战略研究组组长贾谦有句名言：“中西医结合是消灭中医之路。”这话幸好是在今天说的，如果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他就可能被枪决。全国办起了多多少多少中西医结合的医院？有多少中医被结余了看来是无法计算了，但有一点卫生部无法告诉全国人民，全国还剩下几个单靠辨证论治的中医？现在的中医药大学，过去叫中医大学，连名字也给改了。别以为这一改，没什么关系，含意可深着哩！

西医没有药就做不了医生，所以，他会觉得药是最重要的。但这药最又不是他自己研制和生产的，这药怎么用没有说明书他动都不能动。中医是觉得医与药不是一个档次，没有药仍可行医。我年轻的时候，药被没收了，我就用针灸行医。现在有许多时候，我的患者会打电话说自己碰到什么问题了，问我如何解决，我就在自己的知识范围内告诉他怎么办。例如一个肾结石患者少腹突发疼痛，打电话来问，我告诉他用盐一斤，炒热煨脐后，疼痛就缓解了。此后再也没痛过。一患者家属打电话来，说患者做了手术小腹胀满，小便不通。我告诉他购葱2斤，布包置肚脐上，再用热水袋煨，一小时后就通了。中医以医为重，西医药重于医，把医与药并列，实质是取消中医的一种阴谋。

自从世界进入资本主义时代，西方的医学研究背离了以维护人类健康为目的的轨道，被卷进了赚钱为目的的行列，叫做医学市场化。市场化之后的医学研究和实践，不再关心人们的健康，而是如何出名，成为权威。权威统治下的西方医学，没有一片净土，成为一个谎言的世界。

世界上没有一个骗局是不会被揭穿的。但由于人的寿命太短，而医学骗局之迷人眼花的时间太长，当人们发现受骗已经晚了，人到老年，已经没有精力愿意再争论是非了，那就随它去吧！就这样一代拖一代，于是，一个又一个世纪过去，而骗局越摆越大。就像一个说谎者，开始时只说了一句谎言，为了圆这句谎言，不得不再造十句谎言去圆它。再而为了圆这十句，又需要造一百句。谎言越来越多，就不得不组织成一个全是谎言的体系。这就造成了整个现代医学更多的无法弥补的漏洞。

医学的研究的目的是为了人的生命健康，它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养生；二是治病。由于现代医学的干扰，以致这个目的大家都不很明确。因此，每碰到有养生苗头出现，舆论便群起而攻之。这次甘肃关于“打通任督”的消息出现，便被有组织地泼污水。中国文化就是在这样自毁的状态下生长。

如果说文化是前人留给后人的精神和物质的财富。我们至今还一穷二白，说明物质财富的贫乏。而如果我们认为，物质财富是精神财富的转化，那么我们的精神财富却如此值得中国人自豪。全世界正走向后科学时代，要在中华文化中寻找指南。其中最值得我们自豪的就是中医学。它的元整性使它成为一个击不垮的堡垒。如果中医真的被击垮了，我认为，世界医学就要倒退几千年。

早在一百年前，法国科学院院长马根迪说：“医学是一个高明的骗子，我知道它叫作科学。它确实叫作科学，它是无与伦比的科学！医生若不是骗子就是经验主义者。我们的无知依然如故……我现在必须坦率地告诉大家，首先，我对世界上的医学一无所知，我也不知道有谁真正通晓医学……。”

马根迪是一个医生，生理学家，由于他所取得的成就，被推举为法国科学院院长。他说自己对医学一无所知，也不相信除他以外的人有医学知识，不是谦虚，是他坦诚地告诉我们，西方医学实质只是个骗局。西方医学有漫长的历史，如果说中医历史有五千年，我相信，西医同样有五千年。因为，在3700年前的美索不达美亚的巴比伦帝国，就有着关于解决医疗纠纷的法典。这说明医疗的纠纷问题早就存在。医学与是随着人类社会一起发展过来的。

现在西方已逐渐觉悟，医学研究从疾病转向养生，转向健康的研究。这不是走回头路吗？这说明，西方医学研究在古代就因为没有打好基础，现在只好重新补课。但是，医学基础课没这么方便，需要很长的时间，中国是花了几千年积累起来的。因此，西方也只能向中国学习。所以，医学接下去的时代，必然是中医的时代。让何诈庥、方舟子们去向隅而泣吧！

（二）百年医疗反思从西方亮灯

历史是一面明镜，它照出了西方医学的一生。我们应该通过历史的、动态的思考，对照现在的社会实际，再把它们系统地归纳：它的历史面貌、历史发展、历史医疗方法等，所有的演变过程，那么你一定会得出与我相同的结论：现代医学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大骗局。当然，我说的“精心设计”不是某个人认真的设计，而是说这个医学已经“得道”。几千年的历史使它成了“精怪”，它已经能够与任何生命一样地具有自组织能力。否则，为什么我国一出现养生苗头，马上遭到扑灭。养生是西医的大敌：你养生，你健康，你不生病，我的药卖给谁？他们研制化学药物、制作医疗仪器、搞防病控病，都不是为了我们的健康，而是为了出售药物和医疗器械。

我的父亲是个西医。我本来也很相信西方医学。后来我读了《现代医药中的错误》和陈树祯的《顺势疗法》，开始了独立思考，找到了西方医学之所以犯错误的根本道理：是生命生病，不是身体生病，因此，把解剖学作为医学的基础课程是方向性的错误。但，可能是我的表述不周到，所以，很多支持我好朋友也会提出：“身体与生命怎么可分呢”？这样的问题，其实很简单，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既具有可分性，也具有不可分性。

我发现西医到老年，有很多人进行反思，出著作批判医学和医疗。但是，他们都已进入无能为力得行列。做中医的就不同，很多老中医越来越“铁杆”，是因为自己在实践中发现西医的无能与中医的博大，因而更加热爱中医。不过，我国与西方不同，学术的政治化气味过浓，被过激的政治话语搞怕了的人，都希望我能稍许夸奖一下西医，走中庸持平之道，但我觉得，医学与政治不同，政治是眼前应对，医学是长远解决。这些话，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而只是给西方的先知们做一个诠释。如果读者能平心静气地、历史地、客观地，全面了解和评估西方医学，你必须认真地读以下的书：

1.《医学史》，[美]洛伊斯·Z.玛格纳著，刘学礼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6月。

2.《现代医药中的错误》]美]爱得华·西·兰件特著，刘经棠、朱正芳译，广东科技出版社，1982年8月。

3.《医生没有告诉你的》[美]林内·特麦克塔格特著，杨青云、孙若亮译，新华出版社20091月。

4.《现代医疗批判》[澳]罗斯·霍恩著，姜学清译，上海三联书店出版，2005年6月。

5.《药祸》[澳]雷·莫尼汉、[加]阿兰·卡塞尔著，尚飞等译，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年8月。

6.《百年谎言》[美]兰德尔·菲茨杰拉德著，但汉松、董萍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8月。

7.《无效的医疗》[德]尤格·布莱克著，穆易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6月。

8.《疾病发明者》[德]耶尔格·布勒希著，张志成译，南海出版公司，2006年6月。

9.《致命药方》[美]雷·斯丹著，杨霞、石磊、李超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6月。

10.《别让医生杀了你》[英]Vernon Coleman医学博士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2月。

11.《制药业的真相》玛西娅·安吉尔著，续芹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5月

看完这11本书后，如果肯动脑筋肯研究的读者，再看看张效霞的《无知与偏见》、曹东义的《回归中医》、高也陶的《看中医还是看西医》、陈树祯的《顺势疗法》邹纪平的《反思西方医学》等，我相信，一定会有更多的发现。思考现代医学的历史，就会觉得，没有什么东西要比现代医学更为强大。它不仅有钱，更厉害的是有权，还有一整套系统的骗人的理论，骗了我们一百年！。

马根迪之所以说它是个骗子。“骗子”这个称呼，把医学人性化了，也就是认为它是有灵性的、有生命的。马根迪确实没有说错。假设把西方医学也看成是一个有五千年历史的生命活动，顺着它的历史轨迹看它的发生和发展，就知道它的整个脉络。从古代医学，变成了今天的现代医学，它也是逐渐离开医学的轨道的。近代才完全地变了形，成为怪物——市场医学。

市场医学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利益系统，所以，美国医学博士门德尔松说：“现代医学不是艺术家也不是科学，它是一种宗教。如果没有信仰，现代医学就不能生存。我相信90%的现代医学从地球上消失，即90%以上的医院、医生、医疗设备和药物从地球上消失，那么，这马上就会大大地增进我们的健康。”（《现代医疗批判》第135页）


（三）市场医学使医学自身失去了学术价值

市场医学建立起这么的一个靠信仰而生存的“宗教”，除了它的一套骗人的理论系统，还必须汇集成一个巨大的利益集团，靠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力做成的链条箍住这个群体。

在现代医学的冲击波前，各种民族传统医学纷纷披靡。尽管各个民族的医学都有它自己的特色，但除中医学外，没有一种民族传统医学经受得起现代医学的冲击。这种冲击波在中国，还要加上它自己的“特色”——文化界特有的自毁能力的配合。例如“打通任督”掀起了舆论攻击，其中出现了一位某中医药大学的校长，竟然说他不知道有任督两脉。

如果读者们读一读张效霞的《无知与偏见》，再读一读曹东义的《回归中医》，便会基本明白中华文化中这种自毁力量之强大。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会产生汪精卫这样的人物，但我们中国能产生。更让人奇怪的是他还有一个死不认错、宁愿把牢房坐穿的老婆陈璧君。因为，我们的文化中不仅有一个汪精卫，还有死心塌地为汪精卫的生后代的大小老婆在环境适宜的时候，她们会生出和培养出比汪精卫有更大能量的汉奸。受过中华文化教育的人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汪精卫。否则，毛泽东发动不了文化大革命。这就是我们的悲剧之所在。

当我认真思考现代医学挟市场经济的巨大优势，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利益群体，它在古代至今修了几千年的道行，成精成怪变化万千了，仍然吃不掉中华医学的原因何在？就在于中医学的元整和完善。但本文重心并不想如何赞美中医，而是专门抨击西医的。不管中医如何完美，它还是在自己的民族中处于被压的一方，而且，被压到快要“停止呼吸”了。

我希望读者诸君看我的文章，千万不要绝对化。我说中西医不可调和性只是问题的一面，另一面则仍具备有可调和性。这个世纪，我们全国人民被训练成只具有一种思想，叫做单个脑了。所以，都只讲问题的一面而不讲问题的另一面了。任何事物的存在，都不可能只有一个面的。阴与阳、正与反、有与无、生与死、健康与生病……，所以，一个面的东西，就不可能存在。中医与西医的可调和性，就因为都是为了治病。即使有真治病假治病，也是真中有假，假中有真。这才是医学能互相攻击的原因。否则，真假孙悟空就打不起来。

本文主题是全面指西医明明是个骗局，却形成了巨大的势力。它的原理何在？我用以上的文章给这个批判起个头，原因是很多人不理解批判这个词的含义。我们的社会历史，使我们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肯定成绩，指出缺点。也就是，要讲坏的必须先讲好的，否则，就叫做激进——太左了。但没有去想：那是政治家的话语，不是学术上的探讨。我认为，学术只讲是非，政治是讲得失。学术是非没中间道路；政治得失是权衡取舍。所以，千万别用政治话语来称量学术，致学术毫无价值。

2500年前，斯波克拉底的《古代医学》有着与《内经》一样的光辉，同时也反映出东方与西方的不同。由于社会发展的路线不同，产生了完全不同的医学。我们认真思考：《内经》与《古代医学》同样都是为了治疗疾病，为什么会如此大不相同？东方把养生摆在第一位，而治疗次之；西方则专讲治疗，不讲养生。中医越来越成熟，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西医则天天更新；不断自我否定，最后，搞上医政一体，操了实权，因此，“杀死的人比战争、瘟疫加饥饿更多”。医疗不是通过治疗救人，而是杀人。故医生罢工，死亡率降低。但是，它却又被称为“医疗享受”。世界上的事，就是这么有意思。

从以上所述，我们就会明白，西方医学从希波克拉底那个时候开始，西方与东方的医学研究已经有了差异，西方医学漏了养生研究这一个大节，只剩下治病的一节了。这就是现代医学蜕变为怪物的根本原因。养生就是治未病。西方却不搞养生，到现代，发现缺了第一环——治未病，于是就搞了预防，或叫做“早发现，早治疗”。因此，西方就只能产生自然疗法来制约它了。但由于疗法不是医学，只是治疗的操作,缺乏理论的支持，无法与现代怪物较劲，进展十分缓慢。所以，只有从历史来看待现代医学成为怪物的原因，我们才能理解现在该如何分析它。

二、现代医学精怪化之原因分析

现代医学之所以成为精怪，就是具有自组织能力的精怪，它由前后连贯的四部分组成。

（一）病理病因单一化：

治病，先要讲病因，即患病的原因；后讲病理，即生病的表现。病因讲错了，就是治疗的对象错了；病理讲错了，治疗的方法就是错的。西方医学以病灶为病因，以细菌、病毒为病因，以细胞的病因，以基因为病因，实际都是制造谎言。这种微观的、单一的病因论，有利于实验和制药，并不有利于治病。现在可以从抗生素的制造，宣传、使用与实践结果看出来，微观单一的病因论所导致的治疗结果，是制药公司大老板们赚大钱，同时使整个民族个个身体衰弱，多病多灾，最后必然亡种灭族。

把病灶作病因使西医的内科医生，变成了外科医生的附庸，也就是给外科医生拉业务用的。这个事实，使现代医学暴露了它内科的无能。以病灶为病因有意或无意疏漏了病因的复杂性，但它却有利于实施外科手术。

治疗疾病，病因解释是第一步。放血，是一种疗法。疗法的使用决定于它的病因解释。由于西方对发热病因解释简单，国外2000千年历史中，很多人死于放血治疗。18世纪，摩尔根尼的病灶病因说出来后，当然也十分简单：病灶就是病因。这才有一系列查病灶的仪器。美国近年有一项调查，说医生在诊断时如果不依靠仪器而单用大脑的话，死在医院里的10个患者中，就有一个患者至今仍然活着。（《别让医生杀了你》第4页）这个统计数字当然不很正确。但它透露另一个秘密信息：仪器检查对治疗毫无好处。为什么？因为查到的病灶只是疾病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但是，查病灶的仪器一代又一代更新，全世界大医院不断增添设备，医院建得越来越大；疼痛本是生命因信息运行障碍发出的“报警”信号，医学却在身体上寻找，把病灶或某些正常的老化（退变）作为生病的依据，让病人动手术，其结果是病没治好，人却成了残疾，甚至失去生命。但，它除了是外科医生的衣食来源之外，又是现代医院绝大多数检查仪器的依据。否定病灶是病因将威胁现代医学的生存。因此，错误必须继续。

上述错误漏出了西方医学的真实目的：医院设置仪器查病灶，不是为了把病治好，而是为掳钱。这个讲法当然不能绝对化，因为外科医生做手术是需要查病灶的。内科病查病灶毫无用处。然而，医院不管有用处或无用处，不管死亡率有无提高，都要查。接受仪器检查的人要缴费，还有健康的损害，那它们管不着！不过，苦了的是那些生病的患者，一次一次的病灶寻找，导致疾病加重，无数生存的希望被消失在仪器的检查中。

有患者胃痛多年，西医西药久治无效。后来去医院做了胃镜，说是得糜烂性胃溃疡，病理切片为幽门螺旋杆菌，但使用抗生素仍然无效，反而导致口腔糜烂，屡发不已。因喜温恶寒凉食物，大便溏泄，一日二三次，经常胃胀上逆打嗝，泛酸，我用了四逆散加高良姜、香附、公丁香，胃痛立即减轻，开用不换金正气散温胃除湿，后用异功散痊愈。

患者问我：“施用的中药能不能消灭螺旋杆菌，”我说：“不能。”他又问：“到底螺旋杆菌算不算病因？听说螺旋杆菌的发现者得到了诺贝尔奖金。”许多人把诺贝尔奖金作为科学发现的最高奖赏。西方科学界许多人得到了奖金，那是很应该的。但是，医学界很多医学家得诺贝尔奖，现在看起来，似乎有一些问题值得商榷。尽管诺贝尔奖对科学的发奖做出重大的贡献，但如果人们知道了现代医学的现状，一定会追究诺贝尔奖的出错原因，会发现诺贝尔奖至少在医学方面的评判，是被控制了的；而且，有一些是被欺骗的。当然，拿奖者并不一定想欺骗，而是被“卷入”了的。

追究西医的病因学说，就知道在18世纪他们把病灶当做病因之后，解剖学家们占据了西医病理学家的地位，到20世纪初，细菌学家参入了西医病理学家的队伍，现在的病理学队伍，又加上了细胞学家。

再如癌症病因癌细胞说，也因把癌细胞作为杀灭对象，治疗全面失败。虽然有的病人经错误治疗后，也有病愈的，那不是被治好，而是没有被弄死。可是许多人不知道，因此，错误的治疗便得到延续。直到很多人被治死，有人产生了怀疑，经过无数次的探索，找到了原因。但由于舆论遭受严格的控制，迄今为止知道者还是极少数。

没有被错误治疗弄死的分几种：一是错误治疗损害少，病人受治疗损害还达不到被弄死的程度，于是活了下来；二是病人生命活力强大，对错误治疗反应大，病人耐受不了，拒绝或中止治疗。这两种人活下来，被宣传为错误治疗治好的例子，于是，错误治疗也延续下来。这种行为有点像飞蛾扑火。飞蛾死了，它不能把错误的行为告诉其同伴，于是一代代延续下来。

美国在上个世纪70年代，进行了一场“尼克松总统攻克癌症的战争”。但尼克松输了。输局的原因是病理叙述不清。1901年，美国的洛克菲勒研究所宣布小鸡得癌症能互相传染，是病毒感染的结果。于是，西医开始了杀病毒治癌症的医疗实践。70年代，美国国家健康研究所对癌症治疗进行一项调查，得出的结论是“病毒是癌症的结果，不是癌症的原因。”“不治疗者比治疗者生存的希望要大”。但舆论仍没有大规模、大面积展开宣传，其一个先驱原因是美国为国家利益控制了舆论。因为，美国制药公司为美国向全世界赚得的利润，占美国总利润的“半壁江山”！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收入。

美国健康研究所对癌症治疗的这个结论，论述并不很准确，关键是没有追究以前失误的根本原因。所以，手术化疗、放疗还在继续。为什么？原因还是病因的解释：病毒被偷换为癌细胞了。人们还是以为有了癌细胞才患上癌症，杀死癌细胞还得靠化疗、放疗。医学被控制了，偷换概念延续手术、化放疗才不会被追究。现在，只有长期从事癌症治疗的医生，见到过许多活的进来死的出去的医生，也同时见过许多曾被自己或别的医生判为“死刑”，后来仍然健在的癌症患者，对比之后，还要碰到给他启发的人，才有所醒悟。

狂奔的蜗牛

各有各的优点吧

梁常兵

杏园春 发表于 2014-3-9 21:23
按治疗能力来说，现代医院的内科医生，毫无治病本事。但对与权力联姻的现代医学来说，治病没本事的医生一点 ...

西医内科的确很逗。
西医的心外科也很逗。
搭桥、支架、造影，基本是为了挣钱。
文章很好，值得推广，让民众明白一些道理

铁骨铮铮2002

杏园春 发表于 2014-3-9 13:23
按治疗能力来说，现代医院的内科医生，毫无治病本事。但对与权力联姻的现代医学来说，治病没本事的医生一点 ...

杏版主发飚了，赞一个。

杏园春

按治疗能力来说，现代医院的内科医生，毫无治病本事。但对与权力联姻的现代医学来说，治病没本事的医生一点也不怕没业务，只要到他那里去，看病用药可报销，这就不怕没生意了。这就是现代医院“看病难、看病贵”产生的真正原因。现在很多地方中药不能报销。冯世良在全国政协上提案，要中医退出医疗体制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中医中药不能报销。他是个糖尿病专家，他开了一个糖尿病医院，一辈子没治好过一个糖尿病人，但卖出的糖尿病药物，应该报销；而中医能治好糖尿病的，是不应该给报销。他真是给国家出了个好主意。给他做政协委员实在屈才，应该当日卫生部长才是。

现代医学可不一样。医政管理首先圈块地，叫做社区医疗。就像划地盘做生意，似乎认为这是某某单位看病的地方，不准别人来侵占。我申报开个体诊所，医政科说没有规划不能批。现在全国都有人找我看病，不知他们是不是能把全国都划进去。此方法美其名叫“就近治疗”。“就近治疗”的意思是指一般轻的病为病人方便可以找附近的地方看。

其实，这轻病、重病的讲法也是错误的。一是轻重无标准：一婴儿发热，白细胞近3万，医院里的医生变了脸色，说病很重了，给开出了住院单，必须立即住院。可是我给他几帖清肺散，第二天就退烧白细胞降低，这算重或算轻？当然，用清肺散并不一定是轻，才这么快痊愈。其实，无论什么病，刚起的易治，病久的难治。病治准了就很快好，治不准就缠绵不愈，疾病是动态的，时刻不停地在变化，难判断哪轻哪重！另一个原因是病是动态的，在变化的，治疗过程中，可以很快地变好变坏。华盛顿只是感冒，一天就给治死了，并不因为病重，而是治疗错误。

还有个讲法是“就近治疗”。看病不是买日用品，就近买到就好。这话看似为病人打算，实际还是把治病当做生意，俗说“近便”，近了就方便。划地区治疗，只是适应人们贪近便的心理特性，仍是一种生意经，而不是为病人打算。现在为孩子发热的，有的人不敢贪“近便”挂液，由于害怕再打抗生素。他（她）们从台州、杭州自己开车带孩子来温州找我，路上都得花上半天。可见人们对治病的重视。但我也为患者跑这么远的路觉得冤枉，就告诉他们“发热不是病，而是生命在抵抗疾病”，根本不需要赶这么远的路。我给他们一本《解悟中医——相信你的自愈力》，告诉他们以后不要为发热而紧张。

看病治病可不是买东西，是为了使自己能早日康复，大多数人不会贪图方便。贪图方便者实际有许多时候会使自己带来更大的不方便。因为，治疗具有两面性——不是治好，就是治坏。病人无条件地将生命或健康交托给医生，而不能预测治疗后的结果。由于治疗不当对病人的伤害很大，医生的道德责任特别沉重。对中医来说，医生决不用自己没亲自见过使用效果的药物和处方。

但西医不一样，虽然也经过临床实习，病因的单一化和治疗的划一化的教材和教育已经洗白了他们的头脑。有点书本知识就非常自满，一点也不觉得自己根本不会治病。做了医生经长时间的实践后，才醒悟自己就像马根迪说的一样：“无任何医学知识”。道理何在？看病诊断有仪器，自己不过在是个开检验单的；治疗用药有说明书，如何使用都规定好了，治好治坏自己一点没准，是因为不仅没使用过，而且开出后又不能跟踪观察。反正治好治坏跟自己没任何关系。误诊，是管仪器医生的责任；误治，是制药公司的药物有问题，不是我这个做医生的责任。

现在卫生部宣布，五年内把抗生素的使用量从96%减到3%，说明以前内科医生用抗生素都是错误的，既然用药错误，说明不仅没治好病，而且还会留下药源性疾病。为什么没人追究，没人反对？这就是与权力联姻的好处。不过，如果不用抗生素，也确实没别的药好用。现在说五年内停用，实际是个缓兵之计，死人多，残废多，已经无法时代了。要是动真格的，首先要拿出什么是替代的药物来。可是替代的药物在哪里？连个影也没有——五年是造不出来的！

现代医学的内科由于治疗站不住脚，治疗划一化容易出死人事故和生产残废人，不得不利用权力介入，除了压服事故苦主。还可以利用权力借医保的名义划给业务。过去中医都是个体行医。个体对医疗事故负责，出事故的医生就没病人上门。所以就得处处谨慎小心。自己没见过、用过的药物，用药时提心吊胆，决不敢随便乱用。用药的量，是治好病的关键。它们没有统一的规定，医生凭自己的经验确定。没亲自实践，就不敢乱用。现在西药三五年一换的，医生哪里用过？都是在用出事故后被撤市的。可见死人、治残经常发生。如果在西方，是医生个人的责任，西药就决不会如此大行其道。所以，医疗与权力联姻，能够掩盖医疗事故消息的传播，即使经常出事故，也照常有生意。

自盖伦误导解剖学作为医学的基础之后，西方的内科医学就走进打转转的迷宫。三百年前莫尔干尼又建立了病灶病因学说，病理迷宫进一步具体化。巴斯德的“细菌致病论”则把病理带向外因说，离生命的研究则越来越远了。20世纪初，誉满世界的外科医生莱恩爵士提出了“自身中毒论”，比棱和亨德尔提出“病灶感染论”，都是解剖学和细菌学结合的病理设想，实践结果使许多无辜的人丧失了生命，或者一辈子成为残废，不得不于20年代开始批判，但，西方医疗的特点是，做归做，批归批，错误归错误，赚了钱财后再纠正。

西方医疗对所有内科疾病治疗都无任何实践依据，都是病理学家设想的假说，所以，也不需要像中医那样的从师实习，实践证明只能是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由于这些草菅人命的失败，照理说，必然会弄得病人远避三舍，但现在竟然排队候诊，看病难且贵，如果没有与权力构成生死联盟，就会马上垮台。

（三）与权力联姻压制反对意见

2012年7月10日《温州日报》载《解决医疗纠纷，如何合理又合情》，文中说一产妇，剖腹产后发瘫痪，医院不用负任何责任。因为，市里的医疗事故鉴定意见是：“急性脊髓炎瘫痪，医院不负责任。”这种事后鉴定，也许是因为在产妇身上找到了脊髓炎的病毒，但谁就能肯定当时产妇得脊髓炎？可以认为，任何事后以找到的微生物作为原因的判断，都是结果而不是原因。产妇进院都必须全面体检，为什么没有说她得了脊髓炎？如果当时查了出来后，会不会给她剖腹产？鉴定组有否给做排除麻醉药错误可能性的鉴定？所谓事故鉴定，类似监守自盗，毫无可信之处。因为，据说这些鉴定成员，都是搞现代医学的。

一个孩子发热去注射抗生素，回家后耳朵逐渐聋了，后来就成了哑巴，一辈子是残废。可是，很多人不知道注射抗生素会致二聋。这样的孩子每天都在“批量”产生。防止产生听觉残疾，首先要停用抗生素。全世界每人平均输液只有1瓶，而我国的西医特别积极，竟然8倍于世界平均数，这实在是医疗市场化的奇迹！没有人不知道，大多数输液瓶中都带抗生素。现在的问题是停用抗生素并不容易，群众使用抗生素已成为集体无意识行为了，

卫生部向两会提出保证，用行政命令这么做，能不能做到。我认为不能。其一是内科医生用抗生素消炎、退热都已经习惯；其二是医疗用药的划一化是西方内科医疗的追求目标，已经找不到可替代的药品了；其三是群众形成了使用习惯要求，医生也无法拒绝；其四是所有医生籍它赚饭吃，大家都这么使用，所谓法不责众；五是不认真宣传抗生素致残。单纯的行政命令解决不了问题。

绝大多数疾病是病人因发热、发炎或疼痛上医院看病的。医生已经把很多的疾病包括很多疼痛，统一叫做炎症，而且施用消炎的方法；即用抗生素消炎；对发热的治疗同样统一使用抗生素。现在却想凭一纸命令能把抗生素减少到几等于零，很明显是做不到的。

要想降低抗生素使用量，必须使病人都能知道发热、发炎、疼痛的真正原理：它们都是机体对某种不利生命运行的因素作出的反应，是生命对付病原体的一种自卫行为。让这个道理让群众普遍知道，成为普及的常识，才能减少抗生素的使用量。但它对西医医学和医疗生意来说，无疑是一记沉重的打击。因此，把握话语权的西医决不开放宣传这样的常识。现在西方有“不少人被迫著书立说，冲破医学界设置的障碍，把自己的思想直接告诉大众。因为这类著作的写作耗损费了巨大的精力和时间，而且是以作者长期临床观察研究为基础写的，所以医学生会发现它们是最优秀的读物。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任何一家医学图书馆都找不到一本这样的著作。”（《现代医疗批判》第129页）

这说明，像美国这样可以自由发表言论的民主的国家，医学界把批评的声音都能控制起来——图书馆也不摆与主流医学相反意见的书籍，害怕群众了解真相。何况像中国这样专制的政体，医学界对相反研究和意见，进行扼杀和掩盖更是无法无天了。例如卫生部要求出版界出版的医学书籍，要有医生的身份。我所好有医生资格，如果没这个资格，我的书也就出不来了。

某天，某出版社来温州为某医生的书常务委员会首发式活动。我的一个朋友问此出版社编辑部主任为什么不出版我的书，他说，“太偏激了。”刘维忠在甘肃省搞“打通任督”，这是解决“治病贵、治病难”的有力措施，诸媒体联合许多反中医人士进行攻击，言词之偏、方法之卑劣无法用言词来形容，竟然条条大路都宽畅，方舟子的《批评中医》，很多文词说不通，也可以出版，为什么我批评西医，就会有人觉得偏激而不能出版。

我的朋友林鸿津，65岁自学中医，替邻居朋友免费治病，写了许多心得经验，因没有医生资格，文章就不能刊载，这像话吗？真正的问题不在出版社，而在这个医政一体的组织体系。
结束语

中医始终认为，病人是医生的老师。医生是通过后人的信息反馈鳜治疗经验，通过治疗逐渐提高自己的治病能力，因此，行医经验丰富的老中医是最宝贵的财富。西医医生本身不是决定病人能不能治好的关键，他只是把药物卖给病人流水线上的一个环节。药用在病人身上后，会发生何种反应，信息反馈对他没任何作用。因此，他并不需要知道，不需要以病人为师。西医老了，药也变了，检查方法也变了，他也就什么都不懂了，不能再当医生了。

现代医院治疗的程序是：通过病理病因诊断，确定治疗方法，决定用药。医生在病人治疗用药后，从来没有接受病人的信息反馈，也从不认为这些信息反馈能提高自己的治疗能力。医院里的医生升职的方法实行学分制，即获得多少学分可升一级。这种不不根据医生治疗疾病的能力升职的方法暴露了整个医学不是真正地在治疗疾病，使病人恢复健康，而是一个骗局，

现代医学医疗的特点是，诊断是掌握仪器的医生；看病的医生不会使用仪器，也就是不会诊断（看病）。病人生什么病是别人告诉他的；看病的医生得到诊断书后看药物说明书用药，而药物说明书是制药公司写的。这一事实说明：你到医院里去看病，那个接待你的医生不会诊断，而是给你开检验单和药方的。诊断错误，那是管诊断仪器的医生或仪器本身出错，他是不用负责任的；如果药把病人吃坏了或吃死了，那是制药公司的责任，与也无关。

西医面对每一个不同生命的疾病，却并不知道每一个不同的生命的自组织能力，亦在依据自己的能力与疾病抗争，因而表现出各种不同的症状。中医通过四诊，综合各种信息，以八纲分析它的阴阳平衡偏颇而进行调整，依靠后人的生命的自组织能力战胜疾病。因此，中医会很坦率地告诉病人，病是他自己战胜的。这就是说，医生是根据病人因生病而发出的信息进行治疗活动的。没有这些信息，医生就等于一个瞎子。

现代医学给疾病确定一个病名之后，制药公司根据病名、病因，请专家研制与病因对抗的药物，先做体外实验，后做动物实验，再做病人实验。但从不追踪观察，就给病人用药，不管这药用得对不对，病人对药物的接受与反应如何，医生都不知道，知道了也没有办法。这就是现代医盲产生的原因之一。追踪观察是药使用可靠性的保证。因为，生命的本质是一段时间，因此，追踪观察才是药物有效无效的证明，未经追踪观察的药物，都是骗钱的鬼把戏。我常与做西医的朋友说笑：你们最好的药，应该是海洛英，病人吃了后，马上精神十足，至于经不起时间的考验，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所有的西药，都经不起时间的考验，有的用几年就废，有的用了几十年才废，不过，钱已经给赚走了。所以，我才说，这是个大骗局。

每次去医院里看病，医生首先就给你开几检查报告单，让你先去做检查。你拿手着报告回来，报告单上已有了你生病的名称，然后，医生告诉你得了什么病后，就给你开药方了。没有人想：这个医生其实是不会看病的；没有人想：这样的医生我自己也可以做。我认为，不仅你自己可以做，你的家人、朋友，以及任何一个只要已经读过几年书的，识得几个字的，能打电脑的，都可以做。那为什么要一个医科大学毕业的坐在医生的位置上才可以做呢？你不是给忽悠了吗？如果你从医科大学毕业，想到自己只是一个开开检验单的，只有一个医生的名分，而没有医生的实际能力，你喜欢吗？可以这么说，现代检查仪器是产生医盲的另一个原因。仪器越多越先进，管理仪器的医生也随之增多，医生诊断的能力越差，医盲的条件度越高。

在美国，满怀希望投身服务于医疗行业的年青人，其目的是维护人们的生命健康。可是，经过艰苦努力获得行医资格后，却突然发现自己几乎成了领有执照的、为国际药物卡特尔公司工作的药物推销商。一段时间的实践之后，他们发现自己被愚弄了，不仅没有达到拯人于疾病的水火之中的目的，反而成了利用病人的苦难，为自己的生活以及制药公司谋利的药品销售员。很多医生因不得志而自杀了。这就是集体医疗的现实。因此进行反省的，却被同行认为是破坏现行体制的怪人；有的医生则投身写作，揭露现代医学的内幕，医学生会发现它们是最优秀的读物。像门德尔松的《一个医学异教徒的自白、麦克塔格特的《医生没有告诉你的》、罗思·霍恩的《现代医疗批判》、雷·莫尼汉的《药祸》、雷·斯丹的《致命药方》、玛西娅·安吉尔的《制药业的真相》、耶尔格·布勒希的《疾病发明者》和《无效的医疗》……他们的作品虽然被医学生认为有价值，却被挡在医学图书馆之外，学生们看不见，任何医学图书馆都找不到这样的著作。

医生只有成为医盲，才能心甘情愿地成为制药公司的销售员。所以，医学院是给年青学子洗白脑袋用的机构。西方医学不仅想把读西医的孩子培养成没看病能力的医盲，还想把读中医的孩子，同样培养为医盲。故老中医李今庸教授说：“吾人生性太愚钝，发展中医愧无能。三十多年教学苦，培养自己掘墓人。”中医后继乏人，是因为，中医学的基础教材中，都是西医的基础课程。

杏园春

西方采取放血退热的方法延续施用了2000多年，是因为认为血液中有毒素导致发热，简单的治疗方法源于它的简单的病因解释。这种简单的解释又源于它的“越科学越简单”的含义。飞蛾扑火是一种无意识行为，因为它们是无意识的动物。人是有意识的动物，却与其它动物一样集体无意识地“飞蛾扑火”，从医生到病人，没有了自己的头脑，表现如此可悲、可悯，像曰本影片《追捕》里吃了“SS”药片一样，叫你怎样就怎样，实在难以想像。

发热本是生命抵抗疾病的表现，却被说成可怕的疾病表现，治疗才会把退热摆在第一位。结果是：因退热退出来的病，都被说是什么严重的流行病；因退热治死了的人，就被解剖寻找病因。找着某个病灶放某种微生物就把它说成是致死的原因，搞得全世界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其实，宇宙中的微生物，人身上都可以找得到。即使目前还找不到，谁能说永远找不到？而且，很多微生物隐性存在，谁也不能武断地说它们在身体里就是不能存在的。

它们既然在大自然中已经存在，人的身体上就能使它们活得更舒服。生命都具有相互适应性：大自然中有，人体就不会排斥它们，一定会加以容纳。最近人们才知道“微生态个平衡”这个词，才知道抗生素对身体健康的损害。去年全世界每人平均输液1瓶，我国平均每人用了8瓶。也就是说，我国的西医，对国人健康的“关怀”，8倍于世界上的平均数。医学家们对中华民族的子孙，表现出强烈的自毁能力。所以，医疗市场化十多年，患者对医生仇恨的升温，才会在哈医大杀医事件中表现出来。否则，医生被杀，哪会有65%的人们表示高兴的？真太没有人性了！无怪波哥子叫高考生不要读医科。

现代医学对待病因，就像抓耗子，逮到什么说什么，一点也没准。说什么就是什么，可怜的病人只能被当做试验品。现在我们到医院里去，医生叫你去检查，告诉你什么地方出了毛病，讲的都是病灶。病灶里的组织被切下来，给微生物学家或细胞学家在显微镜下看，告诉你是什么病因。这里面有多少不科学成份，没有人敢追究。因为大家都是外行，只有看显微镜的这个人是内行。

在患胃溃疡病人的病灶里找到了螺旋杆菌，是不是就能算患胃溃疡的原因？我认为还是错的——是结果不是原因。西医免疫学的祖师爷赖特爵士，从疖子里挖出脓液，发现含有葡萄球菌，就认为这是病人生疖子的原因。于是他用杀死的葡萄球菌做成疫苗，注射到病人身体里治疗疖子病。用了两个月，却不能使病人康复。我们农村里的一些农民，用艾绒灸疖子，却一灸就好。就细菌学来说，赖特是专家；就治疗能力来说，他还不如一般的中国农民。

胃溃疡的病因是螺旋杆菌，疖子的病因是葡萄球菌，不管它是不是科学发现，病人的要求是治好病。医学研究的目的不是“科学发现”了什么细菌是病因，而是让病人恢复健康。现在人们已经知道人的皮肤上，就有无数的葡萄球菌，它们不仅不会使人们生疖子，还给人们组织起一张保护层，防止皮肤受到损害。所以，很多微生物学家们劝大家少用杀菌肥皂。我年青的时候，曾因头皮痒而不断洗头，一天甚至好多次。越洗却越痒，头皮都抓破了。一天去理发，理发师看见我头皮抓破，就说，你少洗头就不会痒。后来我就很少洗头，真的没痒了。现在想想才知道常常洗头是破坏了皮肤的保护层之故。

1890年，英国建立了细菌学，赖特提出了细菌感染的学说，外科病理学家们纷纷以细菌感染病灶为病因了。这说明，西方医学的内科病理学，因缺乏扎实的生命研究基础，只能逮到什么说什么的道理。其实，细菌感染强调的是外因说，生病是生命过程中的变化，主要是内因起作用。

生病是人的健康的一种变化——从正常现象变为不正常现象。从哲学的角度来看，任何事物，外因只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才是变化的依据。照理说，这种变化的原因是很复杂的。例如，某种细菌或病毒侵入人体，于是体温升高了。体温升高，是变化的表现。它为什么升高，原因是细菌激发了人的抗病能力，或者是体内毒素积聚到一定程度的暴发，是生命对付毒素的解决方法。是生命使体温升高。因体温升高，入侵的微生物或体内的毒素因发热而得到排泄。因此，这种发热是生命的自我维护，是正常的生理现象。里面有很复杂的变化原因，却被单一化为某种细菌的感染。

生命是个复杂的巨系统。作用于生命体上的事物，都必然地需要通生命本身的作用而表现出来。引起疾病的某种原因与人的生命是共同作用，而且，这种作用是因为体内一系列的变化关系造成的，因此，病因的复杂性，可变性，无法预测。任何生命都是个体，都具有个体特异性，疾病的表现当然就各色各样，各自不同。例如即使大家都吃同一种食物，带有同一种致病菌，但并不是每个人都会有同一种疾病的表现。


（二）治疗用药划一化：

患者身上查到了结核菌，就把它叫做结核病；身体上查到有癌细胞就是得癌症；有HIV病毒的就叫做得了艾滋病……把病因病理单一化的目的不是为了治病，而是为了方便研制药物和生产药物。例如，是结核病就生产抗结核药，是艾滋病，就生产AZT。至于它能不能真正治好病，与医疗无关。医生搞医疗是为赚钱，不是为治病。

把病因定为结核菌感染，就可以借此分离结核菌和培养结核菌，研制抗结核药物做在体外的杀菌实验。药物研制出来后，做动物杀菌实验，然后再转到病人身上。于是就有了各种抗结核药物。但是，从其结果来说，这些抗结核药物无不伤害肝功能，也不可能全部杀死体内的结核菌。

因为“在每个人的肺里，都居住着数百万个结核病杆菌，但我们能完全容纳它们，而且它们也非常安静地居住体内，并没有向身体细胞发起疯狂的进攻。可是，它们又为什么突然袭击身体的某个器官（经常是肺），从而使我们染上结核病呢？”（《现代医疗批判》第42页）

在微生物学家们还没有在人体的肺里发现有结核菌的时候，说肺结核病人是因为结核菌感染导致得结核病。而现在发现了每个人的肺里都有，这种病因说就无法自圆了。我们不怪人的认识有个过程，过去没有认识到的，如今认识到了，需要进行纠正。但医疗已经商业化了，把研究出来的治疗方法当做商品出卖了。而患者买错了药物或治疗方法，不仅只是经济上的损失，更重要的是生命健康受到损害：用抗结核菌的方法治疗结核病，造成肝功能损害，比结核病对人的损害更厉害。

医学的实践行为是治疗。治疗的对象是某个病人。每一个人生病，其人自己就在抵抗疾病。这种抗病的能力就是生命力，也叫生命的自组织能力。如果这个人不能抵抗疾病，也就是他的生命力已经没有任何医生或药物可救了，那么不管他生什么病，都必死无疑，医生即使是神仙，也救不了他。

既然每个人的生命力各自不同，也就是每个人生的病都不一样。因为，每个人的生命不同抗病的能力也不同，每个人生的病，都有不一样的表现，这个原理千古不移。但，现在西医的这种给了固定的病名，就以病名确定用药，不顾药物用了后的变化，就有似刻舟求剑不可能治好病。

根据这个原理，就应该针对不同的人、不同的病的表现，处以不同的药方。这种治疗的原则叫做个体化治疗。划一化就是针对某种同一的表现，施行统一的某种治疗方法，例如发热的一概退热。现在每逢流行病，医学里排满队，实行统一的挂液退热消炎。但都免不了出现无缘无故的死人。患者之所以死亡，原因就是这种划一性的治疗方法。因为，统一地对待流行病，必然会有不适合这种治疗用药的患者。

病人到医院里去，科室几十个，皮肤病叫皮炎；耳朵疼痛叫中耳炎；鼻塞叫鼻炎；咽喉红叫咽喉炎；扁桃体肿块叫扁桃体炎；咳嗽叫气管炎；发热、呼吸困难叫肺炎；胃痛叫胃炎；腹泄叫肠炎；尿道炎、阑尾炎、宫颈炎……那里不好那里炎，几十个科室只有一个病名叫炎症，统统可以使用抗生素——消炎。这种划一化的病名，划一化的用药，不是有利于病人，而是有利于制药，使某?忠┢废吭龆啵竦玫睦蠖唷５牵它次ケ沉松命奶匾煨栽恚蚨贾履承┎皇视κ褂酶靡┪锏幕颊咚劳觯虺晌て谑ソ】档牟∪恕?

看病的病人体质既然各有不同，就不应该同用某种统一的药物。治病方法的个体化是医学的根本问题，因为，是每个生命在生病，生命的个体特异性决定了它所表现的症状各自不同，治疗也必须各自不同。内科治疗，西医几千年也没有解决好，道路就在3000年前决定了：医学应该无为而治、自由发展，但权力的干预把它们只当做技术和商品而忽视了学术的提高。

到盖伦那个时期，西方医学就转向了疗法而不讲理论了。西方医圣盖伦倡导放血疗法治疗发热病，又攻解剖学。他认为，人之所以发热，是因为血液中的毒素太多，只要放掉部分血液，就能退热。这种不分发热的个体生命的不同，统一采取划一的放血治疗的方法是错误的。生命是个复杂的机体，发热是它的表现，西医不首先解决这种表现的原因，而是只针对发热，也是错误的。

可以认为，这种内科病的划一化治疗，如果没有行政权力的支持，是行不通的。假设西方出现感冒发热，如果把放血这个技术进行像中医这样的个体化使用，死人被发现后就会引起警惕，不仅传播不开来，还会马上反思，反思进行改进。这就不会造成像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那样死人2000万至5000万的事件了。西方医疗利用“感染”这个词恐吓人们，并勾结权力利用行政手段建立医院集中病人，治死了人推给疾病的厉害，这连美国的第一任总统华盛顿也给放血放死了，却没人知道这种方法是错误的。道理就在于西方医学有一系列的能自圆的欺骗手段，同时有行政权力的掩护。但是，行政掩护却只能使医疗永远不能进步。

病人身体上有某种表现，只采用某种手工技术，把它压下去，就认为病好了。这种思想方法，叫简单化。用简单化的思想，指导复杂的生命疾病的治疗，必然会造成死人的后果。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治死了2000~5000万人。流感发热的可怕形象便被宣传开来。这样就更远离希波克拉底的“自然能力”说了。但却使阿司匹灵一下子它就铺开塞满全世界的药店了。

从盖伦的论说和疗法中，我们可以看出西方医疗方法的划一化思想。这种医疗划一化思想本身就背离了生命的特异性原理。人的生命，人人不同，这就叫特异性。这种特性表明，世界上没有完全一样的人，也必然没有完全一样的病。因此，治病的研究和治疗，必须适合个体化原则。就社会的基础而言，商业经营发达的西方，不可能产生合格的、个体化治疗的医学，而只能产生盖伦这样的医圣。

这时期的中国医圣张仲景著《伤寒论》，与盖伦就完全不同。《伤寒论》根据不同的人出现的不同发热的证，进行辨证论治。即治发热的理论和实践，以方证为治疗的准绳，其中对辨证、治疗、用药的讲究，给中华民族的后世留下了非常明白的规矩。以“六经”分类，以“传变”说明疾病的动态性及其变化的规律；例如麻黄汤证治头痛、发热的无汗恶寒，桂枝汤证治发热微汗恶风，小柴胡汤证治寒热往来胸胁苦满等等，完全不同于那盖伦简单的放血。

《伤寒论》单讲发汗，也就列出好多条不同的方法和规则，以及误治后的救逆方法。所以，在盖伦同时期的中国，治发热的规律已经被我们基本掌握，而在西方除了简单的放血外，辅助以甘汞通便、草药发泡三种。至于如何对待不同体质的人，西方医学更加无法涉及。治病本就应该因人的体质各异，必须个体化的治疗，西方医学是不可能企及的。我总是与患者明白地讲明，无论什么疾病，它之所以能治愈，全靠你自己的能力，如果你自己没能力恢复，即使是神仙，也治不好你的病。因此，有一个明白的规则必须记住：不管治疗或检查，凡是伤害生命自组织能力的一切检查或治疗方法都是错误的，不科学的。但是，现代医院中不断增添的几乎所有检查仪器，都带有伤害性，因陋就简

（三）医疗责任集体化。

我给患者治病，不只是开了药方，还要保证药配得齐全，有时对患者施用某些简单的外治方法，如挑针、米粒灸等，以减轻病情，促进提早愈病。并早给患者联络电话，告诉患者服药后出现什么反应，可以随时联系，以便告诉他们及时采取一些方便的治疗措施，解决用药后出现的一些变故，增进抗病能力。所以，我的朋友邹纪平极其反对“临床”这个概念。我认为其中不无道理。

“临床”，把病人与医生都“绑”在病床，让学生有学习的机会，实际是使病人成了医疗的试验品。内科医生实际只是个开单子的一是检验的单子，二是住院的单子，三是买药的单子。：当他看到检验指标高的时候，就装起大惊失色的样子：“这么重了！赶快住院。”其实，这医生根本不知道何谓病的轻重。

“临床”还有随时可以观察其变化的意思。其实，西医，除了外科手术后病人，需要“临床”之外，内科病人只有极少数有“临床”的意义，大多数没有用处。病床建设对以赚钱为目的的现代医学来说，其一是病人住院可以增加医院收入；其二是病床床位多少可以作为评判医院规模的一种指标；其三是对医政领导来说是一种政绩的指标。

很多内科病根本不需要病床，在家无论如何都比住院好。有些病随便在哪里都可以进行治疗。中医的外治法就有几十种，随时随地都可进行。我的一患者，发热来治疗，服药后热退小便不通，少腹胀满，打电话来。我就告诉他买两斤葱，用布包放脐上，用热水袋熨，病人按我的吩咐做了，果然通了。问我要不要再服药，我说只要在家好好休息就是。像这样的病，病人省了麻烦，医生得到经验，跟医生学习的学生也学会了方法，根本不需要“临床”。做中医，很多病都这样处理，学生学到的东西都比床位多的医院好。

我认为，医生在看了病之后，必须把联系电话告诉患者，必须担当起治疗后续处理的责任。凡是不与病人建立联系的医生，就不会成为一个好医生。医生的进步提高，都是与患者紧密联系的结果。患者的反应就是医生的经验，应该珍惜。我认为，中医医生与患者的这种关系，是个体负责的关系。现在用医院的集体，取代了这种关系，这也是西方医学之所以不能进步的原因。

我说，现代医院制度，把这种医疗关系变成了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即患者个人与医院集体的关系。病人求医把生命与健康无条件地托付病人给医生，还要给医生付费。不管医生或病人，在治疗或用药后，结果如何不可预测，因此，医生从不向病人保证一定会包治包好，只能以良心尽自己的努力；病人也不会因治不好而埋怨医生。集体医院制度使这种关系消失了，不是一件好事。虽然医院之产生有它一定的合理性，但用集体责任来替代个体责任的做法，却是错误的。内科医生在医院里，实际只是个开单子的，不是个看病的。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如何维持最多的个体责任？其实解决这个问题很简单，必须维持最大限度的个体诊所。

这种医生个体与病人个体是在不对等的基础上建立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的关系，是经过长期历史形成的一种默认关系。病人根据众人的口碑或自己的多次接触信任医生，才给了医生如此贵重的托付。医生个人接受病人的这种最为贵重的托付，除了尽职尽责无别的回报。所以，古人才说大医精诚。我国自古以来医生都是个体行医。个体行医、个体负责，积累经验为做医学奉献，而不是为自己出名当权威。这才能使医学理论得到提高，医疗方法得到发展。这是中医之所以成熟的根本原因。

医生与病人——治疗者与求治者，本来是个人与个人的关系，因为办医院而被集体化了，变成了病人与医院的关系。医生个人的责任心和道德，通过医院这个组织和医学知识的教育，被消失了，医疗的错误得不到纠正，医疗的能力变得越来越差，医患关系越来越紧张，医生被变成只是个卖药的，成为不需要再对病人负责的人了。这就叫医疗责任集体化。

病人的病能不能好转，情况十分复杂。除了药物和治疗方法外，个人的思想、环境、饮食等，也会起较大的作用，主要还是靠病人自己的生命的自组织能力。有时候食物禁忌也会成为主要因素，所谓药食同源就是这个意思。医生的治疗对病人来说是帮帮忙的。当然，这种帮忙也必须是关键性的帮忙。因此，即使出了问题，病人只能自怪环境生活没处理好，或自怨择医不当，而不怪医生。医生治病的责任很大，都免不了有治不好的，甚至有危及生命的。在这种情况发生后，医生已经尽职尽责了，病人也就不怨不悔。自古以来我们建立起来这种病人与医生的相互信任的和谐关系，却因为错误的医院制度被破坏了。

实际上，西方医学只是一台以制药公司为核心的赚钱大机器。医生个人只是这治病机器中一个被动的、照章办事的小零件，无任何主动权。诊断错误是仪器的责任；药物用后感觉不对或出医疗事故是制药公司的责任，都与医生本人无关。因此，自然形成的责任被医院的集体承担取代了，于理是说不通的。病人本来是与医生产生个人的关系，现在却被转换为个人对集体的关系。这种个人责任集体化就是医疗错误无责任化。结果不仅是医学不能进步；医生不能提高，医疗道德的丧失，医生个人良心的消失。以致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古怪事件：医闹、医赖、杀医、外科医生收红包，内科医生收回扣……这就是个体责任集体化的结果。

西方自盖伦始，认为放掉静脉血会降低毒素含量，实际没任何依据。但在生命和健康研究极其贫乏的西方，这种粗陋的技术，也就流行起来，一直用了2000年。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许多病人因放血治疗而死亡，被宣传为感冒厉害。近几年本在中国人眼里不足轻重的感冒，在西方制药公司的舆论和科普下，恐怖气氛浓郁，就似凶煞恶魔降临，全世界风声鹤唳，卫生部门层层布防，“全民皆兵”。至此恐怖气氛卯足之际，西方制药公司则“光明正大地雪中送炭”把早已储备好的防疫疫苗推销一空，实际在演双簧。我们的头人们也不动脑筋不去想一想：任何微生物都受气温、干湿度、光照的限制，根本不可能自由传播到全中国。制药公司则把早已储备的防疫疫苗推销一空。这实际在演双簧。

从盖伦设想治发热用静脉放血的疗法后，尽管放死了很多人，例如华盛顿也被治死了，医疗一直沿旧习而不改。其实不是不愿意改，而是不知道为什么要改，也不知道该怎么改。19世纪，著名医生路易斯对放血疗法做过疗效对比研究，认为这种方法不好，但1912年，他的崇拜者医学家奥斯勒仍在他的内科学教科书上认为，“如果病人年青而健壮”，在患肺炎早期，仍可推荐使用放血疗法。这说明，疗法改革的困难不同于任何一种技术。直到阿司匹灵出世，才取代了这种野蛮的治疗方法。但仍没人知道不管是放血退热，或用阿司匹灵退热，或者用现代的抗菌素加激素来退热，在病人发热时使用退热的方法就是错误的。20世纪后半期，西方的非主流医学的医学家们发现，绝大多数发热现象乃是人的生命自己组织抵抗和消除疾病的生理现象，西方医院里的医生才逐渐放弃施用退热的治疗方法。但这种退热的方法在我国，仍方兴未艾，医生们不愿放弃这一能赚钱的绝招：利用输液来发病难财。

看病的医生也没用药?木椋所值囊谰菔且┪锼得魇椤＜偕柚埔┕咀黾伲缴膊恢馈Ｕ庋，涂赡艹鱿秩缦虑榭觯阂缴隽耸鹿剩梢圆桓喝魏卧鹑巍Ｒ蛭锒洗砹耍鞘潜鹑烁锒系模挥靡┏鱿植涣挤从Γ鞘侵埔┕镜脑鹑巍Ｕ饩褪撬担缴皇钦饧逡搅浦械囊桓龌方冢炔桓涸鹫锒希膊恢药锏挠梅ǎ桓涸鹂药降恼庖还ぷ鳌Ｒ缴救耍幌嗟庇诩寤髦械囊桓隽慵Ｒ搅频男畔⒎蠢∫嘤胨薰亍Ｕ饩褪俏裁粗瘟凭」芩廊撕芏啵缴鋈巳疵挥写又腥〉萌魏尉椤?

西医在治疗时，与中医根本不同的是，他们对所用的治疗方法或药物所造成的结果不仅毫无把握，有许多还有伤害。那是因为，他们已经被制药业全面控制，个人的主动性无法发挥。他们不像中医治疗或用药，都经长期实践和考察，从治疗或用药中观察得到经验，或使用有效，有一定把握才进入临床的。由于中医是辩证施治的。能及时掌握“证”的变化而知道治疗或用药的正确或错误，及时决定坚持或纠正。


四、政医组织一体化。

组织政医一体化就是指医疗组织与政体联姻成为利益相关、生死与共的一个整体，权力被利用为掩盖医疗错误、拉医疗业务和打击压制不同医疗派别的工具。

（一）与权力联姻掩盖医疗错误

如果医疗让病人自由选择，像现代医学内科这样缺乏治病能力，靠单一的病因病理学说和划一性的治疗就容易被揭穿，如今它能如此坐大，实际全是权力的“功劳”。例如山西注射疫苗死了一百多孩子，如果权力不参与，马上就会被追究原因，最后必然是防疫这概念本身就存在许多不能自圆的错误，就会被迅速揭露。但是，正因为它权力在手，掩盖有法，例如把错误推给疫苗处置不当，这里又压制媒体全面揭露。可以这么说，我们现在的的孩子仍因防疫这一行为而处于危险之中。因为，国外已经有许多研究资料证明，防疫并不成功，很多疫苗使孩子受到损害，有的失去生命，有的终身残废。

政医组织一体化就是与政治权力结成一体。西方的政医一体体制权力与医学还是有区分的。西方是民主政体，所以它允许不同意见的存在和发表，包括激烈的言词。医疗是属于学术范畴的，权力是属于政法范畴的。医疗错误被揭露快，改进也快。这就是西方医疗怪物的“制动刹”是开着的。但是，他们缺的是没有中医医学，缺乏中医的整体观，不容易看出毛病的实质。

而我国虽然有中医，却是个专制的政体，权力与医疗一体，医院等于卫生部的直属机构，根据医院的大小，院长就相当于某级行政干部，可以是个完全不懂医学的外行。这等于ZF主动承担医疗事故的责任，把学术矛盾揽给自己，医疗错误则更无法无天了。这就是为什么国外早就叫停的医疗方法或药物，在我国仍然横行无阻。医疗事故被当做行政丑行不允许揭露，遭到压制。压制又造成杀医事件的不断发生。

由于舆论的控制，媒体不敢刊载医疗事故信息，错误的治疗方法不能及时让老百姓知道，医生常常将错就错，反正下了班就连错误也“下班”了。患者要是告到医疗事故处理办，那里都是将退休的卫生部门官员——自己人，手肘总是往里弯的，有点像监守自盗，反正他不怕打官司。致医患关系越来越紧张，矛盾尖锐化，这才会频发不断的杀医事件。

“上世纪90年代，德国规定血压值在160/100mmHg以上必须治疗；根据这个标准全德约有700万高血压患者。感想德国对抗高血压联盟（1974年由医生和药厂员工成立的利益团体）建议新的正常值为140/90mmHg，一夜之间，高血压病人涨了3倍——私人团体的胡闹，把高血压变成了全民疾病。”（《疾病发明者》第65页）这里告诉我们，高血压是西方医学确定的一种疾病。但是，这种疾病没有客观的标准，而是人们主观规定的，即莫须有的。这当然是个医学的笑话，但这笑话却没有人揭穿。反思西方医学的笑话很多，无法一一说清楚。

这里也反映出民主制度如何使医政联姻的道理。资本把医疗利益集团组织起来成为社会团体，使他们成为选票势力集团。政客要拉选票，就会考虑他们的利益，这才构成联姻。后来，西方医药利益集团借预防的名义，利用控制流行传染病搞预防疫苗，就收买政客，立法推广。其实，西医的预防免疫本是毫无把握的东西，却被搞成全民实施。例如上面所说的卡介苗预防针，也刚生下的婴儿也不放过。

“医生们发现，超过90%的病例，根本找不到引发高血压的原因，所以他们称之为本态性或原发性高血压。这种说法既可以弥补医生自己的无知，对病人来说也比较好听。这种无法解释的现象（如果的确存在）虽然对患者只是致病的危险因素，但医生和药厂仍把它列为一种合理存在的疾病。”（《疾病发明者》第66页）这里告诉我们：既然医学（人们还应该知道这是被资本控制的医学，而不是自然的医学）已经“创造”了高血压这个病名，无法发现原因而要向病人解释，医生们不得不继续圆谎，这就是许多“原发性”、“本态性”等概念产生的原因。

为什么高血压找不到原因？血压是生命存在的需要。血压的高低是生命本身根据需要随时变化的。而且这种变化也由生命自己控制的。我的朋友赵建成发现，有的老人血压高至250—/150mmHg，一点事都没有，低了，反而觉得不舒服。如果医生认为他血压太高，规定他必须服降压药，结果他可能由于血压不够供血不足就得头晕。现代医学给人的生理功能定标准，目的不是保人健康，而是为它能创造化学药物和销售药物，因此就不得不制造谎言。如上所说，说谎者说了一句谎，不得不再说许多谎言来圆谎，于是创造了一个谎言的世界。

以做医生为职业，需要有病人才可赚得糊口之资。但病人不会到没有治病经验的医生那里看病。是因为治病非同一般，不是治好，就会被治坏，因而影响生命或健康。所以，人们对于择医，非常慎重。过去医生的业务来源，不只是靠周围附近的“地方人”，主要靠口碑。人们普遍认为行医时间长久，治疗经验丰富，有效率高的医生才可靠。这才有“三代出名医”之说。

（二）医疗业务来自与权力联姻

医疗弄得不好会使病人受到伤害，造成医疗纠纷。西方3700年前就有处理外科伤害的专门法律，但却没有对内科医疗处理的方法。到了现代，外科伤害与内科混在一起，实际是一种倒退。西方医学靠外科起家、发财，近一百多年，才从外科进入内科，占领内科治疗阵地。我讲“占领”是讲他们把治疗当做生意经，每一种做法无不带有生意经的观点，弄得医学不成为其学术，而只是一个生意经罢了。

利用医保划单位，阻止了自由选择，贪图报销的人们纷纷就范。由于西医内科治疗实在太滥易出事故，经常发生死人事件，如果是个体诊所当然很容易没了生意关门大吉。医院的内科医生同样治不好病，但生意盈门，候诊排队，是因为有了医保。无怪乎医疗改革的方向不是追究医疗有效率，而是扩大医保阵地，让没报销的也可以报销。这当然不是因为医生的治病本事高强，而是有了报销。指定报销单位是现代医学的又一花招。不能不利用医院把医疗责任集体化之外，并给医院一些医保人员，等于给保证业务。许多人贪图报销，即使这个指定医院医生的本事极差，也可能会排队候诊——看病的很多。像这样不合情理之事很多，道理就在于医政一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