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是一门成熟科学

千秋雪

中医是一门成熟科学

《中国软科学》编者按：三十九年前，德国学者满晰博(Manfred Porkert) 在对中西方认识论、方法论和术语学进行深入研究之后，用现代精确科学的标准，论证了中医是一门精确科学，一门成熟的科学。五年后，他的论著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第一次出版，使西方科学界改变了对中医的看法，并使作者赢得世界范围内的承认。他是怎样得出这个结论的？这个结论是否正确？它对于中国医学、中国科学的复兴有什么意义？我们希望通过以下对话引起人们的关注、思考、讨论和争鸣。

中医是一门成熟科学
——晰博(Manfred Porkert) 先生谈中医

满晰博(Manfred Porkert) 周建平


建平：晰博先生，早在1991年，《马奎斯世界名人录》 就把您称为“医学科学教育家（诸科医学改革家）”，这一称呼的含义是什么呢？

晰博：20世纪中叶以来，在世界范围内所有医疗实践的功效都陷入了危机。50多年来，我的工作就是围绕着处理这一危机的方法论而开展的。在这一背景下，《马奎斯世界名人录》的编辑们认为把我称为“诸科医学改革家”，或者更具诗意的“医学科学教育家”比较合适。

建平：坦率地说，您宣称在世界范围内所有医疗实践都发生了危机，我对此感到很吃惊。在中国，自从1949年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具有行医证书的西医医生增加了20倍；据估计，在过去25年期间，传统中草药的年产量大大增加，大约是上世纪70年代的20-30倍。今天，我们的政府非常认真地考虑，用发达国家的标准，通过逐渐推广全民的医疗保险，在全国范围内提高人民的卫生保健水平。而且，在您提及的这段期间内，在国际上称为“传统中医”的中医，在所有大陆赢得了广泛认可和亿万拥护者。考虑到几十年前，您本人对这一发展并无什么贡献，今天您怎么可以做出这样悲观的评价呢？

晰博：首先，让我说明一下，我说的并不是“任何或所有医疗活动的危机”，而是“所有医疗实践的功效的危机”。正如你所知道的，我的著作论述的是生命科学的方法论。随机信息、统计数据对于确定正面的、精确的数据几乎毫无意义，这就是为什么我相当不愿意用统计数据来论述，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忽略甚至轻视统计证据。

让我仅仅列举一部份证据吧：

在过去的这些年，在许多第一世界国家，人们的平均寿命不仅没有提高，反而在下降；
对医生来说，他们的能力、他们的收入、他们的地位、他们的健康水平都在下降；
对病人来说，解除痛苦或治愈的可能性在下降，可以获得的医疗资源在持续减少；
对经济来说，研发和投资成本飞涨，而投资利润却大大降低；
对于社会，从整体上说，卫生保健对经济造成的压力越大，失业、失意、萧条、社会动荡对经济的影响也越大。

所有这些事实和现象都说明，医疗活动、医学研究、医学科学的功效已大大地降低。

在上述列举的事实和现象中，对于卫生和文化领域里最大的丑闻——中医在中国本土上遭到的各种蓄意的、彻头彻尾的破坏行为——我还一字未提呢。

人们无需具有专业的历史知识就会感觉到，这种恶意破坏、荒唐自毁的极端行为，在人类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建平：对不起，在这里我要打断您一下。对于您的观点我不仅感到困惑，而且有点吃惊。
在您出版第一部著作的几十年前，就发生了反对废止中医的运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正是毛泽东主席本人，在1958年发布了合理发展中医和西医的政策纲领。今天，如果您随便步入某个中国的药店，您都可以看到人们对于中医的喜好绝无消减。如果您说中医在其发源地都已毁灭，那么您如何解释遍及全世界的中医热？难道中国人民对于这样的发展没有一点贡献吗？不值得他们骄傲吗？

当然，如果外国医生和科学家感到中医需要进一步的改善，他们在自己的国家，用他们自己的时间和经费，尽可以去做这些事。

晰博：让我先来回答你的第二个问题，然后再讨论第一个。让我做一个假设：假如中国境内的某个疯子为了减少中国的人口，向中国所有上千万人口的城市投放了核武器（当然这是不可能发生的假设）。这种行为，按所有过去和现有的国际准则，将被视为“中国的内部事务”。外国甚至邻国，都没有什么理由去批评，更谈不上去干涉了；它们只能在自己的领土上来应付这一“不可抗力”的后果。那么，在仅仅50年内，中医在中国就几乎被毁之殆尽，这种事实可不可以和我上述荒唐的假设相比呢？完全可以，而且大有过之——它是一场名副其实的大灾难，它对这个地球上所有国家和社会所造成的恶劣影响，不仅是几个月、几年，而是几代、几个世纪。为什么会是这样？让我们首先考虑一下诸科医学的目的：治愈或减轻疾病。我们看看以下疾病：

确实造成痛苦的、延续的、不断广泛传播的流行病；偏头痛、头痛、残废；便秘；腰疼；视力下降；肥胖症；月经失调；糖尿病；烟酒、毒品成瘾；关节炎；癌症；骨质疏松症；艾滋病；过敏；病毒感染；传染病。

所有上述疾病，或多或少几乎要影响到每一个人，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不管其社会地位或贫富如何，只是早晚的事。而对于这些疾病，西医至多也就能减轻某些症状，绝不会根治，有时甚至任何治疗手段都没有。

相比之下，中医在上个世纪时，就已能够减轻所有这些疾病，并能有效预防或完全治愈其中大部分疾病。

建平：对不起，我要再一次打断您：全世界的医生、全中国的西医恐怕都要反驳您，说您所说的是一些未经证明的论点。即使是我所认识的一些著名中医，也很难提供可靠的证据来支持您的主张。再说，如果西医和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医相比是如此的不行，那么它是怎样获得今天它在中国的地位的呢？

晰博：认识到我的论点是教育上的问题，而提出和实现我的主张则是方法论上的问题。我们先说教育。从1840年起直到上世纪70年代，中国基本处于一个痛苦、动乱和巨变的时期。实际上，没有任何教学活动能够保持其规范和传统，连孔夫子、儒学也未能幸免，更不要说中医了。1978年，当我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个访问中国的德国（西德）官方医学代表团成员访问中国时，我甚至还遇到过连脉搏位置都找不准的中医实习生；一些“专家”，在自己的名下出版了中医药典的宏篇巨著，却连最重要、最常用的中药都认不出；很多“中医”，在他们的生活和医疗实践中，从未接触过中医曾经拥有，并且现在和将来还能拥有的辉煌。……

所有这些使我认识到，中医的教育，甚至在最高、最权威的级别上，都处于崩溃的边缘。所以，我立刻撰写了《中医在当今中国》一文。这篇文章产生了一定影响，促动了某些表面的调整，但没有产生深刻的变革。

我们再来谈谈方法论。方法论是对可以产生预定结果的过程的连贯一致的描述。因此，方法论学家的作用截然不同于理论哲学家和历史学家。让我们打个“司机和乘客”的比喻吧：在一个汽车旅程中，司机必须时刻关注汽车前进的方向，他要保障汽车安全行驶，保障所有乘客及时到达目的地；而乘客可以随意从各个角度、向各个方向观望浏览，因为他们没有这种责任。方法论学家的作用就如同司机，他需要掌握系统和准确的数据资料，以指引当今和未来的行动。

作为一个方法论学家，我对中医理论基础作了史无前例的论述，并出版了史无前例的中医方法论教科书 。

建平：对不起，这里有点不清楚，人们可能难以理解。为什么说您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撰写中医方法论的学者？换言之，您的著作比起从古至今众多中国学者的论著有什么显著的不同吗？

晰博：这很容易解释清楚。我的中医方法论观点没有一个是我自己发明的。所有观点毫无例外地全部源于中医古籍经典，并被实际的医疗实践所证实。我的论述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我将现代精确科学的标准应用于中医理论的描述。通过这种方法，中医理论产生了连贯一致的诊断陈述和预后，中医被证明是一门精确科学，对应于一切生命科学的范式。
建平：这听上去很好，但是一个外行人还是难于理解您的论述和目前通常应用的论述有什么不同。而且，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中国的学者就没有一个得出相同的结论呢？

晰博：这更容易解释了。首先，许多中国人，包括知识分子和19世纪末、辛亥革命前的那些自认为“受过教育”和“现代”的人，都在急切地脱离和传统沾点边的思想和观点。早在我在巴黎的学生年代，我曾遇到过一些七老八十的中国人，他们自认为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骄傲成员，但他们对自己的文化传统的见解却是那样的肤浅和幼稚。而外国人，以及在外国接受了教育的中国人，在1912年以后在中国陆续建立了大规模的教育机构（如北大、清华），在中国似乎定下了这样的基调，他们的灵感和启发主要来自那“美丽的国家”。而美国一直是不同于欧洲的，美国的技术很发达，但科学很少，实际上根本就没有最高层次的研究。（你想想，美国的所有关键的基础发明和先期研究，如原子能、航天器、喷气式飞机、计算机、IT技术等，都是在1933年以后从欧洲移植而来，1945年以后这样的移植就更多了。）因此在中国，中医的基础研究并没有得到重视。

第二，在1949年以后，这种对于中国传统思想和科学的贬低甚至全面的拒绝和否定并没有被扭转，相反，更为严重地升级了。1958年对于汉字的简化对汲取和研究古籍的价值毫无帮助，反倒使其更困难，甚至完全无法进行了。

第三，基础方法论研究上的空白并不能用现代智能工具所填补或补偿。欧洲哲学、认识论、基础启发论等学科，乃至爱因斯坦、普朗克、玻尔、海森伯、冯•布劳恩等人 的思想基础，从来就没有能够进入现代中国。

所有这些解释了为什么在上世纪末，一些中国人突然意识到，旨在领导中医现代化和中医复兴的中医研究机构，经过了半个世纪之久，拿不出一件像样的、和中医现代化有密切关系的、本质的、重要的创新。更糟糕的是，研究机构的成员、合作者和研究生，完全失去了启发式标准和创新精神，在这样的创新摆在他们面前时，也毫无反应。

建平：我明白您所指出的中国教育和中医教育上的缺陷，但我还是不明白这为什么会使人们完全无法理解中医方法论的精髓呢？您能举个通俗易懂的例子吗？

晰博：让我们谈谈“阴阳五行”吧。“阴阳五行”的术语贯穿于中国的各个传统学科之中，也贯穿于中医学的各个经典文献和现代教科书中。但是，任何了解中医经典的人都知道，从来就没有过什么“阴阳五行学说”之类的说法。这种“学说”是20世纪一些学者的新近发明。其实，阴阳五行只是一种标准。

我们知道，标准的存在与持续的应用，是真科学的基本特征和必不可少的属性。没有应用标准、规范、规范术语，就没有精确、普遍有效和整体的表述，也就没有科学的交流。定量的方法描述过去的、也就是物化的效果，这就要求有定量的标准，如公制 ；这是今天最常用的西方科学的定量标准。而定性的方法描述现在的方向性，这就要求有方向性的即定性的标准；在中国科学和中医里，阴阳五行所起的作用就是一种定性标准的作用，它类似于在西方科学中，公制的定量标准的作用。

“阴阳”这一术语甚至在其古代的原意上就意味着方向性。阴阳的原意是指山坡的两面，即阴面与阳面。阴阳暗示了太阳运动的方向。当人们谈及医学里的阴阳时，同一个个人，同一个个体，其功能的各个方面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化。所以当用阴阳来描述循环变化时，就隐含了方向的性质。

在现代科学中，物理学在19世纪对物理现象引入了像阳性和阴性、右旋和左旋这样尽管粗糙，然而却相当妥贴的定性标准；今天在对基本粒子、夸克的研究中，还引用了一整套抽象的定性标准。而中国科学，尤其是中医学，早在二千多年以前，就已成熟地应用阴阳五行及其在各个专门领域和不同层次等级上的衍生物这种定性的标准，以高度的精确性，绝无歧义地解释了活动的、现存的生命现象。

正如我在《中医学理论基础》、《中医的贬降》，以及我以往的通信中多次陈述的那样：两个或以上个体之间的交流依赖于他们（它们）之间通用的符号、语言和标准；所有理性的、明晰的、连贯的科学，即“精确”科学，都符合“单义性约定标准”。在所有中国古代科学中，有哪些其他约定标准比“五行”这一方向性标准被更为连贯一致地遵循了呢？我还需补充一点的是，在过去25年中，出于各种目的，不少中国学者都多次引用我提出的“中医是一门成熟科学”的观点，但却全然不知如何证明这一观点，好像他们忘了这样一个对于任何核物理学家都显而易见的事实——所有动态现象（中医所讨论都是动态现象）都可以排他地应用方向性来解释（用更为接近西方的约定术语来说，就是定性说明）。

建平：您能否再解释一下什么是“约定标准（conventional standard）”？

晰博：这些标准之所以被称为约定标准，是因为它的应用唯一地建立在所有科学工作者默认的或者明确的约定（协议）之上，对于所有发现将参考这些标准来进行描述。换句话来讲，标准本身并不是任何发现或发明的产物，甚至更不是自然规律或需要的表达。反过来，它们要符合它们为之服务的科学方法论和技术的要求。

了解了这些，你就会明白，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在中国开展的关于保留还是废除这一方向性标准（特别是五行）的讨论毫无意义，它只说明人们不仅全然遗忘了中医的经典论述，而且对于理性科学的构成也浑然不知。

建平：听了您的解释确实很受启发。理解这些就能解决中医的存亡和复兴的问题吗？

晰博：仅仅理解这些当然是不够的。为了使中医复兴，我认为目前在诸多因素中，有两点是最主要的：第一是为未来的中医从业人员提供适宜的教育培训；第二是为中药建立合理的、科学的药理和制药标准。

建平：您的“创新性措施”是一个很大的计划，需要五、六十名高级人才和相关的财力、物力资源才行吧？

晰博：要实现中医的复兴，最终的确需要几十万中国的医务工作者、上百万世界各地的医务工作者的参与才行。然而“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在一开始时可以先在小范围内试验，并不需要很多资源，等取得经验后再逐渐推广。

当前阻碍中医复苏的原因绝对不是缺乏财力资源，而是管理层本身对于中医的意见长期不一致造成的。让我们回顾一件往事吧：

当我的老朋友费迪南•波兰内 ，第一台喷气发动机的首席设计师，在前苏联工作了8年、埃及工作了1年之后，于20世纪50年代初，受到毛泽东政府的邀请来到中国，中国政府立刻为他安排了40名口译和笔译人员，100多名工程师，唯恐他的传述漏掉半个字。在1955年那个困难的时刻，中国及其政府确信：喷气发动机、喷气式飞机对于其政治生存是必不可少的。

在涉及军事方针和战略方面，从1955年直到今日，如同我们所期待的那样，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一直表现出一种说一不二的决心。因此，它的关于研发喷气发动机的决策，必然地受到成千上万国防技术人员和举国上下的一致支持。

对比之下，在有关中医方针和战略方面，管理层却显得动摇不定、优柔寡断。因此，不仅普通公众关于中医的意识和知识是模糊不清、相互矛盾的，就是那些屈指可数的专家和辩护士，其观点也表现出很大的分歧。这样，自然就很难有连贯一致、协调统一的行动了。
建平：您怎样看待中医的发展前景？

晰博：我在十几岁时，就认识到中国文化必将在解决人类现今和未来问题中起到关键的作用。二十几岁时，我逐渐确定了以传播中国医学、中国科学和中国文明为终生的工作目标。

三十多年前我问我的恩师，一个成功的医生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他回答说是“大气”。
我热切地希望中国人民及其政府能“大气”地克服不必要的畏惧和担心，以勇敢的创新精神，果断处理中医的危机。完成这一伟大使命，不仅意味着人类最荣耀、最宝贵的遗产的复兴，而且表明中国从一个多世纪的创伤中全面恢复，回到其令人信服的、真实的重心。
（本文登载在《中国软科学》2008年第1期156-1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