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杰出的中医学家-----蒲辅周逝世29周年----谈方之“王道”与“霸道”

刘寄奴

　“王道”与“霸道”

治外感方如大将，消灭入侵之敌；治内伤方如丞相，治理国家。这是人们对方药性能的比喻之谈。外感多为六淫犯人，其来疾，其变速，其症险，尤其是温病。这就要求在短时间内克敌制胜，故用方多猛，犹如行军打仗一般，争分夺秒。内伤多为七情所伤，饥饱劳役，日积月累，正气日渐削夺，人多不觉，或虽有感觉，但因影响不大而忽略。这样由功能而及脏器，病已形成，才被引起注意。由于其来渐，其势缓，其伤深，在治疗时要想急切见功，如奔跑太快，必致颠仆。且骤病易起，渐衰难复，因此这类方药，疗效相对地显得缓慢。人们鉴于两类方药的性能不同，常称前者为“霸道”之方，后者为“王道”之方。
　　长于治外感病者，崇“霸道”方而贬“王道”方，认为“王道”方如隔靴搔痒，不能治病，可有可无；长于治内伤者认为“霸道”方最伤正气，稍有过用，往往使病者愈治愈坏，甚至成为坏病。
　　“霸者”方长于攻逐，其力猛，往往看到某个症状明显消失，易被认为“有效”。“王道”方多用于扶正，其效缓，因气血之生长本身就缓慢，易被误认为“无效”。
　　其实两者各有千秋，要点在于用方之准确灵活耳。有一膨胀病患者曾自述，初胀之时如槟榔、木香、牵牛子之类一服即消，继服效果逐渐减小，更医求治，谓过用攻伐，中气不能转输，改用香砂六君子汤，初服三剂，似有效又似无效，又服三剂觉精神好转，胀也有所减轻，以后消消补补，终收全功。以治疗中病人也曾性急，嫌进展太慢，又求医改用攻逐药，两剂后几乎腹胀如故，惊骇之下，才不敢再自作聪明。
　　非“霸道”方不足以却邪，非“王道”方难以扶正，两者不可偏废。古人有比喻“王道”方为“君子”，所谓不求功而有功，不言德而有德，犹如“无名英雄”。其功妙在潜移默化之中。二者或分用，或合用，如十枣汤中甘遂与大枣同用，皂夹丸中之枣膏送服，保和丸之加白术为大安丸。用之得当皆有妙用。
　　叶天士治疗虚损久疾，强调“王道无近功，多服自有益。”我早年读此体会不深，中年对此略有体会，晚年始领会深切。久病正衰，当以“王道”方为主，多服自有益，不可操之过急，欲速则不达。惜乎有的病家只图一时之快，有的医家着眼于急功好利，对于慢性虚损之疾，而行霸道极为有害。临床上以霸道方攻伐无过，加重病情者并非罕见。上工治病，不仅要治病，更要治心，千方百计嘱病人耐心治疗，才是好的医生。此点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中言之颇详，是医之道德也。


缅怀苍生大医蒲辅周先生!!

银花

治外感如将,治内伤如相

王亚当

此医技也。好有启发。

南京陈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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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寄奴

今天是蒲辅周先生逝世29周年纪念日!让我辈共同缅怀!!


蒲辅周，少名启宇，生于清光绪十四年（1888），四川梓潼县西溪沟人。祖父蒲国桢，父亲蒲显聪，皆以医为业，名闻乡里。家境清贫，兄弟姐妹七人，蒲辅周居长，幼时读书，则依靠他母亲何氏的娘家资助。
   蒲辅周自幼勤奋好学，15岁时，开始随祖父和父亲学习医学。前辈对他要求十分严格，常教育说：“医乃仁术，如不下一番功夫，不足以为医。”其时，祖父在梓潼县东街开办了“杏林堂”。蒲辅周铭记家训，白天在“杏林堂”侍诊，晚上刻苦攻读中医书籍，每感购买医书十分不易，多方向人借阅。他曾借得日本学者所著的巨型医书《皇汉医学》一部，该书内容丰富，论述颇精，蒲辅周爱不释手，每晚读至深夜，边读边摘抄，历时数月，方将全书学完。蒲辅周于此颇为感慨：外国人尚对中医有如此精深研究，中国人岂甘自卑？其献身医学之志，益加坚定。
   三年之后，蒲辅周独立应诊于乡。辅周之名，乃此时所取，意在以医术辅助贫弱，周济病人。由于得到家传之秘，又勤奋努力，所以蒲辅周的医疗技术大大长进，深得家乡病人的信赖。
   独立应诊不久，蒲辅周自感初出茅庐，虽然开始有了一点名气，但毕竟是刚刚踏进医学的深宅大院，在临床上有功亦有失，许多医疗问题还须探索和研究，尤其是中医经典著作，更有进行一番系统学习的必要。于是，他断然闭户停诊，花3年时间，集中精力研读《内经》、《难经》、《伤寒》、《金匮》、《温病条辨》等典籍，从中领悟了中医学的许多真谛奥旨，为他的医学事业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与此同时，蒲辅周又善于吸取民间经验，广泛收集秘方验方。如从县中名医龚老先生处得到的眼科秘方“九子地黄丸”，从另一民间医生处得到的伤科良方“百损丸”，屡经试验，疗效卓著，在他临床运用中多建奇功。
   蒲辅周从早期行医开始，就对中医各家学说，能取其所长，不存偏见。不仅努力于伤寒的研究，而且重视温病的研讨。他特别崇尚杨栗山的《寒温条辨》，从中获得许多宝贵的教益。后来蒲辅周在治疗乙脑中总结出的八法（即辛凉透邪，逐秽通里，清热解毒，开窍豁痰，镇肝熄风，通阳利湿，生津益胃，清燥养阴），就是根据杨氏等温病学家的理论经验，结合自己的实践体会而得的。在蒲辅周的倡导下，梓潼中医界伤寒、温病两派，打破隔阂，互磋医术，大兴会诊共商之风。
   在此期的临床实践中，蒲辅周还注意总结失败的教训，精益求精。曾有范姓友人邀他诊病，言身体时冷时热，甚感不适。蒲辅周以为是一般感冒，未加重视，开了一剂辛热解表的麻黄汤予服。未久，范氏之子即告，其父病势加剧。速往复诊，见病人遍体大汗，面色不佳，脉见沉象，方知是温病误作伤寒，用辛热药发汗所造成的。经极力调治，方才化险为夷。此事对蒲辅周震动甚大，深感作为医生，首在认真负责，每遇一症，必加详察细究，否则贻误病人，造成医疗事故。
   蒲辅周在早年行医之际，又常常倾慕范仲淹的德行，在业余颇热心于社会福利事业。他曾组织二十余位医生，在梓潼成立“同济施医药社”，轮流值班，免费为贫困病人诊病施药。后又倡办“平民教养工厂”。此外，乡里间凡修桥铺路诸事，亦乐于承头，慷慨解囊。
   蒲辅周术高望重，地方权势为了拉拢他，曾让他“区正”，实际是挂名的。他为人正真，秉公办事，由此更引起权贵的嫉妒。他遂于1934年离开梓潼，避居成都鼓楼北街。
   此间数年，蒲辅周以医活人，内、妇、儿科俱精，尤善外感热病，诊断精细，辩证准确，用药审慎。他还特别讲究药物炮制，重要方药多在成都名药店“泰三堂”等药店配制，所以，他的方药疗效特佳，治愈了许多重危病人。他平易近人，诊病不论贫富，皆尽心尽力，贫困无钱者，还施以药物。所以，他的医名大振，成为成都孺幼皆知，备受喜爱的名医之一。
   1945年夏末，成都连绵大雨，街巷庭院积满了水。许多小孩患麻疹，发烧不止，疹毒在皮下隐伏，发不出来，医生们用辛凉宣透法医治，不见疗效，患儿丧生者与日俱增。蒲辅周心急如焚，默思苦索几个夜晚，突然从中医运气学说中得到启悟，断定此次成都小儿麻疹，与多雨温热的季节气候有密切关系。于是改用温化之法，在方药中加进麻黄一味，使患儿疹毒豁然而出，热退神清而愈。此法推广，均获奇效，为防治麻疹病立了奇功，被传为佳话。此后，蒲辅周又闻梓潼霍乱流行，日死数十人，即将自己平日积蓄和藿香正气丸处方寄去，嘱咐家人将处方多多抄写，公布各乡；汇款用来购药，按方配制，分成小包，半价散发，贫困者则分文不取，乡人深感其德行。
   解放初期，蒲辅周受聘于西南铁路医院。
   1956年1月，在国务院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蒲辅周奉调北京中医研究院，从事中医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此前，石家庄地区总结了治疗乙脑的经验。1956年8月，北京地区乙型脑炎流行。医院按照石家庄的经验（清热、解毒、养阴），用中药白虎汤和输氧、注射青霉素等西法治疗，均不奏效。有的患者不仅高热不退，而且病势加重。患者急剧增加，疫情大有蔓延之势，严惩危及首都人民，特别是儿童的生命安全。中央卫生部采取紧急措施，组织中西医专家组成乙脑医疗工作组，在北京市传染病院和儿童医院进行观察治疗。在此紧要关头，蒲辅周作为专家组成员，提出独特的见解：用温病治疗原则治乙脑是正确的，石家庄的经验也是很宝贵的，但关键在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辩证施治。中医历来讲究“必先岁气，毋犯天和”，外感热病必须掌握季节气候特点。石家庄与北京的乙脑虽同在暑季，但石家庄久晴无雨，乙脑患者偏热，属暑温，用白虎汤清热润燥，故见奏捷；而北京今年雨水较多，天气湿热，患者偏湿，属湿温。倘不加辨别，而沿有清凉苦寒药物，就会出现湿遏热伏，不仅高烧不退，反会加重病情。正确的办法，是采用宣解湿热和芳香透窍的药物，湿去自热自退。蒲辅周之见，群医称是，即改投通阳利湿法，效果立竿见影，不少危重病人转危为安，一场可怕病疫得以迅速遏止。9月4日，《健康报》在头版中报道了这场战果：“运用中医治疗温病原则治乙型脑炎，北京市不少危重脑炎病人转危为安”，一时在全国传为佳话，中医界尤其为之鼓舞。
   1956年10月至1957年9月，蒲辅周先后在《中医杂志》发表了《参加治疗流行性乙脑炎的一些体会》及《流行性乙型脑炎中医辩证施治的一般规律》等经验总结。此后，蒲辅周又对腺病毒肺炎、冠心病和肿瘤等疾病进行观察研究，总结治疗规律，取得较大成绩。他在担任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人和国际友人的保健工作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并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医学骨干人才。
   1962年，蒲辅周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先后任中共中医研究院党委委员、副院长，国家科委中医专题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和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晚年，蒲辅周因左眼患白内障，视力极差，但仍坚持用右眼阅读书籍，其勤奋学精神不减当年。直至病势严重，才被迫放下书卷。他常告诫家人和学生：人的智力虽各有差异，但贵在勤。医生如果分为三等，他只能算中等。几十年来，他就是靠一个“勤”字，在医学的道路上不断学习、实践和前进的。
   1975年4月29日，蒲辅周病逝于首都医院，享年8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