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近代名医祝味菊史实访查记

学海无涯

近代名医祝味菊史实访查记作者单位:100700　北京,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农汉才　　
　祝味菊(1884～1951),晚年自号傲霜轩主,浙江山阴(今绍兴)祝家桥人。先祖世代业医,童年随父入蜀,弱冠从其姑父严雁峰襄理盐务于成都,其姑父先后请宿儒刘雨笙等授以医经。1917年进四川军医学校,攻读2年后,随该校日籍教师石田东渡日本考察医学。翌年回国,曾任成都市政公所卫生科长、四川省立医院医务主任等职。1927年为避战乱至沪悬壶,曾任神州国医总会执行委员,并与该总会及医界老友等筹办景和医科大学;执教于上海中医专科学校、上海中国医学院,并任新中国医学院董事会董事、新中国医学院研究院院长、新中国医学院附属医院院长兼内科主任。祝氏治学极其推崇张仲景、张景岳诸家,曾提出以八纲论杂病,以五段论伤寒。主张中医改革,1937年与上海西医梅卓生、德国医生兰纳博士等合组中西医会诊所,开中西医结合之先河[1]。祝氏在临床上好用附子,人称“祝附子”。祝味菊到上海后因屡用温热大剂救起垂危病人而名噪一时。因其学术风格与当世的“轻清之风”迥异,也遭到许多非议,但其影响在江南日渐深远,一些温病学派名医当时在其影响下也转而成为善用温热法的伤寒学者,一时在上海形成了颇具影响力的“祝氏学派”[2]。祝氏现已去世半个多世纪了,门人弟子也都相继离世,他的学术至今流传情况如何呢?其生平及论著是否还有更多可追溯的呢?为此,我们到上海、浙江走访了一些仍然健在的祝氏学生、再传弟子及他们的亲属,并咨询了一些研究祝味菊的专家学者,寻访了祝氏的故乡绍兴,对祝味菊的史实进行了一番实地访查。兹汇集考察所得之要,撰文如下。一、祝氏在民国医界的影响上海中医文献馆是上海地区名老中医汇聚之所,馆内八九十岁老大夫仍出诊的不在少数,陈熠馆长、陆鸿元教授、陈明华主任都是祝味菊的再传弟子,江克明教授、邓嘉成主任、杨杏林主任等也都从不同角度对祝味菊作过深入研究。我们的调查就是从这里开始的。陆鸿元教授是原龙华医院院长徐仲才的弟子,他介绍说,徐仲才的父亲徐小圃曾是上海地区的温病派儿科名医,徐仲才的哥哥徐伯远年轻时患伤寒重症,诸医束手,祝味菊却在其高热神昏、病情危笃的情况下,投以附子为主的温热峻剂,竟一夜间大获转机而痊愈。徐小圃为此开始重新思考自己几代家传的医术,他不但虚心撤下“儿科专家”的招牌重新向祝氏学习,还让二子拜师于祝氏门下。几年后,徐小圃就完全转变成了善用温热剂的儿科专家。其二子后也都承袭了此医风。原浙江中医学院的院长何任教授,曾跟随徐小圃学习,他介绍说,徐小圃在处方时无论寒热证,每方必有姜、辛、味(五味子)三药,温热药使用之广泛,已和当时上海“轻清之风”截然相反,且其门庭若市,日门诊量多则可至200余号。然而,中国中医研究院研究员余瀛鳌教授,对此有不同意见。余瀛鳌教授是上海名医余无言之子,幼年随父游于上海中医界。他回忆说,祝氏门诊病人不甚多,无法与徐氏盛况相比。在1962年出版的《近代中医流派经验选集》中,将徐小圃作为“重阳”、擅“温热药”的一流派收录。近年来有学者研究认为,在近代上海地区出现的一批擅用附子的名医存在着一定的学术渊源关系,他们形成了具有学术继承关系、共同学术特点的医学流派,其中就是以祝氏为“鼻祖”[3]。陆鸿元教授还介绍说,当年上海名医章次公才高八斗,几乎无人能令其称服,但惟对祝味菊常称赞有加,钦佩不已。首届全国名老中医学专家颜德馨教授,曾跟随祝氏抄方学习,他介绍说,许多祝氏门诊病人都是一些同僚在束手无策后推荐而去的,祝氏对自己的医术有很强的信心,在临床上的确也经常创造奇迹,救常医所不能救。祝味菊最有名的弟子是著名中医陈苏生(1909～1999)。其7个儿女中惟一继承父业的是女儿陈明华大夫。但其子陈明强、陈明康等对父亲治学经历也非常熟悉。他们介绍说,陈苏生早年曾拜钟符卿、沈仲芳等为师,悬壶不久后就声名大振。但在陈苏生34岁时,其姨丈家中先后3人罹患伤寒,陈苏生多方努力,并遍请中西医名家,结果都以失败告终,陈苏生深感负疚,决计再访名师,重研医理。1943年,陈苏生结识了祝味菊,经过几度辩论和长谈,陈苏生大为折服,终于第3次拜师,投于祝氏门下。陈苏生的这次拜师,当时在中医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符铁年就曾楹联祝贺。陈家至今还珍藏着这付对联,他们热情地为我们展示了当年的墨迹。正联为:“早为海上悬壶客;今是山阴入室人”。联中注词为:“苏生仁兄受学于山阴祝味菊先生之门。先生日与讲论,辄笔记之,动数千言。先生未尝不点首称善,以为凡所启发,悉能领默喻达之于文。常谓门弟子中,无出其右者。师弟之间,相得益彰矣。倾出纸属书楹帖,因撰十四字奉赞。癸未新秋铁年符铸两记于脱静庐。”陈明强介绍说,其父在拜师后,益加勤奋。当时祝陈两家相距不远,陈苏生每周至少三次要到祝家探讨学问,常常夜半才归,回家后还要笔录当日之问答,将其命名为“师门问答录”,如此竟持续了五六年之久,后整理为《伤寒质难》。陈苏生一生治学严谨,其座右铭至今仍为其子女传诵:“学问如叩钟,大叩则大鸣,小叩则小鸣”,这大概也反映了陈苏生在选择《伤寒质难》体裁时的一种倾向。据陈氏兄妹介绍,《伤寒质难》出版时,医学界有很大震动,当时许多名医如陆渊雷、章次公、程门雪等都送来赞贺之词。其中,陆渊雷对《伤寒质难》的偏爱恐怕无出其右了,他以对联赞曰:“弘愿欲除一切苦;奇书不数千金方”。并注之曰:“苏生贤兄同道从我交祝君味菊游,既尽其学,乃播之简编,用传久远。不慧尝获先睹,以《素问》笔调,商贯科学,生面别开,赠之以联,即祈两政。戊子春陆渊雷并识”。其后,陆渊雷进京参加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时,曾携此书在与会的中西医同道中散发,征求《质难》之质难,在医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4]绍兴妇儿医院的陈天祥主任研究祝味菊已多年,曾走访过陈苏生。他介绍说,祝味菊当年在上海锋芒毕露,过于开罪温病学派,得罪同道太多,为此也遭到过许多非议和排挤。连徐仲才对其父徐小圃医风的改变也称:“在旧社会这样广泛运用温阳药,颇受非难”。

胡不群

祝味菊老，刚介诚笃之君子也，读此文怀思益增！谢谢转帖！

却波渔翁

拜读！

读此文,对祝味菊先生又多了些了解.

五积散

看了好几遍。

学海无涯

[5]二、祝氏医学的流传在我们走访上海中医文献馆、上海中医药大学、上海龙华医院、绍兴中医院、浙江中医学院的过程中,当问及祝味菊,几乎中年以上的医生和学者都知晓,但他们都更加熟悉“祝附子”的称号,有的还能细述“五段八纲”学说的体系和内容;当问及应用情况时,几乎没有在临床中完整使用“五段”学说的,而对祝味菊的兴趣都集中在对“温热剂”和附子的应用上。颜德馨教授在上海国医学院学习时,曾跟随祝味菊抄方。他认为祝味菊能够在丁派为天下的上海大胆使用附子,除了他的辨证思路独特外,还与他使用的附子的特殊炮制方法有关。祝味菊一般都使用松花粉炮制的黄附片,而在此之前,上海并无这种炮制方法。黄附片毒性小,往往可用至一两,至于这种炮制方法是否源自四川,尚待考证。在临床中,颜老没有直接应用五段八纲学说,而是发展了祝味菊对正气和温热法的认识,在临床中善于运用附子来扭转正邪相持不下的局面,特别是对于一些慢性病,如鼻炎、痹证、久排不下的结石等,但往往也都是中病即止。颜德馨教授的弟子邢斌,也热衷于对附子的研究,他已经对近现代一些善用附子的大家作了较全面和系统的整理研究,他编纂的30万字《危证难病倚附子———近现代名医运用附子经验荟萃的经验集》也已脱稿。他目前在临床中也积极地探索和实证着附子的应用。中国中医研究院研究员费开扬教授介绍说,他曾于“抓药的柜台”上“偷习”祝氏方药,他认为祝氏的温潜法常能突破临床上许多常规难以解决的问题,例如,肝阳上亢导致的高血压,羚角钩藤辈往往不能获效,而附子、灵磁石之配伍运用则常有奇功。何任教授和江克明老师认为祝味菊比较“偏激”。何任教授在上海新中国医学院学习的时候,也曾到祝氏门诊里学习过,而祝味菊的自信和使用附子的胆识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江克明教授多年从事临床和方剂学的教学,他从方剂学角度对祝味菊的医案有过很多研究。他认为,正是祝味菊这样对附子的“偏执”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资料,也正是“偏”才给中药的研究和发展指示了方向。例如,现代对附子“强心”作用的研究,祝氏的临床实践就给了我们很好的提示。陈明华主任在临床中一直实践着其父陈苏生的医理医术,她介绍说,陈苏生完全掌握了祝氏医学的精髓后,又根据江南人的体质特点,融会了沈、钟二师的“轻灵”之便,在临床中对温热药的运用更趋稳健,也常能以大量附子之剂速起沉疴。陆鸿元教授认为附子“独任为难”,祝味菊能得力于附子,在于配伍,例如配磁石、龙牡、石斛等,他在临床中也经常采用这些配伍方法,用于冠心病、脑干综合症、脊髓空洞症、异常出汗等,疗效很好,而且也常用于膏方。他还介绍说,目前在上海的许多基层医生如厂医等仍敢于常用附子,而“丁派”医生很少用附子,与他们所面临的病人阶层有很大关系。陈天祥主任认为,附子“出乱”主要是因为它的“浮性”,祝味菊用磁石、龙牡等来配伍,正好达到了“制暴为良”的效果。陈天祥主任是绍兴妇儿医院的儿科专家,鉴于这些经验,他目前对于一些两三周岁的幼儿,也常用10克以上的附子,安全且有效。他介绍说,关键在“配伍”。何时希认为,“《金匮》用附子者18方,与附子相配之药有45种,‘八阵、八法、七方’之类均有,可知祝氏是得仲景真髓,而自多启悟,遂成一家者。”[6]三、祝氏论著祝氏为一代名医,其著作和论文是考察其学术思想的最重要的史料。调查中据杏林主任介绍,祝氏1931年与弟子罗济安编写了《祝氏医学丛书》,其中刊行的有《伤寒新义》、《病理发挥》、《诊断纲要》。该书今多馆有藏。1944年起祝氏与弟子陈苏生质疑问难,编成《伤寒质难》6卷,《济世日报———医药卫生专刊》于1947年第2期开始连载《伤寒质难》,此刊物至今仍在,1950年上海大众书局将全书成册刊行。但我们在这次实地调查中,发现此书流传极少,《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亦未著录。个别有收藏者,也视为珍藏,绝不外借。另据正在德国从事中医抄本研究的郑金生研究员告知,最近已发现该书的稿本藏德国慕尼黑医史研究所。该稿本中保留了一些最原始的资料,可为我们考察该书的编撰提供直接的材料。另外,我们在上海图书馆近代文献资料室里查阅民国的中医报刊时,陆续发现了十数篇祝氏曾发表的文章,这些文章不但生动地反映了祝氏生平的学术活动,而且从另一侧面也体现出了民国期间中医学术交流的活跃气氛、中医兴学办教育的情况及中医界在逆境中积极抗争的风貌,兹引以下:“改进中医程序之商榷”:《神州医药学报》“论坛”栏目,1914,2(4);“交肠”《神州医药学报》“医话”栏目,1914,2(4);“伤寒论注释”《神州医药学报》“医书”栏目始连载,1914,2(3);“读绍君医政统一论的谈话”《医界春秋》,1927,2(14);“双十节以后应注意的病”《医界春秋》,1928,3(双十节特刊);“金匮新义之鳞爪”《医界春秋》,1944,8(14);“中西医学概论”《医界春秋选》第一集“特载”,1927,(8);“营卫官能之一般病理”《自强医学月刊》,1929,(1);“病理学讲义”《上海国医学院院刊》,1929,(1);“正气与治疗关系”《上海国医学院院刊》,1929,(2);“国医之危机”《医报》,1932,(1);“对中央国医馆整理国医学术标准大纲之意见”《医报》,1932,1(4);“脉学举隅”《自强医学月刊》,第9,10,18,19期连载;“伤寒质难”《济世日报》“医药卫生专刊”,1947,1(2)开始连载;就职上海新中国医学院研究院院长的就职宣言、施政纲领”,《申报》1936年1月10日。杨杏林主任研究近代中医教育已多年,编写了民国上海三大中医名校的校史《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校史》、《上海中国医学院校史》、《杏苑鹤鸣———上海新中国医学院校史》,书中收录了许多珍贵的史料,其中就有祝氏从教时的一些言论,特别是祝味菊在担任上海新中国医学院研究院院长时的活动及言论。祝味菊生前未辑录和整理临诊医案,但其某些弟子在随诊时曾笔录了部分病案。江克明教授介绍说:祝氏弟子王兆基生前与其交往甚密,王兆基在随诊中积累了许多祝氏病案,王兆基也曾挑选出许多有代表性的病案与其共同研究,并将之发表于杂志。王兆基去世后,所有书稿交与夫人,殆其夫人离世,其余的祝氏病案也就下落不明。四、祝氏医学的师承与传承祝味菊的学术理论及临床风格与世迥异,独树一帜,然其中医临床的师承却始终是个谜。书载祝味菊“先祖世代业医,从小耳濡目染”[7],因其故乡绍兴并无类似医派,可知祝味菊并非秉承自家医风。《伤寒质难》载,祝味菊髫龄入蜀,在姑丈严雁峰家长大,自幼喜医。严雁峰曾为其三延名师讲解医经,但每次都因老师回答不了祝味菊的提问而自动辞去,最后严雁峰不得不亲自教他。为了解严雁峰对祝味菊学术思想所产生的影响,我们追寻了严雁峰的生平与学术思想。严岳莲(1855～1918),字雁峰,清末陕西知名学者、藏书家,后到四川贩川盐,家境富足,其藏书楼被称为“贲园”,内有5万余卷藏书,经、史、子、集皆备,尤以全国各地方志和中医秘籍为两大特色[8]。祝味菊亦称,“中国医籍泰斗在此”[9],且其中有“日本丹波聿修堂丛书、北宋圣济总录及明刻医统正脉等籍皆寻常不可多得之书”[10],严雁峰不但酷爱藏书,而且还亲自点校、编纂、刻印图书。严氏与道士阎永和交好,1900年,他与阎永和、贺龙骧等对《道藏辑要》进行了第二次修订。1908年,严氏编纂了《医学初阶》等,另编有《渭南严氏孝义家塾丛书》,内有经传、训诂、音韵、中医药学等内容[11]。祝氏于其家中也尽得其藏而广览之。而在祝味菊的医学思想中,其“重阳理论”、“本体疗法”、“自然疗能”等,都带有很浓厚的道教医学色彩,这也许是受其姑丈的影响。另有一些学者把近代四川地区一批善用温热药的医家称为“火神派”,如郑钦安、吴佩衡、卢铸之、沈绍九、曾彦适、祝味菊等[12],吴佩衡后到昆明行医,把一些附子的用药经验带到了云南,也产生了较深远的影响,祝味菊在四川是否与他们有过交往或师承关系有待进一步考察。祝味菊一生学生颇多,入室弟子也较多,陆鸿元教授称,其入室弟子约有20多人,如罗济安、王均仪、陈苏生、胡觉人、康立人、徐仲才、王兆基、徐伯远、王云峰、郑邦达等,有许多人都成为建国前后中医界承前启后的栋梁之材。另外,陆老还介绍,祝味菊与弟子胡觉人的口音被传为趣事,胡觉人曾是大公报的记者,后跟随祝味菊学医,胡觉人是四川人,幼年迁至绍兴,师徒二人一个是“讲四川话的绍兴人”,一个是“讲绍兴话的四川人”,彼此相映成趣。陈明康介绍说:1951年祝味菊因喉癌去世。1950年祝味菊患病后,诸弟子曾陪其到宁波一寺庙烧香祈愿并合影留念,这大概就是他们师徒几人最后的合影,陈家至今还保存着这些照片。陈明强还介绍说,祝味菊的子孙均未承医业。在绍兴,我们走访了曾在上世纪80年代参与编纂《绍兴县卫生志》,负责中医历史人物调查和整理的董汉良、陈天祥、郑钦荣等老师,他们当年为编纂曾专访过祝氏的一些入门弟子。陈天祥主任从陈苏生处得知祝味菊病逝后其族人将其回葬于绍兴。董汉良教授介绍说,上世纪80年代,祝氏家族中尚有一人于绍兴业医,目前在绍兴中医界已不再有祝氏家族中人了。另外,为寻访其故居,我们几经周折找到了“祝家桥”的遗址[13],祝家桥已被一无名新桥代替,但仍有一“祝家岸”的牌坊极不协调地与一片新式楼房并立,这里已变成纺织厂的宿舍区,原来的祝氏家族早已迁散,其族谱也毁于“文革”。以上是关于近代名医祝味菊史实的实地访查报告。今年适逢祝味菊先生诞辰120周年,谨以此微薄的工作来表达后学纪念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