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作]淺述吳有性生平事跡

清風管略

[愚作]淺述吳有性生平事跡 (為方便記憶，以七字作句，請大家指正)
明末災亂戰禍生  溫疫流行遍中土  時醫不識病因症  攻補失序枉死多
江蘇震澤吳又可  靜心窮理探因由  六淫以外一異氣  觸之即病傳變速
口鼻而入伏膜原  九傳分型定傳變  創立達原三消劑  表里分消邪自潰
下不厭早用大黃  忌投參朮防邪留  總結經驗成學說  著立溫疫二卷論
救下蒼生千人命  流芳後世萬人頌

秦越人

下面引用由初学者在 2004/05/01 04:58pm 发表的内容：
您从医几十年，想必体会颇多，想学学，可以吗。我的QQ：358602116. ...

初学者先生，您好！
jqjqjq2001 即是本论坛版主所以然先生，据我所知，目前所以然先生在外地学习考察几个月，先生的要求尚须时日等候答复。

初学者

很受启发。中医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是历代无数为医者不断实践与思考的结晶，难免有其局限性和片面性。吴又可是有思想的，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勤于思索善于总结从而敢于向传统理论挑战。我认为他的“一药治一病”的想法不光来自“生克制化”的理论，更来自自己的实践和民间的登不了大雅之堂的偏方。很多事例表明原来须辨证的病后因特效药问世而不再需辨证了；这个问题应引起我们重视，反复问几个为什么！归根结蒂还是认识问题，受传统理论索缚太深往往无所突破，凡有突破的必定在认识上有所更新。我亦同意您的三个层次的划分，您从医几十年，想必体会颇多，想学学，可以吗。我的QQ：358602116.

jqjqjq2001

《瘟疫论》的科技成就与突破
我作为一个吴医的后代，继承和发展吴医的精粹是我的历史责任。二十年来我对吴中医家和医藉作了大量的研究整理工作（发表过十几篇论文，出版了四部书）。在这个过程中，我认为我们吴中最能突破创新的医家是吴又可，最有科学价值的著作是《瘟疫论》。其中抗感染医疗学方面的科技突破及其创新精神尤足我等继承与发扬。
众所周知，《瘟疫论》是我国第一部传染病专著。在明代以前，中医治疗急性感染性疾病都是依据《伤寒论》进行治疗，科技的发展受到很大的束缚与局限。明末清初，兵灾不断，饥荒连年，瘟疫肆疟，据载其间全国发生的瘟疫大流行多达三十多次。吴中医家吴又可深入疫区，对瘟疫之病因、病理、症状、发病规律、病理变化与治法方药进行了大量的医疗实践和观察研究，并加以系统探讨和全面总结，提出了以：“攻邪为第一要义”的积极主张和开泄募原、急证急攻等治疗原则，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其中有很多学术观点已被现代微生物学及传染病学理论证明是科学的、领先的。主要内容概括如下：
    病  因：他把这些引起急性感染性疾病的病原体统称为“杂气”，而其中引起某些烈性传染病的病原体因其致病毒性强烈，则称之为“戾气”。
    流行特点：瘟疫有很强的传染特性和致病毒性，这是瘟疫与伤寒发病的明显区别。——“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甚至“合门传染”。发病急，传变快——“因其毒甚，传变亦速”。“一日之间，而有三变”。
    易感因素：与人体的正气强弱有关。（“本气充满，邪不易入”。他举了一个实例：“昔有三人冒‘雾’而行，空腹者死，饮酒者病，饱食者不病”。）  与病原体的致病毒性有关。（“若其年气来之厉，不论强弱，正气稍衰者触之即病，则不拘于此”。）   与社会因素和自然因素相关。（多见于饥荒兵灾，饥饱劳碌，忧思气怒，正气破伤，免疫力降低，这些都是瘟疫的易感因素。）
    传染途径：邪自口鼻而入。“邪之着人，有自天 ( 环境 ) 受之，有传染( 接触 )受之。”
    临床表现：多样性、传染性。（“杂气为病，一气自成一病。”即相同的病气致病，可有相同的病理表现。所谓：“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从”。“众人触之者，各随其气而为病焉”。）又因杂气——病原体的种类繁杂，故可导致多种瘟疫的流行。（如：大头瘟、蛤蟆瘟、瓜瓤瘟、疙瘩瘟、痢疾、霍乱、绞肠痧、疟疾、痘疹、发颐等，包括疔疮、痈疽、甚至猪、羊、鸡、鸭病瘟亦皆杂气所为。）临床可见发热、战汗、头痛、身痛、便秘、腹泻、发黄、出血、发斑、口渴、烦躁、昏迷、体厥等急性感染性疾病特有的症状与体征。
    病理变化：瘟疫初起，邪自口鼻而入，客于募原之间( 此时便进入了潜伏期，潜伏期通常在2～15天不等)。入于募原之邪可以“伏而不发，不知不觉”；或“其人正气素胜，又因所感之邪本微”而不药自愈；否则，病邪“或外传于经、或内传于腑” ( 即所谓“九传”)，而出现各种临床症状。
    治疗大纲：吴又可提出“逐邪为第一要义”、“急证急攻”、“因证数攻”等观点，认为控制感染是愈病的关键，主张积极的抗感染疗法。邪在募原，宜达原饮疏利祛邪；外传于经，用白虎汤解肌透表；内结胃腑，予承气辈逐邪拔毒；疫后调理，以清燥养营汤滋阴养血。
笔者认为吴有可的科技成就和革新精神主要反映在如下四个方面：
守古法不合今病说
吴又可看到当时医界在诊治瘟病时一概沿用伤寒旧法，皆以《伤寒论》为蓝本，宗六经辨治。“所记所诵，连篇累牍俱系伤寒，及其临证悉见瘟疫，求其真伤寒者百无一二”，造成无数瘟疫患者被失治、误治而丧命的现状，大声疾呼“守古法不合今病，以今病简古方，原无明论。”指出伤寒与瘟疫在病因病理和症候表现诸方面乃有霄壤之别，其中最大的区别是伤寒的病因是六气，瘟疫的病因是杂气；“伤寒不传染于人，时疫能传染于人。”同样在治疗时亦应区别对待：伤寒汗解在前，时疫汗解在后；伤寒投剂可使立汗，时疫汗解俟其内溃汗出，自然不可以期；伤寒解以发汗，时疫解以战汗；伤寒发斑则病笃，时疫发斑为外解；伤寒初起以发表为先，时疫初起以疏利为主。吴氏能在以伤寒论通治外感病的当时敢于说“不然”，自创积极攻邪的抗感染疗法，将中医治疗瘟疫的疗效明显提高，并使吴中医学在抗感染治疗学方面学术水平在三百年来一直居于全国乃至世界领先的地位。
杂气病因说
吴又可主张“凡病先有病因，方有病证”，要揭示瘟疫的发病规律必须先弄清其病因。对于瘟疫的病因明代以前的医家都认为是由于气候反常引起的。所谓非其时有其气，例如春应温而反大寒，夏应热而反大凉，秋应凉而反大热，冬应寒而反大温，这种反常的气候成为病因导致瘟疫的流行。也有人认为与特殊的地理环境有关，例如“岭南瘴气说”等。吴又可提出“余论则不然”，“瘟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他把引起瘟疫流行的异气统称为杂气。吴氏能够在显微镜发明之前的十七世纪大胆推断：瘟疫流行的原因是由于杂气(一些肉眼看不见的、无色复无臭的、客观存在而又有物质基础的病原体)在人群中互相传染的结果。而且其所论述瘟疫病的传播规律与现代微生物学、传染病学大体吻合，这也是了不起的科学成就。
他在明辨病因的基础上，创用开泄募原、通腑解毒等中医药疗法亦是很科学和有效的，是经得起重复检验的。例如清代吴中名医曹登瀛《温毒病论》中载：乾隆丙子(1756)年江南瘟疫流行，“治法多遵吴氏而变通之，往往应手取效。”
邪入募原说
吴又可认为瘟疫初起，疫邪自口鼻而入，可以潜伏于募原之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伏而不发，不知不觉”；或“其人正气素胜，又因所感之邪本微”而不药自愈；否则，病邪“或外传于经、或内传于腑”而出现各种临床症状。吴氏的邪入募原说与现代传染病学的潜伏期理论是基本一致的。而传统中医强调辨证施治，重视症候治疗学，无症可辨时也就无药可施，这显然局限了中医学的发展。但是吴又可并没有受旧的传统框框所束缚，他认为人体在感染瘟邪后可有一个潜伏期，即所谓“邪伏募原”，而募原的位置大致在胃肠与夹脊之间，亦即血管、淋巴和神经主干的集合区。由于该处既不属于体表，亦不属于脏腑经络，所以没有现成的方法可套用，于是他自创达原饮，以将潜伏在体内的病原体驱逐排泄出去，达到预防和控制发病的目的。吴又可的这种思路和方法也是对中医诊疗学的重大突破。现在我们知道许多疾病都存在潜伏期，例如乙型肝炎、爱滋病乃至“非典”等都可有一个相当长的潜伏期而不出现任何临床症状，而迄今为止尚无理想的治疗方法。笔者认为完全可以借鉴吴氏开泄募原的思路与方法，将其应用于防治类似上述病种的治疗，很有可能会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一药治一病说
吴又可依据古代生克制化的哲学思想，认为某种瘟疫既然是由于特定的疫气所致，人们必定能找到某种特效药物来制服它，最终达到“一病只有一药，药到病已，不烦烦君臣佐使品味加减之劳”的理想境界。吴氏在他的有生之年为搜寻治疗瘟疫的特效药物作了有益的探索与努力。笔者认为吴又可“一药治一病”设想的境界是极高的，虽然这个提法一直未能被人们所重视，认为有违辨证论治之天条，或是认为这一设想不可能实现。但随着中医药自身的不断发展，中医治疗学将可大体分成三个层次：初级层次便是辨证论治，这是入门的基础，也是把治疗学导向深层次的基础；中级层次则是辨病论治，这是首先辨别病种、病因、发病阶段，然后明确病证选方用药，寓辨证于辨病之中，如当今许多中医院之专科、专病、专方、专药模式即属于此；最高层次则是“一药治一病”的治疗学，那是在大量的辨病、辨证治疗经验的基础上，筛选出来之最优化的、十拿九稳乃至百无一失的疗法。例如从人痘基础上发明的牛痘接种术最终消灭天花，用中药青蒿中提取青蒿素控制疟疾，从蔓陀萝中提取阿托品抢救有机磷农药中毒等，都是成功的先例。因此笔者相信，吴又可“一药治一病”的大胆设想很可能将在二十一世纪内变成历史的现实。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体质因素的差异、病程阶段的不同以及亚健康状态的存在等，在实施一药治一病主体方案的前提的同时尚宜结合辨证施治疗法以提高疗效，缩短疗程。从这个意义上讲，辨证施治仍然是中医治疗学的基础。
    应该看到：    自从明末吴又可《瘟疫论》开创了温病理论之先河，继之清初叶天士的《温热论》和薛生白的《湿热论》的问世，由此形成的吴门医派使中医治疗感染性疾病在方法学上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并在三百多年内一直居于国内外科技领先的地位。但是随着近百年来西医输液疗法及磺胺、抗生素类药物的发明应用，体现其方便、快捷、药理明确、效价高等特点，使中医药临床（尤其是急症、病区）抗感染方面的优势逐渐丧失。而今我们中医药正面临着西医药越来越强力的挑战，这是科技实力的较量，落后就会挨打，就会淘汰。目前我们很多中医医院急症、病区的中药使用率都不作出深远的的是很高，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笔者自中医学院毕业已近二十年，最近看到来我院实习学生的教材真是令人担忧，例如方剂学还是用君臣佐使等模糊概念来编纂，中药学还是用四气五味等经验理论来演译，“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教学方法是不能实现中医现代化的。说明这些年来我们的中医高等学府和科研机构在中医基础、中药化学、中药药理及配伍原理等方面进展相当缓慢。
今天我们通过中医药抗感染历史现状的反思，无意挫败我们振兴中医药的信心，相反笔者认为中医药在抗感染方面的研究开发仍然是大有可为的，例如某些清热类、芳香类、活血类、富含多糖类中药都具有直接的抑菌、杀菌、抗病毒、清除细菌病毒草的毒素和病理产物、改善微循环、激活和提高人体免疫机能等综合功效，前人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为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需要我们发扬吴又可那种突破旧说，敢于创新的精神，充分应用各种现代科技手段，加强对中医药抗感染方面（如有效成份、作用机理、代谢过程、剂量及效价等）的探索与研究，把经验上升为理论，从偶然性中发掘其必然性，使中医抗感染疗法在方便、快捷、安全、综合疗效诸方面超过西医，重新确立中医药学在抗感染方面的优势和领先地位，这将会对世界医学史的发展影响和划时代的贡献。

我们研究历史,除了要澄清历史之泾渭原貌、探究事件的因果得失外，
更要懂得“以史为镜”的道理，透过历史展望未来，让历史明镜的光
芒照亮我们前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