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系统的确认（3）— 系统如何永远保持最大适应度

杨鸿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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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系统的确认（3）— 系统如何永远保持最大适应度
第142篇  生命系统的确认（3）— 系统如何永远保持最大适应度《目录》
作者：
中国医药信息学会北京分会后现代理论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杨鸿智
yanggates.51.net

第142篇  《生命系统的确认》（3）— 系统如何永远保持最大适应度《目录》
第143篇  获得性遗传理论发展历史
第144篇  关于获得性遗传问题的争论
第145篇  生物进化论的发展
第146篇  适应性突变
第147篇  复杂理论在获得性遗传问题中的应用
第148篇  物种如何飞上新的适应性山峰
第149篇  现代进化论者的预适应理论
第150篇  卢里亚的生平
第151篇  细菌基因突变研究的现代内容
第152篇  “转座子”基因使获得性遗传理论得以确立
第153篇  麦克林托克的生平
第154篇  介绍《情有独钟——麦克林托克传记》
第155篇  细菌遗传物质的现代研究
第156篇  “相容突变”与“不相容突变”

南京陈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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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鸿智

三  德尔布吕克与噬菌体研究小组
以德尔布吕克为首的噬菌体研究小组是卢里亚发现细菌基因随机突变事实的重要环境，了解这个小组的工作对了解卢里亚是十分必需的。为此，给读者介绍一下这个小组的情况。资料来源于互联网，作者不详。
摘录如下：
《  德尔布吕克与噬菌体研究小组  》
噬菌体研究小组是由不同大学的科学家在一起或者分散地研究病毒细菌即噬菌体的非正式的组织，其核心人物是德尔布吕克（Max Delbruck，1906－1981）、卢里亚（Salvador Luria，1912－1991）和赫尔希（Al Hershey，1908－），他们于1969年共同分享了诺贝尔生理医学奖；其杰出人物还包括因发现DNA螺旋结构而1962年获诺贝尔奖的沃森和1975年获奖的杜尔贝科（Renato Dulbecco，1914－），其他成员还有核链式反应之父西拉德和原子科学家默里森（Phillip Morrison）等。
　　德尔布吕克早期的兴趣是天文学，当意识到德国天文学在20世纪20年代已经衰败后，便转向了量子力学。1931年的夏天德尔布吕克来到哥本哈根，在玻尔的指导下学习。后来噬菌体小组的开放、批评的学术风气也得益于此。他也曾同迈特纳一起工作，但是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的科学气氛使他无法忍受，1937年他得到洛克菲勒基金的赞助而到了美国，1938年迈特纳等人就发现了核裂变现象。
　　德尔布吕克对生物学的兴趣也是受到了玻尔的影响。他认为物理学的互补原理可能与生物学有类似性，沿着这条道路研究会有新的收获。特别是1938年8月玻尔在一次国际会议上，提出了生命过程是物理和化学过程的互补的观点，直接使德尔布吕克的兴趣由物理学转向了生物学。
　　1937年他曾希望到加州理工学院摩尔根的实验室谋求职位，研究果蝇。但到达帕萨迪纳后，他遇到了艾里斯（Emory Ellis），艾里斯把噬菌体介绍给了德尔布吕克。德尔布吕克深厚的物理学背景知识使自己马上认识到了噬菌体的重要性：噬菌体对生物学就相当于氢原子对物理学一样。
　　1940年德尔布吕克在范德比尔大学获得了一个职位。1941年在美国费城召开的物理学会的一次会议上，德尔布吕克遇到了卢里亚。出生于意大利的卢里亚虽然不是物理学家，但对物理学感兴趣。两人在噬菌体这个话题上产生了共同的兴趣，来到了位于纽约的内外科医学院卢里亚的实验室，进行了两天的实验，奠定了他们后来十多年合作的基础。1941年夏天， 德尔布吕克计划参加在冷泉港举行的年度学术会议，邀请卢里亚前往，以便在会后的时间继续实验，卢里亚接受了邀请。噬菌体小组就正式诞生了。1943年，德尔布吕克邀请在华盛顿大学进行噬菌体研究的赫尔希到范德比尔大学共同做一些实验，这样噬菌体小组的3个核心人物真正走到了一起。
　　德尔布吕克是这个群体的精神领袖，一个具有超凡魅力和才华横溢的、由物理学转向生物学研究的德籍科学家。首先是德尔布吕克把噬菌体的研究从含糊的经验知识变成了一门精确的科学。他分析和规定了精确测定生物效应的条件，与卢里亚一起精心设计出定量的方法，并且确立了统计求值的标准。有了这些，才有可能在后来展开深入的研究。德尔布吕克和卢里亚的长处或许主要在于理论分析，赫尔希则突出地表现出是一位非常熟练的实验家，他们三位在这些方面也是很好的补充。
　　克兰在《无形学院》中，认为噬菌体研究小组的许多特征和在法国活跃了30年、数学上著名的布尔巴基学派有相似之处。例如，在研究领域中提出激进的新方法；小组成员对彼此的著作持强烈的批判态度；道德高尚；有清楚的研究风格；有几个声誉极高的领袖人物，它们在很长的时间里保持了对小组的献身精神；小组内威信较低的成员是流动的；容易吸收新成员；小组中很多成员是分散的，小组的活动集中在他们的领袖人所在的一个或两个研究机构5 。
德尔布吕克是一位物理学家，卢里亚是一位内科医生，赫尔希是一位生物化学家，他们三个人互相配合，奠定了成功的基础。他们各有自己的学术背景和研究方法，因此能够对一些根本问题展开真正的“集中攻击”，他们各自独立工作，但又保持密切的联系。起初，他们形成自己的学派，他们所创造的富有启发性的学术气氛吸引了一些来自不同领域、有着许多不同观点的有才华的科学家。在他们的指导下，事业以爆炸性的速度向前发展。1943年，德尔布吕克和卢里亚证明，在对噬菌体敏感的细菌培养液中，由于自发变异和选择，出现了对噬菌体有抵抗力的变种。1945年，赫尔希和卢里亚各自独立的发现：噬菌体和它们的寄主菌体一样发生自发的变异。1952年，赫尔希和助手蔡斯（Martha Chase）病毒传递和复制遗传特性时核糖核酸起着基本作用。1953年，受到这个研究结果的启发，沃森和克里克提出了脱氧核糖核酸的双螺旋结构。德尔布吕克后来指导博士后研究生杜尔贝科介入肿瘤病毒学的研究，杜尔贝科由于发现肿瘤病毒和细胞遗传之间的相互作用，1975年与巴尔的摩、特明（H.M.Temin，1934－）分享了诺贝尔生理医学奖。
摘录完毕。
四  卢里亚的传记《 熊掌与鱼——一位诺贝尔奖得主的精神历程 》
如果读者想进一步了解卢里亚的事迹，可以看卢里亚的传记《 熊掌与鱼——一位诺贝尔奖得主的精神历程 》。下面请看从互联网上下载的有关这本书的介绍：
一幅栩栩如生的西方科学家的自画像
——评介《熊掌与鱼——一位诺贝尔奖得主的精神历程》
傅　杰
青岛出版社最近推出了一个《柳叶刀译丛》，其中的《熊掌与鱼》吸引了我。这是一部1969年生理学或医学诺贝尔奖得主之一的S．E．卢里亚自传的中文版。这部15万字的译著把一位著名的西方科学家一生生活的主要侧面透明地介绍给读者，使读者通过这位意大利裔的美国科学家漫长的生活道路了解许多西方科学家的科学哲学观、政治观、宗教观、婚姻家庭观。这在国内的译著中是很少见的，加上优美的译笔，它使中国读者获得对西方科学家的较为全面的理解，我认为是很有价值的。
      我从事西方科学家，特别是生理学或医学诺贝尔奖得主的科学哲学和社会学的研究多年，从文字上读到他们的传记和自传已经不少，但是如此深邃的作品还是很少见的，尤其是中文版本的。这本著作从科学哲学与科学的社会学角度讲述了作者自己科研成果取得的诱因，这就是两次意外的生活事件给他的灵感，吃角子老虎机和一支已经打碎的试管，而这正是原书的题目（顺便说一下，译者将它意译成《熊掌与鱼》实在是一种创新之举）。作为一位科学家，特别是荣获了诺贝尔奖的科学家，重点探讨自己成果的起源，他的灵感的诱发因素，实在是特别生动和真实的。这样的著作在科学史上实在是太少了，因为很多这样的实例却出于外人之手，或者是记者，或者是传记的作者，或者是科学史的研究者。这一部分占了全书的四章，即40％左右的篇幅，也是自然而然的。
      值得读者们关注的却是他的政治观与宗教观。作为二战期间的敌侨，他们不关心政治本来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明哲保身才允许他们在那样的年代安静地生活下去，可以继续从事他们的科研与教学工作。从40年代养成的这种不问政治的态度，例如与他同时获奖的德裔美国科学家德尔伯吕克就是这样，也就是说在战后一直保持了下来。但卢里亚却不然，他一贯关注着政治问题，无论是美国国内的还是国际的。这方面的内容很丰富，人们可以看到一个十分活跃的关心政治的科学家的身影，特别是反对越战时的口号：“停止轰炸！”简直有其现实意义。
      作为一个犹太人的卢里亚在对待犹太复国主义问题上的正义立场也是符合一个正义科学家的逻辑的。他说他和“许多非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人一样，对以色列人民的技术和文化成就怀有敬意”，但他“从一开始，就对建立一个犹太人国家，而不是多民族的和无种族界限的国家感到不安”。卢里亚批评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为代表的阿拉伯人民的蔑视态度，并且指出这种优越感的根源，可谓是很有见地的。他公开指斥“以保卫自己的生存权利的名义，蜕变为权力政治”，特别具有现实政治意义。不幸的是在过了二、三十年后的今天，中东和平进程还是那样地艰难。
      在一个以唯物主义作为主导的哲学观的国家里长期生活的我们，对于西方科学家如何协调他们的科学观与宗教观的问题，一直是很感兴趣的。卢里亚自传中的这一部分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实例。他说他有一个“成熟的”宗教观：“宗教总是一种人类想象的产物……借助于它，人类渴望对自己生存条件做出解释”。同时他奉行一个原则：“我并没有成为任何特定宗教团体的成员”。他甚至洞察到，有些“教会通过对权力的追逐以满足非理性的欲望”，“这种经文用于为不平等性和压迫现象辩护”。所以对他来说，“教会与世俗社会中权势的结合都与宗教的真正精神不相容”。
     卢里亚真是一个全面发展、才华横溢的人物，读者还可以从这本自传中了解他丰富的艺术观点和教学生涯。
摘自《人民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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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鸿智

第150篇  卢里亚的生平
作者：
中国医药信息学会北京分会后现代理论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杨鸿智
yanggates.51.net
一  简历
萨尔瓦多E·卢里亚，
1912年 8月 13出生于意大利都灵一个犹太中产阶段家庭。
1929年他开始在都灵大学学医，
1935年在那里以最优异的学业成绩得到医学博士学位。后转至罗马攻读物理及辐射生物学，并赴巴黎研究细菌及噬菌体。
1937年去罗马师从当时意大利的物理学新星费米（Fermi），希望通过生物物理学走向生物遗传学，结果却因微生物家瑞塔（Rita）而“结识”了噬菌体。
1938－－1940年人巴黎镭研究所的研究员；
1940年德军攻陷巴黎，卢里亚逃亡美国，
1940－－1942年任哥伦比亚大学外科细菌学研究助理；
1943－－1950年先后任印地安那大学细菌学讲师、助理教授和副教授；
1943年1月，卢里亚前往布鲁明顿的印第安那大学，在一次著名的教师舞会上，他想到了如何证明细菌基因的突变。不久，他便与德尔布吕克合作发表了著名的“卢里亚-德尔布吕克波动试验”。这是信息学派的一项开创性成果。
    1945年卢里亚与Zella Hurwitz 结婚，他们有一个儿子，取名Daniel 是研究经济学的。他的妻子Zella Hurwitz Luria 为哲学博士，是塔夫茨大学的心理学教授。
1950年被任委任为伊利诺伊大学微生物学教授；先后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印地安那大学。
1959－－1964年是马萨诸塞理工学院微生物学教授；
1964年称为该学院的生物学塞奇威克讲座教授；
1963－－1964年时曾再次在巴黎大学工作，这一次他在巴斯德研究所。
1965年在索尔克研究所作为客座教授从事生物学研究。
1970年，他被任命为马萨诸塞理工学院生物系研究教授。卢里亚教授曾是范德比尔特和普林斯顿大学的古根海姆讲座教授；
1972年筹建并领导了该校的癌症研究中心；一直到1991年逝世。
他是下列杂志的编辑或编辑委员会成员：《细菌学、病毒学与实验细胞研究杂志》，《分子生物学、光化学及光生物学杂志》，《美国博物学家》，《国家科学院记事》，《遗传学评论年刊》。卢里亚教授是国家科学院、美国艺术与科学院、美国生理学会、美国微生物科学院、美国微生物学会(1967－－1968年任该会主席)、美国生物学化学家学会、普通微生物学学会、遗传学会、美国博物学家会、发育与生长研究学会、以及美国科学促进会、Sigma Xi、美国大学教授协会的成员。
与德尔布吕克共同组建了“隆菌体小组”，该小组后来成为分子遗传学的主流学派。卢里亚具有物理学、生物学双重学术背景，他在遗传学方面取得三项重大成果《发现了细菌的自发突变．探明了DNA受X射线伤害的修补机制，发现了DNA限制修饰现象）；因此与德尔布吕克、赫西三人共拿了 1969年诺贝尔生理学及医学奖。
二  卢里亚发现细菌基因随机突变的具体过程
卢里亚（Salvador Edward Luria, 1912～1991）, 美籍意大利裔遗传学家。出生于意大利都灵。中学读书时成绩并不出色，尤其记不住各种动植物的名词及分类位置。中学毕业后，遵循父亲的意愿选择了医学院作为进一步深造的专业。     1935年，卢里亚得到医学博士学位，这时他的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然而他却意识到自己并不适合当一名医生，因为对于临床实践他一点儿也不感兴趣。他有一位学物理学的朋友，卢里亚深受其影响，萌发了要以物理学手段来研究生物学问题的愿望。他选择“辐射生物学”作为突破口，因为辐射是一种物理学技术。当时缪勒已经发现X射线可以诱导基因突变。卢里亚希望找到一种合适的生命体，可以对此现象作进一步的研究。最后他选择了噬菌体——一种专门感染细菌的病毒作为研究对象。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卢里亚来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继续从事辐射对噬菌体影响的研究。后来他又来到印第安那大学。正是在那儿，他完成了一个极为著名的实验，这就是对于细菌自发变异的证实，卢里亚由此名震遐迩。卢里亚与他的同事一起开创了微生物遗传学，硕果累累。尤其在对噬菌体侵染过程本质的探索和噬菌体遗传学的研究方面，开辟出了一条崭新的科学道路。1969年，由于对噬菌体在细胞内增殖过程的研究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卢里亚和马克斯·德尔布吕克、阿尔弗雷德·赫尔希一起共同分享了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
1969年，当卢里亚站在斯德哥尔摩的领奖台上时，一位记者问他：“你是在什么时候成为一位真正的科学家的？”卢里亚停顿了几秒钟后回答说：“就在1932年，我从都灵搭乘火车到罗马的那个晚上。”确实，那是一个非同寻常的选择。因为卢里亚离开了一个充满希望的职业，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一条去向不明的坎坷道路，神秘的物理学在向他招手。不过在罗马的最后一年，卢里亚终于省悟到尽管自己对于物理学极有兴趣，但就物理学专业来说自己仍然是外行。值得庆幸的是，那些年与物理学家的接触使卢里亚受益匪浅，从中他学会了以物理学家的方式来深入思考，这比生物学家的思考方式更具分析能力，这就是卢里亚的优势。通过与物理学家的交往，卢里亚知道了缪勒及其有关X射线诱导突变的论文。卢里亚希望能对此做深入研究。于是，他选择了噬菌体——一种病毒作为研究对象。一滴约稀释了10亿倍的噬菌体液，可以在几小时内把一瓶细菌完全溶解掉！一只噬菌体攻击一只细菌之后，产生约100只病毒，这些病毒再攻击100只细菌，如此的指数复制相继感染，细菌很快就会全军覆没。卢里亚认为，噬菌体会复制，可能就是一种基因，正可以成为辐射研究的合适材料。于是，他拼命做实验，以至于负责清洗的工人说，从未见过如此多的瓶子。当实验正处于艰苦的探索之际，墨索里尼政府上台，疯狂的反犹气氛笼罩着意大利。卢里亚意识到此时比实验更重要的是先要取得生存的权利。于是，他离开罗马来到巴黎。可巴黎的情况也不妙，最后卢里亚来到美国。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找到了工作，继续从事辐射对噬菌体影响的研究。
1940年新年前夕，卢里亚在纽约与德尔布吕克会面，这是他们走向成功合作的开始。在对噬菌体的研究中，卢里亚观察到一个现象：如果将噬菌体去感染某种敏感细菌，第二天除了极少数的细菌外，其他细菌全都会被杀死并溶解掉；这些“大难不死”的细菌最终会长成一群一群的“菌落”，从这些菌落培养出来的细菌便永远不会再被那种噬菌体感染，而只会对另一种噬菌体有反应。卢里亚不由得想道：这些抗噬菌体的细菌是如何产生的？这种变化究竟是在噬菌体的诱导下产生的，还是只是一种基因的随机突变？前者是拉马克的观点，后者是达尔文的观点。不幸的是，当时的生物学家大多倾向于前一种观点。因为细菌的变化实在太快，它几乎能适应任何一种苛刻的环境，以致人们无法将这种适应行为与高等生物的遗传进化现象联系起来，而后者通常是相当缓慢和极为保守的，这样细菌就成了拉马克主义的最后一个堡垒。此外，人们还认为细菌缺乏染色体和基因。一位英国物理化学家利用数学公式证明，细菌所有的变异都是针对环境改变而引起的一种适应性行为，它不同于高等生物的随机突变。卢里亚自嘲地说道，物理学家一旦把数学公式推到生物学家面前，生物学家就会望而生畏、甘拜下风，因为他们不懂这一切。值得庆幸的是，由于卢里亚曾与物理学家们相处过一阵子，从而能对数学的威慑性作用产生“免疫力”。然而，卢里亚却有一种强烈的直觉，他认为抗噬菌体细菌的产生是由于基因突变而引起的。他列举了如下理由：首先，无法想象一个没有基因的生物会是什么样子；其次，只要有基因就会有突变；第三，这少数细菌对噬菌体的抵抗性是如此稳定，看来只能由突变所导致；最后，他实在不懂物理学家的数学论证。
在科学领域中光有敏锐的直觉还远远不够，必须用实验来加以证实。卢里亚苦苦思索这个问题达几个月之久。一个偶然的场合，机会终于来临。那是1943年2月，卢里亚刚来到印第安那大学任教，恰逢一场教师舞会。一段音乐暂停时，他正好站在一部吃角子老虎机前，一位同事在给它喂铜板。这种吃角子机其实就是一种赌博的工具，你给它喂铜板，绝大多数不会中奖，有时会得些小奖，偶而会有大奖，但其概率极其稀少。这是一个随机事件，而且分布极不均匀。卢里亚不喜欢赌博，也不相信从中能获得什么好处。于是，他嘲笑那位同事必输无疑，可这位同事竟意外地拉出了一个大奖。他白了卢里亚一眼，自顾自地走开了，留下卢里亚一个人尴尬地立在那儿。可是，卢里亚从中却得到了一个无价的启迪。他由此而意识到，细菌的突变机会也类似于这个中奖机会。两者都是随机的，并且是不均匀分布的。卢里亚这样推理：按照拉马克的理论，细菌对噬菌体的抗性如果是受噬菌体的存在这一诱导而产生的，那么当噬菌体不存在时，细菌中就不会出现这一性状；当噬菌体与细菌接触时，其中少数幸运的细菌就会产生这一性状。这些细菌在整个群落中的分布虽说是少量的，但肯定是均匀的，也就是说，不会有大奖产生。另一种情况，按照达尔文主义的观点，细菌对噬菌体的抗性如果是通过基因突变自发产生的，那么即使在噬菌体还未与细菌接触时，这种突变就已客观存在了，只是我们无法检测到而已。现在，假设我们在细菌繁殖到第5代时加入噬菌体，结果会如何呢？若一个细菌在第1代时就产生了突变，那当它繁殖到第5代时，就已长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菌落。当这个菌落接触到噬菌体时，它自然是具有抵抗力的，这就是一个大奖；以此类推，还可能会有一些小奖。小奖的产生是由于基因突变发生的时间较迟，还来不及长成一个大的群落。两种情况的区别在于抗性产生的时间不同。第一种情况是在接触噬菌体后抗性同时产生，所以其后代分布是均匀的；第二种情况抗性的产生是不同时的、随机的。突变出现得越早，菌落长得越大，表现为一个大奖；突变出现晚的菌落就是一些小奖。卢里亚再也无心留在舞会，匆匆回家。第二天一早他就到实验室中依据原定思路做实验。结果相当漂亮，抗性菌落的出现确实是不均匀分布的，偶而会有“大奖”产生！表明细菌的突变也是随机的、自发的，遵循达尔文进化论的模式，与环境的诱导无关。拉马克主义的最后一个堡垒被攻破了，从此细菌成为遗传学舞台上的主角。
此小节内容摘录自《世界科技英才录—科学思想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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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鸿智

三，对辩证法的责难我就不用回答了。
在世纪转换时候，马克思被西方知识界评为人类有历史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家。这个事实说明辩证法在人类历史中的作用和地位。这个网友对辩证法的责难，除了说明他对哲学的无知以外，也说明他对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无知。如果他知道马克思被西方知识界评为人类有历史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家的事情，他怎么敢在这样的科学论坛上对辩证法进行如此放肆的责难呢？无知者无罪，这是我对这位网友最宽容的评价。
《生物通-科研社区>综合论坛》
yh2005：
杨先生
1) 马克思被评为伟大的思想家，并不是说他的学说就伟大，就是真理。我说过辩证法作哲学思想无可后非，把他作为宗教思想来生搬硬套，就很可悲。
2) 从你堆砌的生物学名词，历史和用辩证法乱涂乱摸的文风来看，你的知识和对科学技术进展的理解真是错的太多错的可怜。
3) 象你这样认为自己可以解释和预言科学发展的门外汉，不是呆子就是疯子。将这些教条灌输给青年人，是中国高等教育的荒唐部分。
　  “请看今日中国，主导意识形态的主义是从西方学来的，历法、金融、教育体系、法律体系、政府设置、军队建构，再到原子弹、导弹、**、汽车、空调、电视、光碟、飞机、电话、 网络、避孕用品、现代音乐、艺术和体育等等组成当代社会的主干因素，几乎无一不是从西方文明“取经”而来。俗话说：模仿的赶不上正宗的。中国文明一天不激发出自己的主干性发 明创造，就一天走不出劣势于西方文明的被动，自身的文明就缺乏强大的魅力和整合力，也就摆脱不了要受原创者颐指气使，甚至横行霸道的局面。”
马克思又不是中国人。照你说，中国人应该走出在国内占主导地位的马克思理论，才能走出劣势于西方文明的被动？
　　“美国人今天之所以敢对中国动手动脚，乃因为它洞悉东方文明深层的尴尬和被动，知道只要其挑衅不出“大格”，中国就不会与之撕破脸皮，而只会退却忍让。不可否认，西方文明对东方文明三百多年来的压倒性优势，也使不少短视的东方人自己都颇感自暴自弃，认为自己生不逢时，于是软弱地甘拜西方文明的下风，丧失了赶超所需要的远见和冲劲。”
你这种愤青观点，与辩证法有什么关系？
“如果他知道马克思被西方知识界评为人类有历史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家的事情，他怎么敢在这样的科学论坛上对辩证法进行如此放肆的责难呢？无知者无罪，这是我对这位网友最宽容的评价。”
哈哈，想拉虎皮当大旗？你作为中国学人，你认为人类有历史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家是谁呢？你总不会鹦鹉学舌吧？！
这里是自然科学论坛。自然科学是没有神主牌位的，否则就无法发展。科学在不断发展，才有你这样骨子里媚俗的“伪思想家”来说三道四，靠此为生。
杨鸿智：我很想与你进行讨论，但是，我看了你的帖子，却不知道与你讨论什么主题。我只是知道你反对我的思想或者观点，并且说我是骨子里媚俗的“伪思想家”。如果你真的把这里看作自然科学论坛，是否可以对我的观点进行一些自然科学的批评？我想我们在真正自然科学的观点上进行交流，也许更符合这个自然科学论坛的精神。
yh2005：你对多数生物学名词的理解和引用都有错误，我没有那么多时间一一指出你的谬误或者说和你讨论。从基因或遗传科学历史和知识来看，你显然只了解一些皮毛。把这些皮毛串起来，装模作样地谈哲学思想以及皮毛之间的辩证法，在我看来就是“假思想”。 你不媚俗，也就不会端一些外行人物评生物科学的讲话出来秀，也不会把西方知识界评论马克思的事作为你的棍子来使。“后现代理论医学”，嘿嘿，好在“理论医学”也医不死人，只够懵人而已。杨先生，不想跟你讨论也不再批评你的思想，好自为之吧。


《丁香园—遗传学与发育生物学讨论版》
Panto：好内容，我喜欢！

杨鸿智

九  系统论与辩证法
系统理论的第一个重要意义，标志着自然科学完成了现代自然科学向后现代自然科学的转化，标志着后现代自然科学的诞生。二十世纪自然科学是还原论的一统天下，从文艺复兴算起，虽然数百年发展，内容层出不穷，新技术不断涌现，但它的研究工作的指导思想一直没有改变，即一直是按还原论思想进行研究的。所以摆脱新技术的迷惑之后，我们会发现从科学思想的角度来看，自然科学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科学仍处在现代自然科学阶段，而系统论的出现是自然科学研究思想的转变，这种转变与某一项技术的出现不同，它具有宏观的、全面的整体的影响，它将为自然科学的研究开辟一个从来未有的广大天地，并因此带来一大批新的技术成果，而这些成果是在原来还原论思想指导下绝对不可产生的。因此，可以说自然科学将从此结束现代阶段而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个新的历史阶段从时间上即可称为后现代自然科学阶段。现代二字早就有人在用，而且一直有人在用，但其实那只是一种时间的概念。我们这里所提出的后现代概念，主要是从科学内含来讲的，这个区别就是：以还原论为指导的科学体系，就叫做现代自然科学，而以系统理论为指导的才称为后现代自然科学。
20世纪整个100年，就是从还原论向系统论的转化过程，20世纪结束的时候，这个转化才刚刚完成。而且还只是在科学研究的核心部门中完成的，目前甚至许多一般的科研人员还没有感觉到这一转变，更不要说广大的工程技术人员和一般社会公众了。就这样，20世纪已经结束，21世纪已经开始，所以可以预见21世纪将是系统理论向科研各领域传播渗透，向技术、生产过程渗透的时代。而这种传播和渗透首先是使各科学学科从现代科学上升为后现代科学，其次，科学的质变所带来的一大批新的技术成果，必将大幅度改变人类物质生活的面貌。使社会生活更上一个台阶。
系统理论产生的第二个重要意义，表示着辩证法的回归。首先，我们应该认识到系统理论就是辩证法，系统理论是科研工作中产生的，但它已经上升为对复杂物质认识的一般原理，故已经成为一种思维原理，成为一种哲学。而这种哲学与黑格尔和马克思所创立的辩证法哲学是完全相同的。它们不仅内容相同，甚至所用的语言也十分的相似。马克思所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是在19世纪，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产生的。这个思想一经产生，立即在社会政治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人类社会在20世纪出现了社会主义运动，大大地改变了人类社会面貌。辩证法是复杂物质运动的根本规律，它不仅适用于社会科学领域，也应该同样适应于自然科学领域。可是，由于19世纪时自然科学发展的滞后状态，所积累的材料还不足以对复杂物质进行多层次，多视角的分析综合。因此，在20世纪中表现出辩证法无法介入自然科学的状态。然而，这只是一个表面现象，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积累，通过20世纪一百年的努力，自然科学家终于在自己的领地里再次地发现了辩证法，只是由于行业的区别和时间的区别，这次采用的是系统论的名称，并使用的是自然科学的语言。当然这并不影响其与辩证法的本质的一致性。与社会领域中辩证法在20世纪在人类社会政治领域所起的作用相类比，我们将会预见到系统理论在21世纪在自然科学和生产技术领域中所起到的作用。它将大幅度改变人类的物质生活，其改变程度也许我们现在还无法设想。
与辩证法在自然科学领域的回归相适应，最近为配合世纪之交各种庆祝活动，欧美发达国家在电脑互联网上进行一项活动，评选人类2000年来最伟大的思想家，也许出乎我们的意料，在欧美资本主义世界，选出的这个人竟是马克思·这也从一个侧面向我们预告。21世纪将是辩证法在人类社会再次显示其威力的时候。为了不使我们在21世纪不再落在西方的后面，我们现在应该更重视辩证法的学习，这是不言而喻的。
十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现在，我国党中央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个号召已经深入人心。但是，许多人没有想到，在“科学”这两个字里还有这么多问题。科学有两种，一个是机械论科学，另一个是系统论科学。机械论科学是现代大机器工业的基础，也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系统论科学是后现代知识经济的基础，也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所以，在我们提“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时候还必须明确是哪一个科学，如果按照传统概念，很可能选择了现代机械论科学，那么，我们只能步资本主义后尘，很难超越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强国的理想了。
后现代主义或后现代科学，这些概念目前在我国科学界和学术界还是比较陌生的，我们现在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使我们的研究人员尽快明确认识到自然科学已经发生的这些变化，并尽快投入到后现代科学的研究开发之中去。问题是十分明显的，既然现在自然科学已经有两种体系，一种是落后的现代科学，另一种是先进的后现代科学，我们怎么能仍旧麻木地继续呆在现代科学之中而不去追求后现代科学呢？同样的道理，在人才的培养方面，我们也应该开始着手培养后现代科学人才。当然，现代科学人才还是要培养， 因为当前的许多现实工作还需要现代科学人才。但是我们应该知道，这是战术措施。而培养后现代人才是为了把现代大机器工业生产推向新的知识经济的生产，这是战略措施。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社会阶段是不可超越的。现代大机器工业发展阶段这一课我们还是要补的，这个阶段还要走，但是我们心里要明确，这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后现代的知识经济。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开始培养后现代科学人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适当时候及时地从现代大机器工业生产转向后现代知识经济生产。
对于后现代科学问题没有什么神秘的道理，关键是“知道”还是“不知道”。现在，大多数人不知道，这没有什么关系，这很正常，只要学习、知道了就行了。重要的是不要因为自己不知道就立刻反对。
    我国有几千年光辉灿烂的文明历史，那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我们还有一百多年受侵略压迫的屈辱历史，这是我们中国人心中永远抹不去的伤痛。后现代科学的出现给我们一个机遇，使我们有可能赶上或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让我们珍惜这个机遇，为这一天的到来而努力工作。
《生物通-科研社区>综合论坛》上的网友yh2005：向我发出问题：“中国科技落后资本主义国家不是减少而是增多。杨鸿智老师你说说这是什么道理。”我想，这个网友看了上面的文章应该得到回答。

杨鸿智

七  现代与后现代
现在的问题就是要知道什么是比大机器工业生产更先进的生产力。这个新的生产力就是以系统论为内容的后现代科学。
如果简单地说，“现代”就是“资本主义”。现代化，就是资本主义化。最早对现代化提出异意的是空想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由于他们是在资本主义早期提出的批评，所以没有被大多数人接受。二次大战后，资本主义高度发展，大工业生产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对人性的压抑激发了发达国家人民的反抗。在法国发生了1968年的学生罢课和工人罢工，在美国出现了与现存社会主流格格不入的嬉皮士运动。这些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中心的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社会缺点的一种反思。意大利罗马俱乐部的出现，把这种反思引入科学界。后现代主义的科学家指出机械论的生产技术导致自然环境的破坏将危及人类自身的生存。1973年的世界石油危机证明了这个思想的正确性，并使后现代主义思想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主流思想。这也表明资本主义社会开始进入后现代社会。因为同样是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所以，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没有本质的区别，这样，后现代主义就将马克思主义看做自己的鼻祖。
当后现代主义的科学家认定机械论的科学技术是人类目前所遇到的困难的原因之后，就想到要寻找一种比机械论科学技术更先进的科学技术。当人们这样去寻找的时候发现，原来这样的科学技术已经存在了。这就是系统论这门科学技术。
20世纪的一百年，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开始，接着又出现了量子论，最后是系统论，这一系列理论，最终表明，人类在认识物质运动方面又打开了一个新的领域，原来牛顿的经典物理学研究的只是简单物质的简单运动，而现在人类发现，除这些运动之外，世界上还有许多复杂物质的复杂运动，对于这些复杂运动，牛顿物理学已无能为力，必须采用新的系统论的方法进行研究和认识。因为研究的对象不同，研究的方法不同，新的科学已与旧的牛顿物理学完全不同了，已发生了新的质的变化，发生了阶段性的变化，从相对论开始，自然科学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如果牛顿物理学已经叫做“现代科学”，那么，这个发生在牛顿物理学之后的新阶段就叫做“后现代科学”。这就是说，自然科学并没有到现代科学而止步，而是在现代科学已经充分发展的时候，开始了新的后现代科学阶段。现在的问题是，许多人虽然看到了这些科学的新发展，但把这些算在旧的现代科学的范畴内，没有认识到这些东西已经是新阶段自然科学的表现。造成这些人没有及时看到新阶段开始的错觉的原因还有，就是旧的现代科学并未到19世纪末结束，而是在20世纪中继续存在和发展，当然，基本理论已经没有大的成果出现，而只是原有科学理论向实用技术的转化，如无线电、电子技术、原子核技术、基因技术等。20世纪是这样的世纪，一方面，现代科学技术向其最后顶峰冲刺，另一方面，后现代科学已经产生并正在完善自己的基本理论，准备着在21世纪转化成技术，展现在社会大众面前。
八  机械论与系统论
下面对机械论与系统论的内容作一个简单的介绍。虽然这增加了文章的篇幅，但是不这样，就会影响读者对系统论重要作用的认识。
1 机械论自然科学的方法特点
从某种意义上讲，机械论自然科学可以说是从伽利略开始，到牛顿完成的，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成为机械论自然科学的统一的基础。因此常用牛顿力学，或经典力学作为机械论自然科学的代表。机械论自然科学的特点是机械唯物论的思维方法。即：世界是物质的，每种物质都有一种属于自己的特殊的规律，这些规律都是可以认识的。人类认识物质的方法是分析的方法，即任何一个复杂的大的物体都可以分解成简单的小的物体。认识了简单的小的物体的运动规律，再将这些规律综合起来就可以解释复杂的大物体的运动。这样就得出了机械论自然科学的两条基本的原理，或称为思想方法，第一个称为“决定论”，即任何事物肯定有一个确定的答案。如果你还没有得到，你只要再继续寻找。第二个是“还原论”。即大的事物可以分解成小的事物，并可以用小的事物来说明大的事物。
非机械论物理学的开端
20世纪刚开始，爱因斯坦就以其相对论打破了牛顿机械论的一统天下。开创了非机械论自然科学的新时代。牛顿力学有一个不变的参照物，就是地球，或地球上观察物体运动的人。而任何没有地球或人直接参与的其他物质之间的运动，必须转换成标准参照物的运动，这样才能被我们人类理解。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取消了牛顿力学中这个永恒不变的参照物。不论任何物质之间的相对运动，都可彼此之间互为参照，直接进行计算。同时爱因斯坦还提出了光速不变和光的波粒两重性原理。粒子运动是间断的，波，物质运动是连续的，在牛顿经典力学中这两种运动属于完全对立的两种形式，是不可能有同一个物质中存在的。而爱因斯坦发现了光的波粒两重性，即光子运动既有粒子性，又有波动性，不能确定光子只有哪一种运动特性。在这之后，是量子力学的发展。量子力学是研究微观粒子的高速运动的。他们在研究中发现牛顿经典力学完全不适用于微观粒子的高速运动。他们发明了统计理论和概率论。因为在微观领域中的高速运动，无法确定物质粒子的确定位置。只能有一个统计的概率。并将这个发现总结成一个叫做“测不准原理”的理论。即对于微观高速运动的基本粒子，当你准确测量其速度时，空间位置即不能确定。而当你准确测量其空间位置时，其速度又不能确定。（电子云）以上两项发现的重大意义在于彻底否定了近代自然科学的决定论。动摇了人们对经典力学的迷信和崇拜，为自然科学在20世纪的发展和现代化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3 老三论
20世纪自然科学的第一件大事是相对论和量子论的诞生。20世纪第二件大事是老三论的诞生。这老三论是指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这些理论告诉我们，物质世界有简单物质和复杂物质的区别。复杂物质是由许多简单物质组成的。这些简单物质之间，即组成部分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相互作用的产物称为信息。因此信息具有能量，可以与物质相互转化。这些相互作用的综合功能，大于各组成部分的功能的简单相加。这样的复杂物体被称为系统。系统的特点就是总体大于部分之和。系统的存在依赖于子系统相互作用的平衡。平衡的调节称为控制。控制以反馈的方式进行。这就是老三论的基本内容。老三论的意义就在于发现了复杂系统的存在这个事实，并发现系统的功能与子系统的功能不同，系统功能大于子系统功能之和，不能简单地用子系统的规律来说明大系统。这就彻底否定了近代自然科学的还原论原理。因为近代自然科学的两个基本原理不能存在，现代自然科学存在的历史也就到此结束，并开始向后现代自然科学转化。
4 系统理论发展的第二个阶段：
经典系统理论是对系统论的静态描述，主要在于起到“发现系统存在”的作用。因此实用意义不大。第二个阶段即进入对系统的运动进行认识。这个阶段主要是对一个系统处在相对稳定时期，量变运动的认识。主要介绍两个理论，一个是“耗散结构理论”，另一个是“混沌论”。
①耗散结构理论
在经典力学中有一个热力学第一定律，即能量守恒定律。指出在一个封闭系统内热与功的转换守恒。按照这个思路，研究人员研究了在孤立系统中热力学的规律。这时发现系统的熵趋于无穷大。这就叫做热力学第二定律，熵是指热的散失。最大熵，就是最大热量散失。也就是说，对于一个孤立系统，如一杯热水最终会变成冷水，不能再作功。腐烂的尸体，最终化成腐土。在发现了热力学第二定律后，人们又发现了一个现象，有一些系统，这些系统的熵并不趋向无穷大。系统能保持处在远离平衡点的位置上长时期不改变。比如生命系统。研究发现，这些系统在向环境散发热量的同时，能够从环境中吸收自己需要的物质和能量，补充自己热量的散失，因而可以在开放散热的同时保持熵不增加，研究人员给这样的开放系统称作：“耗散结构”。耗散结构揭示出一个开放系统得以存在的条件。
②混沌论
研究发现系统永远处于一种运动状态，这个运动有一个确定的宏观边界，这个边界不是一条线，不是一个数值，而是有一个上限，有一个下限。而且上下限之间范围相当宽广。这样一来就造成一种现象，系统运动，从宏观上总体上来看，运动是稳定的，不会超出上下限的范围。然而在局部，微观处具体研究运动的状态时，系统状态可在上下限范围内任一时空范围内变化，形成一种无法预测、无法计算的“混乱”局面。这种混乱是在全局稳定前提下的局部的混乱。不是真正的完全无条件的混乱。因此科学家选择了“混沌”来命名它。以便与真正的混乱相区别。研究认识到系统这种大范围内摆动，是因系统内部多种子系统之间不断的复杂的多变的相互作用造成的。这种摆动，科学家称为涨落，它使系统具有可变的功能状态，以适应系统所在环境的改变，没有这种适应能力，系统即不能在变化的环境中存在。
5 系统理论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复杂系统理论
混沌论研究的是系统在相对稳定时自身内部的运动状态。然而经典系统论就已经指出，系统是由多个层次的子系统组成。那么低层次的子系统是如何逐渐上升到高层次呢？或一个系统如何转化成本质不同的另一个系统呢？这种层次之间的转化，系统之间的转化问题，就是系统论第三个阶段研究的对象。
研究的结果：只要给系统中某个子系统不断供给充足的物质和能量，这些能量积累足够大，超过了系统平衡控制的能力时，那么这个系统的量变会超出原系统的组织框架，在一个新的水平上建立一个新的结构。与此同时，引发量变增长的能量被消耗，新结构在这个新的水平上建立起自己的稳定平衡。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量变引起质变。
研究的第二个结果是，发现了在质变过程中，当一个子系统作为量变的主体，发生正反馈时，其他周围相关子系统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相应发生各自的正反馈，以协同或制约那个首先发生正反馈量变的子系统。并最终使系统在新的基础上达到一个新的平衡。这就表明，量变由一个子系统正反馈开始，但并不是这一个子系统自己在变化，而是很快系统中所有子系统都以自己特殊的方式参加到变化中来。使系统形成一片“混乱”的局面。但是，正是这一片混乱，正是多个子系统也发生了变化，才使系统得以在新的水平上达成新的平衡而使系统继续存在。否则，如果系统中只有一个系统在变化，其他子系统无变化，那么这个系统将失去平衡而趋于死亡。
研究的第三个成果是发现，在质变发生前出现一个短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系统的平衡控制明显减弱，子系统获得了充分的自由建立自己的新结构。因此，人们认为，中枢的减弱是有利于质变，有利于新结构的产生，因而也成为人们控制系统，促使系统向新结构改变的重要手段。研究者们认为，在冲破了原系统的控制，又没有建立新的控制之间的这个中间阶段，正是新结构诞生的地方。新结构的诞生过程，往往表现出自缔合、自组织、自适应的复杂性质。这些特性正是我们熟悉的生命系统的特性，因此，研究者认为 ，这个阶段也正是生命诞生的地方。因为这个阶段正处在原结构（原来的混沌状态）已经失控，新结构（新的混沌状态）尚未产生，所以研究者们将这个阶段称为“混沌的边缘”。他们认为一切复杂系统结构，都是诞生于秩序（新混沌）与混沌（旧结构、旧混沌态）的边缘。目前，关于这方面的理论仍处于研究阶段，由于它是这样新，内容又很多，以至于研究者自己还不能找到一个合适的概念来表明这门学科的名称，现在大家约定，暂时用“复杂”来命名。我国学者以钱学森为首，将这门科学称之为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或复杂的适应性系统。并最终简称为“复杂系统”。

杨鸿智

１９世纪后半期，继欧洲和美洲的资产阶级革命之后，亚洲的日本也出现了一次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领域的全面革新运动。这场以推行资本主义新政为目的的资产阶级革新运动，开始于明治年间，所以史称“明治维新”。
１８５３年，美国海军将领柏利率领舰队两次闯进江户湾，迫使日本开港通商。幕府屈服于列强的炮火，连续与列强签订了很多不平等条约和关税协定，出卖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1863年发生了英舰炮轰鹿儿岛战争，1864年发生了英法美荷四国联合舰队占领下关地区的战争。战后，日本的锁国政策被打破，签订了神奈条约、安政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日本封建也面临着解体的危险。1868年，日本睦仁天皇以一句《易经》"圣人向明而治"，改年号为明治，开始了在"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发"口号下的维新改革。明治维新彻底破除封建体制，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资本主义经济的规模急速扩大，将日本从一个封建的农业国初步变成了一个资本主义工业国。明治维新使日本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用了200年的近代化道路。
日本的明治维新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是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更是亚洲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日本赶上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末班车，成为世界最后一个资本主义强国，也是亚洲唯一的一个资本主义强国。
我们中国很想学习日本，所以对日本明治维新的历史进行了各个方面的研究，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进行了全面研究。日本的明治维新是中国人永远的兴奋中心。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没有学习到日本的经验，没有达到日本的发达程度。为什么？因为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找到日本明治维新的最重要的经验。我不可能否定历史上这么多中国文化精英对日本明治维新的研究。我只是想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做一点补充，而且我认为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日本的明治维新是日本向外国学习方向转变的结果。
日本是亚洲国家，在不知道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的几千年时间里，中国是亚洲最发达的国家。所以，中国一直是日本学习的榜样。在这千年的学习时间里，日本一直没有达到或超过中国的水平。19世纪中期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向对东方的扩张。使日本发现西方资本主义是比中国封建主义更先进的社会制度，于是，放弃对中国的学习，转而学习西方的资本主义。中国是日本千年的学习榜样，连日本的文字的都采用了中国文字，可见中国对日本影响的深刻程度。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能够改变学习的方向，这才是真正的奇迹。日本明治维新的事实，说明了我们前面所讲的道理。一个国家只是跟在别人后面学习是不可能强大起来的，可是，一但接受了最先进的思想，立刻就会使国家的命运发生本质的变化。日本在学习中国的封建制度时是“凤尾”，转而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时变成了“鸡头”。
19世纪中叶，中国和日本都是落后的封建国家，同样面临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殖民侵略的威胁。为摆脱屈辱的地位和实现富国强兵，日本于1868年推行了明治维新，中国则在1898年实行了戊戍变法。明治维新取得了成功，把日本带进了资本主义国家的门槛，成了亚洲的强国，并欲与欧美列强争一高下。而戊戍变法却在短短的103天里夭折了，中国社会性质没有发生根本转变，并最终沦为了半殖民地国家。中国没有像日本一样成功地学习西方而变成发达的资本主义强国，是中国人心中永远的痛。但是，只过了短短的一个半世纪，中国人就忍痛割爱，放弃学习西方资本主义，转而学习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并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就击败了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而成为全世界瞩目的社会主义大国。当中国人在朝鲜三八线挡住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的时候，全世界的惊奇绝不亚于对日本明治维新的态度。
因为转变学习方向，因为学习最先进的知识而获得成功——在这一点上，日本明治维新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是相同的。如果我们一直对日本明治维新羡慕不已，对自己没有赶上资本主义末班车而遗憾的话，那可能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在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问题上做了与日本明治维新同样的事情。现在，当我们知道了这件事情以后，我们就可以得到心理平衡了。当然，这两件事在内容和结果上是不一样的。日本走上了资本主义，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
六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
苏联的解体和东欧巨变，是20世纪后期人类社会发生的最重大历史事件。俄罗斯、东欧和中亚国家正处在从一种社会制度向另一种社会制度转变的过程中。苏联70多年和东欧国家4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给人类探索新的社会发展模式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和理论财富。全面和系统地搜集苏联兴亡的历史资料，深入和科学地分析引起这场巨变的深层次原因，正确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提供新鲜材料，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推向新境界，保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健康地向前发展，这是历史赋予我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一项光荣而又神圣的任务。俄罗斯、东欧和中亚国家正处在从一种社会制度向另一种社会制度转变的过程中。尽管这些国家的改革道路和目标模式同中国不同，但是，由于我国同这些国家过去曾经有过相同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所以这些国家演变的经验和教训对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与发展仍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因此，追踪研究这些国家改革和发展进程，从中总结经验和教训，这是我国社会科学工作者面临的又一项重要的历史任务。
事情已经过去十几年了，现在好像已经有了大致相同的认识。这就是：从外部来讲，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正确地运用了政治、军事压迫，经济封锁，信息宣传和间谍颠覆等手段。从内部来讲，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错误地运用了独裁专制等管理手段，阶级斗争扩大化，经济上闭关自守丧失活力，生活水平日渐下降而失去人民群众的支持。
我认为这些分析不能说不对，但是，这些分析重点放在了“人”的因素方面。没有考虑到物质的客观的因素。这样的分析偏离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决定精神的原则。在物质决定精神的原则中有一条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现在讨论的问题中可以说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关”。如：原始社会与狩猎和采摘式“生产”相关；奴隶社会与畜牧和原始农业相关；封建社会与农业相关；资本主义社会与大机器工业相关。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要问：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应该与什么样的生产方式相关呢？因为受信息量的限制，我没有发现有什么人提出这个问题。但是，我知道人们在潜意识里是把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与大机器工业相关的。这个思想体现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口号中。现代化是指大机器工业生产，这个基础不用变，我们只要把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改变为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就可以了。这样我们就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制度就建立起来了。
这样就出现了一个怪现象：在同一个大机器生产的经济基础上可以建立两种社会制度。这是不可能的。一定有一个是不对的。用不着讨论就可以知道，是“社会主义与大机器工业生产相关”这一条不对了。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比资本主义先进的生产关系，应该建立在一种比大机器工业更先进的经济基础之上。
    过去我们说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制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必须要出现社会主义革命。现在看来有点不对了。自马克思以来的一个半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在不断地发展。这表明现在这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与大机器工业的生产力是很适应的。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有阻碍作用，应该不是阻碍现在这个大机器工业生产，而是阻碍了另一个新的生产力的产生和发展。过去我们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为生产力代来解放，现在看来，这个概念很模糊，这个被解放的生产力应该不是现在大家知道的这个大机器工业生产，而是另一个新的生产力。社会主义确实遇到了困难。现在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个是维持大机器工业生产，改变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使之适应大机器工业生产，这就是向资本主义倒退。这就使苏联和东欧所走的道路。另一条道路是建立新的生产方式、建立新的经济基础以适应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我认为，这才是我们应该选择的解决目前困难的出路。马克思主义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好像是说没有经济基础就没有上层建筑。但是，马克思主义又说，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这就是辩证法。现在，我们虽然没有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生产力，但是，我们可以利用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促进相应的先进生产力的出现。

杨鸿智

四  鸡头与凤尾
中国有句俗话：宁做鸡头，不做凤尾。在体育界也有一句俗话是：只有第一，没有第二。意思是说，只有第一是胜利者，第二以下都是失败者。实际上这个原则在经济竞争中也是一样的。在人类的历史中，因为交通和通讯问题的阻碍，曾经有漫长的时间里人们很难相互见面和交流，那时，世界各国之间没有什么第一、第二的比较，是多中心的。后来交通和通讯技术的进步使人们容易接触并加剧竞争，两千余年竞争的结果，现在只剩下美国一家“一花独秀”了。全世界的人才和财富都涌向美国。现在世界上有一个流行的时髦用语叫“地球村”，好像全世界已经成为一家人了。但是，我们应该清醒，这个家是美国的家，不是我们的。
也许有人会说，毕竟第一只有一人，第二、第三总是有的，我们就做这个“第二、第三”也是蛮好的。我这里要说的是，就像比赛场上的情况一样，第二、第三的人是在与第一的人比赛以后产生的，虽然是失败了，但是，也是参加比赛后才得到的，如果不参加比赛，没有争做第一的愿望和行动，第二、第三也是得不到的。我国现在存在的问题是许多人安于现状。这好像是现实主义，但是，这个现实主义作为战术是可以的，作为战略是保不住的。
无产阶级的导师马克思先生在研究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对拿破仑的命运进行了精辟的评论。马克思说拿破仑之所以是伟大的，因为他是资产阶级大革命的领袖。他的敌人是没落的封建阶级。与落后的封建阶级比较，资产阶级是先进的，是不可战胜的。而拿破仑称帝以后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在与整个欧洲大陆千年历史的封建制度比较，他只不过是一个年轻的新兵，欧洲大陆封建皇朝的力量与这个新兵比较还是足够强大的。
另一个现代的事例是前苏联的悲剧。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是强大的，可以成为世界第二的超级大国。但是，资本主义复辟后，政治混乱，经济崩溃，完全失去了大国的地位。因为俄罗斯刚刚从公有制向私有制转化，（这相当于原始公社向奴隶制的转化）刚刚开始私有财产的原始积累。而这在当今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中只不过是一个新兵。这与拿破仑的情况是一样的。
我们许多人很想学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希望自己也通过这条道路变成发达国家。这个愿望是好的，然而，按照前面的分析，是不可能实现的。从鸦片战争到现在，已经一个半世纪了，都没有实现。如果不改变方法，以后还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要走这条路，我们起步已经太晚了，晚了几百年。
在前面引用的李远哲先生的那篇文章中也说到这个问题，现在摘录如下，供大家参考：
我们该注意的事情是，工业革命对不同地区的人民带来的影响确有很大的差别，如果幸运地跟上这股浪潮，便加入先进国家的行列，不幸没能赶上，以后追赶的日子，就十分辛苦。
许多欧洲的国家，跟上了工业革命的浪潮，它们变得富强而向外拓展它们的影响力，但是许多亚洲、南美洲与非洲的国家却没有那么幸运，最后都沦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从十九世纪末开始，亚洲国家的人们觉察到，如果要追上西方的国家，似乎要大力地推动“科学”与“ 民主”，这确也是中国五四运动时的口号。但是在殖民统治或被侵略的亚洲国家，最使他们痛苦的是外来的压迫，所以最能鼓动大众，而在本世纪的上半叶真正带给亚洲国家实质上的改变的，便是以驱逐外来的压迫为目的的“国家主义”或“民族主义”，而不是民主化的运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大部分的亚洲、非洲与拉丁美洲的国家都成了独立的国家，开始向各方面急速发展。在最近的这几十年内，在许多改变中，我们似乎也渐渐看到第二次产业革命正在我们的眼前展开，但这次并不是以能源带动的，而是以在美国发展的微电子与资讯工业领头。我们同时也觉察到我们的世界虽然有了很大的变化，但国家与国家，或地区与地区之间竞争的游戏规则，基本上还是没有根本的改变。有些国家跟上了第二次产业革命，他们仍将强大而富有，没能跟上的国家将仍然悲惨。这也是为什么亚洲国家必须在这第二波的产业革命中迎头赶上的原因。但是毫无疑问地，有些开发中的国家将会跟上，但大部分的未 开发或开发中的国家将不会那么幸运。
十几年前随着第三世界科学院的成立，第三世界国家的科学家们较有密切的来往，他们在南半球面对着的许多共同的问题，往往不是北半球的已开发国家有兴趣的问题，更不能指望已开发国家能够接济他们走出困境。他们也了解，如果真要赶上西方国家，他们必须在教育与科技研发上更加投入，而且要走出自己的一条可行的路而不是盲目地跟着走。如果世界各地的人们立足在各地不同的生态与环境中，而在解决衣食住行的种种问题时，各自走出一条能永续发展的路，那么全世界的永续发展才会落实。将来站在世界的前端，引导全世界往前迈进的国家，一定是为人类永续的发展做出最大贡献的国家，这些国家不一定是目前已开发的工业国家，也可能是目前正在迎头赶上的开发中的国家。（摘录结束）
《中国妇女报》1999年8月25日发表一位海外华人的文章中也说到同样的问题，现在摘录如下供读者参考：
笔者以为，中美之争的深层实质是文明发展的不平衡。西方文明自17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一直在科学技术、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组织运作等关键方面领导世界潮流。工业革命也宣告了东方社会依托了几千年的农业文明的衰落。由于人性和人类社会不能避免以强凌弱，发展先进之国家民族从来就有欺侮盘剥落后民族国家的记录。落后民族国家在赶超先进之前，一直会在既必须学习靠拢先进，又要被迫反抗抵制先进的盘剥压制的两难境地中挣扎。于是文明领先者对文明落后的优势在和平时期(不排除有限冲突)更有取胜的把握。
　　请看今日中国，主导意识形态的主义是从西方学来的，历法、金融、教育体系、法律体系、政府设置、军队建构，再到原子弹、导弹、电脑、汽车、空调、电视、光碟、飞机、电话、 网络、避孕用品、现代音乐、艺术和体育等等组成当代社会的主干因素，几乎无一不是从西方文明“取经”而来。俗话说：模仿的赶不上正宗的。中国文明一天不激发出自己的主干性发 明创造，就一天走不出劣势于西方文明的被动，自身的文明就缺乏强大的魅力和整合力，也就摆脱不了要受原创者颐指气使，甚至横行霸道的局面。
　　美国人今天之所以敢对中国动手动脚，乃因为它洞悉东方文明深层的尴尬和被动，知道只要其挑衅不出“大格”，中国就不会与之撕破脸皮，而只会退却忍让。不可否认，西方文明对东方文明三百多年来的压倒性优势，也使不少短视的东方人自己都颇感自暴自弃，认为自己生不逢时，于是软弱地甘拜西方文明的下风，丧失了赶超所需要的远见和冲劲。
　　其实，人类文明中从来都在竞争和创新中才能得到良性发展。独家文化坐大是不正常现象。值得庆幸的是，中国的当代有识之士已开始意识到文明发展失衡与自身被动挨打的深层关系。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在《中国青年报》上撰文特别指出：“创造新知识和应用新知识的能力与效率将成为影响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仅限于学习和运用国际上成熟的技术和发展模式，就只能步人后尘，处于被动地位。”一言以蔽之，没有大规模有效的发明创新，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文明崛起。
东方文明的落后使问题更具挑战性。对当代东方年轻一代中的有志者来说，东方文明的暂时落后，可能恰恰为崭新的创造性努力横扫世界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契机!东方文明应重点调整战略定位，以在主干文明要素上形成创造性突破为首要目标，以一当十，为自己从根本上改变对西方文明的战略被动提供必要前提和动力。这样才能重新恢复东方文明的力量、尊严和领导角色，同时将整个人类文明的进步大幅推向前进。（摘录结束）?
以上的论述说明，看人家好，想学人家，是很难学到的。这就是说做“凤尾”很难做。那么，我们就只有做鸡头。就是说，我国的战略发展不应该单纯放在向发达国家学习上，而应该放在创新、放在超越上。当然，我们的人才战略也应该是放在培养创新人才方面。

杨鸿智

三  是自己与自己比，还是自己与别人比
研究人才战略的目的是为了提高我国的经济能力和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在判断经济能力和生活水平是否提高这个问题上有两个比较方法：一个是自己与自己比，另一个是自己与别人比。
自己与自己比，我们肯定是绝对提高了。我们现在大部分人的生活内容比古代皇帝还要好。但是，我们的这种提高是否可以不断继续下去？如果能够不断继续下去，我们就没有什么可担忧，也没有什么可讨论的了。问题是一个国家不可能脱离国际环境单独不断发展的。这是一个系统论的问题。国际社会是一个大系统，一个国家不可能脱离国际社会的影响而单独发展。在这个问题上我国人民是有深刻而痛苦的经验的。自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民看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先进性就开始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但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把中国当作原料产地和廉价劳动力的来源地，不允许中国也变成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进行了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军事压迫，使中国长期处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状态。为了改变这个状态，中国人民进行了一百多年的斗争。不是中国人民无能，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允许我们改变。现在，我们独立自主了，许多人以为我们可以自由发展了，其实不然。资本主义的世界大环境还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我们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还在，只不过形式改变了而以。现在我们能到20余年稳定发展实属不易，但是，如果我们认为可以这样不断地、无限期地和平发展下去，可能是太天真了。近年来，在国际上又出现了什么“中国威胁论”，说什么中国的发展将威胁到其他国家的利益和安全。这是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的严重事情。这再一次提醒我们，脱离国际大环境的、天真的自由发展思想是不现实的。
中国威胁论不仅是一个政治口号，它是有一个“科学”和“经济”的理论的。简单说就是：世界资源是一个固定的常数，中国发展了、占用得多了，别的国家就少了。这个理论的结论就是：既然别的国家占用得少了，就会不高兴，就会想办法阻止我们的发展。什么办法呢？不言自明。
下面我引用1986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李远哲先生的一篇文章来说明别人是怎么样看待中国的发展的。李远哲先生是国际著名的自然科学家，在这里我不是说李远哲先生就是中国威胁论者。我只是想说明，一个国家的发展确实是不能脱离国际社会环境的，“中国威胁论”是不能用简单的否定和保证解决的，应该有科学的认识和科学的解决方法。李远哲先生的文章发表在《智慧的星光》一书中，题目是《面对21世纪的挑战》。摘录如下：
　　工业革命的发生，是由于人类学会了转变并控制各种不同的能源，由化学能、热能到机械能或电能，并经由各种机械的发明，使它能从事比人类或动物的体力劳动更强大、更精确，也更可靠的工作。这不但造成人类社会生产力的高度提升，也大幅度地改进了人类的物质生活。
　　不过在我们进一步歌颂工业革命对人类社会带来的进步与繁荣之前，让我们注意两件重要的事实。首先，随着人类社会对能源消耗的增加，我们逐渐地过度依赖地球上千万年慢慢累积的石油、煤、天然气等矿物燃料，除了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带来的温室效应、酸雨等问题外，在短短的二三百年内把地球上宝贵的矿物燃料挥霍净尽，对我们的子子孙孙确实是很不负责任的事。第二件我们该注意的事情是，工业革命对不同地区的人民带来的影响确有很大的差别，如果幸运地跟上这股浪潮，便加入先进国家的行列，不幸没能赶上，以后追赶的日子，就十分辛苦。
　　从上述的讨论中可以很显然地看出，人类的将来确实是筑构在全球化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生态的体系中，每个国家与地区相互依赖将变得很重要。而且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我们会发现到生活的天地确实是整个地球，我们都将生活在一个“地球村”里，而且地球上各地人民的命运将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面对着这么一个情况，尤其是面对全球性的困境，我们知道人类社会的发展已经不能够再像以往一样，在强烈的竞争中盲目地走下去。许多事是我们必须立即着手改进的，特别是能源的使用与它对环境恶化带来的一些问题。为了能够使整个世界永续发展下去，我们必须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发展新的能源，减少我们对矿物燃料的过度依赖，并且仔细检讨人口政策与人类的活动对生态与环境造成的影响。但是，另一件似乎是更重要的事是，居住在工业化国家的人们要认真地面对一个问题：如果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像我们这样生活，我们的地球 承受得了负担吗?如果中国大陆的人平均石油消耗量，到了今天台湾的水准，全世界的石油产量也不够供应中国大陆的消耗。最后，世界各国为了在以高科技为后盾的经济竞争中取得优势，都在努力提升国家的竞争力，希望能在短暂的时间内赶上先进国家。但是如果先进国家走过的路，或是目前正在走的路，不是一条全世界能够永续发展的康庄大道，那么未开发或开发中的国家紧紧跟在先进国家的后头努力追赶，就似乎毫无意义。因为这一段辛苦追赶的路程，很可能是人类共同走向灭亡的路程。（摘录结束）
按照李远哲先生分析，我国的经济水平达到目前台湾的水平时，就会使人类共同走向灭亡。这就是说中国永远也不可能达到目前台湾的水平。当然，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中国有可能达到目前台湾的水平时，我想世界全人类也不会灭亡。因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保证他们自己的生存，很可能首先灭了中国，就像现在美国对待南斯拉夫、阿富汗、伊拉克一样。
总之，自己与自己比，有一点发展就满足是不行的。作为一个战术是可以的，但是，作为一个长期战略是不行的。如果我们有了这样的认识，那么，我们就应该放弃这个自己与自己比的发展思想，采取另外一个“自己与别人比”的发展思想。这是一个什么思想呢？这就是：为了自己的存在，必须要与别人比、要超过别人。这就是辩证法。存在和超越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是，它们又是彼此相联的，要存在，就必须超越；不超越，就不能存在。这就提示我国有关的决策者，在制定我国的人才战略时，要把超越发达国家作为自己的目标。应该研究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达到了什么水平，我们怎么样可以超越这个水平，而不是只想向他们学习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