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医的发展看中西医差异

握玉成医

                             从中医的发展看中西医差异
    学完导论课，我对中医学的基础理论、文化背景，及其发展情况有了初步的了解。从《黄帝内经》的伊始到近现代的医学，中医学所涉及的内容，可谓博大精深，而在这里我所谈的体会，主要是中医理论的发展过程给我带来的感受与见解。
    我国在封建社会以前，尚没有形成系统的医学只是积累了一些零散的医学知识，如对疾病的初步认识，到了奴隶社会的后期，才逐渐产生了医学理论的萌芽和专业医生。《左传》中所记载的：“晋侯有疾…..求医于秦。秦伯使医和视之。曰：疾不可为也，是谓近女室。”可以印证。
    战国时代，我国医学理论的形成，除有丰富的医疗实践知识为基本条件外，古代的自然哲学，即对整个自然界的认识也是一个重要条件，也和当时的自然科学——气或精气学说、阴阳五行学说、天人相应思想等有密切关系，并形成了中医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及基本方法的理论构架，和初步建立的脏腑经络及精气血津液为胜利病理学基础，以辨证论治为诊疗特点的理论体系。
    到了先秦两汉时期，随着《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的出现标志着我国中医理论体系的形成。而药物、方剂及诊断方法则奠定了我国临床学理论，即“辨证论治”的基础。
    两晋至隋唐五代的医学对疾病的认识，药物的品种，方剂的创新都有了进一步的丰富。如《脉经》《针灸甲乙经》《诸病源侯论》《千金方》的出现。

    宋金元时期，以《伤寒杂病论》和运气学说的被重视为契机，以金元时代医学流派产生为高潮。如“寒凉派”“攻邪派”“补土派”“滋阴派”的产生，促进了辨证论治原则的具体贯彻。
    明清时期，在实践基础上对金元时代发展起来的各种理论，加以综合、这种、融会、贯通、时期逐步走向统一，特别是辨证论治原则的确立，使我国传统的、朴素的医学理论能够对具体的临床实践发挥最大的、有效的指导作用。如瘟病学说的形成和发展标志着中医理论的创新与突破。
    到了近现代时期，由于现代化的西医传入我国，形成中医、西医长期并存的状态，从道理上说，虽不可能很快地将两种医学结合，形成我国富有民族特色的新兴医学；最低限度，也应该是两种医学互相交流、取长补短，促进其各自发展，逐步走向有机结合。但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反动统治者不但没有正确的发展中医，反而对中医采取了打击排挤甚至消灭的态度；也由于中西医学者本身缺乏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结果使这一时期的祖国医学处于一种自生自灭的状态，不仅没有因新知识的输入而改变过去的面貌，而且在世界科学发声伟大变化的这一百多年中，祖国医学没有显著的变化和划时代的进步，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医学史上的一大遗憾。
    从以上中医的发展，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来解释中西医的差异：
1）中西医理论体系的差异  西方科学起源于“原子论”，其思想的发展均以“构成论”为基础，探索事物的要素和结构。体现在西方医学上，则是以人体结构为基础，通过发现完整的疾病作用机理，对疾病进行治疗。而中医起源于“元气论”，虽然《内经》中也有“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切，循可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的记载，但由于社会条件和生产力发展的限制，中医始终没能建立起像西医一样具体完善的解剖理论体系，而是发展出了以中国古代哲学为基础的特殊理论。比如天人相应思想，阴阳五行理论，气血精液津学说。“事物的本质决定其表现形式”，由于西医从结构入手探求实证的要素，因此其确诊必须以结构生理和物理指标为依据。中医则是以辨证论治为指导，有证便有辨，有方。它的思维方式，难以作科学模拟。如整体观念与辩证思维无法用具体的实物加以佐证，这是二者的体系差异的最大表现。
2）中西医治疗技术差异  主要体现在技术内容与技术形式的不同。西医依靠现代科学仪器，通过对各种化验检测数据进行分析，来诊断病情。中医则通过望、闻、问、切，以及舌色、面色、脉象等进行分析，依靠经验、技艺来确诊。而在治疗上，西医多与现代技术紧密结合，使用各种尖端技术仪器，使其治疗手段不断丰富和发展。这可以从“历史上每一次科技发展对西医学的推动作用”看出。而中医的理论和技术难以进行科学规范，导致辩证无法用一个统一的尺度来衡量，同时它也不能如西医一样与科技发展同步。所以几千年来，中医仍然是以汤药、针灸等手段为主。
3）普及扩展的差异   首先，由于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文化背景、文化渊源不同，导致中西医之间概念不能实现科技转换，主要体现在翻译上的差别。从中医发展历程来看，中国文化在战国时期形成，加之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山海环抱，富有大河流域平原和古代交通的不便利，使其外来成分很少。没有其他的医学与中医抗衡，也必然没有人怀疑中医的是与非。而西医的发展可以说是各个西方民族文化相互斗争、妥协的结果，具有更高的扩展性。
其次，从中国的古代科技文化着眼，中国是以政治伦理文化为主，不重视科技，而中医的望闻问切亦不依赖于先进的工具。这虽然符合社会生产力的特点，但不如西方的科技医学令人信服。
再次，中国古代哲学，体现出来的重道而轻学，重事理的悟解不求逻辑论证，以及缺少构造性的自然观，必然使得中医的理论在今天难以与追求实证的科学步调一致。必然会招致许多学者的质疑。这是当前中医发展所面临的最大难题，也是我们最应该考虑的问题。
    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中医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族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中医学是中国伟大的历史遗产，我们必须怀有坚定不移的信心将其发扬光大，实现对祖国遗产的优秀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