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黄帝内经》的书名、沿革及成书年代

千秋雪

黄帝内经》的书名、沿革及成书年代
关于《黄帝内经》书名
《黄帝内经》（简称《内经》的书名，最早提到者是西汉刘歆所撰的《七略》，惜该书已佚。现存文献中最早记载《黄帝内经》者，是东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其中写到“黄帝内经十八卷”，但未记载何时成书，也未写明包括那几部分。由于该书各篇长短颇为悬殊，语气文风也不一致，以及某些内容的重复、矛盾等，历代学者对其论说又是多种多样，所以直到目前，对于《黄帝内经》的成书年代，在学术界仍未取得一致的定论。
《黄帝内经》的“黄帝”两字，并非指黄帝时期产生的著作。《淮南子·修务训》说：“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即是说，写上神农、黄帝的名字，更有权威性和说服力。又因中国人民历来尊崇黄帝氏族为中华民族的祖先，认为是华夏大地的最早开拓者和中华文明的最早创建者。人们将书名冠以“黄帝”名字，既寓有溯源崇本的意思，又含有渊源远古、悠久珍贵的用意。此外，《内经》的理论受道家、阴阳家的思想影响相当大，而道家尊崇黄帝为鼻祖，这也可能是写上黄帝名字的原因。
古代中医学著作的书名中，带有“经”字者不少，除《黄帝内经》外，还有《神农本草经》、《难经》、《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等，“经”的含义，《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载：“夫礼，天之经也”，注：“经者，道之常也”。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解释说：“常者，法也，径也，由也”。换言之，“经”是常道。
为何称“内经”？历来有多种见解。一种见解认为“内”与“外”是相对而言，《汉书·艺文志》记载的书目，计有七种医经，其中既有《黄帝内经》，又有《黄帝外经》；既有《扁鹊内经》，又有《扁鹊外经》；既有《白氏内经》，又有《白氏外经》。所以认为，内经和外经并无多大含意。第二种见解认为，“内经”是纯者，“外经”是驳者，如近人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就是这种看法。第三种见解如明代吴昆等的说法，认为“五内（指人体内的五脏等重要脏器）阴阳谓之内，万世宗法谓之经”。第四种见解为明代张介宾的说法，认为“内者，性命之道”，等等。这些见解似乎各有其依据，但却不能确定其本意。
现今流传的《黄帝内经》，包括《素问》与《灵枢》两大部分。这两大部分的名称，并非同时出现，而且后者历经多次变迁。
《素问》书名，最早见载于东汉末年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在其自序中，有“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之句。嗣后，晋代皇甫谧在《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序》中写道：“按《七略》、《艺文志》、《黄帝内经》十八卷。今有《针经》九卷、《素问》九卷，二九十八卷，即《内经》也”。
战国时代和秦汉时期，战争动乱频繁，《素问》等著作，由于辗转传抄，内容出现重复和错误，甚至散失不全。南北朝齐、梁时，太医侍郎全元起对《素问》进行注解，称为《内经训解》，后佚。隋代时，太医侍御杨上善奉朝廷之命，对《素问》、《针经》原文进行校勘，纠正某些残缺错简，予以摘录归类，分为摄生、阴阳等十九类，每类中又分为若干子目，并在原文之后加以注释，编撰成《黄帝内经太素》三十卷，开辟了按内容性质分类归纳研究《内经》的方法。但是，可惜此书后也佚失。清光绪年间，杨惺吾从日本影录公元887年日本人的抄本共二十三卷带回我国。1979年，我国针灸考察团到日本访问时，又从日本影印第16、21、22三卷回国。但迄今此书内容仍不全。
唐代宝应年间（762-763），太仆令王冰认为《素问》在唐之前已缺第七卷，并且有感于《素问》“世本纰缪，篇目重迭，前后不伦，文义悬隔，施行不易，披会亦难，岁月既淹，袭以成弊。或一篇重出，而别立二名；或两论并吞，而者为一目；或问答未已，别树篇题；或脱简不书，而云世阙”，因此经历十二年，对《素问》进行收集整理，并且补进了《天元纪大论》第七篇，予以注释，与公元762年编成，黄帝内经素问》二十四卷共八十一篇，但其中《刺法论》与《本病论》仅有篇名而无原文。王冰为了使《内经》原文与自己所增加者有所区别，特采用黑色和红色两种字体，“凡所加字，皆朱书其文，使今古必分，字不杂糅”。但可惜唐代以后两者不分了。至北宋时，医官高保衡、林亿等又对王冰编次的《黄帝内经素问》加以校正后刊印，定名为《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其中纠正了王冰注本的错字达六千余个，增加注文二千余条，注文前标以“新校正云”，以表明他们的意见。林亿等的校正本，成为现今所流传的通行本。

《素问》的含义
对于《素问》书名的含义，历来有多种解释。据高保衡、林亿对《素问》的“新校正”引全元起的论说：“素者，本也；问者，黄帝问岐伯也。方陈性情之源，五行之本，故曰《素问》”。但是，高、林等认为全元起“虽有此解，义未甚明”。他们还根据《易纬·乾凿度》中“夫有形者生于无形，故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见气也。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的记述，认为“气形质具，而苛瘵由是萌生，故黄帝问此太素，质之始也。《素问》之名，义或由此”。这种看法，为较多的人所接受，隋代杨上善对《内经》进行注解撰成的《黄帝内经太素》，大概也是依据上述观点而命名的。明代马莳、吴昆、张介宾等认为，“素问”是“平素问答之书”。

《灵枢》书名沿革与含义
《灵枢》名称，最早见于王冰的《黄帝内经素问·叙》，其中写道：“班固《汉书·艺文志》曰：‘《黄帝内经》十八卷’。《素问》即其经之九卷也，兼《灵枢》九卷，乃其数焉”。虽然，《灵枢》书名最早见于王冰之叙，但作为《灵枢》这部书前身的《九卷》，早在《伤寒杂病论·自序》中就见载了。其后，皇甫谧在《针灸甲乙经》中既写到《九卷》书名，有时又将《九卷》称为《针经》。隋唐间，还有《九灵》、《九墟》名称，其实是《九卷》不同书名的传本。
《灵枢》流传至北宋“哲宗”时已残缺不全，哲宗“元祜”八年（1093），从高丽传回中国《针经》一部。因此我国又复有了一部内容较全的《针经》，《宋史·哲宗纪》内曾说到这件事，据载：“元祜八年正月庚子，诏盼高丽所献《黄帝针经》于天下。”其后，南宋绍兴乙亥（1155年），史嵩在《黄帝素问灵枢经·叙》中写道：“辄不自揣，参对诸书，再和校正家藏旧本《灵枢》九卷，共八十一篇，增修音释，附于卷末，勒为二十四卷。庶使好生之人，开卷易明，了无差别”，后经刊印，称为《灵枢经》，流传于世。至明代时，马莳对《灵枢》又一次进行注释，编撰成《黄帝内经灵枢注证发微》，恢复为九卷。但现今的通行本，系根据明代越府居敬堂刻本经校勘后刊行者，分为十二卷，共八十一篇。
关于《灵枢》书名的含义，也有多种见解。马莳在《黄帝内经灵枢注证发微里写道：“谓之曰《灵枢》者，正经枢为门户阖辟所系，而灵乃至圣至玄之称，此书之切，何以异是？”张介宾《类经》认为是“神灵之枢要，是谓《灵枢》”。还有人认为，王冰将《针经》称为《灵枢》，可能是根据《隋书·经籍志》中的“九灵”，并联系到道家的“玉枢”、“神枢”诸经名称而成。

《黄帝内经》的成书年代
关于《黄帝内经》的成书年代，因为在古代献中最早记载到《黄帝内经》书名是《七略》，而《七略》的编撰者刘向、刘歆父子是生活在西汉末年，因此《黄帝内经》的出现最迟也不会晚于西汉。至于此书最早出现于何时？历代医家、学者的意见是有很大分歧的。
一种看法认为它是在黄帝生活的时期就存在了，理由是《黄帝内经》论述的内容，多是以黄帝与臣子岐伯、伯高等人问答讨论形式写成。持这种观点的较早期的代表人物是晋代皇甫谧，他在《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序中写道：“黄帝咨访岐伯、伯高、少俞之徒，内考五脏六腑，外综经络血气色候，参之天地，验之人物，本性命，穷神极变，而针道生焉。其论至妙，雷公受业传之”。对这种观点，历代不少学者已进行了分析而予以否定。本文开头已引《淮南子·修务误码》所述进行分析说明。
显然，以黄帝生活时期的各方面条件衡量，在当时是不可能产生出《黄帝内经》这样丰富内容和高度理论水平巨著的。因此，历代对《内经》成书年代争论较多者，主要还是下述三种观点：一为成于先秦战国时，一为在于战国、秦汉之间，一为西汉时期。
持第一种观点者，如宋代程颢《二程全书》写道：“观《素问》文字气象，只是战国时人作，谓之三坟书则非也”。宋代邵雍《皇极·经世书》载：“《素问》……七国时书也”。明代桑悦《素问钞·序》说：“《素问》乃先秦战国之书，非黄、岐手笔，其称上古、中古，亦一佐证”。明代方以智《通雅》说：“谓守其业浸广之，《灵枢》、《素问》也，皆周末笔”。
持第二种看法者，如宋代司马光《传家集·与范累仁第四书》所述：“谓《素问》为真黄帝之书，则恐未可。黄帝亦治天下，岂可终日坐有堂，但与岐伯论医药针灸邪？此周、汉之间，医者依托以取重耳”。明代胡应麟也赞同此观点，他在《少室山房笔丛》中说：“医方等灵，虽亦称述黄岐，然文字古奥，语致玄眇，盖周秦之际，上士哲人之作”。（《经籍会通》）
持第三种观点，如明代郎瑛《七修类稿》所说：“《素问》文非上古……以为淮南王之作”。其根据是“至于首篇曰上古、中古，而曰今世，则黄帝时果末世邪？又曰以酒为浆，以妄为常，侧仪狄是生其前而彼时人已皆伪邪？《脉要精微论》中罗裹雄黄，《禁服篇》中歃血而受，则罗与歃血皆当时事邪？予故以为岐黄问答，而淮南文成之者耳”。也就是说，郎瑛从节气名称的改变，从相传夏禹时伙狄造酒，从质地薄爽之古代丝绸“罗”的开始出现于汉代等来分析，认为《素问》不可能产生于黄帝时期，而是完成于公元前一百多年淮南王时的西汉。
近年来，认为《内经》成于西汉者也不少。尤其是有人根据《史记》（公元前91年）里面没有提到《黄帝内经》书名，认为《内经》成书应在《史记》之后，《七略》之前。但也有人认为，《史记·仓公列传》里所提到的公乘阳庆传给淳于意的“禁方”书之中，有“黄帝、扁鹊之脉书”，很可能《黄帝内经》包含在其中。因为淳于意在接受教师所传的“禁方”时，教师特别嘱咐他不得告人，以致其他人不知道这些“禁方”内的具体书名。而且司马迁不是医家，所以在他所写的《仓公列传》里，也未能详细写明具体的医书名称。近年来，认为《内经》成于战国时期者还认为，《内经》之类的医书，在战国时被医家视为秘籍，一般都不愿轻意示人，加之当时纸张很少，著作主要是写于简牍上，数量少，流通更少，所以《内经》成书后，不可能很快在社会上广泛地为人们所知晓。
对于《内经》的成书，元代吕复（别号沧洲翁）曾发表过比较客观的议论，据戴良《九灵山房集·沧洲翁传》载：“《内经素问》，世称黄帝，岐伯问答之书。及观其旨意，殆非一时之言，其所撰述，亦非一人之手。……正如《礼记》之萃于汉儒，而与孔子、子思之言并传也”。
但是，对《内经》的成书，比较能帮助说明一引起情况者，还是应从《内经》的内容、文体、考古发现等来分析。
一、根据天文纪时的记载分析：
《素问》的《金匮真言论》与《脏气法时论》等篇，以“平旦”、“下晡”（午后申、酉两个时辰末尾）、“夜半”、“日午”（中午之后）、“日出”等表示一天的不同时间，而不用子、导、寅、卯等地支表示时辰，表明这些篇章成于先秦时期，因在此以前不用地支表示时辰。另方面，《内经》中有些篇章却采用地支表示时辰，如《素问·脉解》篇有“正月太阳寅，寅，太阳也”。以寅月为正月，是在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改用“太初”历之后所规定的。而秦代、汉初所用的颛顼历，是以亥月作为正月的。因此表明这些篇章成于公元前104年以后。而《素问·天元纪大论》则有“子午之岁，上见少阴，导未之岁，上见太阴”的以干支纪年情况。何时确定干支纪年，有认为是在东汉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年）实行四分历之后，也有认为在东汉光武帝“建武”年间（公元25年）开始。从《内经》某些篇章内以干支纪年的情况，可作为推定其完成时间的一种依据。
二、根据所载专门名词分析：
《素问·宝命全形论》有“黔首”之词，按黔首名称，在《战国策·魏策》、《吕氏春秋》的《振乱》、《怀宠》等篇，以及《韩非子·忠孝》、李斯《谏逐客书》等文献中已经见载了，是战国及秦代对国民的称呼。所以表明《宝命全形论》是秦以前之作。而《素问·灵兰秘典论》所载的“相傅之官”与“州都之官”，是曹魏时期出现的官名，这表明该篇不可能早于曹魏时期。
三、从，内经》所引用的古代一些文献看：
扁鹊与淳于意是古代较早有详细传记的医学家。司马迁曾专门为他们列传，据《史记·扁鹊列传》写道：“长桑君亦知扁鹊非常人也。出入十余年，乃呼扁鹊私坐，闲与语曰：‘我有禁方，年老，欲传与公，公毋泄。’扁鹊曰：‘敬诺。’……乃悉取其禁方书尽与扁鹊。”这段记载所说的禁方书，是当时泛指医书而言。而据《史记·仓公列传》记载，西汉高后八年（公元前180年）时，淳于意拜公乘阳庆为师，其时阳庆年七十余，曾对淳于意说“……欲尽以我禁方书悉教公。臣意即曰：‘幸甚，非意之所敢望也。’臣意即避席再拜谒，受其《脉书》、《上下经》、《五色诊》、《奇咳术》、《揆度》、《阴阳外变》、《药论》、《石神》、《接阴阳禁书》……。”这十部医书大约是战国时代甚至更早的著作，其中有的书名或一些内容在《内经》里也提及。如《素问·玉版论要》篇写道：“《五色》、《脉变》、《揆度》、《上经》、《下经》书名。《素问·病能论》引述了《上、下经》文：“《上经》者，言气之通天地；《下经》者，言病之变化也。”
此外，大约成书于战国时代的《周礼》，在其中的“疾医”里，有“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的记载。而在《素问·脏气法时论》里，则有“毒药攻邪，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类似内容的句子。
上述某些书名或内容在《内经》一些篇章里见载，可以作为推测有关篇章出现时间的参考。
四、从出土文物对比看：
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医帛多种，这些帛书是汉文帝12年（公元前168年）下葬的。其字体有小篆、隶书和介于篆、隶之间的秦隶。将其中《足臂十一脉灸经》和《灵枢·经脉》篇相对照比较，可以年出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发展而成。诸如前者仅记述十一条经脉，内容较简略，文字语句较古朴，没有记载厥阴心包经，也没有形成十二经脉和手足三阴三阳经同脏腑表里相联系的概念。而《灵枢·经脉》篇则记述了十二条经脉，并且出现了十二经脉循环及手足三阴三阳经与脏腑表里相联系的概念。根据考古与医史学者考证，上述医帛书成于战国甚至春秋时期。
其次，1972年甘肃武威汉墓发掘出了东汉初期的医药简牍，将其中所记述的某些针刺治法同《内经》中所记载的相比较，例如对“留针”的记载，《灵枢》比较简单地提“深内而久留之”或“静以久留”，而武威汉简则比较详细具体，例如：“留针，病者呼四五十乃出针”、“留针百二十息乃出针”等，可见《灵枢》中的这些篇章，至迟成于西汉或更早。
此外，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西汉当阴侯墓出土了“六壬拭盘”和“太乙九宫占盘”，它们既是古代以阴阳五行占卜的用具，又是古代测天文定历法的用具。据《史记·龟策列传》载，春秋时的宋元公国召博士卫平扶拭盘定日月星辰的方位。“六壬拭盘”所记载的文字及其排列布局情况，同《灵枢·卫气行》篇所记述相似。而“太乙九宫占盘”的九宫名称和各宫节气日数，同《灵枢·九宫八风》篇内的图解相一致。所以前者可说是后者的实物模型。上述两件文物，对于说明《灵枢》的有关篇章成于秦、汉以前是比较有力的证据。
五、从《内经》的文体看：
先秦的文体，多用韵语，在“五经”、《吕氏春秋》、《韩非子》等文献内都可找到。《内经》的不少篇里，也有以韵语写作的句子，如《素问·八正神明论》的“然夫子数言形与神，何谓形？何谓神？愿卒闻之。岐伯曰：请言形。形乎形，目冥冥，……请言神。神乎神，耳不闻……俱视独见，适若羿，昭然独明，若风吹云，故曰神”。其它如《素问》的《上古天真论》、《四气调神大论》、《生气通天论》、《阴阳应象大论》、《脉要精微论》、《三部九候论》、《宝命全形论》、《离合真邪论》以及《调经论》等篇内，韵语句子也不少。表明这些篇章的内容很要能形成于先秦时期。
如上所述，可见《黄帝内经》所包含的篇章，并不是由一个作者同时完成于一个短时间内，而是由许多医家和学者写成于不同时期。《内经》中的篇章既有写成于战国时期，又有成于秦、汉甚至更后。至于要确定《内经》成书的确切年代，的确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看来，大约在战国时代，《内经》已经产生，经过秦、汉时期增补修改，逐步充实丰富。以后，在其版本流传过程中，又有所因革损益。当然，对《黄帝内经》成书年代的最后确定，还有赖于今后获得更有力的文物考古的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