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无意识与反思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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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无意识与反思社会学
[文/刘 擎]
遗憾的是，经过了二十年的“理论狂欢”，中国学术思想界仍然缺乏真正的——作为优秀思维品格和有效研究方式的——理论素养。理论无意识的惯习不是个别学者的问题，而是存在于我们“学术场域”的共同盲区。但愿由贺照田的忧虑和质疑所引起的讨论，能够促成中国的反思社会学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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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对知识界状况的各种不满与批评已经不绝于耳（在文学界，甚至有人为中国文学献上了一份“悼词”）。贺照田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心怀忧虑的学人。但与时下许多“学术批评”不同，《制约中国大陆学术思想界的几个问题》没有发出耸人听闻的呐喊，没有提出可资起事的指控。相反，作者沉静的思考抵达了一些难以言说的问题关键，并指向一种开放性的邀请，使我们得以从多样的视角省察知识生产中复杂而隐蔽的制约因素。在国际学术界，将知识生产本身作为对象的研究在近十多年来备受关注，这也是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所倡导的“反思社会学”（Reflexive Sociology）①的中心议题。而贺照田从中国大陆的语境中提出类似的问题，对于反省与改善我们的学术状况提供了一个新的讨论契机，这在我看来是贺文的主要意义所在。作者主要涉及三个论题（大体可以归结为 What, Whyand How）：思想学术界的状况出现了什么令人担忧的问题（What）？其症结何在（Why）？应当如何改善和解决（How）？我将首先对作者的主要观点做出初步的评论，随后尝试对个别相关问题展开进一步的分析，在此求教于贺照田先生及其他评论者，希望能为推进这一讨论尽微薄之力。
一．什么是“令人忧心的现实”？
首先，在对20年来中国学术思想界状况的回顾分析中，作者的评论或许有失之武断之处，但对当下面临的问题提出了敏锐的洞见。在过去20年内，中国学术界引进了（或重新引进）西方400年来几乎所有重要的理论思潮，这的确是令人晕眩的速度。在贺照田看来，一次次“主义”的狂欢节之中，我们饱餐了理论和概念的盛宴，却很少增进我们“把握、思考历史和现实”的能力。在轮番更迭的新思潮所激起的兴奋冷却之后，“缘它而起的大量伪科学”如过眼烟云，难以留下“真正的印痕”。于是，我们似乎体验到一种酒醉初醒般的空虚感：要么期待下一轮送旧迎新的理论兴奋，要么对一切理论彻底厌倦。对作者所描绘的这样一幅历史图景，我持有一定的保留。
我以为，中国学术界需要这20年的时间来开阔视野，以获得一张学术景观的“世界地图”（哪怕是一张粗略有误的地图）。这比理论上的坐井观天、茫然无措是一个不小的进展，也绝非对提升我们思考和把握问题的能力无所助益。只要翻开任何一本20年前的学术刊物，就会在对比中发现，今天我们提问的角度和进入研究的路径已经取得了难以估量的拓展。例如，过去对我们全然陌生的“弱势族群”这个概念，它的引入和确立为学术界探讨社会公正问题提出了新的思考基点，甚至已经进入传媒与公共话语，成为社会舆论新的言说论题，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公众的某些（如对同性恋的）惯常态度。如果没有诸如“理论与其生成语境的关系”等等观念的引进，没有如吉尔兹的《文化的解释》等著作的翻译介绍，贺照田本人的这篇文章即便可能出手，也完全会是另一种格局。理论当然也可能产生误导，我们时而迷失于歧途，但至少这是在犯新的错误，何况人文和社会科学也如自然科学一样，从来就是在错误中成长的“历险的事业”。
当初的中国学术界处在严重的理论饥饿状态，也许不得不经历一个“饥不择食”的阶段，才有可能论及“健康消化”的问题。当然，贺照田的主旨或许并不在于对过去20年的知识生产做出全面公允的“历史决议”，而在于揭示当下的紧迫问题。在这一点上，我与作者有深切的同感。只是我认为，不是因为学术界过去20年的误入歧途或失败，而恰恰是由于它的成长与准备达到了一个相对成熟的阶段，才使贺照田提出的问题得以成为一个值得讨论的“真问题”。
确实，我们正处在一个转折点上。在经过了必然的甚至是必要的“暴饮暴食”的阶段之后，现在是我们不能不面对它负面后果的时候了。在一些学科中，特别是以“中国问题”作为对象的研究领域中，一面是严重的理论“消化不良症”——许多天马行空的术语、轻舞飞扬的概念以“华丽”的样子间离了现实和历史的具体问题；或者，刻意剪裁经验材料，以削足适履方式迎合理论命题，使其“证成”。而另一面是悲观或傲慢的理论厌食症——拒绝理论的启示与引导，结果却受制于未经反省的预设前提之中，而陷入盲人摸象式的“实证研究”。布迪厄曾指出，“没有理论的具体研究是盲目的，而没有具体研究的理论是空洞的。但十分遗憾的是，今天，在社会上占支配地位的社会学模式，其基础恰恰就是具体研究和纯理论家的‘无对象理论’之间壁垒森严的区别和实践中的相互脱节。”②当下中国学界的“主流研究”模式也处于同样的（或许是更为严重的）“十分遗憾”的状况。这种状况下的知识生产没有能使时代面临的许多重大而紧迫的问题得到我们所期许的澄清与开掘。我想，这就是贺照田所说的“令人忧心的现实”。
二．出路何在？
作者问道：“怎样才可能有效地克服这种令人忧心的现实”？我们得到了一个明确的回答：“解决的途径之一，就是提出内在于我们历史和现实的真问题”。他认为，这样的真问题的提出会形成一个重要的中介，由此使理论与我们自身的历史和现实之间“发生一种深刻的扭结”，产生真实的、富有张力的互动。通过这种扭结互动，外来的理论和观念将“深切地嵌进我们的历史和现实”，有机地融入我们的知识和思想，使具体研究获得有效的理论启发和指导，从而形成良性的知识生产机制。如果我没有误解作者独特而多少有些费力的措辞，他的要点可以概括如下：真问题的提出是外来理论与本土历史和现实发生有效关联的中介，而这个中介（真问题）的阙失正是目前知识生产种种弊端的要害。在这一点上，我完全认同作者的观点，并且相信，这也是走出“西方中心主义”等困境，获得学术自主性的关键。我还愿意补充的是，一旦能够以真问题为中介形成理论与历史和现实的深刻互动，中国的知识生产也完全有希望反过来挑战、补充、修正和改写许多宏观层面的理论和观念，从而以本土经验的研究对世界学术理论做出贡献。
但是，什么才是内在于我们历史和现实的真问题（其标准何在）？研究者何以知道提出的问题是否内在于我们的历史和现实（其判据何在）？如何才能够提出这样的真问题（其途径为何）？恰恰是在这些关节点上，作者似乎语焉不详。的确，对于如何提出真问题，贺照田还是给出了一些提示——应当避免将问题急于封闭在某一既成的观念或理论框架中，而要不断地将它“置回原历史脉络和情境中去体会和理解”。但随后立即令人遗憾地推辞止步，“如何进入现实和历史又是一个非此处所能讨论的复杂问题。”这使他所建议的“解决途径”失之抽象和笼统。
在这里，我们明显地感到作者自身的思维紧张。在一方面，他提出“理论－真问题（中介）－自身的历史和现实”的互动框架，指向解析性的诉求，试图将复杂混沌的过程清晰化；而另一方面，由于缺乏明确的标准、判据和途径的分析，使这一解析性框架在操作层面上流于空泛，我们似乎必须依赖研究者独特的“体会和理解”，凭借感悟、洞察甚至灵感等难以言传的因素才能抵达真问题，隐含着返回神秘主义的倾向。③这种“解析性”与“感悟性”思维的内在紧张本身有其优势，能够开放出更多的可能性空间。但如果徘徊于这种紧张，也可能会阻碍（本来有希望获得的）进一步的穿透打通。清澈的分析如何才能不流于简单武断，丰富的阐释如何才能不失之含混晦涩，这是每个学者都不得不面对的挑战。
如果说，我们知识生产的主要失误是没有能提出真问题，那么解决的关键就是提出真问题。但是，除非对于提出真问题的途径、策略或方法做出具体的分析和建议，否则这一陈述只是形式逻辑的正确推论，而不是发现性的论述，所谓的“解决”就更像是“原则”而很难算作是“途径”。就原则而言，学界几乎都会同意，外来理论只所以“外在于”本土的历史和现实是由于缺乏（内在于我们历史和现实的）真问题。作者除了对其重要性予以强调之外，究竟还告诉了我们什么新的东西？
如果贺照田的文章仅止于此，那可能没有更多的讨论价值。但重要的是，作者虽然没有给出“处方”，但提供了九个具体问题，以此为范例对诊断我们的“症结何在”提供了意义丰富的反思启示。如果我们能够深入了解“为什么我们没有能够提出真正的问题”（why），那将对“如何才能提出真问题”（how）的回答具有实质性的促进。本文以下的讨论是在贺照田提供的启示下，针对制约知识生产因素中的一个环节——学术研究中的“理论无意识”问题——做出进一步的清理和分析。
三．理论自觉与真问题④
在我看来，目前阻碍学术研究进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是理论无意识，或者，缺乏反思性的理论自觉。不久前聆听一位学者的演讲，介绍他的一项实地考察研究。他在演讲开始就首先声明了对理论的警觉态度：因为理论预设会导致先入为主的偏见，妨碍了客观理解研究的对象，于是他决定抛开所有现成的理论，进入实地开展深入的经验考察，去发现真实的问题。这是我们经常会听到的一种似乎很有说服力的见解。
但抛开所有理论可以发现真问题吗？人类现有的认识论研究告诉我们，没有理论和观念的预设不可能提出任何问题。卡尔·波普曾指出，离开理论的“客观”观察在自然科学研究中都不可能。实际上，“抛弃理论、客观地发现真相”这一观点本身包含了重要的理论预设——认识论客观主义（epistemological objectivism）。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不仅已经在研究方法上“默用”了“认识论客观主义”这一（天真可疑的）理论预设，而且对自己的这一“默用”无所察觉，因此陷入了双重误区。这不是对理论的警觉而是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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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 杨
(选自《开放时代》杂志2002年第一期，总第15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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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理论可能会导致认识的偏见，但只有通过对理论预设的自觉反思才可能避免和克服，对真实性的追求也需要以“理论自觉”而不是抛开理论才能获得。例如，如果观察者希望“让对象本身向我们涌现”，就应当明确意识到，他是在以接近现象学的方法为预设前提。这绝不是一个表达方式的差别，因为如果自觉意识到这一预设，那么观察者将会遵循现象学方法的要求——有意识地“悬置”种种既有的观念，在进入经验对象时，不断警觉自身所有可能的先入之见。同时，研究者也将受益于哲学理论对现象学方法本身的批判性研究，把握其优越与局限，为整个研究方案的利弊分析提供反思的依据。
回避一切理论的后果往往是在不知不觉之中“默用”了最糟糕的理论；而对理论的滥用常常是由于对其适用性和有效边界未做充分的反省。理论的“厌食症”和“消化不良症”可能有各自的征兆，但有一个症结却是共同的，那就是研究者对自身的“理论无意识”所造成的遮蔽效应缺乏充分的反思自觉。在贺照田列举的九个问题中，一些本来非常有潜力的问题设置却蜕变为脱离了历史和现实紧张性的干枯“题目”，最终大大削弱了其“研究成果”的现实相关性和有效解释力，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自身的理论无意识。
例如，在论及“政治视域”问题时，贺照田指出一种偏狭的国际政治观,“习惯于把其它国家的举动毫无犹疑地解释为眼下直接的经济欲望和权力欲望”。这主要是因为主流的国际问题研究被“实力政治”（realpolitik）的理论框架所制约。在中美关系问题上，每当局势发生出人意料的变化时，我们的专家很少从互为冲突的阐释中重新反省实力政治的理论构架问题，而常常以轻率圆说的“惯习”维持其解释的有效性。1980年代末在国际政治研究中出现了具有重要影响的建构学派理论，但至今对许多中国学者还相当陌生。⑤“只有永远的利益”固然不错，但如果将利益主体指向单一终极的“国家”，而没有将“国家利益”本身看作一个动态的建构过程，就很难把握多元的文化与利益主体（人权主义者，工会集团，跨国公司等等）对美国“国家利益”的建构机制，也难以解释美国的对华政策在“战略伙伴”与“竞争对手”之间反复摇摆的征兆。同样，在精英与民众的脱离问题上，除却研究者的价值取向需要反省之外，正是由于将“民众”安置在（未经充分反省的）“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框架中，才使民众蜕变为可资统计的“指标”或“变量”（“纳税人”，“购买力”，“不安定因素”等等）。这种分析框架已经事先遮蔽了民众作为“实践主体”的可能，因此，他们的“价值观念、生活逻辑、主体感觉、精神欲求”等等也就不可能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成为值得对待的问题。
让我们来看一个相反的例子。1954年，年轻的布迪厄从（法国最为“精英”的）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毕业。他在通过大学教职的资格考试之后，没有遵循他的老师康奎荷姆（Georges Canguilhem，也是福柯的老师）的劝告留在法国继续哲学研究，而是转向阿尔及利亚开始人类学的工作。他在对卡拜尔（Kabyle）社区“家庭”概念的研究中，试图应用当时流行的结构主义人类学的理论（布迪厄曾选读列维－斯特劳斯的课）。但他在研究考察中，反复摇摆于两种互为紧张的观点之中：是将卡拜尔农民看作传统乡村结构的一部分，还是看作再生产危机中的牺牲者？这种紧张使他意识到，结构主义的理论无法简单地运用于这样的个案，而必须予以重新评估。但布迪厄并没有轻易地放弃这一理论资源，而是以“近似”的方式，将结构主义的概念从其原初的理论领域“转移调用”到自己的经验研究中。他以自己创生的“策略”概念来置换结构主义理论中的“规则”概念。在策略的概念框架中，社会行动者以不断的“计算平衡”过程来学习适应自身所处的境遇。这一“转移调用”后的策略概念复活了行动者的实践自主性，而实践又不是任意的，因为策略与境遇受到结构因素的影响。但这种影响不再是决定性的（像结构主义理论中“规则”概念所阐述的那样），而是条件性的、限制性的。⑥这虽然是布迪厄早期的工作，但已经体现出他在理论与经验的遭遇紧张中如何坚持反思性的理论自觉。
如果理论和观念是我们无法超越的地平线，要提出“内在于我们历史和现实的真问题”既不可能“先在于”理论，也不可能“外在于”理论。那么，真问题的发现究竟何以可能？在此，我试图进一步梳理贺照田提出的中介议题：真问题来自反思指导下的理论与（历史和现实的）经验对象的反复遭遇。这种遭遇往往形成一种困境，一种“难题局面”，一种多重阐释之间的紧张冲突状态。反思性的理论自觉摒弃了那种以“轻率圆说”方式所达成的遭遇“和解”或对难题局面的逃避，而要求我们深入地、反复地进入这种紧张遭遇。正是在这种遭遇中，被各种既有理论预设锁定的现成“答案”暴露了其暧昧不清或者解释失效的盲区和误区，种种“定论”的自洽性被置于新的质疑之中，其理论预设所掩盖、遮蔽或扭曲的（历史和现实境遇）“暗面”向我们重新敞开。这种紧张与冲突的遭遇具有特别的意义，它正是真问题诞生的母体。扣紧这样的时刻，反复深究其中，常常是艰苦的充满挫折感的过程，但将为真问题的发现提供巨大的可能。当然，真问题并不是唯一的。对同一研究对象，存在着不同的已经被回答的和尚未解决的真问题。但真问题的一个判据标准就是在理论与经验遭遇中、在阐释冲突中，发现了“被埋没的重要关系”。
反思性的理论自觉要求研究者不仅对理论具有开阔的视野和深入的理解，而且对理论的起源语境和演变历史的“谱系学”具有批判性的把握。这样才可能在理论与经验的遭遇中保持敏感和警觉，才可能针对不同语境中的具体问题批判性地反观理论、创造性地运用理论。在寻求问题的解决中，并不是在各种既有理论的比较中“选取”一种更新的或更有优势的理论框架，而是在不断遭遇和尝试之中，以创造性的“转移调用”等方式形成新的概念和路径，从中寻求新的阐释。反思性的理论自觉是研究者在不断面对“难题局面”的研究实践中获得的一种思维品格，一种对轻率圆说、和解和逃避等“惯习”的克服。缺失了这种思维品格，我们很难抵达真问题的发现与解决。

四．结语
遗憾的是，经过了二十年的“理论狂欢”，中国学术思想界仍然缺乏真正的——作为优秀思维品格和有效研究方式的——理论素养。理论无意识的惯习不是个别学者的问题，而是存在于我们“学术场域”的共同盲区。当然，这还仅仅是我们需要面对的众多问题之一。知识生产具有复杂的机制，许多制约因素是体制性的，这包含学术场域本身的机构、评级制度、发表制度、出国访问的选拔机制等等。布迪厄提出学术场域的概念，正是试图将知识生产中的“集体无意识”作为反思与批判的对象。克服那些阻碍有效知识生产的种种因素，无法依靠个别学者的努力来完成，而必须是一项集体性的事业。但愿由贺照田的忧虑和质疑所引起的讨论，能够促成中国的反思社会学的兴起。

注释：
①关于反思社会学的理论与相关讨论，可参看一部较为通俗而准确的阐释读本：Pierre Bourdieu and Loic J. D. Wacquant,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Cambridgeolity Press,1992)。这本著作已经有一个相当好的中译本：《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②引自《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页214。也由此可见，理论与对象的脱节问题并非中国学术界独有。
③这种思维的紧张常见于许多中国学者、特别是出身于文学专业训练的学者的著作论说，或许是同时受到中西学术资源影响的结果。
④以下的讨论需要做一个限定。对具体学科不加区别地总论“思想学术界”，会有以偏概全的危险。许多专业领域的知识生产，例如西方哲学中的语言学、逻辑学和现象学等具体研究，可能与我们本土的历史和现实少有直接的关系（虽然这些专业的划分和设置本身对于学术场域的结构意义也是需要反省的问题）。因此，我将讨论的范围限定在以“中国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学术工作，主要涉及社会科学和历史研究领域。
⑤1992年出版David Campbell教授发表 Writing Security: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1992)，这是建构学派理论中一部代表性的研究著作。
⑥分析参见 LouisPinto," Theoryin Practice", in Bourdieu: A Critical Reader, edited by Richard Schusterman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1999),pp.94－112.

责任编辑：李 杨
(选自《开放时代》杂志2002年第一期，总第15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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