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道佛与中医药学

儒道佛与中医药学



  摘要：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三大流派的儒、道、佛，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曾对中医药学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同时亦从中医药学中汲取了丰富的思想营养，并获得有益启示。认真研究这种相互渗透和相互作用，既是实现中医药学现代化的思想前提之一，也是弘扬传统文化不可缺少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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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道、佛从隋唐开始并称“三教”，其中道、佛是公认的宗教。今人对儒是否为宗教，虽有不同看法，但都不否认其有宗教迷信思想，诸如相信天命鬼神、崇拜偶像、主张祭祀等。先秦汉初道家虽不把上帝、鬼神视为世界万物的主宰者，但并不否认其存在，此与科学在根本上是对立的。中医药学作为研究、揭示人的身心疾病产生、变化的规律和防治方法的科学，确与宗教迷信具有严格的界限，不容混淆。但这只是二者实际关系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科学与宗教，又是相伴而生和长期并存的。它们在几千年的并存过程中，相互渗透，相互补充，相互为用。所以只承认二者关系的一方面而否认另一方面，那是片面的、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相对论的创立者爱因斯坦，曾于1940年9月在美国“科学、哲学、宗教同民主生活方式的关系讨论会”上发表一篇著名的讲话，指出：“尽管宗教的和科学的领域本身是彼此界线(限)分明的，可是两者之间还是存在着牢固的相互关系和依存性。……这种情况可以用这样一个形象来比喻：科学没有宗教就象瘸子，宗教没有科学就象瞎子”??［１］?。通过历史的考察和理论的分析，揭示儒、道(包括道家、道教)、佛与中医药学之间历史的、内在的对立和联系。这应是发掘、整理、提高、弘扬祖国传统文化及中医药学这一系统工程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
  1从中医药学看儒道佛?
   儒、道是传统文化中固有的两大流派，自先秦以来，影响广泛而深远。佛教虽由外域传入，但自魏晋之后，逐渐中国化，成为传统文化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儒、道、佛三者鼎足而立，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及社会生活、风俗习惯等各个领域，无不打上其深刻的烙印。作为传统文化和科学技术一个重要方面的中医药学，也不例外。故从中医药学这一视角，可以窥见三大文化流派历史作用之一斑。就此而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儒、道、佛就没有今日完整、系统的中医药学。
   历史表明，早在先秦汉初之时，尚处于形成过程中的中医药学，就与道家思想结下了不解之缘。老子以道为本、道法自然的思想，庄子的天下一气、练形吐纳之说，《管子》书中的精气生人、心为身君之论，黄老学派的贵清静主张，不仅为当时的医家提供了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原则，而且启发他们未病先防，尤重养心、治神。这在现存的《黄帝内经》和1973
年出土的湖南马王堆汉墓医学帛书和简书中，都有明显的体现。及至西汉中期以后，儒家居于独尊地位，其天命观，仁义礼智信思想，尊尊、亲亲和修齐治平主张及宋明理学的太极、阴阳、五行、天理、人欲等学说，凭借封建君权，有力、广泛地向中医药学领域渗透；同时有大批儒生涌入医家队伍，形成人数众多、绵延两千多年的儒医群体。正是他们，代表了汉代之后特别是隋唐以来的医药学主流。除道家、儒家之外，两汉之际传入中国的佛教和东汉后期产生的道教，它们对中医药学的影响也无所不在。从病因、病理到药物、药理，从防治法则到为医道德，均带有佛、道二教的痕迹。例如，有些医家认为有所谓“业病”，方药不治，只有行善才可消除之，此乃佛教因果报应之说在医学上的移植；有些医家具有慈悲救苦、众生平等、舍命济人等观念行为，无疑是佛教六道轮回、普渡众生、积德成佛思想的表现；有些医家劝导患者静养修性，辅以调食、调眠、调身、调息、调心，显然是佛门禅定方法的运用。再如，精、气、神思想，气功导引、按摩疗法、内丹理论、化学药物、性医学内容等，已被公认为现代中医药学体系中不可缺少的、富有特色的组成部分。究其来源，主要出自道教。由此而言，儒、道、佛是中医药学思想、理论、疗法、方药的重要源泉之一。如果从中医药学中除去儒、道、佛的影响，很难想象它会成为什么样子。同时，也不难理解，三者对中医药学的影响并非都是积极的。特别是其中的宗教迷信思想、封建伦理观念等，曾经严重束缚中医药学的理论思维和临床实践的发展。诸如，既然承认“业病”，就不必去探求真正的病因和防治方法了；既然规定“男女授受不亲”，男性医者就不能对女患者进行检查以提高疗效；既然以“不伤发肤”为孝，就不能进行解剖和外科手术；既然服食金丹或炼养内丹可以长生不老，何必再去研究其他方药?如果没有这些束缚，中医药学也许会出现某种质的飞跃。?
纵观两千多年的中医药学发展史，儒、道、佛既是促进其较早产生和日益完善的力量源泉，又是阻滞其快速前进和及时变革的无形桎梏。在其两重性的作用下，中医药学犹如一颗早熟的但不落蒂的果实，经久不断地通过古老的根、干吸收营养和水分，始终保持鲜活，散发醉人的馨香，却未能及时落地生根，孕育新苗。这种情形，既使当今中华儿女由衷地骄傲和自豪，又深感不足和无奈。?
  2.从儒道佛看中医药学?
   任何事物之间的渗透总是双向的，儒道佛与中医药学之间也不例外。中医药学既受到儒道佛的影响，儒道佛亦应受到中医药学的作用。当代的有关研究者仅仅着眼于前一影响，而罕有研究后一作用的。或许因为进行这一工作困难较多。但无此研究则不能揭示和把握双方关系的全貌，不能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从儒道佛这一视角来看，中医药学的影响也是比较广泛的，不可忽视的。可大致概括为思想理论上的启迪和生活实践中的运用两大方面。?
   就思想理论而言，儒道佛均在不同意义和程度上借鉴或采纳了中医药学。历代大儒及其编定、注疏、撰著的典籍，或多或少地论及医药。但他们谈论医药的目的往往不是研究医药本身，而是借以阐扬、论证儒理。例如《论语·子路》记孔子之语：“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2］?。玩读孔子此语，可知其本旨并非在于赞扬巫医，而是借以劝导弟子乃至君子们必须具有恒德。宋代朱熹对此作注说：“恒，常久也。巫，所以交鬼神；医，所以寄死生。故虽贱役而犹不可以无常”??［2］?。一个人如果没有恒德，连巫医也不能当，何况做一个儒者和君子呢?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孔子称其言而善之”??［2］?。为进一步明确其意，孔子引述《易·恒·九三》爻辞，指出一个人有德而无恒，就可能使人“承之羞”，即受其害，反证恒德重要。由此可知，孔子赞扬巫医应有之恒德，也是借以阐发《易经》所蕴含的义理。亦可以说，孔子由巫医之恒德得到启发，悟解了《易经》之义，并引申出君子应有之德。再如北宋程颢、程颐说：“医家以不认痛痒谓之不仁，人以不知觉、不认义理为不仁，譬最近”??［3］?。二程在此以病理上的“不认痛痒”(即麻木状态)比喻思想上的“不认义理”。前者是具体、形象的，人们可以感知；后者是抽象、无形的，人们难以体会。通过这一比喻，使一般人也能大致了解“不认义理”是思想上无知觉、无是非的一种麻木不仁的病态，从而强调了儒家义理的重要性。也就是说，二程受到病理“不仁”的启发，悟解了思想上、义理上的“不仁”。历代儒者引医论儒，多似此类。同样，道士之引医乃为论道，僧人之引医乃为论佛。例如两晋之际的道教金丹派理论家葛洪，在其《抱朴子·内篇》中，屡引医药以论证长生成仙的可能。他从五谷养人、草木之药治病这一事实出发，进行联想和类推：五谷、草木之药埋之即腐，煮之即烂，烧之即焦，尚且能够活人延年，何况金丹一类上品之神药，其益于人岂不万倍于五谷及草木之药?因为“金丹之为物，烧之愈久，变化愈妙；黄金入火，百炼不消，埋之毕天不朽。服此二药，炼人身体，故能令人不老不死。此盖假求于外物以自坚固”??［4］?。这一推理过程失之于不严密，从正确的前提得出了荒谬的结论，而葛洪确是沿用医药学的思路和方法，以求解决人的长生不死问题的。此即所谓“外丹”理论。后世道教中的“内丹”理论，虽然否定“外丹”的作用，但仍依据医理，企图通过炼养人的生命三要素精、气、神，从而达到长生的目的。由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也从中医药学的理论和方法及其局限性中获得启发，并不失时机地进行吸纳和利用，以期充实、完善、宣扬自身。诸如把佛法喻为治疗世人思想疾病的医药；由医家随病授药而领悟到应随时代而立教；从“五行”属性引申出“五戒”；把“两精相搏”的生命起始过程与灵魂转托、“业力”不绝思想结合起来；以各种病理现象证明“因果报应”的存在等。如此之类，不一而足。佛教在思想上对中医药学的汲取和利用，并不比儒、道为少，此乃佛教实现中国化的重要途径和表现之一。?
  在生活实践中，儒者、道士、僧人的言论、行为、习俗、好恶等方面虽有明显差异，但无不重视和运用医药：一是需要医药防病愈疾。三者虽有入世、出世之别，但他们都是自然的、社会的人，难以避免疾病，故不能离开医药。二是通过行医施药而修心养性。三教的教旨虽
有明显差异，但对信徒的思想品德的要求却有共同之处。儒家的仁爱，道教的善良，佛教的慈悲，均蕴含济困扶危之义。而医药的社会功能恰好与之契合，故三者都把行医施药作为个人修炼和积德的途径之一。三是借医药以弘教。儒者借医药以弘儒，道士借医药以弘道，僧人借医药以弘佛，目的不同，手段则一。在此意义上，不妨说中医药学是儒、道、佛的一种共同语言和联系纽带。?纵观儒、道、佛的发展史，中医药学对它们的影响也是不可抹杀的。这一历史事实表明，中医药学不仅仅是一种技术，而且是一种历史悠久、影响深广的文化宝库，儒、道、佛及其他文化派别均从中获取一定的思想营养。有关此点，尚未引起思想史家、文化史家和中医药史家、宗教史家的关注，有待人们深入发掘和认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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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从科技发展看传统文化?
   儒、道、佛和中医药学都是传统文化的重要方面，它们曾在历史上留下过辉煌。在人类社会刚刚进入新千年的今天，科学技术高歌猛进，日新月异，古老的儒、道、佛和中医药学乃至整个传统文化还有无积极意义和继续存在的必要?这是萦绕于当代中华儿女心头的一个百思难解的疑虑。肯定者大有人在，否定者亦为数不少，各有各的道理。笔者认为，不能一概肯定或否定，而应进行具体分析，肯定其当肯定者，否定其当否定者。若从下列几个方面看，不但应该肯定，还要发扬光大。?
  3.1人与自然关系的处理?
     近代以来，西方科学技术经历了三次革命，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几十倍乃至几百倍。人类由自然的奴隶一跃而为自然的主人，颇为志得意满。孰料，正当人类高奏战胜自然的凯歌之时，自然却无情地报复了人类。工业生产所造成的自然环境的破坏、污染、失调以致日趋恶化，严重地威胁着人类的生存。所以西方一些科学家及广大公众开始反思战胜自然的利弊得失“产生一种与17世纪以后的数十年里反叛宗教一样的反叛科学与技术的情绪”，“如果伏尔泰降世于20世纪，也许此刻他的战斗口号将是：‘科学，这就是敌人!消灭败类”??［5］?!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有识之士把希望的目光投向世界的东方，特别是中国，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比较正确地处理了人与自然关系。儒家主张“天人合一”、“物吾与也”??［６］?，视人与自然为一体，把万物当作自己的伙伴；道家、道教主张道法自然，广济众生，反对违背自然本性；佛教则把“不杀生”列为“五戒”、“十善”之首，爱护一切生命；中医药学也主张顺应自然以防病，运用天地所产之物以愈疾。这些思想、主张无疑有助于调节已经遭到严重损害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若从人类社会发展来看，这种局面的出现也有必然性。古代的生产力低下，人们必须顺应自然方能生存。那时虽有战胜自然的努力，但远未破坏生态环境的平衡，从整体看，人与自然比较和谐。及至近代，随着科学技术和机器工业的发展，人类战胜自然、征服自然的雄心和力量与日俱增，人与自然的关系逐渐失去和谐，以致今天的人们不得不咽下生态环境恶化这一苦果。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文化科技的发展，爱护自然环境又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并朝着优化环境的目标奋勇前进。这样，人与自然由统一和谐到对立斗争，又将到统一和谐，完成了一个螺旋形上升的否定之否定的周期过程。中国传统文化恰好与这一历史进程的第三阶段的目标比较契合，有利于这一进程的展开，故为当代东、西方人们所共同瞩目。?
3.2人与人关系的调节?
       西方文艺复兴时期，高扬个人主义以反对神权，这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个人主义逐渐走上极端，形成了利己主义，并集中表现为拜金主义。“人与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别的任何联系了”??［7］?。为了获得金钱，可以出卖亲情、友情和灵魂。商业上的残酷竞争演变为动物之间的弱肉强食。在某一个人的眼中，其他人不是狼就是羊，这种仇他心态严重扭曲了人性。并且，个人主义又演化出另一种形式，即消极沉沦，思想空虚，悲观失望，及时行乐，放浪形骸，道德沦丧，吸毒成风，邪教蔓延。这种颓废情绪与上述仇他心态构成了当前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的精神危机和不治之症。出路何在?有些学者企图从东方传统文化中寻找答案。确实，在中国儒、道、佛的文化宝库中，具有值得西方借鉴和汲取的思想成份。诸如儒家倡导仁者“爱人”，“民吾同胞”，“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8］?；道家、道教倡导“常善救人，故无弃人”??［9］?，“慈心于物，恕己及人”，“乐人之吉，悯人之苦，周人之急，救人之穷”??［4］?；佛教倡导普渡众生，“我法平等，高下共均，贵贱同揆”??［１0］?。医家也认为，应“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普同一等”；“医人不得恃己所长，专心经略财物，但作救苦之心”??［１1］?。这些思想有助于净化灵魂，改善人际关系，克服因疯狂竞争和无穷贪欲所带来的心理疾患及社会弊端。如果说近代以来的西方自然科学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解决了“真”的问题，武装了人们的头脑，壮大了人们的现实力量；那么，现实表明，这种“真”尚需“善”的补充和制约，否则人们就会向“恶”的方面滑得更快、更远。在这一意义上，包括儒、道、佛、医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确有一定的补救作用。?
   3.3认知模式和思维方法?
   西方科学技术是在古希腊、罗马哲学特别是原子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近代科学中的原子论实为古希腊原子论的证实。这一思想认为，原子是构成宇宙的最小之“砖”，不可分割，相互间断，不同数量的原子以一定方式构成不同质量和属性的事物。这种思想引导人们注重事物的微观要素、物质实体、层次结构、具体形态、静止质量和机械运动，而要取得这些认识，就必须进行实验和分析。在此基础上再思考事物的性质、变化、功能及其相互关系等。因此，分析是近代科学研究的主要思维方法，力学是当时的带头学科。其长处是根据确凿，可以通过直观和实验予以证实。它是机器工业的产物，促进了当时科学的发展。其局限在于“把自然界的事物和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广泛的总联系去进行考察，因此就不是把它们看作运动的东西，而是看作静止的东西；不是看作本质上变化着的东西，而是看作永恒不变的东西；不是看作活的东西，而是看作死的东西”??［１2］?。这种孤立、片面和静止、僵化、机械的认知模式与思维方法远不能满足工业后社会和现代科学的需要。现代科学已从微观、宏观领域进入超微观、宇观领域，既要深入考察事物的实体要素、层次结构和静态属性，又要总观事物的整体功能、相互关系和动态结构；既要认知客体，又要研究主体及主客体关系。本世纪先后出现的相对论、量子力学、宇宙演化理论、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耗散结构理论、超循环论、协同论和环境科学，以及计算机、生物工程、材料制造、航天、海洋开发、新能源利用等方面的新技术，表明现代科技既要分析，更需综合。而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模式和思维方法历来以综合见长，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存在一定程度的契合，可以互补。?
    儒、道及医均认为万物由气构成。隋唐以后的佛教亦在一定程度上承认气的存在和作用。“气”与“原子”相较，具有弥漫性、连续性、恒动性等特征。气分阴阳，阴阳演化为五行，五行构成万物。这一思想引导人们注重考察事物的整体功能、动态结构、相互关系，即把事物、世界看作有机的整体进行宏观把握，一般不必细究内在的微观实体和结构。所以在直观材料的基础上，运用归纳、综合的方法，再辅以演绎、类比，以表知里，以近知远，以人知天，就能得出结论。这种以综合为主的思维方法，在古代乃出于不得已，但却比较有效。经过千百年的运用和完善，已在医药学、生物学、气象学、天文学等方面取得举世瞩目的成果。爱因斯坦曾言：“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科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不用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部做出来了”??［１3］?。中国古代的“贤哲”虽然没有以“形式逻辑体系”和“系统的实验”这“两个伟大成就为基础”，但却有丰富的物质生产及其他社会实践经验和以综合为主的朴素辩证的思维方法，故能把“这些发现全部做出来”。正是这一点令西方一些科学家“惊奇”。耗散结构理论创立者普利高津认为：“中国思想对于那些想扩大西方科学的范围和意义的哲学家和科学家来说，始终是个启迪的源泉”??［１4］?。量子力学大师玻尔曾于1937年访问中国，他对阴阳学说情有独钟，后来根据阴阳双鱼太极图设计他家的族徽，认为此图的阴阳互补思想与微观世界的波粒互补一致。而近年来的经典物理学在解释微观现象时则显然有一种根本局限性。“互补一词的意义是：一些经典概念任何确定应用，将排除另一些经典概念的同时应用，而这另一些经典概念在另一种条件下却是阐明现象所同样不可缺少的”??［１5］?。这表明中国传统认知模式和思维方法对现代科学家确有一定程度的启迪作用。当然，对这种启迪作用不可夸大，但也不应缩小和抹杀。?
   4.应有的态度和方法?
   通过以上对比、分析，有理由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儒、道、佛和中医药学在一定意义上含有当代文化科技发展所需要的思想和方法。就此而论，世界文化科技中心有可能复归东方。中国民谚云：“十年河东转河西”。就人事而言，十年时间确能产生巨变；就世界文化科技中心而论，则大约需要百年乃至几百年。近代以前，中国封建社会创造出灿烂的古代文化，以四大发明为标志的大批科技成果向西方输布，东方是世界文化科技的中心。这些发明成为西方新兴资产阶级攻克封建城堡的锐利武器。此后星移斗转，西方成为世界文化科技中心。如从明末算起,已经过去近四百年；如从清末鸦片战争算起，亦已过去一百五十多年。在此期间内，中国社会受到西方文化科技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巨大影响，实现了生产方式、社会制度的历史跨越。近二十年来的改革开放，更使中国经济繁荣、政治清明、思想活跃，这为文化科技的突飞猛进提供了历史前提。加之上述有利的传统文化，争取世界文化科技中心的复归，则是可能的。这是千载难逢的良机，中华民族千万不能错过。?要实现这一复归，还必须具备充分的主观条件。其中重要方面之一，就是正确对待传统文化，特别是儒、道、佛和中医药学。处理得恰当，就能变废为宝，化腐朽为神奇，使传统文化成为永不枯竭的智慧源泉；处理失误，就会变宝为废，化神奇为腐朽，使传统文化成为十分沉重的思想包袱。所以对此不可小视，必须认真思考。?究竟怎样才能变废为宝，而避免变宝为废呢?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解决的，并且智者、仁者所见不同。但以下几条原则，应当成为共识。?
4.1从具体历史条件出发?
    儒、道、佛和中医药学这四大体系及其相互关系都是一定的、具体的历史条件的产物，它们的出现、存在、发展或衰微，均有客观必然性，其奥秘就隐藏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之中。后世的人们如欲深入了解和真正把握其精髓，除了研究它们目前的状态外，还必须从具体的历史条件出发，进行考察和比较分析。看看它们较之此前此后的同类思想体系或事物，具有什么合理的、积极的内容和形式，还保留了哪些荒谬的、消极的成分或因素；曾经起过什么性质的作用，产生过哪些影响。而不可以当今的社会条件和公众要求去衡量、褒贬它们。只有坚持这一历史主义的态度和原则，才能正确评价儒、道、佛和中医药学以及全部传统文化，否则就会抹杀历代贤哲的创造，重蹈历史虚无主义的覆辙。?
4.2立足于文化科技发展的至高点?
  从历史条件出发，并非一味留恋过去；研究历史上的儒、道、佛和中医药学及其相互关系，
也不是把它们当作古董一样玩赏，而是要批判地继承，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实现中医药学的现代化。这一目的要求观察者只能立足于当代文化科技发展的最高点。犹如登山一样，只有立于高峰之上，才能看清来路，展望前途。当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和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是迄今为止人类所创造的思想文化的最高形态，是精神文明发展史上的巅峰。只有凭借这一高度和视角，才能鸟瞰儒、道、佛和中医药学发展的曲折轨迹及其相互联结，比较正确地评估其现代作用和意义。如果立足点不高，则很难辨清其合理性和局限性，但这并非要以当代文化科技成就为判定儒、道、佛和中医药学的真伪是非的标准，只是作为目前比较适宜的参考系或方法论原则。因为当代文化科技成就亦属人类思想认识领域，仍处于发展过程之中。以之为标准，就象把一个人的后语当作其前言的标准一样可笑。?
4.3以人类长期社会实践为标准?
  只有社会实践才是检验人类一切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这里所说的实践包括人类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一切能动的社会活动。对于儒、道、佛和中医药学及其相互关系而言，主要是指历代中国人民大众防病愈疾的现实活动，当然也包括域外人士的同类行为。凡是经过此类实践长期、广泛、反复检验，并取得一定防病愈疾效果的思想理论、治则治法和药物方剂，都有其合理性或科学性，应当予以肯定；反之，屡验屡败，则应予以否定。当然，这里所说的肯定或否定不是绝对的，不可一概而论，还应进行分析。总体上的肯定并不能排除其中含有荒谬因素；总体上的否定也不能排除其中存在合理成分。应对历代实践检验的结果采取谨慎、分析的科学态度，千万不能简单地肯定或否定。一般而言，流传至今的古代理、法、方、药及其有关的儒、道、佛思想观点和行为模式，都是经过少则上百年、多至几千年的人体试验，其中必定有其合理性，所以不要轻易否定。特别是对于那些现代科学理论不能解释、当前的科学实验和临床活动尚不能判定的问题，更不要妄下结论，而应留待后贤去解决。否则，势必有害于传统文化的弘扬和中医药学的发展。?
   基于对祖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医药学的珍爱之情，笔者进行了上述理性思考，但较之儒、道、佛和中医药学这四个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这种思考还显得太单薄、太肤浅，仅能作为我们回报祖国母亲“三春晖”的“寸草心”而已。谨希望以此引起广大学者、医家和读者对这一方面研究的密切关注和积极投入。笔者坚信，经过几千年风雨洗礼和亿万人民心血浇灌的祖国传统文化和中医药学之花，在下一个世纪乃至千年中，定会更加美不胜收!定会对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
    此文发表于《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