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现状及对策建议”专题咨询会发言记录

东方医学

--------------------------------------------------------------------------------

“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现状及对策建议”专题咨询会发言记录（一）
--------------------------------------------------------------------------------

[录入时间2004/07/14 10:49 ]
[浏览次数105]  

说 明：7月15日，科技部办公厅调研室委托“中医药战略地位研究”课题组组织召开了“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现状及对策建议”专题座谈会，特邀广州中医药大学邓铁涛教授、中国工程院戴汝为院士、王永炎院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李泊溪研究员、中国中医研究院基础理论研究所前所长陆广莘教授、前所长孟庆云研究员、所长潘桂珍研究员、杨学鹏研究员、医史所安迪光主任医师、山东中医药大学祝世讷教授、北京中医药大学前校长牛建昭教授、辽宁中医学院李德新教授、中国卫生法学会吴崇其教授、人大科教文卫委员会人口卫生室副主任陆应江教授、《科技导报》主编蔡德诚教授、科技部贾蔚文教授、办公厅副主任兼调研室主任梅永红等20多位专家领导进行座谈。专题座谈会由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副所长赵新力研究员、总工程师武夷山研究员主持。同将发言记录整理如下，供参阅。
赵新力：
　　受科技部办公厅委托，召开今天的座谈会。非常高兴能够请到中医药界的著名老专家、关心中医药的领导。首先，我代表会议的主办单位、“中医药战略地位研究”课题组，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于中医药事业所做的贡献。前一段时间的“非典”灾难，使得我们面临着一场严峻的挑战，也是一个难得的机遇。中医药界的新老专家，通过共同努力，展现了我们中医药的力度。
　　“非典”出现之后，我们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医药战略地位研究”课题组的同志，及时到广东进行了调研并向有关部门汇报，由新华社编发了第一份反映中医药防治“非典”的内参（当时北京还没有定为疫区，广东已经是疫区）。课题组在4月26日又组织了一次中医药成功防治非典学术研讨会，引起了广泛重视。大家都认为应该借此机会，进一步地把中医药事业做得更好一些。
　　今天的会议，主要想请诸位专家讨论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我国中医药基础理论现状以及目前已经取得的重要成果。这对于未来制定规划和研究发展战略是非常有用的。
　　第二，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的基本方法、研究重点和工作机制应该如何？这方面在我们制定规划、制定政策的时候是重点，包括我们要凝练一些重大的项目，或者是支持方向的时候，都会有所考虑。
　　第三，国际上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的最新进展。西方国家在逐步重视中医药，也接受了中医药的一些理论和实践，中医药的实践不仅对医学本身，而且对整个科学的哲学、科学的理念和方法，都可能给予很大的启迪作用。我们作为发源地，如果不及时总结出来，系统地指导我们的“原始性创新”工作，可能我们就错失了一次良机。所以我们要关注国际上中医的最新进展。
第四，请诸位专家对我们近期及未来的工作，提出对策和建议。
梅永红：
　　我也非常感谢各位专家参加今天的研讨会，我们调研室关注中医药发展是属于“好事者”。我们可能经常做一些不该我们做的事情，但是当我们真正开始关注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觉得的确做得非常有意义。涉及到中医药发展的问题，我现在有两个担心。也正是这两个担心让我们能够成为“好事者”，也是我们对这个问题倾注更多精力的重要原因。
　　第一个担心，不管我们现在怎么来评价中医药的大好成就，但是我感觉中医药现在面临着非常大的危机。不管我们承认不承认，客观就是这样。前两天我们看到《中国国家地理》杂志专门做了一期中医药的专辑，其中有一个加拿大的留学生就提到我们现在的中医药正在消亡。我甚至从她的报告里得出一个结论：几十年后，中国人可能要向西方人学习中医。我们传承了几千年的文化，有可能会毁在我们这代人的手里。
第二个担心，现在有这么多的民众没有享受到最基本的卫生医疗保障，特别是我们广大的农民。这次SARS事件带给我们很多启示，也带给我们调整政策的空间和余地。我们不要指望中国能够建立起一个西方式的医疗卫生体系，尤其是对于我们的九亿农民，这是不可能的。那么，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建立农村医疗卫生体系？我们现在提出在未来二十年要建成小康社会，如果这个体系在未来二十年内还建不起来，到二十内后，我们能不能说是全面小康社会？
　　所以，对中医药问题的关注，实际上是基于这两个非常大的担心。今天请各位专家来讨论的内容，不完全是我刚才说的内容，但实际上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我们真诚的希望得到各位专家在的指点，谢谢！
邓铁涛：
　　我是从广州来的，很感谢科技部这次请我来开会。特别是关于中医的问题，我一直都有很多话想说，在这里来请教大家。
首先，对于理解“中医现在出现了危机，搞的不好，中医就消亡了”，必须先回顾一下历史，因为在座的很多不是搞医的，更不是搞中医的。大家都知道中医历史很长久，但不知道近百年来中医命运的坎坷，受的苦。1929年，国民党政府召开了第一次中央卫生委员会，由余云岫等提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要废止中医，认为废除了才能扫除中国的卫生障碍。但是他们失败了，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反对，没有通过。解放以后，来了个王斌。王斌先是东北卫生部副部长，后来到中央当卫生部副部长。王斌认为中医是封建的，应该跟随封建社会的消灭而消灭，但是消灭中医采取消灭的手段，人民不会同意，所以他要改造中医。那个时候中医都要学西医，所以我们都重新去学习西医，由广州医科大学三年级学生当我们的老师。所以王斌的思想被中央批判了，人民日报也点名批判了，后来还撤了王斌的职。但是，王斌的思想影响非常大。他的目的就是要改造中医，消灭不行就改造。近几十年，党的中医政策一直受王斌思想的干扰，就是要改造中医，改造是有成果的。像大前年，上海中医杂志发表了一个学生的文章，说：“中医变也得变，不变也得变；中医往哪里变，往西医那里变”，这是代表年轻中医的看法；前年北中医一位教授也发表了一篇文章，认为中医能够治的病种越来越少，认为西医已经是无所不治，无所不能，中医还剩多少空间，读了那篇文章也是很悲观的；最近，《中国中医药报》还在讨论“脑主神明”还是“心主神明”，意图就是用“脑主神明”取代中医的“心主神明”。这些都是改造中医的思潮。所以，当前年轻中医的数目虽然越来越增加，但是毕业出来的中医对中医的信心也越来越小了。这是很成问题的。所以，改造中医思潮的影响，的确是力量非常之大。“取缔不行，改造有效”，这是中医药当前重要的危机所在。
实际的表现怎么样呢？
一、中医医疗方面。现在全国的中医院都存在西化倾向：“中医院西医化”。这里面有很多原因，一是要赚钱。（患者）来看中医才十来块钱，如果做X光、CT、打针输液就可能几千块钱。所以中医在经济上、学术上，都往西医医院那边去靠。
二、中医教育方面。中医教育也是往西医那边去套，很多理论课都是西医的。有的似乎讲的是中医课，但是他讲的西医内容比中医的多；即使有一些学生的中医思想比较牢固，到临床实习一年，一看全都是西医的方法，这个学生的信心就没有了。读了四年，就算中医占60％，但是一到了病房，中医20％都没有了，都往西医方面走了。
三、中医科研方面。中医搞什么科研，当然是沿用西医那一套，因为中医没有现代科学研究的手段、方法，很自然的引进西医那一套来研究中医。但是，在科研方面，也曾经有一段中医研究很辉煌的时候，就是研究非手术治疗急腹症那一段时间。在“西学中”方面，的确做出了很好的成绩，如“胃穿孔”，渗透到腹腔里边的液体多少就开刀，不到那个水准可以不开刀。但是也只是一阵风。现在哪个医院再去研究急腹症非手术治疗法？那么好的形势没有延续下来。
　　现在小切口的手术就认为是最高水平的，那我不切不是更高明吗？子宫疾病的治疗，西医用子宫切除法，不能再生小孩，而中医治疗后还能生小孩。但是我们不宣传，我们国家不把这些公布于世。胃穿孔可以不开刀，世界上应该很认定的。这些优点，我们国家没有很好的大力去推广。到底我们这几十年来有什么成果，这方面的成果都没有报。又如白内障，毛主席的白内障就是中医治疗的，是中医研究院的唐由之老院长做的“金针拨障术”。他那个小切口手术比美国要早，美国的眼科医生在十几年后才开始做。其实我们的一些技术实在比外国的先进得多，但是我们自己人都不承认，没有去宣传我们自己的东西，而外国的有一点点，我们就见报了。这就是我们目前的现状。“消灭中医不行，改造中医有效”这个历史影响，如果还不改变的话，真的以后要到外国去学中医了。
　　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天津一个传染病医院的院长，在某个地方发生“白喉”需要“白喉血清”时，他一算，把半个中国的血清调到那个地方还不够用。后来他学了中医，就用中医治疗白喉的办法，又筛选了一些药，筛选了四味药，做成水剂，每一瓶药可以治疗一例，治疗一例才一块五毛钱；而用白喉血清来治疗，不仅很贵，还可能引起后遗症，以后再用血清的时候，会有血清反应，而用中医的办法没有这个问题，又便宜。但是后来就没有人把它再研究再提高了。错在哪里呢？不少部门的同志认为，中医那么古老，古老就是落后。人家是人工合成了，你还是草根树皮，一想一对照，肯定优劣就对照出来了。这是表面上的现象，人们往往被表面的现象所迷惑。所以大家不认同中医也是有道理的，也符合社会现实，不奇怪。
　　国家要贯彻中医政策，现在的确需要花大的力气，要在政策、经济、法律上都要有所重视。新颁布的《中医药条例》我还没有仔细去研究，我相信还有倾斜的余地，我估计是这样的。
　　一般人都认为，中医也是医，西医也是医，西医既然弄得那么清楚，要发展中医，没有了西医的帮助是不行的。这个观念是目前最大的障碍。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中医跟西医不是一个理论体系，中医是宏观的，是宏观医学；西医是微观的，是微观医学，它是从静止的、局部的、细微的方面下工夫；中医是从整体的，天地人合一的，动态地观察出来的。我们中医不是封闭的，很早就有“中西汇通派”，一百年前就有，早就接受了西医的解剖、五脏六腑的形态学，但是其他的没有接受。解放以后，中医仍然认为要用阴阳五行、脏腑经络。因为占卦、算命的也用阴阳五行，就把这个混淆了，认为阴阳五行是封建迷信。
　　中医很多是宏观的，也是超前的。像西医知道“脾”有免疫功能才几十年，以前凡是脾有损伤，就切掉，认为脾在人成长以后，作用就不大了。但是现在知道原来脾是免疫功能的一个大的结构，所以千方百计要保住那个脾。因为观察了很多无脾综合征，如果感染了，死亡率很高。脾有免疫功能，中医1700多年以前就知道了，那是在张仲景时代。张仲景提到“四季脾旺不受邪”，如果脾是健康兴旺的，就不容易受邪，那就是免疫功能。像肺，有非呼吸功能，西医知道有多久，也不过就是几十年。西医知道肺可以产生前列腺素、血管收缩素等，影响血管收缩舒张，这才几十年；我们中医老早就说了，“肺主治节”，它协助这个心脏来管理一切，所以血管的舒张收缩很重要；肺“通调水道”，肺还有参与水液代谢的功能；中医两千年以前就知道了，西医50年代才理解了肺除了呼吸、换气、红细胞换氧的作用以外，还有其他的功能。我们中医不仅仅是理论这样说，更重要的是指导临床实践。所以有一些水肿病人，用了利水的药不消肿，中医就要治肺，实际上运用了这个理论。
这样的内容，现在还有很多。像“肾主骨”、“牙齿属肾”，这些道理，我们是可以用得上的。例如我有一个朋友的外孙女在美国，已经四五岁了，就是不长牙齿，走路无力、乏力。西医认为是基因缺陷，无法治疗。他从美国回来后，到广州去找我。我根据中医的理论，牙齿属肾、脾主肌肉，走路属于脾，所以我给他补肾、补脾。治疗了半年多，牙齿长出来了，走路好些了。后来带着那个方子，到美国继续吃去了。这就说明了我们的理论是可以指导实践的。我治疗的另外一个出牙问题的病例，是我们科一个西医的儿子。他是吃抗生素吃多了，牙长不出来。我也是拿补肾的药给他吃的。所以说，这些经过几千年临床实践检验和发展的中医基础理论，是可以指导我们的实践的。你没有去进行中医临床，没有按照那个理论去实践，你就不会相信的。
　　金木水火土，这些能解决问题吗？根据中医“五运六气理论”，今年的“非典”就是“湿”，因为今年是农历癸未年，是“太阴湿土司天，太阳寒水在泉”。所以今年就“多水、多湿”；所以治疗非典，除了解表、解毒等治疗之外，一定要“去湿”，这样才容易好；所以，香港某杂志要我写文章，我就说“非典”到6月份，它自己就会走了。我凭什么说？就凭我所知道的一些中医的理论。所以，要理解中医的东西，必须通过临床，通过病例。这次“非典”就是通过临床来说明中医是有效的。世界卫生组织说中医药治疗“非典”还是很神奇的，要大家重新去认识。
　　中医并不是落后的，是超前的。例如，西医模式过去就是生物模式，统治了医学界多少年了，近二十年才提出来“生物－心理－社会”模式，这是在向中医靠拢。中医就是天人相应的模式，把人和天地相应。比方说时间医学，世界上有时间医学也不过五十年，美国的哈尔贝克（音），是时间医学之父。后来我们成都中医学院一个助教，把《内经》的有关内容翻译发表在杂志上，这个美国人看到后，认为“时间医学之父在中国”，他要到成都考察时间医学。
　　过去有一个老中医发表文章说要招收一些文科学生，《健康报》马上有人批评他说，你知不知道医学是自然科学？他不知道他讲这个话的时候，美国已经很注意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结合了。现在强调生物－心理－社会模式，不就是两个科学的结合吗？这已经是走在中医的后面了。中医老早就是多学科的结合，所以它里面有天文、地理。有人说中医没有数学，那是错误的，他只是认为统计学才是数学。要重新来认识科学。所以，我认为，中医学要发展，在二十世纪没有办法，二十世纪的自然科学没办法帮助中医的。


附件：0个

[信息来源中医药战略地位研究课题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