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中医只与《易经》结合才没有前途

东方医学

中医只与《易经》结合才没有前途
——与杨振宁教授商榷《易经》与中医的关系
王乃平  广西中医学院

　　最近，《中国中医药报》刊登了著名华裔物理学家杨振宁教授2004年10月23日在“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影响”论坛上的发言。虽然我是学西医出身的，但并没有门户之见。相反，我觉得杨振宁教授“中医和《易经》结合没有前途”的结论未免下得有些武断。现就编者给出的命题“《易经》与中医的关系”与杨老进行商榷。
　　第一，从“医易同源”来探讨中医的理论架构问题
　　中国医学史上有一句话，叫做“医易同源”。对于这句话的认识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从文化形态上考察，巫文化（有的说还包括玄学）是《易经》和中医学理论共同的源头；二是从理论依据上考察，《易经》和中医学共同的核心理论是阴阳五行学说。
　　首先，让我们来简单了解一下《易经》。
　　众所周知，《易经》又称为本经，由卦画、卦辞和爻辞（六十四卦共三百八十四爻，卦辞和爻辞共四百五十条，凡四千九百多个字）组成，形式上是我国西周末年的一部占筮书，但其内容确为殷商社会生产、科研的纪实，孕育着中国早期文化的胚芽，是中国最早的科学思维、哲理、文化的鼻祖。其中，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宗教等无不涉及。成书于春秋至战国中期的《易传》，是对《易经》的注释和发挥。《易经》与《易传》合称《周易》，是一部融哲学、科学、文化为一炉的辉煌古籍，对中国文化乃至世界都发生了重大的影响。
　　由于《易经》在形式上主要是占筮活动的资料记载，并被占卦算命者奉之为宝典，所以有不少人认为其起源于巫文化。还有一种比较有代表性的看法，就是“《易传》成书后，易学由迷信转变为理性，由巫术转变为哲学”（张其成，《易学与中医》）。
　　虽然阴阳五行学说并不是《周易》的创造，但“阴阳”确实是《周易》的最基本范畴和理论精髓。《易经》中卦爻的最基本符号“-”、“--”反映了上古先民的阴阳观念。《易传》充分吸收了当时的阴阳五行观念及诸子百家之说，对《易经》进行重新整理，并将《易经》中孕育的阴阳观念加以发展补充，纳入了当时的阴阳思潮。《周易》以“一阴一阳之谓道”说明阴阳是一切变化的根源，这既是易学的哲学基本原理，也是六十四卦结构的基本原则；又以“阴阳不测之谓神”，指出阴阳二气是宇宙运动的根本。
　　其次，再让我们来简单了解一下中医学。
　　关于中医学的起源，比较普遍的观点是起源于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实践（劳动、生产、生活）经验的总结。但不可否认的是，医学在其产生的过程中确实与巫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导致了“医源于巫”的提法，认为“医学的前身是巫术”，“最早的医生是巫师”，“最早的医治手段是巫术”。由于历史和认识的局限，中医学的经典著作中也确实有一些迷信的成分。但是，使中医学长盛不衰，在古代四大医学体系中硕果仅存并成为“一个伟大的宝库”（毛泽东语）的，绝不是这些迷信的成分。
　　那么，到底《易经》对中医学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事实上，关于《易经》与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的标志性著作《黄帝内经》（以下简称为“《内经》”）的成书先后，二者之间有没有关系，学术界一直都在争论。对此，我部分地赞同杨振宁教授的看法，即相信《易经》对《内经》有重要影响。
　　《周易》理深意宏，是中国古代自然科学的胚基，宇宙观的萌芽，多种学科的渊薮。中医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具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双重属性，必然与《周易》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周易》为中医学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任何一个理论体系都是由基本概念、范畴组成的。《周易》和《内经》共同的基本范畴主要有阴阳、五行、气、神、象、数，等等。这些基本范畴构成了二者的理论基础。至于二者各自特有的范畴，如《周易》的“卦爻”、“乾坤”，《内经》的“藏象”、“经络”、“证候”等，从本质上看，均可以从上述共同范畴中找到思维基础或同质内涵。如：“卦爻”、“乾坤”与“阴阳”同质；“藏象”、“经络”、“证候”等中医范畴虽然有医学的特定内涵，但其理论基础正是阴阳、五行、象、数。由此看来，《内经》中的重要基础理论，如阴阳学说、藏象学说、气化学说，皆递嬗于《周易》。正因为医易一脉相承，历代医家研究《内经》，无不求索与《易》。正如唐代大医家孙思邈所言：“不知易，便不足以言知医”。明代著名医家张介宾曾说：“学医不知易，必谓医学无难，如斯而已也”，“知易不知医，必谓易理深玄，渺茫难用也”，“医不可以无易，易不可以无医，设能简而有之，则易之变化出乎天，医之运用由乎我”。《医学棒喝》更是说得简洁明了：“是以易之书，一言一字毕藏医学之指南”。
　　《周易》还蕴藏着丰富的医学史料。如其中记载有14种疾病、8种药草名称以及许多生理解剖名称、婚嫁不育、心理治疗等。
　　也许杨振宁教授正是因为了解到这些，所以作出了“中医的理论直接沿袭了《易经》的思路”的判断。但是，杨振宁教授可能没有进一步了解到，医理源于易理，又发展了易理。比如：《内经》的“阴阳”除基本特质与《易经》相同以外，还有自己特殊的医学涵义。在“阴阳”的进一层分析上，《易经》是“一分为二”，在“阴阳”的基础上分出“四象”（即太阳、少阳、太阴、少阴），进而分出“八卦”；而《内经》是“一分为三”，在“阴阳”基础上分出“三阴三阳”（即太阳、少阳、阳明、太阴、少阴、厥阴）。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中医学源于《易经》，但中医学决不止于《易经》。中医学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中医学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对中国历代科学文化成果兼容并蓄的历史。不仅《内经》对《易经》的继承是这样，中医学对《内经》乃至后世浩如烟海的典籍著作、各家学说的继承更是如此。仅就《内经》而言，就已经不仅是一部医学经典书籍，而且是一部天文学、气象学、心理学、历算学、生物学、地理学、人类学、哲学、逻辑学等多种学科的伟大的科学文献。即便是对与其理论体系、思维模式完全不同的西医学，中医学也没有狭隘地排斥，而是吸收借鉴其诊断方法，并努力探求一条优势互补、共同促进的中西医结合之路。
　　唐代医学家孙思邈有一段话充分地说明了中医学的博大精深。他说：“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诸部经方，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须精熟。如此乃得为大医。……次须熟读此方，寻思妙理，留意研究，始可于言于医道者矣。又须涉猎群书，何者？若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不读三史，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读诸子百家，则不能默而识之；不读内经，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不读庄老，不能任真体运，则吉凶拘忌，触涂而生。至于五行休王，七耀天文，须探微，若能具而学之，则医道无所滞碍，而尽善尽美者矣。”
　　第二，从“医易相通”来探讨中医的学科属性和科学性问题
　　古代许多医学家都认为“医易相通”。如明代医家张介宾曾简要而精到地指出“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他说：“天地之道，以阴阳二气造化万物；人身之理，以阴阳二气而长养百骸。易者，易也，具阴阳动静之妙；医者，意也，合阴阳消长之机。虽阴阳已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一此阴阳也；医易同原者，同此变化也。岂非医易相通，理无二致，可以医而不知易乎？”清代名医章虚谷也曾说过:“医经与易经，体同而用异”。这种把医学和易学在天地万物存在的基本层次上统一起来，使之形成易体医用、体用不二的一元论哲学思维，是中国哲学和医学上的重要思想。
　　随着世界学术界对《周易》研究的关注，“医易相通”作为中国古代学术史上重要的哲学命题，在当代尤为引起重视，我们也可以由此对中医的学科属性和科学性问题进行探讨。
　　首先，让我们来探讨一下中医学的学科属性。
　　“医易相通”概括了易学的哲学思维作为中医学理论基础的基本特点和中医学理论的哲学内涵。中医学中的时间医学、气血津液相互转化理论所体现出的运动观，“天人相应”、辨证论治的基本法则所体现出的整体观，五行理论、藏象理论、经络理论、方剂配伍理论所体现出的系统观，强调阴阳平衡、气血平衡、身心和谐所体现出的平衡观……无不是哲学思维和哲学内涵的具体体现。
　　“医易相通”与《周易》和中医学分别属于不同的知识形式和结构并不相悖。相通不是相同，相通的是共同的哲学本体和思维模式。不同的是由学科性质不同而导致的从知识内容、知识形式到知识结构，从应用对象、应用方法到应用范围等诸多的差异。《周易》和《内经》都是一部多学科的综合巨著，易学和中医学都与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但是，《周易》最大的价值在于是一种方法论导源，蕴含有宇宙的起源、自然界的演变，社会的变迁和生命的发生哲理，对多个学科的研究均有一定的启迪作用。《内经》最大的价值在于确立了中医学的理论体系，中医学归根结底还是一个独立的医学理论体系，是为探求生理病理、解除人类病痛服务的。
　　“医易相通”反映了中医和西医不同的逻辑理路和学科建构。《周易》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制式，表明其哲学思维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哲学思维。就医学的作用和价值而言，中医和西医这两种不同的医学理论和实践特点表明了其起源于两种不同的哲学思维，并进而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医学观念、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限于篇幅，有关中医和西医的差别我就不在赘述。
　　其次，再让我们来探讨一下中医学的科学性。
　　既然“医易同源”，就先从《易经》的科学性谈起。我认为，《易经》以其存在和使用价值证明了它的科学性，至少是总体上的科学性、方法论上的科学性。《易经》曾被奉为汉代六经之首，魏晋三玄之冠，中国传统文化的元典，其历史地位是无与伦比的。历史上凡太平盛世，国家清平的时候，《易经》就体现在朝廷议政、治理国家、外交事务上。对世界而言，《易经》早在17世纪即以拉丁文为译本传之于世，现已被译为法文、日文、英文、德文、朝鲜文、荷兰文等广泛传播，为传播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乃至推进世界的文明进步做出了贡献。如日本明治维新时，就曾作出“不知《易》者不得入阁”的规定。对科学而言，有许多不同国家、不同学科的科学家曾经从《周易》中得到启迪，在研究中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如：德国大哲学家黑格尔受《易经》阴阳消长原理启迪提出正、反、合辩证三律；德国学者戈德伯从太极八卦图受到启示，提出遗传基因的物质基础与阴阳假说；蔡福裔氏著《八卦与原子》，提出新的元素周期律等等。那么，承袭了《易经》精髓的中医学到底是不是科学？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科学”。
　　关于“科学”的界定，已出现很多种定义，有人认为科学就是对宇宙万事万物规律的探讨；有人认为科学就是分科的学问；有人认为科学必须满足逻辑推理、数学描述和实验检验这三个要求。应该说，前两种观点是宽泛的科学定义，第三种观点是严格的科学定义。
　　就严格意义的“科学”而言，在17世纪以前，不仅中国没有，西方也没有。严格意义的科学是在欧洲由16～17世纪那场“科学革命”形成的。从理论特征上说，中医不是一种结构的、几何的、公理论的科学，它不能用数学描述，不能实验检验，因而不是严格意义的科学，即不是现代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
　　中医药学是传统科学，它不仅是中国传统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中国传统科学惟一沿用至今的学科，它集中体现了功能的、代数的、模型论科学的特征。“模型论的科学理论”是科学哲学的一个新观念。模型论科学把理论看作一簇与经验同构的模型，用模型化方式表达理论，用“同构”概念来说明理论与客观对象之间的数学关系和物理关系。模型是理论的一种逻辑演算形式，是一种理论化了的理论形式，其中的命题不一定要看成真的，但在它们的集合中必须是可逻辑推论的。运用模型可以从原始观察陈述出发，推论尚未观察到的一些有关的命题，而这些推论的结果又可以成为新的初始命题，由此不断地去寻找越来越多的可观察性质。中医药学采用模型的方法建构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形成了模型论科学。但与现代科学采用的物质模型不同，中医学采用的是阴阳模型、五行模型、干支模型、河洛卦象数理模型等思维模型。
　　第三，从“医易同归”来探讨如何以科学的态度发展中医的问题
　　对于中医学的未来发展之路，杨振宁教授指明了两条：一是“扬药贬医”；二是“要抛弃中医的理论，而代之以近代科学化的方法”。我认为，这与近代中医史上“废医存药”、“改造中医”的观点如出一辙，是科学一元价值观导致的错误认识。
　　首先，完整的中医学理论包含着“四气五味”的用药机理，“理法方药”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如果说，在近代科学产生以来，中药的科学性逐渐得到了近代科学的研究证明。那么，在此之前，是什么人从纷繁芜杂的大千世界中、从万事万物中发现了中药，而没有让中药成为近代科学的一大成果呢？在中医药学长达上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一代代医家又怎能用不科学的理论来使用中药、验证中药，并创造出无数治病活人的伟大实践呢？行医用药，疗效是关键——“几千年经过实践检验的中医理论难道还要小白鼠点头才是科学吗？”（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中医泰斗邓铁涛语）
　　其次，追求科学不应该成为文化专制。中医的确需要科学，“中医现代化”也非常必要，但将其等值于科学化，一切以近代科学、现代医学为价值的“金标准”来判断中医的正确与否就值得讨论了。科学是逻辑建构的理论体系，但并不是只有一种体系就是惟一的和完备的。在物理学、数学、医学等学科中都有并行相容互补的逻辑体系（如欧几里德几何学和非欧几何学，光的波粒二性学说，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学说等），这充分说明用近代科学、现代医学同化中医是何等的近似和武断。中医学中蕴涵的独特的科学精神和人文方法是世界医学的重要遗产，是防止世界科学精神西方一元化（或中心化）、“科学殖民主义”的重要力量，是丰富人类对健康与疾病现象认识的重要思想来源。不仅中华民族需要在传统文化中找回自尊，世界人民也需要人类医学精神的多元化。
　　再次，中医学的现代化决不能走近代科学化的道路，否则就会丧失主体特性和优势，走上“中医西医化”的歧途。有不少人认为，中医的现代化就是与现代科学、现代医学接轨，以客观、规范、定量、精确为基本要求，将中医的概念、理论作客观化、定量化转移，采用实验、实证、分析的方法，开展中医学的“实质”研究、“物质基础”研究以及在器官、组织、细胞、分子水平方面的研究，使中医的气、阴阳、脏腑、经络、证等抽象概念可以用现代科学、现代医学的语言进行阐释和翻译，从而使中医成为一门物质结构明确、实验标准客观、数据精确、标准具体的科学，如果这样搞“中医现代科学化”的实质就是“中医西医化”，其结果必定是使中医学失去自身的主体，导致中医学的消亡。
　　正如邓铁涛教授所言：“中西医对号入座，不是现代化；以西医之理解释中医学，也不是现代化；阉割中医更不是现代化。”无论我们最终为中医学选择一条怎样的现代化道路，都必须充分尊重它的人文属性和学科特点，中医存在和发展的优势恰恰在于其类型上的差异和方法上的“逃逸”。正是这种差异与逃逸构成了对包括生物医学在内的近、现代医学的挑战。
　　医易殊途，但医易应该同归。这体现了对待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作为世界医学之林的一朵奇葩，中医学需要发展；作为一种影响广泛的传统文化形态，易文化也需要发展。对待两者的态度应该是一样的，也就是既不能厚古薄今，也不能以今贬古，而应该习古鉴今，继承创新。发展两者目的也是一样的，也就是实现人类对真知真理的不懈追求，创造出更为繁荣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综上所述，我也下一个结论：中医绝不是因为和《易经》结合而没有前途，而是中医如果只和《易经》结合才没有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