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走向人类知识与思维的当代融合

东方医学

走向人类知识与思维的当代融合
——关于非线性科学思维与后现代性哲学相互关系的思考

乔瑞金(山西大学哲学系  030006)

    一  问题的提出

非线性科学是20世纪中叶以来理论自然科学进步和发展的主要标志，非线性思维（the non_linear thought）已然成为科学思维的时代特征。[1]诚如克劳斯•迈因策尔（Mainzer,K.）所说，“在自然科学中，从激光物理学、量子混饨和气象学直到化学中的分子建模和生物学中对细胞生长的计算机辅助模拟，非线性复杂系统已经成为一种成功的求解问题方式。另一方面，社会科学也认识到，人类面临的主要问题也是全球性的、复杂的和非线性的。生态、经济或政治系统中的局部性变化，都可能引起一场全球性危机。线性的思维方式以及把整体仅仅看作其部分之和的观点，显然已经过时了。认为甚至我们的意识也受复杂系统非线性动力学所支配这种思想，已成为当代科学和公众兴趣中最激动人心的课题之一。如果这个计算神经科学的命题是正确的，那么我们的确就获得了一种强有力的数学策略，使我们得以处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跨学科问题。”[2]目前出版与发行的大量科学文献表明，非线性科学“反映出科学发展的一种趋势”。[3]
后现代性哲学（Postmodernity philosophy）是20世纪哲学领域中发生的巨大变革，已经成为现代哲学发展的基本趋向。“它不仅仅是一种综合的理论或一种理解的哲学，而且是关于现代文化的辩论或诠解，是对相互作用现象的多样化的刻画。”[4]道格拉斯•凯尔纳（Kellner,D.）认为，“过去２０年来，后现代争论占据了全世界众多学科中的文化和知识活动领域。在美学和文化理论方面，围绕艺术中的现代主义是否已经终结以及何种后现代艺术将取而代之的问题，产生了争论。在哲学方面，在关于现代哲学传统是否已经终结的问题上爆发了争论。同时，许多人已开始向一种与尼采、海德格尔、德里达、罗蒂、利奥塔等人相联系的新的后现代哲学欢呼了。其结果是，这种后现代冲击不仅产生了新的社会理论和政治理论，而且也产生了对后现代现象本身的多面性加以界定的理论意图。”[5]托马斯•杜克赫蒂（Thomas  Docherty）在其编撰的《后现代主义：一个读本》中提出，“几乎没有一个人类的智力活动领域不被后现代主义这个幽灵所感染。一方面，在大多数作者那里，后现代这个术语包含了极不相同的和极其复杂的哲学思想；另一方面，也表现出极不相同的虚无主义的和玩世不恭的现代文化倾向。”[6]
历史表明，科学和哲学在本质上具有相通性，时代科学与时代哲学具有内在一致性，那么，非线性科学与后现代哲学作为当代科学和哲学发展的时代性标志，是否具有内在一致的相通性与相融性呢？事实上，这种内在一致的相通性与相融性是存在的，这一主题已经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并做了一定的研究。如何在思维活动的层面把非线性科学与后现代哲学沟通起来，便是本论文意欲解决的基本问题。

二  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
迄今为止，在我们所拥有的资料范围内，国内还没有开展关于非线性科学与后现代哲学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无论是关注非线性科学或非线性思维，还是关注后现代哲学，其视角相对集中在单一的领域，例如，国内关于非线性的研究，已有一些初步的成果，像苗东升、刘华杰的《浑沌学纵横论》，郝柏林的《复杂性的刻画与“复杂性科学”》，吴彤、曾国屏、张华夏、张志林等人关于复杂性的研究，乔瑞金的《现代整体论》等，但大都局限于对非线性科学的某些代表性人物或某种分支学科的探讨，还没有上升到在非线性科学思维(the non_linear science thought)的高度来研究问题，同后现代哲学的结合几乎还没有做，更没有从后现代哲学的话语(discourse)方面来研究非线性思维问题，对于国外关于非线性科学及思维同后现代哲学相关联的理论研究，还知之甚少。
国外的相关研究开始于80年代，已有部分成果发表和出版,主要表现为三种基本类型：
第一种基本类型是把后现代的思想理念引入量子浑沌的解释之中，表现出后现代的科学思想与解释方式，也称后现代量子力学。1988年，由魏斯（M.N.Wise）编辑出版的《增长者的解释：关于复杂性科学的历史反省》中，发表了由布拉克（Brock,D.C.）和魏斯撰写的文章，《什么是后现代量子力学的意义？》，[7]把量子力学的概率解释与后现代的多样性思想结合起来，试图从后现代的思想理念来理解微观客体的运动状况，开后现代思想与现代科学结合之先河，但并没有引起人们更多的注意；1993年，海勒（Heller,E.J.）与汤姆苏威克（Tomsovic,S.）在《现代物理学》杂志发表《后现代量子力学》[8]一文，把量子力学中的非线性现象同后现代理论联系起来，提出后现代理论可能会为量子领域中的复杂性问题提供较好的解释，并对后现代思想的科学理念基础有所说明；纳卡缪儒(Nakamura,K.)于1993年发表《量子浑沌：一个新的非线性动力学纲领》、[9]兰格（Langer,J.S.）在1997年发表《非平衡态物理学与自然中复杂性的根源》[10]等文章，把非线性问题与对自然的本质解释联系起来；1998年布拉克和魏斯撰写了《量子浑沌的文化》,就人们关于后现代与量子浑沌的讨论的历史与现状，作了比较全面的分析与讨论，并得出一个结论，“或许，后现代将会变的成为理解量子浑沌的最好的阶梯。” [11]
第二种基本类型是把非线性系统看成是复杂性系统，把非线性与复杂性等同，并认为复杂性系统都是自组织系统(Self-organization Systems )，从而在自组织的意义上与后现代思想关联起来。这方面的早期工作主要是探索复杂系统即非线性系统的自组织特性。普里高津（I.Prigogine）与尼科里斯(G.Nicolis)的工作是最早的，也是最好的。早在1977年，他们就了出版了《非平衡系统中的自组织》[12]一著，把非线性看成是一种自组织系统，并讨论了自组织系统的一般特征；从那以后，关于自组织理论出版了大量著作和论文，其中晶森（Jensen,H.J.）在1998年以《自组织系统的界域》[13]为题，比较全面地讨论了自组织理论的历史发展过程及深刻意蕴。尽管关于非线性系统的自组织的研究，没有涉及多少后现代理论，甚至连后现代这个词也很少提及，但却表达了许多后现代的思想，为使这二者关联起来，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第三种基本类型是在现代科学解释的意义上，把后现代与现代科学结合起来，进而把非线性科学与后现代思想联在一起，开创了在现代科学与哲学前沿探索问题的新气象。这方面最早的文章见于1992年由帕茹史尼可夫（Parushnikova,A.）在《科学哲学与科学史》杂志发表《一种科学的后现代哲学是可能的吗？》[14]，文章对后现代哲学在科学中的意义和作用作了充分肯定；同年，斯冉（Schrag,C.O.）发表了《理性的根源：对后现代挑战的一个应对》[15]，对后现代思想的科学意义，则持一种强硬的否定态度；1993年，科学哲学家贝特尔(William Bechtel)和李查尔森（Robert C.Richardson）基于当代非线性科学的理论研究和实验结果，把后现代的哲学理念贯彻于科学的解释之中，提出了具有强烈后现代色彩的科学解释模型。[16]即理论发展的动力学模型。自那时起，一些著作或文章中屡屡涉及非线性、复杂性与后现代等问题。如库复曼（Kauffman，S.A .）的《在宇宙之家：复杂性规律研究》[17]等。然而，真正具有特殊意义的工作是由塞莱斯（Cilliers,P.）在1998年做出的。那年，塞莱斯在伦敦与纽约同时出版了《复杂性与后现代主义------理解复杂系统》一著，开宗明义地指出，“这部著作是从哲学和科学的现代景观探讨复杂性概念，提示对复杂系统的一般理解，揭示复杂系统理论在生物和社会领域的运用前景。后现代理论则表明，一种后现代景观不仅仅暗示着相对主义，而且，它也被认为是复杂性自身内在状况的一种显示。” [18]在他的著作中，塞莱斯从关联思维、后结构主义、复杂性与自组织理论等方面，讨论了复杂性与后现代问题，形成了一个良好的研究开端。
三  关键问题与意义
尽管人们关于非线性科学与后现代哲学之间的关联研究，已经做了不少工作，但存在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诸如，对非线性科学本身的最新进展关注不够等，尤其从后现代哲学的层面对非线性科学思维还没有作更深层次的讨论。国内学术界还几乎没有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对国外学界状况也未作有效介绍，因而，不能形成好的研究。基于如上关于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分析，以及科学与哲学的当代发展，应该说开展这一课题的研究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在具体研究工作中，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在后现代的话语层面对非线性科学的思维产生过程以及语符体系给出诠解，探讨非线性科学思维的一些基本特征，并揭示非线性科学思维与后现代哲学的内在关联。探索非线性科学所显示的思维本性，揭示其语言孕育过程、符号构成与意义解释模式、思维逻辑形式与一般特征等，从而在哲学层面阐明非线性思维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后现代”是一个人们赋予其特定内涵的词，并不能从这个词的字面意义做简单化的理解。哈贝马斯(J.Habermas)曾经说过，“后现代”是一个根本不能成立的概念，因此不可能有一个确切的意义，如果说现代之后就是后现代，那么，每天都会有一个新的后现代产生，可谓天天有它的翻版了。[19]显然，哈贝马斯对后现代的理解不准确。从词源学的角度看，“postmodern”这个词创造的并不好，确实容易引起很大误解。著名后现代学者哈桑（Ihab Hassan）在《后现代转折》中，指出这个词具有十大问题，如别扭、语义不确定性等等。然而，当哈桑对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一般特征做了分类整理以后，他说“我依然认为右边这一栏针对后现代倾向---不确定内在性的倾向，因而它使我们更趋近于对后现代主义历史和理论的界定。”[20]事实上，理论界关于后现代、后现代性与后现代主义，是有一些基本看法的，只不过角度与理解背景有较大差别而已。人们关于后现代的一些相对集中的看法，主要体现在后现代作为一种思维方式上，因此，这里关于非线性与后现代相互关联的讨论，相对集中于思维方式方面。
１、 非线性科学与后现代思维的科学与社会背景
从“非线性”与“后现代”这两个词的产生来看，具有相同的科学与社会文化背景，是20世纪上半叶西方世界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的产物。
非线性科学是在批判和反思传统科学认识与思维方式的过程中滋生出来的，当然，它的前提是非线性现象的越来越多的发现这一事实。我们知道，20世纪人类在认识自然方面取得了极其巨大的成就，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是理论发展的主要标志。在当时的科学背景下，这两种理论表现出强烈的批判与颠覆传统科学的特征，正如爱因斯坦(Einstein,Albert)在晚年写的《自述》中所说的那样，“牛顿啊，在你哪个时代，你是最伟大的科学家，但是，我现在不得不放弃你的学术。”[21]玻尔在其关于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解释中，仍然阐述了同样的思想。许多科学哲学家，比如玻普、库恩、费耶阿本德等人，正是基于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来建立自己的理论，阐述深刻的哲学思想的。因此，在20世纪的起点上，从1900年普郎克提出能量子假设，就形成越来越强劲的对传统科学理论、科学思维方式、科学研究方法以及科学知识标准等方面的深刻的反思和批判。然而，以薛定谔方程和狭义相对论为代表的新科学，实质上还是线性理论，同牛顿力学、麦克斯韦的电动力学，在现象学的层次来说，是一样的，显然，不可能有彻底的科学批判。从40年代中叶以后，人们开始关注系统、控制和信息等方面的问题，非线性问题逐步成为整个科学界思考的焦点，物理科学中，随着统一场理论研究的深入，随着杨振宁规范场理论的建立，数学中，随着拓扑学、微分流射几何学和计算机科学中各种人工智能语言的建立，开创了非线性科学的时代。由于非线性现象在本性上就根本不同于线性现象，因此，它对传统科学的反叛，就是自然而然的。
在社会文化领域，20世纪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各种不同类型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的产生，极大地触发了西方人的神经，使他们认识到，他们身处其中的那个社会，并不是一个理想的人道主义化的社会，几百年的工业革命和对自由、民主以及社会平等的追求，随着战火的风云，被打得粉碎，因此，社会批判的浪潮风起云涌，时尚的变迁令人目不暇接，对现代性社会的怀疑和反思，构成一个时代性的话题。正如后现代思想家德勒兹(Gilles Deleuze)所说：“今天我们生活的时代充满了极端不完整的对象，我们已经不相信那些最初的总体性了，或者会在未来的某一天等候我们的所谓最后的总体性。”[22]尽管对现代性社会的批判早在19世纪就开始了，如马克思、边沁、叔本华、克尔开郭尔、萨特、尼采等等，但只是在战后，这种批判的浪潮才遍及整个社会和几乎所有的学术文化领域，对现代性的批判必然产生后现代性的理念。这样，在西方世界的科学批判与社会文化批判的浪潮中，生出了两个同胞胎儿，“非线性科学”与“后现代思维”。
２、非线性科学与后现代思维的研究对象
“非线性科学”与“后现代思维”具有同样性质的研究对象，关注具有同样性质的问题。
非线性科学研究自然世界的非线性现象，后现代思维研究人类社会与心灵方面的复杂现象，这些现象都是非线性的或复杂性的。例如，在后现代主义者福柯(Michel Foucault)和德勒兹看来，[23]已经不能简单地把社会理解成一系列的点状分布和集合，也即有序的点结构，以此来否定运动和变化。现代性思想所倡导的理性和进步概念，把社会理解成一个可计算的巨型“点结构”，历史的终极目的是可以预期的。后现代思维则倡导“拓扑分析法”(Topo Analysis)，把认识对象看成是由不同事件构成的。在任一事件中，相关的点状事物都参与其中，相互交织和耦合，形成事件的“折叠”空间。各个事件之间又形成更复杂的“折叠”空间，也即“拓扑空间”。因而，时空不再是一个有序的点结构，而是一个正在生成变化的事件折叠。虽然现代科学尚不能完全解释它，但是将其定量化的研究仍然应该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否则，一切都会流于虚无。
不难看出，后现代主义把对象看成是复杂存在的，这同非线性科学基于拓扑空间的思想有多么惊人的相似。社会是一个复杂存在，人类心灵是一个复杂存在，自然同样也是复杂存在。尽管在传统的理念中，似乎自然是简单的，社会是复杂的。其实，自然的复杂性并不比社会与心灵的复杂性差。研究表明，社会组织、群体、种族、国家、生态、个体、大脑、器官、化学反应系统、气象系统、天体运行系统、细胞、分子、原子、基本粒子、热力学系统、湍流系统、规范场系统以及各种创造性活动系统等等，都是非线性系统，[24]其现象都是非线性现象。无需累赘，它们在研究对象上具有同一性。
３、非线性科学与后现代思维的思维导向
在思维导向上，“非线性科学”与“后现代思维”具有趋同性(convergentity)或同规则性。
在非线性科学的层面，思维的出发点是首先选定一个独特的非线性系统或现象，从现象学的角度作一个整体的把握，确定好其主要的变量，运用非线性动力学方程，得到关于系统的具有或然性的描述。[25]后现代也是从选定一个独特的具有巨大变化性的对象入手，从现象学的水平上进行描述，把握影响系统变化与发展的主要因素，用构造特殊模式的方式，对系统的现实状况和发展趋向作预测性的分析和比较，最后得到一些具有较大概然性的结论。诚如福科所说，我可以通过划界的方法类确定它们的所在，即考古学的所在。它与结构主义不同，这些规则并不具有普遍和永恒的特许，也不是以心灵结构为基础，而是历史地变化着的，并随着推论领域的不同而不同。它构成了所有知识、感觉和真理的先验的历史条件，构成了认识与知识的框架，决定着一个特定历史时代的经验秩序和社会实践方式。[26]
“非线性科学”与“后现代思维”都以现实的存在系统为研究的出发点，追求对象的此在性和自然性，漠视理想化和理念化。在整个思维活动中，全神贯注于构成系统的大量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与相互配合，贬低或拆除系统中所谓中心要素的决定作用，主张趋向边缘与交叉的系统运行方式，是一种非中心主义(non_centrism)的整体主义(holism)的思维导向。在对待认识结果上，追求对事物或对象的或然性或概然性的认识。对过程的精确预测和绝对判断，对于非线性系统来说，是不可能的。因此，在思维导向上，反对还原主义(reductivism)的等级理念和主体的唯一地位，具有摈弃本质主义(essentialism)或基础主义(foundationalism)的倾向，主张科学认识的多元化(pluralism)与科学秩序的多样性。这就是说，“非线性科学”与“后现代思维”在思维的出发点、思维过程的关节点、思维活动的基本原则以及在思维结果的评价等方面，均具有较大的趋同性和追求的一致性，具有思维导向上的结构的同构性。
４、非线性科学与后现代思维的文本创作与解读模式
在文本(text)创作与解读模式方面，“非线性科学”与“后现代思维”具有内在构造的一致性。
修辞学家麦杰(Michael Calvin McGee)在讨论到文本与其语境(context)之间关系的策略处理时认为，现在“已经导致了一种角色反串，解读成了讲演者与作者的主要任务，文本建构成了听众、读者以及批评家的主要任务。”[27]事实上，每一种科学认识，甚至经验层次的认识，都是一种文本创作，同时也是一种解读方式。
非线性科学的文本创作是在相空间(phase space)中的自然生成，换句话说，思维的大脑之所以能够书写出关于非线性现象的描述性的语句，乃是由于作为一种非线性存在的大脑的复杂活动，同对象的非线性的性质共振的结果。语言被书写是语言孕育态孕育的结果。由于非线性系统的性质和特征是系统自身构成要素相互作用的宏观表现，因此，非线性的书写并不想作更深一层的描述，它几乎就是停留在表层。由于非线性现象具有多样性，所以，停留在表层的非线性科学，具有诸多的表现形式，如耗散结构、协同学、突变论、超循环论、孤子理论、分形学、浑沌学、超旋理论、非局域态理论等等，这些理论只是捕捉到非线性现象的某些方面，而非其全部性质，因此，它是一种趋向表层的在场的表达，这与传统的追求最终本质的书写方式具有根本的区别。由于所关注的对象都是非线性，因此，各种形式的理论或学术之间，就具有很大的关联性和相互的模仿性，就好像是相互传抄一样，但又有很大的不同。
后现代思维中的情况也基本相同，比如，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非地缘中心主义、女性主义、历史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后交往理论等等，这些貌似差别的理论，其实都是一些流于表层的表达，且相互模仿，因此，这里提示的这些理论都是后现代理论，但在内容上却有很大的差别。
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在人们以为从不来往的“非线性科学”与“后现代思维”的各种学术与理论之间，也存在着内在构造的一致性。比如，都操持同一口“控制论和信息论”的语言，使用相当一致的词藻，谱系树式的表达方式，十分注重从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过渡与转化时的细节描述，具有突变与建构的动力学底蕴，稳定与非稳定的格式塔变形，浑沌与形态展开的相空间造型，时间的不可逆性与空间的多维性，书写过程的跳跃与语义理解的多变，崇尚所谓主体死了、人死了、作者死了等等，所有这些，都体现着在表达方式上的新的追求和时尚，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有些人把“非线性科学”与“后现代思维”中的这些表达方式与思想追求称为非“理性”，这实在是人类智穷词竭的表现，其实，这里根本不缺少理性，根本不缺少规律，根本不缺少秩序，根本不缺少常人之心。
“非线性科学”与“后现代思维”具有能够言喻的内在关联性，这里只是作了一点提纲挈领式的讨论和分析，但它为我们进一步的分析提供了一个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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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lya Prigogine:The rediscovery of time.Science and Complexity,Edited by Sara nash P11,Science Reviews Ltd. 1985.
[2] 克劳斯•迈因策尔：复杂性中的思维，第1页，曾国屏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
[3] 郝柏林：复杂性的刻画与“复杂性科学”，科学，51卷3期3页。
[4] Steinar Kvale:Themes of Postmodernity.The fontana Postmodernism Reader,Edited dy Walter Truett Anderson,P19,Fontana Press,1995.
[5] 道格拉斯•凯尔纳，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第1页，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
[6] Thomas Docherty：Postmodernism: A reader,British Library Cataloguing in Publication Data,1999.
[7] Brock,D.C.and Wise,M.N.:What is the Meaming of Postmodern Quantum Mechanics,in M.N.Wise(ed.)Growing Explanations:Historical Reflections on the Science of Colexity,in Ppreparation,1988.
[8] Heller,E.J.and Tomsovic,S.ostmodern Quantum Mechanics,Physics Today 46(7),38-46.
[9] Nakamura,K.：Quantum Chaos:A New Paradigm of Nonlinear Dynam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
[10] Nakamura,K.：Quantum Chaos:A New Paradigm of Nonlinear Dynam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
[11] Brock,D.C.and  Wise,M.N.:The Culture of Quantum Chaos,Stud.Hist. Phil Mod. Phys.,Vol.29,No.3,388,1998.
[12] G.Nicolis and I.Prigogine: Self-organization in Nonequilibrium Systems,Wiley,New York,1977.
[13] Jensen,H.J.：Self-Organized Criticalit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
[14] Parushnikova,A.：Is a Postmodern philosophy of science possible?Studies in th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Vol.23,No.1,pp21-37,1992.
[15] Schrag,C.O.:TheResourcesofRationality:A Response to the Postmodern Challenge.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2.
[16] William Bechtel  & robert C.Richardson: Discovering  Complexity,  P18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17] Kauffman，S.A .:At Home in the Universe:The Search for Laws of Complexity.London,Viking Press,1995.
[18] Cilliers,P.:Complixity and postmodernism---Understanding complix systems,Rout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1998.
[19] J.Habermas,:Modernity Versus Postmodernity,New German cCritique,No.22,1981.
[20] 哈桑：《后现代转折》，中译文见王岳川等编《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第11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
[21] 《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第48页，范岱年等编译，商务印书馆，1977年。
[22] Gilles Deleuze:Anti-Oedipus,Minneapolis,P.42,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3.
[23] 佘碧平：《现代性的意义与局限》，第54页，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
[24] 哈肯：《协同学：自然成功的奥妙》，第15-30页。
[25] Cilliers,P.:Complixity and postmodernism,P5.
[26] Michel Foucault：The Order of Things,New York:Vintage Books,1973.
[27] 麦杰(Michael Calvin McGee)：《文本、泛文本与当代文化裂片》，中译文见《当代西方修辞学：演讲与话语批评》第261页，常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