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科学人物中医篇______邓铁涛

wangmengyin

科学人物中医篇

邓铁涛
（１９１６— ）
　　 邓铁涛，中医学家。５０多年来，精心研究中医理论，极力主张“伤寒”“温病”统一辨证论治。强调辨证方法在诊断学中的重要地位，于中医诊断学的内涵建设提出新的见解。临床善治消化、心血管系统疾病。致力于中医教育事业，培养了一大批中医人才。其论著深受国内外学者重视。


　　邓铁涛生在中医家庭，父名梦觉，毕生业医。幼受熏陶，目睹中医药能救大众于疾苦之中，因而有志继承父业，走中医药学之路。１９３２年９月，邓铁涛考入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系统学习中医理论。在学习期间，遵照父之吩咐；“早临证，跟名师”，先后跟随陈月樵、郭耀卿、谢赓平等各有专长的名家实习。１９３７年８月，邓铁涛完成学业。５年的学习，使他增长了见识，开阔了视野，深深感到中医药学财富甚丰，博大精深。他决心为继承发扬中医药学而贡献毕生精力。
　　１９３８年，日本侵略军狂炸广州，邓铁涛避难于香港，与同学４人在文威东街南北药材行会址，合办南国新中医学院（夜校），并于九龙芝兰堂药店坐堂应诊。在救亡运动、进步文化影响下，他读了政治经济学、唯物辩证法和介绍共产主义初步知识的书籍，还学习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及《鲁迅全集》等。在此期间，他深深感到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对自己学习钻研中医有很大帮助。这竟成为他以后探索中医药学宝库的一把钥匙。香港被日军侵占后，邓铁涛返回广州，辗转于穗港及武汉之间，行医谋生。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广州，翌年他到广东中医专科学校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医学从奄奄一息中苏醒过来，但未能迅速恢复。１９５６年，邓铁涛得以参加国家早期兴办的４所中医院校之一——广州中医学院工作，其所学与抱负才得以发挥。“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虽备受冲击，但始终未能使他放弃钻研中医。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卫生部先后召开了衡阳会议、石家庄会议、西安会议，中医事业的形势逐步好转。１９８２年五届全国人大通过的新宪法规定了要在发展现代医药的同时发展传统医药，特别是１９８６年１２月２０日成立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成为我国中医史上的一座里程碑。邓铁涛为中医事业迎来了真正的春天而高兴，更激励他投身到振兴中医事业的工作中去。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邓铁涛在中医教学、医疗、科研等领域相继取得成就，受到人民的信赖。他曾任广东中医药专科学校、广东省中医进修学校教务处主任，广州中医学院教务处副处长，广州中医学院副院长等职，并曾担任第四、五届广东省政协委员。现任中国中医药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中医药学会中医理论整理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医史学会委员和该会中医理论整理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广州市科委顾问、中华医学会广东分会医史学会主任委员、博士研究生导师。论文著述及获奖项目主要有：《学说探讨与临证》获省出版成果三等奖。参加编写的《中医学新编》、《新编中医学概要》、《简明中医词典》、《中医大辞典·基础理论分册》获省科学大会奖和全国科学大会奖。研制成功的中成药“五灵止痛散”获市科技成果四等奖。邓铁涛常说：“个人学术的真正开始，是在解放以后”。
从实践中探求中医理论真谛
　　邓铁涛既重视理论又着力于临床，学术上能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这完全得益于“早临证，跟名师”。他亲见父亲运用仲景的“枳实芍药散”治疗一例注射吗啡才能止痛几小时而过后又剧痛的产妇，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按当时他的认识，“枳实芍药散”只不过是一个平淡的方剂，但经过他父亲的实践，“经方”之效力竟如此非凡。在５０多年的医疗教学实践中，他更深地体会到中医理论来自实践，必须在长期的临床体验中，不断验证探讨，才能探求得中医理论的真谛，从而掌握其要领，加以发扬。
　　“寒”“温”统一辨证论治长期以来，外感发热病的论治，有“伤寒”与“温病”之分，在历史上发生过数百年的争论。邓铁涛自幼受父亲的影响，对“伤寒”与“温病”无所偏执。以后在实践中，更体会到只要真正辨证论治，有是证而用其方，无论是伤寒方或温病方，都能取效活人。如何看待“寒”“温”之争？邓铁涛在５０年代便开始对此进行研究探讨，他对温病学说的产生与发展作了较全面的剖析，认为伤寒学派以东汉张仲景为宗师，以《伤寒论》为典范。但宋元以后，由于都市人口密集，水陆交通频繁，并且远洋业也日渐发达，为传染病的流行酿成条件，传染病的种类续有增加，这就使医家感到运用伤寒经方治病有时而技穷，于是便有了温病学派的萌芽。到了明清时期，经吴又可、叶天士、薛生白、吴鞠通、王孟英等医家的探索研究，温病学说日臻成熟，从而形成了温病学派。从发展的观点来看，温病学派是在伤寒学派的基础上向前发展了的，可以看成是伤寒派的发展。但如果认为既然是发展了，便可取代伤寒派，取消伤寒派的宝贵经验——法与方，那是错误的。同样，认为温病派微不足道，杀人多于救人，而一笔抹煞温病派数百年来的学术经验，也是不对的。他主张：伤寒与温病的学说和方法同样是我国医学宝贵的遗产，应该以科学的方法通过临床实践进行研究与实验。１９５５年８月，他在《中医杂志》发表了题为《温病学说的发生与成长》一文，阐明了自己的学术观点，在中医界引起了较大反响（此文后来被日本神户中医学研究会翻译，刊于《中医临床》１９８０年第３期，对日本中医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寒”、“温”到底如何合流？邓铁涛提出了更高层次的研究课题。他从毛泽东的“两论”中得到启迪：理论之重要，在于能指导实践。“寒”、“温”之争，主要矛盾在辨证。在教材中，外感发热病的辨证，有“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六淫辨证”，这对学术流派学习是必要的，但在临床上，则往往使初学者见证茫然，所以他认为“寒”、“温”合流的关键在辨证上，从而提出了“外感发热病辨证之统一”的学术观点。他认为伤寒派与温病派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其所研究的对象又同是外感发热性疾病，所以辨证的统一是可能的，亦是完全必要的。怎样使分歧的辨证比较紧密周详，取长补短使之统一，便于掌握和指导临床，把前人的学说提高一步？邓铁涛对文献医著做了大量的研究，并以临床实践为依据，于７０年代初，先后发表了《外感发热病辨证刍议》、《外感发热病的辨证论治》等文，从历史发展、病因、病机、辨证、实践等方面阐述了外感发热病辨证可以统一，而且能够统一的观点，提出了一套较完整的辨证提纲和论治方法。《外感发热病的辨证论治》内容，于１９７１年编入《中医学新编》。

　　８０年代，邓铁涛在所主编的《实用中医诊断学》中，将“外感发热病辨证之统一”的学术观点，更统一化、理论化地融会到“辨证方法在临床上的综合应用”的章节中。
　　五行学说之研究６０年代初，有学者在哲学领域上对古代的五行学说持否定态度，认为是简单的循环论和机械论，这些观点亦直接影响中医的教学界，有人主张在教学上废弃中医的五行学说。如何对待这一学术争鸣？邓铁涛以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为准绳，涉猎《周易》、《尚书·洪范》以及先秦诸子有关学说，结合历代医家理论及自己的体会，认为中医五行学说来源于古代哲学，但又不是古代哲学，因为它与中医临床相结合，经过历代医家的发挥，已成为中医理论体系不可缺少的核心之一。
　　１９６２年１１月１６日，邓铁涛在《光明日报》“哲学”版上发表了题为《中医五行学说的辩证法因素》一文，指出中医的五行学说主要落实在藏象学说中，脏腑配五行，是经过无数医疗实践提炼出来的。反映了中医把人体的功能归纳为五大系统（五脏），内外环境都与这五大系统联系起来，并用五行生克关系表达五大系统的互相依存，互相制约的关系，用以解释生理、病理现象，指导诊断、治疗与预防。通过该文，邓铁涛肯定了中医五行学说具有朴素的辩证法因素。
　　１９７５年，邓铁涛就其研究心得，又发表了《再论中医五行学说的辩证法因素》，指出：中医五行学说不等同于古代哲学上的五行学说，后世中医的五行学说，也不完全等同于秦汉以前医学的五行学说，它在中医学中有一个发展过程。它所概括的生克制化关系，实质是脏腑组织器官之间，人与环境之间，体内各个调节系统促进和抑制之间的关系，五行学说指导临床治疗过程，实质是使人体遭到破坏的内稳态恢复正常的过程。从而肯定了五行学说随着医学历史的发展，不断丰富其辩证法因素。进一步指出这一学说值得研究和发扬。
　　邓铁涛认为，中医学之发展，必须与时代各种最先进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在此同时，中医学本身首先要把原有的宝藏来一次大整理，使中医的理论更加系统化、规范化。“阴阳五行学说”一直是中医理论的核心之一，但“五行学说”在古代哲学上唯心主义者运用得较多，只有中医学之五行学说一直与医学之唯物辩证法相结合。而我国学术界对此了解甚少，因此一直怀疑中医理论的科学性。日本的汉方就不信中医的五行学说。如何向科技界展示中医五行学说之精华——相互联系的辩证法思想？邓铁涛迫切地感到应对五行学说加以发展，赋于它现代系统论的内容。１９８８年，他在《广州中医学院学报》第２期发表了《略论五脏相关取代五行学说》，指出五行学说的精髓是强调以五脏为中心的脏腑组织之间，人与外环境之间等相互促进，相互抑制关系，主要是五脏相关关系。并提出用五脏相关说取代五行学说，指出五脏相关说提取、继承了五行学说之精华，并赋予它现代系统论内容，是五行学说的发展方向。
　　心主神明论的新认识有人提出到底是脑主神明还是心主神明？其实质是怀疑中医“藏象”学说的科学性。邓铁涛认为，所谓“藏象”，就是心、肝、脾、肺、肾５个脏的宏观现象，是中医运用阴阳五行学说对人体功能加以归纳的五大系统，这一学说是中医通过几千年的治疗与预防疾病的观察而升华为理论的。对其不能以西医的解剖生理学来衡量与理解，只有用当今的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才能理解中医的藏象学说的科学性，才有可能发现藏象学说的奥秘。他在７０年代就认为心脏不单是个血泵的作用，心脏一定有内分泌物质足以调节大脑的作用。当西医学者研究发现肺脏除了呼吸功能之外还有“非呼吸功能”（即肺还是机体很多内分泌素产生、释放、激活及灭活的主要场所），从而证明了藏象学说的“肺主治节”理论的科学性之后，他更坚定了自己的看法。１９８３年３月２４日，世界第一个植入人工心脏患者死亡后，外电引述了为克拉克植入人工心脏的外科医生德夫里斯的话说：“虽然塑料心脏不断泵血，但克拉克的血管变得松弛无力，发生膨胀，他的循环系统不能保持把带氧的血推向全身器官所需要的压力。他的结肠功能丧失了，接着他的肾功能丧失了，然后大脑功能丧失了。”邓铁涛对这一报道十分重视，他估计，心脏被置换之后，“心激素”的分泌停止了，当肺脏代替心的部分功能维持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心激素”在体内的储存用尽之时，生命便终止了，并指出要使人工心脏能长期显效，必须寻找心脏的内分泌素。他于１９８３年４月发表了《心主神明论》，文中指出，中医把心藏血脉与主神明合一起来，是把循环系统与高级神经活动合起来都归属于心。提出心脏这个实质器官，不仅只具有血泵的机械作用，它一定还有能作用于大脑的内分泌物的假设。并预言：当人工心脏的使用扩大之时，就会发现心脏的内分泌物质的存在及其重要性，从而将证明“心主神明”论的科学性。１９８４年，世界医学界便有学者报道发现心脏有内分泌素。
　　脾胃学说之继承与研究脾胃学说是祖国医学的璀璨瑰宝，邓铁涛向来十分重视。他善治胃、十二指肠溃疡，完全得益于这些理论作指导，他认为此病成因较为复杂，多因几种因素的反复作用而成。于诸因素中，较为重要的有三大因素——饮食因素、精神因素、体质因素。三者之中又以体质因素为关键性因素，体质因素即脾胃虚。从脏腑的关系来看，病生于胃，受侮于肝，关键在脾。脾气虚常为此病的重要一环。在分型治疗上，对肝胃不和者，常用四逆散加云苓、白术、大枣；脾胃虚寒者，常用黄芪建中汤加减；脾虚肝郁兼瘀者，常用四君子汤加黄芪、红花、桃仁、柴胡、白芍、海螵蛸之属；胃阴亏损者，常用麦门冬汤加减（麦冬、党参、沙参、石斛、玉竹、云苓、乌梅、甘草）。并指出，此病虽成因多种，但必因脾胃之气受损至不能自复而后成病，常是慢性而反复发作，故不能满足于症状的缓解而中止治疗；脾胃气虚为本病之根本，因此不管原属何型证，最后均需健脾益气或健脾益气再加养胃阴，巩固治疗２至４个月，方可言收功。他的这一学术观点，是脾胃学说理论在治疗胃肠道疾病上的继承与深化。
　６０年代初，广州中医学院与中国人民解放军１５７医院联合进行脾胃学说的研究，根据张仲景“四季脾旺不受邪”与李东垣“内因脾胃为主论”，提出了脾胃与预防疾病关系的研究。邓铁涛是研究组的主要领导成员。他们对婴儿消化不良和慢性无黄疸型肝炎进行治疗和实验观察，发现消化不良病儿经健脾施治后，胃排空时间缩短，胃液酸度与酶活性均提高，血白细胞增加１４．６％～４０％，分类以中性粒细胞的增加为明显，其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的吞噬率增加０．５～１．５倍，吞噬指数提高０．２～１６．７倍，取得了“健脾与免疫功能的加强紧密相连”的临床与实验资料。另外，他们以“见肝之病……当先实脾”的理论作指导，治疗了１６２例慢性无黄疸型肝炎，取得了较高的疗效，从而认识到本病不单在肝，更重要的是在脾，提出了着重治脾，兼治肝肾的治疗原则。并撰写了《脾旺不易受病》的学术论文，提出了脾旺与免疫功能的正常有一定联系的学术观点。在那些日子里，他们还运用中医中药治疗了不少急腹症的患者，总结出采用攻下、针灸等疗法治疗急性阑尾炎、肠套叠、蛔虫团梗阻、胆石症、胆囊炎等急症的治疗经验。为中医药能治疗急腹症提供了一定的临床依据。
　　７０年代，邓铁涛在医疗教学中，更感到脾胃学说有极丰富的内涵和重要的临床指导意义，很值得倡导与研究。他翻阅了大量文献资料，就其研究心得，撰写了一系列论文，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１９７８年在广东中医学会的学术会上发表的《略论脾胃学说》，其文以生理、病理及治疗为主线，对《内经》、张仲景、李东垣、张景岳、叶天士、张子和等有关脾胃学说上的论述加以整理、归纳，并结合临床体会阐述了个人的认识与评介，对脾胃学说作了一次较全面的概括。指出脾胃与人体的消化、吸收、代谢、排泄、内分泌、免疫以至神经系统的调节功能都有密切关系，并对“中医的脾胃实质是什么”进行了探讨。认为从生理、病理来看，中医的脾胃应包括整个消化系统的功能与有关体液，从治疗角度来看，范围就更大，可以说，调理脾胃能治疗各个系统的某些有脾胃见证的范围相当广泛的疾病。
　　邓铁涛的上述认识，是从实践中来，又在实践中反复验证的。他不单运用脾胃学说指导治疗胃肠疾患，而且对西医学中多种病症如再生障碍性贫血、白细胞减少症、重症肌无力、风湿性心脏病、冠心病、肝硬化、子宫脱垂等，均有采用脾胃论治而收到良好效果的例子。他认为脾胃乃人体气机升降之枢纽，受纳运化水谷精微，达于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在生理、病理学上占有重要位置，一旦发病，设法恢复脾胃正常功能，使气机调畅，升降得度，是治疗疾病，促进机体康复的关键环节。抓住脾胃这个轴心，不少奇难杂症多可迎刃而解。８０年代，邓铁涛以“重症肌无力疾病脾虚型的临床和实验研究，探讨其辨证论治规律及发生机理”为科研题组织课题组上报卫生部，于１９８６年１０月经卫生部中医司批准，定为国家科委“七五”重点攻关项目。经过４年努力，提出了重症肌无力的病因病机为脾胃虚损且与五脏相关的学术观点，总结出其辨证论治规律，使重症肌无力的辨证论治系统化、规律化。用这些辨证论治规律指导临床实践，治疗２５２例，取得了总有效率９８．８％的疗效，并进行了与激素治疗对照共９４例，两组疗效无差异，但无激素之不良副作用。该项研究成果于１９９１年１月通过国家级技术鉴定，认为这一研究达到国内外先进水平。
　　痰与瘀的探讨邓铁涛长于诊治心血管系统疾病，如冠心病、高血压、心律失常、风湿性心脏病等，且多采用益气除痰的治疗方法，这是经过对痰瘀理论的探讨摸索总结出来的。以治冠心病为例，现代许多医家都认为血瘀为患，采用活血祛瘀治法，这也不错；但在南方，邓铁涛却发现临床中属血瘀证的并不多见，而属气虚痰浊型的往往屡见不鲜，运用祛瘀法取效不大，而用益气除痰法多能应验。他未囿于别人的认识与经验，提出痰与瘀之间的关系如何？活血祛瘀对南方冠心病人能否普遍适用？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他一再研究《金匮要略·胸痹篇》，并从１９７５年起参加冠心病专科门诊，对数百例冠心病人作临床调查与治疗。认为广东人身体素质较之北方人略有不同，岭南土卑地薄，气候潮湿，故冠心病患者以气虚痰浊型多见。气虚的表现是：舌质胖嫩，舌边有齿印，脉细或虚大，心悸气短，胸闷、善太息，精神差。痰浊的表现有：舌苔浊（尤以舌根部苔浊），脉滑或弦，肢体困倦，胸膺痛或有压迫感。邓铁涛基于多年的临床体会，提出了“痰瘀相关”的见解，认为痰是瘀的初期阶段，瘀是痰浊的进一步发展，冠心病属本虚标实之证。这一理论在临床应用取得疗效之后，他又指导研究生从血流动力学的角度进行探索，从实验室的数据初步得到证实。他拟定“益气除痰”的治疗方法，“益气”他喜用广东草药五指毛桃根，又名南芪，益气而不伤阴，为首选佳品；痰瘀相关，配以鸡血藤行血养血；除痰基本方为竹茹、枳壳、橘红、胆星、党参、获苓 、甘草；气阴不足者再合生脉散；确有血瘀者用丹参、田应用于临床，取得了一定的疗效。邓铁涛对冠心病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见解，丰富了中医对冠心病的认识和治法。
　　致力于中医急诊术的研究在过去，中医私人开业，抢救病人多在家庭病床进行。当西医院迅速发展后，危重病人都送入了医院急诊室，中医治疗急症的机会几乎没有了。邓铁涛认为，中医治疗急症有许多散在的宝贵经验，问题是未有加以系统总结，使之成为有效常规。早在５０年代初，邓铁涛便对急腹症之一的阑尾炎运用针灸、中药及外敷法进行综合性治疗，使阑尾炎患者免除开刀之苦。他于１９５６年１１月在《中医杂志》发表了《试论中医治疗阑尾炎》，此文从历史文献、中医理论及临床验证等方面阐明中医能治疗阑尾炎，打破西医主张阑尾炎在２４小时内施行外科手术把阑尾截除的定论。６０年代初，他在中医学院和１５７医院联合搞科研之时，参与了急危重症的抢救工作，使不少病人转危为安。特别是在急腹症上，如对急性阑尾炎、胆道蛔虫、胆囊炎、胆石症、尿路结石、肠套叠、蛔虫团梗阻等急症，摸索并总结出不少中医中药的救治法和经验。近年来，他一直致力于中医急症的研究。对急性痛证，他研制成功的“五灵止痛散”，临床上可用于气滞、血瘀、邪闭等各种痛证，并于１９８４年８月通过技术鉴定，现已由药厂投产。对昏迷病人，邓铁涛以“心主神明”，“舌乃心之苗”为据，首创安宫牛黄丸、紫雪丹、至宝丹点舌法，据临床观察，点舌后昏迷患者痰涎分泌物明显减少，口腔秽臭辟除，对帮助昏迷患者复苏起到重要作用（治例包括高热、一氧化碳中毒、心肌梗死等昏迷患者），不失为抢救昏迷病人的一种创新手段。邓铁涛在抢救危重病证，如高热、大出血、心衰、休克、尿毒症等，积累了不少经验，口服药物力求少而精，灌肠用药则峻而猛，内外治法兼施并举。他于１９８３年２月发表了《中医急诊术必须抢救》一文，为抢救中医急诊术大声疾呼，身体力行。
　　教材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邓铁涛先后任教过多种课程，计有《诊断学》、《中国医学史》、《各家学说》、《中医内科学》、《温病学》等。桃李遍及国内外，先后培养了３名博士研究生，２６名硕士研究生（其中有３名是外国留学生）。在数十年教学中，他对中医教学的内容不断实践与思考，对一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进行了一些教学内容的改革，还参与多种中医教材和参考书的编写，为中医理论的整理与提高作出了贡献，较为突出的是对中医诊断学教材的建设。关于中医诊断学，历代诊断专书不少，但纵观其内容，亦多只载“四诊”。４０年代始有医家根据张景岳阴阳六变而提出“八纲”辨证之名。５０年代，中医教学皆以四诊八纲为诊断学之内容。６０年代，中医高等院校集中力量编写统一教材，邓铁涛主编《中医诊断学》，除四诊八纲外，还将外感与杂病几种具体辨证方法纳入《中医诊断学》之中，强调了辨证方法在诊断学中的重要地位。在这一过程中，邓铁涛对中医诊断学作了大量研究工作，主编了第一、二、五版《中医诊断学》教材、百多万字的《中医诊断学》教学参考书及《实用中医诊断学》等系列著作，为中医诊断学的建设作出了贡献。
振兴中医　情深意切
　　邓铁涛将个人命运与中医事业紧密相连，年逾古稀，还日夜思虑中医药问题，为振兴中医，弘扬祖国医学大声疾呼，情深意切。
　　１９８４年３月１８日，他以一个中共党员的名义，写信给中央领导同志。在信中，他指出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之一，不愧是一个伟大的宝库。由于某些历史原因，中医药事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未得到应有的重视，造成了中医后继乏人乏术的严重局面。中医药这一条短线，要使之根本好转，实在不那么容易，非下大本钱不可。发展传统医药已明文写入宪法，但我们失去的时间太多了，必须采取果断的措施，使之早日复兴。邓铁涛的信反映了整个中医界的心声，受到了党中央的重视。
　　中医学的前途如何？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医药学往哪里发展？这是邓铁涛时常思念的大事，１９８４年他在《大自然探索》科学家论坛第２期发表了《中医学之前途》一文，该文通过对历史的回顾，肯定了中医学两千多年不衰减其学术光辉，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因其内涵着朴素的辩证法与医学的结晶。文章还分析了中医学发展的外部条件与内部因素，提出要发展中医事业，人才是根本、医院是关键，中医特色是方向；并进一步指出在这一进程中，要坚持马列主义哲学为指导思想，处理好继承与发扬的关系，要与自然科学相结合，以发展中医辨证论治，运用中医综合疗法为宗旨。中医之兴亡，将取决于现代之中医，如果目标一致，团结合作，中医之振兴经过艰苦努力是可以做得到的。并号召有志于发扬祖国医药学的同志们团结起来，朝着正确的方向迈步前进。
　　１９８６年６月，邓铁涛进一步就中医学发展的问题，在黑龙江《中医药学报》上发表了《试论中医学之发展》，他在文章里客观地分析了我国医学界现存西医、中西医结合、中医三支力量的特点，指出在三支力量中，目前最有问题，最令人担心的是中医这支力量。这支力量要发展自己的学术，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作指导思想，抢救与发掘老中医之学术与经验，临床上中医辨证论治的理论要有所突破，要同现代自然科学各个有关学科相结合。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发展，正在世界范围兴起的新技术革命，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是一种新的机遇和挑战。邓铁涛敏锐地觉察到，这同样是对中医事业的挑战和机遇，他于１９８５年１０月撰写了《新技术革命与中医》刊载在《新中医》上，他的信念与祈望是：新的技术革命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对我国各方面的发展是一种新的机遇和挑战，中医事业也不例外，越新的技术越能阐明中医和发展中医。中医之振兴，有赖于新技术革命，中医之飞跃发展，反过来将推动世界新技术革命。
　　１９９０年１０月２０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继承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拜师大会”，这是党和政府为尽快摆脱中医事业后继乏人乏术的局面，抢救老中医药专家的宝贵经验的重大决策，亦是振兴中医的一项战略部署。邓铁涛在大会上代表全国的老中医药专家发言，表示要毫无保留地尽自己之所有教给自己的学生，并提出：“学我者必须超过我”的口号，表达了对继承人的热切期望。
　　(作者：邓中光)
简历
　　１９１６年１０月　出生于广东省开平县钱岗乡石蛟村。
　　１９３７年　毕业于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
　　１９３８—１９４１年　与同学数人在香港合办南国新中医学院（夜校），并在九龙芝兰堂药店坐堂行医。
　　１９４１—１９４９年　在穗港及武汉等地行医。
　　１９５０１９５５年　受聘于广东中医专科学校（１９５３年改为广东省中医进修学校）任教，后任教务主任。
　　１９５６年—至今　历任广州中医学院教师、教研组主任、教务处副处长、副院长，现任中医内科教授。
主要论著
　　１　邓铁涛主编．中医诊断学讲义．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１９６１．
　　２　邓铁涛主编．中医简明教程．上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２．
　　３　邓铁涛主编．中医诊断学讲义．修订２版．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６４．
　　４　邓铁涛主编．中医学新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１．
　　５　靳士英，邓铁涛，姜国屏等．新编中医学概要．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１９７２．
　　６　邓铁涛，欧永欣，林建德等．中医大辞典．基础理论分册．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１９８２．
　　７　邓铁涛主编．中医诊断学．修订５版．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８４．
　　８　方药中，邓铁涛，李克光等主编．实用中医内科学．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８５．
　　９　邓铁涛主编．中医名言录．广州：广东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８６．
　　１０　邓铁涛主编．中医诊断学（参考丛书）．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１９８７．
　　１１　邓铁涛主编．实用中医诊断学．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８８．
　　１２　邓铁涛主编．奇难杂证新编．广州：广东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８９．
　　１３　邓铁涛主编．中医证候规范．广州：广东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９０．
　　１４　邓铁涛．学说探讨与临证．广州：广东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８１．
　　１５　邓铁涛．耕耘集．上海：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１９８８．
　　！６　邓铁涛．温病学说的发生与成长．中医杂志，１９５５，（８）．
　　１７　邓铁涛．试论中医治疗阑尾炎．中医杂志，１９５６，（１１）．
　　１８　邓铁涛，何霭谦．乙型脑炎治例小记．广东中医，１９５８，３（１０）：１１１４．
　　１９　邓铁涛．中医五行学说的辩证法因素．光明日报，哲学版，第３６７期，１９６２年１１月１６日．
　　２０　邓铁涛．癃闭治验两例．广东医学．传统医学版，１９６５，（６）．
　　２１　邓铁涛．李东垣的脾胃学说及其在临床上的应用．新中医，１９７３，（１）．
　　２２　邓铁涛．冠心病的辨证论治．中华内科杂志，１９７７，１６（１）：４０—４２．
　　２３　邓铁涛．硬皮病治验．新中医，１９７７，（６）：１９—２０．
　　２４　邓铁涛．眼肌型重症肌无力的中医治疗与体会．新医药学杂志，１９７７，（７）．
　　２５　邓铁涛．略谈四诊．新医药学杂志，１９７８，（６）．
　　２６　邓铁涛．高血压病辨证论治体会．新中医，１９８０，（２）．

　

wangmengyin

邓老另有新著，如：（邓铁涛医文集）、（邓铁涛医案研究）、（邓铁涛寄语青年中医）。
反邓铁涛的“英雄们”，拿出你们的“干劲”来，把邓铁涛的学术观点一个个驳倒算你是个人物！

罗鸿声

这位"王孟英"先生你生你好! 看了你的很多帖子,理解你是为中医好,其实大家都是为中医好,观点不同,可以摆出来讨论,不需要激动,你所指的反邓铁涛的“英雄们”大概就指我还有张有和先生,解云溪先生，王全年以及川耗子吧，没问题,任何问题都可以讨论,首先回答的是反邓铁涛的问题,你说错了,只是指出他的一些不当的言论而已,因为他是人,不是神,他的言论不是圣旨,所以说“反”,他还不够资格.第二个问题, 就是驳倒所谓邓铁涛的学术观点, 其实这根本就不必要提,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邓铁涛没有任何学术观点, 邓铁涛是一位中医师,作为每一个中医都应懂中医理论吧! 上面这篇文章所说的都是中医基础知识,邓先生运用这些中医基础知识指导临床工作是很正常的,只有不懂中医的人或反中医者才会去“驳倒”. 从你在坛中所发的帖子来看,你不但是铁杆中医, 而且是铁杆反西医者, 就象张,方,何反中医那样反西医,对吧! 下面是你在本坛的一些言论:
“是补充一点：西医是掠 夺成性的海盗医学，由帝国主义的炮舰带到中国来，已经榨取了中国人民无数血汗，至今没有得到根本上的清算，反而培养了一批“药品推销员”式的奴才，把持着 “话语权”，天天向掌握中医精髓的纯中医发难，然而谁在榨取人民的血汗？谁在向人们提供帮助，十三亿人民的眼睛还是雪亮的，奴才们的舆论攻势是徒劳的。
纯中医是仁术，提倡劫富济贫，影响了跨国药品帝国的药品销售计划，所以需要给于“现代化”、“科学化”，最终成为跨国药品帝国的奴隶。“那些奴才们”费尽口舌，就是这么个意思！可中医老顽固们偏偏不买账！嘻嘻！
大家现在该看清那些人为啥老是与纯中医过不去了吧，一句话，利益之争，十三亿人民健康权之争，十三亿人民生存权、发展权之争！”
从你的言论看,第一,你对问题的看法不够客观,这不是做医师的素质.第二,你性格急躁,这是医师的大忌.
第三,你将学术讨论上纲到意识形态层面,说明你是文革那个时代的人,带着文革习气.我看过一篇文章说邓老评论文时,也带有阶级斗争观点.
平心而论,在中医存废争论之,我们的西医同道对中医始终保持友好的态度,并没有加入争论, 而你把枪口对准所有的西医同道,不知居心何在,毛主席他老人家说过 “洋为中用”,也提倡中西医结合, 你把所有的西医都说成是一批“药品推销员”式的奴才, 好,既然对西医这么深恶痛绝, 不知你有没有夷齐的勇气,来一番永不看西医的壮举, 如果你敢在论坛当着大众,对着苍天鬼神用你的真名发誓:你和你的家人永远不踏西医医院之们,永远不用西药,那十三亿人民绝对尊敬你.你敢吗?若不敢,则希望你专心学习,毛主席他老人家说的戒骄戒躁,很有道理.此外,你自称纯中医, 反对“现代化”、“科学化”,但你转贴的这篇文章的题目就有 “科学人物”赫然纸上,如何解释. 希望你讨论问题用真实姓名, 用wangmengyin这个名子有一些不妥, 第一,这是中国的论坛, 所以你必须用中国字. 第二,盗用古人之名,大家评评这是什么行为,第三,不用真名与别人讨论问题,不够光明磊落.等久了吧! 耐心点,再转一篇文章就行了.
上文乃邓公子所写, 不无谀词,下面转一篇本论坛的文章,以供参考.

“医学阶级斗争论”者邓铁涛教授造谣诬蔑中医
　　　——赵洪钧致中医科学院的公开信
中国中医科学院：
　　写信人赵洪钧，曾是大院首届中西医结合医学史专业研究生。
１９８２ 年至１９８４年，大院学位委员会两次就拙文《近代中西医论争史》评定学位。学位评定对“研究院”或“科学院”来说是很严肃的事，有关资料还应该作为档案保 存着。关于此事，我只收到１９８５年１月２９日大院教育处来信及该处整理的“关于《近代中西医论争史》学位评定修改意见”。
学位对我来说早已没有什么意义。所以，尽管２０多年来没有下文，自从我回复了１９８５年“冷处理”的信并对“修改意见”做了解释，没有问过此事。如果不是有人直至最近还在借拙作诬蔑我同时诬蔑中医，我很希望大家都把此事忘却。
然而，最近发现，当年造谣诬蔑我同时也在诬蔑中医的人是邓铁涛教授。他还在继续组织人造谣诬蔑。事关中医的大是大非和我的名誉，不得不写这封公开信。
邓教授这位“医学阶级斗争论”者造谣诬蔑的手段极其拙劣也极其恶劣。
他的造谣诬蔑见于《邓铁涛学术思想研究》［IV］第４１６—４３２页。文章题目是：“邓铁涛学术思想研究５０年——代跋”。作者刘小斌。（徐志伟等编，２００４，北京，华夏出版社）
其 中说：“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一本名叫《论争史》（简称）的书在医学界流传，困惑了很多青年人，中国中医研究院也拿不准如何评判它，信函请邓老解答。邓老 是从近代社会走过来的人，对近代中医历史感同身受。他说：我是以震惊的心情读完这个（《论争史》）结束语的，把中医和妓女、鸦片等同为社会问题。统观全 书，有一条明显的脉络，即认定‘中西汇通’是近代中医学术界的主流，以此论证今天的‘中西医结合’。
……
邓老尤其不能容忍有人把娼妓、鸦片、中医三者并列为近代社会问题……
邓老信函的上述内容，回复北京中国中医研究院，使大家达成共识。２０年已过去，笔者重翻这封信再拜读一遍，佩服邓老看人看事物的眼光”（４２２页）
刘某“重翻这封信再拜读一遍”，自然当年拜读过。可悲的是，把这种文理不通的文字作为《邓铁涛学术思想研究》压卷之作——跋，恰恰证明刘氏这位嫡传弟子已将师傅造谣诬蔑中医之术一彻到底了。
刘某不敢说出的《论争史》全称是什么，大院是知道的。
邓教授借造谣诬蔑我而诬蔑中医则不能容忍。
大院应该清楚，《近代中西医论争史》的毕业答辩主任委员就是邓铁涛教授。当时，他只提问了下面这样一个问题：
“你为什么不用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的方法研究近代中西医之争？”
邓教授这位“医学阶级斗争论者”，显然是他自己承认的。
这样的提问，立即使全场愕然。不少人忍俊不禁。
面对当时情景，我还是作了很照顾面子的答复。宗旨是一句话：近代中西医之争不是阶级斗争！
答辩委员中，除了我的导师马堪温先生，最先读过《论争史》全稿的就是邓教授。手稿和《论争史》内部版的“结束语”一字不差。
邓教授“感同身受”的中医近代史是阶级斗争史吗？
为什么当时他不“震惊”，却赞同其他委员的“共识”呢？
莫非碍于情面，违心地投了赞同票吗？
假设如此，稍微顾点脸面的人，不会出尔反尔！
出尔反尔也不是大是大非问题。问题是他自吹自擂又借诬蔑我而诬蔑中医。
上引文章中说：“中国中医研究院也拿不准如何评判它，信函请邓老解答”。
毕业答辩时，邓教授不是提问过我，我已经解答了吗？
他的新的解答却是造谣诬蔑。
大院肯定是拿拙作的内部版征求他的意见的。
再次声明：内部版和手稿的“结束语”一字不差。
邓教授借以造谣诬蔑的那段原文如下：
“近 代中国医事卫生争论中，除了这个最复杂的中西医问题，还有一个鸦片问题，一个娼妓问题。前一个闹了近百年，后一个闹了四、五十年，医学界吵得不可开交，各 有各的高见，结果于事无补。新社会一经确立，鸦片、娼妓立即荡涤无余，所以这完全是社会问题。中西医问题是否从此彻底解决了呢？显然不是。彻底解决的只是 那种不正常的对立情绪。那种情绪是旧时代中各种社会因素——特别是当政者的思想造成的。”（《论争史》内部版，318页）
这段话的意思不够清楚么？
这是“把娼妓、鸦片、中医三者并列”么？
邓教授自甘与娼妓、鸦片为伍，别人没有办法。无中生有地诬蔑我也不要紧，但不该造谣、诬蔑中医——“把中医和妓女、鸦片等同”。
起初，关于此种造谣诬蔑只有小道消息，我不相信有人会下作到如此程度，更想不到会出自邓教授之口。大约３个月之后，听到比较可靠的消息，立即向大院写了一封信，对上述造谣诬蔑中医的言论和逻辑痛驳又痛驳。现在终于知道这种造谣诬蔑原来出自邓教授。
于是，“把娼妓、鸦片、中医三者并列”的是邓教授。邓教授借以造谣诬蔑的拙文中没有“中医”的字样，更没有“把娼妓、鸦片、中医三者并列”。
在诬蔑别人的同时，不择手段地诬蔑中医。
是可忍孰不可忍！
希望大院把当年所有关于拙文毕业答辩和学位评定的文字资料都公开。
如果公开的文字资料证明以上所述有一句话是假的，我愿意以任何方式向学界谢罪，并且从此不在任何媒体上发表一个字。
最后，我感谢这个时代，也感谢“拿不准如何评判”《近代中西医论争史》的大院当时不相信邓教授的造谣诬蔑。若在“医学阶级斗争论”时代，持此论者的邓教授的造谣诬蔑必然得逞，那样我很可能要掉脑袋，大概再也没有人敢真正维护中医和思考中医了。
此致
敬礼
　　　　　　　　　　　　　　　　　　　　赵洪钧
　　　　　　　　　　　　　　　　　　　　２００６，５，１２

评:
赵先生写的这段文字中“近代中国医事卫生争论中，除了这个最复杂的中西医问题，还有一个鸦片问题，一个娼妓问题。前一个闹了近百年，后一个闹了四、五十年， 医学界吵得不可开交，各有各的高见，结 果于事无补。新社会一经确立，鸦片、娼妓立即荡涤无余，所以这完全是社会问题。中西医问题是否从此彻底解决了呢？显然不是。彻底解决的只是那种不正常的对 立情绪。那种情绪是旧时代中各种社会因素——特别是当政者的思想造成的。”都是当时存在事实，为什么不可以写呢？就是 “把娼妓、鸦片、中医三者并列”也没有错，这并不是贬低中医，因为这三者确是当时中国医事卫生争论中存在事实，事实就是事实，不可能按照你邓铁涛的好恶来写的，而且以阶级斗争来评学术论文更显荒唐。若事实真是如此，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严重性在于象这样一个对别人前途握有生杀大权的人，按自己的好恶来评定学术论文，压制别人，不知埋没了多少人才，那邓铁涛的人品就有问题了，本坛百家争鸣有位翟鉴先生写了一篇很好帖子，兹录于下：
“中医不能发展的两大因素
几千年来，中医对中国人的健康方面做出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直到现在，对一些医难症，中医的优势仍然优于西医。那么，为什么中医不能发展呢？
一、中医基础理论是残缺畸形的
众所周知，理论是一门学科的支架（骨架），如果骨架畸形，那么，这门学科必然发育不良最后导致衰败。我说中医基础理论畸形的理由在《翟鉴先生专集》。当然，如果哪位仁兄认为我说的不妥，可以针对我的任何哪一点提出质问，我会为您解答的。
二、庸才把住了中医的命脉"
我 可以负责的说，中医理论界的学术（泰斗）没有真才实学，用其泡沫文凭欺骗了国家和人民。其结果是：学术泰斗只能负行政权利上的责任，而没有能力负学术上的 责任。致使中医错误的理论得不到纠正。一个残缺畸形的中医理论，对外来的冲击没有能力来应对，最后，只能用闭门免战，包括在论坛的删帖堵嘴。最终使中医走 向深渊！”
荒城之月说：“邓老今年已89岁高龄了，对一个如此高龄之人，就算其当年有不是，也不必再向其追究往事、 清算旧帐了。“如烟往事俱过矣，心底无私天地宽”，宽容不仅是解放他人，也是解放自己。”
宽容是美德，赵先生可以宽容他，但邓铁涛有没有愧疚之心呢？二十多年过去了，还耿耿于怀，在他的什么《邓铁涛学术思想研究》书上纠缠此事，这就不是年龄的 问题了，是人品问题，历史是不会宽容的，邓铁涛若认为他正确，也可到论坛来或委托他人来说明原委。

邓铁涛教授二三事——几句有点煞风景的实话(转自本坛肖红专集)
   按：鄙人与邓教授颇有点缘分，所以亲身经历或听说过邓老的几件事。近来很有几位同道张贴邓老的高论，又从网上得知成立了以邓老命名的中医研究所，未免使 我想起这几件事。说出来很可能有点煞风景，但是如果现在不说，等到证明人都过世了，恐怕后人再也无法考证。于是只好冒昧地说出来了。
第一件事。
邓老是我的学位论文的答辩委员会主任，自然不是我请的。拙文就是后来正式出版的《近代中西医论争史》——与答辨稿子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当时，作过答辩演说之后，邓老首先提问。他的问题语惊四座：
“你为什么不用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的观点看待中西医之争？”
此问一出，场中无不愕然。自然无人敢赞一辞。我虽然哭笑不得，却不得不答。
当时怎样答的，似乎不必再说了。哪位真有兴趣，即请垂问。但邓老的思想和水平由此可见一斑。此事的见证人，现在都还健在。
第二件事。
大 约1980年，邓老带了几位老先生到北京参加一次学术会议。他们是乘飞机去的，这在当时是一般人很难享受的待遇。鄙人是接待者之一。其中一位老先生，患有 严重的老慢支，却还在吸烟。他已经行动困难，之所以到会，是因为从来没有到过北京，换言之，不是真正参加学术会议的。可见邓老很会关心、体贴人。自然邓老 不赞成此老继续抽烟，但是这位老先生的抽烟有理论使我至今难忘。
“烟草是劳动人民的发明，怎么能说抽烟不好呢？”
鄙人当时虽然在场，却还无资格评论这样的观点，只是感到邓老周围的人很有些超凡脱俗的见解。
第三件事。
1994（5？）年，广州召开“中国医药学与民族凝聚力学术会议”，鄙人有幸参加。没想到会议安排得那么巧。我作大会发言时，邓老恰好是主持人。结果，发言大约五分钟，邓老就让副手递上条子，说时间快到了，请尽快结束。
其 实，关于中医药的民族凝聚力，正是拙作《近代中西医论争史》中首先提出的。有兴趣的同道，可以查查该书28、29页。由于邓老的催促，当时我连这一段话也 没有介绍，就草草下台了。也许是大家心中明白，那次会上邓老没有直接和我说话，我也没有直接和他说话——因为交谈起来必然无趣。
第四件事。
此事我没有亲自在场，但有熟悉的同道在场。后来发的会议记录和我听说的大体相同。
大约1986年，在云南召开中医发展战略讨论会，邓老说：
“中医好就好在保守上。”——大约是原话，当然还有别的话。
此话虽然不是全无道理，能这么说的人大概只有邓老。
鄙人读过邓老领衔编的书，从未见过邓老一篇有份量的学术文章，这大约是因为邓老主要（？）是临床专家。但是，还是很想尽快看到研究所的学术成果。我相信，一定会有的。

川耗子

六、自我从属是条死路
——读邓铁涛《中医药大发展必须走自己的路》
    2003年10月29日《中国中医药报》在第五版上发表了邓铁涛的《中医药大发展必须走自己的路》（以下简称“《路》”文）一文。笔者怀着景仰之情通读了两遍，原以为中医泰斗能给中医的发展指出一条康庄大道，结果越读越让人失望，不觉让人感到心寒起来。通篇文章除了痛斥中医存在被“西化”的危险外，全都是在给中医药评功摆好，说到中医药的不足，全部都是“客观”原因所致。由于整个文章全都被“中医并不是落后的，有些是超前的”定式思想所左右，这就决定了中医药只能沿着传统的老路走下去，既然是老路，这条老路能走得通吗？我看有点悬。
    “《路》”文作者不仅坚信“中医很多理论是宏观的，也是超前的”，并且认为有些“超前”是以千年作为计算单位的。“象西医知道‘脾’有免疫功能才几十年，……。而中医1700多年以前就知道了脾有免疫功能，那是在张仲景时代。张仲景提到‘四季脾旺不受邪’，……。”这种自以为很有力而实际上近乎荒唐滑稽的例证，正是中医固步自封，妄自尊大心态的经典表现。
    实事求是地说，在张仲景时代的1700多年前，根本不可能知道脾有免疫功能，只有承认有先知先觉的唯心主义者，才有这种无知的说法。一个很简单的事实是，既然1700多年前中医就知道“脾有免疫功能”，为何中医历史上只有“四季脾旺不受邪”而无“脾主免疫”的记载和说法？“《路》”文作者或许要辩解：“四季脾旺不受邪”就是指的“脾有免疫功能”。如真是这样，我就不明白，就在“《路》”文里面，该作者还谆谆教导我们“中医跟西医不是一个理论体系”，反复告诫“全国的中医院都存在西化倾向”，可是“《路》”文作者为什么一涉及到对中医理论“有利”的新学说就要向西医靠拢？就要一定认为“脾不受邪”是西医认定的免疫功呢？如果承认“脾不受邪=免疫功能”，岂不就承认中医原本可以用西医的理论来指导和解释？既然可以用西医的理论来指导和解释中医，“《路》”文作者为什么又对“专家提倡要用‘脑主神明’，取代中医的‘心主神明’这些改造中医的思潮”深表忧虑呢？这真是一个逻辑混乱，前后矛盾的思维过程，在这种思维和逻辑主导下铸就的中医发展之路，实在是一条险之又险的灭绝之路。
    明明中医是“四季脾旺不受邪”，偏要说“脾是免疫功能脏器”；明明中医是“心主神明”，偏要说成是“脑主神明”；明明中医是心痛，偏要说成是“胃溃疡”；中医在治病时明明应该辨证论治，偏要象某传染病医院的院长治白喉那样把治疗白喉的方药“筛选成四味药，做成水剂，每一瓶药可以治疗一例，”……，这就是中医近几十年一些非常可笑的“哲学”和作派。我们退一万步讲，几千年以前的中医的确“具备”了一些现代医学理念，为什么在只有几十年的新理论产生之前，中医就不敢理直气壮地说“脾主免疫”，“脑主神明”，“胃溃疡”，“对病下药”……？而每次总是在别人的新理论出来后，跟在人家后面高声叫喊“我们几千年前就有了”？难道这就是“《路》”文作者所说的我们的中医“有些理论是超前的”？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超前呢？我认为这是一种“自我从属”性的超前。所谓自我从属，就是自觉自愿地把中医摆在被宰割，被领导的位置上。这种“自我从属”性超前的特征是：既要维护中医的形象，又力图使中医披上“时髦”的外衣；既要固守中医的传统理论，又不得不“低眉弯腰”，出让中医的特色去迎合别人的新理论，新学说。于是就出现了说到中医的不良之处时，我们就说人家不懂中医；人家出了成果，我们就会说中医很早就占先了，心甘情愿，自作多情地与人家混为一体，成为人家理论体系和研究成果下的“奴隶”。
    原以为学贯古今，名甲杏林的“《路》”文作者会有一个清醒认识，殊不知也会有此糊涂。我倒真希望这种糊涂是 “《路》”文作者大“智”若愚的行为策略。

罗鸿声

张毅先生驳得好,有理,有节,有胆识,绝对支持.反对中医界的造神运动.反对文革残渣余孽.

wangmengyin

3楼的汉语拼音学的太差劲！真不知道你是怎么考上大学的，不会是“保送”的吧！难道要我教你一下王孟英这个名字的正确拼法？
本人仅是乡下一名野郎中！专门研究一些人作白日梦的原因，深挖猛究，故命之曰：王梦（猛）因。嘻嘻！3楼不要想象力太丰富，把“王梦（猛）因”与清代温病学家王孟英扯上关系！
再加把劲！“英雄”们，邓铁涛的著作不是靠行使“否决权”就可以推翻的！这里又不是“联合国”，玩偷换慨念游戏不过是纨绔子弟的上流社交风气，在严谨的学术论坛是没有生存空间的。嘻嘻！

-=-=-=-=- 以下内容由 wangmengyin 在 2008年01月24日 10:43am 时添加 -=-=-=-=-
“。。。。。。反对文革残渣余孽.。。。。。。，”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嘻嘻！有点“上流”社会味道！不过十三亿人民可不大喜欢衣冠楚楚，头发溜光的“上等”人！

-=-=-=-=- 以下内容由 wangmengyin 在 2008年01月24日 10:52am 时添加 -=-=-=-=-
不读现、当代医史，人云亦云，毫无主见，只会起哄；这是当今社会纨绔子弟的治学态度，识者鉴之！

国医圣手

呵呵，“专门研究一些人作白日梦的原因，深挖猛究，故命之曰：王梦（猛）因”，既如此，应该是“妄梦因”更合适。

罗鸿声

“王孟英”说得好, 终于进套了, 正因为你不是王孟英, 所以用有引号的 “王孟英” , 因为你不是王孟英而又想做王孟英, 附庸风雅, 故只能加引号了,但为了不扫你的兴,还是与王孟英粘粘边吧, 称假王孟英好吗? 这位假王孟英先生有一癖好,喜欢向人推荐书籍, 所以老夫也向你推荐鲁迅先生写的一篇故事《阿Q正传》,好好的读,耐心的读. 同时我还得提醒你,多动脑,别急躁,不然又中套.原来假王孟英先生喜作白日梦,又喜欢研究白日梦,所以经常在严谨的学术论坛说梦话, 看这就是你的梦话“没有‘战国七雄’的拼死厮杀，就不会有始皇帝的一统天下！还是让历史的进程按自然进程去演进吧！骂街都被允许，学术批判有何不可，不过得拿出点干货来！”大家不知道看得懂这位先生作什么梦吗?这“干货”不知是鱼干还是肉干,或为菜干,我想假王孟英先生是游方野郎中,走街串巷, 经常向病人兜售“干货”,但不要兜售到论坛来,象你兜售的这篇邓公子的“干货”就不对了,我问你,邓铁涛是不是和你有深仇大恨?你回答了这个问题我在和你讨论.注意圈套.另外, 你白日梦醒了没有? 我前面问你的问题你还没有回答,希望你一并回复, 提醒你夷齐的勇气,真实姓名. D

-=-=-=-=- 以下内容由 罗鸿声 在 2008年01月24日 11:31am 时添加 -=-=-=-=-
“妄梦因”国医圣手说得妙,

gonmai

当代中医有成者当是秦伯沫.

悉尼张有和

     〝王孟英〞误解了。
      邓铁涛老教授一生做中医、教中医，其功有目共睹。我们尊重他的人格和辛勤工作，但不赞同他的全部主张。本人与邓老的弟子杨伊凡医师说过：邓老六十多年见证中医势危，而不能有所作为。
    正因为邓老名望很高，他把中医往文化上靠，误导了中医界和科学界。广州中医大的教授当我的面说证候不是病，某校中医专业的头号人物也同一个调，北京中医大的王琦也只说中国农村贫困，需用中医；中医研究院陆广莘只说中医治未，是上工，难道他们的口里连中医治病都有问题？
     中医界的一流人物就这个样子，中医不危都难！
      我要告诉全世界：中医以治愈或改善西医难治和不治的病，而立足于世界医学之林。状态应对医学-中医与现代病因病理医学-西医，是互补关系，它们的一起造福人类临床医学千秋万代。
    我用西医也能接受的语言和新概念，阐述中医学的科学价值和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