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西医结合”看“钱学森之问”无解

国医大士

从“中西医结合”看“钱学森之问”无解

文/王世保

前国务院温总理在看望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时候，钱老感慨地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老又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这就是至今无解的“钱学森之问”。自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我国虽然举全国之力创办了成千上万所的高等院校，但不管在中西方文化哪个学术领域至今都没有培养出可以与民国相比肩的杰出人才，比如没有涌现出杰出的哲学家、科学家、儒学大师和中医大师。

深究“钱学森之问”的本质，不难发现它触及了权力与学术之间的深层次关系。学术需要按照相应学科自身的文化特征和发展规律去进行，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需要在学术理论框架内按照研究对象的本质去自由地展开研究，才有可能取得重大突破。由于权力具有强大的支配力量，而行使权力的主体是个人，所以公权力一旦将个人的意志强加在某个学术领域，为该领域的研究指定方向和路径，就会扭曲该领域的学术研究，导致大量违背研究对象本质的伪学术研究，浪费国家大量的人财物力。

以中医在民国以后的发展为例，国家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建立众多从事中医教育的中医高等院校、从事中医研究的中医研究院和从事中医临床的中医院。国家每年都为中医的教育、研究、临床和管理投入大量发展资金。但是国家近大半个世纪以来的强力投入，并没有为中医带来发展和繁荣，而是导致中医不断地被边缘化，至今也没有产生在中医理论领域有所成就的大师级人物。使得国家在中医行业大半个世纪以来劳而无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就是扭曲中医发展的“中西医结合”。

“中西医结合”被国家公权力在中医全行业强力推行，成为中医教育、研究、临床必须遵循的路径。但“中西医结合”只是出于中医界文化自卑、西医界文化自负的心理，由掌握话语权和行政管理权的西医和伪中医强加给中医的发展路径，它是违背中西医两种医学理论本质特征的主观意志，扭曲了中医教育、研究、临床，导致中医共同体不断弱化中医主体意识，继而走向全面的西化。中西医在世界观、思维方式、理论形态等各个维度都存在着客观差异，它不会随着公权力的意志发生改变。

“中西医结合”在中医教育领域的推行只能培养临床上不会看病的伪中医。中西医是两种本质不同文化下的医学知识体系，它们分别反映两种文化内含的世界观、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世界观、思维方式和价值观构成了个人主体意识，而且它们都具有内向的排他性，任何个人都不可能同时具有两种相反的主体意识形态。“中西医结合”教育将中医人才培养从儒道文化的基础教育中割离出来，本是文化自卑的延续和体现，它违背了中医人才的培养和成才规律，只能培养思维和意识混乱的庸医。

“中西医结合”在中医研究领域的推行只能产生不出任何成果的伪学术研究。中医研究本是从中医主体意识认识人类生命体和疾病的研究活动。但在文化自卑和笃信科学主义的心理主导下，中医主流学界普遍从事中西医结合研究，通过西医和科学理论对中医理论异化性阐释向中医投射“科学性”的还原论幻觉，为中医存在合法性和认识正当性辩护，并违背中医理论的本质特征对其进行西化的科学化改造。中医的主体从事西医的科研，这种伪学术研究至今没有出任何有价值的中医成果。

“中西医结合”就是自负的公权力违背中西医的本质特征，强加给中医的扭曲的发展之路。它既培养不出具有中医主体意识和理论自信的中医家，也创新不出对中医临床有任何价值的理论，只能推动中医走向西化性的消亡。只有将中医的发展从“中西医结合”的被动扭曲的路径中解脱出来，使其走向独立自主的道路，才能真正地推动中医走向复兴，培养出新时代的“中医大师”。中医与此，其他学术领域也是如此。公权力摒弃自负、尊重学术之时，也就是“钱学森之问”有解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