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了解的“赵洪钧学位事件”

马京雪

我所了解的“赵洪钧学位事件”
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曹东义
最近，不断有朋友发给我一个署名“赵洪钧”先生关于其学位被晚授的有关链接和评论，让我了解了一些过去所不知道的事情。经过初步分析，可以看出其中，有伤害，有委屈，有利益，有陷阱，有误解，是一个很不容易说清楚的问题。
由于我是赵洪钧先生的校友，都毕业于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又都曾工作于河北中医学院系统，互相认识，并且我读过赵先生的几本书，受益匪浅；更由于我2005年5月拜师邓铁涛先生，比较深刻地了解邓老的为人与处世方式、方法，而他老人家已经离开了这个他所热爱的世界。他说自己“生是中医人，死是中医魂。”
因此，我觉得自己也应该就所了解的部分情况，稍加分析，提出自己的看法，供大家参考。因为，赵洪钧先生的硕士论文被“晚授学位”，已经是一个中医界影响比较大的“事件”，闭口不谈，并不能“明哲保身”，也不利于放眼未来。
因此，不揣浅陋，略述如下，如有不妥，请赵先生以及海内同道批评指正。
一、学位被晚授事件回顾
根据赵洪钧先生2017年4月20日在中医科学院所作学术报告《直面学者的良心——我为什么和怎样写,〈近代中西医论争史〉》（见科学网—中医的江湖（二） - 聂广的博文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79293-1157632.html），我们可以大概知道如下过程：
赵洪钧先生《近代中西医论争史》从选题到写作，乃至后来遇到各种责难和不利处境，是从1978年10月，他成为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室首届研究生之后而发生的。赵先生完成第一年集体授课之后，从设在西苑医院的研究生部进入位于东直门总部的医史所，又做了两三个月的野外考察。此后开始分配导师并考虑毕业论文选题。
赵先生是从军医大学毕业，学西医出身，并且有过9年在威县医院临床工作经历，喜欢中医，自学过张锡纯先生的《医学衷中参西录》，其研究方向定位为中西医比较医学史，选定的导师是马堪温先生。
马堪温先生1950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后在北京医学院任医学史助教。1954年跟随著名医史学家李涛教授，到前中央卫生研究院（中国中医科学院前身）的中国医药研究所医学史研究室工作。1960年至1962年参加了北京中医学院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遂长期在中国中医研究院作医史文献研究工作。马先生作为指导老师，在选题方面给了赵洪钧先生充分的自由，对其选题提出了指导意见，认为近代中西医问题十分复杂，难度相当大，并且离毕业只有18个月，要考虑是否能够完成。还有，这个题目相当敏感，要考虑到研究此题目的后果。
导师马先生的这些担心，也曾经使赵洪钧有些动摇，但其最后怀着对未知领域的强烈求知欲和挑战难题的信心，选择了这个难度较大的课题。赵洪钧先生说：“至于课题的敏感性应该和它的社会意义成正比，既然自己选择了治学，就要把个人的得失置之度外。总之，就这样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近代中西医论争史》。”
由于时间如此紧迫，他只能边查资料边撰写文稿，平均每天不少于1500字，因为多数节目至少要写4稿。最后，终于在答辩前两周誊写完全稿，是他妻子代为抄写的。赵先生说：“全文近25万字，至少写过4稿。一个1.3万字的摘要，写了11稿。一本现在看来有许多不足的东西，终于在18个月中完成了。”
赵洪钧先生硕士论文答辩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是邓铁涛教授，在答辩的时候，各位专家根据个人的理解，提出了质疑和询问。邓铁涛教授只提问了这样一个问题：“你为什么不用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的方法研究近代中西医之争？”赵洪钧先生的回答宗旨是一句话：近代中西医之争不是阶级斗争！答辩委员会表决通过了赵洪钧先生的硕士毕业论文。他于1981年暑期毕业后，分配到河北中医学院医史教研室，担任教学工作。当年，中医研究院研究生毕业之后，不是立即发放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尤其是学位证书，需要召开全院学术委员会（是一个常设的学术组织）会议之后，获得学位委员会通过之后，教育处才发放“学位证书”。因此，大家都是毕业后一段时间，才能得到学位证书。
二、赵先生对学位被晚授事件原因的推测
赵洪钧先生毕业后，虽然有毕业证书，却迟迟没有能够获得学位证书。这是为什么？他自己没有细说，其中只言片语透露了某些信息。
2006年5月16日，赵洪钧先生在网上发表了《赵洪钧致中国中医科学院的公开信》，其中说：“1982至1984年，大院学位评定委员会两次就拙文《近代中西医论争史》评定学位。学位评定对‘研究院’或‘科学院’来说是很严肃的事，有关资料还应该作为档案保存着。关于此事，我只收到1985年1月29日大院教育处来信及该处整理的‘关于《近代中西医论争史》学位评定修改意见’。学位对我来说早已没有什么意义。所以，尽管20多年来没有下文，自从我回复了1985年‘冷处理’的信并对‘修改意见’做了解释，没有问过此事。如果不是有人直至最近，还在借拙作诬蔑我同时诬蔑中医，我很希望大家都把此事忘却。然而，最近发现，当年造谣诬蔑我、同时也在诬蔑中医的人是邓铁涛教授。他还在继续组织人造谣诬蔑。事关中医的大是大非和我的名誉，不得不写这封公开信。”
赵先生认定邓铁涛先生“造谣污蔑”、“继续组织人造谣污蔑”的线索哪里来的？
原来是徐志伟等编，2004年，北京，华夏出版社出版的《邓铁涛学术思想研究》［IV］第416～432页。文章题目是：“邓铁涛学术思想研究50年——代跋”。 其中有些文字，刺痛了赵先生，他这样节引了这段文字：“20世纪80年代初，一本名叫《论争史》（简称）的书在医学界流传，困惑了很多青年人，中国中医研究院也拿不准如何评判它，信函请邓老解答。邓老是从近代社会走过来的人，对近代中医历史感同身受。他说：我是以震惊的心情读完这个（《论争史》）结束语的，把中医和妓女、鸦片等同为社会问题。统观全书，有一条明显的脉络，即认定‘中西汇通’是近代中医学术界的主流，以此论证今天的‘中西医结合’。……邓老尤其不能容忍有人把娼妓、鸦片、中医三者并列为近代社会问题……邓老信函的上述内容，回复北京中国中医研究院，使大家达成共识。20年已过去，笔者重翻这封信再拜读一遍，佩服邓老看人看事物的眼光”（422页）
赵先生怒不可遏地说：“邓教授借以造谣诬蔑的那段原文如下：‘近代中国医事卫生争论中，除了这个最复杂的中西医问题，还有一个鸦片问题，一个娼妓问题。前一个闹了近百年，后一个闹了四、五十年，医学界吵得不可开交，各有各的高见，结果于事无补。新社会一经确立，鸦片、娼妓立即荡涤无余，所以这完全是社会问题。中西医问题是否从此彻底解决了呢？显然不是。彻底解决的只是那种不正常的对立情绪。那种情绪是旧时代中各种社会因素——特别是当政者的思想造成的。’（《论争史》1983年内部版，318页）这段话的意思不够清楚么？这是‘把娼妓、鸦片、中医三者并列’么？当初答辩时，作为主任委员的他为什么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呢？”
从赵先生的引文不难看出，他认定“造谣污蔑”“把娼妓、鸦片、中医三者并列”的这段文字，平心而论，其在行文之中有不够恰当、准确的地方，指出来，或者进行批评，也不能说这就是“造谣污蔑”。至于这是否为不授予其学位的原因？需要更多的证据，而不应该把它作为唯一的理由。
三、曹东义对有关事件的分析
按照时间顺序来分析，1981年7月前后，在邓铁涛先生主持的答辩会上，通过了赵洪钧先生的论文。其后，在邓铁涛先生没有出席评定其学位会议的时候，没有顺利通过。原因在哪里？赵先生没有仔细说他和教育处的交涉细节，只有很简略的一些文字。
赵先生说：“1982至1984年，大院学位评定委员会两次就拙文《近代中西医论争史》评定学位。----我只收到1985年1月29日大院教育处来信及该处整理的‘关于《近代中西医论争史》学位评定修改意见’。”
一般说来，答辩委员会通过的毕业论文，都应该顺理成章被学位委员会授予学位；不授予学位，不仅对研究生本人有影响，而且对答辩委员会的结论也是一个考验。
也就是说，赵先生的毕业论文不被学位委员会认可，那就要“追责”答辩委员会。你们是怎么通过答辩的？为什么没有让他不通过？为什么不让他修改后再通过？你们这一关放水了？
作为答辩委员会主任委员，邓铁涛先生有责任回答教育处的质询。难道，他能说当年我们稀里糊涂通过了他的论文？难道他能说这篇论文毫无价值，只有负面的教训？
我虽然没能见到邓铁涛先生的回函，但是，我敢断言，他老人家不会这样说。
客观地评价其优点，指出其中的不足，提出改进的建议，这是我日后作为答辩委员会成员、成果评定专家经常做的事情。
学位委员会也不是只为一个人设立的，希望获得学位的人，都必须经过这道坎。谁希望自己单位培养的研究生不被授予学位？
“1982至1984年，大院学位评定委员会两次就拙文《近代中西医论争史》评定学位。”这说明学位委员会也不是草率、简单从事。他们提出的修改建议、意见是什么？我们不得而知。
这期间还有一个重要的事件，发生在1982年，这与邓铁涛先生无关。
赵先生的认识，也许不够准确。他说：“当年我未能获得学位，还与我曾经给大院中层以上的领导做过一次报告有关。那是在1982年5月份，医史文献研究室升格为研究所庆典之后的第三天。报告的题目是：如何正确理解和执行三支力量的方针？请我作报告是因为，当时的大院书记王恩厚同志，在医史所庆典上知道我是研究中西医关系的。他请我根据近代中西医关系的研究，对三支力量的方针，畅所欲言地讲讲自己看法。我相信，那次报告给当时的大院，输入了一些正能量。这是一个学者应该履行的社会责任。所以我至今对那次报告无怨无悔。今天（2017年4月20日）的报告也是希望给大家输入一些正能量。”
赵先生自以为属于“正能量”的报告，可能语出不凡，有战略高度，有深刻的思想。
但是，关于三支力量的方针，未必有统一的认识，现在也没完全解决中医的发展道路问题。比如怎样看待中西医汇通、中西医结合、中医科学化？如何评价余云岫、王清任？《医林改错》的成就是解剖，还是继承创新了中医的气血理论？我记得赵先生说，即使没有西医传进来，中医也要走向解剖的发展道路。这是评价标准的问题，也是发展道路的大问题。其实，我们现在仍然处于中医指导理论不被承认的时期，中医的阴阳五行、脏腑经络、气血津液不被当做科学语言，谈论中医学术成就必须按照西医的病名“规范技术、研究方药”，这仍然是余云岫“废医存药”的做法，是中医的“末法时期”。
退一步说，即使是正确的认识，未必会有好的结果。
毛泽东当年的正确主张被人误解，五七年反右扩大化，文化大革命迫害老干部，扁鹊之死，文挚遇害，华佗不得志，郭可明先生的遭遇，这样的悲剧绝非个案。
另外，赵先生说的一段话，虽然有性格，但是这也许是他“任性不改”，不能被授予学位的一个原因。他说：“我认为，做到随时直面学者的良心，才有可能具备科学精神。所谓科学精神，主要是怀疑、争论、创新和实验精神，要敢于对任何成说和权威见解提出怀疑，永远不满意现状。即便是你的直接师长的见解，只要你认为不对，也要提出质疑，只不过言辞委婉一些。即便最后证明自己错了，也要争论。故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意见，不是固执己见，即最后要服从真理，服从实践检验。没有这种精神，不可能做出重大成果。古今中外所有贡献较大的科学家，没有一个是长于附炎趋势、赶时髦的，也没有一个是因循守旧，不思进取的。”
历史不能假设，发生过的事情不会再来。毕竟，经过赵先生的努力，大家也见证了他的学术水平，迟到的学位证书发下来了。这与伽利略被教会“平反”，比文革后拨乱反正，虽然不同，但是，都是事后弥补。
逝者已远，是个伟人；生者尚存，拥有未来。
2017年4月20日在中医科学院所作学术报告时，赵洪钧先生说“《论争史》在本院曾经受到一些责难。我本人因此成为中西医结合研究生班中，唯一当年没有获得硕士学位的人。不过，即便是在当时，我也没有因此感到沮丧。因为我自觉完全对得起学者的良心。特别是，在我做完毕业答辩的当时，就有师友认为，拙作完全当得起博士学位。这给了我极大的鼓舞。近来本院决定补授我硕士学位，还命我就中西医论争史作报告，就是对我当年的工作给予正式的、充分的肯定。因此我更加觉得不枉此生。谨在此对大院现任领导表示真诚的感谢！”
我们祝愿赵先生，是金子总会发光。“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历史的曲折和磨难，不会埋没有价值的学术。赵先生说：“我感到欣慰的是，《近代中西医论争史》出版后，得到许多师友以及同道的赞许，而且很快在国外反应较大。”“《近代中西医论争史》已经三次出版，1983年的内部版送给中医研究院的就有200册。”
有朋友们的鼓励，有自己对于学术的自信，就能做出不一样的成就。
最后，请允许我们借用赵先生自己的一段话，结束这篇难以完成的文章：“其实，虽然《近代中西医论争史》已经出版三次，至今还有许多不足之处使我惭愧。比如部分文献的出处不规范。书后没有索引。特别是我对废止中医思潮的源流考证也不足。希望在座的师友，今后继续批评指正。”
此事复杂，难知，也难说。知我，罪我，赞我，批我，一任读者诸君明鉴。

马京雪

赵洪钧：直面学者的良心——我为什么和怎样写《近代中西医论争史》

（2017年4月20日在中医科学院所作学术报告）

各位师友、各位同道、各位同学：

大家好！很荣幸有机会在此和大家交流。衷心感谢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生院对我的盛情邀请和款待。

我今天报告的题目是：

直面学者的良心——我为什么和怎样写《近代中西医论争史》？

为什么取这样的题目呢？

两个月前，大院研究生院希望我就中西医论争史作一次专题学术讲座。这个题目的范围对我来说似乎很容易，但是，我却觉得难度相当大。这主要是因为，拙作《近代中西医论争史》已经三次出版，1983年的内部版送给中医研究院的就有200册，加之近十多年来更有几本新的同类著作问世，有关论文更多，师友们对近代中西医问题已经比较熟悉。重述论争史很难讲出新意，因而很可能对大家没有什么帮助。怎么办呢？经过与几位师友交换看法，我决定讲一下《近代中西医论争史》的选题和写作经过，以及自己在研究过程中和成书后三十多年来的心得体会。这样讲主要是想给比较年轻的朋友 — 特别是还在做研究生的青年同道，介绍一些治学经验或心得，对其它师友从新的角度理解《近代中西医论争史》也有帮助。不过，既然是在中医研究最高学府做讲座，最好有个题目。于是我就拟出了这样的题目。

这个题目的副标题意思很浅显，它的正标题则有些沉重——似乎和副标题没有什么关系。为此我先就“直面学者的良心”说几句。

（一）关于直面学者的良心

直面学者的良心，就是作为一个学者，要随时拿自己的良心来考量自己的行为。什么是学者的良心呢？就是学者内心具备的追求真理的精神，以及随时自觉地实现其社会责任的顽强意志。我认为，具备这样的良心，是对任何学者或一切科学研究人员的起码的要求。这样的精神和意志不能说先天就有，但是，也不是对学者的苛求，因为这差不多是多数普通人就有的是非观念。

通俗说直面学者的良心，就是作为学者要时刻牢记：社会和国家花钱养着我们，是希望我们为国家和社会创造高质量的精神财富。我们不能辜负国家和社会的养育之恩。高质量的精神财富，必然靠不懈地追求真理而来。假设我们没有不懈地追求真理，而是把很多精力耗费在与学术无关的方面，给社会提供的精神产品都是残次品，就是没有起码的良心，或者没有做到随时直面自己的良心。当国家和社会需要我们，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抵制谬误，给社会输入正能量时，我们要当仁不让，勇敢地站出来，不要怕可能有的个人牺牲。否则也是未能直面自己的良心。

《近代中西医论争史》从选题到写作，乃至后来遇到各种责难和不利处境，我的态度和做法都是坚持直面自己的良心，也就是对得起追求真理的初衷，对得起国家和社会给我的付出。

我认为，做到随时直面学者的良心，才有可能具备科学精神。所谓科学精神，主要是怀疑、争论、创新和实验精神，要敢于对任何成说和权威见解提出怀疑，永远不满意现状。即便是你的直接师长的见解，只要你认为不对，也要提出质疑，只不过言辞委婉一些。即便最后证明自己错了，也要争论。故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意见，不是固执己见，即最后要服从真理，服从实践检验。没有这种精神，不可能做出重大成果。古今中外所有贡献较大的科学家，没有一个是长于附炎趋势、赶时髦的，也没有一个是因循守旧，不思进取的。

所以，从事治学或科学研究的人，要多少有点清高。所谓清高，就是对读书、科研很热衷，对未知的东西感兴趣，对功名利禄很淡漠，很少追求金钱和物质享受，对俗事—包括家庭事务不大关心。你可以把这种品格叫做书呆子气。但我认为，学者或科研人员，需要有这样的品格。也只有这样的人，才有可能做出突出贡献。追名逐利的人，贪图享受的人，唯利是图的人，投机取巧的人，骄傲自大的人，循规蹈矩的人，因循守旧的人，爱讲排场的人，附炎趋势的人，八面玲珑的人，唯唯诺诺的人，谨小慎微的人，粗枝大业的人，见异思迁的人，见利忘义的人，喜欢钻谋的人，不思进取的人，知难而退的人，浅尝辄止的人，随波逐流的人，专心处世的人，懒散厌世的人，畏首畏尾的人，胆小怕事的人，小阜即安的人，轻言失败的人，即便是智商相当高，受的教育相当好，都不适合治学和科学研究工作。

近些年，经常有年轻人问我：治学或科学研究与其它日常工作有何不同？

我告诉他们：治学、科学研究与其它工作 — 即便是科学技术含量很高的工作 — 不同。其他工作都是运用已知的知识和手段，解决送上门的现实问题。一般说来，都是被动地、守成的。治学和科学研究则永远是追求未知的真理，因而需要不懈的进取精神或创新精神。治学和科学研究常常不是为了完成别人布置的任务，而是学者在本专业的前沿主动发起进攻。

我还告诉他们：从事治学、科学研究和为人处世、搞政治、特别是战争有极大的不同。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要委屈求全、言不由衷，要说些善意的谎言，要少数服从多数，要下级服从上级，要个人服从组织。在战争中，更是把欺骗对方作为公认的价值准则。临床看病也常常不能说实话，因为不少病人需要好言抚慰。从事治学和科研则不同。搞研究、写文章发表见解，首先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也就是对得起自己追求真理的初衷，而不能为了附和别人的见解而说假话。假如你的研究具有敏感的现实社会意义，就更要实事求是、坚持真理。正如毛泽东主席所说：“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来不得半点虚伪和骄傲，决定的需要的倒是其反面 — 诚实和谦逊的态度。”（《实践论》）

按毛主席说的办，也就是要直面学者的良心，因而具备了科学精神。

（二）我做研究生之前的简单经历

1945年，我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不是中医世家出身，也不是西医世家出身，对中西医都没有先天的感情。中学时代如果说有什么值得称道的话，就是我在威县第一中学全校文学竞赛中获取了第一名，在高中组数学竞赛中获取第三名。高中三年六个学期，我有三个学期是全年级总分第一。这说明我的中学知识基础比较好。可能是因此有点自视过高，高考时不愿意报考医学院校。但是，军医大学有优先录取的特权，我被原第七军医大学录取。

我于1964年考入军医大学，1966年开始文化大革命，学校完全停课。1968年底提前毕业前又上课多半年。可见我的大学教育并不完整。不过，我曾经当了半年多的“逍遥派”（“文革”中把不参加派别组织的人称作逍遥派）。其间，多数时间是泡图书馆。那时，我重点读了两方面的书。一是中医书，特别是中医学院的教材；二是属于“旧学”方面的书。现在想来，这两方面的知识为后来的研究打下了一点基础。

总之，我虽然读的是西医院校，却对中医完全没有偏见，而是很感兴趣。其实，入大学报到的时候我就带了两本中医书。那时我想，中西医都是治病的，既然是要学医，多学一种总比少学好。直到现在，我对中西医问题还基本上持这种朴素的看法。我在旧作《医学中西结合录》中说：“病人要的是疗效，医生的责任是治好病。一套办法治不好，就用两套。两套办法协同得好，就是中西医有机结合。”

可见，我对中医和中西医结合的兴趣，主要不是因为当时提倡中西医结合，而是出自我的朴素认识。正是这种朴素认识，引导我最后报考了原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室的研究生，而且很幸运地被录取。

（三）关于《近代中西医论争史》的选题

1978年10月，我成为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室首届研究生。不过，直到这时还不能说，《近代中西医论争史》选题，和我有什么必然联系。为此有必要简单交代一下我自学中医的过程，因为我对近代中西医问题的初步印象来自自学中医。

从1970年初到1978年10月，我在威县人民医院做了9年临床。那时国家提倡中西医结合，加之我本有结合中西医的朴素思想，于是我坚持了自学中医。

我自学中医读过的书不算很多，但还是读过《内经》和《伤寒论》等经典。不过，使我对近代中西医问题有了印象的是，认真读过近代河北名医张锡纯先生的《医学衷中参西录》。

说来大家可能不信，我读 《参西录》曾经有几次彻夜不眠。为此插入几句题外的话：

我初做医生时，“文革”还没有结束。县医院还进行着激烈的派系斗争。不过，我没必要也不想介入。还有，那时吃喝请客、走后门之风已经兴起。但我对这些都没有兴趣。每天睁开眼就是两件事：读书、看病，看病、读书。那时年轻，精力充沛，除了吃饭睡觉可以有16个小时的时间工作和学习。上班时间，也可以读书。青年医生在门诊不很忙，在病房虽然很忙还是可以抽出时间。就这样，不但把大学期间已经学过的西医知识弄得更扎实了，还自学了大学期间没有学或没有学完的课程和某些知识—包括中医知识。这一习惯始终没有完全丢掉，加之读研究生的第一年，又强化了主要中西医课，所以自信至今还可以担当医学院校的任何专业课和多数非专业课的教学。

还有很多人可能不信的是：除了做研究生期间听过中医先生讲课，我的中医完全是自学的。这不是说我完全不必以前人、他人为师。读前人的书，就是以前人为师。读他人的书，就是以他人为师。看别人怎样望闻问切和处方施治，也是以他人为师。只不过和这些人没有师生的名分。故无论读书看病，随时都在以前人或他人为师。没有固定的先生，医学界的古今人物就都是先生。有名师指点或在学府里学习，固然好。没有这种条件也可以通过读书自学，随时留心他人怎样治病，学好中医。

总之，张锡纯先生的医学思想在多方面使我受益。提高临床知识和技能之外，在反复、仔细阅读《医学衷中参西录》过程中，我发现，近代中西医关系与现代—特别是我初做医生的那几年 —的中西医关系，截然不同。近代中西医关系常常表现为激烈的论争，而不是团结协作、互相学习、中西结合。这显然是对我在中西医关系方面的朴素认识的一大刺激。于是，经常想：这到底是为什么？这就是我后来研究生选题的前奏。

不过，在基层做医生，没有条件做这方面的研究。问题只是留在脑海里。我就是带着上述问题来到本院。

需说明，那时的中国医学史教材，也略提近代中西医之争。不过，完全是从政治角度讲的。即只简单说近代政府如何歧视中医，如何阻碍了中医发展。不用心读书的人，会认为这不过是对近代政府的习惯评价。所以，中医学院毕业的人，对近代中西医之争到底是怎么回事，基本上都不了解。

这个问题显然值得研究。只是我来到本院之初，完全没有明确这一选题。

做研究生的第一年，是集体授课。我又必须突击外语，没有时间考虑毕业论文写什么。

完成第一年集体授课之后，医史所的研究生，又做了两三个月的野外考察。此后开始分配导师并考虑毕业论文选题。我是学西医出身，研究方向定位为中西医比较医学史，选定的导师是马堪温先生。他在选题方面给了我充分的自由，对我来说也是困难的选择。经过十多天的反复思考，近代中西医论争问题逐渐明晰地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我汇报了自己的选题之后，马堪温先生告诉我，近代中西医问题十分复杂，难度相当大。当时离毕业只有18个月，要考虑是否能够完成。还有，这个题目相当敏感，要考虑到研究此题目的后果。这些担心也曾经使我有些动摇，但最后还是对未知领域的强烈求知欲望占据上风。我觉得，没有难度的选题不具备挑战性，应该趁着年轻完成一个难度较大的课题。至于课题的敏感性应该和它的社会意义成正比，既然自己选择了治学，就要把个人的得失置之度外。总之，就这样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近代中西医论争史》。

（四）《近代中西医论争史》的工作量

初入研究领域就选择这么大、这么复杂、如此敏感的课题，确实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味道。这一课题的工作量有多大呢？我在《论争史》自序中如下说：

“研究一场在复杂的历史条件下，学术论争和政治斗争互相交错的医学论争，特别需要正确的史学观点和治史方法。良好的医学素养自不待言。但是，作为一个初学者，笔者在这几方面都很不足。这段历史涉及的资料量很大。其间有数百种医学报刊，医书之多难以估计。需要熟悉的有关领域，包括世界近代史、中国近代史、东西方医学史以及中国思想、哲学、教育史等许多方面。要介绍的重要人物有几十个。大部分内容要从原始资料做起。”

关于这个题目的工作量，我在“六十自述”中如下说：

“以我看过的期刊而言，《中华医学杂志》从1915年创刊号，一页不漏地查到1949年，即共35年的合订本。《中西医学报》持续20年，《医界春秋》和《中医砥柱》各持续11年，都是一期不拉，多数也是一页不拉的查考过。其他一切近代中医期刊，凡是北京有的，也无不从头翻到尾。有时因为疏忽，摘抄时忽略了卷期页码等，还要再查。

重要书籍，更是尽量多读，多摘抄。作为背景知识的，可以读得轻松一点。重要的专业书，必须用力吃透。比如，近代《伤寒论》研究一节，就花了将近两个月的工夫。因为，不但要通读所有近代有关著作，自己还要同时充实伤寒学知识。

问题是，有关资料并非很集中。我不得不跑遍北京的主要图书馆。

我曾经每天去首都图书馆一个多月，阅览室里只有一位编字典的老先生和我做伴。在医科院图书馆查考资料近三个月，和我作伴的每天只有三四个人。

关于日本的汉医和洋医问题的专著，完稿前两个月才在社科院图书馆发现。书名叫做《汉洋医学斗争史》，竟然几乎和我的选题完全相同。该书不是正式出版物，国内大概没有几本。除我之外，放在那里几十年，几乎没人借阅过，而我最需要此书。否则，对明治初期日本汉洋医学问题，只能做些猜测或根据某些零散的第二手资料立论。

时间如此紧迫，我只能边查资料边撰写文稿——平均每天不少于1500字，因为多数节目至少要写4稿。

最后，终于在答辩前两周誊完全稿，是妻子代我抄写的。

全文近25万字，至少写过4稿。一个1.3万字的摘要，写了11稿。一本现在看来有许多不足的东西，终于在18个月中完成了。

近年来，研究生的生活和研究条件，比那时好多了。可惜，即便是让我现在做这一工作，也更加困难了。因为，许多资料，特别是期刊非常难找到。以中国医学科学院图书馆（在协和医院内）为例，解放前的《中华医学杂志》就不知道放到哪里去了。”

我摘抄资料积累的卡片大约三千张。大部分都是两面写。

可见，为了完成《近代中西医论争史》，我付出了一定的艰辛。不过，我自觉不是同学中最刻苦的。至此，我想说一下当年我的研究生同学如何艰苦奋斗。特别是，那时的工作、生活和学习条件远远不能和现在相比。

我所在的班，叫中西医结合研究生班，共36人，分属19个专业。我是班长。其中年龄最大的39岁，最小的25岁。少数来自边远地区的人，考研究生可能主要是为了进北京。大部分人都是想学有成就。不过，不管来自什么地方的人，必然是平时相当留心业务而且天赋较好。否则，刚刚结束动乱，不可能在严格的考试中脱颖而出—第一届研究生考试只有不足十分之一的应试者被录取。

更普遍的是，首届研究生大都经济条件不好 — 因为那时工资很低而这些人多数拉家带口，不少人要在经济上补贴父母。

我亲见一位同学，每个月只有15元生活费，还要从中省下一两元寄给父母。母亲病故时，他没有路费去奔丧—因为丧事之后，他还要继续赡养父亲和寡居因而可以照顾父亲的嫂子。

就是这位同学，曾经在数月之内在简陋的条件下研制新药，为他所在的原单位创造了数十万元的收入。入学前，他的日语和英语都达到可以阅读专业书的程度，而我发现他的语言天赋不是很好。

他的刻苦，很难想象。

他从南方来到北京，竟然没有像样的棉衣。

一天早上，他骑着我的自行车去北京图书馆，却没有吃早饭。到了那里发生低血糖，昏倒在地。看自行车的老太太给他喝了一碗糖水。好转之后他就去查资料而且没有吃午饭。

另有一位当时28岁的同学，从不足一米高的地方跳下，发生胸椎压缩性骨折。原因就是营养不良导致骨质疏松。那时不少人营养不良，还因为当时北京供应的粮食都不知道库存了多少年，而且细粮的供应不足百分之五十。我至今想起那时的馒头，还是觉得没有食欲。

和我同专业同寝室的一位同学，长时期每天只睡3、4个小时。好几个月只吃粗粮—细粮留给儿子—而且不是每顿饭都去食堂正式吃饭，于是体重锐减。但是他还是每天学习12个小时以上。

还有一位同学毕业后留在北京过单身3、4年，但要自己照顾瘫痪的母亲。于是，每天背着母亲放到办公室里，一边工作，一边照顾老人。

不过，尽管很艰苦，大家都觉得生活充实。至少我的同学中，没有人颓废，更没有人堕落。这些艰苦奋斗的人，后来大都成为博士生导师。

总的来说，我们第一届研究生做出杰出成就的虽然不多，却当得起各专业中承上启下的一代。

（五）几个比较难把握的问题

《论争史》研究的工作量大，还不是这个选题难度的主要方面。主要难度是如何把握几个重大学术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废止中医思潮源流的考证。初版《论争史》对这个问题考证有点不足，主要是当初没有发现吴汝纶的废止中医言论。为此我在学苑版代序中做了详细补充。

第二个问题是：如何论证中医不应该、也不可能被废止？我的论述方式和结论，请参看《论争史》第一章第四节。

第三个问题是：如何看待近代中医发展之路？我的论述方式和结论请参看《论争史》第五章第九节。

第四个问题是：如何评价以余云岫为代表的废止中医派？有关内容请参看《论争史》第六章第一节。

第五个问题是：如何认识近代中日两国的中西医或汉洋医学政策？有关内容请参看《论争史》第六章第二节。

第六个问题是：如何看近代中医界内部关于阴阳、五行、运气学说存废之争？详见《论争史》第五章第六节。

第七个问题是：如何评价论争中的主要名人和他们的学术思想？《论争史》单立节目讨论的名人有：章太炎、丁福保、张锡纯、恽铁樵、杨则民等，集中在第五章。

此外，比较重大的问题还有：洋务派的医学思想；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卫生方针；早期汇医家思想源流；近代《伤寒论》研究评价；统一病名之争等。这些问题都涉及浩繁的文献资料和广博的知识领域，因而都有相当大的难度。我觉得，当年我对这些问题的论述至今还经得起检验。以下引用三段有关论述请大家评判。

我对如何看待近代中西医论争的一般看法如下：

“我们提倡历史地、全面地看问题，重视发生论争的社会根源，但不是把学术问题和政治混为一谈。不能用社会革命的理论，去对待医学上的学术争论。同时，应该把近代史上的医学家及有关人物的政治态度，和他们对中西医问题的看法区别开来，更不能把某些个人在政治上的反动堕落扩大化。

比如，汪精卫、汤尔和、褚民谊等人于1938年左右，先后投降日本侵略者成为汉奸而遗臭千古，但不能把曾受他们支持过的废止中医派也说成是汉奸。反之，支持过中医的阎锡山、何健甚或焦易堂等人均系军阀、政客，曾欠下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不少血债。此外，支持中医的人物中确有一些清朝遗老，视封建礼教若命脉。但我们不能因此说，维护中医的人都是出于复古、保守、反对革命的目的。总之，我们是在进行学术探讨，虽不免要从当时社会的政治、文化、思想等方面进行解释，但除了医学学术而外，更重视一般思想和文化背景，而不应把至今还起着某种作用的政治因素，当作分析问题的唯一原则。那样会限制我们全面地认识中西医论争的历史经验。”

我对中医不应该、也不可能废止的论述有如下要点：

“在我国近代史上，相当一段时期，西方医学并不象其他近代科学那样具有全面优势，因而必然迅速输入中国，并且是毫无修改地全盘接受。医学传入时遇到的情况有些例外，这就是中医作为一种传统医学，其发达程度是近代自然科学从来未遇到过的。即使抛开世俗的信仰，我们也必须承认，中医当时在许多方面的优越性，至少在临床实践上这样说完全不过分。不然我们就不能很圆满地解释，何以本世纪以前，西方医学长时期尝试传入中国而收效甚微。”

我对中医药的文化凝聚力有以下论述：

“在世界古代史上，也许再没有别的自然科学能象中医这样把一个民族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医在那时即已不仅仅是一种学术，中医药业已构成社会经济生活当中最有组织的一部分。二千年来，在这个辽阔的国度里，你无论走到哪里，医学家和药学家都使用共同的语言，信仰着共同的理论。一个穷乡僻壤的小药店里，储备着产自全国各省份甚至来自海外的药物，通都大邑就更不用说了。是什么力量把天各一方的医生、药师、药农、药商联系在一起呢？无疑这是中国医学的力量。自隋代始，历代王朝均有过太医院之类以及地方医药监督等设置，但是，行政的力量并非决定因素。因为，即使处于分裂割据状态下的中国，在医学学术方面仍然是大体统一的。”

（六）《论争史》的社会反响

《论争史》在本院曾经受到一些责难。我本人因此成为中西医结合研究生班中，唯一当年没有获得硕士学位的人。不过，即便是在当时，我也没有因此感到沮丧。因为我自觉完全对得起学者的良心。特别是，在我做完毕业答辩的当时，就有师友认为，拙作完全当得起博士学位。这给了我极大的鼓舞。

近来本院决定补授我硕士学位，还命我就中西医论争史作报告，就是对我当年的工作给予正式的、充分的肯定。因此我更加觉得不枉此生。谨在此对大院现任领导表示真诚的感谢！

只是，非常令人遗憾的是，我的导师马堪温先生，五个月前逝世于英国剑桥，他未能在生前听到这个好消息。

当年我未能获得学位，还与我曾经给大院中层以上的领导做过一次报告有关。

那是在1982年5月份，医史文献研究室升格为研究所庆典之后的第三天。

报告的题目是：如何正确理解和执行三支力量的方针？

请我作报告是因为，当时的大院书记王恩厚同志，在医史所庆典上知道我是研究中西医关系的。他请我根据近代中西医关系的研究，对三支力量的方针，畅所欲言地讲讲自己看法。我相信，那次报告给当时的大院，输入了一些正能量。这是一个学者应该履行的社会责任。所以我至今对那次报告无怨无悔。今天的报告也是希望给大家输入一些正能量。

使我感到欣慰的是，《近代中西医论争史》出版后，得到许多师友以及同好的赞许，而且很快在国外反应较大。其中值得提出的有以下几件事。

一是我晋见好几位全无私交的师长时，他们都立即拿出拙作说：我刚刚还在读你写的书。其中有中国中医研究院的在位院长施奠邦先生，北京医科大学党委书记彭瑞聪先生，中华全国中医学会秘书长魏福凯先生。晋见这些师长时，都没有预约，他们能立即拿出拙作，说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要把拙作带在身边。

二是拙作引导我认识了学界的一些朋友。比如，原协和医院科研处长艾钢阳先生，就是主动要认识我的。原来，艾先生的父亲叫周振禹。1925年，孙中山先生病危时，他参与了围绕孙先生的中西医治疗而引起的争论。周先生虽然是留欧归国的西医，在那场争论中却维护中医。此事在《论争史》中约略作了记载。艾先生却不知道其先父有这样的事迹。艾先生本人是1978年后中西医政策高层讨论中的主要人物之一。他的见解与其先父有些距离，大约因此他更想认识我。

三是国外有关学术界的反应很快。比如，1990年在日本东京召开第六次国际东洋医学会，特邀我出席。这样的学术会议，一般是提前一年通知，我则在开会前两个月才收到邀请书。起初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请我。原来，这次会议的主题是：科学与传统。于是，邀请我就很自然了。及至到会报名，有津谷喜一郎先生拿着我的书表示友好。他不会汉语口语，却能完全读懂拙作。邀请我就是他推荐的。他说，由于见到拙作不久，邀请我有些仓促，望能理解。

更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科学史教授席文先生，把拙作摘要介绍给了西方。他的摘要非常好，就是我自己来做也不一定那样扼要、全面而准确。做这一工作时，他正在白内障手术前后，精神尤其感人。席文教授是颇受李约瑟博士赏识的西方汉学家。李约瑟的中国医学史，就是他逝世后由席文教授最后定稿的。由于席文教授的过誉，1999年我以游客名义造访李约瑟研究所时，受到同行的热情接待。

《论争史》出版后，口头或书面对她表示欣赏的师友有上千人，难以在此一一介绍，谨把《四川中医》编辑郭文友同志当年的来信要点录下：

信中说：“病中通读大著一过，宛如服了一帖强心药，兴奋到了不知所以然。我敢断言，大著是二十世纪中医界所出现的少数几个奇迹之一。吾兄亦为二十世纪中医界所出的少数几个奇才之一。天才及天才钜制，不是每一个世纪都能产生的。我能读此巨著，得识吾兄，实在是三生有幸！”

这样的过誉，我愧不敢当。但是却抚慰了我作为学者的良心。

其实，虽然《近代中西医论争史》已经出版三次，至今还有许多不足之处使我惭愧。比如部分文献的出处不规范。书后没有索引。特别是我对废止中医思潮的源流考证也不足。希望在座的师友，今后继续批评指正。

好！今天的讲座到此结束。谢谢大家听讲并请不吝赐教！

马京雪

马京雪 发表于 2019-4-21 20:16
赵洪钧：直面学者的良心——我为什么和怎样写《近代中西医论争史》

（2017年4月20日在中医科学院所作学 ...

以上是赵洪钧先生的报告。鄙人只是一个中专毕业的村医，一没有赵先生光鲜亮丽的学历。二没有赵先生的水平。鄙人斗胆说几句，鄙人认为赵先生没有入中医之门，中医学是在中华文明指导下通过天、地、人活动信息的研究，并通过模型推演的方式结合古代简单的解剖知识而探求得到他们内在的联系和规律，从而得出人体的生理和病理变化，并通过一切可以利用的方式方法进行干预，从而维持人体与天地自然和谐共振、共存状态的大医学体系。不仅有很多行之有效的治疗手段，并且具有很高的临床疗效。我们不能抛弃中医的临床疗效，空谈中医文化。医学是实实在在的关乎人的生命的科学体系，我们需要牢牢记住“纸上谈兵”的故事，空谈只会误人子弟。

何九公

不了解此事件具体缘由，但读过赵洪钧先生已经出版的所有书籍，钦佩其一身傲骨，学贯中西，可为人师表。

dffaaoo

其实，我们现在仍然处于中医指导理论不被承认的时期，中医的阴阳五行、脏腑经络、气血津液不被当做科学语言，

dffaaoo

我认为，做到随时直面学者的良心，才有可能具备科学精神。所谓科学精神，主要是怀疑、争论、创新和实验精神，要敢于对任何成说和权威见解提出怀疑，永远不满意现状。即便是你的直接师长的见解，只要你认为不对，也要提出质疑，只不过言辞委婉一些。即便最后证明自己错了，也要争论。故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意见，不是固执己见，即最后要服从真理，服从实践检验。没有这种精神，不可能做出重大成果。古今中外所有贡献较大的科学家，没有一个是长于附炎趋势、赶时髦的，也没有一个是因循守旧，不思进取的。

所以，从事治学或科学研究的人，要多少有点清高。所谓清高，就是对读书、科研很热衷，对未知的东西感兴趣，对功名利禄很淡漠，很少追求金钱和物质享受，对俗事—包括家庭事务不大关心。你可以把这种品格叫做书呆子气。但我认为，学者或科研人员，需要有这样的品格。也只有这样的人，才有可能做出突出贡献。追名逐利的人，贪图享受的人，唯利是图的人，投机取巧的人，骄傲自大的人，循规蹈矩的人，因循守旧的人，爱讲排场的人，附炎趋势的人，八面玲珑的人，唯唯诺诺的人，谨小慎微的人，粗枝大业的人，见异思迁的人，见利忘义的人，喜欢钻谋的人，不思进取的人，知难而退的人，浅尝辄止的人，随波逐流的人，专心处世的人，懒散厌世的人，畏首畏尾的人，胆小怕事的人，小阜即安的人，轻言失败的人，即便是智商相当高，受的教育相当好，都不适合治学和科学研究工作。

dffaaoo

信中说：“病中通读大著一过，宛如服了一帖强心药，兴奋到了不知所以然。我敢断言，大著是二十世纪中医界所出现的少数几个奇迹之一。吾兄亦为二十世纪中医界所出的少数几个奇才之一。天才及天才钜制，不是每一个世纪都能产生的。我能读此巨著，得识吾兄，实在是三生有幸！”

一吐了之

智者学医，论理天地，气化人体，临床验正真伪。
愚者论史，东拉西凑，无中生有，口水流无假真。

何九公

一吐了之 发表于 2019-4-23 09:28
智者学医，论理天地，气化人体，临床验正真伪。
愚者论史，东拉西凑，无中生有，口水流无假真。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是非。

因有《史记》、《汉书》等史书，后人方知中华上下五千年，“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

你一吐常发荒唐之言，学医而不明医史，犹为人子而不知父母祖先也。画地为牢，终落
以管窥天，以蠡测海之辈。

dffaaoo

。古今中外所有贡献较大的科学家，没有一个是长于附炎趋势、赶时髦的，也没有一个是因循守旧，不思进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