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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医学由于技术的进步,对人体的干预愈来愈广、愈来愈强和愈来愈深,但人体的承受力是有限度的。医学干预如何与人体自然力维持平衡,医学干预如何适应人体自然力的承受限度,在干预中如何保护和支持自然力,如何使医学干预与人体自然力相互配合治疗疾病、恢复健康,是当前医疗实际需要引起注意的重要课题。
1关于人体自然力
在中国和西方医学的早期,都十分强调医学干预要适应人体自然力。中医《黄帝内经》中关于天人相应、天人合一的思想,就是主张医学干预要与人体自身运行的规律相适应、治疗与人体自然力运行的规律合一,并且在长期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最早明确提出医学要维护和支持人体自然力、要顺应人体自然力进行医学干预的还是希波克拉底。他在《论瘟疫》第6册的第5节和《论营养物》第39节中对此作了极为深刻的阐述,他认为,“自然力是疾病的医生”,“是自然自己找到的方法,虽然没有教育和训练,但自然所行的是正确的”,“自然无师自行”[1]。他认为,自然有一种天赋的功能,可以治愈疾病。他强调,治愈是通过自然力获得,自然力是由生命力造成的,治疗的目的是帮助自然力。无需医生的干预,自然力常可治愈疾病,医生应当在适当的时间巧妙地参与治疗。医生与自然二者共同努力,病人可以恢复健康。他的许多治疗方法,是从疾征和症状的观察推演而来的,并以此帮助治疗和适应自然。
自然力是由生命力造成的,是生命力的具体表现。医学对人体生命自然力的认识,经历了长时间的探索,至今仍在探索中。希波克拉底当时也作了不同解释,有时是指整个机体,有时是指四种主要液体,有时是指支配机体的法则[1]。至今,人们对人体自然力逐步获得了一些较清晰的认识:(1)自组自生力,即机体的自我组织、自我生长的能力。构成人体生命的呼吸、循环、消化、排泄、神经、免疫、运动等系统,是人类在长期进化过程中逐步自我组织、自我生长的,具有涌现性的特点,不是任何外力强加的。(2)新陈代谢力。人体的机体和机体细胞,始终处于新陈代谢过程中,不断淘汰老化的组织和细胞,代之以新的组织和细胞,使机体始终保持活力。(3)自洽修复力。当机体某部分受损而影响机体正常活动时,机体能够动员全身力量修复受损的组织和细胞,或在外力帮助下自我修复、恢复机体正常活动的功能。(4)稳态平衡力。机体的正常活动,是以机体的稳态和平衡为条件的。机体生命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稳态,而这种稳态,是通过体内的各种不稳态不断得到平衡而实现的。体液总量的平衡、电解质的平衡、酸碱度的平衡,以及血液中水含量的恒定、盐含量的恒定、血蛋白的恒定、体温的恒定、供氧量的恒定,都是生命自然力的具体体现。(5)免疫力。机体的免疫系统是识别和排除非抗原物质的一种生物应答过程,以维持机体的生理生化平衡。由高等动物体内的免疫器官、免疫细胞、免疫分子等构成的免疫系统形成的自然功能,起着免疫防御、免疫自稳、免疫监视等作用。(6)耦合力。人体机体的组织、器官、细胞无需外力作用而彼此具有极强的耦合能力,即能够相互巧妙地不分彼此地融合为一个整体,如心、肝、肾、肺、胆等各种器官的自洽与耦合,机体某部分受到侵袭时,其他各部分如血液、供养、免疫等系统自动支持和弥补其不足。(7)心理精神的反作用力。人为万物之灵,具有高级神经系统,人的大脑能够产生意识和各种复杂的思维活动,且对机体产生反作用,影响机体的运行;人体机体的健康运行常与心理健康平行、互动,而心理平衡的破坏也常是致病的重要原因。什么是人体的自然力?人体自然力是人体内在的自我生长、发育、新陈代谢、自洽与修复、免疫、耦合、平衡与稳态、心身互动的能力,这些是自然力的总和。
但医学对人体自然力的认识远未结束。随着医学的发展,还可能有许多机体自然力被揭示出来,而已经获得的这些认识,正是医学干预的基础和出发点。“医学作为治病救人的学问,则从来都是立足于医生应当如何实施干预。”[2]159而如何实行干预,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要尊重人体的自然力,适应人体的自然力的要求,依据人体的自然力发展需要和其可能承受的限度,支持、维护自然力,而不是不顾自然力,任意损害、抑制、取代自然力。医学不应阻碍、打断、否定这一自然过程,更不应破坏这一自然过程。这是因为:(1)生命体内任何一种自然过程,都与生命体内其他自然过程相互依存、相互作用,打破某一自然过程,很可能导致其他自然过程受损,从而给整个生命体造成不良后果。(2)生命体内的自然过程,有着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打破生命体的自然过程,就极有可能打破或中止生命体内的自我修复能力,而此种自我修复能力是任何外界助力无法替代的。对生命体内自然力干预的扰乱,常是得不偿失,因小失大。这样的教训在临床实践中屡见不鲜。(3)医学为了治疗某些给生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的疾病,常有破坏生命局部性自然过程以维护生命全局性自然过程运行的治疗,这种对局部性自然过程的破坏,必须以尊重和维护全局性自然过程为条件,否则局部性的破坏就难以达到预期目的。(4)在人的生命过程中,其中一些疾病是一过性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自然修复。例如,儿童扁桃体肿大就是一种假性疾病,但20世纪30年代的医学将之视为一种疾病,并造成小儿扁桃体手术摘除曾风行一时。1930年针对纽约1 000名学童所做的抽样调查显示,11岁学童60%已切除扁桃体,接着对剩下的40%做调查,其中1/2被医师要求切除扁桃体[3]。70年代,美国一年中就有100万儿童在全麻下摘除了扁桃体,其中有6成是不到10岁的儿童[4]154。摘除扁桃体,在当时看来是治疗咽喉痛、发热、扁桃体肿大的一剂良方。荷兰一位医生对此摘除了研究。他以300个6岁以下、每年咽喉痛的儿童为研究对象,其中有人切除扁桃体,有人则静观待变。在6个月内,做手术的儿童咽喉痛、支气管炎比未做手术的略少,但两年后就没有区别了[4]155。但此后研究证明,喉部乃至腭部扁桃体在人体抵抗力增长中扮演重要角色,而且丧失扁桃体可否会在家族中遗传下去,也引起人们的关心。
2着眼于系统医学的医学干预与人体自然力的平衡
医学干预如何与人体自然力维系平衡?到哪里去寻找医学干预与人体自然力平衡的基点?这就需要对人体的机体特性有充分的了解。人体机体已经被认识和尚未被认识的各种各样的自然力来自何处?人体具有周密的各种组织结构始终处于稳态的环境中。法国生理学家贝尔纳(C.Bernard,1813-1878)认为:“内环境的恒定是自由和独立的生命赖以维持的条件。”[5]438人和动物同时处于内外两种环境中。他指出:“在外环境中,并不发生生命进程中的那些活动,生命的进程只发生在液相的内环境中。这一液相内环境是由包围并浸浴着组织中所有解剖学成分的循环体液所构成的。”[5]438贝尔纳的“内稳态”的思想后来由坎农(B.Cannon,1871-1945)发展为“体内平衡”(homeostasis),用来表示维持内环境稳定的条件。按照坎农的观点,“体内平衡”讲的是“并没有某物是稳定的、不变的和停滞不动的意思,而是指一种条件——一种可能是变化的但又是相对恒定的条件”[5]441。对于生命体稳定状态中各种生理现象的协调过程,坎农称“可能牵涉到脑和神经、心脏、肺、肾脏以及脾脏等各部分的相互协调活动”[5]441。生命体的自我调节、自我生长、互补、更新、自洽,免疫的活力,是在“体内平衡”状态实现的。在这个内稳态中,机体组织各部分始终处于平衡与不平衡的状态中,正是这种平衡与不平衡的状态,将外界的种种刺激消解和平抑,纳入人体大系统中,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超级稳态,即建立在诸多平衡与不平衡的矛盾调节基础上的稳态。外界各种致病因子(包括医学干预)对人体的刺激,只要能够维系人体的这种超级稳态,就能保持和促进人体的各种活力,就能排除疾病的干扰,恢复和促进人体健康。医学干预能否维护人体的自然力的平衡,人体的自然力能否正面接受外界的医学干预,完全取决于医学干预是维护还是破坏人体的这种超级稳态的“体内平衡”。维护和支持人体的这种超级稳态,医学干预与这种超稳形成平衡,是医学干预与人体自然力平衡的关键点。
这种着眼于系统医学的医学干预,国内学者金观涛、**、鲍遇海、金观源合著的《系统医学原理》,做了较深入的研究。他们提出的系统医学干预、维护人体自然力平衡的措施,可概括为以下几点:(1)医学干预“必须保持人体内稳态完全集的最大不变性,亦即尽可能不干扰内稳态完全集的原则”[2]146。这里说的“内稳态完全集”,实际上就是指在人体各子系统平衡基础上形成全身超级稳态。任何破坏、干扰人体超稳态的医学干预都是不可取的。以色列前总理沙龙于2005年12月18日突发轻微缺血性中风住院,并决定于2006年1月做心脏修补术,但2005年12月4日夜突发严重缺血性中风,在48小时内接受了三次手术,三次手术虽止住了颅内出血,但严重破坏了颅脑与人体各部分形成的稳态,突破了人体自然力的承受限度[6]。此后一直处于昏迷状态,沉睡8年后于2014年去世,这种干预是不成功的,因为这种干预破坏人体组织的结构稳定性。(2)人体的超稳态是由诸多小稳态构成的,在不知道病人机体的超级稳态的各种内稳态完全集细节前,尽可能不干预[2]159。(3)治疗的意义,“实际上是帮助解决内稳态完全集在运行中碰到的难以克服的困难,而不是取代内稳态全集中生命活动中自我纠错的机制”[2]156。疾病和健康是生命自我维系的常态,只有少数内稳态的偏离不断扩大,机体的康复机制来不及应对稳态的偏离且危及生命时,医学干预才是必要的。这是任何医学干预必须持有的出发点。(4)对人体某部分的干预,必须服从人体总体超级稳态的需要,对人体子系统的干预必须是从属于对人体超级稳态全局。对人体的干预必须整合到每一个人独特的内稳态系统中[2]156。(5)面对一些复杂性疾病,当一次干预达不到原定目标时,必须根据病情将治疗分解为若干小目标,并使之有机地衔接起来,最终实现治疗和预期目标干预。内科医师治疗高血压,常不是一次性地达到降压的理想目标,而是分阶段地实现治疗目标。这种小步渐进式的医学干预,重要的作用是使医学干预适应人体的自然力,避免突击性的干预对人体超级稳态的破坏[2]181。(6)对待不明病因的疾病的医学干预,由于病因不明,难以直接实行有针对性的干预,可采取迂回的办法,一是针对因受疾病影响某些机能受损,加强对这些受损机能的体能调节机制,恢复和调节其功能;二是从整体上设法强化康复机制,为机体战胜疾病创造条件,而不是贸然采取一些没多少把握的激进措施,破坏人体的自然力。事实证明,有些疾病可在与病共存的治疗反馈中慢慢自愈。(7)危重病人的抢救,是维护机体自然力与破坏人体自然力的重要关口。一些医生在危重病患面前,常过度重视眼前病危征象的解除而忽视随后机体恢复所需要的条件,忽视人体自然力的保护,有时甚或造成危象有所缓和,但即失去了生命生存的机会。该书作者主张对危重病人的救治,首先要考虑的不是急于治愈,也不是放弃治疗、与病共存,而是迅速控制内稳态偏离的不断扩大,斩断稳态链,防止稳态崩溃,实现维生稳态,即没有生命危险的状态,然后设定分阶段目标,它可以是治愈,也可以是与病共存或其他。但这些目标都存在不同的等级,治疗目标的设置必须给出同一目标的不同等级,这是复杂性疾病治疗的关键[2]187。(8)正确处理为挽救生命而设置的仪器系统与生命自身系统的关系。当代医学提供了各种各样生命支持系统。如何处理人工生命支持仪器系统与人体自然力的关系,也是维护人体自然力的重要课题。忽视或过晚地使用生命维持系统,可能丧失治疗的机会,但过早或过长时间使用生命维持系统,往往又不利于人体自然力的保护和维持。有些病人虽然闯过了生死关,但身体一蹶不振,长期处于虚弱状态,也与此处理不当有关。什么时候建立人工的生命系统?病情稳定后如何脱机?抢救过程中病人处于应激状态,有时内稳态完全集已经完全不能逆转,如何判断病人可否康复以及在何种前提下病人必须与病共存?这些都是必须面对的复杂性。任何一个病人后面都是一个超级的复杂系统,是人工系统无法应对的[2]164。(9)重视新技术引发对人体自然力的新干扰。源源不断地投入医学实践中的许多新设备、新技术,的确扩大了医学的控制能力,如内窥镜、CT、脑电双频指数(bispectral index,BIS)、经颅多普勒(transcranial Doppler,TCD)等检查设备等,扩大了视野,延伸了双手。但任何一种新的控制手段,都会在治疗负反馈中引进新的干扰。而新的干扰肯定会带来稳态的偏离,不把这些微小的扰动考虑进去,治疗是不能成功的[2]170。本书对于各种医学干预中如何维护人体内环境的稳态,还有不少新的探索,值得深入研究。
当然,我们也不能将人体自然力绝对化。在某些情况下,特别是在面临某些急性病、传染病、外伤,医学的外部干预起着主要作用,否则将丧失治疗时机。对于这些疾病,只有采用外部医学干预手段,渡过生命难关,然后才能依靠机体的自然力,逐步恢复机体健康。特别是因为现代医学技术有了空前的进步,掌握着可以对机体进行强有力干预的手段,而这些手段也的确能在紧要关头起死回生,在此种情况下机械地强调机体自然力而拒绝医学的外力干预,错失治疗良机,当然是错误的。何况现代医学在许多方面,已经注意到调动机体的自然力,如增强机体免疫力的许多药物和引导病人适当运动等;但现代医学从总的方面看,仍对此注意不够,特别在进行外力干预时,对机体自然力的损耗与外力作用两者之间,究竟是何者利多、何者弊多,往往没有正确的科学评估,以致常常是得不偿失,病越治越重,病人每况愈下。
例如,晚期癌症的化疗对机体自然力的消耗与积极作用谁大谁小的问题,就值得认真评估。罹患转移癌症接受化疗的病人,是否比那些没有接受化疗的病人活得更久?在种种证明中,这些药物都没有呈现延长生命的效果。批准这些药物上市的理由,常是申请者资格、呼吸道病症的严重性和是否有副作用等,真正有延长生命的证据少之又少。还有一些研究常常用“打擦边球”的办法提高疗效。近2/3的癌症病人年龄都在65岁以上,但在临床研究中,65岁以上的却只占试验组的1/4。很明显,相对年轻的受试者的受试效果当然要高于年老病人,但药物研发商常将年轻受试者的效果引用到老年群体中;还有一种奇怪的现象,一些对细胞抑制剂完全不起作用的受试者,竟被排除在研究与评估之外。这样就使得化疗的作用难以有真实的结论,使自然力与化疗作用得不到正确的求解。
我们必须转变观念,走出过度医学干预的恶性循环,在尊重人体自然力、爱护人体自然力、支持人体自然力的理念指导下,评估和处理过度医学干预的种种问题,在治疗疾病与维护人体自然力之间保持适当平衡,摒弃对人体干预的无限扩大,改变完全依靠强制性、进攻性的医疗观念,提倡自然力与干预并存,机体与疾病共存,提倡适度医疗,追求对人体天然防御体系及自我修复的培植,改变以恶制恶、以暴制暴的思维习惯,以利于机体的康复。
3自然力修复是机体的重要机能
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疾病依靠机体自然修复的事例。如感冒,找个好医生,一般也要7天才能恢复,不找医生也是一个星期恢复,遇到不好的医生则需要更长的时间。又如关节炎,其实各种不同医疗措施都能改善它,到一个适宜的度假圣地休养,减少摄糖、盐或肉等食物的疗法,乃至适当锻炼身体,都对关节炎有好处;再如腰椎间盘突出,在一些情况下也可自行恢复。刘易斯·托马斯医生说:“在这类情况下要做出判断,都会遭遇到一个难题:在进行治疗的病人中约有35%的人不管做了什么,都会自动康复。”[4]21德国乌尔姆大学医学院临床经济系教授弗兰克·波兹索特认为:“如果要严格看待卫生系统的成果的话,那么不得不作出这样的结论——不少案例要归功于病人的自愈力。”[4]21所以不只是病人,就是专家,也很难评估医疗成果的真正价值。美国经济学家布顿·韦斯布罗德明确表示:“既然人体的生理系统本身具有适应力,那么有时就能自行修复,无需医疗照护就能战胜疾病。只不过,病人在疾病愈后不知道这种修复是否是医疗照护的结果。”[4]21-22
安慰剂的应用,就是一种唤起身体自愈力的有效手段。“安慰剂效应可能是人体自身愈合能力的体现。”[7]人们一旦感觉得到药物帮助,大脑内啡肽增加,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被激活,故能阻断炎症,缓解疼痛,恢复体内平衡,催生人体的自愈力。神经外科医生在帕金森病的病人头上假装进行手术,轻轻刮动头皮,病人就真的感到好转。德国汉诺威医学院教授布卡德·耶格尔指出:只要具有明显目的的医疗或心理手段,都有可能成为安慰剂效应的工具。药物、手术、照射乃至谈话皆有可能。因此,在美国,医生开列的处方中,约有1/3纯属安慰剂。根据以色列的调查显示,有6成受访医师或护理师刻意开具安慰剂作为处方[4]22。
事实表明,人体系统与周围环境之间存在物质、能量、信息交换,能够从环境中吸取有序能,并向环境排出系统在代谢过程中产生的无序能,这种系统内的无序能又可以用熵表达,尽管系统内部在生命过程中不断产生熵,但生命系统开放的特点,又可以使系统中的无序能形成的熵不断减少,同时培育增加有序能,而有序能增加到一定程度时就会自发地使生命在时间、空间和功能上形成有序状态。这就是生命的自组织性。生命的各个组织系统,在一定条件下,通过它们之间的非线性作用,互相协作,自发地产生有序结构,并进而形成自组系统。薛定锷[8]在其名著《生命是什么》一书中写到:“生命以负熵为生。”“新陈代谢的本质就在于使有机体成功地消除了当它活着时不得不产生的全部熵。”“从而使自身维持在一个稳定而又低熵的水平上。”人体生命始终处于外环境与人体内环境的状态中,内外环境的稳定与协调是人体健康的基本条件。当人体的内外环境受到干扰时,机体可通过复杂的负熵反馈调节机制使各器官、系统维持相对的稳定状态。这就是机体对内外环境变异适应的自组织性。人体的这种自组织性,可以表现为使机体适应外界的变化,也可表现为组织结构的修复和重建。目前危害人类的包括癌症在内的慢性病,实际上源于长期超负荷应激反应所造成的稳态失调、失稳所致,因而慢性病是机体整体失调状态的局部表现,是整体身心失调与遗传因素两项条件相互作用所致。目前医学对慢性病的干预,存在两种不同模式,一种是针对疾病的治疗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是治疗目标集中在疾病上,集中在直接消除致病的病源上,而不考虑调动机体的自组系统的自稳、修复、再生能力;另一种模式就是有的学者所谓的健康医学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首先是设法切断可引起超负荷的应激反应的应激源,或者将原本引起超负荷应激刺激作用的应激源设法转化为生理性刺激,再设法调理机体的失调、失稳状态,使其回归稳态,从而消除慢性病产生的条件。这就是说,对慢性病的防控,必须考虑到人体组织的此种自组织性的特点,必须考虑医学干预与人体的自然力。
最近,国内外一项对老年糖尿病病人的防控研究为健康医学模式提供了证明。Robitaille等[9]研究发现,当对2型糖尿病的风险人群采取节食与控制体重等干预措施3年后,PPAR Y2基因为Ala类型人群的患病风险相对Pro类型人群而言大幅下降,从而说明节食及控制体重对降低Ala类型老人患2型糖尿病的风险比对Pro类型老人更为有效。而 Lindi等[10]发现这种“基因-营养”的交互作用,如果能积极参加体育锻炼,节食与控制体重等环境干预措施对降低基因类型为Ala的老人患2型糖尿病风险的效果会更加显著。研究表明,如果携带NAT2基因类型的老人吸烟,患膀胱癌的风险会比不携带这一基因类型的吸烟人群患膀胱癌的风险显著增大。环境、行为(如吸烟)可影响基因的表达,而这些影响难以用基因突变来解释。这一研究生动地说明,医学干预要尽可能地谋求与人体自然力的平衡,而此种平衡以支持人体自然力对疾病病因的调控最为重要,同时也是实现医学干预与人体自然力结合的最佳途径。
2004年4月《英国医学期刊》以大量的研究为依据,推出一份病人指南,提出最常见的60种疾病的最佳疗法是不予治疗。这份指南依据治疗效果强弱排序,手术的利弊被重新解释。指南说:对某些情况,不建议采取任何治疗方法,因为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表明什么疗法可以奏效。指南以前列腺癌为例,英国每年有2.7万名男子罹患此病,他们的证据表明前列腺切除可能弊大于利;对于背痛,指南建议要尽量避免躺在床上,而是继续正常活动,必要时服用止痛药;用乳房切除术治疗乳腺癌,比起能使乳房保持完整的局部切除,并不能使妇女生命延长更多;指南不建议使用镇定剂治疗焦虑,除非短期使用;指南还否定了以切除扁桃体的办法治疗咽喉痛和耳部感染反复发生。指南认为,一些疾病会随着年龄的变化自然消失。如鼻腔后部的腺样体会随着儿童的成长自然消失[11]。2014年安徽原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下发《关于加强医疗机构静脉输液管理的通知》,提出了包括内外妇儿在内的53种疾病不需输液[12]。应该说,以上就是自然力克服疾病的方法。
现代医学的思路总是这样一种极端式的思维:追求特异性治疗方法,抑制病灶,消除病原,阻断变异,挖除病变组织,换掉坏器官,置换坏基因,通过一代又一代的拮抗药物直接对致病因子发起进攻性的治疗。这种技术干预主义的治疗思想在一定期间内的确取得了重大成就,但随之而来的是人体内环境被破坏了,人的机体抵抗力消退了,人体的某些功能逐渐丧失了。其实,疾病也是一种自然力。现代医学很少考虑疾病除了恶的方面还有善的方面,很少关注疾病是生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忽略了疾病对人体的积极方面,没有精力去追求机体与疾病的良性互动效应。在人与自然的交互中,人体抗争与发育自己的能力没有了,其后果是很难想象的。
4逐步减少超越人体自然力限度的医学干预
当代医学就其总体发展态势来说,除因贫困或地区边远难以就医外,对疾病的诊治和健康的干预不是过少而是过多。医生们出自种种原因,使过度医疗成为当今医疗的一种惯性。不需吃药或不需要那么长时间、大的剂量用药的用药了,不需要手术的手术了,不需要输液的输液了,无需放置支架的放置了,没有必要检查的被检查了,无需治疗的自然生理现象被当作疾病治疗了,可以自然修复的被强加修复了。医生在考虑向病人推荐某种诊疗技术时,只是依据某种技术应用可能带来的效应,但很少思考和探索不用某种技术的结果如何?用的后果是正效应多还负效应多?医学研究也很少就用与不用作对比性的分析;美国威斯康星医学院一学者的研究报告称:将112名脑动脉狭窄的患者随机分为两组,一组服用血液稀释剂波立维加阿司匹林,另一组置入支架外加药物治疗,置入支架的患者约24%的人在30天内发生中风,接受稀释剂的患者,中风率低于10%[13]。可惜这类研究太少了。就病人而言,绝大数病人的心理状况,也是用药愈多愈好,输液比不输液强,手术与比不手术好,理化检查多比检查少好。据报道,2013年美国医源性疾病、医疗过失致死的人数至少是23万[14]。另据世界卫生组织称,发达国家近20年来甲状腺癌高发主要是因为过度诊疗,涉及50多万人,在韩国,2003年~2007年,90%的病例和过度诊疗有关[15]。这么多医源性疾病和非正常的医源性死亡,过度医疗是医源性疾病的罪魁祸首。
环顾当今国内外的医疗现实,我们应当大声疾呼,在审时度势的前提下,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医学干预:对无需进行医学干预的疾病不进行医学干预;对只需给予轻微干预的疾病停止过重的医学干预;对无需持续干预(包括终身用药)的疾病停止持续用药和其他干预;对属于影响疾病的因素不要当作疾病因果因素进行干预;对于一过性或暂时性生理变化、日后可自行修复的不要当作疾病进行干预;对于可手术亦可不手术或者手术与不手术利弊相当的疾病一般不要手术;对于晚期癌症病人或其他不可逆转的病人尽量减少积极的医学干预;对只在一定环境条件下出现的疾病不当作普遍的无条件下出现的疾病进行干预;不要将疾病边缘性因素视为疾病中心因素进行干预;不要将属于惰性病变的生理变化当作进行性疾病进行干预;不要对可与共存并不影响生活的疾病当作必须干预的疾病进行干预;不要将正常生活中出现的某些现象当作疾病进行干预。2009年《柳叶刀》公布美国的一项调查,40%的手术是可不做的[16]。而据统计,目前全球每年实施的2.34亿例手术中,约有700万病人产生手术并发症,近100万人手术后死亡[17-18]。这一事实说明,克服医疗中“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的现象是十分必要的,并逐渐形成医患合力,即医疗干预与患者人体自然力合一的新医疗理念。
减少不必要的医学干预,与科学的认识有关,与疾病的复杂性、不确定性有关,但更主要的是要清除非医学因素的干扰。诸如医院经营的趋利化,医生对名利与权势的欲望,不和谐的医患关系,医生自我保护的需求,以及病人就医的一些错误观念和社会习俗,都是减少超越人体自然力限度医学干预需要具备的条件,而这些是需要时日的。但正因为需要时日,我们更需为之鼓与呼。
5要冷静,不要疯狂
当今世界各国在你追我赶的时代潮流中,都将目光聚焦在科技创新和突破上。谁占据了制高点,谁就拥有财富、拥有话语权,医学也是如此。三亲婴儿的问世、密谋合成人类基因组计划、芯片植入人脑、人工合成生命、开辟男性繁育后代之门、3D打印血管植入猴子体内、基因编辑婴儿、人造DNA改造大肠、冷冻25年的胚胎诞下女婴、多次“死而复苏”的换头术,如此等等,令人眼花缭乱,也令人胆战心惊。
过去的近半个世纪中,无数创新的医学探索,有的已经过了关,正在应用于医学实践中,造福人民大众,如辅助生殖技术、器官移植;有的有条件的放行,如干细胞研究,治疗性干细胞研究放行,生殖性研究止步;有的被搁置,诸如**混合胚胎;有的被叫停,诸如克隆人。从放行、有条件的开放、叫停的种种情况看,都集中在这些技术是否给人类的长远利益带来福利,是否有损人类生命的尊严。凡是不会给人类带来后患、不损害人类生命尊严的技术,都受到社会公众的欢迎,反之则被封闭或叫停。这是医学科学技术研发与创新的底线。从事医学技术研发和创新的科学家们,必须在这个底线问题上冷静而不是疯狂,必须尊重人类的最大利益,不能任由自己的疯狂欲望践踏人类的尊严。
无限制的医学干预主义催生出来的“医学疯狂”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人作为大自然中的重要一员,可以任意改造、制造吗?科学家面对人这样一个自然物,要遵循何种行为准则呢?科学认识世界是无止境、无禁区的,但技术是改造世界的,是应当有止境和禁区的。当某种技术严重危害人类的根本利益时,这种技术是不应得到认可的。康德认为:人作为最有理性的东西,在他的一切行动中,不论是对自己还是对他人,任何时候都必须被当作目的,而不是当作实现其他目的手段。他还特别强调:在目的的国度中,人就是目的本身。医学科学技术可以探索现今许多不知道的东西,但无论如何不能将人当作实现某种目的的手段。除了因犯杀人罪依法判处死刑外,人是不能被制造、肢解、篡改和杀死的。这是医学不能疯狂的理由,也是医学创新的底线。如果说人可以任意制造,对人体可以无限制地进行干预,人体的自然力荡然无存,人作为人的神圣性何在?如果人丧失了人的尊严与生命的神圣性,其后果是什么?
2017年11月,由1.5万多名科学家签名发表于美国《生物科学》杂志的一封“致人类警告信”说:“现在人类再次受到警告……我们正在危及我们的未来:因为我们没能控制巨大的、在地理上和人口分布上不均衡的物质消耗,也没能认识到持续和迅速的人口增长是许多生态甚至社会威胁背后的主要推动力量。”[19]科学家们警告说,如果说全世界不尽快行动起来,它将面临灾难性的生物多样性损失以及数不清的人类灾难。这封信提醒我们,我们应当思考医学对人类无节制的、疯狂的干预,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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