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琦“辨体—辨病—辨证诊疗模式”就是中医的辨证论治之一 王教授根据它的体质学说,提出了《王琦辨体—辨病—辨证诊疗模式》自认为是对中医诊疗体系的创新,其实还是中医的辨证论治,并没有什么新意,只不过是为了标新立异而已。 现代医学也好,中医也好,实际上都是先辨病的。《王琦辨体—辨病—辨证诊疗模式》书中谈到的王教授治不孕症、阳痿的两个病例也是先辨病的。哪有不先问病人什么病就开始辨体质的。由于中医和西医是两个不同的理论体系,对疾病的认识理论不完全相同,中医认为是疾病的,西医也可能认为不是疾病。但都是首先要辨病,这是没有区别的。中医通过四诊:望、闻、问、切收集资料,首先要辨的也是得了什么病,现在属于这个病的什么阶段。是外感病还是内伤病。在辨病上不会有什么不同。中医对不同的病,又有不同的辨证方法。八纲辨证是一个总的纲领,对疾病首先有一个病位和属性的认识。同时,针对不同的病证又有不同的辨证方法。伤寒的六经辨证、温病的卫气营血辨证、湿温病的三焦辨证、内科病的脏腑辨证、气血辨证、针灸的经络辨证等。但阴虚、阳虚、气虚、血虚、气郁、血瘀、痰湿、湿热、寒证、热证,可以说是中医诊断学中出现频率是最高的,这也是中医对疾病病理的一种群体化分类。但只是分类还是远远不够的,这只是个纲,还需要进一步落实到具体的脏腑上,如阳虚还需落实到是肾阳虚、心阳虚、脾阳虚、肺阳虚等。同时我们在辨证时除了主证,还要考虑到兼病、兼证,这就是中医辨证论治的过程。不是像王教授说的中医就是“胃寒了,胃热了,肺寒了,肺热了。”“你从浙江来,应该怎么开方用药?他从新疆来,怎么开方用药?这就是体质问题。”那么简单。反倒是教授的体质学说忽略了这些不同。一个阳虚体质就把肾阳虚、脾阳虚、肺阳虚等之间的不同完全抹掉了。其它体质类型也基本相似。 王教授的辨体—辨病—辨证诊疗模式并不存在。它仍然是先辨病后辨证。把中医辨证的七个病证说成了他的体质类型,用它来进行辨体。把进一步落实到具体脏腑的辨证和辨兼证,说成辨证,如此而已。我们看一个王教授辨体—辨病—辨证诊疗模式的病例:“李某,男,32岁,2004年7月12日初诊。形体壮实,面色红润,近年来性功能日衰,胁肋胀满,烦闷易怒,口苦咽干,小便时黄,大便偏干,阴囊潮湿,舌质红,苔黄腻,脉弦滑。辨属湿热体质,肝经湿热,宗筋弛缓之阳痿。宜清化湿热调体为主,兼以通络兴阳,予龙胆泻肝汤加减。(药略)七剂。水煎服。二诊:2004年7月19日。药后诸症大减,心情舒畅,阳事易兴,二便通调,舌质红,苔薄黄,脉弦缓。原方去龙胆草、山栀、黄芩,继服14剂巩固。按语:患者辨属湿热质,下注厥阴,病患阳痿之肝经湿热证。用龙胆泻肝汤清肝经湿热,为湿热质调体专方,另加蜈蚣、九香虫通络振痿,使湿热得去,经脉得舒,气血得调,调体与治病兼顾,而病证得除。”从这一病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哪些东西呢?王教授首先是辨病的,近年来性功能日衰,病属阳痿。第二步是辨他的湿热体质,其实就是辨中医的的湿热病证。第三步所谓的辨证,就是把湿热之邪具体的落实到肝上。最后的诊断为:阳痿之肝经湿热证。用龙胆泻肝汤治疗,两者的辨证过程完全是一样的。区别在于:是湿热之病邪下注厥阴,导致肝主筋脉的功能受损,宗筋弛缓而产生的阳痿;还是非疾病状态的、病理表现的湿热病理体质产生的阳痿,这才是问题的关键。由于王教授在他的湿热体质中,不承认湿热之邪的存在,王教授把湿热体质与肝经湿热产生的阳痿是分开的,龙胆胆泻汤是调体,蜈蚣、九香虫是治阳痿,蜈蚣、九香虫是他的专病专方。我们则认为这个阳痿病例在大纲的病理分类上属于湿热病证,具体到这个病例是由于肝经湿热之邪导致肝主宗筋的功能失常,阴茎乃宗筋之所会,故而出现阳痿。龙胆泻肝汤能清理肝经之湿热,所以能够治疗阳痿。如果辨证为肝经湿热,宗筋弛缓之阳痿,用九香虫、蜈蚣并不是合拍的。 王教授湿热体质中的湿热与下注厥阴导致阳痿的湿热有什么不同呢?我们看不出来。王教授把这一病例归纳为治病兼调体案。既然是治病兼调体,就应以治阳痿病为主,调湿热体质为辅,不然就不叫作治病兼调体了。但王教授后面的治则是“宜清化湿热调体为主。兼以通络兴阳。”治疗阳痿病用什么方法呢?用蜈蚣和九香虫。后面在专病专药中又说,如气郁者加九香虫、蜈蚣通络兴阳。我看过一篇报道,用振痿丹治疗阳痿,振痿丹中的主药就是蜈蚣。在该案中因为阳痿是湿热之邪引起的,清化湿热就是治痿。蜈蚣、九香虫在这里并不是治痿的主药。在治病先调体案中,有一例黄某阴汗案。因阴囊潮湿被诊断为阴汗病。“辨为湿热质,湿热内蕴,下注厥阴。治予清热化湿,调体治病。取龙胆泻肝汤合二妙散加减。”同样是湿热内蕴,下注厥阴的肝经湿热证,一个表现为阳痿,一个表现为阴汗。治疗方法基本是相同的,都以龙胆泻肝汤为主。问题是在王教授的体质分类中,湿热体质的主要表现就有阴囊潮湿一项。就是说在湿热体质中阴汗并不是病,而是在王教授的“非疾病状态”之内。现在又成了要治的病,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既然阴囊潮湿就是阴汗病,王教授的湿热病理体质就不是非疾病状态,也是可以诊断为阴汗病的。 王教授说:“较长时期以来,中医临床思维单一,阻碍了人们对临床复杂多元现象的认识,成为影响并制约中医疗效提高的重要因素。”又说:“近几十年来由于只强调辨证论治,忽略淡化辨体、辨病等重要因素,致使临床思维局限,理论覆盖不全,解释能力不足,诊疗水平下降。中医临床医学的发展必须遵循自身的规律,建立辨体—辨病—辨证诊疗模式,发挥其综合优势,开辟新的前景。”大有中医救世主的味道。上面我们已经看到,除了把中医的病证一会儿当做生理体质,一会儿当做病理体质之外,所谓的新模式与中医的辨证论治没有任何的区别。王教授的辨体不过是中医八纲辨证中虚实辨证的一部分内容,辨阴阳表里寒热的内容都还没有提到,为何中医的辨证论治就“致使临床思维局限,理论覆盖不全,解释能力不足,诊疗水平下降。”王教授为什么又要贬低中医的辨证论治呢? 在上面提到的李某阳痿病例和黄某的阴汗病案中,还有一点是特别应当提到的。李某只用了七剂药就把他近几年的阳痿治好了,而且把他的湿热体质也调整过来了。因为在二诊中就去掉了作为清理肝经湿热的主药,作为王教授调节湿热体质的主药,龙胆草、山栀子和黄芩。这么快,仅仅短短的七天,就把所称的湿热体质调整过来。黄某也只用了35剂药就“诸症均愈”了。这和王教授对体质概念的定义“相对稳定的固有特质”,“体质相对比较稳定”,“一般情况下,一个体质一旦形成,在一定时间内不易发生太大的改变,所以体质具有相对的稳定性”的论述,不是又矛盾了吗?王教授辨体—辨病—辨证诊疗模式,就是中医的辨证论治,他的辨体只是中医八纲辨证中虚实辨证的一部分内容。把疾病当体质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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