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病理学史》连载——第七章 美国现代病理学开始 威廉.韦尔奇与研究生教学和研究

一江春水

原文作者：Esmond R. Long
　　我们在前一章看到19世纪后三分之一时期各医学院都已初具规模，进入稳定发展阶段，某些教学人员花费许多时间进行普通病理教学和特殊疾病的病理解剖工作。病理学教授们都从事某些学术研究工作，他们的主要职责还是在私立医院担任临床病理诊断，但在医学领域里，病理学已开始被认为是一门基本的学科，在医学院校常常和另一门基础课---生理学一起讲授。以前根据每个教授兴趣而高度变化的各种各样的医学专科逐渐消失，但是其中和临床结合的仍能常常见到。其实，病理学常常被认为是通向内科和外科的跳板。虽然理由各不相同，但这一趋势一如既往。那时，病理学还没有向现在这样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但是通过这些年的沉淀，病理学已常被认为是医生必修的基本课程。
　　在1850至1875年之间，不仅最好的医学院校对基础病理学的兴趣有增无减，而且在条件优越的医院一些专科人员也有这种需求，即现在有更多的病理解剖技术和实验室科学研究人员比以前医院的住院医生，内、外科的主治医师更需要病理知识。此时，许多医院的病理科就像是医学院校的病理学系一样，承担了教学任务。随着更多医院成为医学院校的附属单位，实际上其工作人员常身兼二职。
　　我们看到了教学方法也随之增加。不断增加的解剖和病理博物馆标本使得我们比以前有更多的选择。内科和外科医师把他们私人收集的标本捐献给医学院或医学协会的博物馆，其中许多成为指导临床医师和学生极好的示教标本。大多数医学院校建立了自己的博物馆。博物馆的标本收集和维护有了充足的资金。美国政府属下的军队医学博物馆也参与了这项工作。
　　近年来，临床医生对疾病的基本性质，特别是典型的病理解剖学的特征很有兴趣，常常参与病例的讨论。1850年以后，这样的讨论更为正式，在某些大城市成立了病理协会。不久，这些协会除了相互学习外，还成为媒介，通过它人们可以增加病理研究的兴趣和发现传授知识的天才，这样在新成立的病理学部门，学科带头人的合适候选人就会脱颖而出。
　　然而，专业发展水平以及与临床内、外科的联系，比现在相差甚远。显然，在这个国家病理学作为基础学科，在研究疾病方面有更多的工作需要完成，而事实也是如此。发展所需要有才能的领导人的奉献精神，他们能够在医学院建立与国外著名的科室相比美的病理教研室，就像罗基坦斯基（Rokitansky）、魏尔啸（Virchow）、朱利叶斯（Julius）、科恩海姆(Cohnheim)、雷马克(Remak)、雷克林豪森(Rechlinghausen)和日德法雷西(Rindfleisch)所做的一样。他们在各自的医学院和医院基本是全职的病理学家，主要从事研究工作。多年来美国学生一直到巴黎和英国的医学院校就读，在著名的导师指导下学习病理学，但一般来说，这些导师既是临床医生，同时很大程度上也是病理学家。18世纪中叶以后，美国留学生更愿意到中欧的院校学习研究，不管最终目的是什么，是内科、外科或某些其它专科，如眼科，人们的一致共识是首先要有一个坚实的病理学基础。为此，有许多条件优越的实验室和研究所可供选择，这些单位都由世界著名的学科带头人主持，配有一些资历不高的助理人员，他们各自都有自己的研究课题，也常常化时间指导学生，只得到微博的补贴。
　　十八世纪七十年代末期的美国病理学发展状况，通过取得国家病理学资格的教师所发挥的作用得到充分说明。为数不多他们，纽约由医学院的阿朗佐.克拉克(Alonzo Clark)和德拉菲尔德(Delafield)，贝尔维尤(Bellevue)医院医学院的爱德华.詹韦(Edward Janeway)和长岛医学院的塞缪尔. 阿莫(Samuel G.Armor)牵头；波士顿哈佛医学院的杰克逊(J.B.S.Jackson)和雷金纳德.菲茨(Reginald H.Fitz)是学科带头人；麻省总医院的卡尔文. 埃利斯(Calvin Ellis)是一个非常好的病理学家；摩西.怀特(Moses C.White)是耶鲁的病理学和显微镜教授，但在美国的病理学发展方面贡献不多。然而，值得指出的是德拉菲尔德(Delafield)继任者米切尔. 普如顿（T.Mitchell Prudden），曾在怀特（White）处接受培训。在奥尔巴尼（Albany），奥克利. 范德. 波尔(S.Oakley Vander Poel)和威廉. 黑尔斯(William Hailes)担任学术教师，但作为研究人员声誉不高。雪城的日内瓦医学院的纳尔逊. 尼维索(Nelson Nivison)的情况也是如此。詹姆斯. 泰森(James Tyson)在宾夕法尼亚刚刚被任命为普通病理学和尸体解剖学的教授，其声望有待提高。费城最有经验的病理学家威廉.佩珀(William Pepper)已经从事临床医学。在南方的马里兰州，由乔治. 米特博格（George W.Miltenberger)创立的传统病理学，但还没有建立独立的学术课题。维吉尼亚医学院的教授曼松（O.F.Mansons）是一个当地有名的研究人员，但在全国还没有建立起声誉。其它南方州的教师也面临同样的问题，除了新噢尔良杜兰（Tulane）大学多才多艺的斯坦福. 柴勒（Stanford E.Chaille），他是一个热带病和医学法理学的杰出学者，担任包括病理学和其它学科主任。
　　在中西部地区，有几位大家认可的优秀教师，其中包括俄亥俄医学院的道森（W.W.Dawson），辛辛那提医科学院的里德(C.A.L.Reed)，哥伦布斯塔林(Starling)医学院的惠顿(J.M.Wheaton)，和这个领域最杰出的俄亥俄人,克利夫兰西储学院的艾萨克·牛顿.海姆斯(Isaac Newton Himes)。密西根的帕尔默(A.B.Palmer) 兼有许多的临床工作，病理学方面仅仅给学术指导。在路易斯安娜理查森(T.G.Richardson)，严德尔(L.P.Yandell)，贝勒斯(G.W Bayles)和柯林(R.O.Cowling)各自在不同的领域教授病理学。总之，当时病理学还没有成为主要课程；人们认为它在科研学术方面是必要的，但还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在芝加哥，没有看到科克瑞斯奵. 芬尔（Christian Fenger）即将到来所要发生的巨大变化。然而，西北大学的芝加哥医学院讲授分级课程的霍利斯特(J.H.Hollister)，是美国几个专有病理学教授职位其中的一员。他的职称从起初的公共卫生和病理学教授，改成专职的病理学和病理解剖学教授。丹佛斯(I.N.Danforth)在拉什(Rush)医学院教授病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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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海岸教学大纲已经要求讲授病理学和显微镜的使用。旧金山市太平洋医学院的约瑟夫.威思(Joseph H.Wythe), 一个组织学家，以研究肿瘤组织学而著名。
　　但是指导课程比较短，而且讲授时间有限。在芝加哥和西海岸之间，虽然我们偶尔看到讲授病理学，但几乎没有设置什么完整的病理课程。
　　这就是在1875年时期美国病理学的状况，发展停滞不前。近年来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病理学才开始迅速而大力发展，获得声誉。弗朗西斯. 德拉菲尔德，(Francis Delafield),  威廉. 韦尔奇(William H.Welch),和米切尔. 普鲁顿(T.Mitchell Prudden)这三个人是引领病理学发展的主要力量。韦尔奇（Welch）是当时该领域公认的领袖人物，但他始终没有忘记感谢德拉菲尔德(Delafield)对他的帮助。
　　弗朗西斯. 德拉菲尔德(Francis Delafield 1841-1915）是爱德华. 德拉菲尔德(Edward Delafield)的儿子，他一生奋勇向前，在1858-75年期间担任纽约医学院的院长。1863年他毕业于医学院的医疗系。然后到伦敦、巴黎和柏林继续学习和培训，在那里他对病理解剖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柏林期间，魏尔肖病理学对他影响深远，回到美国以后到处讲学，使得美国人相信病理学是一门可以独立的基础医学科学。随后一些年，虽然他的主要兴趣在内科，但花费大量的时间在尸体解剖间内进行研究。1866年担任贝尔维尤(Bellevue)医院的病理博物馆的馆长，负责病理学和博物馆的所有工作。以后多年，他身兼临床和病理学二职。从1871到1890年，他在罗斯福医院任病理主治大夫；同时，兼任医学院医学和病理学客座讲师（1875年），1877年任客座教授。继阿朗佐. 克拉克(Alonzo Clark)后，1882年他被聘为病理学和内科教授，在这个职位上他一直工作到1891年。
　　除了在病理、内科教学以及他自己的门诊外，德拉菲尔德在标志美国医学新运动的实验科学领域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在1877年医学院的校友会上1，他为“推进医学标准”募捐了十万美元。德拉菲尔德建议把这笔资金用于学院的组织学和病理学实验室建设。正如我将看到的，正式的实验室主任后来授予米切尔.普鲁顿（T. Mitchell Prudden）。建立实验室只是开始，而运转实验室需要大量的资金，德拉菲尔德自己提供了一大部分。人们说他是纽约第一个实验室临床医师，以把过去依靠五官感觉的临床诊断和实验室的检测结果相结合而著名。
　　德拉菲尔德以肾炎、结核、脓血症和结肠疾病，以及大叶和支气管性肺炎的临床和病理方面研究而闻名，所有这些在他1878-91年期间出版的著作“病理解剖研究”里都有很充分的阐述。他在1872年出版的“死后检查和尸体解剖手册”牢固确立了他在美国病理学史中的地位。这是自格罗斯的“病理解剖要素”以后最重要的书籍，后来被认为是德拉菲尔德和普鲁顿的“病理教科书”系列的最初版本。对于每个医学生来说，从组织染色“Delafield苏木素”而非常熟悉他的名字。在贝尔维尤医院，他第一个鼓励威廉.韦尔奇(1850-1934), 并提供机会给他开始学习病理学。
　　1870年韦尔奇2毕业于耶鲁大学艺术系，1872年考取了纽约医学院，1875年毕业后到贝尔维尤医院实习。在德拉菲尔德和其他人的影响下，他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有独立思想的人，在他们取得成功之前很久，就具有培养前途和潜质。他的最伟大的工作，是在约翰.霍普金大学完成的。有趣的是在18世纪70年代早期关于筹建大学的基本构想，在学校还没有建立前就强烈地吸引了他的注意。和其它大多数的医学生非常不同，他对成为一名医学院的教师非常有兴趣。他知道校长丹尼尔·科伊特·吉尔曼要在巴尔的摩建立一个研究所，将要采用一个新的医学教育标准和大力促进医学研究。到了1876年，约翰.霍普金大学开始招生时，建立医院和医学院的计划已经完成，这时的韦尔奇想成为一个病理解剖学教授。但知道自己与年长的病理学教师相比，资历尚浅，但他非常了解这个领域需要有一些像他这样年龄的候选人，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和研究中。他甚至想向校长毛遂自荐，但时间尚不成熟。
　　很明显，他尽一切努力学习病理学。他知道在德国有许多进一步学习的机会。几个贝尔维尤医院的学科带头人催促他到国外学习，特别是詹姆斯R. 伍德（James R.Wood）和亚伯拉罕.雅各(Abraham Jacobi)。1876年4月，他启程去德国，最初到了斯特拉斯堡（Strassburg），向魏尔肖的学生弗里德里.希丹尼尔.冯.雷克林豪森（Friedrich Daniel von Recklinghausen）学习，一个最有才干的德国的病理学家，在传统病理解剖学方面非常有有名，而且也是蒸蒸日上的实验病理学的带头人。然而在那里，开始还是要求他去学习基本课程，因此他向解剖学家威廉（Wilhelm）学习组织学，向菲利克. 斯霍普 - 塞勒（Felix Hopper-Seyler）学习生理化学。
　　为了在充满机会的情况下充分利用时间，他于1878年8月搬到莱比锡，和一个当时思想最活跃老师卡尔. 路德维希(Carl Ludwing)一起工作，他有许多美国学生，对美国的生理学产生重要影响。就在这里韦尔奇开始跟随恩斯特. 瓦格纳（Ernst Wagner）教授学习病理学，他的“普通病理学手册”的翻译本，在美国的医学生中被广泛使用。1877年，他到布雷斯劳（Breslau）跟魏尔啸的另一个学生朱利叶斯·科恩海姆（Julius Cohnheim）学习，他传承了魏尔啸的许多研究课题，特别是脓细胞的来源，在炎症研究上已成为最有权威的人物。韦尔奇原计划是来向魏尔啸学习的，他是病理学科公认的导师，但当他到达德国时，正是欧洲掀起反对魏尔啸某些理论的革命时期。随着他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离原来的目标也愈来愈远。在冯.雷克林豪森处学习了一段时间后，于1878年回到了美国。他在国外度过了2年时间，除了专科老师外，遇见了许多德国的学科领袖，与几个年轻人携手工作，大大提高了自己的科学水平，这些人后来都很有名气，如卡尔. 维格特（Carl Weigert）和保罗. 埃利希（Paul Ehrlich）。在那里他丰富了自己的教学经验，同时更加有信心、主动性和想象力。根据在布雷斯劳的学习，他在1878年，按德国人的传统在魏尔啸杂志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关于肺水肿病理学的重要论文。他满载德国医学教育，特别是研究生学习和研究方面的精神和方法返回美国。
　　他这生最重要的机遇是在莱比锡的瓦格纳(Wanger)实验室时认识了约翰. 肖尔. 比林斯（John Shaw Billings，1838-1913)，一个图书馆长，医学教育家；也是为丹尼尔·科伊特·吉尔曼设计约翰.霍普金医学院未来蓝图的私人顾问。韦尔奇高兴地发现自己在医疗培训方面的发展构想，和这位长者强调实验室指导在医学教育中的重要性非常吻合，比林斯有兴趣给他提供一个职位，鼓励他将来有机会到约翰.霍普金斯发展。
　　韦尔奇介绍新发展的细菌学，当时美国还缺乏这方面的经验。他在布雷斯劳和植物学家费迪南德. 科恩（Ferdinand Cohn）建立了非常好的朋友关系，所有新的细菌学家都会向科恩请益；在他回美国之前，很幸运地遇见了罗伯特. 科赫（Robert Koch）,以及在伦敦聆听了利斯特勋爵(Lord Lister)的关于外科抗感染的学术报告。
　　在美国，韦尔奇首先必须解决生活的问题。他还是一心想通过医学教学和研究来谋生，而不需要当医生赚钱来养活自己。事实上，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因此，他在纽约开了一个小诊所，但随着更多的发展前景展现在他面前时，他关闭了诊所。在他去欧洲之前曾帮助过他的德拉菲尔德，再次给他一个医学院夏季病理学讲师的职位。然而，韦尔奇没有接受，因为那里没有合适的实验室做病理学研究。另一方面，贝尔维尤医院医学院给他一个实验室，虽然按现代化的标准来看，很小且设备也比较差，但有了这个小的实验室，他可以做一些感兴趣的实验。虽然他的许多朋友认为拒绝母校，接受其竞争者的职位是错误的。但事实证明韦尔奇的选择的正确性，不久他就有很多学生来自这两个学校以及纽约城市大学。病理学实验室成为当地的教学点，1878年的校历骄傲地记载了实验室提供私人教学，在詹韦（Janeway）教授和韦尔奇医师的指导下利用显微镜“提供了一个以前在这个国家从来没有的，医学生长期渴望的，通过一个仪器来观察病理组织学”的机会。
　　在医学院建立实验室之前不久，学校就已经通过其校友会资助了该实验室。首先邀请韦尔奇担任实验室主任一职，然而，由于在贝尔维尤医院的合同还没有到期，他没有接受这个职位，并立即推荐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29岁的米切尔. 普如顿（1849-1924）3。虽然他们个人之间并不是很熟悉，但韦尔奇非常了解他的能力。和韦尔奇一样，他毕业于纽约大学艺术系，不同的是，韦尔奇继续在纽约大学医学院攻读他的医学博士学业，而普如顿毕业后到德国学习医学，特别是在海德堡Julius Arnold和他的助理理查德·托马（Richard Thoma）的指导下，做了非常有意义的研究工作。其结果后来发表在魏尔啸档案（Virchow’s Arch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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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尔奇把普如顿推荐给德拉菲尔德， 后者也非常了解普如顿，因为和韦尔奇一样，普如顿最初也曾是德拉菲尔德的学生。当他还是耶鲁医学生的时候，一个春天，他到纽约听几个临床--病理学家包括 阿隆佐·克拉克（Alonzo Clark） 和托马斯. 马可的讲座。 通过一个偶然的机会获得跟随德拉菲尔德在罗斯福医院工作的机会，这里有一个小实验室，能够做切片和染色。德拉菲尔德的H.E 染色方法就是在这个实验室发明的。
　　普如顿从德国回来以后，在纽黑文开了私人诊所。接受了这个校友会实验室的主任职务，不过他开始有点犹豫，担心当时医学科学是一个新的和不稳定的冒险领域。因此，又一个研究人员参加了这个为数不多但不断增长的病理专家行列中。然而，他继续在耶鲁医学院担任组织学教师，两地奔波了一段时间。他在海德堡的老师阿诺德（Arnold）衷心祝贺他新的职务，认为这是美国病理学的先驱。
　　随着时间的推移，德拉菲尔德逐渐地把注意力集中于临床，而把病理学教学的职任越来越多的给了普如顿。显然，该学科随后将获得独立的地位，最后于1891年医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彻底重组。一个有普如顿担任教授和主任的新的教研室诞生了。在他们自1885年以来合作的修订版中，德拉菲尔德也把“病理学教科书”的主要职任交给了他。到了1901年的第六版，普如顿已经完全负责编辑和校对工作。
　　普如顿最重要的研究是细菌学和公共卫生领域，致病细菌的知识主要是通过他将带回到纽约的。他是研究白喉的先驱，起初他错误地过度强调链球菌在白喉发病中的作用4，但后来认识到它们只是引起继发性呼吸道感染。在1885年，当他和罗伯特.科赫一起研究结核时给科赫留下深刻的印象，不久后他回到美国，自己开始结核病方面的研究。1889年，作为纽约市公共卫生部门的病理学家，与本单位的另外两个病理学家赫尔曼M. 比格斯(Hermann M.Biggs, 1859-1923)和卢米斯(H.P.Loomis,1859-1907)共同起草了一个预防结核病的报告，被公认为美国公共卫生史上的里程碑。比格斯在随后的多年里，根据报告里所阐述的原则有效地组织了抗结核病的运动。普如顿总是给以他力所能及的帮助。
　　随着时间的流逝，管理工作占用了他越来越多的时间，在纽约几个新医院里与德拉菲尔德和普如顿相关的许多教学和临床诊断工作，都由他们的年轻助理来完成，特别是尤金. 弘德普尔(Eugene Hodenpyl,1863-1910）和弗朗西斯. 卡特. 伍德(Francis Carter Wood,1869-1951）。弘德普尔主要从事研究，部分和普如顿合作研究结核病，他自己就是一个结核患者。我们后面可以看到，他在组织美国病理学家和细菌学家协会方面非常积极。他在罗斯福医院担任多年（1890-1910）的主治病理医师。
　　伍德专攻临床病理，是一个肿瘤病理专家。在著名的克罗克（Crocker）实验室担任主任多年，这是学院癌症研究部门的核心实验室。临床病理是1890年代从普如顿的病理科划分出去的一个实验室。伍德在新的部门一步一个脚印，一直到1906年才被提升为正教授。最后（1919年，第十一版），代替拉德菲尔德和普如顿“病理学教科书”，这时已成为一部巨著，从此一直到十六版和1936年的最后一版都是由他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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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普如顿培训了许多年轻的病理医生。其中一个人发明了用途很广的染色方法而被铭记，他就是艾拉. 范. 吉森（Ira van Gieson，1865-1913)，后来成为一个著名的神经病理学家。
　　普如顿的一个特别优秀的学生，詹姆斯.尤因（James Ewing，1866-1943）像伍德一样，进入哥伦比亚临床病理科，1901年出版了一本“血液病的临床病理学”献给普如顿。这一年他成为康内尔大学医学院的病理学教授，但继续在其他医院，如罗斯福医院（1903-43））担任病理顾问。自从1892年以来，他积极参与病理不同领域的研究，并在他血液病的书中尝试把血液变化和其他器官病变联系起来。这是临床病理学的开拓性工作，尤因的简单的陈述”临床病理学仍旧是病理学”值得永远铭记。
　　普如顿把自己晚年的绝大多数时间和精力都放到了洛克菲勒研究所。在他忙碌的一生中，一些空余时间都用于业余爱好，美国西南部的考古学，他在这个领域成绩斐然。1909年，当他60岁退休时，约翰.霍普金医院的病理科处于鼎盛时期。韦尔奇的一个得意门生威廉. G.麦卡勒姆（William.G.MacCallum）填补了他的空缺，他继承了韦尔奇的学术传统。现在我回来谈谈韦尔奇的职业生涯。
　　韦尔奇梦寐以求的第一个目标已经实现，就是拥有一个自由发展病理学的地方。他的工资微薄，他的老朋友们特别是阿隆佐·克拉克介绍他做一点临床病理工作来加以补贴。幸运的是他在贝尔维尤医院与内科理论和实验教授奥斯汀.弗林特有非常好的关系，弗林特了解韦尔奇的超群能力，并试图培养韦尔奇去接替他成为临床教授。他总是请教韦尔奇所有关于病理方面的所有问题，并委托韦尔奇在他的“内科理论和实践”（1881）一书中撰写病理学总论部分的引言，和某些疾病的病理学特殊章节。这给了韦尔奇一个机会，不仅在他迅速成名的纽约，也在全国树立起他的权威地位。奥斯汀.弗林特已是一个全国的领军人物，他的教课书已成为行业的标准范本。通过他对相关文献充分的了解，韦尔奇在这本书内详细地解释了病理学总论和各论，证明了这相当于一本全面的病理学综合教材。比德拉菲尔德和普如顿的教科书早4年，从而巩固了他在美国病理学界的领导地位。他在1886年刊出的第六版中修改了病理学的篇幅，在教科书内增加了其它的内容，因而担负了更大的职任。
　　韦尔奇对教学和临床充满热情，在他的非常受欢迎的课堂上流利演讲，在学生前进行尸检，用标本演示，用合适的实验来阐明事实。总之，他教授病理学用一种以前在美国病理学教师从来没有用过的有效、灵活和多样的方法。他确立了一个概念，即实验室是病理从业人员的中心，是教学和研究取得进步的必备条件。他很快产生了另一个想法，后来愈来愈强烈，即终身教授制度。他仍接受费用，在纽约几个医院兼职，但是他尽可能快地放弃了这些辅助收入。他仍旧希望找到一个自己独立的地方，有一份简单的工作，合适的工资，他相信这是未来的理想。
　　1884年，当吉尔曼校长邀请他担任约翰.霍普金大学的病理学教授和拟议的医院的病理医师时，韦尔奇实现了他长期怀有的远大理想。吉尔曼根据他自己所知道的韦尔奇的所取得的成就，更多的是听取了约翰. 肖. 尔比林斯(John Shaw Billings)和朱利叶斯·科恩海姆(Julius Cohnheim)的建议而聘请他来任职。对韦尔奇来说，离开纽约并非易事，他面临很大的压力，很多人要求他留在贝尔维尤医院医学院。他长期好朋友弗雷德里克. 丹尼斯(Frederic Dennis)，现任学院的外科教授，尽一切努力去挽留他。丹尼斯极力促使安德鲁卡内基基金会提供资金，在纽约建立一所医学研究实验室去吸引韦尔奇。但显然巴尔的摩的机会提供了更好的前景，韦尔奇婉拒了纽约的挽留，致使丹尼斯的长期耿耿于怀5。
　　当时约翰.霍普金的实验室和其他的设备还没有完成，另外，韦尔奇意识到在担任这样一个重要职位前，自己需要接受更多的培训。很明显最近几年的新兴的细菌学和病理学结合，使得病理学现代化，并继续作为了解疾病的基本课程。韦尔奇上次欧洲之行已经开始了少量细菌学测试。现在这个新学科如火如荼，方兴未艾。巴斯德的研究工作达到一个高峰，科赫已发现了结核杆菌，整个欧洲的后起之秀们对新学科的发展做出了很多贡献。韦尔奇出发到了德国，主要希望和科赫一起工作；然而，科赫再次建议他首先学习基础知识。按照科赫的建议，他到威廉. 菲戎贝尼斯（Wilhelm Frobenius）在慕尼黑的实验室，在那里他接受了常规训练，并认识了一些未来这个行业的领军人物。从这里他到卡尔. 菲卢格（Carl Flugge）在哥廷根（Gottingen）的实验室，菲卢格是一个更鼓舞人心的教师，与他一起紧张的工作一段时间，最后到了柏林，现在他已准备好一切，就等科赫的指导。这是科赫最辉煌的时期，正在研究亚洲霍乱病原微生物，所有的学生都参与了这项工作。碰巧，康乃狄克州卫生局派普如顿到德国来研究和报道新科学，于是韦尔奇和普如顿再次在柏林相聚。
　　1885年，韦尔奇从欧洲回到了巴尔的摩，此时他已经做好了作为一个病理学教授新职位的一起准备6。他找到了一位已在该市工作的病理学医师，威廉. T. 考次曼（William T.Councilman，1854-1933)，霍普金斯一位董事推荐了他。考次曼很高兴的参与了韦尔奇的团队。他们在生理学家H. 纽维尔. 马丁(H.Newell Martin)提供的宿舍开始工作，由于他们工作的迅速发展，很快获得了比较大的工作场所。
　　1886年，约翰.霍普金大学的病理学系就这样开始了，这不仅仅是美国的病理教学的革命性改变，而且很大程度上证明病理学和其他学科一样是医学的一个分支。从此，病理学在美国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而且在其发展过程中，将利用所有的其他生物学和医学知识的一门科学。
　　韦尔奇立刻就成为规划中的大学医学研究生和将要成立的医学院教授的有力人选。在校长吉尔曼和董事会的合作下，威廉.奥斯勒(William Osler)，威廉. S.哈尔斯特德(William S.Halsted)和霍华德A.凯利(Howard A.Kelly)三个临床医生和韦尔奇一起，组成了“四大天王”，在霍普金医学院的现代临床教学的历史性的发展中做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虽然医学院到1893年才开始招生，但是很多的基础工作必须立即开始。韦尔奇的传记作者西蒙. 弗莱克斯纳(Simon Flexner)写到，韦尔奇是一个天才的领导，他一生才华横溢。我们这里引用Flexner的赞美之词：“随着医学院建设按计划进行，现在很熟悉，但当时是全新的改革，完全告别过去，韦尔奇从一名学生到老师的长期的愿望得到了充分的实现。从此以后，美国的医学教育至少可以和欧洲大陆最好的模式相比美”。
　　在他的漫长生活中，韦尔奇的影响力在很多方面都发挥了作用，但大多是通过他的学生产生的。弗莱克斯纳称他是“全国范围的多学科的医学科学教师”，可能是“在实验室结合了魏尔啸病理解剖学，科恩海姆的实验病理学和科赫的细菌学”第一人。
　　从1884-1916年，韦尔奇在约翰.霍普金大学担任病理学教授。在这些年中，很多年轻的病理学家在霍普金大学的实验室培训，然后到美国其它学校的重要位置任职。也有许多从事细菌学和实验医学教师曾在他的实验室接受初期培训。当时，从波士顿向东一直到密西西比山脉，许多优秀医学院的病理学教授都是韦尔奇的学生。1900前有接替了雷金纳德. H.菲茨（Reginald H.Fitz）在哈佛职位的威廉. T. 考次曼；接替胡安.吉泰阿斯（Juan Guiteras）宾夕法尼亚大学位置的西蒙. 弗莱克斯纳；在奥尔巴尼医学院担任病理学和细菌学教授（1902-03）的乔治. 布鲁默（George Blumer，1872-)；在水牛城大学担任病理学和细菌学教授的赫伯特·U·威廉斯（Herbert U.Williams，1866-1938)；和接替艾萨克·牛顿. 海姆斯（Isaac Newton Himes）在克利夫兰西储大学任职的(Willam Travis Howard,1867-1953）。1900年以后有威斯康辛大学查尔斯. H. 布亭(Charles H.Bunting)，维吉尼亚大学哈里. T.马歇尔(Harry T.Marshall)，哥伦比亚大学威廉姆. G.麦卡勒姆(Willam G.MacCallum)，威斯康辛大学尤金L. 奥佩(Eugene L.Opie)，耶鲁大学米尔顿. C.温特尼茨(Milton C.Winternitz)，罗切斯特大学乔治. H. 惠普尔(George H.Whipple)，和范德堡大学的欧内斯特.W. 古德帕斯丘(Ernest W.Goodpasture)。此外，还有在罗切斯特研究所的，我们将在后文讨论。韦尔奇实验室前后培训了许多后来的病理学家。
　　韦尔奇个人对病理学的研究，迄今为止，被他对医学教学和研究机构的贡献所掩盖，以至于有人倾向于忽视他在科学发展中的重要性。他在循环障碍领域，如肺水肿、血栓形成、栓塞和出血性梗死方面都有重要的贡献。他自己的研究累及不同领域，如动脉瘤、肝硬化、慢性炎症、肿瘤、致病性真菌和寄生虫。某些完全根据尸检观察，但大部分是观察和实验的结合。他阅读广泛，可能没有其它任何美国人和他一样能够阅读德语、法语和英文的病理学文献。他是医学概论，如奥斯汀. 弗林特的“理论和实践”（1881，1886）和阿尔弗雷德. L. 卢米斯（Alfred L.Loomis）的“实践医学系统”（1897）病理学大量论文的自然选稿人。
　　在这些他所取得的成就中，最著名的是新兴细菌学而不是病理学。1891年韦尔奇和G.H.F.纳托尔(G.H.F.Nuttall,1862-1937）发现了气性坏疽病原菌---产气夹馍杆菌，因为是他在尸检时发现的，随后被命名为韦尔奇梭菌。韦尔奇也注意到皮肤中有非常重要的链球菌；他在这方面的研究直接导致他的同事威廉.S. 哈尔斯特德(William S.Halsted)改善外科技术。
　　韦尔奇在“卡特赖特讲座”（1888）演讲的两篇更具普遍性的文章是值得特别注意，即从更广泛的角度考虑“发热病理学”，和关于“机体在病理过程中的适应性改变”的哲学论文。他在1897年的美国临床和外科年会上宣读了后一篇文章，旨在适度地“引导注意”那些“疾病过程发生一些调节去改变由于伤害或疾病而导致的情况”。这里他讨论了血管调节，代偿性肥大和各种再生，给疾病过程中所发生的现象一个合理的推论，许多这些发病机理的概念还没有被接受。
　　回顾他的工作，在他诞生100周年的纪念活动中，他的一个学生，E.W. 古德帕斯丘2写到“通过公开演讲和个人交流，总是理性而且温和的，具有说服力和委婉的，他坚持以最广泛的病理学为基础教授医学课程。在他的著作中，人们可能会认识到他所代表的科学的崇高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