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古代中医的治病疗效远低于现代中医 ——揭开“中医一代不如一代”的谎言

王锡民

          古代中医的治病疗效远低于现代中医
              ——揭开“中医一代不如一代”的谎言


      诚实，是为医者的一个最基本的品质，中医究竟能治什么病，不是靠吹牛骗人，而是靠治病的实际疗效。作为一个诚实的医生，必须做到实事求是，客观求实，既不能棒杀中医，更不能捧杀中医。

王锡民

      盲目崇古、厚古薄今，自古以来就是文人的通病。世人皆知，《黄帝内经》本身就是一部托名“黄帝”的书，并非黄帝本人所作。《黄帝内经》之所以托名黄帝，《淮南子·修务训》说的很清楚：“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心托之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由此可见，托名著述的目的，是为了使自己的学说更容易为世人所接受之故。

     《黄帝内经》书中的内容，也存在着厚古薄今的思想。如《素问·上古天真论》开篇就夸张地说：“余闻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今時之人，年半百而动作皆衰者，时世异耶？人将失之耶？”语译：“我听说上古时候的人，年龄都能活到百岁以上，而且行动不显衰老；如今的人，年龄到了半百，行动就都已现出衰老的迹象了。这是由于时代不同了呢？还是人们违背了养生之道呢？”

      事实上，上古之人不可能都活百岁，因为古代儿童夭折、成人早逝是普遍现象。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儿童死亡率还很高，部分资料显示，仅结核病的死亡率就高于200/10 万。很显然，“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是不实之词，说了假话，是崇古情结在作怪。看了这句话，才知今天中医人的盲目崇古，原来是继承了《黄帝内经》厚古薄今的陋习，有其历史渊源。不过，这段文字所说的 “今人”（汉代）半百而衰，倒是印证了我国“人活七十古来稀”的民间俗语，还是符合历史真实的。

                        

      今天，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已达76岁，较民国时期平均寿命35岁已翻了一番，与古代“人活七十古来稀”相比，可谓大幅度提高。不难想象，在寿命大幅度提高的原因当中，除了生活水平提高的因素之外，最主要的因素还是今天的治病能力远远高于古代。有资料表明，自古代一直到民国时期青霉素问世之前，感染性、传染疾病一直都是导致儿童和成人夭折的直接原因，妇女难产也具有很高的死亡率。

      这里姑且不谈现代医学治病技术在国人寿命提高中的保驾作用，就现代中医治病技术，恐怕也并非古代中医所能相提并论。


      近十几年来，中医界刮起了一股复古泥古、固步自封、反对创新、反对科学化之歪风，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我们经常可看到一些厚古薄今的中医文章，这些文章甚至把中医疗效总体不高归罪于学习西医，起个名字叫做“中医西化”，以此大造舆论，甚至称中医院校培养的都是“中医的掘墓人”。


      那么，这种“今不如古”的宣传是否站得住脚呢？难道古代中医治病的水平直真的高过现代中医吗？带着这个疑问，笔者翻阅了古今的部分文献，终于找到了答案，得出的恰恰是一个相反的结论。


      研究结果表明：从战国时期神医扁鹊的故事算起，《汉书•艺文志》对于西汉医术的记载、《伤寒论》中记载的东汉治病水平，到金元朱丹溪愤而学医的经历，以及清代国学大师俞樾提出废医论为止，原来这5个朝代的中医治病救命水平无一不是低下的。在这些朝代中，虽然也曾有过极个别的名医大家，并留下了宝贵的中医著作，但是，他们的精湛医术的复盖面却远远不能抵消大多数庸医治病无效或坏病所带来的高死亡率。可见自古以来，庸医多、名医少的事实从未就没有真正改变过。这些历史真象和铁的事实，足以证明崇古者们编织的“今不如古”以及“中医西化”导致中医治病疗效下降是谬论，更是一个天大的谎言。


      真实的历史真象是，自四大经典问世之后的2000多年来，历代医家对于中医理论和治病技术都有发展和提高，明显弥补了中医四大经典的不足。姑且不谈中医理论和治病技术的发展，仅从历代本草和方剂数目的增加上，就足以看出历代中医发展的轨迹。


      从中医方剂上看，成书于战国时期的我国现存最早的医方著作《五十二病方》中只有119方，《伤寒杂病论》中有301个方剂，唐代孙思邈著《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已达7500方，宋代《太平圣惠方》有16834方，明代《普济方》中达61739方，而现代《中医方剂大辞典》载方已达10万个方剂。


      从本草上看，东汉时期的《神农本草经》载药只有365种，宋代的《本草衍义》（公元 1116 年）载药460 种，明代李时珍（1518—1593）的《本草纲目》载有药物1892种。再看当代，南京中医药大学编撰的《中药大辞典》收载药物6008味。


      历代本草和中医方剂数目上的大幅度增加，这些铁的事实说明什么？说明后世医家并没有停留在张仲景《伤寒论》的治病水平上而停滞不前，而是不断地创新和向前发展。从创新的处方不断增多的事实看，足以说明后世可治疗的病证越来越多。以此推论，后世的医术一直在不断超越古人，现代中医也一直不断超越古代中医。


      下面，从有关资料中逐一探讨古人的治病水平。如有不当之处，请以事实为据，不吝指正。

王锡民

      一、战国时期的神医扁鹊原来治不了重病
      扁鹊，姓秦，名缓，字越人，勃海郡郑人，是战国时著名医学家，居中国古代五大医学家之首。扁鹊医术高超，擅治各科疾病，人称“神医扁鹊”。

      在司马迁的《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记载了神医扁鹊诊治过的三个典型病人。第一位病人是赵简子。赵简子病了，昏迷五天不省人事，众人皆忧惧。扁鹊诊视后见脉象正常，认为不出三天就会痊愈。结果过了二天半，赵简子就苏醒如常。这个例子记载的是，扁鹊诊脉断病技术高超，准确度高，病人自然苏醒，但并不是指其治病技术高明。

      第二位病人是虢太子。虢太子刚死去半天，不醒人事，扁鹊诊为“尸蹶”，认为是阴阳气血逆乱所致。于是叫他的学生子阳磨砺针石，取百会穴下针。过了一会儿，太子就苏醒了。然后又采用两胁下药熨，再加上汤剂，进一步调和阴阳，仅二十天身体恢复就和从前一样了。因此天下的人都认为扁鹊能使死人复活。实际上，这个病人所患之病，相当于现代医学所说的休克，系脑神经功能严重障碍所致，属于针刺治疗适应症，只要手法得当，即可令其立即苏醒。所以，这个病例与救治那种真正难治的危重病不同，因为危重病不是针刺能解决的。

      

      笔者虽未救治过这种休克半天的病人，但却曾救治过数十位因手术紧张导致的“虚脱性休克”病人，也救治过几位因大怒或低血糖、低血压导致的“虚脱性休克”病人，只要手法适当，一般可使其在几分钟或十分钟恢复正常。

      第三位病人是齐桓候，扁鹊通过望诊就能判断齐桓候病情的预后，非常准确。据《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扁鹊进见齐桓候，站了一会儿说：“您在肌肤纹理间有些小病，不医治恐怕会加重。” 齐桓候说：“我没有病。”扁鹊离开后，齐桓公说：“医生喜欢给没病的人治‘病’，以此来显示自己的本领。” 过了十天，扁鹊再次进见齐桓候，说：“您的病在肌肉里，不及时医治将会更加严重。” 齐桓候不理睬。扁鹊离开后，齐桓候又不高兴。又过了十天，扁鹊再一次进见蔡桓公，说：“您的病在肠胃里了，不及时治疗将要更加严重。” 齐桓候又没有理睬。扁鹊离开后，齐桓候又不高兴。又过了十天，扁鹊看见桓侯，掉头就跑。

      齐桓候于是特意派人问他。扁鹊说：“小病在皮肤纹理，汤熨所能达到的；病在肌肉和皮肤里面，用针灸可以治好；病在肠胃里，用火剂汤可以治好；病在骨髓里，那是司命神管辖的事情了，是没有办法医治的。现在病在骨髓里面，我因此不再请求为他治病了。过了五天，齐桓候身体疼痛，派人寻找扁鹊，扁鹊已经逃到秦国了。齐桓候于是病死了。这个病例说明了扁鹊判断病情发展和预后非常准确，但表达的却是扁鹊没有治疗危重病的医术能力。

      从该传记介绍的三个病例来看，其中两例属于诊断病情准确，并达到出神入化的地步，只有另一例是治愈，也只是治愈了一个简单的脑神经功能障碍性休克而已，这样的治病技术在当今已不是难事。值得指出的是，传记中并没有看到一例治愈危重病的记载，恰恰相反，所记载的一例危重病患者，扁鹊还治不了，结果逃走了。

      由此可知，所谓的神医扁鹊“医术高超”，擅治各科疾病，其治病范围也只不过限于当今的慢性病范围而已，并不能包治百病，也治不了威胁生命的危重病。一旦发现患者病情危重到一定程度，他就不敢给治了，而是选择逃走，因为他清楚自己治不好这样的重病。特别是在他的心目中，还把病在骨髓的重病类，看成是不在医生治病范围，而是“司命神”说了算。由此可见，其治病医术，充其量也就是在治疗慢性病的疗效上达到了一定的境界，高于其它医生罢了，但并不具备救治危重病的能力，更不能起死回生。

王锡民

        二、西汉时期大多数中医治病疗效低下
      从《汉书•艺文志》的记载中，可以看出西汉时期大多数中医的治病疗效低下。
     《汉书•艺文志》对于使用中草药治病的经方派的记载：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辩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药剂），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及失其宜者，以热益热，以寒增寒，精气内伤，不见于外，是所独失也。故谚曰：“有病不治，常得中医。”
      
      语译：经方是根据药物的寒温，衡量疾病的轻重，凭借药物的功用，依照气候感应的适宜用药情况，辨别五脏六腑所适用的各种性味的药物，制成寒凉与温热的药剂，用来疏通郁闭，解除蕴结，使身体恢复正常。至于治疗失当的医生，用热药加重热证，用寒药加重寒证，使精气内伤，不显现在外表，这是严重错误的治法。所以谚语说：“有病不去治疗，常如同得到中等水平的医生治疗一样。”
      
      分析：这一段文字的含义是说，西汉时期使用经方治病可粗略分为三个等级：如果治疗得当，就可恢复正常，这是指医术高明的医生；如果治疗失当，寒热不分，就会加重病情，这是指医术低下的庸医误治。所以当时有谚语说：“有病不找医生治疗，经常相当于请一个中等水平的医生的治疗效果。”可见文中将医生的治病水平分成上等医（良医）、中等医和下等医（庸医）三个等级。
      
      “有病不治，常得中医”的意思很明了：请一个中等治病水平的医生（简称“中等医”）治病，其治病效果与不治疗是一样的。那么，怎样理解“治与不治效果都一样”呢？作者以为：如果患了小病，请中等医是可以治好的，但不治也能自愈，所以，治与不治都一样；如果患了重病，不治肯定好不了，就是请中等医来治疗，结果也同样治不好，所以，治与不治还是一样。换言之，小病不治也能自愈，中等医只能治小病，故请他治疗没有意义；重病不能自愈，而中等医治不了重病，所以请他来治疗也没有意义。
      
      既然中等医治病没有意义，那么，下等医治病疗效更差，还不如中等医，只能治坏，不能治好。由此可见，中等医与下等医实际上都是庸医。
      
      下面可参考事物的正态分布规律图，大多数事物的正态分布都表现为中间鼓、两头尖的分布状态。
      

王锡民

      根据上面的事物正态分布图，我们可大致推测出西汉时期的中医大家、良医、中等医、庸医各占多大比例。其中，中医大家占0.1%，良医占2.1%，上等医13.6%，中等医占68.2%，下等医占15.8%。其中，中等医与下等医相加，总数达84%，笔者将二者合称之为“平庸医”。

      据此推测，西汉时期大约有84%的“平庸医”，他们只能治个小病，不能治疗急危重病。所以，一旦患了急危重病（如急性传染病），这些平庸医基本上不能治愈，这就决定了死亡率必然是很高的。那么，极少数的中医大家和良医能否治疗急危重病呢？无从考证。不过，从扁鹊发现蔡桓公病重就逃走的故事来看，既使是“神医”，也不具有治病危重病的能力，当然也不能救命。由此可见，西汉治疗危重病和救命的能力十分低下。

王锡民

      三、东汉时期中医治不了急危重病总体疗效很低
      东汉末期，据《伤寒论序言》记载：“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虽未能尽愈诸病，庶可以见病知源，若能寻余所集，思过半矣。”

      语译：我的同宗同族的人口本来很多，从前有二百多人。从建安元年以来，还不到十年，其中死亡的人，有三分之二，而死于伤寒的要占其中的十分之七。我为过去宗族的衰落和人口的丧失而感慨，为早死和枉死的人不能被疗救而悲伤，于是勤奋研求前人的遗训，广泛地搜集很多医方，选用《素问》《九泉》《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等书，并结合辨别脉象和辨别证候的体会，写成了《伤寒杂病论》共十六卷。即使不能全部治愈各种疾病，或可根据书中的原理，在看到病证时就能知道发病的根源。如果能运用我编写的这本书的有关内容，估计对于半数以上的伤寒病都能解决了。


      分析：
      张仲景的族人二百多人，不到十年功夫就死了三分之二。由此可见，东汉末期中医对于伤寒类引起的各种急危重症（含感染性和传染性疾病）的总体治愈率极低，死亡率极高，疗效极差。张仲景正是在族人死去大半的悲伤中开始发愤研究治病医理医术的。这个事实，恰恰印证了西汉时期平庸医占大多数而不能治重病的事实。


      翻开《伤寒论》可知，其中真正讲解治疗外感病的条文和处方并不多，半数以上的条文和处方都用来纠正、治疗、预防庸医误汗、误下、误火等误治所导致的各种坏病的。所以，《伤寒论》不只是治疗伤寒的经验总结，也是对遍地庸医误治导致各种坏病的历史记录，更是一部纠正和预防那些因误治导致坏病的经验教训的总结。结合张仲景200多族人十年死了三分之二的事实，说明张仲景时代的大多数中医连治疗外感病的疗效都是不靠谱的。


      一个并不复杂的普通外感病，对于今天的现代中医而言，基本不是什么难治之病，也很少有人因此死亡。既使是患了感染和传染病，对于现代医学而言，也极少会发生死亡。然而，对于张仲景时代的郎中而言，治疗起来竟然是如此艰难，不是误汗，就是误下、误火，乱治一气，没有章法可循，以至于导致各种坏病，从而发展成为重度感染性疾病，最终导致大量病人死亡，有些死证连张仲景本人也找不到救命的办法。这一切都说明了什么？说明古代治病技术低下，说明古代医家大都不会治疗外感伤寒，没有量化指标，还处于摸索当中，所以才会导致如此之多的误汗、误下、误火等失误，才会出现庸医遍地。与此同时，《伤寒杂病论》的问世，首次实现了外感病治疗有了章法可依。


      另外，张仲景序言中说“虽未能尽愈诸病，庶可以见病知源，若能寻余所集，思过半矣。”这是医圣张仲景对于《伤寒杂病论》治疗价值的评价，仅仅是“思过半矣”，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有效率能达到一大半，并不是治一个好一个。作者认为，张仲景的自我评价是诚实的，也是客观的。这是因为，笔者已经发现，异病同治具有不确定性，未必都会见效，这与张仲景对《伤寒杂病论》的评价是一致的。


      然而，当今偏偏有些人捧杀《伤寒杂病论》，将其说成是百发百中的秘笈，这显然主观臆断，毫无根据。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整部《伤寒杂病论》中，没有留下一个治疗复杂疑难病的病案；而在有关张仲景的故事中，我们也没有看到一个张仲景治疗复杂疑难病的故事。那么，对于张仲景从未见过的当今疑难病证而言，有什么理由认定，医圣张仲景就一定能治愈今天所有的各种疑难杂证呢？毫无根据可言。由此可见，虽然东汉末期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一书中总结了治病经验和纠正误治的经验教训，形成了提高治病疗效的经验医学理论，但此时还没有发挥作用，东汉时期治疗危重病和救命的能力依然是十分低下的。

王锡民

      四、金元时期的平庸之医同样占多数
      金元名医时期朱丹溪（1281-1358），今浙江义乌县人。据资料，朱丹溪十五岁时，他的父亲、大伯、叔叔相继病故，死了这么多人，这说明当时的中医水平没有能力治愈他们所患的重病。朱丹溪在30岁的时候，老母患严重的“痹病”。他心情焦急，请了许多医生治疗都治不好。原来这些医生大都医术粗劣，开的药大同小异，吃下去一点效果也没有。

      这时，朱丹溪深深体会到：“医者，儒家格物致知一事，养亲不可缺”（《丹溪心法》序）。1314年恢复科举制度，朱丹溪参加过两次科举考试，但都没有考中。这时，他的老师许谦，卧病日久，百医无效，也鼓励他学医。于是，朱丹溪决意断绝仕途，下决心学医，以期解决亲人的病死问题。


      泰定二年（1325年），朱丹溪45岁，渡钱塘江，千里迢迢来到江苏苏州。后到安徽宣城，江苏镇江，辗转南京，但始终没有找到一位适合当老师的人。有人告知，杭州罗知悌医术高明，他费尽周折，才投到罗知悌学习医术。从这个故事中可知，在当时名中医十分罕见，想找到一位能当老师的中医治病高手都很困难，居然跨越了三省，才找到一个有能力当老师的人。这说明，金元宋时期的平庸之医也同样是占大多数，相反，名中医十分罕见。从金元时期的医术和死人情况来看，其治疗危重病和救命的能力依然是低下的。

王锡民

      五、清代中医不能救命促使俞樾愤然提出“废医存药”
      据资料，俞樾（1821～1907）是我国清代国学大师，他在治经之余，对中医药学也有研究，且能独立开方治病。他的多位家人患病后，因当时的中医都不能治愈而接连死去，这使得俞樾倍受打击，从而对中医治病和救命的能力彻底产生了绝望，促使他下定决心写下了《废医论》和《医药说》两篇论著，提出“医可废，药不可尽废”的观点，被认为是近代中国主张废除中医的第一人。

      俞樾19岁与姚夫人成亲，二人一生恩爱，伉俪情深，育有二男二女。然而，这个本该幸福美满的家庭因为一连串的病患而蒙上悲凉的阴影。大约从1860年（俞樾40岁时）开始，疾病和灾难就接踵而至。先是大女婚后不久，丈夫便突然病故。1866年（俞樾46岁时）次子祖仁又染重病，几近成废。1872年（俞樾53岁），时任福宁太守的俞樾长兄俞林又愕然病逝。1879年（俞樾60岁）四月，夫人姚氏病故，对他打击极大。接着，长子绍莱在任直隶省北运河同应，也英年早逝。两子一死一废，未能继承父业不说，给俞樾带来的创痛不可谓不深。1882年，俞樾最疼爱的次女绣孙又突然病逝。俞樾悲伤交加，几近崩溃。俞樾一连写下15首催人泪下的悼亡诗。他在《哭孙妇彭氏》一诗中写到：“老夫何罪又何辜，总坐虚名误此躯，泡梦电云十年内，鳏寡孤独一家俱，自知佳世应非久，竟不忘情亦大愚，转为痴儿长太息，从今谁与奉盘盂。”流露出人生的哀叹和无奈。


      妻离子散，哀歌阵阵，他眼睁睁看着家人一个个患重病接连死去。俞樾深感到中医治病效果实在是不靠谱，患病后中医不能治愈，病重时中医又不能救命，如此不靠谱要它何用？在经受接二连三的重创之后，他在撰写《俞楼杂纂》时，终于下决心专列“废医论”一章，“愤然”提出废除中医中药。


      俞樾是我国第一位提出废医存药者，纯系作者有感而发，更是他对于中医药彻底绝望的自然流露。正是在悲痛绝望的心境下，促使他产生了废除中医的决心，写下了“废医论”。他的废医论虽然有所偏激，但表达的却是他对中医药治病救命的彻底失望。


      从这个事例中，我们应当看到什么呢？应当看到清代尽管是中医大家辈出的时代，但是与今天相比，中医治疗危重病和救命的能力仍然是十分低下的，否则的话，俞樾的家人不会有那么多人接连死去。说到底，还是当时的中医大都不具有治疗重病的能力。

王锡民

      六、清代中医不能救治危重病恽铁樵痛失三子发愤学医
      恽铁樵（1878年～1935年），中国医学家。1916年，年已14的长子阿通殁于伤寒，次年第二、三子又病伤寒而夭折。粗通医道的恽铁樵往往心知其所患某病，当用某药，但是苦于没有临床经验不敢轻举妄动，向医生建议商讨，从无采纳的余地，只是爱莫能助，坐视待毙。痛定思痛，深深地感到求人不如求己，遂弃文业医，深入研究《伤寒论》，同时问业于伤寒名家汪莲石先生。

    恽铁樵两年连失三子，而且长子已14岁，尚能死于伤寒。这说明什么？说明当时给他儿子治病的中医全部都是不会治疗危重病的庸医。很显然，更说明当时找不到具有治愈重病和救命能力的中医人。否则，恽铁憔也不会自己下决心学医。这是清末民初中医治疗危重病和救命能力低下的真实写照。

王锡民

      假如清代中医真有治愈重病和救命的能力，当年药物极度贫乏的西医也不会那么容易挤进我国医疗市场，更不会争走本属于中医人治疗的患者。尽管清代中医大家辈出，并且在温病治疗上有重大突破，但仍然不足以对抗西医的竞争，其中，各种重大感染性疾病和传染性疾病（如结核病），始终是导致国人死亡的最主要原因。直到青霉素、链霉素的问世，才使得死亡率大幅度下降。毫无疑问，现代医学的抗生素问世、手术和急诊急救，无疑是延长国人寿命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值得指出的是，以上历代事实足以说明，自古以来中医治病的能力就是有限度的，并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这使得当今那些人为制造的“古代神医”的谎言不攻自破，更使得那些以反对“中医西化”为借口，实为阻碍中医正常科学发展、妄图将中医发展引入岐途的谎言暴露无异。建议还是回到现实中来，老老实实地研究中医的实际内涵吧！只有这样，才能发现中医理论自身的不足，从而突破中医总体疗效不高的瓶颈，为医学的发展带来前途和希望。


      自四大经典之后，历代医家有了很大发展。自民国时期到当今，我国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名医大家，如张锡纯、施今默、祝谌予、蒲辅周、胡希恕、刘渡舟、朱良春等多达百位，他们的治病能力远远超过了古代医家。可以说，没有一位记载中的古代中医能与清末民初中医大家张锡纯、当代中医大家蒲辅周先生的治病疗效相提并论，由此看出，当代中医的总体治病水平远比古代有了很大提高。


      但是，医学总是要进步的，这就要求现代中医不能把目光满足于治疗一些常见慢性病上，而是要把目光放在攻克造成高死亡率的疑难病症的更高要求上，只有这样，才能有希望带来疑难病治疗史上的真正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