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宗师蒲辅周

铁骨铮铮2002

　　1995年12月19日，是中国中医研究院建院40周年纪念日。在迎接40周年院庆来临之际，我们不能不怀念起中医研究院建院之初，中央卫生部从全国各地奉调来院的30多位知名中医药学家，他们是中医研究院科研、医疗、教学的奠基人，其中就有杰出的中医学家——蒲辅周。

　　蒲辅周，1888年生，出身在四川梓潼县西溪沟，少启名宇，家三世精医，15岁始继承家学，18岁独立应诊于乡，1934年悬壶于成都，声誉日隆。1951年应聘于成都东城联合诊所，当选为区人民代表，1954年，任成都铁路医院特约医师。1955年奉调到北京卫生部中医研究院，1960年，任中医研究院内外科研究所内科主任，1962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65年任中医研究院副院长，先后担任全国政协第三届、第四届常委，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国家科委中医专题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等职。

　　蒲老倾心于中医事业70余年，学识渊博，医理精深，医德高尚，长于内、妇、儿科，尤擅治温热病，在中医学术的许多领域内皆有独到见解，为祖国中医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周恩来总理生前曾评价他是一位“高明医生，又懂辩证法”。蒲老为中国医学史谱写了光辉的一页，是当代杰出的中医学家，是中医界的一代宗师。

医术精深 独树一帜


　　蒲老治病，崇尚《内经》、《难经》理论。他认为这是中医学术的渊源，唯有源头充足，方能河水不乏。他推崇伤寒学说，认为这是开温病学说的先河，温病学说是补伤寒学说之未备。他勤求古方，学古而不泥古，勇于突破古代医家的巢臼，发展中医学的辩证法。他精通内、妇、儿科，善治温热病，融伤寒、温病学说于一炉，经方、时方合宜而施，在学术上独树一帜，创立了深受欢迎的独特风格的学派。蒲老在医疗学术思想上有以下几个特色：

　　1．把握病机，辨证求本 蒲老认为，一个医生必须熟练地掌握辨证论治的一般规律，只有正确的辨证，才能保证疗效。而要求得准确辨证的关键，这就是必须做到辨证求本。这个本，即是内经提出的“谨守病机，各司其属”，“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只要能把握病机，从异中求同，再从同中求异，就可以从各种繁多的疾病中执简驭繁地抓住其纲领，找出主要病因，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现象。如蒲老治疗一位失眠患者，据病人讲，不想吃东西，不想睡觉，晚上想睡愈加兴奋，白天头昏想睡又不能。医生都用养阴、清热、安神之方治疗。蒲老考虑，这病不外如此治疗，何以无效？经详细询问，才知道患者在两个月前，几乎天天饮酒食肉。蒲老猛醒，原来是患者膏梁厚味郁积蕴热，内扰神明，神不安宅，故精神亢奋。后用山楂、神曲等治之，两剂即愈。

　　2．整体出发是辨证求本的前提 蒲老治病，注重整体观念。他说：“祖国医学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辨证论治”。就是辨证论治的重要之点就是树立整体观念。因为人是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这种整体观，首先反映在人体脏腑之间的相互影响、依存，以及局部病变与整体之间的影响。蒲老说：“不能孤立地片面地观察疾病和局部症状，只有正确地认识和处理好整体和局部的关系，才能抓住主要矛盾，战胜疾病”，“这是辨证求本的前提”。如蒲老治疗一例尿闭和一例尿失禁，从局部症状看，两个患者是不一样的，但从整体看，两个患者都是中气不足。可见症状是现象，中气虚才是本质，后都用补中益气汤加减治疗，取得了疗效。

　　3．正确处理好正气与邪气的关系，是辨证求本的指导思想 祖国医学十分重视正气。《内经》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说明病人的疾病起因、发展和转归的过程，是正气邪气斗争胜败消长的过程。蒲老在预防上，重视无病先防，主张无病不服药，治疗上重视元气为本，强调本身抵抗力、修复力的内在因素的作用，不可见病不见人。主张驱邪勿伤正，扶正亦能驱邪，虚实互见，攻补兼施。有一急性中毒性痢疾患儿，病已发展到肠麻痹，脓血便顺肛流出，每天20多次，并有败血症样热型，白细胞总数每立方毫米血中减少到1050个，大便培养为福氏痢疾杆菌。经用多种抗菌素，都不敏感。后请蒲老诊治，诊断为暑湿互结成痢，正虚邪陷。先用去暑湿、和脾胃、调营卫之法，两剂后，厥热烦躁皆平，症状好转，转治以阴阳为重点，投以益胃生津、兼除余热之品，两剂后，津生热退而安，腹胀及脓血便俱失。继用益气生津、调和肝脾等药，白细胞恢复到9100/立方毫米波，治愈出院。该例说明，邪气盛、正气衰时，虽用抗菌素，终不显效，必须用扶正祛邪法，使正气恢复，则药物对病菌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蒲老指出：“治疗过程中，必须掌握正邪相争情况，应当重视正气为本”。

　　4．注重以胃气为本 正气盛衰与胃气的强弱有密切联系。蒲老治病，强调“注意勿伤胃气，胃为后天之本，有胃气者生，无胃气者死” 。不论是急性病，还是慢性病，均反对伤正败胃之品，特别是慢性病，更要注意胃气。“药量宜轻，宁可再剂，不可重剂，用之欲速则不达，反伤中气” 。应当用苦寒攻伐者，当中病即止，否则，会导致正虚邪陷，一症未愈，他症又起。

　　有一老年患者，热病后生疮，长期服药，热象稍减，但病人烦燥、失眠、不思食，大便7日未通，接着吐呕不止，吃什么吐什么。蒲老了解病情后，特别问：病人想吃什么？答：病人想喝茶。即取龙井茶6克，嘱水沸后两分钟放茶叶，煮两沸少少与病者饮。第二天病者家人惊喜来告，病人缓缓喝了几口，心中顿觉舒畅，腹中咕咕作响，放了两个屁，并解燥粪共两枚，当晚即能入睡，晨醒后知饥索食，问还用什么药？蒲老说：久病年高之人，服药太多，胃气大损，今胃气初苏，切不可再投药石，如用药稍有偏差，胃气一绝，后果不堪设想。嘱用稀米粥少少与之，以养阴和胃气。调养月余，垂危病人竟康复了。蒲老以此案回忆说：“愈后同道颇以为奇，以为茶叶一味竟能起如此沉疴。其实何奇之有，彼时病者胃气仅存一线，虽有虚热内蕴，不可苦寒通下，否则胃气立竭。故用茶叶之微苦、微甘、微寒、芳香，辛开不伤阴，苦降不伤阳，苦兼甘味，可醒胃悦脾。茶后得矢气，解燥粪，是脾胃升降枢机已经运转。能入睡，醒后索食即是阴阳调和的明证。而‘少少与之’、又是给药的关键。如贪功冒进，热必毁于一旦”。

　　5．重视人与天时地理的关系 蒲老很重视《内经》中的天人相应观。他认为自然气候、地理条件与人的疾病发生、发展与转化有密切关系。强调临床“必先岁气，毋伐天和” 。指出外感热病必须掌握季节性。

       1945年夏，成都麻疹流行，许多医生采用辛凉宣透法，可是医治无效。蒲老以后回忆说，该年暑天“成都大雨连绵，街巷皆积水，老弱小孩日夜坐在床上，数十天不敢下地。将近立秋，小孩发烧，麻疹皮下隐伏不透，宣透无功，诸同道为之苦闷，我也苦闷。昼夜深思，恍然有悟，暑季多雨，热从湿化，按湿温法通阳利湿俾湿开热越，疹毒豁然而出，热退神清而愈” 。蒲老用此疗法，果然奏效，并急告同道，试用后，都获得满意疗效，受到了成都人民的高度赞誉。

       1956年，北京地区流行乙型脑炎，死亡率很高，严重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儿童医院、第一传染病院都住满了病人。许多医生仿效石家庄地区治疗乙脑的经验，仍用白虎汤，结果屡试无效。人们大惑不解，甚至有人怀疑白虎汤对乙脑的疗效。后请蒲老往视。蒲老亲自参加这两个医院的会诊协作，翻阅文献，通过客观仔细全面地对比分析，认为去年石家庄地区发病，其时久晴无雨，天暑地热，属暑温偏热，采用白虎汤，可辛凉透邪、清气泄热，切中病机。然今年北京地区发病，论季节虽同为夏暑，论病仍为暑温，但这时久雨少晴、天暑地湿，势必湿热交蒸，人处天地气之中，怎有不受温邪干犯之理？得病虽是暑温，但每多偏湿。蒲老投药改用湿温祛治之，遣用杏仁滑石汤、三仁汤、三石汤等方剂化裁。用药后，大获神效，使许多垂危病人起死回生，挽救了大量患者的生命。


立法严谨 选药轻灵

　　蒲老治病，理、法、方、药严谨。他十分重视辨证立法，认为即使辨证准确，如果立法不严，用药失当，仍不能达到治病目的。根据八纲辨证，蒲老对于八法的治疗，提出了“汗而勿伤，下而不损，温而不燥，寒而不凝，消而不伐，补而勿泛，吐而勿缓”等重要治疗准则。同时要求以法治病，不以方求病，而于法中求法。

　　立法后，应重视处方用药。蒲老说，遣方用药，犹如用兵。他素谙温病学说，对叶天士处方用药的轻灵纯正十分膺服。他认为，轻灵者，圆机活法，精简扼要，看似平常，恰到好处；纯正者，冲和切当，剔除芜杂，配伍严密，不落肤浅。他赞赏费伯雄说的“世上无神奇之法，只有平淡之法。平常之极，乃为神奇” 。他行医数十年，经常以平淡之法去治疗许多疑难杂症，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如西医用青、链、合霉素治疗一名肺炎患儿，无效，病儿仍高烧无汗，神昏嗜睡。蒲老辨为风温上受，肺气郁闭，用小量桑菊饮加竹叶、葱白、大力子清轻透达，巧拨枢机，仅两剂即获效。1956年，蒲老会诊一危重乙型脑炎患者，不少医生认为病势垂危，无法挽救。经他察看后，认为病势虽重，但病邪尚在卫气之间，急用辛凉轻剂桑菊饮，仅服几剂，即转危为安，同道为之惊奇。

　　蒲老提出“病愈复杂，用药愈精” ，这样才能药到病除。主张“用药要纯，最忌复杂，一方乱投一、二味不相干之药，即难见功” 。用药无的放矢，用量越大，其弊越深。

　　他认为药品难分贵贱，治好病就是好药。有一次，叶剑英元帅请蒲老看病。叶帅问蒲老，“有的大夫给病人开方，用鹿心这样贵重药，究竟鹿心与其它动物的心脏有什么区别？”蒲老答：“鹿心虽贵，医疗上也是以心补心，鹿心、羊心、猪心无大差异。鹿心久存腐败，吃了反而害人肠胃” 。

       蒲老长期在农村行医，深谙劳动人民的疾苦，他主张就地取材，尽量不花钱、少花钱，方便群众，以达到治病的目的。水牛角、黑羊角、韭菜、莲藕、鲜竹叶、鲜芦根、胡桃、猪板油等药物，一般医生较少用，但在农村，俯首皆是。蒲老常用它们来代替贵重药物治疗。在梓潼时，当地不少百姓患外感热病，肺胃津伤，烧热不退、烦渴等症，蒲老采用鲜芦根3两、鲜竹1两，适当加减，称“二鲜饮”来治疗，疗效好，且简、便、廉、验。这些民间方，很受群众欢迎。

      蒲老提出“药物本为补偏救弊之用，应当中病辄止。须知药物可以治病，也可以致病” 。他认为药补不如食补。劝告人们多吃五谷杂粮、蔬菜瓜果，少进膏梁厚味。膏梁厚味偏易酿浊生热，浊邪壅遏，滞涩营卫，反面会多生病。蒲老给周总理看病，曾建议总理每天吃1个玉米面窝窝头，以增强脾胃功能，周总理按照蒲老意见做了，此事曾传为佳话。

医德高尚 风范常存


　　我国传统医学，非常重视医德修养。孙思邈说：“人命之重，有贵千金” 。“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测隐之心，誓愿普救舍灵之苦” 。蒲老早年深受历代医家影响，18岁出师时，曾举行了简朴、隆重的传统仪式，由祖父口授“医乃仁术”谆谆教诲。从此，在这个涉世不久的年轻人心里，深深地立下了“济世救人”之志。行医不久，他便正式把自己的名字改为辅周，取辅助贫困，周济病人之意。

　　蒲老在行医中，同情人民疾苦，处处为民众做好事。对求诊者一丝不苟，节身俭用，首先在梓潼县城关办起了“施医药社” ，不仅自己义务为病人治病，而且还请当地名医轮班义诊，同时还为贫困病人资助药费。

      1936年，蒲老在成都办起了“同济施医药社” ，定点在泰山堂，无钱买药的病人，经他免费诊断后，持特定处方可到泰山堂免费取药。

　　1940年，梓潼霍乱流行，一天要死数十人。他接三弟来信后，立即汇银元200元和一处方，要其将治霍乱的药方抄写后四处张贴，把所汇的钱买成药品，半价发售，贫穷的分文不取。

　　1955年，蒲老调北京工作。行前他专程回老家梓潼，为家乡群众挂牌义诊三日，每天黎明即起，一直诊治到掌灯时分。

　　蒲老对病人，“普同一等，皆为至亲之想” 。无论在梓潼、成都行医，还是以后在北京中国中医研究院工作，他始终保持“布衣中医”的高贵品德。由于他疗效卓著，服务态度又好，赢得了人民的尊敬，医名显赫。他对病人，不分高级干部、外宾、专家、工人、农民，从不以貌取人，都是一视同仁。他说，干部平民都是人，干部和常人之病并无二致。他对病人，极端负责，和蔼可亲。周总理患有癃闭之疾，许多医生一筹莫展，蒲老却给总理治愈了。总理问他：“你给我开的药为什么特别灵？”蒲老说：“别人把你当总理医，我把你当病人医，总理的病非医生可医，病人的病自是医生可医的。”“医者，拯黎元于仁寿；济赢劣以获安也。”

　　蒲老一生廉洁正直，生活俭朴，待人宽厚，正派公道，做错的事，从不推卸责任，成功的事不掠人之美。他对自己严于律己。身为全国政协常委，有时晚间政协有活动，虽已70多岁高龄，但也很少向院里要小车，而是乘公共汽车。周总理、邓大姐为了蒲老的健康，请国务院事务管理局在景山东街给安排一套住房，可他不去，宁愿居住在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宿舍内。他说：“我是医生，搬到那里去住，离病人远了，给病人看病不方便。总理和大姐的关怀，我深表感谢” 。

　　蒲老坚决拥护中西医结合的方针。他认为中医西医都有长处，应该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他认为用科学方法进行检查化验是必要的，中医四诊过去多以直观的方法，这是历史条件所限。他看病，十分希望弄清现代医学诊断。他不仅与中医研究院的西医密切合作，相互学习，而且还同协和医院的张孝骞教授、儿童医院的诸福棠教授、北京医院的吴杰教授等西医，切磋中西医学术，取长补短，结下了深厚友谊。

　　1975年，在蒲老患病期间，周总理给予无限关怀。蒲老终因积劳成疾，1975年4月29日与世长辞。5月10日在八宝山公墓礼堂举行追悼会。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聂荣臻、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等送了花圈，人大副委员长李井泉、政协副主席沈雁冰及生前好友邓颖超、李方、胡子昂、康克清、董其武等参加了追悼会。

　　1988年12月19日，中国中医研究院隆重集会。纪念这位当代杰出的中医学家诞辰一百周年。国家领导人李鹏、邓颖超、聂荣臻、薄一波等分别为纪念蒲老诞辰大会题词。参加纪念大会的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严济慈、廖汉生，全国政协副主席方毅、卫生部部长陈敏章、前卫生部副部长兼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胡熙明，及首都医药卫生界的领导，中西医著名专家和各方代表人士300余人。纪念会上，廖汉生、方毅、陈敏章、胡熙明等都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指出蒲老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他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丰富和发展了祖国医药学说，他高尚的医德和精神风貌，为后学者树立了思想丰碑。号召医务界开展向蒲老学习活动。

　　蒲老一生，业绩卓著，功垂百世，德著千秋，不愧为中医学界的一代宗师，永为后学之楷模！

一枝梅花

中医是整体，治疗也是整体

铁骨铮铮2002

能够成为一代宗师很不容易，但蒲老做到了，令人钦佩，和值得学习！

中西医融合观

         1956年，北京地区流行乙型脑炎，死亡率很高，严重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儿童医院、第一传染病院都住满了病人。许多医生仿效石家庄地区治疗乙脑的经验，仍用白虎汤，结果屡试无效。人们大惑不解，甚至有人怀疑白虎汤对乙脑的疗效。后请蒲老往视。蒲老亲自参加这两个医院的会诊协作，翻阅文献，通过客观仔细全面地对比分析，认为去年石家庄地区发病，其时久晴无雨，天暑地热，属暑温偏热，采用白虎汤，可辛凉透邪、清气泄热，切中病机。然今年北京地区发病，论季节虽同为夏暑，论病仍为暑温，但这时久雨少晴、天暑地湿，势必湿热交蒸，人处天地气之中，怎有不受温邪干犯之理？得病虽是暑温，但每多偏湿。蒲老投药改用湿温祛治之，遣用杏仁滑石汤、三仁汤、三石汤等方剂化裁。用药后，大获神效，使许多垂危病人起死回生，挽救了大量患者的生命。

        后来。使用的是：苍术白虎汤，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