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证相对说与曰本古方派无异

铁骨铮铮2002

中国的“方证相对”说与曰本古方派无异
2015-08-17 22:24阅读：107

中国的“方证相对”说与曰本古方派无异

——四答刘方柏同志

张效霞

认为《伤寒论》与《内经》没有关系

曰本古方派不仅全面否定气、阴阳、五行、脏腑、经络等中医基础理论，而且还认为《伤寒论》与《内经》毫无关系，先秦的医家扁鹊才是“疾医”的代表，而继承其道的则是汉代的医家张仲景。其后，由于阴阳五行、道家神仙之术昌盛，从而导致“疾医”之道灭绝。

吉益东洞在《医事或问》中说：“古昔医有三，曰疾医，曰阴阳医，曰仙家医也。《周礼》所谓疾医见定病毒所在，视其毒处方取去病毒，故尽愈诸病疾苦，扁鹊、仲景所为是也。阴阳医不视病之所在，唯以阴阳五行相生相克论病，皆臆见，故非明白之治，汉之太仓公是也。仙家医炼气，或服炼丹，为人而习功同造化之事，故行者少、害亦少，葛洪、陶弘景、孙思邈等是也……扁鹊、仲景之道绝，其后未闻一书一人论疾医之道，其根源在汉之太仓公。”

在《东洞先生答问书·执扁鹊言，殆似已甚，何如》中又说：“《素问》，病论之书；《灵枢》，针刺之书；《难经》，脉理之书，俱后人之伪撰已，唯《素问》有一二古言存焉者，举在于《医断》中，其他皆无用之论，一扫之可也。仲景之书，其论因、说脉者，唯示其梗概耳，固非以此一为治法之规矩者也。”

胡希恕在《伤寒论通俗讲话》中说：“《汤液经》见于《汉书·艺文志》。晋·皇甫谧于《甲乙经序》谓‘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数十卷，用之多验。’可见仲景著作大都取材于《汤液经》，谓为论广者，当不外以其个人的学识经验，于原书外或亦有博采增益之处……《汤液经》已不可得，唯有仲景书将辨证施治的法则和证治验方，记载下来，此又不能不说是仲景之功也。仲景书应与《内经》无关，只以仲景序言中有‘撰用《素问》《九卷》……’的为文，遂使注家大多走向附会《内经》的迷途，影响后来甚大。”

要阐明《伤寒论》与《内经》是否有关系，诚非只言片语所能说清楚的。庆幸的是，胡希恕先生的弟子在《胡希恕经方用药心得十讲》中进一步发挥说：“经方用药起源于神农”，“经方用药是根据‘症状反应’，而时方是源自《内经》的‘病因病机’‘经络脏腑’，两者有着明显的不同”，经方用药特点“体现了方药对应、方证对应，积累了单方方证经验，渐渐又积累了复方方证，且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六经辨证理论体系。”

简言之，倡导“方证相对”的学者认为《伤寒论》“应与《内经》无 关”，而是与《神农本草经》一脉相承的。但《神农本草经·序录》却说：“欲疗病，先察其源，先候病机，五脏未虚，六腑未竭，血脉未乱，精神未散，服药必活，若病已成，可得半愈，病势已过，命将难全。”

可见，连“方证相对”的宣扬者认为是与《伤寒论》属于同一个体系的《神农本草经》，也是主张治疗疾病必须针对病机，与《内经》所说的“审察病机，无失气宜”“谨守病机，各司其属”是一以贯之的，绝对不是“方药对应、方证对应”。

笔者在出版的著作、发表的论文及与刘方柏同志的争鸣中，多次指出：中医的一切临床诊疗活动都是以病机为中心的，中医的诊断是病机的诊断，中医的治疗是针对病机的治疗。病机，就如同弩机的“扳机点”一样，指的是疾病的根本与关键、本质与根源。刘方柏同志在《方对应的是已包含病机的证》一文中，对笔者的这种观点甚至也有异议和质疑。对此，笔者早就撰就了《弩机与病机》一文，正在等待发表中，故不展开回答。

中国的“方证相对”说来源于曰本

刘渡舟先生在1994年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的《经方传真——胡希恕经方理论与实践》一书的“序”中说：“胡希恕先生为全国名医之一，系经方学派的大师。先生生前与陈慎吾先生为挚友，棋酒吟咏之余，则以研究仲景之学而共相劝勉。所阅之书既多，则反滋困惑而茫然不解。先生乃喟然叹曰：医学之理在于治病，至于弄文舞墨之士，岂能窥仲景之项背。后得《皇汉医学》，对汤本求真氏之论，则大相赞赏而有相见恨晚之情。于是，朝夕研读，竟豁然开悟。”很明显，刘渡舟先生认为“胡希恕经方理论与实践”源自于汤本求真的《皇汉医学》，而汤本求真在《皇汉医学》的“绪言”中则说：“余系深信古方派，故本书内容亦大半以张仲景《伤寒论》《金匮要略》为基础，而所引用各家之论说、治验，悉以演绎扩充仲景之所论为限。”也就是说，中国的“方证相对”说来源于曰本的古方派，是确然无疑的。

笔者注意到，曾有人为此而辩驳说：“限于当时的学术环境，胡希恕先生独立发现的《伤寒论》源自《汤液经法》而非《黄帝内经》，而经方学派主要运用六经辨证（而不用脏腑辨证）和方证辨证的学术体系很难得到当时学界的公认。先生不得不以曰本‘古方派’（代表人物汤本求真等）的相近理论和实践作为自己学术的‘佐证’。于是当时学界乃至刘渡舟先生如此看待胡希恕先生：‘后得《皇汉医学》……竟豁然开悟。’——实则胡希恕先生秉承其师王祥徵伤寒思想，通过大量临床和深度思考，而独立发现‘方证是辨证的尖端’的学术体系。虽然对曰本古方派学说也有借鉴，但更多则是不同于曰本古方派的独创性思想。”

评价与论说某个人的学术渊源，与其同时代的人，因知其人，明其情，悉其详，所以较之后人的猜测与演义，更具可信性与说服力。因此，上述所引的为胡希恕先生学术思想来源所作的辩解，实在是苍白无力的。

中国的“方证相对”说抄袭自曰本

《经方传真——胡希恕经方理论与实践》一书，是由胡希恕先生的弟子将“胡老生前反复修改的讲稿和临床治验病例进行整理”而编就的。下面，就以此书的第一版与曰本古方派代表人物吉益东洞的《方极》作一简单的比较。

表一：木防己汤类方

方剂名称

《经方传真》“辨证要点”

《方极》

木防己汤

喘满心下痞坚烦渴者

治心下痞硬烦渴者

木防己去石膏加茯苓芒硝汤

木防己汤证心下痞坚甚，二便不利者

治心下痞坚而悸者

防己茯苓汤

四肢浮肿、四肢聂聂动者

治四肢聂聂动、水气在皮肤而上冲者

防己黄芪汤

脉浮、汗出恶风、身重、身肿下肿重者

治水病，身重、汗出恶风、小便不利者

两相比较，《经方传真》的“辨证要点”与《方极》的“本方定义”（汤本求真《皇汉医学》），基本一致。所谓的“辨证要点”，都是“证”（症状与脉象）的罗列，丝毫也看不出刘方柏同志所说的“是已包含病机的证”的任何意味。

表二：陷胸汤类方

方剂名称

《经方传真》“辨证要点”

《方极》

大陷胸汤

心下结硬、满痛拒按而烦躁者

治结胸，若从心下至少腹硬满者

大陷胸丸

心下结硬、疼痛较轻而项背强急者

治结胸，若项背强急者

十枣汤

咳而胸闷胁痛、心下痞硬满、脉沉弦者

治病在胸腹掣痛者

甘遂半夏汤

心下坚满、腹挛急者

治芍药甘草汤证而心下硬满者（芍药甘草汤治拘挛急迫者）

大黄甘遂汤

少腹满痛、小便不利、大便不畅者

治小腹满如敦状、小便微难，或经水不调者

己椒苈黄丸

腹满、肠鸣、便干者

治腹满、口舌干燥、二便涩滞者

小陷胸汤

胸膈满闷、心烦、按之心下痛者

治小结胸者

表面看去，《经方传真》与《方极》之间，似有不同。主要表现在大陷胸汤、大陷胸丸、小陷胸汤上，吉益东洞说“治结胸”，而《经方传真》则陈列了诸多症状。那么，《伤寒论》的“结胸证”及吉益东洞的“治结胸”，其本义是指什么呢？

《伤寒论》132条云：“结胸证，其脉浮大者，不可下，下之则死。”133条又说：“结胸证悉具，烦躁者亦死。”此之“结胸证”，我们可以从《伤寒论》自身为其找到能证明其本义的确证。

《伤寒论》第340条云：“病者手足厥冷，言我不结胸，小腹满，按之痛者，此冷结在膀胱关元也。”此“结胸”出自病人之口，当然是指症状。可见，在仲景时代作为病名的“结胸”，患者却当作症状使用，这就如同当今中医大夫问病人有什么不舒服？病人首先回答的往往是“我是肝炎”“我是溃疡”“我是神经衰弱”一样，说明“结胸”在当时是一个大众化的通俗语言。结胸最常见的症状是胸胁痛、硬、满、塞，病人“言我不结胸”，医者即能明白患者没有胸胁痛、硬、满、塞等症状。正因如此，仲景在其著作中才言简意赅地将上述症状概之为“结胸证”，吉益东洞简言之为“治结胸”。

如果以“胸胁痛、硬、满、塞”替代《方极》的“治结胸”“治小结胸”，就会发现，《经方传真》的“辨证要点”与《方极》的“本方定义”，基本相同，且同样还是症状的堆积，也根本看不出刘方柏同志所说的“是已包含病机的证”的任何信息。

表三：大黄附子汤类方

方剂名称

《经方传真》“辨证要点”

《方极》

大黄附子汤

寒湿偏注而见身体某侧、某处痛疼者

治腹绞痛、恶寒者

走马汤

胃腹剧烈痛疼、大便不通、无热者

治胸腹有毒，若心痛，若腹痛者

三物备急丸

心腹诸暴百病、心腹胀满卒痛、里寒实者

治心腹卒痛者

桔梗白散

胸满、胸痛、咽痛、咳唾脓浊而属寒实者

治毒在胸咽，或吐下如脓汁者

二者之间的表述，出现了较大不同。其原因就在于曰本古方派除“方证相对”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观点——“万病一毒”，所以吉益东洞说“治毒在胸咽，或吐下如脓汁者”，《经方传真》说“胸满、胸痛、咽痛、咳唾脓浊而属寒实者”。之所以做这样的改动，乃是由于不可能在中国再宣扬“万病一毒”的缘故。因此，《经方传真》的“辨证要点”与《方极》的“本方定义”，就其实质而言，基本相似。

综上所述，中国的“方证相对”说不仅来源于曰本古方派，而且还抄袭自曰本古方派，是断然无疑的。曰本古方派的“方证相对”说，其实质就是“废医存药”，也是人所共知的。

亲爱的中国中医学界的广大同仁们，“方证相对”说究竟是否值得宣扬与推广呢？相信绝大多数的中医学人，自有公断！

中西医融合观

       各家学说，个人看法，个人经验……相互参考，不必统一！

柴胡汤

“学纳百科”、“百花齐放”！

王锡民

  中国的“方证相对”说抄袭自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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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作者张先生是一位治学极不严谨，又自以为是的学者，发表文章不少，有些文章水分太大。这是我对他的批评。我去年就检举过他在中国中医药报上发表的文章中，其中的阴阳平衡的三个图与我出版的《现代科学破解元气阴阳千古之谜》一书中的图一模一样。他辨解说，是他自己想出来的，但又拿不出证据。好在我没想深究。
      这篇文章，也是缺乏考证，轻易下结论，结果是错误的，
      他说什么“中国的“方证相对”说抄袭自曰本”，真的是如此吗？请看黄煌教授的考证：
       黄煌教授论“方证相应说”：
        “方证相应说”首见于《伤寒论》第317条：“病皆与方相应者，乃服之。”《伤寒论》并有“桂枝证”、“柴胡证”等提法，隋唐孙思邈遵循仲景这一原则，在《千金翼方》中对《伤寒论》的整理采取了“方证同条，比类相附”的方法。
       宋代伤寒家朱肱对“方证相应说”作了更明确的阐述，他将方证简称为“药证”，他说：“所谓药证者，药方前有证也，如某方治某病是也。
       明末喻嘉言将“方证相应说”通俗地解释为“有是病即有是药，病千变药亦千变”，清代名医徐灵胎提出 “方之治病有定，而病之变迁无定”。其著作《伤寒论类方》重点论述各方证的病机治法。

柴胡汤

“认为《伤寒论》与《内经》没有关系”？伤寒论序：撰用《素问》九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