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西化 实现中医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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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中医西化，是重铸中医之魂的开始，也是面对今后中医学术与事业上的战略任务的开始——
告别西化 实现中医梦
□ 李致重 北京崔月犁传统医学研究中心

　　笔者近日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中医影响世界论坛——中医哲学基础理论研讨会”,发表《告别中医西化——兼论从复兴中医到人类医学革命的使命与战略任务》一文。现就其中部分观点，与大家讨论。

　　中西医应并存并重，优势互补

　　中医是一门具有基础科学体系与辨证论治技术体系的医学科学，是当今世界唯一可以与西医相匹配的医学科学。从定义上讲：“中医学是以哲学和系统科学方法，研究整体层次上的机体反应状态，所形成的防病治病的科学体系。”而西医的生物医学则是“以还原性科学方法，研究人的器官、组织、细胞、分子层次上的结构与功能，所形成的防病治病的科学体系”。

　　中医学既不是经验医学，更不是简单、零散的经验疗法。正如德国慕尼黑大学著名教授M.波克特先生2005年5月在北京的一次学术报告中所说的那样：“中医是成熟的科学，而且在两千五百年前，就达到了成熟科学的水平”。因此，中西医并存并重，优势互补，天经地义，不可偏废。

　　告别中医西化是复兴中医第一关

　　一百多年来，民族文化自卑症、近代科学主义、近代哲学贫困,一直是我国近代文化中挥之不去的三种弊端。在这样的文化大背景之下，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一直以中西医结合的名义，用西医所依托的还原性科学方法，亦即近代物理学、化学的观念与方法，对中医进行着验证、解释、改造。这种做法，就是我们常说的中医西化。

　　20世纪50年代，我国正处于计划经济管理模式上升的时期。中西医结合名义下的中医西化的做法，借着当时社会上行政包办学术的习惯，从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上牢牢地固定了下来，从而铸成了中国当代文化史上一桩极为罕见而又隐蔽的“文化冤假错案”。不论是行政包办保护了中医西化，还是文化弊端捆绑了行政管理，讨论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医生存发展的危机，越来越引起社会各界广泛、高度的关注。

　　具体来讲，这一文化冤假错案的危害主要有四：一是造成了中医固有的基础科学体系与临床辨证论治技术体系的严重解体，造成了中医的临床水平朝着经验化方向的不断倒退与萎缩。二是造成了学术界空前的文化、科学精神的溃败，以致形成了当代中医学术研究上学风空束，游谈无根的弊端，敢于讲真话、讲实话，勇于坚守科学原则的人，逐年来不断地在减少。三是干扰了《宪法》关于“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的规定，以及“中西医并重”卫生工作总方针的贯彻落实。四是阻碍了我国独有的两种主流医学作用的正常发挥，影响了我国中西医配合的医疗卫生创新体制的建设步伐。

　　这一文化冤假错案的实质是，科学对科学的误解，文化对文化的摧残。这一文化冤假错案的特殊性与复杂性是，它不同于社会上一般意义的冤假错案，而是一个学术性是非与行政管理体制纠缠在一起的文化冤假错案。既需要在哲学、科学、文化方面深入研究，分辨原委，澄清是非，也需要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中不断改革以往落后的管理模式与体制。

　　告别中医西化，就是要在中医学术发展与学术评判中，告别建立在近代物理学、化学基础上的，本来是西医所有的话语权。告别中医西化，就是要以中医的基础科学体系与临床技术体系为根据，重铸中医之魂。告别中医西化，也是在文化科学领域里，在中医学术发展问题上，大兴学术民主自由之风的一次重大的思想解放。复兴中医是复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的突破口，告别中医西化是复兴中医的第一关。对此，我们应有知难而进的决心和深入细致的准备。

　　明确中医学的科学定位

　　本人从事中医科学学、软科学研究，至今有30年了。我所理解的中医科学学，即关于中医学发展的科学；而中医软科学，则是实现中医事业科学管理的科学。可见，无论中医科学学，还是中医软科学，都必须以中医自身的科学原理为依据。因此中医学的科学定位，才是讨论中医学发展和中医事业管理时，真正的科学标准或定盘准星。

　　半个多世纪中西医结合名义下的中医西化过程中，我们始终没有回答甚至没有思考中医学科学定位的问题。这就使中西医结合名义下的中医西化，变成了一场没有起跑线的田径赛。在没有起跑线，没有探明中医科学定位的前提下，任何努力与辛劳最终都不可能见到当初臆想中的光环。多年来，当人们提到中西医结合时，流行于口头上的不同解释竟然不下10种。一个命题，多种解释，一个概念，多种内涵，这在逻辑学上原本是不能成立的命题或概念。命题、概念不准确，接下来所进行的推理与判断，则无法说其是，也无法说其非的。

　　在高扬科学发展观的今天，面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英明论断，如果再不回答中医学科学定位的问题，我们就失去了讨论中医发展与管理的资格和权利。假如我们不以中医学科学定位与告别中医西化为起点，我们就难以避免“豁出去生存求发展，自带着镣铐创世界”的苦果。

　　五大战略实现中医梦

　　告别中医西化，是重铸中医之魂的开始，也是面对今后中医学术与事业上的战略任务的开始。概括而言，初步将其列为五个方面。

　　定向——以中医内在的科学原理为依据，确立中医的科学发展观，面向中医的未来。

　　复兴——以中医的基础科学体系与临床技术体系为核心，全面复兴中医学术，提高中医的临床疗效。

　　重组——以改革开路，实现中医医疗、教学、科研、管理以及中药生产、经营、管理模式的改革与体制的重组。

　　创建——在中西医并重的前提下，逐步创建中国特色的，中西医两种医学并存并重，中西医临床优势互补的医疗卫生新体制、新格局。

　　革命——把中国医疗卫生的新体制、新格局推向世界，必将是人类医学史上一次天翻地覆的医学革命。

　　尽管以上战略任务离我们今天还很远，但毕竟是纠结于中国人内心深处孜孜以求的中医梦。而实现人们渴望已久的中医梦的第一步，就是告别中医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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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是成熟的医学科学
□ 李致重 北京崔月犁传统医学研究中心

    编者按：5月26日，本版刊登了《韩启德：中医不科学不代表不正确》一文，文中韩启德院士称“不太同意中医是科学”，同时提醒“不要把科学跟绝对正确联系起来”。6月16日，本报一版转载人民日报文章《莫让中医“削足适履”》，对有些人抱有的“‘不科学’的中医需要科学的西医来验证，中药的有效性需要按西药的方法进行临床试验”等观念进行了批判，呼吁“千万别让所谓‘科学’束缚了中医的发展”。北京崔月犁传统医学研究中心李致重教授长期从事中医软科学、科学学研究，山东中医药大学张效霞教授亦从事中医基础理论、医学史研究多年，今天他们将从不同角度对中医科学性问题进行剖析。

    ●当代辞书对科学的解释多为“关于自然、社会、思维的知识体系”。近代科学一般指的是欧洲文艺复兴以来在物理学、化学基础上衍生的分科之学及其技术体系,并不是人类科学的全部，科学也不是近代物理学、化学的专利。

    ●《周易》形上与形下之说揭示了人类科学分类的公理性原则。形上类的科学以哲学为其主要带头学科，社会科学、思维科学等皆属之，其中包括中医；形下类的科学以物理学、化学为其主要带头学科，自然科学里凡研究形态结构、功能的学科皆属之，其中包括西医。

    ●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中医理论科学体系，建立在中医的先哲们运用哲学的普遍规律之上，是经过实践检验的成熟的医学科学。当今摆在中医面前最重要的任务是，厘正“中医我是谁”“我是怎么来的”这两项事关中医科学定位的学术问题。

    最近，《科技日报》《中国中医药报》分别就“不太同意中医是科学”之说进行了报道，《人民日报》并对此发表了评论。中医科学与否既是一个老问题，也是亟待解决的新问题。为此长期纠结的根源，全在究竟什么是科学这一点上。为此这里谈一些看法，以期共同讨论。

    近代科学不代表科学的全部

    科学一词，英文为science，源于拉丁文的scio，本意为知识、学问。19世纪后半叶，西方近代科学涌入东方。中国的学者将英文的science译为格致或格致之学，曰本的学者则译为科学。科，是分门别类的意思；格，是量度的意思，引申为分门别类；学，皆是知识或学问的意思。19世纪末年，科学一词从曰本引入中国，随即在中国通行至今。

    当代辞书对科学的解释大体一致，即“关于自然、社会、思维的知识体系”。这里的“自然、社会、思维”三者，是从知识范围上对科学的大体划分，不是以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为根据的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分类。这里的知识体系，指的是以概念、范畴的逻辑形式对学科内容的系统表述。各个不同的学科，皆有各自确切的、系统的、理论性的概念范畴体系。另外，各个不同的学科体系，大体都可以划分为科学、技术、经验三个层次。在三个层次中，理论科学是其本，应用技术是其用，经验部分是尚未融入其科学、技术体系的知识内容。所以理论科学体系不仅集中地反映了一个学科的本质属性与特点，而且也是一个学科成熟的标志。严复先生当年说：“学者，考自然之理，立必然之例，术者，据已知之理，求可成之功。”这一说法，既精当，又准确。

    近代科学，一般指的是欧洲文艺复兴以来在物理学、化学基础上衍生的分科之学及其技术体系，习惯上也称西方近代科学。它产生于西方，传播于全世界，对近代人类的物质文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近代科学并不是人类科学的全部,科学也不是近代物理学、化学的专利。社会科学与思维科学，都不是近代物理学、化学派生出来的知识体系。至于自然科学，古代有、现代有，西方有、东方也有，有综合性的、也有分析性的。可见即便自然科学这一领域，也不能视之为是近代物理学、化学的独家领地。

    哲学是科学的科学

    哲学一词，英文为philosophia，源于希腊文的philosophy，本意为“爱智慧”。19世纪后半叶曰本的学者参照中文里“知人则哲”“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的意思，第一次将philosophia译为哲学。有趣的是，19世纪后半叶，中国的学者将science译为格致或格致之学，到20世纪之初，马相伯先生在翻译西方哲学时，也将philosophia译为格致之学。可见在当时中国学者的意识里，科学与哲学是同一性的，皆属于不可忽视的知识、学问。然而，希腊文中的“爱智慧”，强调了学者对智慧真诚热爱、忘我追求和批判反省的勇气与激情；中文里的“知人则哲”，说明哲学是有更高知识才能的人士所问津的高深学问。所以科学的本意是知识、学问，由大学问家的勇气与激情所催生的智慧，则应视为科学的科学。

    当代人们对哲学一词的普遍理解是，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思维的一般规律的高度概括”。一般，指的是普遍、全面的意思；高度，显然是基于科学而对哲学的褒扬、推崇之辞。从纯学术的角度来讲，哲学首先是关于自然、社会、思维研究的理论科学。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人文、历史、哲学，而核心中的核心是哲学。正是哲学所承载的精神、思想、方法论、认识论、价值观等，造就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与繁荣。人类科学发展的历史表明，自然、社会、思维领域的普遍规律，历来是哲学研究的对象或任务。自然、社会、思维领域的学术大师，首先就是哲人。哲学为人类造就了一代又一代思维科学的开路先锋，才有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不断繁荣。从这个意义上讲，哲学就是科学的科学。

    中医的先哲们明智地运用了哲学的普遍规律，于是出现了《黄帝内经》这一医学理论巨著。人常说哲学是中医之本，同样可以说哲学是催生中医的科学。

    尽快根治民族文化自卑症

    一百年来，东西方文化在中国的整合与重构，这一至关重要的战略课题，中国人至今没有交出合格的答卷。与此同时，中国人患上了根深蒂固的民族文化自卑症。不仅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了长期的自残、自虐，而且至今依然陷身于哲学贫困与近代科学主义的桎梏里。

    由民族文化自卑症派生的哲学贫困与近代科学主义，是近代中医学术的两大障碍。我们长期以近代物理学、化学的观念与方法,作为评价中医学术是非的至上信条和唯一标准。在中医事业发展上，游谈无根的口号天天在喊，中医西化的路子天天在走。“不太同意中医是科学”之说，是中医西化背景下哲学贫困与近代科学主义的一种变调。这种言论必将使混乱的思维更混乱，不堪的中医更不堪。

    东西方文化在中国整合与重构的文化发展新时代，发挥中西医两种医学的特色与优势，果断告别中医西化，是中医面临的首要任务。然而，不论文化发展还是告别中医西化，都需要尽快根治民族文化自卑症，方能振奋民族精神，焕发勃勃生机。

    《周易》对人类科学分类的启示

    在人类科学的分类上，最早、最准确、至今仍不失其指导意义的，当推中国春秋时期的《周易》。《易传·系辞第十二》上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里的“形”，指的是自然生成的客观实在，今天可以理解为天然之物。这里的“器”，指的是由人加工而成的客观实在，今天可以理解为人造之物。人类面对天然的万事万物，认识、研究其发生、发展、运动、变化的形式与规律，形成了哲学以及哲学体系下的科学——这叫做形而上者谓之道。人类面对天然的万事万物，在有能力拆开或分析原生态的前提下，认识、研究其局部的结构与功能，形成了物理学、化学体系下的科学及其技术，并由此获得了制作人造之器的材料，制造出种种人造之器来——这叫做形而下者谓之器。全部的人类科学哲学的知识与智慧，从古代到今天，从东方到西方，尽囊括在形上和形下这两大类之中。与现行的自然、社会、思维三个领域的划分相比，形上和形下中既有明确的研究对象，也有准确的研究方向与方法。科学体系的分类，历来是以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为根据的。由此可见，《周易》形上与形下之说凝聚着中国前哲的智慧之光，揭示了人类科学分类的公理性原则。

    按照形上与形下的科学分类原则，形上类的科学以哲学为其主要带头学科。社会科学、思维科学（包括逻辑学），以及自然科学里的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物候学、气象学、生态学、生物进化等皆属之，其中包括我国的中医。形下类的科学以物理学、化学为其主要带头学科。自然科学里凡研究的形态结构、功能的学科，或研究人造之器的学科皆属之，其中包括西医。

    形上和形下的分类，过去如此，今天依然如此。它是人类科学分类的历史上最早、最准确的公理性原则，只要地球不毁灭，这一公理性原则必将永远如此。

    中医是成熟的科学

    中医的理论科学体系，由藏象、病机、诊法、治则、方剂、中药六大范畴组成。中医的临床技术体系，由此而派生。藏象学说是中医的核心，其学术意义与西医的生理学相当，支撑着中医科学与技术体系的大厦。《黄帝内经》的《阴阳应象大论》，是讲述中医藏象学说的代表篇章。该篇针对其藏象理论说：“论理人形，列别藏府，端络经脉，会通六合，各从其经；气穴所发，各有名处；豀谷属骨，皆有所起；分部逆从，各有条理；四时阴阳，尽有经纪；外内之应，皆有表里。”这里用“各从其经”“各有名处”“皆有所起”“各有条理”“尽有经纪”“皆有表里”如此准确鲜明、掷地有声的语词，既是《黄帝内经》充分自信与自我肯定的表现，也是藏象理论模型成熟的见证。两千多年来中医成功的理论思维与临床实践证明了这一点。

    《黄帝内经》是中医理论体系形成的标志。那时候，中医以证候为研究对象，以阴阳五行学说为方法论，形成了人类医学史上成熟的、也是最早的一种医学体系。两千多年以后的20统论代表的系统性科学的问世而兴奋不已的时候，没有被近代科学主义蒙蔽的中国人蓦然发现：原来，世界上第一个信息系统模型，是中国的阴阳五行学说；而人类医学上经历了数千年防病治病实践检验的第一个成功的人体信息系统模型，是中国的中医学。

    德国著名汉学家、中医学家满晰博教授，2005年接受《科技中国》记者的采访。他指出：“中医是成熟的科学，而且两千五百年前就达到了成熟科学的水平。”他讲了成熟的科学应当具备的三条标准：一是以正面经验为基础，即针对确凿的事实所取得的实际效果,而且是能够重复和验证的。二是陈述的单一性，即该学科使用名词术语的准确、一致。三是经验资料的严格、合理的综合，即这一理论体系不是任意的、含糊的、近似的，而是合乎逻辑联系的理论体系。用满晰驳教授的这三条标准来衡量，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中医理论科学体系，是当之无愧的成熟的科学。

    中医是成熟的医学科学，中国历史上的指南针、火药、印刷和造纸四大技术发明，不可与中医相比；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的传统医学也不可与中医相比。中西两种医学在中国“并存并重、共同繁荣，相互配合、优势互补”，将会带来人类医学一场真正的革命。所以世界不能没有中医，人类已经把医学未来发展的目光投向中国的中医。

    当今摆在我们面前最重要的任务是，厘正“中医我是谁”“我是怎么来的”这两项事关中医科学定位的学术问题。中医科学定位明确之后，中医科学不科学的争论则自然冰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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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致重：饱拥传统文化，重铸中医之魂

　　●文化首先的含义是知识，它包括了人类对社会、自然和人自身思维的认识和总结。文化没有新旧之别，凡是对人类、对这个时代有用的，凡是它的相对真理性没有被打破，并能向着绝对真理再迈进一大步的文化，就永远是新的。读国学的目的，就是要对学者的文化思维进行塑造。

　　●中医和西医是面对不同研究对象在不同研究方法的前提下，所形成的两种不同的学术体系。中医和西医的服务对象都是人，但中医研究的是人和天地自然的关系以及人自身的关系，研究方法是哲学与系统论。

　　●饱满地拥有中国传统文化知识，我们就能真正准确、全面地理解中医的可贵之处，就能同心同德，众志成城，重铸中医中药之魂。所谓中医中药之魂，首先是建立在哲学与系统论之上的中医藏象理论。

　　辛亥革命以来，我们国内离开理论搞实践，以用代学、以干代学的风气一直很严重。如果一个成熟的学科偏离了它的基础理论，对它的发展肯定非常不利。因此，崔月犁同志在1982年担任卫生部部长不久，就组织召开了衡阳会议，提出“保持和发扬中医中药特色”这样一个题目。那么，中医的特色究竟是什么？这需要我们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中医学是怎么来的？第二，中医学是什么？

　　背着这样一个历史难题，我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从事中医学的软科学和科学学研究。软科学就是关于管理科学的科学；科学学就是研究科学发展的科学。今天月犁中医文化讲习所提出“传承中华文化，弘扬中医之道”，同样也是我们30年前的使命和任务。虽然是老题目，但仍然是新问题，其原因就是以上两个核心的学术问题我们仍然没有回答清楚。

　　传统文化不容轻易否定

　　文化的含义及基本特征

　　“文化”这个词，应该说是当代中国使用频率最高的词之一。但是文化究竟应该如何定义，至今还没有看到比较合理和恰当的版本。据有人讲，国内外关于文化的解释大概有146种，多数是对其外延的解释，而不是内涵的定义。我认为，就文化这个词来说，其本质意义是理性思维的产物。

　　我们知道，人之所以区别于其他动物，根本要素在于人有理性思维，只有人才有追求知识的能力。所以西方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形而上学》一书中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就讲：“求知是所有人的本性。对感觉的喜爱就是证明。人们甚至离开实用而喜爱感觉本身，喜爱视觉尤其胜于其他。”所以文化首先的含义是知识。这个知识包括了人类对社会、自然和人自身思维的认识和总结。

　　在文化的传承过程中少不了文字。虽然在没有文字之前人也有思维，就有知识存在，但是有了文字，知识的传承及存在的方式变得不一样了。从这个角度上讲，文化与文字，一体而两面。如果我们给文化这一语词加以定义，那么文化就是人类知识的文字化。文化需要文字的传承，有了文字，文化的产生、传承、传播才会飞速地发展；而文化在其沿革或者发展的过程中，自然也推动了文字的丰富和发展。

　　我们常说的价值观、思想、哲学、科学，这些内容是文化的核心所在。文化中的思想是人类思维的精华；哲学是研究科学的科学；科学是对某一具体问题进行研究。而其中的价值观，更是核心中的核心。这四个方面是超越国界的，准确地讲是超越时空的。文化是没有新旧之别的。凡是对人类，对这个时代有用的、有价值的文化，凡是它的相对真理性没有被打破，能向着绝对真理方面再迈进一步的文化，就永远是新的。

　　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上，曾经出现过两次文化高峰；每一次文化高峰的历史跨度，大约在一千年左右。第一次在我们中国的春秋、秦汉时期；第二次是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第一次高峰成就的是哲学，在哲学的推动下产生了很多哲学体系下的科学，如社会学、经济学等；第二次高峰成就的是以物理学、化学为代表的近代自然科学。在物理、化学以及数学等学科的推动下，人类进入到空前的物质文明阶段。

　　这两次文化高峰，显然是两种不同的发展方向。第一次高峰是向着形而上的方向研究。在观察任何一种事物现象的时候，必然要提到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是我们每一个人日常遇到事情的时候都会想到的：他是怎么来的？是怎么演变的？将来要往哪里去？这就是从形而上的角度，问事物发生发展运动变化的原因。就中医来说，“人以天地之气生，以四时之法成。”天地是人类的真正的父母，所以研究人的变、研究人的生、研究人的去，就不能离开天地。

　　近代科学研究的是形而下。比如，研究声、光、电、磁时，人们把其某一种现象从完整的事物中抽取出来，分别单独地加以研究；或者人们研究物质结构时，先须用解剖的方法将其拆开，看它的细胞，看构成它的分子，甚至一步一步解剖分析下去。广而言之，遇到了高山，遇到了花鸟鱼虫，都要这样拆开看看。用物理学的方法拆开看还不够，还需要化学的方法对它再进行还原。

　　值得注意的是，文化不等于文明，哲学也不等于哲学名言。同样，科学也不等于就是真理。在文化活动中，我们往往要把那些以文化的名义、以哲学的名义、以科学的名义编造出来的，违背文化、科学、哲学本质那些东西清除出去，以维护文化、科学、哲学的严肃与纯洁性。这是我们在文化传承过程中，必须要有的一种基本的意识。

　　传统文化与国学

　　近代人不敢肯定中国传统文化，往往连一些最起码的现实也忽略不顾了。2002年在香港举办的《二十一世纪中华文化世界论坛》上，台湾的一位学者说：从西汉开始一直到民国末年，在长达1700年的历史长河里，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GDP，遥居世界第一。这难道与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没有关系吗？

　　过去有一段时间，我们把中国传统文化视为过时的、落后的、反动的、封建的，这种态度极不合理、极不科学。传统文化，绝不是贬义词，也不代表文化的过去时，而是指历史沿传下来的思想和习惯。它之所以从古沿传到今，必然有其合理内核，尤其是作为核心的价值观、思想、哲学、科学，更是不容轻易否定的。封建这个词，在中国被错用了一百年。春秋战国时期的“井田制”社会，才是中国真正的封建社会。这段真正的封建时期，恰恰是中国文化最繁荣的阶段，不是毁灭阶段，也不是原始阶段。秦始皇统一七国之后，“废井田，立郡县”，建立了所谓的新制度，那个制度的核心是帝王专制，而不是封建。一百年来，我们把封建和专制混淆了。

　　所谓国学，一般来说指本国有史以来传承下来的学术。关于国学的内容，章太炎先生的看法是包括经、史、子、集在内的文献。这个范围可能大了些。民国时期马一浮先生认为“六艺”之学应是国学的核心。即诗、书、礼、易、乐、春秋。1923年《清华周刊》请梁启超和胡适先生各自开列了国学的入门书目。梁先生开列书目大概分了五类：第一类是修养应用和思想史关系的书；第二类是政治类以及文献学的书；第三类是韵书类；第四类是小学以及文法的书，相当于现在的汉语言文学；第五类是随时涉览的书。列入这五类的，共137种。梁启超先生有一句话，需要我们好好地去玩味：“所列五项，倘能以法读之，则国学根基略立，可以为将来达成之基矣。”意思是说，把这些基本要目所列入的书好好地读过，将来你就有可能成为一个对国家有用的大才。梁启超先生同时开列了一个“无论学矿、学工程学”皆须一读的“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计25种：《四书》、《易经》、《书经》、《诗经》、《礼经》、《左传》、《老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演义》、《资治通鉴》、《宋元明史纪事本末》、《楚辞》、《文选》、《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韩昌黎集》、《柳河东集》、《白香山集》。作为一名中医，我们在国学上不能当文化浮萍，不能只知道西方的，不知道自己的根基何在。否则，那就很危险了。

　　读国学的目的，是要对学者的文化思维进行塑造。梁启超先生着重谈了三点：一是陶冶道德，完善人格。梁启超先生讲：“学问之道，所难者莫如立身”。必须立在正经地方上，不然,“学者不求理义之学以植其根柢，虽读尽古今之书，只益其为小人之具而已。”人格先已不可问了，那还谈什么学问。所以国学的核心、精华必须读好。二是先学好国学根基，才有利于读好西学。梁启超先生当时虽然在东西方文化交汇的开始阶段，但是他已清醒地看到当代人读好国学的重要性了。辛亥革命一百年来，中国人一直没有完成东西方文化的整合和重构，现在我们是只读洋书，不读国学。所以梁启超先生的这个思想到今天仍然有很大的用处。三是增强记忆，磨练思维，提升境界。也就是说，只有我们掌握的东西多了，再用眼光去分析它，形成熟练的思维方式，才有观察思考的能力，才能逐渐提高文化境界。

　　中医的哲学之根

　　中医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文化的核心对于中医来说首先是哲学。而讲到哲学和中医的关系，我以为首先要提到《易经》，其次是《大学》、《中庸》、《论语》和名学。

　　在夏朝的时候有《连山易》，在商朝的时候有《归藏易》。到周朝的时候，在《连山易》和《归藏易》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提升，形成了现在我们看到的《周易》。《周易》实际上分为经和传两大部分。经，主要是通过卦讨论哲学的；传，是直接从哲学入手进行讨论的。以往《周易》在传播过程中分为两大派：易理派，象数派。易理派着重讲哲学的深层道理，象数派则向预测、占卜方向发展。其实通篇《周易》，都在讲哲学。近代有的哲学家把《周易》和西方亚里斯多德的《形而上学》相比，是颇有道理的。

　　《易经》的易字，有三个意思。一个是变异，即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无时无刻不在变。应该说，太极动则生两仪，两仪动则生四象，四象动则生八卦。八八六十四卦，揭示了万事万物变化的变杂性、多样性。所以没有动，就没有事物的变。举个例子，一个人坐在黑屋子里，没有灯光，任何东西都看不清楚，再怎么使劲盯着四壁墙，也什么东西都看不到。如果墙上突然出现一个亮点，出现一盏灯，那么这壁墙就“变化”了，你看到一盏灯，继而慢慢看清墙壁上的一切，再慢慢看到屋子里的一切。所以没有动，就没有事物的变；没有事物的“变”，我们就什么都看不到。二是简易。《易经》的哲学精神，开启了我们执简驭繁的智慧。抓住了基本的、一般性的规律，就掌握住了大多数事物的规律、原则。三是不易，就是不变。指的是《易经》所讲的哲学道理，千古不变。你要想随意动一动，对不起，那要看看你的学问水平够不够，更要看看历史和现实认可不认可。“千古不易者谓之经”，就是这个意思。

　　对于中医来说，《周易》所讲的变异，恰恰就是中医面对的人：他今天是健康人，突然伤风感冒，明天病了，后天病情加重了，如果救治不及时还会沿着病情不断深化的路往下走，这个过程就是变。生命在于运动，生命在于变异。离开了变异，那就像回到了太极状态一样——什么都没有了。中医必须首先把生命视为运动变化的过程，才能用运动变化的思维去认识疾病。作为一个中医医生，应当随时捕捉运动变化的疾病过程，否则就无从处方用药。《周易》那个时代，没有我们今天的高楼大厦，也没有飞机火箭宇宙飞船，但是《周易》的作者注视到万事万物不断发生发展运动变化的过程。中医在临床上看到的是患者疾病的昨天、今天、明天，关注的是这种不断运动发展变异的全过程。从这一点讲，《周易》作者和中医大夫所看到的事物现象及其过程，在本质上是一样的。

　　哲学和中医的关系，另一部有重要影响的书是《大学》。《大学》里讲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落到格物上之后，再一步一步走回去：“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其中的关键点在这个“格”字上。按照《文选》的解释，“格”，就是“度量也”，就是拿度量衡的标尺去分辨此一事和彼一事之间的区别。比如，你说四条腿就是桌子，那我坐的这个椅子也是桌子吗？这就需要进一步再格物，把桌子和椅子的本质区别说清楚。不然，我们以为两人说的是同一种东西，但实际上不是，俩个人各执一辞，这就乱套了。我们在中医与西医的学术关系上，常常遇到的麻烦也就在这儿。

　　比如在很多人的观念里，“中医和西医研究的对象都是人”。言下之意，中医和西医就一定要结合成一种医学。这种说法初一听好像并没有错，其实大错特错。因为他把中医和西医的服务对象，混同于研究对象了。中医和西医服务的对象都是人，但研究对象不一样。西医的生理生化中医不懂，中医所研究的人和天地自然的关系以及人自身的关系，西医也几无涉猎。没有认真格物，连事物是什么都没有搞清楚，怎么能知道它的为什么呢？

　　再来了解一下《中庸》。《中庸》是在近代最遭人贬低的一部书。人们误以为庸就是平庸，是庸才。其实庸在这里讲的是事物的最佳状态，是哲学上的最高目标。其实庸，也是中医在防病治病中的最高原则，或者最高追求。为什么这么讲呢？《中庸》有一句话：“庸者居中”。用中和的道理观察宇宙，观察人生，观察万事万物之变，就叫中庸。比如，乘坐一辆车，最好的位置是“不在其左，不在其右；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这就是矩形车箱对角线的交叉处。任凭车怎么在路上颠簸，坐在这一交叉处你都会觉得最平稳。因此“中庸”就是事物发生发展的最佳状态。《中庸》在讲到哲学的最高奥妙的时候有一段话：“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一个人的喜怒忧思七情没有过度，平平和和的，没有太过，也没有不及，这就是中庸最好的状态。《中庸》所描述的这个状态岂不是中医所说的“以平为期”吗？岂不是《伤寒论》里所讲的“阴阳自和”吗？阴阳自和，病自愈，所以“以平为期”是最好的生命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医是中和的医学，是使病人的身体达到“中和”这个最高境界的医学。

　　再谈谈《论语》。中国人对《论语》的评价很高，四书里它占的比重最大。如果把《论语》放在哲学里去看，它讲的主要是社会伦理学。哲学不是高高在上，与现实没有关联的，《论语》讲的社会伦理学，就是哲学的“用”，即实践应用。人们常说，儒家学说是以入世之心来研究入世之事的，它直面红尘，直面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和自我的成长。如果医生能把《论语》每年通读一遍，如此坚持30年，那么这个医生的医德肯定不会出问题。读过《论语》，就能懂得敬畏生命。过去常说半部《论语》治天下，我相信半部《论语》也能够治医德，半部《论语》也能治疗当今社会严重不协调的医患关系。

　　最后说一下名学。名学就是西方所讲的逻辑学，用中国的传统说法，主要讲的是名和实的关系。什么叫实？我们感官所感知到的，包括听到的、看到的、接触到的、闻到的、嘴巴尝到的，都是实。什么叫名？就是我们用语言文字把“实”准确、恰当、如实地表达出来。逻辑关系处理不好，写出来的东西，讲出来的话就经不起推敲，知识就没有办法传承了，思想就没有办法交流了。所以文字反映的是人的思维，名学在这里和格物的“格”有相似的意思。做学问不把名与实的逻辑关系搞清楚，是绝对不行的。

　　中医学理论的核心

　　最近国内一家出版社出版了我两本书，其中一本是《医医》。所谓《医医》，是从清代吴鞠通的《医医病书》意思上引申来的。第一个“医”是动词，医治的意思；第二个“医”是名词，指中医而言。出版这两本书的意思，一是要破，破除中医的西化；一是要立，把中医真正的内核、原理、最有价值的东西在这个时代确立起来，重铸中医之魂。

　　三道合一之人和多因素的相关性

　　三道，即天、地、人三道。《黄帝内经·素问》里最典型的一篇叫《四气调神大论》，着重讲人和天地自然的相关性，包括春夏秋冬四季该怎么养生。

　　医学所面对的，是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人的共同特性和规律，这一点讲得比较深刻、生动的是《内经·上古天真论》里关于男女的“七八”之说：女性7岁时肾气刚长；14岁“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那个时候就可以生小孩了；21岁的时候生命进入最旺盛的时期；四七28岁达到高峰；五七之后生育就少了。男人则以八为周期。这些是人的共同特点、规律、法则。而同一个病，每一个人的表现形式不一样，我们用方子不一样，这就是中医的“个体化”。在中医的眼里，每一个人的身体特点都不一样，疾病特点也就不一样。

　　在《内经》的《阴阳应象大论》、《金匮真言论》、《灵兰秘典论》、《五运行大论》、《五脏别论》等名篇名著里列举了与人生命相关的35方面因素：五行、五脏、五腑、五时、五方、五窍、五体、五色、五味、五气、五畜、五星、五音、五数、五臭、五志、五声、五动、五谷、五化、五性、五德、五用、五化、五虫、五政、五令、五变、五藏、五本、五官、五功、五处、五华、五属。这35个方面就是中医藏象学说所确立的现实和背景，我们可以说它是哲学里的多因素相关性，在中医藏象学上具体、完整的体现。

　　必须强调，多因素相关性绝对不是多因素的决定性，这两者必须严格加以区分。比如说，西医在他的观念里往往承认单因素的决定性，如果身体中检出肺炎双球菌，那这个感冒以及感冒以后发展成的肺炎，一定是肺炎双球菌引起的。中医则不然，他必须从多因素相关性出发，来认识疾病过程中人的变化。

　　20世纪70年代，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的传入，曾经让中国的不少学子振奋了一阵子，也将信息科学向前大大地推进了一步。但是在其发展过程中，又走了一条弯路。这就是对信息这一概念的扭曲或误解。美籍学者、信息论的创始人申农，当初是这样注解信息这一概念的：信息是两种状态之差。意思是事物的发展过程中的信息，是不断变化的。如果你把信息的两端加以比较，两端肯定是不一样的。如果把一个又一个信息的两端联系起来，那就看到了事物运动变化的过程。可是后来的信息论、系统论发展过程中，却变成只看一个又一个不变的信号了。比如我们看电影、电视，影视上一幅画面叫一帧。一秒钟如果跳过了24或25帧，因为视觉差的缘故，我们就看到了一个运动的过程。假如我们从中间取一张图片或一个画面，那就只是一张图片，一张永远不动、不变的图片。那就不是中医的思维了。现在我们常常把中医的证候概念，等同于西医学里的症状，就像把图片等同于电影、电视一样，这是在中医研究对象问题上的致命性错误。可见一个中医不懂得哲学，不懂得哲学基础上的系统论，中医的思维恐怕就面临着被颠覆的危险。我们能不可怕吗？

　　藏象是中医基础理论体系的核心

　　中医基础理论包括六大范畴：藏象、病因病机、诊法、治则、方剂、中药。其中最基础、最根本、最核心的就是藏象。《黄帝内经》架构起来的藏象学说就是中医的《生理学》，是世界上最早、最成功的一般系统论模型。

　　中医的藏象不是具体的实体、实物，它指的是多因相关性的一种理论模型。如果一定要给中医的藏象一个物质上的解释，那就徒劳了。就像我们不能把哲学上的对立统一，分析出化学成分；不能把马克思哲学里边的否定之否定，解析出是什么物质变化一样。它们同属于形而上的范畴，何必用形而上的科学去解释呢？形而上和形而下两种科学体系，出发点相同，走的方向完全不一致，因此构成的体系各有特点。中医所讲的藏象，不是西方所讲的拿到解剖台上可以看得见的实体性的血肉之五脏，中医的藏象是哲学和系统论方法相结合而形成的藏象，或者说是建立在哲学系统论方法上的藏象。这两者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在柏拉图的《对话录》里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柏拉图在他的解剖台上解剖青蛙，与此同时一个木工在为他翻新一张旧桌子。下午，木工把桌子翻新了，与新的一样。柏拉图看看新桌子，再看看解剖台上血肉模糊的青蛙，忽然顿悟到，人类可以摧残生命，但不可能组合生命。今天看来，柏拉图的顿悟，依然是真理。试想，西医到今天岂不是仍然不可能用不同的器官，组成一个活的人吗？当然，我们不是说西医有什么缺点，中医有什么长处，我们只是想说明中医和西医的区别而已。中医和西医因为面对不同的研究对象，运用着不同的研究方法，所以才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医学科学体系。

　　我们要管理一个国家，需要好多部门，比如农业部、国防部等。一个部由谁来当部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部的职能是什么。不管谁在这儿掌权，只要能踏踏实实、完完整整、认真仔细地把它自身规定的功能运行好，那这个国家就是平稳的、兴旺的。五脏，按《黄帝内经·灵兰秘典论》的说法：“心为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官”者，管也，体现的就是管理职能。如果一个人身上各方面的管理职能都运转正常，而且相互的关系也协调得很好，那这个人就是健康的。这就是中医的藏象。那么谁来判断这个人健康还是不健康？那当然是医生。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医所讲的藏象就好像一个国家的国务院下属的管理部门一样。中央只需把各个职能部门的职能划分清楚，各司其职地去管理、去协调就行了，用不着操心粮食怎么种，钢铁怎么炼这些具体责任。只要这个国家的职能部门在正常运转，就象征着这个国家的兴旺和正常。同样的，临床中医就是病人的总理，专门管理病人五藏六府功能协调、运转正常的总理。一个临床中医只要能把病人身上藏象的强与弱、太过和不及、协调和不协调辨识清楚，把药用得恰到好处，病就没有了，就达到“以平为期”的目的了。

　　中医藏象理论的形成，是中医基础理论形成的一个成熟的阶段，也是中医成熟的标志。《黄帝内经·阴阳应象大论》里有这样一段话：“论理人形，列别藏府，端络经脉……外内之应，皆有表里。”这些完全肯定的话，是衡量一门科学或者一个理论标准性的话。能这样讲出来，心里一定有数。真正掌握了国学特点以后，我们面对《黄帝内经》也一定能讲出相似的话。

　　美国学者Ｒ.Ａ.尤利坦在1975年著文说：“现代自然科学的思想大厦不是西方的私产，也不是亚里斯多德、欧几里得、哥白尼和牛顿的领地，这座盛誉的建筑物也属于老子、邹衍、沈括和朱熹。我们可以说，当今科学发展的某些方向所显露出来的统一整体的世界观的特征，并非同中国传统无关。完整地理解宇宙有机体的统一性、自然性、有序性、和谐性和相关性，是中国自然哲学和科学千年探索的目标。”这个千年探索，说得很传神，也很准确。我们这一讲的题目叫“饱拥传统文化，重铸中医之魂。”就是希望每一位中医都能饱满地拥有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就能够真正准确、全面地理解中医的可贵之处，就能够同心同德，众志成城，重铸中医中药之魂。所谓中医中药之魂，首先是建立在哲学系统论之上的中医藏象理论。（本文据李致重教授在月犁中医文化讲习所的讲座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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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致重：告别中医西化

　　作者简介

　　原任中华中医药学会学术部主任、教授、主任医师，后于香港浸会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台湾长庚大学执教中医，现为北京崔月犁传统医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月犁中医文化讲习所教务长、平心堂主任医师。

　　●中医西化，就是在近代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下，用西医的观念与方法，导致中医基础科学体系与临床技术体系扭曲、解体的做法。当中医的基本概念被扭曲、肢解到“非西非中”、“似西似中”的时候，中医的基础科学与临床技术体系就被颠覆了。

　　●组合中西医两种主流医学的特色与优势，科学建构中国特色的中西医优势互补的中国医疗卫生体系，是中国为人类健康开拓未来的光荣使命。这需要我们从两种主流医学这一基本格局出发，正确对待和认真处理好中西医两种医学之间的相互关系。最大化地发挥中西医两种医学的理论特色，最合理地组合中、西医两种医学的临床优势，这是我们面对未来最基本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中医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瑰宝，是一门达到成熟科学水平的传统医学。与全球化的西医相比，其科学观念、概念范畴、理论思维各不相同。倘若把中医比作一棵硕果累累的大树，那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文史哲尤其哲学是其根，《黄帝内经》为代表的基础科学体系是其本，《伤寒杂病论》为代表的辨证论治的临床技术体系是其主要枝干，而内、外、妇、儿各科的治疗及其方剂、药物等，则是其分枝、花叶与果实。

　　在西学东渐的一百多年里，中医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灾区”。尤其是近五十多年来，在尚未从哲学、科学的源头明辨中医与西医本质区别与属性的情况下，却受近代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使中医陷入“中医西化”的误区。它直接导致了中医基础科学体系以及辨证论治的临床技术体系的扭曲和解体。

　　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历史使命和唯一选择是，为了实现中医学的全面复兴，必须遵照中医内在的科学规律，恪守科学发展观的宗旨，告别中医西化。

　　中医西化及其由来

　　回答什么是中医西化，首先要从近代科学主义思潮在中国的泛滥说起。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走向没落的清王朝面临着内外交困的双重危机，李鸿章称之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急于应对中，中国人同时患上了民族文化自卑症。在中国人的眼里，物质、利器，以及生产物质、利器的近代科学与技术，日渐上升为最重要的追求目标。而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核心的精神、思想、价值观、哲学等，在一次又一次的鞭挞、批判中，逐渐被人们疏远了，淡忘了。

　　我们不反对“以夷制夷”，也不反对引进西方的近代科学。但是在处理内外交困的双重危机时，更需要历史与全局的智慧和胸怀。这种智慧和胸怀是，在面对目前的选择时，应该从历史的维度看当下；在面对彼此的兴衰时，需要从整体的维度比长短。对此，李鸿章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带头人，都不免给人以顾此失彼之憾。

　　“科学”一词，20世纪末由曰本传入中国。从其内涵讲，应包括四方面要素：第一，科学的第一含意是知识；第二是分门别类，即知识分类或分科之学；第三是知识的确切性、系统性，即任何一门科学知识，都应有成熟的概念范畴体系；第四是科学知识的理论性含意。就是说，科学是以追求真理为目的，真理是理论性的；技术是理论基础上的实践应用，从属于科学。综合这四方面要素，科学就是分门别类的、确切的、系统的、理论性的知识体系。这四个要素，也是考察每一个学科是否达到成熟科学水平的四项标准。

　　所谓近代科学主义，即把首创于西方科学家之手的近代物理、化学的观念与方法，作为评价一切文化科学之是非的至上信条和唯一标准的立场或态度。显然，近代科学主义者不了解科学的基本含义，不明白科学的分类常识。所谓近代科学主义思潮，即一定时期内人们对近代科学盲目崇拜的一种普遍的从众心理。至今难以治愈的民族文化自卑症，是其另一种表现形式。中医西化，就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产生。

　　中医西化，就是在近代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下，用西医的观念与方法，导致中医基础科学体系与临床技术体系扭曲、解体的做法。当中医的基本概念被扭曲、肢解到“非西非中”、“似西似中”的时候，中医的基础科学与临床技术体系就被颠覆了。

　　近代百年以来，在中医问题上以行政方式推行的近代科学主义的做法，突出的有四次：第一次是1912年北洋政府“壬子癸丑学制”确立中国教育的学制系统时的“漏列中医”事件；第二次是1929年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的中央卫生委员会议上，余云岫提出的《废止中医案》；第三次是1950年卫生部主要官员采纳余云岫的《改造旧医实施步骤草案》，参照曰本明治维新时期用西医基础医学改造中医的做法而推行的“中医科学化”运动；第四次是自1958年尤其改革开放以来，在“中西医结合”的名义和现代医学大发展的冲击下，有意无意间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中医西化”。尽管四次近代科学主义的做法各有不同，但是其矛头指向中医的核心——基础科学体系与临床技术体系。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以及国力的提升和思想的解放，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意识日益强烈。在这种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人们清醒地认识到：其一，中医临床诊疗技术，与中医基础科学理论日渐脱离。中医的临床治疗水平，正朝着早期经验疗法的方向倒退；其二，西医的基础科学理论，不可能实现与中医临床诊疗技术的对接，不可能指导中医辨证论治的临床思维；其三，中医与西医的基础科学理论不同源，不同轨，半个世纪的中医西化，原本是一个“不可能被西化的中医西化”的怪圈。这些认识，都在催生着中医文化与科学的自觉，都在积蓄着告别中医西化的力量。

　　中医为何不可能被西化

　　我们在中医科学性这一问题上的长期困惑，像一座横在我们面前难以跨越的火焰山，压得人简直喘不出气来。十余年来，笔者通过东西方哲学史、东西方科学史的反复学习、研究与比较，对于中西医的科学定位，有了更清晰准确的认识。尤其当上溯到哲学史的源头时，发现那些长期困惑的问题，原来是一个公理性、常识性的问题。笔者确信，近代科学主义与中医西化，同样是中国近代在哲学与科学的源头上，所犯的一个公理性、常识性的错误。澄清近代科学主义，告别中医西化的时机，离我们越来越近了。笔者将“中医为何不可能被西化”的理由，参照《医医》一书第四章的论证，归纳为“中医学原理的十条公理化原则”。

　　第一，两次文化高峰。人类文化科学发展到今天，第一次高峰在中国的春秋秦汉之际，第二次高峰在欧洲的文艺复兴以来。第一次高峰以哲学的成就为代表，第二次高峰以物理、化学的成就为代表。我们常讲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但是近代的我们却往往把春秋秦汉那一文化高峰，视之为中华民族文明的起点，大错特错。

　　第二，两类研究对象。第一次高峰时期，人们着重研究的是原生态事物（即“天造之物”）本来的发生、发展、运动变化的现象及其过程。第二次高峰时期，人们着重研究的，首先是以解剖的方法把原生态的事物拆开，然后观察、研究其内部的结构与功能。

　　用《周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说法讲，万事万物可划归为两方面的研究对象：一是研究“形而上”。就是在不干扰“天造之物”本来生存状态的前提下，研究其运动变化的现象及其过程，以认识引起“天造之物”运动变化的抽象的道理，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二是研究“形而下”。首先要把原来的“天造之物”打开，研究构成“天造之物”的局部零件以至构成局部零件的最小物质，以认识局部及其最小物质的结构与功能；并由此获得制造“人造之器”的材料，进而制造出“人造之器”，所谓形而下者谓之器。

　　总之，从两类研究对象上讲，形上与形下，是人类文化科学的两大类。形上繁荣在先，形下成功在后。这是人类全部文化科学发展的长河中，所经历的也是仅有的两大步，两类研究对象是人类两次文化高峰的两大基石。换言之，两次文化高峰的形成或出现，是以人类在两大类研究对象认识上的成就为其决定因素的。这是十条基本认识的核心。

　　第三，两种研究方向。这是由两类研究对象决定的。按照“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论断，形而上与形而下这两种研究方向，都是从“形”出发的。具体到某一事物来讲，究竟应当朝着形上的方向去研究，还是朝着形下的方向去研究，那要由具体事物的具体特点来决定。而整个人类文化科学宏观的研究方向，今天仍然是这两种。

　　第四，两类带头学科。研究“天造之物”的学科为一类；研究“人造之器”的学科为另一类。研究“天造之物”的学科，着重以哲学和系统科学为代表的综合性方法为主；研究“人造之器”的学科，着重以物理学、化学为代表的还原性方法为主。

　　第五，两类科学体系。一类是哲学和系统科学为代表的综合性方法体系内的学科。比如，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包括逻辑学），以及自然科学领域里的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还有具体学科里的物候学、气象学、生态学、生物进化等等。另一类是物理学、化学为代表的还原性方法体系内的学科。在自然科学里，包括研究有形之物的形态、结构、功能的学科，或者研究“人造之器”的学科。

　　第六，医学面对的两种人。从《周易》的观点看，人与其他万事万物的不同之处是，人是天地万物之灵，人是天地间最复杂的生物，所以人具有最典型的形上与形下二重性。因此医学家面对的人，必然要划分为形上之人与形下之人两种。笔者曾把人的属性或特点概括为七个方面：自然属性的人；社会属性的人；精神情志属性的人；人的整体状态的特点；人的组织器官层次的特点；人的细胞层次的特点；人的分子层次的特点。中医研究的，着重是形上之人，主要包括了人在前四方面的属性或特点；西医研究的，着重是形下之人，主要包括了人在后三方面的特点。

　　第七，医学研究的两类方法。中医的研究，主要运用了以哲学（包括系统科学）为代表的方法；西医的研究，主要运用了以物理学、化学为代表的方法。从逻辑学角度讲，中医的研究主要运用了由综合到演绎的逻辑方法；西医的研究主要运用了由分析到归纳的逻辑方法。这是中西医各自不同的研究对象所决定的。

　　第八，两种医学的定义。中医学是以哲学和系统科学方法，研究整体层次上的机体反应状态，所形成的防病治病的科学体系。西医生物医学是以还原性科学方法，研究人的器官、组织、细胞、分子层次上的结构与功能，所形成的防病治病的科学体系。

　　第九，两种成熟的医学体系。西医的概念范畴体系是用具体概念，或者实体概念来表述的。实体概念，逻辑翻译上亦即具体概念。中医的概念范畴体系是用类比概念，或者抽象概念来表述的。抽象概念，逻辑翻译上亦即模拟概念。西医所用的具体概念和中医所用的类比概念之间，在文字的表面上常常有相同或相近之处，但其内涵却完全不同或相差甚远。中西医各自的概念范畴，必须放回到各自的理论体系之内去理解、去把握。不允许望文生义，不允许偷换概念，不允许相互比附，不允许相互混淆。半个多世纪的中医西化过程中，诸如此类问题太多太滥，必须全面、耐心、细致地逐一厘正。

　　第十，两种医学的不可通约性。“不可通约性”见于美国学者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应当从三个方面来理解：其一，不同的学科之间的研究对象不能颠倒，不可通约；其二，一定的研究对象，必然选择一定的研究方法。所以不同学科之间的研究方法，是不可通约的，当然也是不能互换的；其三，用不同的研究方法，研究不同的研究对象，所形成的概念范畴体系必然不同。所以不同学科的概念范畴体系之间，是不可通约的，当然也是不可混淆和相互代替的。就像不能把物理学的概念，搬到化学中来；也不能用化学的概念，代替物理学的概念一样。中医与西医之间，也是这样。

　　以上十条公理性原则表明，如果从中医自身来检查半个多世纪中医西化的错误，我们应当承认：一是对东西方哲学和科学史的无知；二是在两个根本性的学术问题上不应有的麻木或疏忽。这两个根本性的学术问题，即“中医我是谁”，“我是怎么来的”。我是谁，是中医的定义或者中医科学定位的问题；怎么来的，是中医形成的文化渊源或者方法论、认识论的问题。

　　上述十条公理性原则，公开揭示这两个根本性的学术问题之后，必将迅速凝聚为中医文化与科学自觉的主体力量。告别中医西化，将水到渠成。尽管还可能遇到来自近代科学主义思潮所造成的种种困难，但是科学自身的学术发展，终将由科学自身的内在规律来决定。而且，现在正是我国深化改革的新时期，也是高扬科学发展观的好时期。

　　从中西医并重到中西医配合

　　告别中医西化之后，我们面临两项迫切的学术任务：一是将中医从根救起，重铸中医之魂，实现中医学的全面复兴；二是抓紧研究中西医配合，为逐步实现我国两种主流医学临床优势互补的医疗卫生新体制，做好学术准备。

　　在世界传统医学中，中医是具有成熟的基础科学体系和临床技术体系的传统医学。在世界两百多个国家（地区）里，中国是唯一具有中西两种主流医学科学体系的国家。这是值得我们骄傲的，应当倍加珍惜。

　　1982年，我国《宪法》规定：“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1991年，国家又将“中西医并重”作为卫生工作总方针之一。联系到中医的科学原理，和中西医关系上的十条公理性原则，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按照我国《宪法》精神与卫生工作总方针的规定，以我国传统文化为基石，以中医的基础科学体系和临床技术体系为核心，全面复兴中医中药，为中国与世界人民的健康做出贡献，这就是当代中医学术与中医事业的科学发展观。

　　为此，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组合中西医两种主流医学的特色与优势，科学建构中国特色的中西医优势互补的中国医疗卫生体系，是中国为人类健康开拓未来的光荣使命。这需要我们从两种主流医学这一基本格局出发，正确对待和认真处理好中西医两种医学之间的相互关系。最大化地发挥中西医两种医学的理论特色，最合理地组合中、西医两种医学的临床优势，这是我们面对未来最基本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为了防止与延用了半个世纪的“结合”一说相混淆，我们将这一新的立足点和出发点，称之为“中西医配合”。过去的“结合”强调的是“合二为一”，今天的“配合”强调的是“二者并重”优势互补。

　　中西医配合这一命题的含义，应该是“中西医工作者相互合作、中西医学术相互配合、以提高临床疗效为目的的实践过程”。这里主要包括四层意思：

　　第一，配合的前提，是中西医工作者之间真诚的相互合作。

　　人是学术的载体，配合的前提首先是从事两种医学专业高水平的人与人之间的合作。

　　第二，有了两种专业人员之间的相互合作，才会实现两种医学上的实实在在的配合。

　　两种专业人员之间的相互合作，不能用行政命令，也不搞行政安排，要靠真诚，靠自愿。实践表明，不论中医，还是西医，越是高水平的医生，越能正确认识自己的优势，看到自己的不足。要把配合的重点，放在高水平医生的真诚与自愿上，配合一定会自然、和谐、愉快。这才能在最需要的时机，在两种医学科学理论指导下，最有效地发挥出两种医学临床优势配合的最佳效果。

　　第三，中西医临床合作、配合的根本目的，在于造福病人，提高临床疗效。

　　中医和西医，理论上各有特色，临床上各有优势；两种医学各自都有其科学理论、临床技术、临床经验三个层次上的知识内容；两种医学各自都是庞大的医学知识体系。务实地讲，通过中西医工作者的相互合作，充分发挥和利用我国现有的医学资源，实现中西医特色与优势的有机配合，是提高临床疗效，造福病人的最好形式。经验表明，两种人员、两种医学间的配合搞好了，不仅可以提高疗效、造福病人，而且还可以最大限度地节约医药资源，减少不必要的浪费。

　　第四，实践过程，是指中西医临床上的合作与配合，是一个相当长的医疗实践过程。

　　中、西医两种相对成熟的医学，一者偏于形上，一者偏于形下，彼此代表了整个人类科学哲学的两类不同的研究方向。医学的目的在于临床实践，在于治病救人。只要我们中国在配合的实践中做到疗效突出，特色服人，就已经是造福于人类，令世界注目的大事了。随着以提高临床疗效为目的的实践过程的延续，中西医配合必将引发人类医学的革命。这一革命，就是由中国兴起的中西医配合，发展为遍及世界医学实践的新形式、新格局。至于这个过程需要多长时间，只能由实践做决定，让历史来掌舵。

　　在中西医配合中，应当在区分科学、技术、经验三个层次的前提下，还应该把握以下基本原则：

　　第一，在中西医两种医学的基础科学层面上，彼此是并存、并重共同繁荣的关系。

　　两者的基础科学，代表着两种医学的本质特性；两者的概念范畴不可通约。这一层面，是两种医学科学灵魂和存在的根本。我国“中西医并重”的卫生工作总方针，应当从基础科学这一层面来理解把握。

　　第二，在中西医两种医学的临床技术层面上，彼此是相互配合、优势互补的关系。

　　两种基础科学，必然派生出两种临床技术体系，以及两种具体的治疗特色。两种医学一者重在形上，一者重在形下，所以临床技术体系以及治疗方法，必然各有优势，各有局限。为此，取长补短，发挥优势，服务于病人，这是中西医并重环境下的必然选择，也是我们提出中西医临床配合的核心环节。

　　第三，在中西医两种医学的临床经验层面上，彼此是相互借鉴的关系。

　　经验是未上升到科学、技术层面的，或者尚处于初级水平的医学知识。它常常为一些人在一些病的治疗上所应用，但因为未上升到技术、理论的普遍性、可重复的高度，不可能为所有人在所有疾病中普遍使用。所以，临床经验不应该是中西医配合的重点。但是这不等于不重视它的客观性、有效性。需要根据不同的中医与西医，在基础科学与临床技术的具体情况下，相互借鉴，适当选择。

　　实现中西医两种医学临床配合优势互补，还有一个文化精神和思想境界的问题。所谓文化精神，那就是只对文化负责，不为功利所使的的治学态度的立场。所谓思想境界，应该是不同文化之间建立在“和而不同”基础上的相互尊重、包容、爱护的一种文明品质与道德素养。

　　中医与西医，都应当共同立足于医学科学的整体高度，理性地认识自身在理论、临床上的局限性。这就像一个人，只站在自己的小天地里，是很难准确认识自我，正确理解对方的。要做到既认识自我，也理解对方，首先需要善于和敢于面对自我短处、缺陷的精神境界。中西两种医学既然各有优势，就必然各有不足。

　　两种医学相互配合的目的，首先是互补不足，然后才有优势互补。因自己的优势而傲视对方，那是狂妄；因自己的优势而诋毁对方，那是野蛮；因自己的不足而排斥对方，那是愚昧；因自己的不足而嫉妒对方，那是狭隘。不能坦然地正视自己的优势与不足，绝不可能做好优势互补。所以近代科学主义强加给中医以及中西医相互关系上的种种有色眼镜，必须彻底拿掉。从医学科学上讲，这就是一种精神境界。防病治病的医疗实践，是人类最圣洁的事业。而文化精神与思想境界，是确保这一事业圣洁性的精神与力量源泉。

　　什么是真正的中医现代化

　　告别中医西化之后，中医还面临着一个回到现实，心归中医的问题。而后才能投入“重铸中医之魂，再求本草之真”的学术建设上来。“中医我是谁”，“我是怎么来的”，将是今后中医界必须紧抓不放、深入讨论、广泛普及、永不偏离的根本性学术问题。

　　一个月前，接到一则会议的邀请，希望我就“中医要不要现代化”做一演讲。为此我思考良久。我不愿意在众人面前，就“现代化”三个字在“说文解字”上费口舌。中国人常讲的“现代化”，其实指的是发达国家的今天。因为近代中国的落后，所以人家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未来。看到人家的今天，我们就有了追求“化”的目标。这些，都与中医无缘。

　　中医生于中国，长于中国，在世界上独自一家，别无分店，所以今天叫作存在，明天叫作发展。中国人喊了三十多年的“中医现代化”，其中始终装着近代科学主义和中医西化的思想意识。而今在研讨“中医要不要现代化”的一团疑云里，恐怕未必有告别中医西化的学术准备。中医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倘若在中国不能彻底告别“中医西化”，它就永远不会是现代的，不会是世界的。

　　文化精神与复兴中医合在一起，才是真正的中医现代化！此时此刻，我们已经别无选择！

　　（本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千秋雪

谢谢分享。

中西医融合观

         重复一万遍的话！
      我们需要的是：具体的怎么办！拿不出具体办法，等于白说！
      拿出办法，自己去干！
      说些逻辑上成立的话，自己一件事也不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