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6楼
楼主 |
发表于 2016-1-26 21:48:21
|
只看该作者
本帖最后由 妙之门 于 2016-1-26 23:07 编辑
第七章 实现中医理论与现代医学理论相融合
医药科学知识是西医也是中医的主体，科学是它们的共同属性。那么，为什么中、西医理论却存在着“不可通约性”呢？有人说，西医诊断疾病是在了解患者病理反应的前提下，通过对生理指标定量分析来认识疾病的；而中医只是将病理反应归总为“证”来认识疾病的。当然，这是中西医在诊断疾病方面的差异，但这种差异仅仅反映了中西医诊疗手段的先进与落后，并不会导致中西医理论的不相融。其实中西医理论存在“不可通约性”的真正原因，是它们在研究疾病这个同一客体时，采取了不同的参照系。西医把医药科学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而中医是把元气论、阴阳五行说等哲学理论，以及生理病因假说，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乃至凌驾于医药科学之上，使得中医理论与现代医学理论不能融合。因此，中医要与现代医学理论相融合，就必须摆正医理与哲理间的关系，将自己的假说上升到科学。
第一节 将假说上升到科学
假说是运用已有的材料和经验（科学知识），对研究对象（例如现象发生的原因，事物的内在联系）做出的合乎逻辑的猜想。假说虽然具有一定的科学基础，其推理严谨而有依据，然而，它毕竟不是对研究对象在发现中的认知，而是在推理中的猜想。所以，假说说明的只是事物存在的合理性和可能性。
我们说中医的一些理论还处于假说阶段，就是因为这些理论具有假说的基本属性和特征。例如，上文反复提及的经络理论便是如此。虽然古人对经络有着具体的描述，认为经络是一种管状物，是气血运行的通道，可是到目前为止，在人体解剖中并没有找到这个管状物。那么，两千年前的古人，是否在人体中曾经发现过经络呢？我想这个答案是清楚的，当时古人不可能在人体中发现了经络，才建立了一套经络系统。而是通过总结和归纳人的生理现象和发病规律，对经络系统做出的合乎逻辑的猜想。当然，古人由经络理论阐述的人体相关器官的功能联系，某一病症的体征症候循行分布的规律，以及穴位的点线关系，针感的传导与放射现象等均属于科学知识。但是，这并不能说明经络系统就不是假说了。因为任何假说都是建立在已有科学知识基础之上的。经络系统也不例外，不能因为它的理论具有一定的科学基础，就否认它的假说性质，从而拘泥于古人对经络形态的猜想。相反，探索经络在人体中的真面目，依然是中医研究的课题。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在对经络研究中，有些人仍然热衷于用现象论证经络系统。例如有人探索了“循经感传现象”，有人探索了“低电阻现象”，有人探索了“敲击声异常现象”等。不可否认，这些现象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说明经络的存在，但是，由这些现象对经络的论证，并不会超越古人的经络理论。因为再从现象上寻找一些经络存在的证据，不会改变它的假说性质。同样道理，在对经络的研究中，有人提出了神经元、流动的体液等假说，这些理论本身就是假说，又怎能让经络假说上升到科学呢？总而言之，只有当经络的构造形态或生理结构被发现，被认知，才能使经络的假说理论上升为科学理论。
那么，在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人们采用了多种手段，依然没有在人体中找到古人描述的经络系统，这是不是表明人体中不存在经络，或者说经络神秘莫测，为人所不可知呢？ 其实，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按科学道理来说，既然人的生理已经反映出了经络现象，那么经络一定是存在的，它即便不是古人描述的管状物，也会从其它存在方式上表现出来。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经络时，不能局限于古人对经络构造形态的描述，还应该从人体组织与组织、细胞与细胞间的关系上，从细胞的种类和功能上，以及更深层次的生理结构上进行研究与探索。
又如在病理方面, 中医提出的“阴虚”、“阳虚”、“阴盛”、“阳盛”等病理概念，由于这些概念高度概括了患者的症状和体征等病理反应，是关于“证候”的抽象，因此它们反映着患者因病变产生的生理功能异常。然而在这些概念中，作为盛衰状态主体的“阴”和“阳”，它们所分属的生理指标，古人并非在人体中都发现过它们，有的还只是来自于猜想。就拿“肾阴”所属的“肾精”，“肾阳”所属的“肾气”来说吧，在《素问.金匮真言论》中，只是笼统地说：“夫精者，身之本也”。中医认为“精是构成人体的基本物质，是人体各种机能活动的物质基础……精能化气，肾精所化之气，称为肾气”（《中医学概论》）。可是，“精”这个“基本物质”具体是什么物质？它又如何成为“人体各种机能活动的物质基础”的？这些实质性的问题却没有答案。再者，所谓“肾精”化“肾气”，也只是推测而已，因为人们既不知道它们的化生原理，也没有发现过它们的化生过程。至于说“肾的阴阳偏盛偏衰的病理变化”（《中医学概论》），也只能通过患者的“证候”进行推断，却无法通过“肾阴”和“肾阳”本身去作定量或定性分析。由此看来，“阴虚”、“阳虚”、“阴盛”、“阳盛”这些概念主体的实在性，是用另一些主体没有实在性的概念来说明的。这样一来，不仅“阴”和“阳”本身没有质的确定性，即便它们所分属的生理指标“偏盛偏衰的病理变化”，也没有得到过科学认证，只是在人的观念上求得了理解。总而言之，中医所谓的“阴虚”、“阳虚”、“阴盛”、“阳盛”以及“气虚”、“血亏”等，只不过是一些没有物质实体的概念，这些概念虽然反映的是生理异常，但它们并不是来源于它们反映的生理指标的变化，而是来源于对患者症状和体征的归纳，关于“证候”的抽象。也就是说，“阴虚”、“阳虚”、“阴盛”、“阳盛”以及“气虚”、“血亏”等在中医学里属于“证”的概念，然而，这些“证”所体现的人体机能损伤与失衡，不一定就是疾病产生的原因。相反，大多数“证”却是因为疾病引发的不良反应。显然，把“证”这个从“证候”中抽象出来的概念当作病理，是对患者病因的推测和猜想。所以中医病理学仍然处于假说阶段。
再如，像“阴毒”“阳毒”“邪气”等致病因素,它们既无外貌形态，又无存在方式，更见不到它们的生活习性。这些致病因素究竟是些什么东西,根本找不到实体。其实，它们只不过是一些抽象概念，是由患者的临床表现，对不同致病因素类型特征的形容。至于说“上火”和“中风”，它们属于“证”的概念，源自于患者的症状和体征的归纳，是关于“证候”的抽象。其中的“火”与“风”，它们如何存在于人体，至今无法做出定性和定量分析念。当中医提出“脑中风”这一概念时,并不知道一些偏瘫病症是由脑血管中的“栓子”造成的。凡此种种，古人通过对病理反应的认识，由患者临床表现抽象出来的概念作为致病因素，显然不是对病因的科学发现，而是对病因做出的合乎逻辑的猜想。这些猜想不属于科学理论，而属于病因假说。
由此看来，中医开展科学研究，将假说上升为科学，实现理论创新，是中医今后发展的趋势。然而，许多中医业内人士却认为，中医这些理论（假说）是中医的根本，否定了它们就否定了整个中医。果真如此吗？非也！大家知道，在任何一个自然科学领域里，假说都是科学发展中的一个中间环节，往往成为科学的先导。中医同样如此，它的假说不是永恒的真理，而是为自身科学深入所做的理论准备。中医应该在发展进程中，及时地将假说所论证的研究对象，引入科学探索的程序，用新的发现和认知，修正和补充假说，使假说最终上升为科学。绝不能抱着假说停留在科学跟前自我陶醉，只是“惊愕地望着这个已经获得的绝对真理出神”（恩格斯），而放弃中医药科学研究。必须明白，中医只有开展中医药科学研究，将自己的假说上升为科学，才能使中医学取得进步和发展。比如，人们之所以研究经络系统，就是为了寻找人体中的经络，一旦经络在人体中被发现，人们将对生理结构的认识取得重大突破，随之而来的将是许多医学疑难问题获得解决，从而使中医在生理学方面取得发展。再者，弄清“阴虚”、“阳虚”、“阴盛”、“阳盛”，这些“阴阳偏盛偏衰”现象背后的生理指标变化；弄清“阴毒”、“阳毒”、“邪气”、“火”和“风”等概念所体现的具体致病因素，也将使中医病理学实现质的飞跃。
当然，中医的生理病因假说，对中医理论的形成，曾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要对它进行科学改造，人们在感情上难以割舍，在习惯上难以接受，在意识中难以容忍。但是，中医固守原来的假说，拒绝理论创新是没有出路的。因为中医学中的假说理论，是中医初级阶段的产物。由于当时科技总体水平低下，科学还无法揭示生命本质，生理结构和隐性的、微观的致病因素。然而，我们的古人却凭着自己的大智慧，在对已有的医药科学知识归纳总结的基础上，对深层次的医学问题进行推理，比较合理地解说了人的生命现象和生理现象，从证候的角度解说了疾病的不同病因，从而对当时中医药科技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然而到了科技如此发达的现代，人的生理病因大多数已经破解，不再需要继续维持假说的猜想。假说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失去了它的存在价值，它不再是中医学的法宝，开始成为中医发展的桎梏。事物发展的辩证法就是如此，中医假说只在中医的初级阶段，是现实的合理的，有它存在的必要性。但随着科技的进步与发展，以前的现实将变为不现实，合理将变得不合理，失去它的必要性和存在的权利，取而代之的是医药科学的进步。因为新的科学发现更富有生命力，更具现实性、合理性。就假说本性来说，它一开始就包含着不合理性，只不过处于从属地位、隐形状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科技的进步，它的不合理性就会逐步显现出来。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抱住假说的大腿不放，而应该将假说上升为科学，实现中医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第二节 从哲理走向医理
“元气论”和“阴阳五行说”是我国古代哲学理论。同其他哲学理论一样，它们是社会学和自然学的结晶，是关于世界观和宇宙本体的学说，是关于思维与存在、精神与物质关系的最根本的观点体系，即意识形态的核心理念。“元气论”和“阴阳五行说”作为我国古代最重要的哲学理论，不仅具有朴素的唯物观念，而且包含着自发的辩证法思想，可以作为认识自然界，认识人类社会的方法论。
中医运用“元气论”和“阴阳五行说”作为理论基础，给自己带来了普遍联系、发展变化的辩证思维方式。以及贴近自然、整体联系的医学理念，指导了对生理病因药物药性的认识。但是又需要指出，中医运用这些理论作为方法论，许多时候是以附会生理病因的方式展开的（关于这个问题，第四章第三节已有论述，这里不再重复）。这样做的结果导致了人们将一些哲理误以为是医理，使得作为自然科学的医药学依赖于哲学的论理与思辨。这显然是由于当时科技十分不发达，还不能从结构内因上揭示人的生理病因以及药理作用。而我们的先贤们却利用这种附会方式，解说了生理现象发生的原因；阐述了疾病的体征症候变化规律；梳理了中药药性及其主治功效。这充分展示了古人的大智慧。然而到了科技如此发达的现代，科学开始或已经为技术提供了揭示生命本质、生理结构、致病因素及药理作用的原理。按说中医学有了从哲理走向医理的能力。遗憾的是许多中医业内人士，仍然坚持将哲理当作医理，热衷于用附会的方法解释生理病因，以人的观念代替物质实体，美其名曰“虚入实出”。在他们看来，用哲理代替医理过去有效，今天有效，将来依然有效。既然有效，其道就不能改变，这些“真理、好的东西是穿越时空亘古永存的”。当然，真理有真理质的确定性，但是，真理质的确定性并不能说明真理是绝对的，只能说明真理具有绝对性，然而真理的绝对性也仅仅存在于相对真理之中。所以，我们不能“把人类的某种完美的理想状态看作尽善尽美”。所谓完美的东西，只是人的一种幻想。以往所有发生过的，曾被人们津津乐道的，只是“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一些暂时阶段”（恩格斯）。用哲理解说医学问题，不过是中医初级阶段的产物，不能因为它曾经促进了中医的形成与发展，又往往在医疗实践中行之有效，就把它奉为至宝，而拒绝中医的理论创新。相反，中医应该推翻那些稳固的，历来受人尊崇的“哲理即医理”的信条，推翻在人们意识中根深蒂固的“附会”观念，从而跟上科技发展的步伐，走向更高的阶段。
当然，推翻这些信条和观念，却不能取消它们带给中医学的辩证哲理。因为辩证哲理具有普遍性意义，可以对生理病因的认识起到指导作用。所以，应该推翻的只是那些认为哲理就是医理的错误观念，而不能推翻辩证哲理本身。再者，把哲理当作医理，用“附会”的方法说明医学问题并非一无是处，也不是一开始就应该被推翻。恰恰相反，它们之所以发生并存在至今，一定有它们发生和存在的理由。大家知道，这些信条和观念曾经促进了中医学的形成，并运用于医疗实践行之有效，这说明它们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既然它们是现实的合理的，而“现实性在其展开过程中表现为必然性”（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这又表明它们的发生与存在又是必然的。因此，用哲理替代医理，用元气、阴阳和五行附会生理病因，是中医初级阶段的必然产物，它们在当时的合理性和现实性无容置疑。
然而话又说回来，这些信条和观念发生的必然性，在中医初级阶段的现实性，并不表明合理性是它们在所有阶段的属性。因为哲理毕竟不是医理，哲理是通过对众多事物概括后抽象出来的一般道理；而医理则是医学问题的具体原理。它们之间是一般与特殊、共性与个性的关系。由于医理之中包含渗透着哲理，所以哲理可以指导对医理的认识；又因为哲理反映的是事物的普遍道理，而不是具体事物的属性和本质，所以哲理替代不了医理关于生理病因的阐释。就医学一般规律来说，可以用哲理来解说；就具体的生理病因来说，仅用哲理去解释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在自然科学还无法揭示生理结构、致病因素和药理作用的中医初级阶段，用哲理解说医理是必要的，可以对中医的进步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然而，一旦人的生理结构、致病因素和药理作用已经或可以为科学所揭示，就没有必要继续坚持用哲理替代医理了。
以上我们解说了哲理与医理之间的关系，说明了用哲理替代医理的局限性。然而，许多人看到中医用哲理解说医学问题总是行之有效，就把它当作不变的信条，反对中医从哲理走向医理。显然，这种糊涂观念是传统思维方式的巨大惯性所使然。他们不清楚事物的现实性，并不仅仅表现为事物的有效性。试想在人类科技发展史中，以往发明的许多技术，在今天都没有失去自身的效能，可是，它们中的大多数还是被淘汰了。例如古人发明的钻木取火，今天依然可以重现，不过它早已成为落后的取火方式。如果人类一直把钻木取火看作是终极的真理，而拒绝探索新的取火方式，那么，人类只能永远处于原始时代了。同样道理，用哲理解说医学问题，虽然在目前仍然有效，但它毕竟不如用医理解决医学问题更现实更合理。由此看来，用哲理替代医理的现实性，不仅仅在于它的有效性，重要的是在于它的先进性，在于它对中医科技进步的推动作用。在中医初级阶段，它推动了中医的形成与发展，具有先进性，因而它在当时是现实的合理的。即便到了现代，由于仍有一些医学问题，还无法被科学所揭示，所以用哲理来分析是必要的，有时能够取得比其它方式更加有效的结果。这时，也仅仅在这些医学问题上，哲理又能显示出它的先进性，成为现实的合理的。但是，如果把哲理绝对化，认为它就是中医的终极真理，而拒绝与现代医学的科学理论相融合，那么，中医理论将停留在哲理水平上，发展中医药科技事业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有人说，“元气论”和“阴阳五行说”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如果否认元气、阴阳和五行附会生理病因，不仅否认了中医学的基础，也就否认了我们的传统文化。这种观点实质上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他们总爱把事物看作僵死的永恒的，对发展进程中的变化看作是大逆不道。其实，世界上除了发展变化以外，任何事物都是暂时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毛泽东）。因此，不能满足于用先哲的哲理解说医学问题，不能满足于用阴阳和五行附会生理病因,而拒绝中医科学的发展。中医走出原有的思维定式，破除元气、阴阳和五行对中医附会的束缚，是中医科技发展的需要，并不会否定“元气论”和“阴阳五行说”带给中医学的辩证哲理，也不会抹杀它在中医发展中的历史地位。
至于说“元气论”和“阴阳五行说”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这是毫无疑问的。它们作为我们的传统文化，其优秀之处上文已有陈述，应该予以肯定，值得继续传承。但是，对于后来给它注入的神秘主义和唯心的说教，以及套上的形而上学枷锁，则是要坚决摒弃的。我们应该汲取的是传统文化的优秀因素、合理内核，而不是生搬传统文化的俗套，更不能津津乐道那些腐朽没落的东西。中医和我们的其它传统文化一样，需要在融合中发展，在变化中前进。从历史上看，任何一个时代，对于传统文化，乃至我们的经典，都会有所损益，根据时代的需要做出相应的解释，注入新的时代的内涵。今天，祖国的传统文化仍处在科学和民主的进程中，就我国近代史来看,凡是有悖于中国传统文化这个前进方向的,都是开历史倒车,必然被历史前进的车轮所碾碎。清帝国的灭亡，蒋家王朝的倒台是这样，中共发展的曲折历程也说明了这一点。因此,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应该继承其科学的合理内核，挖掘其积极因素,光大其进步内容。铲除愚昧、倡导科学，这是时代的需要，更是我们的使命。因此，对于“元气论”和“阴阳五行学说”，我们不能盲目的崇拜，无条件的继承。应该取其辩证思维的精华，剔其对中医主观附会的糟粕。惟有如此，中医才能从哲理走向医理，实现与现代医学理论相融合。
第三节 深入开展中医药科学研究
中医要振兴，要发展，要摆脱目前衰落的局面，除了从哲理走向医理，将假说上升到科学以外，尚需对生理现象的研究深入到生理结构的研究；将对显性的、宏观的致病因素和病理反应的研究，深入到隐性的、微观的致病因素和生理指标变化的研究；将对药物的药性和功效的研究，深入到药理作用的研究……
例如在生理方面，中医学所论述的主要是生理现象，而对生理结构却知之很少。就拿人体器官来说吧，中医只是大体上了解它们的功能，却不清楚它们的生理结构。由于这个原因，“前人虽然对脑的生理、病理有一定的认识，但在中医脏腑学说中，把有关脑的生理和病症，多分别归属于五脏”（《中医学概论》）。再者，中医的经络理论，它所论述的经络在人体中的网状分布与走向；论述的经脉和络脉的干线与分支关系；论述的人体相关器官的功能联系，某一病症的体征和证候的循行分布规律，以及针感的传导与放射现象等，这些均属于经络的生理现象，而不是经络的生理结构。至于说细胞学、遗传学所阐述的生命本质和生理结构，中医更是从未涉猎过。总之，中医有待于对生理现象的研究，深入到生理结构的研究。
在药物学方面，中医是把原生态自然物作为药物的，它反映了人们对药物科学发现的直观性。药物的加工是精选和炮制，这种原始工艺无法分离出药用物质成分。药性分析是中药的“四气”和“五味”，它虽然反映了中药的基本性状，但是关于中药的药理作用却知之甚少。总之，形成于古代的中医药物学，两千年来虽然在发展中不断得到完善，但没有实现质的突破，仍然维系着热证用凉药，寒证用温药的功能型药物学知识架构。因此，中医有待于对药物的药性和功效的研究，深入到药用物质成分和药理作用的研究。
在疾病诊断方面，中医诊断学的八纲辩证，气血辩证，脏腑辩证，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它们的确从“证”的角度提供了认识疾病的科学方法。然而，这些“辩证”所需要的病情资料，则需要通过“四诊”来搜集。当然通过“四诊”，可以比较全面地搜集患者的症状和体征，以及患者的病史资料。但是这些病情资料，都属于人所感知的病理反应。而像血压、血糖、血小板、肝功能等，那些人的感官不易觉察的，仅为仪器所探验的生理指标变化，“四诊”是无法搜集到的。因此，中医仅凭“四诊”搜集的病情资料，进行“辨证”来认识疾病，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其实，中医的“辨证”辨别的是“证”而不是病。《中医学概论》在八纲辩证中指出，“阴证”、“阳证”、“表证”、“里证”、“寒证”、“热证”、“虚证”、“实证”，它们既不是疾病，又不是病因，而是“根据四诊搜集和掌握的各种病情资料，进行综合分析……，归纳为八种基本证候”。这八种基本证候俩俩配对，从四个不同方面对病理反应进行分类，基本概括了“疾病的病理变化和临床表现”。因此“任何一种疾病，从类别上来说，不是阴证便是阳证；从部位来说，不是表证便是里证；以性质来说，不是寒证便是热证；从邪正盛衰来说，不是实证便是虚证”（《中医学概论》）。所谓“辨证施治”就是辨别疾病所属的证候类别，然后依据证候的类别提出相应的治疗原则和方法，而不是依据疾病本身提出相应的治疗原则和方法。比如当“同一疾病出现不同的证，治疗也就不同。……称为同病异治。如果不同的疾病，出现相同的证，治疗也就可以相同。……称为异病同治”（《中医学概论》）。这就是说，中医治疗的出发点是“证”，而不是病，病是通过对“证”的“施治”来消除的。因此，中医通过对患者的病理反应进行“辨证”，认识的是“证”，并没有达到对疾病本身及病灶结构的认知。如中医的“脑中风”“证”，它可能是脑溢血病，也可能是脑血栓病。又如在中医病理学中，“阴虚”、“阳虚”、“气虚”、“血亏”等,同样是“证”的概念,而不是病的概念。因为这些概念既不是来源于对疾病本身的认知，也并非来源于对对生理指标变化的定量分析，而是对患者症状和体征的归纳与概括，是关于“证候”的抽象。这些概念表述的是人的生理发生了什么样的功能异常，而不是人体发生了何种病变。显然，中医通过“辨证”进行“施治”，主要是对那些受到损伤，或失衡了的人体机能进行调理或修复，而并非直接用来灭杀疾病。当然，这种用恢复人的生理功能来抑制或消除疾病的方法，不失为一种治疗疾病的有效途径。然而，对有些疾病来说，尤其是对占位性病变的治疗，只靠调理人的生理功能是很难凑效的，因此中医在“医人”的同时也应该“治病”。而要达到既能“医人”又能“治病”，中医就不能仅仅研究病理反应，还要研究病变的过程；不仅通过证候认识人体出现的“证”，还要通过生理指标变化认识人得了什么病。
在病因方面，《中医学概论》指出，中医学里的致病因素“主要有六淫、疫疠、七情、饮食所伤、过劳过逸、各种外伤以及寄生虫等”。其中“六淫”是“风、寒、暑、湿、燥、火（温、热）六种对于人体有害的异常气候”。“疫疠”是导致“瘟疫”传染病的“具有强烈致病性的邪气”。“七情”指人的“精神活动在神志方面的表现”，包括“喜、怒、忧、思、悲、恐、惊”。从以上中医学关于致病因素的论述可以看出，中医病理学不但贴近自然，而且注重人的心理因素，显示了中医探讨致病因素从自然到社会，从物质到精神的全面性。不过，这些气候变化，人的心理，人的行为以及外伤和寄生虫等，它们均属于为人所熟知，能察觉的显像方面的致病因素。而对病菌、病毒以及生理变化和细胞变异等，那些隐性的，微观方面的，不为人的感官所分辨的致病因素却不甚了了。虽然“疫疠”属于微观方面的致病因素，但是中医并不知道“疫疠”为何物，只能用“具有强烈致病性的邪气”来形容。看来，中医关于致病因素的论述，与现代医学所揭示的致病因素相比，从科学认知角度上来看，显得肤浅而且有限。中医应该在自己已知的致病因素基础上，吸收并接纳被科学证明了的其它致病因素，以补充丰富自己的病因理论。
然而有人却认为，像病菌、病毒、细胞变异等致病因素是西医的产物，与中医学格格不入。如果中医应用它们，就会离经叛道，玷污中医学的神圣与纯洁。在他们看来，正是这些显像的笼统的致病因素及抽象概念，彰显着中医学的民族特色，它们既不容置疑，又不容改变，否则中医学将变得不伦不类。
当然，中医从生理学到病理学再到药物学，乃至它的治疗学，都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然而，这种特色主要表现为它具有自己的医学理念，医学领域和医疗方法。并非是中医仅仅钟情于那些显像的笼统的致病因素及抽象概念。之所以这些浅层次的医药科学知识构成了中医学的主体，是由于它形成于科技水平非常低下的古代。当时古人仅凭自己的感官，是不可能分辨那些隐性的微观的致病因素的，只能通过归纳总结显像方面的致病因素，而对那些无法分辨的致病因素，则依据它们产生疾病的证候进行推理，从自然现象的角度进行归类来研究或解说病因。如中医学对“疫疠”致病因素的描述就是例证。再者，“六淫”的内涵也并非只是“异常气候”，它实际包含着与“异常气候”相关的，或表现为有相似证候的，又为古人无法认知的病因。由此看来，中医病因学虽然论述的是显像致病因素，但其内涵却包含着隐性的微观的致病因素。从而为中医的“辨证论治”提供了比较坚实的理论依据，这不能不让我们后来人感叹古人的大智慧。然而，到了科技如此发达的现代，中医应该借助现代科技，去探索古人未能认清的致病因素。可惜许多业内人士，为了维系中医的“纯洁性”，宁可对致病因素的认识，停留在古人认知的水平之上，也要反对探索和补充新的致病因素，反对提升它的医药科学知识水平。他们打着维护中医民族特色的幌子，却躺在中医以往科技成果之上，一味地吮吸她那开始干瘪了的乳汁，而不去给她输入科学的营养，任凭她衰落下去。这样做的后果，我想决不会起到维护和传承中医的作用。由此看来，中医有待于从对显性的、宏观的致病因素的研究，深入到隐性的、微观的致病因素的研究。
从以上论述可知，中医无论在生理病因方面，还是在药理药性方面，都与现代医学有着很大差距。因此，中医要跟上时代的步伐，就不能一味地维护旧体系，而是要加强中医药科学研究，创新中医理论，提升中医药科学知识水平。
然而，有些人虽然也承认中医在科技方面与现代医学存在着差距，但他们却认为中医的理论体系是“完整的，无懈可击的”，至于中医在医药科学方面的落后，不会影响中医学的优秀，没有必要进行理论创新。例如周筠胺先生在他的《正确认识中医和西医》（《云南中医药杂志》发表）一文中指出：“中医是宏观医学，从宏观出发，注重整体”；“西医是微观医学，从细胞到分子到基因，从微观出发，以实验科学为基础”。在这里，周先生把中医划归为“宏观医学”，而将西医划归为“微观医学”，其划分原则和标准是否科学，我们暂且不用管它。但周先生能够如此划分，说明他已经看到中医学关于生理病因的论述，还没有从“宏观”深入到“微观”。然而周先生却不从科学认知上，去解读 “宏观”与“微观”的深浅关系。而是另辟蹊径，从方法论上来说明中医的“宏观医学”优于西医的“微观医学”。他说，中医从“宏观”出发，“认识人体和疾病是整体的、动态的、宏观的和模糊的，强调整体的分化性和由此决定的不可分解性，并且用这种整体性来理解人的生理病理”。西医从“微观”出发，“过多的注重微观局部而忽略了宏观整体，忽略了人在生理、心理、病理上的统一性及独立个体的特征性”。因此，中医比西医“更显示出其合理性与思辨性”。
当然，周先生所指出的中医这些特性，的确与西医形成了鲜明对照。但是，这些特性并不表明中医在医药科学上的先进，它只是说明了中医医学理念和方法论的优秀。大家知道，理念和方法论都可以作为哲学中的一个范畴，而不可能成为任何一种自然科学的内涵。看来，周先生所归纳的不是中医作为自然科学的特性，而是从哲学的角度来审视中医的。怪不得他在《正确认识中医和西医》一文中，不让人们从医药科学发展上来评价中医和西医，而是从“文化不同”上，从“发展模式”上，从“思维方式和方法论”上去“正确认识中医和西医”。周先生说“西医根植于西方文化，具有张扬的个性。虽然对人体和疾病的认识具体而精确，但它却是静止地，孤立地去认识人体和疾病”。而“中医根植于中国的道家文化，吸收了周易、 道家、儒家等哲学思想，特别是元气论、阴阳学说、五行学说，并把它们转化为中医学理论，来阐述和理解人体的生理病理现象和规律”，使得中医学具有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基础”，“时时处处体现着道家的天人相应观、整体观，主观意向及中庸”，体现着“人与自然的统一性，人与社会环境的融合性”。在周先生看来，中医之所以优秀，不是因为它在医学实践中，通过科学探索去发现并揭示人的生理病因，而是将我国古代“哲学思想……转化为中医学理论，来阐述和理解人体的生理病理现象和规律”，从而使得中医成为“独立于西方医学的医学”。
以上周先生对中西医的评判，无疑是把医学纳入哲学范畴来考量的。由于周先生用中医的哲理pk西医的医理，从而凸显了中医学包含有哲理的优秀，隐匿了中医作为医药科学的不足。这样一来，周先生就忽视了中医的自然科学属性，反而将哲学理论当作了中医学的主体。这种观念上的混乱，必然造成认识上的错位，带来结论上的荒谬。例如周先生从中医的“整体观”出发，说什么中医开展医药科学研究，将“对人的组织器官，不断向深入研究，越分越细，从而忽略了整体性，背离了中医的整体观”。在周先生看来，医药科学研究，与中医学的“整体观”是对立的、不相容的。这显然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大家知道，“整体观”是中医的医学理念，属于哲学范畴，而中医本身则属于自然科学。因为哲学与自然科学是两个不同的学科，所以医药科学研究与医学理念不会出现冲突和对立，当中医对人的组织器官深入研究时，忽略不了人的“整体性”，背离不了中医医学理念的“整体观”。实际上，对人的组织器官深入研究，还会有助于对人的“整体性”认识，维护中医的“整体观”。因为中医的“整体观”，是把人体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各组织器官的生理功能是相互联系的。所以要坚持中医的“整体观”，就必须了解各组织器官生理功能的相互联系。然而要了解各组织器官生理功能的相互联系，就应该开展科学研究，首先弄清各组织器官自身的生理功能，然后根据它们各自的生理功能，找到它们生理功能相互联系的方式。如果不对它们“深入研究，越分越细”，而是将各组织器官的生理功能混为一谈，甚至“把有关脑的生理和病症，多分别归属于五脏”（《中医学概论》），这样的“整体观”，决不是人体生理功能的整体联系，而是把中医理论中的某些“模糊性”当作了“整体性”。由此看来，发展中医科学，对人的组织器官“不断向深入研究”，其结果不但不会像周先生说的那样，背离中医的“整体观”，反而有助于了解各组织器官之间的生理功能联系的方式，从而加深对人的“整体性”认知。
周先生又认为，如果中医开展医药科学研究，由“宏观”深入到“微观”，还会背离中医“贴近自然”以及“人与自然的统一性”的医学理念。这显然又是一个错误观念。比如在病因方面，像“六淫”这些与异常气候有关的“宏观”方面的致病因素，的确与自然界息息相关，体现了中医学坚持“人与自然的统一性”，以及“贴近自然”的医学理念。但是且不可弄错了，像病毒、病菌、细胞变异等“微观”方面的致病因素，也是自然界中的存在物及自然现象，与自然界同样息息相关。因此，中医“深入研究”这些“微观”方面的致病因素，不会背离“人与自然的统一性”，以及“贴近自然”的医学理念。又如中医的诊断学，是把患者的症状与体征作为依据，进行“辨证”来认识疾病的。当然，症状与体征这些“宏观”方面的病理反应，无疑都属于自然现象，显示了中医学坚持“人与自然的统一性”，以及“贴近自然”的医学理念。然而，像血糖、血压、血小板、肝功能等，这些“微观”方面的生理指标变化，同样属于自然现象，中医学对它们进行研究，也不会背离中医“贴近自然”，以及“人与自然统一性”的医学理念。同样道理，中医学由“宏观”的生理现象，深入到对“微观”的生理结构进行研究；由药物“显性”的药性及功效的研究，深入到“隐性”的药理作用的研究，都不会背离中医“贴近自然”和“人与自然统一性”的医学理念。
周先生还认为，中医开展医药科学研究，从宏观深入到微观，会背离“道家的天人相应观，天人合一的思想基础，以及主观意向及中庸”。周先生这个论调，更是错误的离奇，而且是驴唇不对马嘴。大家知道，我国古代不同的哲学流派，对“天人合一”有着不同的诠释。“天人合一”在道家庄子哪里是一种思想境界，他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指的是“游心于道”的物我两忘，逍遥自得的精神自由。而老子说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诠释的是一种主从关系，是说人连同他效法的、生养他的天地，都要归结于道，而道的根本又是自然。这里的自然不是自然界，而是自然而然，指事物的本来面目，即事物循着自身规律而变化。看来，道家的“天人合一”与周先生理解的“天人合一”，实在是驴唇不对马嘴。至于说“中庸”，那更是张冠李戴了。再者，“天人合一”在儒家孟子那里， 是人的心性与天的统一，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认为人之心性受之于天，善性是天赋的，只有发挥心的作用认识了自己的善性，才能了解天命和天道，达到“上下与天地同流”（《孟子.尽心》）。西汉董仲舒更是将“天人合一”的思想发展为“天人感应”，认为人类从形体到精神都是天的复制品，天能干预人事，人的行为又可感应上天，人附天数，天人相类，“以类合之，天人一也”（董仲舒《春秋露.阴阳义》）。宋代的理学家们则把“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基础归结于“理”，程颢说：“有道有理，天人一也” （《二程语录》）。看来，儒家“天人合一”里的天是人格化了的天。虽然孔子将人格化了的天改造为“命运”之天，但天仍然对人起着支配作用，他强调“畏天命”（《论语.季氏》），提倡“知天命”（《论语.为政》），并告诫人们“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论语.尧日》）。其实，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早在殷商以前就出现了，如（《诗经.商颂.玄鸟》）中有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天人合一”主要是说天有意志，与人相通，人类社会的变化，个人命运的走向均为上天所安排，人间的一切，都是上天的意志。因此，“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在我国的历朝历代，都是统治者推行“天命论”的理论基础。倒是 “天人之分”把天看作了自然之天，认为“明于天人之分”，天没有意志，不能主宰人事，“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荀子.天论》）；又认为“天行有常”，天有自己运行的客观规律，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荀子说：“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荀子.天论》）。至于到了现代，“天人合一”思想中被人格化了的天，却回到了“天人之分”的自然之天，并赋予了新的内涵。这些哲学界的是是非非，对于作为自然科学的中医学来说没有什么意义，中医学没有必要和它们扯在一起。而周先生认为中医开展医药科学研究，从宏观深入到微观，会背离“道家的天人相应观，天人合一的思想基础，以及主观意向及中庸”。只能说明他还是把中医学纳入了哲学范畴。当然，我们人类同其他生物一样，都是自然界的产物。因此，人的生理结构、生命节律无不打上自然界的烙印。如一年四季、月圆周期、昼夜交替等变化，都将对人的生理产生影响。这些早在《黄帝内经》以及《金匮要略》等中医学经典中有所论述。如果把中医这些自然科学论述，称作“天人合一”或“天人相应”思想的话，那么就其内涵来说，决非与道家乃至儒家 “天人合一”、“天人相应”的哲学思想完全相同。
周先生还有一个错误论调，他认为中医开展医药科学研究，创新中医理论，就会“把中医嫁接在西医这颗大树上，用西医改造或消灭中医”。实际上并非如此。大家知道，虽然中西医都是医学，都在研究人的生理病因，研究治病的药物和方法，但是它们涉及的医学领域并不完全相同，各有自己的研究方向。中医在自己的领域，沿着自己的研究方向深入，是不会“嫁接在西医这颗大树上”，被“西医改造或消灭”的。例如在生理方面，虽然中医的经络理论还处于假说阶段，但西医却是研究的空白。中医由经络理论所发明的针灸、按摩等疗病技法，西医更是从未涉猎。如果中医对经络的研究深入下去，一旦经络的生理结构或存在方式被发现，必然使中医的经络假说上升为科学理论，而不是中医被“西医改造或消灭”了。又如，中药有着自己的特质，它以原生态动植物为主，兼有矿石、化石、微生物等。与西药相比，中药的药用物质成分主要是有机物，不含有害化学成分，毒副作用小。如果中医对中药的研究深入下去，从对中药的药性和功效的认识，达到了对中药的药用物质成分和药理作用的认知，必将使中医药物学得到完善，而不是中医被“西医改造或消灭”。再如，中医学是通过“阴虚”、“阳虚”、“阴盛”、“阳盛”、“气虚”、“血亏”等“证”来说明病理的。由于这些反映着人的生理功能异常的“证”，是对患者的症状和体征等病理反应的高度概括，因此它们与疾病的发生与发展存在着内在联系。如果中医对这些“证”的研究深入下去，一旦揭示了这些“证”所体现的生理指标变化，它与疾病的病因，与疾病发展变化的内在联系，必然使中医病理学实现质的突破，而不是中医被“西医改造或消灭”。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由此看来，我们说的中医进行理论创新，不是将中医“嫁接在西医这颗大树上，用西医改造或消灭中医”。而是在自己的医学领域，沿着自己的研究方向进行科学探索。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能仅仅用一些现代医学名词来装饰中医学。比如，就拿中医病理学中的“肾阴虚”来说吧，应该从“肾阴虚”产生的证候出发，探索肾的生理指标发生了哪些变化，从而揭示“肾阴虚”所反映的生理功能异常。决不能像某些人那样，既不对肾的生理指标变化做定性分析，更不做定量分析，只是用现代医学名词来解释“肾阴虚”，甚至把中医的“证”与西医的“病”等同起来。还说什么由于“肾阴虚”，肾将无法制造出“精微物质”，滋养不了它所主的组织器官。这里的“精微物质”，其实是一个没有实质性主体的笼统概念，是对猜想物的形容，不具备客观实在性。因此，这种不对“肾阴虚”进行科学研究，仍然用推理的方法解释“肾阴虚”，是实现不了理论创新的。
其实，中医的理论创新，指的是中医要从哲理走向医理，将假说上升到科学，全面提升中医药科学知识水平。显然，为了这一目的，中医就应该敞开博大的胸怀，兼容并蓄，吸收现代医学的科技成果，充实自己的理论。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对于已成科学定论的人的生理，要无条件的接纳；对已经发现的病菌病毒以及为科学揭示的其它致病因素和病变原因，要毫不犹豫的承认，拿来我用，作为中医学理论创新的科学依据。此外，还要利用现代高科技去揭示中医术的科学原理，从而使中医技术走出原来经验积累的模式，实现在科学指导下的，有遵循的进行发明创造。总而言之，中医要理论创新，就不能一味地将哲理当作医理，或者死抱着假说当宝贝，与科学分庭抗礼。因为这样作是没有出路的，只能会使得中医继续衰落下去。发展创新则进，不发展创新必然落伍，早已被历史和现实所证明。在自然规律面前，任何的哀鸣或激昂陈词，都毫无意义。狭隘的民族主义，“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的保守主义，抵制文明的复古倒退主义，只会加速自身的灭亡。中医从它的鼎盛时期，走到目前如此衰败的境地，并不是国人不弘扬民族文化的问题，也不是人们懒惰怕麻烦不再惠顾中医，而是我们的中医太落后了，太需要注入科学的新鲜血液了。我们倡导科学，并非科学崇拜，任何崇拜都是一种迷信，迷信是与科学背道而驰的。就科学本身来讲，它是对客观世界的认知。认知不会产生崇拜，只有盲从才会产生崇拜。因此，不能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要把中医从科学中解放出来。这种对科学的仇视，是对人类文明的反动。那种把哲理凌驾于医理之上，把假说凌驾于科学之上，把揣测凌驾于探索之上，把虚构凌驾于认知之上，把主观凌驾于客观之上的“虚入实出”，不是对中医的呵护，相反闭塞了中医科技深入发展的道路，到头来只会危殆中医的生存。如果真的想呵护我们亲爱的中医，那么，必须以现代生命科学为基础，创新中医理论，将假说上升为科学，使哲理走向医理，完成中医学理论体系的科学化，走中西医相结合的道路，不仅医术互补，还要理论融合。只有这样，中医才会实现振兴，开辟一个美好的明天。
|
评分
-
2
查看全部评分
-
|
|Archiver|手机版|导航中医药
( 官方QQ群:110873141 )
IP卡
狗仔卡
发表于 2016-1-26 21:10:37
收藏
分享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喧嚣卡
变色卡
显身卡
发表于 2016-1-26 23:03:21
发表于 2016-1-27 06:14: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