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朱 丹 溪

王不留行

              朱 丹 溪
冯汉龙     
朱丹溪（1281~1358），名震亨，字彦修，元婺州路义乌（今浙江义乌）人。因他所居的赤岸村，原名蒲墟村，南朝时朱幼之女适王，“亲迎之日，……车红辉映溪岸，蒲墟因名曰赤岸，继而又改为丹溪。”所以人们尊称他为“丹溪先生”或“丹溪翁”。朱丹溪倡导滋阴学说，创立丹溪学派，对祖国医学贡献卓著，后人将他和刘完素、张从正、李东垣一起，誉为“金无四大医家”。
童 年 磨 难
朱氏家族，世代为儒。朱丹溪祖父名环，宋宝祐时中乡试第28名。父名元，母戚氏。祖父辈均以孝闻名乡里。朱丹溪的堂曾祖朱杓，精通医学，著有《本草千金方》、《卫生普济方》等医书，重医德。堂祖父叔麒，宋咸淳进士，晚年从事医学，医德十分高尚，他们均对丹溪有一定的影响。
元至元十八年（1281）十一月二十八日，朱丹溪诞生于义乌县赤岸村。朱丹溪自幼聪敏，“受资爽朗，读书即了大义”，“自幼好学，日记千言”，又善作诗赋，受到长辈们的器重。
    朱丹溪经历了很不平常的童年。当时宋亡为元，人民不堪沉重的民族压迫，纷纷起来反抗。9岁时（1289），三月初，台州杨镇龙在台州、东阳、玉山交界处起兵，建大兴国。兴兵10余万，攻东阳、义乌，浙东大震。十月，被浙东宣慰使史弼所镇压。兵祸连年不断，生灵涂炭。丹溪家处义南赤岸村，首当其冲，房屋被烧毁，家中也被洗劫一空。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久，丹溪家又受到“资助杨镇龙”的牵连。当时史弼的镇压十分残酷，凡是供词中有牵涉到的，全家“必尽杀乃止”。此时，丹溪父亲正患病卧床，幸仗姑母朱寿多方营救，才不致全家都蒙冤而作刀下之鬼。但从此后，家境每况愈下，朝不保夕。兵乱、饥寒，时时刻刻侵袭着丹溪幼小的心灵。
元贞元年（1294），丹溪父亲朱元因病去世。丹溪和两个弟弟都尚年幼，全家靠戚氏一人支撑，“艰辛悲悴”，苦不堪言。戚氏教子有方，对儿子“有恩且严”。一次，少儿子“戏取人一鸡卵”，戚氏很生气，责备他，“笞而责还之”。朱丹溪的童年就是在贫寒和严格的家教中度过的。他既经历了艰辛的磨炼，又得到了母亲很好的教育和董陶。
发 奋 为 学
在逆境中成长的朱丹溪，性格豪迈，见义勇为，从“不肯出人下”。元大德四年（1300），朱丹溪年满20岁，时任义乌双林乡蜀山里里正。他刚正不阿，处处为民着想，敢于以下犯上，拒抗官府的苛捐杂税，因而深得民众的拥护。他的名声也因此远近皆知，连官府都忌他三分。大德六年（1302），丹溪22岁。“‘包银’之令下，州县承之，急如星火，一里之间，不下数十姓，民莫敢与辩。”丹溪所辖之里仅报富户二家。郡守召丹溪责问：“此非常法，君不爱头乎？”丹溪笑着回答：“守为官，头固当惜，民不爱也。此害将毒子孙，必欲多及，民愿倍输吾产当之。”郡守虽然发怒，丹溪始终没有屈服。
当时著名理学家、朱熹的四传弟子许谦，在八华山讲学，“授受分明，契证确切”，跟他学习的学生有数百人之多。丹溪时年30岁，对以前的所作所为有所感悟，认识到“丈夫所学，不务闻道，而唯侠是尚”是非常错误的，遂辞去里正，准备到八华山求学。但母亲重病，无法分身，而“众工束手”，因此他就立志学医，誓把母亲的病治好。他刻苦钻研《素问》等书，但《素问》一书深奥难懂，丹溪就“缺其所可疑，通其所可通”，浅显易懂的先弄通它，把难点疑问先搁置起来。过了两年，已学有所得，再对难点进一步研究、探索。朱丹溪克服了种种学习上的困难，经过五年的勤奋学习，不耻下问，治好了母亲的病，他也因此有了相当的医学基础。
这时，丹溪已经36岁，他感到自己学问的肤浅。在强烈的求知欲驱使下，他毅然离开了妻儿老母，到东阳人华山白云书院，从师许谦，学习理学。他学习十分用功，每夜读书至四更，“潜研默察，必要求于实践”，“不以一毫苟且自恕”，学业突飞猛进。过了四年，已成为许谦的得意门生。后来他将理学的知识结合于医学，推动了医学理论的发展。
元皇庆三年（1314）八月，恢复科举制度。丹溪在学习期间，曾参加过两次科举考试，但都没有考中。
科举失败并没有使丹溪灰心，他认为：“既穷而在下，泽不能致远”，要使德泽远播于四方，只有学医济人，才是最好的选择。这时，他的老师许谦，卧病日久，多方求医，已愈治而病愈剧。他也鼓励丹溪学医，并说：我卧病已久，“非精于医者不能以起之”，你聪明过人，又肯在医学上下功夫，你就学医吧。于是，朱丹溪决意断绝仕途，专心从事医学事业。
有志不在年高，朱丹溪专业从医的时候，已40岁了。他一心扑在医学上，加之原来已有一定基础，轻车熟路，学业大有长进。但丹溪没有丝毫放松，学习更加刻苦。他重新钻研了《素问》等书，对当时盛行的陈师文、裴宗元所定《大观二百九十七方》，也手自抄录，昼夜揣摩。
过了两年，丹溪42岁时，治愈了许谦多年的顽疾，从而声名鹊起。据丹溪自述，许谦开始时患胃痛，多方求医，用药多“燥热辛香”，治数十年而变成“足挛痛甚”。他自己料想已成废人，医生也已技穷。丹溪经过细心诊断，用防风通圣散，连服半月，泻下“积滞如五色烂锦者，如桕烛油凝者”，近半月，病似退，又半月而进食稍增，但“两足难移，计无所出”。此后，丹溪得到一“西域之异人”传授的“倒仓法”，此法对瘫痪非常有效。丹溪经多次实践，确有意想不到的效果。于第三年三月，将此法用于许谦，许谦服后泻下多次，又饮“轮回酒”数杯，调理半月后，便觉身体轻捷了许多，两足渐渐活动。不久便行动自如了。
千 里 求 师
朱丹溪在实践中不断检验和探讨，领悟到当时风行南北的《和剂局方》“集前人已效之方，应今人无穷之病”的弊端，同时，《和剂局方》的用药又偏于温燥，流弊不少。又联想起父亲的死于“内伤”，伯父的死于“瞀闷”，叔父的死于“鼻衂”，幼弟的死于腿痛，妻子的死于“积痰”，都是由于“药之误也”。种种疑问困扰着他，“心胆摧裂，痛不可追”。朱丹溪的心清十分沉重，出于医生救死扶伤的责任心，丹溪再也无法平静，决定抛开现有的名和利，离开温暖的家，再度外出求师，以“为之依归，发其茅塞。”
泰定二年（1325），朱丹溪45岁，渡钱塘江，千里迢迢来到吴中（今江苏苏州）。“但闻某处有某医，便往拜而问之”，这就是著名的千里寻师之行。到宛陵（今安徽宣城），上南徐（今江苏镇江），辗转建业（今南京），“连经数郡”，但始终没有找到一位适合当自己老师的人。后又到定城，得到寒凉派刘完素的《原病式》和补脾派的李东垣方稿，丹溪耳目为之一新，但始终未得“的然之议论”。有人告知，杭州罗知悌医术高明，学问精湛，他就不顾夏日的炎热，日夜兼程，匆忙赶到杭州求教。
罗知悌，字子敬，世称太无先生，精于医，得金刘完素之学，为刘完素的二传弟子，旁参张从正、李东垣两家，曾以医侍宋理宗，并甚得宋理宗宠厚。另外，又兼通天文、地理、艺术，医德十分高尚，性情却非常傲慢。当时他隐居杭州，朱丹溪去拜见他，“十往返不能通”，“蒙叱骂者五七次”，虽遭闭门拒客，但丹溪意志坚定不移，“日拱立于其门”，大风大雨也不例外。从夏到秋，整整过了三个月，罗知悌“爱其诚”，才接见他。时罗知悌已年近九十且多病，他见丹溪学识过人，学医之心虔诚，高兴地说：“吾道赖子不灭矣。”遂收丹溪为唯一的弟子，授以刘完素、张从正、李东垣三家之书，并深入说明三家的要旨。罗又开导他：“为医之要，必以《素问》、《难经》二书为根本；且‘湿热、相火’是为最重要的致病因素，为病也最多。”“兼之张仲景的书详于‘外感’，李东垣的书详于‘内伤’，必两尽之，治疾方无所憾。”又指出：“区区陈、裴之学，泥之且杀人。”“陈、裴之学”，指北宋陈师文、裴宗元所集的《大观二百九十七方》。
罗知悌的谆谆教导，使朱丹溪豁然开朗。丹溪自述：“每日有病者来，罗知悌‘必令其诊视脉状回禀’，罗但卧听，口授用某药治某病，用某药监某药，用某药为引经，往来一年半，并无一定之方。一方之中，有攻补并用、先攻后补或先补后攻。”罗知悌对朱丹溪既有理论的传授，又有实践的教诲。朱丹溪的医术有了长足的进步。对用“古方治今病”的问题，罗又有很形像的说明：好比拆掉旧房来建新房，材料不一样，没有经过工匠的裁取，怎么可以用呢？
朱丹溪求学期间，对罗的治病很注重观察。有一四川籍的和尚，因离别老母已有七年，突然有一天非常想念母亲，回去又没路费，“徒尔朝夕望西而泣”，因此得病。罗知悌看他“黄瘦倦怠”，每天给他吃煮烂的牛肉、猪肚之类，又赠他10锭银子作路费，好言好语安慰他。过了半个月，和尚的病有好转后，罗知悌又用桃仁承气汤治之，一日连服三贴，大便中皆是“血块积痰方止”。次日，只给他吃熟菜和稀粥，调理了半个月，病就完全好了。
朱丹溪仔细观察罗治四川和尚的治法后，体会到：半个月的补养，是为以后的攻下作准备；而一日的攻下，须要半个月的补养。又经过长期不断的实践，他总结出一个重要的论点，即“阴易乏，阳易亢，攻击宜详审，正气须保护”。为创立后来的丹溪学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年半后，即1327年的夏秋之际，罗知悌去世。丹溪安葬了师傅后回到义乌老家。朱丹溪已尽得其学，成为寒凉派刘完素的三传弟子。这次求师，跨浙、苏、皖三省，行程超过千里，历经艰难险阻和重重挫折。正是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才使得来丹溪的千里求师划上了圆满的句号；也正是这种精神，才使他在以后的医学领域中能有重大的突破。
济 世 救 人
丹溪既得罗知悌之学，回家乡给人治病，“每治疾，往往以意为之，巧发奇中，按之书，无有也”。当时乡之诸医，仍循规守旧，死死抱着陈、裴之学不放，对丹溪的疗法和医理大惑不解，甚至嘲笑、排挤他。朱丹溪也不争辩。事实胜于雄辩，不久，曾经嘲笑、排挤过他的医生，见他对诸家的医论，无所不通，治病不死板地套用古方，且“所疗皆中”，群众又交口称赞他的医术，也终于心服口服，愿做他的弟子。数年后，朱丹溪“声誉顿著，遍浙河（即钱塘江）西东，至苏州一带。”当时很少有人不知道丹溪先生大名的。
朱丹溪50多岁后，客居金华，常住在吴翰家中。吴翰亦为许谦弟子，他们有同窗之谊，二人交情很深，常常“士大夫相过，坐席恒满”。朱丹溪与宋濂交谊亦颇深，对各种问题，常互相讨论和质疑。时宋濂才20岁，二人遂成忘年交。
朱丹溪53岁那一年，金华叶仪患痢疾，病很重。叶仪曾与丹溪同学于白云许公，共修程朱理学。明太祖下金华，召叶仪为五经师，叶仪以年老多疾坚辞，隐居婺城，与丹溪情意相投。
原来叶仪身患滞下，久治不愈，以致腹痛难忍，饮食点滴不入，痢下无度，困倦乏力，不能起床，只得在床上开一个孔，就在孔中解便，他的身体日见消瘦，生命危在旦夕。
此时，朱丹溪正在金华城中。丹溪即为叶仪切脉看苔，丹溪安慰说：“贤弟之疾，并非不治之症，只要坚持服用我所开之药，不久可望痊愈。”
自此，丹溪日日为他开人参、白术等补脾胃之药。如此数日，可叶仪之疾并不见好转，反而日见加重。叶仪仍对丹溪深信不疑。叶家亲朋见此议论纷纷，丹溪佯装不知。
转眼叶仪已服用丹溪所开之药十日，但疾病愈治愈重。叶仪暗忖：丹溪乃当今首屈一指的名医，由其诊治，仍难治愈，今生恐已无望。于是将儿子叫至床头，安排后事。家人闻之，哭声不绝。四邻听到哭声，皆认为叶仪已不在人世，一时议论哗然。丹溪闻之，仅付之一笑，也不争辩。
次日清早，丹溪来到叶家，为叶仪细察脉象，尔后开了一剂小承气汤。方中乃是大黄、厚朴、枳实，攻下逐邪之药。丹溪亲自煎药，待叶仪喝下汤药，仍留下不走。
叶仪服下汤药，不久便觉肚中咕咕作响，尔后拉出一大堆污物来。泻毕，但觉浑身轻松，腹痛顿减，竟沉沉睡去。次日已能进食粥饭，精神大为好转。
如此调养不多日，叶仪竟身离床榻，走坐说笑，一同常人。为叶仪诊治过的乡医们个个惊异不已，前来探虚实，问究竟。丹溪解释道：“病人外形虽较丰实，可面色萎黄苍白，诊其气口脉虚，饮食不入，可知其胃气已伤，此时若贸然用攻积逐下的治痢之剂，必有后患。故先投补益胃气之品以固其本，虽病情似乎加重，人体正气却在恢复之中。待其胃气已充，则可用承气汤攻逐结邪。这就是先补后攻之法。”众人闻说，无不叹服。
朱丹溪与苏州名医葛可久相交甚厚，医术不相上下。他们互相推崇，虚怀若谷二人经常一同会诊。有一次，江浙行省有某平章，在上任的时候，途中忽患中风，四肢不举。请葛可久前来诊治。可久诊后，甚感棘手，如若一不小心，病人命之不存，将待如何？遂对平章道：“我友义乌朱丹溪医名盖世，妙手回春。若得他来会诊，才保无虞。”平章即命人到义乌传朱丹溪到来。葛可久忙道：“丹溪脾气甚犟，他重百姓，轻权贵，若以令去传必不肯来。今我书信一封，你等带去相请，他可能会来与我一同会诊。”
官差快马加鞭驰往赤岸，丹溪接到可久书信后立即启程。
会诊后，丹溪道：“病已危殆，不可救药了。”葛可久说：“我也知其危殆，故请你来。不过，还有一针法可用。”丹溪沉思一下，接着说：“针法只不过可以暂时运动他的二肢，对疾病并没有好处。”旁边的人都要可久用针。针刺后，果如丹溪所说。丹溪问了平章的回家路程，计算一下，就对他们说：“即刻回去，还可到家，稍为迟缓，就来不及了。”后平章真的到家就去世了。
丹溪治病体察入微。有清江县人杜清碧，也是名医，并与丹溪老师罗知悌交往颇深，编著有《敖氏伤寒金镜录》，是最早的舌诊专家。时杜清碧学道武夷山，至婺源时，忽患脑疽，但自治不愈。朱丹溪闻讯赶往婺源诊治，对清碧说：“何不服防风通圣散？”清碧说：“已服三四帖了。”丹溪仔细想了想说：“何不用酒制过？”清碧随悟，依照丹溪的方法自治，结果“服不尽剂而愈”。从此以后，清碧心服丹溪。
丹溪治病十分注意正气的保护，但并不拘泥。所以他说：“有病则病受之”，对体格强健、病情较急的患者，常灵活运用，单纯用攻击之药，又注重“腹诊”，用化瘀活血药。
赤岸朱同道，48岁。八月十五日，因雨后受凉，半夜后忽患少腹痛，痛势剧烈，汗出如雨，手不可近，请朱丹溪诊治。诊断时朱同道说六月大热时，曾在深潭洗浴，丹溪想，病或者由此而起。丹溪诊其六脉，弦而细实，重取如循刀刃，十分有力，遂用大承气汤治之，服后有轻微泻，痛即时停止。至次日傍晚时，腹痛又发作，痛处坚硬，丹溪用大承气汤加桂，研桃仁同煎，服两帖，大便解下黑色血升余，痛又即时停止。第三日傍晚时，腹痛又复发如初，痛在小腹，痛处坚硬，手不可近。丹溪仍用大承气汤加附子，研桃仁同煎，又服两帖，大便泻五次，泻下黑紫血像破棉絮一样约二升左右，痛顿时即止，一夜安睡。嗣后小腹和软，脉亦和，调理半月而愈。
关于情志过分变动引起的疾病，丹溪尤有独到心得，或“以情解情”，或行气解郁，或化瘀兼用补药，种种不一。
有一次，丹溪治一女子，已许嫁，夫到广州，近五年未归，不思食，面向床里卧，病将半年。医已术穷。丹溪诊之，说；“此因思想大过，气结于脾，药物难以治疗，只有发怒可解。怒属肝，肝能克脾，才能冲开脾气之结。”遂激之使其发怒。女子大哭大闹后，便思食、起床。丹溪又说：“思气虽解，必得喜，才不致再结。”家属诈称夫有书信来，最近将回家。碰巧，三个月后，其夫果归，病未复发。
有一妇人，昏倒不知人事，稍有苏醒时，即叫号再三，接着又昏倒。丹溪诊之，肝脉弦数且滑，丹溪说：“此病因怒火引起，发怒而勉强饮酒所以得病。”再盘问她，“以不得于夫”，每夜必满杯饮酒以自解。丹溪用流痰降火之剂加入香附，以散肝分之郁，即时而愈。
一未婚女子，因不顺心事。半年不食，每日只吃菱或枣数枚，遇有高兴事，能吃馒头一小块，始终不肯吃饭粥。丹溪认为病属脾气实，只有枳实才可散，用温胆汤去竹菇，服数十帖而安。另有一个19岁少妇，因发生不如意事，引起连月膈满不食，后觉困惫，不能起床，巳、午间发热面赤，酉、成退，夜间尿频而不畅，脉沉涩而短小，月经量极少。丹溪认为此乃气不遂而郁于胃口，有瘀血而虚，中官却因食郁而生痰。遂补泻兼用，用参术等先补，再用神佑丸治之。过七日而愈。
丹溪治病，不畏权贵。有一次，一权贵以轻微小病来唤，端坐于中庭，两旁分别摆列三品官员的仪仗队，摆出一副威风凛凛不可一世的架子。丹溪并不在乎，诊脉后，一言不发，转身就走。有人问他，他说：“三月后将为鬼。”后果如期去世。
丹溪不但医术高明，且医德高尚。为贫穷的人治病，不取报酬。有贫困而无处求告的，送药送医上门，即使远在百里亦不辞辛苦。有外地人因病来迎，不论大雪大雨，无不即时前往，并说：“病人度刻如年，怎么可以自图安逸呢？”
倡导滋阴学说
丹溪著书的态度十分严谨，在此以前，“不从弟子之请而著方”，恐后人拘泥其方，不再详审病情。至67岁时，他的见解更加精粹，“其自得者，类多前人所未发”，遂应弟子张翼等再次请求，著《格致余论》一书。不久又著《局方发挥》、《本草衍义补遗》、《伤寒论辨》、《外科精要发挥》等，共五种。今仅存前三部书。
《格致余论》是丹溪医论的专著，共收医论42篇，充分反映丹溪的学术思想，是丹溪的代表作之一。该书以《相火论》、《阳有余阴不足沦》两篇为中心内容，创立“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论点，强调保护阴气的重要性，确立“滋阴降火”的治则，力倡导滋阴学说，打下牢固的基础。其他如《饮食色欲箴》、《养老论》、《慈幼论》、《茹淡论》等篇，围绕着养阴的观点，深入论述养生的道理。《生气通天论病因章句辨》一篇，提出“六气之中，湿热为病十居八九”的观点，又对某些章句的断句进行探讨。《石膏论》中，纠正了石膏的名实之误。李时珍盛赞其说，认为“至朱震亨始断然以软者为石膏，而后人遵用有验，千古之惑始明矣”。其他各篇，侧重论述滋阴降火和气、血、痰、郁的观点，内容十分丰富，每篇中又多以治验相对照。
《格致余论》的“相火论”和“阳有余阴不足论”，体现了学术思想的主要方面。“相火论”，深入说明了相火为人身生命活动的原动力的道理，若反常妄动则变为贼邪而致人于病，并以此为基础，在“阳有余阴不足论”中创立人身“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说。
丹溪“相火论”，是在师承了寒凉派刘完素火热病机的基础上．又参之以“太极”之理，进一步加以阐发和补充而发展起来的。首先，他说：“天主生物，故恒于动”，“人有此生，亦恒于动”，认为天地万物，都是恒动的，而“凡动皆属火”。火有君火、相火之分。丹溪说：“心，君火也”，《内经》“心主神明”，可见，君火主持人身的思维活动。关于相火，丹溪说：“生于虚无，守位禀命，因其动而可见”，又说：“天非此火不能生物，人非此火不能有生”，可见相火指推动人身生生不息的原动力，又指出肝、肾、胆、三焦为相火的根源，主要发源于肾，君火、相火，只有互相配合，才能温养脏腑，推动人身的各种功能活动，所以，丹溪说：“彼五火之动皆中节，相火惟有裨补造化，以为生生不息之运用耳。”但是，相火之性易起，若五志之火变动反常，则“五性厥阳之火相扇”，相火就会妄动，产生病理性的变化，以致“火起于妄，变化莫测，无时不有，煎熬其阴，阴虚则病，阴绝则死”。可以看出，相火既有推动人身生命活动的一面，如果反常妄动，又有“煎熬真阴”，而使人生病的一面。
在“相火论”的基础上，丹溪又于“阳有余阴不足论”中创立“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说。首先从天人合一的观点出发，用天地日月这些自然界的现象来说明阴阳的变化。他说：“天，大也，为阳，而运于地之外；地，居天之中，为阴，天之大气举之。”又说：“日，实也，亦属阳；月，缺也，属阴。”由于“人受天地之气以生，天之阳气力气，地之阴气为血，故气常有余，协常不足。”
古人必近二十、三十而后嫁娶，《内经》亦认为“年四十，阴气自半，起居衰矣”，又说“男子六十四而精绝，女子四十九而经断”。可见阴气之难于成，且人的情欲无限，此难成易亏的阴气，自然更不足了。何况，肾主闭脏，肝主疏泄，两脏皆有相火，皆听命于心。“心动则相火亦动，动则精自走，相火龛然而起”，阴气无形中自然消耗了。
既然阴气之难于成，故丹溪谆谆于阴气的保养，教人“收心养心”、“动而中节”，以免相火妄动而伤阴。又“人之阴气，依胃为养”，如“谷、菽、菜、果，自然冲和之味，有食人补阴之功”。菽，指豆类。粮食、豆类、蔬菜、水果，才是人的最佳食品。丹溪提出“节饮食”，是指烈酒、肥肉等偏厚之味。又提出“节情欲”，“夫妇之间，成之以礼，接之以时”，如“殉情纵欲，惟恐不及”，又用燥毒药品以助之，难免阴气虚耗，身亦憔瘁，所以要“节情欲”。
在临床治疗中，丹溪强调“滋阴降火”。他说：“阴易乏，阳易亢，攻击宜详审，正气须保护。”又说：“脾具坤静之德，而有乾健之运”，“脾土之阴受伤，转输之官失职，胃虽受谷，不能运化”；“脾为消化之器，清和则能运”；“嗜酒则伤血，血伤则脾中之阴亦伤”，谆谆于脾阴的保养，充实了养阴理论。丹溪又提出“其人素有火盛者，是水不能制火”的病理，与“相火者，……阴血愈耗，其升愈甚”相参着，说明丹溪较深入地认识到阴虚火旺的病理。丹溪又说：“阴虚则发热，……精神外驰，嗜欲无节，阴气耗散，阳无所附，遂致浮散于肌表之间而恶热也，当作阴虚治之，而用补养之法可也。”恶热，作阴虚治，为内伤发热的治疗另立一大法门。在用药方面，丹溪发现龟板大有补阴之功。由于丹溪的发现，龟板一药才以著名的滋阴药为后人广泛使用，并被后世医家誉为“大补真水，为滋阴第一神品”。丹溪又以龟板为主药，创立大补阴丸，用熟地、龟板、知母、黄柏等，滋肾水、降阴火。并深刻批评习用温燥的《局方》。在以上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丹溪确立“滋阴降火”的治则，倡导滋阴学说，丹溪也因此被后世尊为滋阴派的代表。“滋阴降火”治则的确立，对后世影响很大。温热学派“养阴清热”治则的确立，实导源于此。
著《格致余论》这一年，丹溪67岁。秋，丹溪患病一年余，服药至冬至节，便不再服药，以白粥调养而愈。这时，他一再在《复戴仲积书》中，说明了一个重要观点：久病以后，“气血消损，膏脂消散”，在这种时候，“初感之症已减退，惟诸虚百损在耳”。而“大凡药，虽参、苠亦是毒物”，只有谷物才是大有功于人的。信中又深入透彻地剖析了仲积的病情，分析各症的病机，补充了辨证的方法。信中说：“其所以烦躁者，气随火升也；喘急者，气因火郁，而为痰在肺也；气响与痛或咳嗽者，由食成积，而愈盛也；大腑溏者，肺固人烁，不行收令，其大肠之门户不得敛也；小腑涩者，心因火烁，下焦无血，气不得降，而渗泄之令不行也”。皆从火盛烁阴入手，很有参考价值。
丹溪医学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临床上阐明气、血、痰、郁的致病机理，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一套完整的疗法，大大丰富了杂病的辨证论治内容。
“医之门户分于金元”。金元时代，医学进入“新兴肇兴”时期，争鸣之风大兴，打破了自东汉张仲景后直至隋唐，医学理论相对没有取得突出进展的局面。此时，不少医家各自发挥新的见解，相继各成一说，各村一帜。自宋钱仲阳的对于儿科开始，至金元而此风大盛。金元时期，有刘完素的对于火热，张子和的对于攻下逐邪，李东垣的对于脾胃，朱丹溪的对于滋阴，都是当时力倡新学的杰出代表，宋丹溪尤能集诸家之大成而多有发展者。但诸家新说虽立，仍未能根本上动摇《局方》在当时医学界的统治地位，至朱丹溪《局方发挥》之书一出，深刻揭示了《局方》的种种弊端，才使医风为之一变。可见，朱丹溪的成就实在各家之上。
总之，朱丹溪的医学成就，主要是“相火论”、“阳有余阴不足论”，并在此基础上，确立“滋阴降火”的治则，倡导滋阴学说及《局方发挥》一书，对杂病创气、血、痰、郁的辨证方面。其他，如恶寒非寒、恶热非热之论，养老、慈幼、茹淡、节饮食、节情欲等论，大都从养阴出发，均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
丹溪学说，不仅在国内影响深远，而且在15世纪时，由日本人月湖和田代三喜等传入日本，成为沿用至今的日本汉医的辨证纲领。日本又成立“丹溪学社”，进行研究和推广。迄今日本尚存“丹溪学社”。日本仅医滩、气、血、水病因学说，由张仲景的水饮和朱丹溪所创之气、血、痰演化而来。朱丹溪得罗知悌之学后，不断进行实践，又集张子和、李东垣二家之长处，将刘完素之说一变而为阴虚火旺之说，专于泻相火、补真阴，形成丹溪学派。
后 继 有 人
丹溪门人众多，他对明清医学家影响之深广，金元诸大家皆难以与其相比。
    丹溪63岁时，浦江赵良仁、戴思恭、戴尧、赵良本等，同日就学于丹溪。其他如金华赵道震，江苏王安道、刘叔渊，绍兴徐彦纯，丽水楼厘，义乌虞诚斋等，亦先后来就学。
赵良仁，字以德，浙江浦江人，曾从柳贯游，后柳贯奉诏进京，勉励良仁从丹溪学医。当时良仁28岁，丹溪见其领悟绝伦，遂授以《素问》、《难经》。又见其志诚，乃尽前人所发明者而极言之。三年后，良仁遂从丹溪临诊切脉；再过三年，丹溪令其诊治，某是某非，则校正之。据良仁自述：“从先生学十余年而来苏州。”在苏州行医，多奇效，名动浙东西。撰有《丹溪药要或问》，深得丹溪治疗杂病的要旨。另撰有《金匾方论衍义》，为现存最早的《金匾要略》注释专著。良仁所注部分体现了丹溪学术思想的特色。
戴思恭，字原礼，明初浙江浦江人，与父戴尧同学于丹溪。丹溪“倾之授之”，他从学时间最长，有近20年之久，岁或十余往返，遂尽得丹溪之学。中年行医苏州，医道大行，奇验者甚众，驰名江浙。洪武时，征为御医，历任太医院使，被誉为“国朝之圣医”。撰有《推求师意》等。他所校补的《金匮钩玄》一书，对后世医学的影响很大，如目前流行较广的程充《丹溪心法》等，均以此书为底本。戴原礼在丹溪“阴易乏，阳易亢”的基础上加以阐发，形成以血气言阴阳的论点。对丹溪学说，既有继承，又有发展，扩大了丹溪学说的应用范围。
王履，字安道，江苏昆山人。学医于朱丹溪，尽得其传。他对《内经》、《难经》、《伤寒论》有深入的研究和发挥。著有《医经溯泗集》，对后世贡献很大，他对“亢害承制”很有创见，得到后世医家的赞许。
赵道震，字处仁，金华人，为丹溪弟子。“凡轩歧以下医书，靡不精究。”医德高尚，尤精于运气学说，著有《伤寒类证》，已佚。洪武时，迁安徽定远县。
除以上弟子外，尚有私淑弟子，其中如王纶、虞抟、汪机等，均对丹溪学说有发挥和补充。
王纶，字汝言，浙江慈溪人。明成化时进士，曾任都御史、巡抚湖广等职。平时钻研医学，私淑丹溪。著有《明医杂著》。很推崇“阴常不足，阳常有余”之说。平时治病，不但加重了大补阴丸中龟板的用量，并且认为补阴之药，自少年至老年都不可缺少。王纶又将丹溪学说与东垣之学结合起来讨论，对内伤发热概括为阴虚发热、阳虚发热两种。不但对丹溪学说有所发挥，而且对推广丹溪学说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虞抟，字天民，浙江义乌华溪人。曾叔祖诚斋为丹溪弟子，父南轩私淑丹溪，故虞抟世代相传，学宗丹溪。虞抟之论认为“气虚者，气中之阴虚”，可用补中益气治之；“血虚者，血中之阴虚”，治法用君子汤。他又认为血虚亦可用补中益气汤，为阳生阴长之理。对丹溪学说多有贡献。其主要著作为《医学正传》等。日本延寿玄朔非常赞赏虞抟的《医学正传》，认为是“承丹溪先生之遗流而述作之书也。”后延寿玄朔把此书作为课徒的教材，对中日医学交流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汪机，字省之，世居安徽祁门之石山，故自号石山居士。父渭，亦精医，私淑东垣、丹溪之学。汪机继父业学医，著作颇多，有《外科理例》等，弟子整理有《石山医案》。汪机之论，以营卫立说，强调补营中之气，故其治病善用参芪。学本丹溪而有发展和补充。
以上所述，可见丹溪学派的影响之大。明方广曾说：“求其可以为万世法者，张长沙外感，李东垣内伤，刘河间热证，朱丹溪杂病，数者而已。然而丹溪又贯通乎诸君子，尤号集医道之大成者也。”
丹溪为人，“刚毅沉潜，遇事奋发，而神闲气和即之。”“精神充满，接物和粹，人皆众亲炙之。”既奋发有为，又平易近人。生活崇尚俭朴，衣服仅取蔽体，食物安于粗菜淡饭，至年70岁，仍“色泽色茂”。而对公益事业，如修水利等，则无不慷慨资助。
惠宗十八年（1358）夏，丹溪外出治病，“暑行来归”，没有什么大病。但过三四日，于六月二十四日，一代医学宗师朱丹溪与世长辞，终年78岁。临终前，无他言，独呼嗣汜，说：“医学亦难矣，汝谨识之！”言毕，遂卒。
丹溪去世后，人们莫不洒泪哀恸。诚如宋濂之言：“丹溪先生既卒，宗族失其所倚藉，井邑失其所依凭，嗜学之土失其所承事，莫不彷徨遥慕，至于酒涕。”丹溪子女与弟子将其葬于义乌东朱之郭头庵。
明清时期一些学者，对丹溪推崇备至，常远道前来祭奠。今日之丹溪故里赤岸，丹溪之滨狮子岩顶建有朱丹溪纪念亭，狮子岩麓建有朱丹溪纪念堂。东朱村辟有朱丹溪陵园。赤岸镇区、义乌城区、金华市区分别有丹溪街之命名。丹溪在人民心目中，正如“云山苍苍，高风不磨，世远弥声，仰止者多”。
主要参考资料：
《格致余论》、《局方发挥》、《本草衍义补遗》，朱丹溪撰
《金匮钩玄》，朱丹溪撰，戴原礼校补
《金匮方论衍义》，(明)赵以德
《医学纲目》，(明)楼英纂
《溯回集》，(明)王安道撰
《丹溪心法》，(明)程充辑
《医学正传》，(明)虞抟编
《名医类案》，(明)江瓘编著
《续名医类案》，(清)魏玉璜编集
《古今医案按》，(清)俞东扶纂辑
《宋文宪公全集·丹溪先生朱公石表辞》，(明)宋濂撰
《九灵山房集·丹溪翁传》，(明)戴良撰
《丹溪心法附余》，(明)方广辑
《婺书》，(明)吴之器著
义乌《(嘉庆)义乌县志》
《义乌赤岸朱氏宗谱》
(作者简介)冯汉龙，男，浙江义乌人，1931年生。中专毕业，后自学中医，于义乌人民医院病退。多年来，热心于丹溪学说的研究，编著有《朱丹溪年谱》。在省以上杂志发表的论文中，关于丹溪的有《朱丹溪食疗》、《丹溪对本草的贡献》等6篇。
（朱庆平 编校）

DSAASD

服了

千里菊

好读。

扁喜

谢谢啊。

黄雪斋

读的好爽~看来要买本朱丹溪全集了~还知道了这些弟子都是学了三年理论跟师三年再在师旁看病三年就可以出师了啊,原来师授是这么的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