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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论




李中华　发布时间： 2008-09-22 03:01　光明日报

　　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文化传统的国家,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崇尚“和谐”的民族。可以说,中国的哲学智慧,集中体现在一个“和”字上。它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和基本特质,也是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的最高价值标准。
　　“和”之历史动因
　　在中国历史上,《诗》、《
书》、《礼》、《易》、《春秋》,再加上已经失传的《乐》,这六部经典最能反映中华民族早期的价值理念。其中,“和”的理念便贯穿于六经之中。
　　可以说,在中国哲学的道、德、理、气、阴阳、五行等诸范畴中,“和”的范畴无论是就其时间性还是就其普遍性来说,都应早于其他范畴。因此,和谐理念或“和”的哲学,便成为中华民族集体智慧最先思考的问题。它比其他哲学范畴更具有现实性和实践性品格。
　　任何民族的物质生产和精神活动,都是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下形成和发展的。一种文化类型的塑造,要受到多种因素的决定和影响。“和”——这一价值理念的产生和发展,自然也是多种因素和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
　　首先,就自然环境来说,中国整体的地理环境格局,与海洋民族有着极大的区别。中国具有外部相对封闭,而内部又具有多样性的地理环境。其外部,一面临海,三面陆路交通极不便利,而其内部却有广袤的疆土、山河漫布,平原毗邻,气候多样。中国地理环境本身即体现了一种多样性的统一。这种外部相对隔绝的地理环境,限制和影响了国家统治者向外拓展的野心。而其内部地理环境的多样性,又养成了下层百姓的广泛交流、妥协和宽容精神。
　　其次,上述地理环境的特点,又决定了中华民族以农业立国的发展方向。从新石器中期起,一直到夏、商、周三代,统治者都高度重视农业发展。由此决定了中国早期文化有别于游牧草原文化和海洋商业文化的基本特点。这种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方式,产生了“安时处顺”、“安上重迁”、“重农抑商”、“重死而不远徙”、“天人相与”等观念。这些观念,一方面促进了天人哲学的产生与发展,把天地自然的整体和谐与人间秩序相统一,作为精英文化的最高目标追求;同时在民间也形成了固守田园、相忍相安、守望相助和睦邻友好的生活信条。这些传统,通过士阶层思维的折射,和谐与秩序的观念也就找到了自己发展的文化动因。
　　第三,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又决定了中国古代“以家庭为本位”的社会类型。由于生产的需要,人们必须保持族居的形式和家庭的合力,才能应服农业生产带来的挑战。在海洋商业文明中,一个人可以带上金钱或信用,较长时间地出外经商。而在农业文明中,凭一个人的力量却难以胜任一年四季的农业生产。因此,在中国古代,通过农业生产和自然经济,把家庭和宗法血缘关系牢固地联系在一起,借以克服由单独个体所不能应对的困难。
　　这种宗法血缘关系,成为中国古代社会人际联结的坚韧纽带,由此也产生了以道德伦理为价值尺度的实践理性。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等一系列人际关系的整体意识,便成为古代“和谐”理念产生和发展的强大动力。
　　第四,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自然灾害多发和内部战争频仍的国家。如果说,大禹治水的经验和教训,成为夏、商、周三代君臣及先秦诸子共同关注的话题;那么,中华民族对待战争的态度,则更倾注了一种理性的审视和思考。孔、孟、老、庄或儒、释、道,皆有强烈的反对战争的思想,甚至我们的祖先,在创造文字时即已认识到战争和暴力的残虐,《说文》的“止戈为武”,《左传》的“夫武,禁暴戢兵也”,即是从和平、　寝兵的角度创造“武”字和解释“武”字的。　
　　天灾人祸造成的巨大破坏和民族伤痛,直接刺激了中华民族忧患意识的产生。一部《周易》所折射的义理主题及其所关注的“天人合一”、实际上即是对“忧患”与“保合太和”意识的深刻反映。
　　“和”之源
　　在中国古代汉语及古文字史中,“和”字出现较早,已见于甲骨文和金文。《说文》:“和,相应也,从口禾声。”在早期甲骨文中,“和”作“龢”。《说文》:“龢调也,读与和同”。朱骏声《通训定声》:“《一切经音义》六引《说文》:‘音乐和调也。’《国语》:‘声相应保曰龢。《东都赋》:‘龢玲珑。’经传多以和为之。”按朱说,“和”的字源可以追溯到“　龢”字,二者在古代经传中通用。因此,“和”即“龢”也。又《篇海类编·器用类·部》:“《左传》:‘如乐之。’又徒吹曰,今作和,又谐也,合也。”
　　可见,“和”字源于“龢”。而“龢”又从“龠”从“禾”。《说文》:“龠,乐之竹管,三孔,以和众声也。”龠是中国古代竹制的吹奏乐器,最初只有三孔,后来发展为多孔,即今所谓的排箫。“龢”以左旁的“龠”表形,以右旁的“禾”表声,表示吹时,从长短不同的竹管发出的“和和”乐音以调和众声。
　　“和”源于“龢”,又源于“龠”。因此,“和”字的产生乃源于上古的乐器及音乐,并由乐器的合奏及音乐的合鸣,引申出“和调”、“和谐”、“和合”、“唱和”等涵义。
　　从上述对“和”字字源的考察,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和”是从古代乐器及其演奏的音乐中发源的。这一点亦可从中国古代的音乐理论和儒家的“乐教”中看出端倪。
　　中国古人通过音乐提出“和”的理念,而音乐又源于天地自然之和。这样,音乐就成为沟通“天人之和”的桥梁。《乐记》在解释《诗·有》中“肃雍和鸣,先祖是听”这两句诗时,尤其揭示了“音乐之和”的重要意义:“夫肃肃,敬也;雍雍,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只要做到诚正雍和,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实行呢?所以,好的音乐,即能起到陶冶性情的作用,使人的性情归于“和”。通过音乐,使人“反情而和其志,比类而成其行”,故“君子之听音,非听其铿锵而已也,彼亦有所和之也”。
　　不仅如此,“音乐之和”还可以超越语言、种族和国界的限制,成为人类的共同语言。《乐记》说:“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和,故百物不失;节,故祀天祭地。……如此则四海之内合敬同爱也。礼者,殊事合静者也;乐者,异文合爱者也。礼乐之情同,故明王以相也。”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从“大乐与天地同和”、“和故百物不失”,到“如此则四海之内合敬同爱”,最后得出“乐者,异文合爱者也”的结论。足见儒家推崇礼乐的根本目的,不是称王称霸,更不是掠夺与征伐,而是在于四海之内相敬相爱。因此所谓“乐”,就是通过“异文”的交流,达到“合爱”的目的。这里,“异文”虽然本指各种不同的乐曲形式,但其引申的义涵及其所包含的逻辑,则完全与“和”的字源相呼应。
　　“和”之内涵与定位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变动时期。随着该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的理念也逐渐趋于成熟。其成熟的重要标志,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和”与“同”两个范畴的对举;二是“和实生物”与“和而不同”这两个重要命题的提出。
　　“和”与“同”两个概念的对举,是由西周末年郑国的史官史伯提出来的。据《国语·郑语》,郑桓公问史伯:“周其弊乎?”史伯回答说:“恐怕要必然走向衰败”。衰败的主要原因,是周的统治者“去和而取同”,即没有处理好“和”与“同”的关系,一味地追求“同”而抛弃“和”。在史伯看来,“和”与“同”是内涵不同的两个概念。“和”是“以它平它”,即不同的东西相加所形成的共同体;而“同”则是“以同裨同”,即相同的东西再加上相同的东西,无论加多少,最后还是绝对的单一体。因此,“和”体现的是由不同因素构成的事物多样性的统一,而“同”则是由相同因素构成的事物单一性的简单同一。多样性的统一,能够使这个共同体“丰长而物归之”,即丰富、发展并生成新东西。而单一性的简单同一,则只能是“同则不继”。《说文》:“继者,续也,从从系。”因此,“不继”则为“绝”,即不能产生任何新东西,从而使单一的同一体走向衰亡和灭绝。
　　史伯认为,这样的道理随处可见:如“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一种声音构不成动听的音乐,一种颜色构不成美丽的图画,一种味道构不成美味佳肴,一种事物则无从比较。
　　可见,“和”与“同”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一对范畴,只有在两者对举的情况下,才能更好地理解“和”的内涵,这体现了中国哲学的和谐理念所包含的辩证思维逻辑。“和”是万物生成发展的根据,也是事物存在发展的内在动力,这也就是史伯提出的“和实生物”这一命题的确切涵义。
　　春秋时期的思想家晏婴,发挥了史伯提出的“和实生物”的思想,进一步扩展和深化了“和同之辨”的内容。据《左昭·二十年》载:晏婴在回答齐景公“和与同异乎”的问题时,明确指出“和与同异”。他认为,“和”好比做羹汤或弹奏音乐,只有“济其不及,以泄其过”,方能成为美味佳羹或动听的乐曲。如果一味地“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搏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晏婴以五味相济、五音相和的例子来说明“和同之异”“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即后来儒家所谓的“中庸”。意谓如果一道羹汤味道太淡,就增加调料。如果太浓,就加水冲淡。这样才能使汤的味道平正适中而增加食欲。如果用清水去调剂清水,谁还能去喝它呢?也如同琴瑟,如果老是弹一种音调,谁还能听它呢?由此晏婴得出一个结论:“同之不可也如是。”
　　春秋末期,处于社会急剧分化、急剧变动中的孔子,继史伯、晏婴等思想家的“和同之辨”,更明确地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即后来所称的“和而不同”的哲学命题,把殷周以来蕴涵在六经之中丰富的“和”的思想资源,引进到儒家的思想体系之中,从而进一步启发了先秦诸子对“和”的深入讨论,遂使“和”或和谐理念成为中华文化的公共话语,并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价值取向。
　　“和”的文化价值及其实践意义
　　从“六经”中的“和”的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全方位辐射,到史伯“和实生物”及孔子“和而不同”的哲学定位,再到先秦诸子对“和”的多角度、多层次的全面拓展和开发,作为中华文化根源性智慧集中体现的“和”,已成为中国哲学的思想精髓和核心价值。同时它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和发展,逐渐形成了一种求同存异、多元统一的文化模式。这种建立在辩证思维基础上的文化模式,有别于西方强调矛盾和斗争、强调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的文化模式。
　　这两种不同的文化模式,决定了解决矛盾的方式和手段的不同。二元对立的文化模式,由于强调矛盾的对立和冲突,认为只有通过你死我活的斗争,一方吃掉一方,才是解决矛盾最优先的选择,于是产生斗争哲学。而多元统一的文化模式,由于强调此中有彼,彼中有此,因此只有通过沟通、协调的方式,才能达到共生、共存的目的,于是和解、共生成为最优先的选择,于是产生和谐哲学。宋代大儒张载所提出的“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的二十字箴言,是对中国文化多元统一思维模式的最精辟概括。
　　从这一概括中,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哲学并不否认矛盾的普通性。它只是强调,只有通过“和”的方法,才能化解矛盾和对立,从而达到共生、共存、共赢、共荣的目的。在这里,解决矛盾的手段和目的是统一的。而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之所以陷入困境,主要是手段与目的二元分裂。斗来斗去,斗昏了头,结果不是忘记和取消了最后的目的,就是以手段为目的。历史上,这样的教训实在是太多了。
　　《庄子·天道》说:“夫明白于天地之德者,此之谓大本大宗,与天和者也;所以均调天下,与人和者也。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中国哲学把“与天和”、“与人和”看作是最大的快乐,正是因为其所追求的目的,乃是建立在和谐基础上的“天人合一”和“天人之乐”。
　　因此,尽管“和谐”有多层次涵义,如个人身心的和谐，父子、兄弟、夫妇间的家庭和谐，群体间的社会和谐，国家间的世界和谐及天人间的宇宙和谐等等。但最终可归结为如庄子所说的“与天和”、“与人和”这两大和谐范畴。
　　“与人和”,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中包括人自身灵与肉之间、家庭、群体、社会及国与国之间这些属于人道方面的内容。“与天和”,即人与自然的关系。所谓“自然”,应包括除人类之外的一切存在物。这两大关系恰恰构成当今人类所面对的两大基本矛盾及由此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紧张关系。
　　中华民族“和”的理念或和谐哲学的实践意义,正在于能够化解和匡正人类面对的两大基本矛盾所引发的各种危机,使人类的生存发展真正能沿着体现“和而不同”理性智慧的大道前进。用西方一位大哲罗素的话说:“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的一些东西,现代世界极其需要。这些品质中,我认为‘和’是第一位的。”这种品质,“若能够被世界所采纳,地球上肯定会比现在有更多的欢乐和祥和”。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哲学系)

王勇123

王庆其:中医心身观与和谐人生

日期：2008-05-04 作者： 来源：文汇报

    由于医学的发展，许多在以前无法治疗的传染性疾病在今天已能被控制和根治，人的主要死亡原因已被心脑血管病和恶性肿瘤等所代替，而这些疾病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与心理紧张和精神压力有关。在充满着竞争的现实世界中，讲究速度和效益，各种利益的驱使和诱惑，复杂的人际关系，必然使人们的紧张心理伴随着上升，由此而引发的各种心身疾病逐步增多。于是，一门主要从精神和躯体的相互关系即心身相关的立场来研究人类健康和疾病的基本规律和防治方法的新兴科学——心身医学，应运而生。心身医学体系自确立至今，虽然不过七十年左右，但在国际上发展迅速，被公认为是近代医学带头学科之一，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人类的疾病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许多传染性疾病是导致人们死亡的主要原因，由于医学的发展，许多在以前无法治疗的传染性疾病在今天已能被控制和根治，人的主要死亡原因已被心脑血管病和恶性肿瘤等所代替，而这些疾病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与心理紧张和精神压力有关。在充满着竞争的现实世界中，讲究速度和效益，各种利益的驱使和诱惑，复杂的人际关系，必然使人们的紧张心理伴随着上升，由此而引发的各种心身疾病逐步增多。于是，一门主要从精神和躯体的相互关系即心身相关的立场来研究人类健康和疾病的基本规律和防治方法的新兴科学——心身医学，应运而生。心身医学体系自确立至今，虽然不过七十年左右，但在国际上发展迅速，被公认为是近代医学带头学科之一，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其实，在中国的传统医学中，心身相关的观念可以追溯到“毒药未兴，针药未起”的上古时代。中医学经典《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的问世，不仅标示着中医学理论体系已经形成，而且对心身相关问题的认识和研究，取得了不可忽视的成就，并对后世医学的发展影响深远。近年来，学术界对中医心身理论的研究日益重视，这是一块值得开垦的处女地，它不仅对中医学术的发展有很大的价值，而且对当前创建和谐社会、建立和谐人生大有裨益。
   
一、中医对心身关系的基本认识
   
    1、心身关系的理论基础：天地人三才一体医学模式
   
    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天人合一”作为一种思维模式，它要求人们不能把“人”看成是和“天”对立的，这是由于“人”是“天”的一部分，“人之始生，得之于天”。医学研究的对象是人，因此《内经》比较详尽地考察了人以及人与天的关系。“人者天地之镇也”，“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人是天地间最重要的生物体，关于天的知识必须通过人体和人的活动得到验证。把人的研究放在天人关系理论的中心地位。
   
    中医学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影响下，确立了天地人三才一体的医学模式。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产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自然界中阴气与阳气相结合产生了生命体，所以人的生命现象是自然现象的一部分，强调人与自然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它们遵循着同一自然规律。“天地之大纪，人神之通应也”，“天地大宇宙，人生小宇宙”。人生活在天地之间，时空之内，人的生命活动不可避免地受到周围环境（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制约与影响。因此，中医学置人于自然、社会环境的变化中，以分析考察其机能状态，结合环境变化的各种因素进行诊断、治疗、预防等一系列医学实践活动，是医学的基本原则。人的身心活动受到自然界变化的影响与制约，而心身本身也具有适应自然变化的能力。“人与天地相参，与日月相应也”。中医学还认为社会环境对人之心身有着一定的影响，所以要求医生必须“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此天地指自然，“人事”指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人际关系等多种因素，均可涉及心身活动。
   
    近代心身医学强调指出，人具有生物性和社会性的双重特征，人类疾病和健康是生物－心理－社会因素，机体内外环境相互作用的综合结果。这一观点与中医学天地人三才一体观点十分吻合。
   
    2、心身关系的本质：形神合一
   
    中医认为，形与神是生命的基本要素。“形”指形体，包括脏腑组织器官等；“神”指生命机能，包括心理机能和生理机能。形神问题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命题，形与神的关系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是物质与运动的关系，在医学中是机体与功能、肉体与精神的关系，中医学的发展使这一哲学命题得以充实和完善。中医学认为，人的生命是肉体（形）与精神（神）的统一体，精神活动是在全部生命机能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更为高级的机能活动，心身问题的本质就是形神合一。人的生命（神）本于父母两精（形）的结合，形神俱备乃成为人。人是形神相偕的统一体，神不能脱离形体而单独存在，形没有神的依附就徒存躯壳而已。明医家张介宾对形神关系作了精辟的概括：“形者神之体，神者形之用；无神则形不可活，无形则神无以生”。形神和谐是健康的象征，形神失调是疾病的标志，形神分离意味着死亡。形神合一的观点是中医学重要的生命观，也是心身理论的本质所在。心身医学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就是对现代医学根深蒂固的心身分离观念和单纯生物医学模式的一种挑战，它促使人们用整体的医学观点，去认识生命、健康和疾病的本质。
   
    3、中医心身观的特点：心总统形神功能
   
    人类的生命活动有两大类，即生理性活动和心理性活动，而中医学认为主导人体生理、心理活动的是心。《内经》说：“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心者，五脏六腑之大主，精神之所舍也”。张介宾诠释得很清楚：“心为一身之君主，禀虚灵而涵造化，具一理以应万机，脏腑百骸，惟所命，聪明智慧，莫不由之，故曰神明出焉。”中医所说的“心”，与现代解剖学中心的概念迥异，它包括主宰血脉运行的“血脉之心”和主宰精神活动的“神明之心”（包括脑的功能）。心在整个人体心身活动中好像“君主”那样起到统率作用，所谓“神明”，是进行心理活动和统率全身生理机能的特殊能力。“故主明则下安”，“主不明则十二官危”。可见，中医心身观的主要特点是由心总统人体的生理和心理（即形和神）功能。
   
    现代心身医学的生理病理学基础是大脑皮层与内脏相关理论，内脏与神经系统都是完整机体的一部分，神经系统既能调节各器官的机能，使之联合成一个整体，它本身又依赖于机体其它部分，其中高级皮层对内脏功能的影响具有最重要的作用。近年心理生物学研究确认，社会心理因素主要通过植物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神经递质和免疫系统作为中介机理而影响躯体内脏器官的功能。中医将心作为调节心理、生理活动的最高统帅，把形、神整合成统一的整体，这是中医对心身理论的独到见解。张介宾在《类经》中说：“心为脏腑之主，而总统魂魄，并赅意志。”
   
二、健康的本质是人与自然、心与身、气与血的和谐
   
    中医对于心身健康问题具有独特的理解。《内经》有一段精彩的论述：“是故血和则经脉流行，营复阴阳，筋骨劲强，关节清利矣；卫气和则分肉解利，皮肤调柔，腠理致密矣；志意和则精神专直，魂魄不散，悔怒不起，五藏不受邪矣；寒温和则六府化谷，风痹不作，经脉通利，肢节得安矣。此人之常平也。”
   
    原文中“人之常平”，即健康无病之人。健康的标准是什么？《内经》提出一个“和”字，即“血和”、“卫气和”、“志意和”、“寒温和”。此“血和”、“卫气和”，可概括为血气运行和畅；“志意和”，可理解为精神活动正常；“寒温和”，意指机体能适应外界寒温环境。从中可领悟中医关于健康的标准有三条：一是人体机能活动正常，以血气运行和畅为标志；二是人的精神活动正常，即“志意和”；三是机体能适应外界的环境，即“寒温和”。概括地说，中医认为健康的本质是和谐，即人与自然和谐、心与身和谐、气与血和谐。此三条内容，联系近年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健康的定义：躯体无异常；心理活动正常；能适应外界环境。其与《内经》所述有异曲同工之妙，然而一个“和”字，充分凸现了中国数千年传统文化的积淀，而且其内涵更加深刻、丰富。
   
    和，即和谐。关于“和”的理念，可追溯到中国古代哲学中“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观点。中国哲学的功利观强调“中庸”、“致中和”、“和为贵”，“和”之所以可贵，贵在“和实生物”。“天非和不立，物非和不生”，“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从自然万物的生化，到为人处世之道，莫不以“和”为贵。这一思想渗透到医学中来，强调天人和、形神和、气血和、脏腑和等观点，简言之，健康就是一种和谐的状态。疾病则是上述关系的失和，“阴阳乖戾，疾病乃起”，治疗疾病的基本原则就是“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养生要求“处天地之和，从八风之理”，饮食要“谨和五味”，劳作要“形劳而不倦”，“动而中节”等等，莫不体现“和”的精神。医学的最终目的和意义，就是维护人体健康。而健康必须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以及人体心身、气血的和谐，这就是《内经》给我们的深刻启迪。
   
    公元前五世纪古希腊医学家阿尔克迈翁认为：“健康就是一种和谐的状态，是一些成对的相反因素之间的平衡。而疾病只不过是和谐遭到破坏的表现，是一元素多于另一元素，或者一对元素多于另一对元素所致。”近有学者陶功定提出“大生态医学模式”，即把人类置于大生态系统中，认为人作为大生态系统中的子系统，必然要与其他系统发生关系，而这种关系是否和谐是判断健康与疾病的标志。他指出：“健康是人的身体和精神心理状态与生存环境的和谐适应”，“优化人类生存环境是医学最广义、也是最首要的任务”。这一观点实乃续《内经》之绪余，耐人寻味。
   
三、当前心理问题原因剖析
   
    引起当前心理问题增加原因很多。首先，社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和生活的节奏越来越快，有竞争必然有人成功有人失败，都可能使人们的心理压力不断增大。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人们的价值观、道德观、生活方式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迅速发生着变化，每个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感受着冲击和震撼。其中一些人在躁动、在焦虑，发财的欲望在迅速地膨胀，可他们对商海的风浪却缺少必要的心理准备，于是发财梦还未做完，人已经掉进了痛苦的深渊。
   
    其次，在现代社会，物质生活日益丰富和改善了，一部分人的精神生活未得到应有的充实，精神上的空虚也随之日益加重。曾经有一位作家写道：“最可怕的是样样都不缺的人。”心理学告诉我们，人的欲望得不到满足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造成痛苦，但当人的欲望得到满足时往往又容易产生无聊和空虚。而大量的临床事实证明，长期的焦虑、痛苦和精神空虚都是导致心身疾病的主要原因。
   
    再者，心理卫生工作相对比较薄弱，无法满足广大群众的需要，人民群众中心理保健知识不够普及，也是造成心理问题增多的原因。人们知道环境卫生和食品卫生对于健康的重要性，却往往忽视精神（心理）卫生的重要性。不少人有了心理问题或者心理障碍，迫于传统习惯心理，羞于启齿，不愿意去医院找心理医师诊疗，以致积小病而变成大病，最终导致心身疾病。
   
四、调养心身，和谐人生
   
    古往今来，健康长寿是人类美好的愿望。中医最早的经典《内经》就提出了“治未病”的概念，《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说：“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吴仪同志在去年全国中医药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特别引用了中医“上工治未病”，强调中医药预防为主的理念，对未来医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1、协调阴阳，和谐天人关系
   
    人类健康根植于生态健康，生态健康就要求人们维护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这是古今人们追求的崇高目标。人类要获得健康必须做到两点：一是要求人们顺应自然，二是要求维护、优化生态环境。前者早在《内经》就提出“法于阴阳，和于术数”，“春夏养阳，秋冬养阴”，“虚邪贼风，避之有时”，“顺四时而适寒暑”等等，旨在维护人与自然的阴阳协调。后者则是当前世界共同关注的热点。1992年，世界1575位科学家发表了一个《世界科学家对人类的警告》：“人类和自然正走上一条相互抵触的道路”。科学技术高度发达，虽然可以给人们造福，但对自然界过量的开发和破坏，资源的浪费，环境的污染，不仅破坏了自然界的和谐，而且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些已经严重地威胁着人类自身的生存环境。在我国近年来把生态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其意义深远。
   
    其实，中医学中拥有丰富的整体生态医学思想内容，认识到人体的心身状态与生存环境的依存关系，主张把心身状态与生存环境的和谐适应作为养生的最高准则。《灵枢·本神》说：“智者之养生也，必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节阴阳而调刚柔，如是则僻邪不至，长生久视。”说明了中医学主张积极的健康观，强调把人的身体和精神心理状态与生存环境的和谐适应，作为养生追求的首要任务。
   
    2、形神兼养，调节心身关系
   
    形神是生命的基本要素，因此养生必须形神兼养，以协调心身关系为宗旨。养形，就是摄养人体的内脏、肢体、五官九窍及精气血津液等。方法是：调饮食、节劳逸、慎起居、适寒温、动筋骨等。养神，指调摄人的精神情志活动。方法是：御精神、收魂魄、和喜怒、调情志等。总的原则是“形宜动，神宜静”，静则恬淡无为，动则顺乎天然，乃为养生之道。另外，在养形和养神两者中，中医主张尤重养神。《灵枢·九针十二原》说：“粗守形，上守神”。唐代养生家王冰说：“太上养神，其次养形”。中医历来有“得神者昌，失神者亡”的古训。
   
    那么如何进行养神？
   
    《内经》提出，“四气调神”，即顺应自然界春夏秋冬四时气候消长及生、长、收、藏的生化规律，来调节精神情志及生活起居活动。“积精全神”，就是积累、固护人体之精气，因为精气是人身之本。诚如张介宾所说：“故善养生者，必保其精，精盈则气盛，气盛则神全，神全则身健”。节欲安神，节制欲望是中国古代养生家智慧的结晶。《老子》主张“少私寡欲，清净无为”。《庄子》承《老子》之学，提出“虚静恬淡，寂寞无为”。只有淡泊情欲，才能“归心于虚，凝神于静”，“抱神以静，形神自正”。《内经》受道家思想的影响，主张“恬淡虚无”，“精神内守”，“嗜欲不能劳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调志摄神，中医把情志过用作为重要的致病因素，如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内经》说：“忧恐忿怒伤气，气伤脏，乃病脏。”因此，保持良好的情绪是维护心身健康的重要保证。马克思说：“一种美好的心情，比十服良药更能解除生理上的疲惫和痛苦。”
   
    3、仁者寿，以德冶养心身
   
    中国传统养生中十分注重“以德立身”，“养生必先养性”，这里的“性”是指品德、禀性。孔子说：“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又说“仁者寿，智者乐”。《礼记·中庸》：“大德必得其寿。”孟子则指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荀子也认为仁义德行为长安之术。《内经》则有“德全不危”的明训。《黄帝内经太素》：“修身为德，则阴阳气和。”养生以修德为首务，修德以修心为中心。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不断完善人格，也是心理健康的重要标志。唐医学大家孙思邈献身医道，倡导“大医精诚”，“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具有高尚的医德，相传他寿至140余岁。这样的事例古今以来不胜枚举。
   
    1948年世界卫生协会曾经提出健康的概念应该包括良好的道德品质。健康应是躯体、心理、社会适应、品德的良好状态。现代心理学认为，道德愉快是一个人在利他活动中自我体验到的愉快，有减轻或消除心理痛苦的作用。一个具有一定道德修养的人，往往是一个心理健康的人，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能理性地处理问题，自制力强，为人豁达大度，充满爱心，乐于助人，对未来充满信心，碰到困难和挫折不会灰心丧气，以快乐的生活态度面对人生。
   
    4、动而中节，养生贵在适度
   
    裘沛然先生曾经提出“养生贵在识度与守度”的观点，“度，是衡量一切事物轻重、长短、多少的统称，后人引申为处理事物最适当时为适度。度，包括理度、法度、制度、气度、节度等，做人的一切，都得有个度，养生也不例外。”
   
    裘老说，孙思邈提倡饮食应达到“饥中饱、饱中饥”为最合适，就是饮食之度；汉代华佗主张“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耳”，就是劳逸之度；《内经》载：起居有常，不妄作劳，不竭精气，就是房事之度；《论语》曰：“惟酒无量不及乱”，就是饮酒之度；另如：“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就是悲欢之度；“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就是理财之度；“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就是精神文明之度；“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就是做人之度。
   
    儒家所倡导的“中庸之道”，是指无过无不及，把握处理事物恰到好处。《内经》曾提出“生病起于过用”的观点。诸如饮食过饱、情志过用、劳逸过度等均可成为致病之因。裘沛然先生提出“养生贵在识度与守度”，可以认为是中庸之道在养生理论中的具体应用。
   
    5、道法自然，健康寓于自然之道
   
    《老子》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混沌无形但可以感知，其特点是“无为而无不为”。对于养生来说，即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身。依据老子“道法自然”的理念，如果一定要探求健康长寿之道的奥秘，那么健康长寿之道法于自然而然。其实，人不必刻意地去追求健康长寿，重要的是珍惜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从容、淡定、坦然地面对生活，品味人生，乐天知命，诗意地活在真实的生命感受之中，那么你必将拥有和谐人生，健康长寿就悄然地不期而至。
   
讲演者小传
   
    王庆其
   
    医学硕士,教授，博士生导师。1981年6月毕业于中国研究院中医研究生部。曾先后师承方药中教授、裘沛然教授。1984年以来，一直从事《黄帝内经》的教学和理论的研究。现任上海中医药大学专家委员会委员、学术委员会秘书长，中国中医药学会内经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主编教育部新世纪高等中医教材《内经选读》、教育部自考本科教材《内经选读》、上海市研究生教材《内经专题研究》等教材。先后赴美国、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地进行学术交流。兼任新加坡中医学院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