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整体论”是中医药学的哲学基础--与何祚庥先生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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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论”是中医药学的哲学基础--与何祚庥先生商榷
李今庸 湖北省中医药学会
　　2005年2月25日，《中国中医药报》第三版刊载了何祚庥先生2004年10月14日在第二届“智慧学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对我国古代整体论思维和中医药学提出了他的论点。在此，我对他的一些论点提出不同看法：
　　论点一：“《易经》的……整体思维，其实是笼统思维。没有进行具体分析，就要去‘辨证’地综合。典型的例子，是中医理论中的阴阳、五行等等‘玄而又玄’的说法……”
　　所谓“笼统”者，乃“一切不分”之谓。既然一切不分，何有“草”、“木”、“鸟”、“兽”、“虫”、“鱼”、“土”、“石”之称？可见所说中国古代的“整体思维”为“笼统思维”是没有根据的。我们知道，一定历史时期的文化艺术（包括语言文字），有一定历史时期的特点。因而，研究我国古代的整体论思想，理所当然地要把它放到古代社会里去考查，用历史唯物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必须深入到学术思想里面去，不能停留在文字表面上，也不能要求古人说出我们现在同样的话来。《周易·系辞下》说：“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三才之道也”，《素问·三部九候论》说：“一者天、二者地、三者人，因而三之，三三者九，以应九野……九野为九藏，故神藏五，形藏四，合为九藏。”《礼记·中庸》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荀子·天论篇》说：“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及“夫人事，必将与天地相参，然后乃可以成功。”《春秋繁露·立元神》说：“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文子·上仁》说：“食者，人之本也。民者，国之本也。故人君者，上因天时，下尽地理，中用人力，是以群生以长，万物蕃殖，春伐枯槁，夏收百果，秋蓄蔬食，冬取薪蒸，以为民资”等等，无可辩驳地表明了我国古代在采取或论述任何事件时，都是把人放在天地自然一起去考虑的，体现了我国古代辩证思维的整体论思想，已被中外学者所公认。
　　耗散结构理论的创建者、曾获诺贝尔奖的普里戈津1986年在《探索复杂性》一书中说：“中国文化具有一种远非消极的整体和谐。这种整体和谐是各种对抗过程间的复杂平衡造成的。”协同学的建立者、德国物理学家哈肯说：“中医却成功地应用了整体性思维来研究人体和防治疾病”。英国《自然》杂志主编菲利普·坎贝尔博士2001年10月28日在接受新华社记者姜岩采访时说：“从原则上说，未来对生命科学的研究方法应当是西方科学方法与中国古代科学方法的结合，中国古代科学方法重视宏观、整体、系统角度研究问题，其代表是中医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值得进一步研究和学习。”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朱清时与新华社国际部科技室主任姜岩两人合著的《东方科学文化的复兴》一书中说：“中医从整体上去研究复杂的人体，擅长综合地把握它们的规律，并用符号化方法描述它们（阴/阳、内/外、寒/热、虚/旺），西医则把人体分解成系统——器官、细胞、分子，擅长从这些单元的状态来推知人体的状态。20世纪上半叶，西医的这种‘还原论’式的研究方法大行其道，以致于学术界很多人把以中医学为代表的用整体论方法发展起来的中国传统科学文化视为不科学。现在中医受欢迎，不仅是由于大量实践的检验，更重要的是因为分子生物学的发展使我们对疾病的本质和中医的机制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张岂之等在《中国历史十五讲》一书中说：“最能体现这种整体性和辨证性观念的学科是医学。我们在上文说过，中医特别强调阴阳的相互依存、消长、平衡，强调对病因的综合考察，讲究辨证施治，就是这种观念的集中体现。”启示了我国古代整体论思想将在现代科学的发展中做出新贡献。然而何祚庥先生硬把中国古代的“整体思维”，贬称之曰“笼统思维”，并把中医理论中的“阴阳”、“五行”等等斥之为“玄而又玄”的典型例子，且指责中国古代“没有进行具体分析，就要去‘辨证’地综合”。这不合乎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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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古代整体思维，一方面强调天人合一，人和大自然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另一方面强调天人相分，人和大自然是有区别而不一样的。在社会实践中做任何一件事，都先要考虑到天时气候、地理环境、人事变化、物质条件等现时和以后的影响和可能的影响，这怎么算是“笼统思维”？李冰父子进行都江堰水利工程，用“笼统思维”能成功吗？张衡发明“漏水运转浑天仪”和“侯风地动仪”，用“笼统思维”能成功吗？
　　其二，古代整体思维在宏观上特别重视天人关系和谐，在微观上则重视事物内部关系的协调，因而在整体论思想指导下，进行过具体事物的考查和分析。《周易·同人·象文》说：“天与火，同人，君子以类族辨物”，朱熹注：“天在上而火炎上，其性同也。类族辨物，所以审异而致同也”。在审察各个具体事物的相“异”中而求出其“同”。在社会实践中，则对具体事物用辩证思维进行具体分析和具体处理，如病人神志不清、四肢厥冷，其脉滑者，为热深厥深，阴阳不相顺接，用白虎汤以撤热；其脉迟者，为阴寒内盛，阴阳不相顺接，用四逆汤以祛寒。又如中医药学里的“麻黄汤”，以“麻黄”、“桂枝”、“杏仁”、“炙甘草”为方，是所谓“辛温发表法”，用以治疗“头痛项强，发热恶寒，无汗而喘，口不渴，身疼痛，脉浮紧”的“伤寒病”，若以“石膏”易其方中的“桂枝”，则成了“辛凉发表法”的“麻杏石甘汤”，绝不可以再用于上述伤寒病，而可以用于治疗“头痛项强、发热口渴而不恶寒”的“温病”。中医药学的整体性、辨证性观念在临床医疗中，总是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并随着客观病情的不断变化而不断地采取相应新的治疗措施，病万变药亦万变，做到辨证施治。怎么能说中医“没有进行具体分析”？试问“没有进行”过“具体分析”，能够做到“辨证施治”吗？它虽然进行的是整体思维，而不是还原论的分析入微，但毕竟还是具体分析。说实话，医学理论中如果没有辨证思维，既使长于分析，也不可能做到辨证施治。这确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其三，中医理论的阴阳五行等等，并不是什么“玄而又玄”，只是以“还原论”为基础的“机械论”者不愿理解罢了！《春秋繁露·阴阳义》说：“天地之常，一阴一阳”，《春秋繁露·天道无二》说：“阴与阳，相反之物也”，《太玄经·交》说：“阳交于阴，阴交于阳”，《新书·六术》说：“阴阳，天地之动也”，《礼记·郊特牲》说“阴阳和而万物得”，《管子·四时》说：“是故阴阳者，天地之大理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可见阴阳是从具体事物和现象中抽象出来的，没有固定的形体，不研究具体事物的物质实体，只有两类动态功能的属性，而是揭示事物对立统一的普遍规律。毛泽东在生前也指出过：“一点论是从古以来就有的，两点论也是从古以来就有的。这就是形而上学跟辩证法。中国古人讲‘一阴一阳之谓道’。不能只讲阴没有阳，或者只讲阳没有阴。这是古代的两点论。形而上学是一点论。”中医理论的“阴阳说”颇似现代唯物辩证法的“矛盾观”，阐明着世界万事万物的对立统一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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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医理论的“五行”，是以“金”、“木”、“水”、“火”、“土”五者为主要内容。《尚书大传·洪范》说：“水火者，百姓之所饮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兴作也；土者，万物之所资生也，是为人用。”五行乃人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五种物质，各有自己的性态特征，《尚书·洪范》说：“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王冰注《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柔软曲直，木之性也”，“炎上翕赤色，火之性也”，“安静稼穑，土之德也”，“坚劲从革，金之性也”，“清洁润下，水之用也”。古代即以金、木、水、火、土为基本构架，用五分法将世界万事万物按取象比类的方法使之以类相从，以研究人和自然的普遍联系，并以五行相生相克观点，以研究人和世界万物以及人体各部的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运动规律。
　　五行学说是我国古代阳明学说以外的一个哲学派列，在战国末期才被邹衍合在一起。在我国古代医学发展中，五行学说发挥过积极作用，但古人在长期医疗中，没有根据医疗实践的发展而进行医学理论的创造，而是满足于五行生克乘侮的到处乱套，五行又成为中医理论的组成部分，阻碍了中医药学的发展，如病机中的“水不涵木”、“火不生土”等，治法中的“培土制水”、“佐金平木”等，用之则医学停滞而不合时宜，弃之则陷入理论空白而无以解说。这只有等待真正的中医现代化了。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恩格斯是怎样评价古代整体观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书中说：“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这种原始的、素朴的、但实质上正确的世界观是古希腊哲学的世界观，而且是由赫拉克利特最先明白地表述出来的：一切都存在而又不存在，因为一切都在流动，都在不断地变化，不断地生成和消逝。但是，这种观点虽然正确地把握了现象的总画面的一般性质，却不足以说明构成这幅总画面的各个细节；而我们要是不知道这些细节，就看不清总画面。”恩格斯在这里首先肯定了古代整体观正确地把握了总画面的一般性质，然后指出其未能说明构成总画面的各个细节，因而也就看不清这幅总画面。这个“看不清”是指视之“模糊”，而不是言之“笼统”。可见“笼统说”是不确切的。众所周知，模糊还是可以出科学的，如“模糊数学”是其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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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点二：“从总体来说，中医的医疗效果不如西医”，“中医理论多年来没有什么进步”。
　　中医理论多年来有没有什么进步？中医的效果真的不如西医？这不能一概而论，应该作历史分析。众所周知，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文化大量涌入了中国，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些中国人产生了严重民族自卑感，一切崇尚西方，极力主张“全盘西化”。在医药卫生领域里，1929年余云岫提出了一个所谓“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南京政府即据之向全国下达了“废止中医令”，但在全国中医药界和有识之士的坚决反对下而未行其果。于是在南京成立了“中央国医馆”，提出了“中医科学化”，以西医理论取代中医理论，取消中医药学的灵魂，企图消灭中医于无形。1950年在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余云岫、宋大仁、江晦鸣三人又联合提出一个“改造旧医实施步骤草案”，人们称之曰“四十年消灭中医计划”，得到中央卫生部当时主要负责人的采纳，继之王斌以东北大区卫生部长的身份发表了“在一定的政治经济基础上产生一定的医药卫生组织形式与思想作风”，指中医为“封建医”，只能“在农民面前起到有医生的安慰作用”。卫生部主要负责人则自1952年起，组织在全国对中医实行登记、考试（以西医科目考中医）、办进修（用西医知识改造中医人员），积极实施余云岫等“四十年消灭中医计划”，把中医推向了被消灭的边缘。毛泽东主席发现后，严厉批判了卫生部当时主要负责人轻视、歧视、排斥中医的错误思想，挽救了中医。继而成立了中医科研、教学、医疗机构，为中医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然而遗憾的是，至今民族虚无主义思想却没有得到肃清，在这些中医机构里歧视和限制中医的人仍大有存在，在“中医落后论”、“中医不科学论”的思想指导下，除了用西医教育、科研、医疗的一套管理模式外，在教学上，几乎塞进了近半的西医课程的内容；在科研上，完全从西方搬来的一套科研方法，以经济为手段，逼得中医就范，走入西医化，很少鼓励支持中医创造自己的科研方法；在医疗上，医院里凡是危急重的病人，都不许中医治疗，必须转至西医病房，剥夺了老中医发挥治疗危急重病和传授经验给下一代的权利，剥夺了年青中医治疗危急重病的锻炼机会，使中医与危急重病日见生疏，以致全国大多数中医院不姓“中”，大多数中医人员“西医化”，连中医博士毕业生也不会用中医思路看病。尽管如此，1954年石家庄市中医治疗“乙型脑炎”、上世纪八十年代江苏、江西中医治疗“出血热”都表明了中医治疗急性病确实有疗效。尤其在2003年上半年进行的抗击“传染性非典型肺炎”过程中，充分证明了中医的治疗优势，并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官员的认可。在日常医疗实践活动中，不少在大医院被西医判为“死刑”的病人，有些竟被中医治愈了。70年代，湖北农村1岁多女孩的“脑双侧脉管炎”是我用中药治好的。又如，武汉一老红军肺癌住某大医院治疗，一日忽然“舌缩入喉”、西医专家认为“是肺癌病发展的必然结果，无法使舌再伸”，也是我用中药使患者的舌恢复活动而伸缩自如的。对于一时查不出病原或查出了病原而尚无治法的疾病，则显示着中医有无比优势，这怎么能说“中医的治疗效果不如西医”呢？如果中医治病真的不如西医，那为什么外国留学生到中国来学中医的人数总是占学其他学科的首位？
　　我们认为，中医西医是两个不同理论体系的医学，分别属于东西方两个不同的文化范畴，各有自己的文化特征。西医是以还原论为基础，长于分析；中医是以整体论为基础，长于综合。两者各有优缺点，存在一定的互补性。应该相互交流，各从对方文化中吸取于自己有益的部分充实发展自己。民族虚无主义者，醉心于西方文化，总是压抑、贬损民族传统医药学，以讨好西方文化霸权主义，在我国中医药学走向世界和保卫民族文化安全的今天，无原则地把西医捧到天上，把民族传统医药学贬得一无是处，这不公平，也不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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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点三：一些中医理论研究者的“研究目的就是要‘证明’《黄帝内经》的正确”。
　　这似乎是指当前盛行的屠鼠屠兔实验研究的目的。若然，这和中医真正研究《黄帝内经》的是两码事。它是弱化中医治病疗效，并上以欺骗领导、下以欺骗群众而便于其从中混水摸鱼为目的的，与真正的中医研究无关。对《黄帝内经》的内容，单纯的所谓“理论研究”应该说现在是不存在的。《黄帝内经》蕴藏有大量具有东方文化特征的正确的医学科学的内容和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应该采用历史唯物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它挖掘出来使之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现实服务，故真正中医在研究《黄帝内经》内容时，总是把它和临床医疗实践紧密结合起来研究。因为《黄帝内经》能够指导临床医疗实践，又需要临床医疗实践的检验。通过研究，证明《黄帝内经》正确的医学科学内容则肯定之、阐释之，并发扬光大之，同时对其被古人附会上去而不符合医学实际的内容则给以抛弃之，以利后者学之。这正是对《黄帝内经》这部古代光辉文献所做的继承和整理。我们是历史唯物论者，我们承认而且必须承认以《黄帝内经》为载体的医学理论及其思维方式在古代东方曾经发挥过积极的作用，我们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我们也不能否认它在当今时代仍然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从来没有人说《黄帝内经》是完整无缺而且包括了医学的一切的。然而何祚庥先生竟指责别人认为“2000年前的《黄帝内经》已经穷尽了医学的一切”，这种先以不实之词强加给别人，然后再加以驳斥的做法是不够严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