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8论中医理论的科学建构(三)

高儒贵

当前的中、西比较思考
迨至宋、元以后，医家不识运气，不解六经，把《伤寒论》六经辨证中包含的阴阳、表里、寒热、虚实、脏腑、经络等个别内容与六经割裂来，片面强调所谓‘八纲辨证’、‘脏腑辨证’，又另创什么‘三焦辨证’、‘卫气营血辨证’，更有甚者提出‘医林改错’。精华已丧，徒存皮毛，人自为说，门户纷争，中医学从此走向衰落，开始陷入了混乱局面。解放后编制的中医院校教材，继承的就是这一时期理论，由于不了解中国古人在二千年前的科学成就，不知道中医理论来源于运气学说，进行的中医现代化教育，因理论缺陷，不知所以然，一方面不得不求助于外部而附会西医，一方面又为保住“特色”而推行所谓的辨证标准化。这样的结果背离了《内经》、《伤寒论》的原则精神，沦为僵硬的教条，它严重束缚了人的能动思维，使医生的眼界局限于表面的形下范围。中医丢掉了自己的科学灵魂，跟随西医走上分析、还原的道路，中医临床再也无法达到《伤寒论》那样的高超水平了。四十余年高等教育培养出来的中医，不仅未见产生出像老一辈中医学家（他们都是精通《内经》和《伤寒论》的医学大家）那样的以卓越疗效著称的名医，相反却一代比一代退化，甚至丧失了信心。造成中医现代化这种局面的原因，究其根底，严格的说，它是采用了一个错误的方法，在研究一个错误的前提。
西医是建立在物理、化学、数学等近代分析科学基础上的学科，其还原性思维，必然决定了它们照搬研究机器的方法来研究人。其力图通过分析的途径从物质结构上说明人的生命，这在中国的古人看来，它追求的不过是通过延长感官可以发现的那部分属于表面层次的“形器”而已。不可否认，人有机器属性的一面，现代医学借助于高科技手段，从简单的血压计到复杂的核磁共振成像仪，以其定量分析影像定位等，可以监视和测量人体的所有结构，也可以有限的解决某些局灶性病变。但单纯机器观点并不符合生命特性，太多的事实已经证明，上述那些高科技手段有很多弊端，许多检查并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不可靠的、错误的结果常常发生，甚者有时检查过度，给人体带来损伤，这还不算严重，更危险的后果则是来自于检查之后的那些可怕的药物和手术。许多西方人士对此已经开始认识，如美国医学通讯记者林内•麦克塔格特就在她的《医生对你隐瞒了什么？》一书中列举大量事实写道：乳房X照片与其说能诊断癌症，不如说能导致癌症；在许多情况下，手术治疗前列腺癌的效果还不如置之不理；那些降胆固醇药物实际上会增加死亡危险；在许多情况下，现代医学所谓的治疗措施实际上比疾病本身还要糟糕。她甚至坦言，某些曾为西方人引为骄傲的高科技手段是“医学中的伪科学”。
人与天地相参，与日月相应，随着地球的自转、公转，人体的机能状态亦发生着同步运动。为什么人的生理有生物钟现象？为什么有些病有好发时节？这其中的奥妙，如果不了解天人之间的关系，不懂得五运阴阳的道理，仅凭现时的高科技手段是无能为力的。观察人的五运阴阳，古人的方法首先是以大自然作参考系，从自然界运气的不同时期，就可推知人体不同时期的运气状态，故《内经》说“不知年之所加，气之盛衰，虚实之所起，不可以为工矣”。其次是从人的生理征象来考察，因为人体不同时期的运气状态，决定了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生理特点，通过有形的生理变化，即可测知无形的运气动态，这其中尤以脉搏的表现最为真实和准确。《内经》说：“天地之变，阴阳之应，彼春之暖为夏之暑，彼秋之忿为冬之怒，四变之动，脉与之上下”。“微妙在脉，不可不察，察之有纪，从阴阳始，始之有经，从五行生，生之有度，四时为宜，补泄无失，与天地同一，得一之情，以知死生”。春弦、夏洪、秋毛、冬石，是人体顺应四时的正常脉象，假若出现非时之脉，则说明人体运气未与天时相应，人在生理上就会发生异常而表现出疾病。《内经》说：“生之本，本于阴阳”、“察色按脉，先别阴阳”、“治病必求其本”。除了脉诊，还有视色聆声等，俱是用于“求本”、观察人体运气状态的巧妙而有效的方法，它们虽然表面看起来似乎原始简陋，但就目前来说，还没有哪一项高科技手段可以取代。
怎样看待人的实体组织？现代组织胚胎学通过实验发现，将成为动物尾巴一部分的一个细胞，如果移植到该动物的头部，就会发育成为该动物头部的一部分，这证明胚胎细胞的组织分化，受该组织所在部位环境的影响。现代心理学亦清楚的认识到，大脑的发展与完善，在生物学的基础上，离不开自然与社会的环境制约性。而二千年前的中国古人，对此认识则更为深刻，《易•系辞传》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虽然《内经》时期已经有了很详细的解剖，但运气理论不拘泥于器官形质，而是认为存在于形质后面的无形之道才是生命最本质的东西。因此《内经》命名的脏腑都不是形质的脏腑而是运气的脏腑，如说：“得五行时之胜，各以气命其脏”。“心者，生之本，神之变，……通于夏气；肺者，气之本，魄之处也，……通于秋气；肾者，主蛰，封藏之本，精之处也，……通于冬气；肝者，罢极之本，魂之居也，……通于春气；脾、胃……者，仓廪之本，营之居也，名曰器，通于土气”。用心领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素问•生气通天论》、《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三篇文章的主旨大意，就可知道，《内经》提出通于夏气、通于秋气、通于冬气、通于春气、通于土气的所谓脏象，其意义不在于区区的表面形迹，而是本于自然、天人合一、禀应阴阳、以天地运气为根据的关系模型，指示人们从全方位的运气时空角度透视人的生命现象和脏腑机能。以运气命脏，这就是为什么《内经》忽视器官形质，而把肝置于左，肺置于右，以及人体脏腑与以六经为代表的六气配合，并且这种配合吸纳了有名无实的三焦，却把现代认为是生命中枢的大脑排除在外、而将大脑所有功能分归于五脏的根本原因所在。
生命是自组织系统，细胞是生命的基本单位，人体上百万亿个细胞是通过什么机制进行协调工作的呢？我们知道，细胞是由分子构成，而分子则是原子的集合，其中一个有趣现象就是原子与细胞都是有核结构。原子就像一个小的行星系统，电子以波的形式围绕原子核在运动，根据五运原则，只要是旋动系统，都可用五运来归纳。那么细胞有没有绕核运动呢？由于旋动波是能量的运动形式，对于细胞的能量可以测知，但能量波的旋动，人们却无法定量测定（符合测不准原理）。既然细胞有核，就可能存在围绕核的能量波。如果这一点可以推定，则人体从原子到细胞再到五脏就构成了三个不同层次、不同等级的五运系统。再根据子系统服从母系统的原则，五脏五运制约着细胞五运，细胞五运又制约原子五运，如此一来，一个纷繁复杂的人体组织，既各司其职又井然有序的协调机制就建立起来了。自然系统的结构表面看是由小到大的组成，而其发生以及功能行为则必然是由大到小的整体进行，这可能即是生命自组织的奥妙所在。人是自然界的一个部分，由于天人的运动同构（以五运同构）关系，人的五运必然服从于天地五运，人的生理活动与自然界运动保持协调一致，于是，古人的“天人合一”、“天人相应”的大系统观念便由此而产生。
现代科学证实，客观世界的实在性，既有可视的有形方面，也有不可视的无形方面，是有形与无形、有限与无限的统一。自然界的自组织原理与人工的组装原理是根本不同的，组装原理打开系统即可看到，而自组织原理“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不论用什么样的先进仪器也是看不到的。生命的特性，就像量子场一样，基本粒子以波的形式依场而存在，离开了场，一切粒子将衰变消亡，故基本的不是粒子而是场。如从这一意义引申来看生命，生命运动依附于有形实体，但有形实体不等于生命，人死去实体仍可暂时存在，故西医的研究从组织、器官、细胞逐层深入直至分子，偏于可视的有形一个方面，只是研究了生命的可视部分，即相当于不基本的粒子那一面。当西医完成了基因图谱测定、以为破解了生命奥秘而欢欣鼓舞的时候，岂不知只要是可视的，就是有形的，就像量子物理一样，如果确定了它的有形，就必然失去它的无形。基因图谱是由那个不可视的无形东西所绘制（细胞的两大分子—蛋白质和核酸都是原子粒子在场作用下的不同的波动聚合花样），生命更是由那个不可测的东西在操纵。那个东西在，生命就在。那个东西消失，生命就消失。因此，要想挽留住生命，就必须挽留住那个无形的东西，那个东西就是具有量子场性质的“五运阴阳”。
现代科学的场论告诉我们，场的激发态产生粒子，爱因斯坦相对论的“质增效应”告诉我们能量产生物质，而中国先贤们的“道”理论则告诉我们旋动是能量和物质的总根源。当我们一旦明白了他们讲述的道理，重新再看《内经》那些曾经令人匪夷所思的种种“奇谈怪论”，就能恍然理解了。对本文开始时提出的中医科学性问题，我们据此可理直气壮的向世人宣称：中国古人于二千年前创造的作为中医建构基础的运气学说，是现代科学还未发现的、具有超前性质的、更加适合于人这样的自组织系统研究的先进科学。
结  语
中医不是没有科学，而是其科学未能为人所知。如何把中医的科学面目呈现给人们，清末民初的著名中医学家陆渊雷曾提出：“发皇古义，融会新知”。发皇古义的方法，就是必须坚持中国文化特色，遵循中医自身的逻辑规律，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从文化的历史源头开始，重新审视中医理论产生及发展的全过程，从每一个概念入手，下一番破解功夫，寻找其中的科学因素，并发现错误出在哪里，然后兴利除弊，真正做到有批判的继承。融会新知，就是在发皇古义的基础上，以我为主，融合现代先进理念，容纳现代有益成果，使自己的内容更加充实，体系更加完备。故发皇古义是融会新知的前提，是实现中医现代化的首要关键。
世界是多元化的世界，科学的道路不只一条。我们的国家正在富强兴盛，但在科学的道路上，中国人智慧的伟大似乎更闪烁在古代。世界上其它民族的古老文明大多已衰亡，惟有中华文明，虽历经劫难，仍翘首雄姿，傲然独立，如果没有厚重精深的科学作根基，怎能保持其二千年不败的顽强生机。古代的科学之道，促进了中华民族文化和文明的繁荣，对世界也做出了重大贡献，四大发明曾推动西方工业的发展，《易经》、《老子》、《庄子》等书亦曾点燃莱布尼兹、玻尔、爱因斯坦、普里高津等许多大科学家的心灵之灯，即使是现代西方最先进的科学理念，也都可在中国古人那里寻找到闪光的亮点。著名的世界科技史研究者、英国的李约瑟博士在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就说：“中国文明在科学技术史中，曾起过从来没有被认识到的巨大作用”，“中国古代和中古代的医生和技士们的本领，比大多数汉学家愿意承认的强得多，人类历史上一些很基本的技术，正是从这块土地上生长起来的，只要深入发掘，还可能找到更有价值的东西”。
怎样评价古代的文化遗产，恩格斯在批判古代自然哲学时确曾说过：“用理想的、幻想的联系来代替尚未知道的现实的联系，用臆想来补充缺少的事实，用纯粹的想象来填补现实的空白”（《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段话指的是西方而不是东方，可自1840年以来，中国学术界的某些学者将学术与政治混为一谈，把恩格斯的这段话不加分析的套在自己头上，认为外国的一切都好而鼓吹全盘西化，对祖先留下的遗产则一概贬为落后而大加鞭鞑，这其中最为突出的当属上世纪初蒋介石民国政府对中医的围剿。解放后党和政府为保护和复兴民族文化制定了许多有力政策，中医现代化即是其中之一。但学术界的民族虚无主义、崇洋媚外思想仍根深蒂固，中医落后、不科学的思想仍充塞在一些人的头脑中，主张以西医改造中医的所谓“现代化”，即其典型表现。恩格斯还曾说过：“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中国不乏理论思维，尤其不乏高超的理论思维，但这个思维不在现在而在二千年前的古代。中国的学术界近百年来遗弃了那个本属于自己的思维，却邯郸学步一样从洋人那里学习思维，一切跟在外国人的后头跑，以别人的思维怎能领先于别人登上科学最高峰？中国古代的思维是一个富饶的宝藏，在我们自己还浑然不觉的情况下，一个个外国人却从那里采摘到智慧之果，铸就了他们自己的诺贝尔奖杯。作为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泱泱大国的华夏子孙，对照恩格斯意味深长的话语，面临中医被阉割而难以为继的严酷现实，我们还不应该痛定思痛吗？难道非要等到外国人把祖先的成果全部拿走，我们才能最后醒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