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致杨振宁教授的公开信

亭斓

[这个贴子最后由亭斓在 2004/11/13 02:16pm 第 2 次编辑]

致杨振宁教授的公开信
                ——就《易经》对中国科学的影响与杨振宁教授商榷
尊敬的杨振宁教授您好：
    您对物理学的卓越贡献为中华民族赢得荣誉，令人景仰，我们借此机会向您表示崇高的敬意。近一百多年来，从事《易经》研究的学者大多未能涉及自然科学中一些基本问题，只把《易经》当做占卜迷信之书。因此，长期以来，有关易经与科学关系的研究相当薄弱。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有少数学者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出版了一些著作，并在当代科技方面取得较为突出的成效。近几年来，您在思考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时“对于易经发生兴趣”，郑重地提出“易经与近代科学”关系这一重要问题，我们十分高兴。但是，2004年9月3日，您在《2004文化高峰论坛》上所作的报告中说的，“第一易经影响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所以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等观点，我们有不同看法，因此冒昧地向您请教和商榷。
    我们认为您在北京“2004文化高峰论坛”上的报告中所讨论的问题，实际是二十多年来国内学界热烈讨论的“李约瑟之謎”和“韦伯之謎”的子问题，故只能举其大要而论之。
一、 报告中关于中华文化与逻辑相关的内容
     在您的报告中主要论述了《易经》与中华文化的逻辑，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相关问题。现先就此作一商讨。
（一）、中华文化有没有演绎
    您反复论述的要点之一是易经和中华文化有归纳而无演绎。我们认为这是不准确的。从逻辑学和方法论上说，演绎是归纳的逆运算或逻辑逆操作，二者的应用是互为表里、相得益彰的，如果人的认识过程只有归纳而无演绎，就只能归纳出一堆离散的概念和命题，不借助演绎的方法，认识不可能前进一步，任何思维健全的人或民族莫不如此。归纳是一种综合收敛性思维，演绎是一种分析发散型思维，笼统地说“中华文化的思维”有归纳无演绎，无异于说中国人有“吸”而无“呼”，“呼吸”不畅，此人怎么可能长久生存。
    惜字如金的司马迁说：“文王拘而演周易”，而不说“文王拘而籀周易”，是准确且有深意的，周易象数一派不推演不可能占卜算卦 ；义理一派不演绎不可能通释天下，说周易无演绎是否不妥？
    所以，准确地说，不是《易经》和中华文化没有演绎法，而是没有近现代科学意义上的系统化、符号化的，特别是公理化的长程演绎（从公理到经验命题），这种方法肇源于古希腊，是希腊文明对人类的伟大贡献。中国的墨家、名家和佛教的因明对此也有贡献，只是远不如古希腊那样严整、系统、成熟。中国有的是尚未公理化、符号化，没有理性自觉的短程演绎（从命题到命题），中国人称“外籀”之法。
    至于说演绎法对科学的促进(或促退)作用，也被您简单化和误解了，您认为中国古代没有产生科学是因为没有演绎法，但您是否注意到，在西方文艺复兴以前的千年左右的时间里欧氏几何的公理体系和亚里士多德的演绎逻辑一直是西方教会和学校的必修课，即欧洲中世纪黑暗时期一直有演绎法，但近现代科学却没有产生，单有演绎法，受大前提所限，扩展不了新知识，只能强化经院哲学，作茧自缚。直到培根的“新工具(归纳法)”（１６２０）肇其始，惠威尔的归纳法（１８３７）总其成，西方科学才如虎添翼，长足发展。按您的逻辑，似乎应该是西方近代以前有演绎没归纳，没产生近现代科学，中国现代以前有归纳无演绎也不能产生科学，演绎和归纳结合才能产生科学。其实，道理还远不是那么简单。
（二）、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逻辑问题
     您强调“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有很大分别”，此言不虚，但您认为主要是基本方法上的差别，社会科学用归纳法，自然科学即用归纳法也用演绎法，这就有失公允了，其实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主要区别不在方法上而在对象上，迄今为止，成熟的社会科学所用 的方法大体上都是自然科学的基本方法或其方法的变体(人文学科另当别论)，但由于其所研究的对象不同，社会科学的对象比自然科学的对象要复杂得多，所以自然科学的方法在社会科学中的运用尚不成熟，想把公理化演绎法引入人文社科领域的著名尝试有哲学上的斯宾诺莎，经济学上的李嘉图，伦理学上的罗尔斯，心理学(原属哲学)上的赫尔等，但由于其研究对象过于复杂，难度太大而结果不彰。社会科学中运用自然科学方法最多也最成熟的，要算有“社会科学之王”（萨缪尔森）美誉的经济学了，其中大量使用演绎法，甚至公理化方法，就是证明。其实，严格地说，真正能使用系统的、公理化的长程演绎方法的科学只有数、理、化等少数核心“硬科学”，其它科学目前几乎都不能，最不能的是医学(西医)，因为它的研究对象比其它科学学科更复杂，相反，倒是拟公理体系的中医更常用阴阳大论、三焦气化、五脏生克、八纲辩证、五运六气、子午流注等等的拟公理化演绎法。因此总不能说只有数学和理论物理用公理化演绎法就是科学，其它不能用的学科就都不是科学吧？此外，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根本区别还不在于此，而在于哲学层面上：自然科学更倾向于用符合论和融贯论就可以解决静态的、构成论的认识对象的认识问题，而社会科学的认识对象更多的则是动态的、生成论的、“自反性强化”的辩证或博弈关系，二者有着根本的不同。
二、历史证明《易经》并没有阻滞科学的发展
    您把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过分简单化了。科学与哲学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决不像科学决定论中的因果律那样明确、清晰、一一对应，它们二者之间的互动、渗透和影响是极其复杂的，二者各有不同的对象、内容和规则，以一方取代另一方，或将其责任推给另一方，都很难令人接受。易经总体上属于哲学范畴。哲学和科学有联系，但也有本质的不同，不是一回事，不能混为一谈，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极其复杂，用自然科学的因果律或物理学的逻辑推导来揭示二者之间的关系，恐怕力有不逮。
    您归纳易经精神有“五化”，其中的“分类化”正是科学的基本方法之一，“科学”译为中文本身就是取分门别类的分科之学的意思。从哲学上说，没有“分化”就没有“进化”(当然，还要有它的反面――综合，要有像您这样在各学科集大成的人，科学才能长足进步)，此“化”是与科学发展相一致的。“符号化”在西方科学史上的应用较晚，十五、六世纪才出现(M. 克莱因)，但却迅速地推动和促进了数学与科学的发展，您把“符号化”归于“易经精神”，实际上是把中国科学符号化在世界科学史上的地位大大提前了，这和您要论证的易经阻碍中国科学的发展正相抵牾，您可能没注意到。至于其它“三化”(浓缩化、抽象化、精简化)，都是科学认识和一般哲学认识的基本方法，也是和归纳法相关的方法或不同表述。可见，您归纳的易经精神的“五化”都不会阻碍科学的发展，甚至有利于科学的发展，易经思想广泛渗透于中国古代科技的各领域，尤其是医学、药学、数学、天文、历算、气候……等学科，就是明证。
    古代易学发展促进古代科学发展。
    从春秋战国《易大传》形成之后，完成了从“卜筮”到哲理著作的转化，两汉时期是易学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易学理论与当时的养生学、灾害预测学、炼丹术及以“三”为基数的太玄体系提出来。正是在此基础上和当时汉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结合，科学上有重要发展，数学上有刘徽的《九章算数》，天文学有张衡的《灵宪》，医学上有张仲景的《伤寒论》和皇甫嵩的针炙理论，农学上有《汜胜之农书》，地理学有裴秀的制图六体的提出，还有许多发明创造，不必一一列举，在科学技术上领先于世界。
    易学发展的第二个高峰是在两宋与金元时期，当时出现了濂(周敦颐)、洛(程颐、程颢)、关(张载)、蜀(苏轼)、闽(朱熹)等学派，并有以邵雍为代表的易学数学派，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易学功利派，同时有司马光的《潜虚》，张行成的《周易通变》等，是气、理、心、数、图书、功利各易学学派大发展的时期。与此同时或稍后，科学亦有巨大的发展，造纸、活版印刷、火药、指南针等技术发明不胜枚举，科学成就空前发展，兹仅举数学一例可见一斑。
    从李冶、元好问、张德辉的“龙山三老”，到王恂、郭守敬、张文谦、许衡等学者构成的紫金山学派，中间又融入南方数学精于实际演算的秦九韶、杨辉，到朱世杰集北方天元术与南方算法之大成，撰写《算学启蒙》和《四元玉鉴》，形成宋元数学既有派系源流可循，又有交流发展的蔚为可观的发展局面，这里面不乏画龙点晴的归纳，亦有严密推演的逻辑程序，可见不像您所说的中国古代因受《易经》的影响，只有归纳没有推演。实际上归纳与推演是两种相辅相成的方法，将其截然对立分开的说法是很难想象的。
    如果将宋元时代的数学成就和西方比较，“按秦九韶《数书九章》(1247)来进行比较，霍纳要晚出五百余年；朱世杰高次方程组的解法比别朱(E.Bezout,1775)早出四百余年；秦九韶联立一次同余式的解法比欧拉的解法早出五百年；高次招差法公式比格利高里(J.Gregory,1670)和牛顿的公式，早出三百七十年左右。”(李树菁遗著，商宏宽整理《周易象数通论》，光明日报出版社，2004)以上事实说明，中国古代科学确实曾经领先于世界，中国的科学发展并未受《易经》的阻滞。
三、违背《易经》思想正是近代科学未能在中国萌芽主要原因之一
    杨振宁教授您说：“近代的科学是把这两个（归纳法、推演法）结合起来所发展出来的。”我们认为，有了归纳和演绎也不一定产生近代科学，近代科学产生更深层的原因是文明发展的需要，如果文明发展不需要或需求强度不足，科学既不能产生，产生了或移植过来了，也终究会枯萎、脱落甚至被人为废掉。您也注意到，在中国，四百年前西方的公理化演绎法就已被介绍到中国，除徐光启、利玛窦翻译的《几何原本》（１６０６）外，其后的近百年里，还有规模更大的南怀仁编译的60巻《穷理学》(１６８３)，大约有138位载入史籍的中西学者参予了这一学术工程，有了这些近现代科学的基本工具，中国仍未产生近现代科学，何以故？就因为近现代科学是工商业文明的产物，由于它的异质性和自身结构的复杂性（至晦、至繁、至难），对于农牧业文明来说它是奢侈的、冗余的，甚至对有些民族的文化来说是“可怕”的。不但在四、五百年前它处于朴素阶段时是奢侈的、冗余的，就是过了四、五百年，到20世纪70年代，它已成熟、丰满、发挥出强大威力时，对于农业文明结构的社会仍然是奢侈的、冗余的，甚至被意识形态认为是有害的而大力排斥。君不见，二、三十年前，中国的许多人还在批爱因斯坦、麦克斯韦、造永动机、批遗传学、社会学、老三论等现代科学，掌握科学知识的人几乎全被下放到农村，接受农民再教育，这错误政策背后所掩盖的正是农业文明对近现代科技的排拒和不适应，是意识形态上的文明冲突和文明落差所致。中国如果不从传统的农耕社会转型为现代的工业文明，不但不能产生现代意义的科学 ，即使移植来现代科学，也有南橘北枳，甚至被铲除的威胁。所以，李约瑟问题和韦伯问题更根本的解答在于社会转型和文明跃迁的探讨，而非有没有演绎法的枝节争论。您分析的“近代科学为什么没在中国萌生”的五大原因基本上都可以归结到这一宏观解释框架之下。
    易学的基本思想并不违背科学精神。易学是崇尚变化的，故《周易》才有“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古训；《易经》主张创新精神：“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日新之谓盛德”；强调“与时偕行”；强调“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厚德载物”的包容学习精神；强调“效法自然”、“彰往察来”、“制器尚象”等符合科学、符合实际的方法等。这种基本的思想与方法怎么会阻滞科学的发展呢?
    在对科学的理解方面，您的观点也有值得商榷之处。我们以为，科学是人们认识事物的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知识的系统总结。既然科学是人们认识活动的体现，就受人的思维方式的影响。由于自然环境、民族的风俗习惯、民族的文化积淀的不同，就有不同的思维方式，所以在认识事物时也就有不同观点和特性。因此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为基础而形成的科学体系有较大的差异，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传统中医与现代西医的区别。
   《周易》主张“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主张“穷→变→通→久”，主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所以把近代中国科技落后怪罪于《易经》是不妥的。清朝“闭关锁国”政策，是与《易经》思想背道而驰的。正因这违背了易学思想，才使得中国近代科学落伍了。
    我们认为，以上才是近代科学未能在中国萌芽的真正原因。
四、从科学的发展趋势看《易经》更将促进中国未来科学的发展
    当代科学正处于一个转型时期，从过去以分科为主，逐渐走向综合；从简单、线性系统，走向复杂、非线性系统；从侧重物质层面研究，走向生命、智慧层面的研究；从常观、宏观向微观、渺观、宇观等极端领域推进；从单纯追求经济效益，向既追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更追求生态效益，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从分散、分科、局部领域的理论研究，向大一统的理论研究探索。在这样一个科学大潮面前，科学的观念逐渐向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有机自然观、自然演化发展观、天人合一观回归，因此，《周易》的基本思想必然在今后的科学发展中起更大的推动和指导作用。
    您清楚地认识到易经的天人合一观是把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混为一谈了，天有天的规律，人有人的规律，“这两个是两回事，不要把它们合在一起”，这有一定的道理，把天道和人道合在一起，早期会影响科学的发展，使科学无法分化、滋生，但科学未来发展的趋势是打通天人之隔的。科学萌芽之初，亚里士多德认为天上与地下的规律是不同的，天有天道，地有地道，人自然更有人道，此观念统治西方社会一千多年，后经过第谷、伽利略、牛顿的不懈努力，才打通了天与地之道，使人类认识到天上与地下的规律（力学）是同一种规律，这段历史您应当比我们更熟悉，但天、地之道与人类之道仍然是区隔的，直到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以后，随着新、老三论和非线性复杂性科学的发展，天人之道的内在联系才日益彰显，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些系统性复杂性学科的创始人们大多对中国传统思想如此感兴趣的原因，因为包括易经的天人合一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和他们的思想有诸多暗合之处，并能为他们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和理论支持。您说的易经中“每一卦都包含着天道、地道和人道在内”，这正是现代“全息论”、“部分包含整体”、分形“自相似”、“无穷嵌套”等思想和观念的原始表达，这种原始朴素的思想正可以为未来系统性复杂性科学的发展提供广阔的思想基础和基因模板，为人类今后的科学发展破除哲学禁锢，拓开精神空间。整体思维是中华传统文化中最为重要的精髓，它比之现代系统理论的整体观有着更加深刻更加丰富的内涵。
    近年来，翁文波的干支法、任振球的三星一线、徐道一的太极序列、李均之的临震三种观测法等在临震预测试验和特大暴雨预测；徐钦琦教授的“阴阳大年生物进化论”；李世辉在的“典型类比分析法”；中华智慧管理体系；时空感应建筑学；郑继兵等人研制的和合治疗仪；非典、艾滋病中医药治疗等等方面的成果，都是在易学思维的启示下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的典范。充分发挥中华文化的优势，更好地吸收西方在先进科学技术方面的优势，力求找出各自领域具体融合的切入点。如能实施这样的战略发展方向，真正做到中西文化优势的融合，可以预计，有可能极大地推动我国科技创新的能力和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更好发展，争取我国在21世纪能够立足于世界先进科技和共同繁荣之林。
    以上观点有不妥之处，敬请垂教。
祝康乐如意！
中华文化复兴研究院
龙雨辰 商宏宽 徐钦琦
傅景华 文尔邻 李伯淳 敬上
2004年11月6日
中华文化复兴研究院联系方式
网址：http://www.ruyirensheng.com E--mail: ryrs@ sina.com
电话：（010）62266096 联系人：李伯淳

注：此信根据2004年10月2日，北京如意人生文化研究中心、中华文化复兴研究院共同主办的中华文化复兴系列活动之三，社会文化现象系列研讨第十次专题“2004文化高峰论坛上杨振宁教授关于易经与中华文化发言研讨会”专家发言整理。凡认同此信观点者，可以署名（请附上地区单位等相关资料）支持并欢迎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