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中医原始创新，解读“李约瑟难题”

曹东义

以中医原始创新解读“李约瑟难题”
曹东义
河北省中医药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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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中医学牵动李约瑟中国情缘1
“李约瑟难题”牵动了世界3
种痘是一种科学的原始创新5
免疫思想哺育中医种痘技术6
许多中医原始创新等待发扬8

英国李约瑟博士(1900～1995）是著名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专家，以撰著多卷本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中文通常译作《中国科学技术史》，简称SCC）著称于世。长期以来，“李约瑟”在中国几乎成了“中国科技史”的代名词，而最近20余年来，求解“李约瑟难题”的热潮更有水涨船高之势。对于这个问题的解答，既见之于严肃的学术刊物，也频频出现在流行的大众读物上。而牵动李约瑟先生与中国之间情缘的始动因素，与中医知识有关。
中医学牵动李约瑟中国情缘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刘钝教授、潘吉星教授介绍说，李约瑟的一家跟中国没有什么关系。他的父亲是一个英格兰医生，母亲是一个出生于北爱尔兰的画家，也会弹钢琴、作曲，都没有到过中国。他生活在人文气氛和科学气氛都非常浓厚的家庭里。
在李约瑟的青年时代，世界发生了一些大的变化，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和1929年西方的经济大萧条。
1931年李约瑟已经31岁，苏联科学家代表团出席在伦敦召开的第二届国际科学史大会，团长是布哈林。在会上一个叫格森（Hessen）的苏联物理学家提交了一篇著名论文，是关于牛顿力学产生的社会背景的。这篇论文将科学、或者说一个学术传统的诞生与社会因素结合起来，给西方学术界带来一股马克思主义的震撼。这几件事对青年李约瑟有很大的影响。
李约瑟本人在剑桥大学念书，学的是化学，研究胚胎学，他是现代化学胚胎学的奠基人。在1937年左右，中国去了三个留学生，分别是鲁桂珍、沈诗章、王应睐这三个人。鲁桂珍跟随李约瑟的夫人李大斐在一个实验室工作，研究生物化学。
三位中国留学生的聪明才智使李约瑟意识到，人类无论肤色种族在科学面前都是平等的，并由此导致他对中华文明产生终生的认同。而在这三位年轻的中国人中有一位美丽、聪颖的女士，而她就是后来成为李约瑟亲密助手和晚年伴侣的鲁桂珍女士。
鲁桂珍出生于湖北省一个医学世家，与李时珍同乡，因此她对传统的中医很了解，她向李约瑟介绍了《本草纲目》的好多内容。他们谈到有关药的话题。
鲁桂珍在来英国之前，在北京协和医院，后来到上海的一个研究所研究脚气病。正好李约瑟的教师也是近代生物化学的奠基人也研究脚气病，还在1924年得了诺贝尔奖。
鲁桂珍告诉李约瑟，在几百年前甚至更早的时候，中国人就已经知道脚气是维他命缺乏症。这使李约瑟很惊讶，原来在西方得诺贝尔奖的东西在中国汉朝的医书上就记载了。
鲁桂珍毕业后赴美参加一次学术会议，正在这时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中英两国分别投入了反对日本、德国法西斯的战争，由于海上交通的中断，鲁桂珍和李约瑟不得不天各一方。在这期间他们保持着密切的书信往来，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与文明的共同兴趣与研究的愿望，使两颗伟大的心灵越走越近。而李约瑟前往中国这一文明古国进行探访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不久战争的风云际会使李约瑟的愿望得以实现。
1942年，英国派遣驻中国的使节，李约瑟被派到中国来。他在英国驻华大使馆担任科技参赞。他的任务是利用滇缅公路帮助中国将科技方面需要的一些仪器、图书，从印度运到缅甸，再从缅甸用汽车运到云南，再从云南运到四川。当时李约瑟已是英国皇家学会的院士，夫妻俩都是。他们希望鲁桂珍回国，鲁桂珍先从美国到了印度，然后想再从印度到中国。但是到印度以后鲁桂珍把护照丢了，拖了很长时间才辗转回来。
李约瑟代表英国政府在重庆成立了中英科学合作馆，这个单位负责科学技术方面援助中国的工作。比如在国外发表论文、提供科学仪器。除了国民政府控制的地区外，他们还援助了陕北，李约瑟想去延安，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没去成，就派马海德去了。把仪器包括显微镜等等都送往延安了。又了解了延安当地的一些科技活动，李约瑟把这些内容介绍到了西方。
李约瑟写了一本书叫《中国科学》，报道了抗日战争中中国的面貌，特别是介绍了中国科学研究的一些情况。当时李约瑟已经担任这种角色。后来他自学中文，由于他的工作关系认识了很多中国学者如郭沫若、竺可桢，还有很多老一辈的科学家，这些人也都是对本学科历史有兴趣的。有些人送了他很多书，当时中国一些学术界的精英他大都见过。
他这个人身体很好，高大魁武，会骑马，在中国内地做了一些旅行。最远到过甘肃敦煌一带。在各地城乡他了解到有些传统技术，比如在农村看到很多水车，在乡下看到炼铁的。他搜集了好多资料，为他日后研究中国古代科学史提供了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李约瑟曾八次来中国大陆访问。第一次访问是在1952年，因参加“在朝鲜战场上使用细菌武器国际调查委员会”并担任秘书长，以后多年不能获得美国的签证。李约瑟同周恩来总理是好朋友，抗战期间他们就有接触，1964年周恩来总理就指示要把SCC全部译成中文出版。后来都是中国官方支持他来华，路费什么的都提供给他。周总理下令，李约瑟到中国来想看什么都可以，后来总理去世以后，中央政治局继续执行总理这个指示。包括军事方面，文革期间最机密的，李约瑟想看什么都可以看。
李约瑟的SCC第五卷中的一个分册，是关于火药的，副题就叫《火药的史诗》。这是献给周恩来总理的，上面写着：“纪念已故的周恩来，1898—1976，1927年南昌起义的领导者，1949－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前总理，本计划矢志不渝的鼓舞者，本册题献给他。”李约瑟的SCC计划有这样一个传统，就是每一卷册都要题献给一个或几个人，比如说第一卷他就题献给南京药商鲁仕国，此人其实是他未来的老丈人。第二卷是献给剑桥的三位学者，他们对他学术生涯中的兴趣转变有所影响，其中的一位汉学家还指导过他学习中文。有一册涉及物理的，是献给钱三强先生的。
整个SCC计划一共七卷，出齐了大约是34—35个分册。
“李约瑟难题”牵动了世界
1964年李约瑟写的一篇文章《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他在这篇文章一开始就说：“大约在1938年，我开始酝酿写一部系统的、客观的、权威性的专著，以论述中国文化的科学史、科学思想史、技术史及医学史。当时我注意到的重要问题是：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而未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成长？”
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称之为“李约瑟难题”。当然，早在李约瑟之前，就有很多人提出与李约瑟难题类似的问题，但是没有他的影响大。
据一项初步统计，从1980年以来，国内关于“李约瑟难题”的讨论已发表论文不下260余篇，出版著作达30余种。参与讨论者，既有研究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学者，也有科技界、经济界、教育界等方面的人士。几乎可以说，凡是关心中国的前途和未来的人，都对这个问题抱有或多或少的兴趣。
“李约瑟难题”或称“李约瑟问题”（Needham Problem, 或Needham Question）、“李约瑟之谜”（Needham Puzzle）、“李约瑟命题”（Needham Thesis）等等，所有这些名目都译自于英文。其一般表述是：为什么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6世纪之间，在将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实用目的方面，中国较之西方更为有效？或者，为什么近代科学,关于自然界假说的数学化及其相关的先进技术，只是辉煌而短暂地兴起于伽利略时代的欧洲？
为了促进大陆的科学社会史（外史）的研究，促进内外史研究的结合，也为了总结历史经验，为科学技术现代化服务，1982年10月16日至22日，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在四川成都召开了“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学术讨论会。会上宣读并交流学术论文近50篇，到会代表74人。会后，选出其中论文24篇，集成文集。我国学界常常把“李约瑟难题”理解为对于“中国近代科学为什么落后”这一历史现象的探索。
多年以来，甚至在李约瑟博士将这个问题归纳为一种经典表述形式之前的数百年间，就有很多具有大智慧的人物思考过这个问题，并给出了自己的解释。到现在，有关这个问题的答案，恐怕不下数百种之多，我们可以举出很多例子。
国外学者对于“中国所以落后”的研究与解释，有代表性的，如法国学者伏尔泰认为，中国科学之所以发展缓慢，是因为中国人的祖先崇拜和他们语言的性质。魁奈则认为，中国重实用的传统使中国人缺乏抽象思考和逻辑思辨的能力。而英国学者休谟认为，大一统的帝国模式以及缺乏众多的贸易伙伴和对外的贸易交流，是中国技术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法国的狄德罗则将原因归之为他所谓的东方精神，也就是东方人追求一种安宁、怠惰，对成俗不敢超越，对事物缺乏热烈的追求，而这些品质，恰恰是科学探索所必需的。
我们再来看一看一些中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解释，可以说从鸦片战争之后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洋务运动中的“求强求富”，以至严复等人提出的“西学格致救国”论和20世纪初叶的“科学救国”思潮，乃至上一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四个现代化”和今天的“科教兴国”政策，无不寄托着现代中国人对发展科学技术、以求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渴望。
很多人把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归结为封建专制、没有学术自由、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结构、科举制度和有关的教育制度。还有一些其他的，虽然显得有些琐碎，但是却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观点：例如把中国科技发展缓慢的原因归之于道家对理性和逻辑的不信任；中国语言中语音的贫乏阻碍了科学名词的形成；阴阳、五行和气的概念作为理论上的先天不足；儒家把兴趣集中于人事事物；中国在地理、文化上的与世隔绝；中国人没有能够发展出三段论式的逻辑；佛教学说、循环的时间观念；用易经八卦描述自然界的方法；佛教中的主观、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汉代数学家为了解数字方程所发现的方法阻碍了方程论的发展；中国人没有能够发明一种符号系统来书写现代形式的方程；在汉语中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的功能的区别不明显；中国传统中经验的方法胜过理论……凡此种种，简直令人眼花缭乱。
应该说，每一位学者，每一种解释，都是对李约瑟问题的一种贡献，也都是具有相当深刻的洞察力。但是，在如此众多的答案中，究竟哪一种才是标准答案呢？近年来，李约瑟问题的研究又出现了许多新的动向，在一部分科学家继续从正面回答李约瑟问题之外，还有人变换了提问的方式。例如：有人认为，如果时间允许，不受外来影响的话，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也会缓慢地发展到近代的科学体系中；也有人认为中国古代的领先和西方现代科学革命的发生，纯属一个概率的问题；还有人则认为，对中国古代科技的性质，目前认识还不清楚，现在还无法回答李约瑟问题；又有人认为，“中国古代科技的领先”这个前提本身就不成立，中国古代根本上只有技术，而没有科学，因此不可能发展出现代的科学；还有人讲李约瑟问题根本就是个伪问题，现在应该是走出李约瑟大山的时候了。
难道李约瑟问题真的是一个根本不成立的伪问题吗？许多年来，人们对李约瑟问题种种思考和解答的努力，究竟意义何在呢？除了对具体答案的寻找，李约瑟问题研究的学术意义和文化意义又何在呢？
李约瑟说过的一句话，他是在上一世纪说的。20世纪我们知道，在物理学里，有量子力学，有相对论，在生物学里有DNA，比较突出的这三个大的革命。李约瑟预言说：“如果下一世纪还要爆发科学革命的话，我敢说，它将不会是牛顿式的、尼古拉斯式的，而是海森堡式的。”什么意思呢？他就是说，如果科学革命再发生，决不会是一种建立在一种机械论的哲学观基础上的一个东西，一定是建立在一种注重整体的，注重辩证思维的，是这样或者是跟这类似的一种思想、一种哲学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观念上的革命。李约瑟说这个话的时候，他还不知道科学到了20世纪末或者到了我们现在21世纪初，出现了这么多新鲜的东西。比方说像混沌理论、爆炸理论、非线性的科学、复杂性的理论、突变理论等等，所有这些都或多或少的跟这种所谓的总体论、有机论的自然观有关。而恰恰中国古代哲学，最显明的一个特征，就是它有机论的自然观。
李约瑟本人自称为是道家，他自己也有道号，叫十宿道人，他也自称最崇拜的一种古代哲学就是中国的道家思想。
中国要走出“李约瑟难题”的阴影，必须注重科学的原始创新，仅靠引进吸收创新和集成创新，是无法展现中华民族对于世界科学的贡献的。
种痘是一种科学的原始创新
2005年张荣昌编译出版的《药物简史》，是德国学者恩斯特•博伊姆勒(Ernst Baumler)的著作， 书籍的副标题是“近代以来延续人类生命的伟大发现”。本书描述了近代医药史上最著名药物的产生，以及成功研制这些药物的研究人员们艰辛的奋斗历程。不断出现的、令人恐惧的疾病，人类战胜病魔的愿望与努力，攻克难关中面对的种种阻力，构成了该书的基调。它罗列了近代以来几乎所有的重大疾病，显现了近现代大制药集团紧紧关闭着的大门后面的秘密和研究人员之间扣人心弦的竞争，由此勾勒出医学责任和医学道德之种种重大问题。它不仅是一本生动的科普著作，还是一本优秀的人文读本。这本书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相当陌生的世界，而这个世界一直在深深地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
在该书“第一章当种牛痘来到欧洲时”，开篇就写到：“一位贵夫人、一位英国乡村医生和一位法国化学家，为人类立了功。他们的辛勤努力，为世界卫生组织（WHO）能够在1977年宣布‘世界上已经没有天花’做出了贡献。世界卫生组织还希望，不久也能够为其他几种古老的痼疾，致一篇相似的悼词。”
作者看到了疫苗免疫学的进展，对于世界医学进步的巨大贡献，也高度赞扬了传播免疫思想的蒙塔古夫人玛丽、改进种痘技术的詹纳、推广免疫技术的巴斯德。但是，对于原创于中医的种痘发明，没有给予应有的评价，甚至没有提到这种发明的科学思想，只是借一位土耳其医生之口说“中国人就曾经有过这样一种抗天花的办法，在中国，人们将研细的天花痂皮搽进儿童的鼻子里。于是，许多人果然不再得病。”
原创于中国的科技发明，就这样被淡化了，甚至等同于詹纳在挤牛奶女工那里听到的民间说法。《中国青年报》在介绍“种痘”的时候，也否定种人痘对于种牛痘原始创新的启示作用，说什么：“詹纳的‘牛痘免疫学’是独立发现并完成的科研。”并借以批评中国的人痘术不安全，甚至有中医不但无功而且有过的意味。说什么“某些中医学家或急于考辩种痘术中国第一的人们，与其争来争去，不如学习一点詹纳的科研精神，假以时日，中医或许会有更光明的前途。”
历史果真是这样的吗？中医的技术发明就这样不值一提？让我们沿着历史的脚步，重新回首，再认真地看一下它的真面目吧。
玛丽夫人，这位在1717年为自己儿子尝试了种痘之后，于1721年把种人痘介绍到英国的大使夫人，是一位完全的“外行”。然而，对于她的贡献，世人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不仅许多人写了有关她的个人传记，为她修墓纪念，她的肖像被挂在美国国立图书馆里。而原创于中医的人痘术，在它的出生地的中国，竟然有人借以指责中医，这难道是对于科学的尊重吗？
人痘到了英国，曾经严重地“水土不服”，遇到了英国医生们的坚决反对。
玛丽夫人为了推广种人痘，首先绕过医学家的阻挠，“走上层路线”，托关系游说乔治一世国王。乔治一世被打动之后，决定拿七个死刑犯先做实验：让他们在绞刑架与种痘之间进行选择。
七个死刑犯都选择了种痘，也都存活了下来。种痘的安全性，获得了初步的证明，为种痘在英国的推广开辟了道路。
试想：当初尽管有玛丽夫人成功的“现身说法”，为什么还要用死囚进行实验呢？关键是难于接受这种把患者的脓庖疮“移植”到健康人体上的做法。
那么，把毒素移植到健康人体上的中国人，中国的中医们，他们当初是怎么想的？有人这样问过吗？或者，就像反对中医、意欲取消中医的人所说的，中医一贯推行毒物、污物、异物入药，坑害患者？完全不是这样，因为中医具有独特的科学思想，才逐渐摸索出来、发明了接种人痘的免疫学方法。
玛丽夫人在英国推行种人痘之后75年，1796年詹纳种牛痘成功，那时欧洲很多国家都在引进和接种人痘。
严格地说，詹纳只是改进了种痘的技术，使其更安全，对于其中的原理，并没有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他的《关于天花牛痘疱的原因和影响的调查》的报告，并没有得到皇家学会和皇家自然科学家学院的支持。相反，他得到的是撤回论文的警告，否则将影响他作为一个医生的声望。他只好自费刊印了自己的报告，在“绕过学术界”之后，他得到了下院的议员们支持。终于，他在1814年被任命为“皇家医师协会”的教授，但是，阻力并没有消失，反对他、嫉妒他的人，让他参加拉丁文“外语考试”，詹纳拒绝了这一要求。1823年，詹纳去世，他和此前早就去世的玛丽夫人一样，被人们立碑纪念，并且他们不同时代的事迹被刻在一块纪念碑上。
1822年，在詹纳去世之前一年，法国的著名学者，化学家路易•巴斯德出生。在詹纳种牛痘成功之后85年，巴斯德把免疫技术推广到鸡霍乱、牛炭疽、狂犬病等领域。后人更是不断研究，在斑疹伤寒、脊髓灰质炎、白喉等领域，推广了免疫技术。
而对于免疫原理的正确认识，要晚的多。也就是说种人痘的中医，种牛痘的詹纳，以及进一步推广接种疫苗的巴斯德，都没有见到致病的微生物，更没有揭密免疫原理。见到了炭疽杆菌的德国博士罗伯特•科赫，以及见到了白喉杆菌的其他细菌学家，也没有能够阐明免疫原理。
对于细胞免疫、体液免疫原理的认识，是最近才有的事情。对于病毒的认识，有赖于电子显微镜技术的进步和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发展。直到今天，免疫原理，免疫调节的分子机制，也仅仅是认识了一个大概，而不是全部。
因此说，由中医开创的种痘免疫实用技术，是一种原始创新，此后的免疫技术改良、推广，都是引进、吸收的再创新过程。
免疫思想哺育中医种痘技术
既然中医种痘属于科学技术的原始创新，那么，这种原始创新是怎样形成的？
我们也可以按着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先生的思路，进一步发问：中医的种痘的免疫技术为什么没有最先出现在欧洲？为什么在英国推广种人痘和种牛痘，都遇到了那么大的阻力？这样的阻力为什么没有出现在中国？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问题，也是人们所忽略的问题，更是反对中医的人不愿意提及的问题。但是，这的确不是虚构的问题，而是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事实。我们应该给出答案。
笔者认为，中医所以发明了种痘，完全是中医的科学思想哺育的结果。
首先，关于疫病的认识由来已旧，甲骨文里就有关于疫的认识，甚至有“御疫”的记载。御疫，应当是免疫思想最早的表述。当然，科学的进步是缓慢而曲折的，防疫、免疫技术探索的历史过程，也是很漫长的。其中，有巫祝、傩舞的精神方法，更有饮药、服丹、佩带丸药、烧香料药、药粉敷身、搐鼻等方法的探索。
其中，最鲜明的是中医关于毒与药的辨证关系的认识。《周礼》之中说：“医师聚毒药以供医事”，《内经》之中有大毒、常毒治病之论，《神农本草经》下品药物有毒，可以用来疗疾，等等，所有这些记载都说明，“化毒为药”治疗疾病，是中医学的特色。
在西方医学的观念里，毒与药的界限是分明的，是不可转化的，毒就是有害，而药就是有利，观念与中医完全不同。
因此，西医不可能发明一个“用毒去防病”的技术。
中医用毒防病的方法很多，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第九卷，第一节是《伤寒例》，阐述前人对于传染病的理论认识；第二节《辟温》，介绍各种预防传染病的方法。其中所谈的预防传染病的措施，很多都是以服用有毒的药物，或者接触有毒的药物，来预防传染病。
为什么“毒可以制疫”？
孙思邈说：“《易》称天地变化，各正性命。然则变化之迹无方，性命之功难测。故有炎凉寒燠，风雨晦冥，水旱妖灾，虫蝗怪异。四时八节，种种施化不同。七十二候，日月运行各别。终其晷度，方得成年，是谓岁功毕矣。天地尚且如然，在人安可无事？故人生天地之间，命有遭际，时有否泰，吉凶悔吝，苦乐安危，喜怒爱憎，存亡忧畏，关心之虑，日有千条，谋身之道，时生万计，乃度一日。是故天无一岁不寒暑，人无一日不忧喜。故有天行温疫病者，即天地变化之一气也。斯盖造化必然之理，不得无之。故圣人虽有补天立极之德，而不能废之。虽不能废之，而能以道御之。其次有贤人善于摄生，能知撙节，与时推移，亦得保全。天地有斯瘴疠，还以天地所生之物，以防备之，命曰知方。”
从孙思邈的叙述里我们不难看出，他所认识的温疫传染病，都是自然变化所产生的自然现象，不是超自然的东西。尽管是难于避免的事情，然而可以在一定理论指导下，用不同的方法“以道御之”。天地之间的传染病“瘴疠”，可以用天地之间自然产生的物质“以防备之”。只有做到了防备传染病的发生，才能称为一个称职的医生，叫做“知方”。
由此不难看出，积极探索预防传染病的方法，是每一位中医学者的神圣责任，是达到“知方”的必由之路。
在孙思邈的《千金方》里，预防传染病的方法是很丰富的，有屠苏酒、太乙流金散、辟温雄黄散、辟温病粉身散常用方、辟温气杀鬼烧药方等等，其中绝大多数方剂之中，都包含有毒的药物。其中“赤散辟温疫气伤寒热病方”提到，可以把药物“内著鼻中”的用药方法，与后世把患者的天花痂皮纳入被接种者鼻中完全一致。“断温疫转相染著，乃至灭门，延及外人者方”，不但是用丹砂、雄黄、鬼箭羽等有毒中药组成方剂，而且说服用了这种药物，“可与病人同床、传衣”。可见，孙思邈对于传染病的接触传染是有很深认识的。
“以毒制疫”思想，是鼓励中医接种人痘技术的理论渊源。
另外，对于毒的认识，今人与古人不同。毒不仅可以化为药，而且可以预防传染病。长相凶恶的人可以做巫师咒鬼，所谓“凶神恶煞”可以辟邪，也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但是，唐代孙思邈的著作里，鬼神迷信的成分极少，已经绝大部分被科学医学知识所取代。
值得我们特别指出的是，古人对于“疫苗”的认识。所谓苗，既可以是植物初生之幼苗，也可以是燎原烈火之火苗。在“治未病”预防思想极为浓厚的中医学里，“苗”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关键时期。从古人用火的历史经验里，中医知道燎原烈火不仅不能烧饭，也不能取暖，只能造成危害。所以，对于人类有用的火，只能是“火苗”，或者叫“火种”。因此，《内经》说：“少火生气，壮火食气”。少火就是可以控制的火，是可以利用来照明、取暖、熟食的有用之火，而燎原烈火则是有害的火。
所以，中医的人痘疫苗叫“时苗”、“熟苗”、“旱苗”、“水苗”，总之都是疫苗，而不是叫“疫毒”。
当然，中医把人痘疫苗吹在鼻孔里，而不是最先创造“划痕法”，也有可能与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信念有关。
上述分析表明，种人痘预防天花，出现于我国宋代，并且在民间广为流传，然后传向世界，决不是轻松得来的“偶然事件”，而是长期科学探索的必然结果，是中医科学文化孕育的千万朵鲜花中的一朵，是无数宝贵果实之中的一个。
许多中医原始创新等待发扬
种痘是中医创新的技术，针灸、小夹板、青蒿截疟、麻黄平喘、黄连止痢等，都属于技术层面的创新，当然，针灸有理论指导，中药也有理论指导。
相对于技术创新而言，科学理论的原始创新更为可贵。那么，中医还有哪些理论的原始创新呢？其实很多，无须多想，下面几点就是中医学的原始理论创新。
第一、扶正祛邪，以人为本的“主体性原则”。
扶正祛邪的法则，决不能简单等同于提高免疫力和抗病毒杀菌，尽管已经有人把“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已经简单化为“抗体存内，邪不可干”。
正气的概念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不仅包括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而且包括了人体的一切组织结构和功能。难道能够有结构不全、功能缺乏的“正气”存在吗？邪气也不是细菌病毒所能概括得了的，六气引起人体发病就是六淫，也就是六邪。七情致病，也就变成了七邪，难道有让人体生病的七情吗？内生的痰湿、瘀浊、凝血、食积都是邪气，不止是细菌病毒的微生物为邪。
当然，当微生物已经被制成疫苗的时候，它们已经不是邪气了，成了正气的一部分。邪和正是可以互相转化的，不是界限分明、不可逾越的两类具体物质。
第二、升降出入，平衡和谐的“适中原则”。
人体作为有机生命体，一刻也离不了新陈代谢，而纷繁复杂的生命代谢，在中医的字典里无非就是“升降出入”。人体不能只入不出，也不能只出不入；不能出的太多，也不能出的太少；不能出的太快，也不能出的太慢。升降也是如此。太快太慢，太多太少都是疾病状态，需要进行治疗调整。“升降出入”停止，就意味着生命的结束。
也就是说，中医抓住了人体代谢最基本的特征，以最简洁的语言高度概括了这一特征，并且将其贯彻到具体的医疗实践之中去，用以指导历代中医学者的临证医疗。
第三、多元整和，纲举目张的“综合治疗原则”。
现代西医的治疗，基本上都是点对点的直接作用，无论是外科手术，还是内科药物治疗，都要找到靶点，对准靶点，然后才能进行治疗。
中医学除了阿是穴、小夹板固定、疮疡上药属于点对点之外，大部分治疗措施都是间接的整体调节治疗。针灸的上病治下、左病治右如此；单味中药如此，复方中药也如此；补母泻子，培土生金更是如此。
中医治疗的时候，首先把能够表征人体疾病的一切要素，都纳入进来考虑，从天地季节气候，到饮食睡眠精神，一切感觉都与治疗有关。而且，必须整和所有治疗因素，无论气功按摩、药物针灸，都可以一起上，而且都是为了患者恢复健康，不是什么“偏依”，也不是干扰，而是“一揽子解决”。
这是以还原论为主导思想的现代西医所不能了解的，所谓“不得其门而入”，走的不是一条道。现代西医只研究一个因素对于人体的直接作用，多因素共同作用的指导思想还没有建立起来。因此，复方降压片、寿比山、北京零号，只能是受中医影响的“中国特色”，西方不会接受这种做法。“鸡尾酒疗法”所以被称为创造性思维，也是还原论思想的“大惊小怪”。
第四、动态调整，即时随机的“生态治疗原则”。
每一个细胞都在进行着代谢，生命的过程之中随时都进行着变化，永远不会停留在一个状态上，所有的“可重复”都是粗糙的，暂时的。人体的疾病过程，也是如此。比如，SARS过程。
当病毒进入人体之后，首先出现的是发热，身痛，乏力，纳差，而不是肺炎。当然，还有的被病毒进入的人群完全没有感觉，而成为“隐性感染”。那么，是一有证候就进行治疗的辨证治疗好，还是等有了肺炎，可以被“确诊”之后再进行治疗好？抗病毒的西药，其最佳作用时机也是早期阶段，已经成了肺炎之后，再用抗病毒药物，就变成了“马后炮”，良机已过，成了安慰剂。禽流感所以死亡率高，关键是无法早期介入治疗。当然，中医没有机会见到患者，假如，在一发病的时候，就辨证治疗了，也许就不能“确诊”了。
SARS过程之中，在广东境内中医遭遇上的早期患者，不能被确诊的患者，一定不在少数。我们缺乏的就是人群的流行病学调查，而不是缺少应对的中医理论与方法。
中医原创性的诊治方法，其作用一旦被释放出来，将是不可估量的。
中医学能够达到的水平，应该达到的水平，不能用现实的水平去评价。中医学现实的衰落，是评价方法误导的结果。
在以“国家创新战略”解答“李约瑟难题”的时候，中医学的先导作用，已经被国家寄于厚望，现实需要的是中医界的努力不懈。
2007、6、4

王勇123

好!学习.

yuanqilun

楼主文章既深刻又中的，是对中医“不科学”或“非科学”论调的有力驳斥。难得的好文！本人希望这种高水平的论述和讨论。若楼主有时间，可参阅本人在论坛关于现代中医学的系列讨论，然后再就“中医学能够达到的水平，应该达到的水平”作深入的讨论。
袁医生的博客欢迎您，商讨和解决针灸学及中医学的科学和现代化问题
http://blog.163.com/yuan_mat/editz

净面尊者

[这个贴子最后由净面尊者在 2007/06/06 06:27pm 第 1 次编辑]

呵呵!
李约瑟难题并不难!
为何非要一对黄种人夫妻生出一个白种人儿子来?
换句话说:人类为何不能产卵下蛋?
所以,李约瑟难题难的是他那骨子里的唯科学主义的欧洲人的傲慢!
西方文化为何没有发展出中医?

古水流

“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而未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成长？”
看看科学给人类和地球所带来的结果，就知道经典的传统思想为何拒绝它的诞生了。科学只不过是加快了人类吃地球的速度而已！
过春节，小孩们知道将一个点燃的鞭炮放进一个小竹筒中，然后在竹筒口轻轻塞上一个石头，鞭炮一响，石头立刻就飞出去。小孩都知道的把戏，真以为发明火药的古人不明白？
将李约瑟难题具体化，为何中国发明了火药，却由洋鬼子的枪炮挨打？！

王全年

关键是提出中医创新的思路到底是什么,是只是比附意义上的解说!

曹东义

创新是原基础之上的创新，是同化、吸收、包容其他知识，而不是改弦更辄，不是被他人吸收、消化。
张显个性，扬旗击鼓，奋进于振兴中医之旅。

曹东义

创新首先需要自身主体意识的觉醒，穿着西医的服装，打着西医的旗帜，是不会振兴中医的。
我们是中医，我们要振兴中医，不仅仅是补充西医、发展西医。